“他们没有忘记我们。”
到了第十五天，每天五卢比的日子已经过了三天，威利去了趟邮局。萨洛姬妮的信正等在存局候领处。一看到那枚德国邮票，他的心就提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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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爱的威利：
我不知道该怎么对你说。我想，当一个人筹划一些远距离的事情的时候，交流总难免出错。我不知道该由约瑟夫还是其他什么人对此负责。如你所知，革命运动发生了分裂，现在，你周围都是些狂热分子。在每一个地下运动中，我是说每一个地下运动，都会有犯罪。这我见得多了，所以我很清楚。你在这里的时候我本该告诉你的，但我想你是聪明人，自己能发现，也知道到时候应该怎么处理。我没必要叮嘱你当心。你身边有些人是运动中人人皆知的实干家。也就是说，他们杀过人，并且还会再去杀人。他们喜欢自吹自擂，也很野蛮。可安慰的是，你们你所投身的始终是同一项事业，也许有一天你能够过来加入到坎达帕里这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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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把信揉成一团，连同那枚珍贵的德国邮票，扔进了市场外一堆霉湿腐烂的垃圾里。到了市场里，博杰·纳拉亚说：“我们明天就没钱用了。”
威利说：“我想他们是把我们给忘了。”
“我们得表明我们是有办法的。我们吃过饭就得去找工作。这种地方应该有临时工作可以做。”
“我们能干什么呢？”
“这倒是个问题。我们没有什么一技之长。但我们会找到活儿的。”
他们就着树叶盘子吃了点儿米饭和木豆。离开市场以后，博杰说：“你瞧。几英里之外，空中有黑烟。是烟囱。肯定是制糖厂。现在是榨甘蔗的季节。我们过去看看。”
他们走到小城边缘，穿过城乡结合部，走向那家制糖厂，一路上只见烟囱越来越高。一辆辆满载甘蔗的卡车从他们身边驶过，在他们前面是同样满载甘蔗的牛车。工厂院子里一片混乱，但他们还是找到了管事的人。博杰·纳拉亚说：“我去说吧。”五分钟后他回来了，说：“我们拿到活了，干一个星期。晚上十点到凌晨三点。甘蔗榨过后，我们去收拾湿甘蔗渣，还要把湿甘蔗渣送到晾干区。甘蔗渣晾干后他们会拿去作燃料。那就不关我们的事了。十二卢比一天，比法定最低工资低得多。你在柏林连杯咖啡都买不到。可惜现在我们不是在柏林，在某些情况下，你没有争辩的余地。我跟工头说我们是从别的国家逃来的难民。我这么说是为了告诉他，我们不会给他惹任何麻烦。现在我们得走回皮匠街，为了晚上的劳作好好休息。晚上再过来，明天早上回去，都要走很长的路。”
于是在威利看来，皮匠街的房间又变了，变成了卖苦力前的休憩之所。第二天清晨快六点钟的时候，威利和博杰·纳拉亚在夜色中返回，就着公用龙头（幸好这个时候还有水）洗去满身黏稠的甘蔗残渣，像精疲力竭的野兽般沉入了香甜的梦乡。
威利不时醒来，感到劳累过度的身体一阵痛楚，在半梦半醒之间，他仿佛又看见了工厂院子里幽暗的灯光和那些衣衫褴褛的蟋蟀人，他的工友，对他们来说，这样的赶夜工可不是什么轻松的玩笑、偶然的小插曲，或是打破常规的意外，而是生死攸关的事情。他们的侧影令人毛骨悚然，头顶一小篮甘蔗渣，缓慢地移向晾干区宽阔的水泥平台，然后拎着空篮子折回；远处还有些人正在把晾干的甘蔗渣投进工厂的火炉，甘蔗渣升腾起瑰丽的青绿色火焰，淡绿色的火光映照在那些瘦小黝黑的躯体上，明亮却显得浪费：大约六十人干的活，十个人用手推车就能在同样的时间内干完，而两台简单的机器轻轻松松就能解决掉。
下午一点钟不到他就醒了，看着手表的时候，他觉得这块劳力士就像是对另一个世界的一种回忆、一种需要。博杰·纳拉亚还在睡。威利不想吵醒他。他一找到时机就溜出皮匠街的房间去了城区。他带了航空信纸和一支派通水笔。他要找一个小城人称为宾馆而其实只是蹩脚咖啡馆或茶馆的地方。而博杰·纳拉亚是反对这种冒险的。威利找到了一家这样的宾馆。他要了咖啡和蒸米糕。一起送上来的还有两种酸辣酱和两种木豆，现在这几乎算得上奢侈了，虽然仅仅在一个月之前，这家宾馆还会令他不胜烦扰，因为这里到处都有苍蝇，它们什么都吃，远比人敏捷。精瘦的侍者，体格也就比蟋蟀人强那么一点儿，穿一身白色粗斜纹布长制服，浓密的头发油光闪亮。制服上几乎找不出一块不黑不脏的地方，特别是鼓鼓囊囊的侧兜周围，仿佛这种肮脏是周到服务与努力工作的标志。很显然，侍者每星期只有一套干净衣服，而这天临近周末。
侍者为威利擦干了大理石桌子，苍蝇仿佛被激怒了，成群结队地扑向威利和侍者的头发；威利拿出航空信纸开始写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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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爱的萨洛姬妮：
我不说你也知道，我做这件事情完全是出于最单纯的心思和愿望：遵照你的教诲和我自身思想的激励，去做我以为正确的事。但现在我不得不告诉你，我觉得很困惑。我不知道这究竟是一项什么样的事业，而我又为什么要做这些事情。现在我在一家制糖厂干活，从夜里十点钟到凌晨三点，运甘蔗渣，每天十二卢比。干这种活和革命事业有什么相干，我不明白。我只知道我把自已送到别人手心里去了。你大概还记得，我以前也做过这样的事情——跑到非洲去。我不想再做这种蠢事了，可现在我发现自己又错了一次。我和革命运动里的一个前辈待在一起。和他相处并不轻松，我想他和我相处也不轻松。我从我们同住的房间里跑出来给你写这封信。我觉得他就是你上次信中提到的那类实干家。他跟我说，农民不喜欢开玩笑，如果他们认定谁在开他们的玩笑，他们甚至会把这人干掉。我觉得他也是这样。他问我为什么要参加革命运动。我当然不可能三言两语就把前因后果说清楚，于是我说“是个好问题”，就像我在伦敦或者非洲和柏林时会做的那样。他不喜欢这话，而我又不能一笑了之。我还对他犯了几个类似的错误，结果我就不敢跟他畅所欲言了，而他憎恨这个。他是我的长官。他参加革命已经三年了。我必须按命令行事，我觉得就这么几个星期，我已经莫名其妙地没了人身自由。我想逃走。我从柏林带了两百马克。我想可以去银行换成卢比，希望他们不会怎么怀疑我，然后就可以去火车站，回我们家的老房子。但是那也可能是一条死路。我可不想回去面对家里那些麻烦事。写这些话，我很难过。我不知道会在这个小城住多久，也不知道是否该让你再给我回信到存局候领处。我会尽早给你一个新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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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利回到皮匠街的时候，博杰·纳拉亚还躺在他的帆布床上。
威利想：“我敢肯定他知道我去了哪儿，做了什么。”
威利知道他会问，就抢先说：“我去了趟城里，买了点儿咖啡和黑绿豆米饼。我得吃点儿东西。”
博杰·纳拉亚说：“制糖厂的活，一晚上只有十二卢比，省着点儿用。苦日子还在后面呢。”
威利吃完早饭又昏昏欲睡了，于是脱掉衣服上了自己那张小床。想到漫长的白天，再想到夜间的辛劳，他的心情沉重起来。
他想：“所有这一切有什么意义！对博杰·纳拉亚而言是有意义的。他知道计划是什么样，也知道怎么让我们现在做的事与之相符合。他有完整的信仰。我可没有那种信仰。现在我要的不过就是有力量支撑下去，撑过今天晚上。让我祈祷有这么一种力量从我灵魂深处的某个地方冒出来吧。我现在不得不这样挨日子，每聚集一次力量对付一天，或者对付半天。我已经沉入深渊了。我原以为住进这条皮匠街就是到底了。谁知道那些鬼魂似的甘蔗渣搬运工又叫我下沉了好几层，今天晚上他们还会去那儿，顶着悲惨的命运挣扎着活下去。也许我应该去了解这些真正在挣命的人。也许认识到人的无价值对我有好处，会使我看得更清楚些。”
迷迷糊糊中，他的眼前尽是青绿色的火光，映照着夜色里工人们矮小的身躯。这图景渐渐扭曲颠倒，然后他便睡着了。他醒来时，日光几乎已经消退了。博杰·纳拉亚不在房间里，这让他很庆幸。他穿好衣服，去市场吃了一小杯咖喱豆。这简直算得上奢侈了，尤其是在享受了上午的美味之后。填饱了肚子，他就能回到房间去耐心等待。八点钟的时候，博杰·纳拉亚回来了，他们该出发去制糖厂了。
不知怎么的，仿佛是在回应他的需要，他身上有了力量，可以对付夜里的苦活了。他手里的活计和眼前的景象，前一夜都还是陌生的，令人疲惫不堪，在这第二夜就已经让他觉得习以为常了；这倒不错。一个小时后（劳力士表划分着时间，如同在他生命中的其他阶段那样），他想到，这就像是在非洲开着车长途跋涉，这想法让他舒服了些。出发前，想到旅途艰难，你忧心忡忡，可一旦车子启动，一切就都没事了，完全是机械的：脚下的路似乎会带着你去你要去的地方。你只需要平心静气，放自己前进。
之后他们和其他人一起，汗流浃背，满身都是黏稠的灰白色甘蔗渣，拿到了那十二卢比。
博杰·纳拉亚说：“诚实的劳动。”
威利不知道该如何理解这句话。他不知道博杰·纳拉亚是语含讽刺，在模仿制糖厂雇主或工头说话，还是在认真地鼓励他，告诉他他们辛苦地搬运甘蔗渣是在为革命事业服务，因此是值得的。
第二天威利醒来时，博杰·纳拉亚不在房间里，威利突然想到他可能是出去设法联系组织了。博杰·纳拉亚仍然坚信，一切都很正常，后续的钱和新的指示都会在适当的时候到来；威利也不再为这件事和他啰唆了。
现在是一点钟，比威利前一天醒来的时间晚了一个钟头。他的身体正逐渐适应他的作息时间；头脑里敲响了警钟，他想，也许两三天后，他就会在白天的大部分时间里睡得昏昏沉沉，而在运送甘蔗渣的那几个小时里异常清醒。
他去了昨天那家宾馆，点了咖啡和蒸米糕。老习惯总是能让人舒心。身材瘦小、一头油光发亮的浓密头发的侍者仍然穿着他那件肮脏的白色粗斜纹布长制服。现在也许又脏了一点儿，或是脏了很多；脏到这个份上，很难判断变化的程度。
威利想：“运甘蔗渣的活，还要干上六天。之后说不定会去其他地方。我大概看不到这个侍者换上干净衣服了。我敢肯定在他自己眼里，这身衣服始终是洁白干净、平平整整的。假如他看清了自己的衣服，说不定他会完全丢了现在的派头。他的生活也会发生变化。”
之后他去了邮局，敲敲存局候领处的柜台，巴望着有奇迹发生，又有一封萨洛姬妮的信。信件架抵着黑乎乎的墙壁，里面塞满了大大小小的信件。柜台里的人连看也没看他一眼，就说：“今天没有信。大概三天后才有。那时候才会有欧洲来的航空信。”
他漫步在小城肮脏的商业区。墙壁的本来颜色已经被季风和阳光剥落，余下一片斑驳。只有那些广告牌，新上了油漆，光亮刺目，仿佛在打比赛。他走进巴罗达银行的一家分行。里面很暗。吊扇慢悠悠地转动着，不去惊扰桌子上堆得参差不齐的文件，柜台职员坐在铁栅后面。
威利问：“这里是否可以兑换德国马克？”
“您如有护照就可以兑换。一马克兑换二十四卢比。我们收取最低一百卢比手续费。请问您有护照吗？”
“哦，我回头再来。”
前一天他写信给萨洛姬妮的时候，就萌发了逃走的念头。而此刻他想：“假如我兑换一百马克，扣除手续费我能拿到两千三百卢比。有了这笔钱，我想去哪儿都行。我必须尽力保住这些马克。千万不能让博杰·纳拉亚知道。”
博杰·纳拉亚只字未提他上午出去干什么了。但他开始担心了。三天之后，当他们在制糖厂的活只剩下三天的时候，他对威利说：“我感觉发生了某种灾难。我们得学会时刻想到灾难。我以前从来没有这样灰心过。我感觉我们应该考虑返回柚树林里的营地。”
威利想：“那是你的事情。你自己回去吧。我可是另有打算。我要逃走，重新开始。现在这样是错误的。”
那天，侍者换了一身干净衣服，就像是变了一个人。他满脸堆笑，热情周到。衣服的口袋上有淡淡的污迹，那是他在两三个钟头里不时伸手进去掏零钱留下的。
威利想：“我真没想到会看见这一幕。这肯定预示着什么。”当他去邮局时，柜台里的人对他说：“你有封信。我跟你说过要三天后才能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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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爱的威利：
爸爸病了。我们俩都有好多年没和他联系了，如果你问我，我猜我会说，我一直在等着他死，那就没人知道我的来历了。我不知道你是怎么想的，但我确实感到很大的耻辱，那天沃尔夫来带我离开那个不诚实的家和静修处，我真是开心死了。但是听到老头病入膏肓的消息，我觉得应该站在他的立场上来思考那些事情。我想人上了年纪大概就会这样。我发现，他受了那么大的伤害并非因为他自己有什么过错，我还发现，他的确是尽力而为了。我们是另一代人，属于另一个世界。对于人生的可能性，我们的看法和他不同，我们对他不能过于苛刻。我的心告诉我应该回去看看他，虽然我清楚地知道，回到那里只会发现一切仍然乱七八糟，又会为他们感到羞耻，巴不得扔下一切再度逃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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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利想：“侍者干净的白制服果然是个预兆。拿一百马克兑换成卢比再回到静修处，这个想法糟糕透了。这是懦弱。这不符合我关于世界的所有知识。我千万不能再那么想了。”
回到皮匠街，他对博杰·纳拉亚说：“你说得对。我们应该考虑返回营地。如果那儿遭遇了灾难，他们会更加需要我们的。”
那天下午在城里，在他们步行去制糖厂的路上，在干活的几个小时中，在天亮前返回住所的路上，他们彼此靠得很近。威利第一次感觉到自己对这个肤色黝黑的人产生了某种像是友谊和关爱的感觉。
他想：“我从来没有对谁产生过这种感觉。这种友谊的感觉，真是太美妙太充实了。我等了整整四十年。它终于来了。”
中午时分，他们被外面的骚动吵醒了：很多刺耳的声音竞相叫嚷。这些声音来自那些皮匠，仿佛他们这样高叫着折磨别人，就能抵偿他们每日里不得不忍受的恶臭。日光从房门四周和上方射进来，令人目眩。威利想出去看看。博杰·纳拉亚却把他拉到一边。他说：“是有人在找我们。最好由我去应付。我知道该怎么说。”他穿好衣服，走出房间来到骚动的人群中，霎时间骚动更厉害了，不过很快被他声音中的威势镇住了。吵闹声渐渐远去，几分钟后博杰·纳拉亚带了一个人回来，威利认出那人身上正是他们的人惯用的农民装束。
博杰·纳拉亚说：“我从来没有想到我们会丧失信心。我们几乎要放弃等待了。我们已经喝了一个星期的西北风。”
那个农民打扮的人用搭在肩膀上的又长又薄的毛巾擦了擦脸，就像演员逐渐进入角色一样，他说：“我们承受了巨大的压力。是灰狗。我们牺牲了一些人。但上头没有忘记你们。我把钱给你们带来了，还有指示。”
博杰·纳拉亚问：“多少钱？”
“五百卢比。”
“我们到城里去谈吧。现在我们三个外来的人躲在这样一间小屋子里，已经引起很多人的注意了。这可是很危险的。”
农民打扮的人说：“我必须得打听呀。也许是我说错话了。所以他们起了疑心。”
博杰·纳拉亚说：“大概你是想说点儿俏皮话吧。”
他和新来的人在前面走。他们三个进了威利喝咖啡吃米糕的那个宾馆。侍者的制服已经脏了不少。
博杰·纳拉亚对威利说：“领导层很欣赏你。你参加革命没多久，他们就已经想让你做信使了。”
威利问：“信使是干什么的？”
“信使会来往于各地之间传递信息，传达上级指示。他不参加战斗，也不了解全局，但他很重要。他可能也参与其他工作，那要看战局如何。他可能会从甲地运送武器到乙地。对于一名优秀的信使来说，最关键的是他待在任何地方都不突兀。他绝对不能引人注目。而威利，你就是这样的。你有没有观察过街上？我观察过，看有没有便衣警察，用不了多长时间就能辨认出哪些人不是这条街上的人。即便是训练有素的人，也会在不知不觉中暴露。有二十种可能让自己暴露。可威利无论在哪儿，都像是在家里。即使在制糖厂堆甘蔗渣的院子里，他也仿佛在自己家里似的。”
威利说：“我这辈子一直在做这么一件事：在哪儿都找不到家，只是看起来像在家里。”
<hr/><ol><li>[13]路德亚·吉卜林（1865-1936），英国作家、诗人，出生于印度孟买，1907年获诺贝尔文学奖。​</li></o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