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运动在某个区的警察行动中遭到重创，牺牲了整整一个分队的兵力，为了减轻那个防区其他分队的压力，高高在上、神秘莫测的领导层决定，在另一个游击战术语中所谓的“尚未受到侵扰”的地区开辟一条新的战线。

在此之前，游击区在威利眼中是若干互不相连的地域——树林、村庄、田野、小城。如今他成了信使，在博杰·纳拉亚的领导和指挥下，这些地域渐渐连接了起来。他总是在四处奔波，从一个村子步行去另一个村子，在公路上搭三轮摩托车或公共汽车，或者搭火车旅行。他还没有进入警方的黑名单；他还可以公开活动；这是他作为信使的价值的一部分。这种四处奔波的生活正合他的心意，给了他一种使命感和刺激感，虽然他只能凭直觉估计游击战的大概形势。他这样四处活动，有一部分是为了鼓舞士气，夸大解放区的范围，甚至让大家觉得，只要再加把劲，战争就会在很多地区取得胜利。

他待在城里的时间多了些，也就有可能收到萨洛姬妮的来信了。而且他在城里也能吃得好些了。奇怪的是，乡下反而吃得糟糕，虽说吃食都是乡下产的；而在城里则每天都可以像过节。乡下收成好的时候，农民就在盘子里、在叶子碗里把谷物堆得老高，再加上各种调料，也就心满意足了；而在城里，即便是穷人家，也是谷物吃得少，青菜和扁豆吃得多。威利吃得好了，就不怎么生小毛小病了，也不会因此而心灰意懒了。

从最初那两个星期的柚树林营地生活到如今，信使工作使他第一次对那些革命同志产生了一些好感。他起初对营地并没有什么好印象，但现在他已经和博杰·纳拉亚感情颇为深厚了，虽然刚开始时两人并不怎么友好，这使他学会了克制，不再总是想着去发现他人的缺陷。

大约每隔两周，各个区的重要人物就会聚集在一起开次会。威利帮忙安排这些会议，还曾多次出席。会议一般在城里召开，很危险，因为任何不寻常的聚会都可能会被当地人察觉并报告给警方。所以每个人或每两个人都会在城里有一个自己的联络员，他们会尽量在傍晚赶到联络员家里。路程可能很长，要走上一天甚至更久，可能一整天都走在远离危险的大路的田间小道上。他们的穿着尽量不引人注目。乔装打扮至关重要。根据指示，他们在途中应当打扮成村里人的模样。羊倌啦，织布工啦，或者打扮成那样的人，穿的是一种毯子似的披肩，几乎能将整个人包裹起来。

他们到达城里后，得通过联络员才能知道开会的时间和地点。有时候他们会爬到联络员家的屋顶上，换上凉爽一些的衣服；或者把乡下人日常穿的衣服——当地人常用的腰布、带有大侧兜的长衬衫，以及肩上色彩鲜艳的薄毛巾——换成城里人常穿的裤子、衬衫或长外衣。有时候，讨论革命工作时，他们希望穿上裤子，被视为“穿裤子的人”，好显得比战友们多一点儿权威。一走进开会的房子，他们就会脱掉粗糙的乡下拖鞋；但他们不停地抓挠着脚，而且即便是用水洗过，他们脚上仍然遍布陈垢，再加上那些肮脏的大披肩，这会议就像是一个乡下人的聚会。

大家到城里来是为了发表观点、接受指示、作自我批评。但也是为了吃，为了品尝最粗陋的城里食物，甚至就是为了尝尝粗盐的味道。而这种受压抑的简单欲望往往会导致一种变相的吹嘘，他们会争相把乡村生活说得苦不堪言。

在威利一开始参加的某一次会议上——在某个铁路员工居住区的一栋房子里，主屋的家具都被推到墙边，大家坐在铺在地上的床垫和床单上——他听见一个脸色苍白的人说：“过去这三天里我一直都在吃冷饭。”威利觉得这个人接下来不会讲出什么中听的话。他是照字面意思理解这话的。他不相信也不喜欢这样夸大其词，于是他的目光在那人的脸上稍稍多停了一会儿。那人注意到了，很不自在。他一边对威利回以同样冷峻的注视，一边继续对屋子里的人说：“不过这对我来说不算什么。我打小就是那样过来的。”威利想：“哦哟，我得罪他了。”之后，他竭力避开那人的注视，但他整个晚上都能感觉到敌意在增长。情形对他不利。他想起自己原先对博杰·纳拉亚的质疑，想起自己曾用其他国家的标准去评判一个从未离开过印度的人。他不知道该如何挽救与那个吃冷饭的人之间的尴尬局面，到了那天晚上，他还听说那人是一个分队的头儿，在革命运动内部说不定还有更多的头衔，是一个重要人物。而威利不过是个信使，做些文字性质的宣传工作，而且还在试用期，他还需要一段时间的考验，才能被某分队接纳为正式成员。

威利想：“我有一次对博杰·纳拉亚脱口而出说了句‘是个好问题’，他就耿耿于怀了好长时间。积习难改，这个人提到吃冷饭的时候，我嘲讽地盯着他。现在他成了我的对头。他会叫我难堪的。就像博杰·纳拉亚想要看见别人眼神里的恐惧，他一定想要看到我眼神里的嘲讽变成恐惧。”

他的敌人有个绰号叫“爱因斯坦”，接下来的几个月，威利听说了不少有关他的传闻，在革命运动中颇具传奇色彩。他出生于一个农民家庭。一位小学老师发现了他的数学天才并竭力提携，使他获得了农村环境里最好的教育。他们家从来没有人受过高等教育，家里人做出了很大的牺牲，才把这个年轻人送到邻近的小城去读大学。他以每月十五卢比的租金在一个洗衣工家的阳台上租了一个房间，更确切地说，租了一个六英尺长四英尺宽的空间。狭小的生活空间及其低廉的租金是他的故事的传奇性的一部分。

爱因斯坦住在洗衣工家的那段求学生涯尽人皆知。他五点钟起床，整理床铺，打扫住处（威利以为那花不了多少时间——成见作祟）。然后洗涮锅碗瓢盆（他从不和洗衣工家混用这些东西），在阳台一角的炉子上生柴火煮饭。威利发现，故事里的爱因斯坦作息表并没有留出拾柴火的时间；也许捡柴火的日子，爱因斯坦会四点钟起床。饭熟了他就吃饭，然后去上学。下午放学回来就洗衣服，他只有一套衣服。然后再烧些吃的，大概还是米饭，吃了就上床睡觉。功课是在做家务的间隙完成的。

到了理学学士学位考试那天，爱因斯坦看见第一页考卷上的第一道题就懵了。脑子一片空白。他觉得应该给父亲写一封信，为自己的失败道歉。于是他开始动笔，但写着写着，解第一道题的一种全新的方法突然浮现在他脑海里。接下来的试题全都迎刃而解，而他全新的解题方法在大学里引起了轰动。人人都知道了那封使他如在梦中一般想到了解题方法的道歉信，他开始被说成是二十世纪印度数学天才中的一员。这种说法得到了他本人的纵容，最终开始影响他的生活。他在一本印度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数学论文，反响很好，他自以为已经开始纠正爱因斯坦的错误了。他的这种认识很快转变成了狂热。他失去了大学里的教职而且无法谋到新职位。他再也没有发表论文。他回到了老家，丢弃了所有读书人的行头——裤子、衬衫、鞋子、袜子。他梦想着摧毁这个世界。后来革命运动爆发，他就加入了。

威利想：“这个人不可能发起一场革命。他憎恨我们所有人。我必须去找坎达帕里和他那一派的人。”

随后，他在一个经常去的小城的存局候领处拿到了萨洛姬妮的来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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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爱的威利：

爸爸病得很重，静修处的工作全都停了。我知道你会想，这对世界而言算不了什么重大损失，但我现在有了新的想法。不管你怎么想，我觉得静修得是一种创造。我想，这就是死亡临近对我们的影响。另外，还有一个坏消息，对你来说可能更糟糕：坎达帕里的情况不妙。他正在丧失控制力。一位正在丧失控制力的革命者是最软弱无能的。那些崇拜强权人物的、想分享他的强权的家伙，纷纷离开了这个弱者。他的软弱变成了一种道德缺陷，变成了对他所有理想的一种讽刺，恐怕这正是坎达帕里及其追随者所面临的境况。我觉得我把你丢进是非窝了。不知道你是否有可能回到约瑟夫那儿去，但说不定约瑟夫自己也难脱干系。

</blockquote>

威利想：“现在去担心约瑟夫以及他那可恶的女婿——此君令那套公寓充满了紧张感——已经为时太晚。想要弄清真相的人最虚荣最可恶了。我当时一看到他女婿那副自鸣得意、笑容扭曲的嘴脸，就觉得会出事。”

有一天博杰·纳拉亚说：“新来了一个有意思的人。他有一辆三轮摩托出租车。他们家属于纺织工阶层，但出于某种原因，可能是得到了哪位教师的鼓励，也可能是学习某位朋友或者远亲，或者是受了什么污辱，他野心勃勃。这种人往往会被我们所吸引。他们已经开始行动了，而且他们觉得还要加快速度。我们在革命运动中对这类人做过研究。我们研究过农村的各个种姓。”

威利想：“你是我的朋友，博杰·纳拉亚。但这人的经历也正是你的经历。所以你才这么理解他。”但是片刻之后，因为觉得即使在思想上也不能背弃朋友，威利又想：“也许这也正是我自己的经历。也许这是我们所有人的处境。也许这就是我们这些人这么难对付的原因。”

博杰·纳拉亚说：“他来找我们的人。他邀请他们去他家吃饭。在警察镇压厉害的时候，他拿自己的房子给他们作藏身之地。我想他或许可以帮忙做些信使的工作。我们应该去考察一下他。他的经历和爱因斯坦有点儿像，但没那么光彩夺目。他去了一个小城读书，但没拿到学位。家里人不得不叫他回到村子里。他们付不起城里十或十二卢比的房租，也付不起二十或三十卢比的膳食费。真是可怜！你听了都想哭。他回到村子里后日子很不好过。他已经完全习惯城市生活了。你知道他在城里过的是什么日子吗？上午去小茶馆或宾馆，喝咖啡，抽香烟。花上半卢比去简陋的小电影院里坐坐。整天都穿着鞋子和袜子。穿着裤子，衬衫的下摆塞在裤腰里，走起路来像个男子汉那样，而不是趿拉着乡下拖鞋裹着长衬衫跑来跑去。他回到村子里那个纺织工种姓的家庭之后，一下子失去了这一切。他无事可干。他不想做纺织工。而且他感到无聊极了。你知道他怎么说？‘村子里真是太原始了，连个收音机都没有。’只有漫长空虚的白天和更加漫长的夜晚。最后他向银行贷款买了一辆摩托出租车。这样他至少能出村子。而实际上，他是因为无聊才来找我们的。一旦你体会到村子里有多无聊，你就会参加革命了。”

一周之后的一天下午，威利和博杰·纳拉亚去村子里找那个摩托车手。这个村子和想象中不同，没有参差不平的茅草屋顶，也没有泥泞不堪的道路。路铺过，屋顶也都铺了当地的红瓦。纺织工属于低等种姓，村子里的大路拐了个弯，进入了贱民区或者说低等种姓区，如果你不知道那里是贱民区，你很可能会错过。那里的房子像是很早以前就淘汰了的那种。黄昏的暮色中，纺织工们坐在自家房子前的院子里纺着线。织布机放在屋子里面，透过敞开的前门可以看到有人在织布机上忙碌着。这场面悠闲而恬美；这样的纺织几乎像是某种受到保护的珍贵的民间工艺，很难想象，其主顾只有农村里很穷的人，对从业者而言，这是一门令人绝望的生计，出路非常狭窄。手纺车是自家装配的，用旧自行车轮辋作主轮，其他零件似乎都是用细树枝和细麻线拼凑成的，看上去一点儿都不结实，随时都会咔嚓一声断了。

那人的摩托车就停在他家前院，挨着一架手纺车。他和哥哥一家住在一起，房子比一般人家要大些。左边是两间卧室，右边的房间里放着织布机。这些房间不过十到十二英尺深，所以你在房间里和在房间外几乎没有什么不同。房子后面，一侧是露天的厨房和一只大箩筐，里面装着烧火用的玉米芯，另一侧是茅房。开摩托车的那人的哥哥在一小块空地上种了棵树，枝叶茂盛，现在还很纤细，再过些时日就会被砍倒作烧火的燃料。再后面是某个富裕些的人家的田地。

空间总是那么逼仄，在空旷的天地间总显得那么微不足道。威利不想去探究这房子里的居住安排。他猜每间卧室都有阁楼什么的。而且他能够理解，对于一个尝过了相对自由的小城生活的年轻人来说，被迫回到这栋纺织工的小房子里，无所事事，简直就等同于让他去死。

他们给威利和博杰·纳拉亚端来了矮凳，还遵循古老的礼节为他们上了茶，仿佛他们很富有似的。摩托车手的嫂子脸上有深深的愁苦。她双颊凹陷，看上去有四十来岁，而实际上可能不超过二十五岁或者二十八岁。但同时威利注意到，她为了他们的来访，特地穿了一件颜色柔和的新纱丽，灰黑相间的小方格图案，镶着金边。这令他非常感动。

摩托车手为威利和博杰·纳拉亚的到来而欣喜若狂。他谈起对革命的向往，未免有些激动过头，而威利注意到他哥哥的眼神中不时流露出一丝不安。

威利想：“恐怕有一点儿小麻烦。这大概是由于年龄上的差异，也可能是教育程度的差异。弟弟曾经是穿裤子的人，还体会到了无聊。哥哥则不然。他们夫妇俩也许感到他们过深地陷入了某件他们不理解的事情中。”

回去以后，博杰·纳拉亚问威利：“你觉得怎么样？”威利回答：“拉贾没问题。”拉贾就是那个摩托车手。“但我不知道他哥哥嫂子怎么想。他们很害怕。他们不想惹麻烦。他们只想好好纺线织布，挣每个月的四百卢比。你看拉贾从银行借了多少钱买摩托车？”

“一辆摩托车大概要七万到七万五千卢比。但那是新车。拉贾的摩托车要便宜得多。他可能借了三万到四万卢比。银行最多只会借给他这么多钱。”

“他哥哥大概每天晚上都在想着贷款的事呢。他大概觉得拉贾念书太多，自视过高，要摔跟头了。”

博杰·纳拉亚说：“他们崇拜拉贾。他们为他骄傲。无论他叫他们做什么，他们都会去做。”

每个月他们都会找拉贾两三次，为革命运动做点儿事。他带着威利或博杰·纳拉亚或其他人赶往他们必须很快赶到的地方。而威利有了这一便利条件，就可以经常去各个小镇的邮局查看有没有德国寄来的信。邮局里的人渐渐和威利都熟了，有时候也不用他出示护照了。他觉得这很好，人们所谓的印度式友善；只是后来他才突然觉得这事儿让人担忧。

几个月之后，拉贾开始运送给养，有时候和威利或博杰·纳拉亚一起，有时候单独行动。摩托车的客位下面是空的，很容易安一块活动板。给养的起运点和交付点总是在不断地变更，大概是因为他们承担的只是接力运送过程中的某一段而已。博杰·纳拉亚负责协调，他了解的情况比威利多一些，但即便是他，也不是什么都知道。给养主要是武器，调集来提供给某地的新战线。最近的行动接二连三地失利之后，革命活动变得格外谨慎。信使很多，每个信使一个月只行动一到两次；而每次运送的给养数量都很小，这样即使暴露或者出了差错，也只会导致很小的局部损失，而不会影响全局。

一天，拉贾问威利：“你去过警察总部吗？我们去见识见识怎么样？”

“行啊！”

威利从来没有想过去找自己的敌人。如今他来往于那些互不关联的地块间已经很久了，执行的也都是些互不相关的任务，他对自己行动的结果没有任何确切的认识。他也从来没有意识到，这个地区在地图上有清楚标记的那些地方也是向他开放的，去那里看看就像随手打开一本书一样方便。当他们上了大路，向地区警察总部进发的时候，有一会儿威利觉得又回到以前完整的生活中了。

这边的风景给人一种更加亲切的感觉。大路两侧的印度楝和凤凰树行虽然不时中断，仍然流露出某种源远流长的慈悲。脚下的路给人的是另一种感觉，一个忙碌的世界，洋溢着欢愉——停在路边的卡车，漆过的大标示牌，可口可乐的广告，石头被熏黑了的厨房炊烟缭绕，高高的平台上砌着土灶，前头尘土飞扬的院子里排列着颜色鲜亮的塑料桌椅（每一件东西都被漆成可口可乐广告牌的颜色）——其中包含的情绪和期待截然不同于威利过去一年多所体会到的那种自我牺牲式的欢愉。有水的地方就有小块的田地——水稻、玉米、烟草、棉花，有时候则是土豆或者胡椒。威利见过不少解放区的田地，都荒芜了：原先的地主和封建领主早些年为躲避游击战乱纷纷逃走了，新的安全秩序却始终没有建立起来。

威利一不小心就又恢复了原来的感觉方式。当他们来到地区警察总部，来到小城另一端的警察控制区时，二三十辆和拉贾的车一样的摩托车噪声震天，尾气滚滚，眼前的景象令他们感到吃惊：旧沙袋因为长年日晒雨淋而污迹斑斑，警察总部外面“中央预备警察部队”的重机枪和皱巴巴的旧军服显示出一种绝对的严肃。这让他想到自己那些互不相关的工作起了作用，也对常有性命之虞的生活有了新的理解。警察阅兵场，也许还是操练场，是一块沙地；里面营地道路的边石刚粉刷过不久；遮阳树高大苍老，和警察控制区的其他树木一样，应当有些年头了，大概是英国殖民时期留下的。拉贾为了盖过摩托车的噪声，竭力提高声音，兴奋地告诉威利，在那幢两层高的主楼里哪儿是警长办公室，哪儿是警察宿舍，而在阅兵场或操练场旁边的院子里，哪儿是警察福利楼。

威利并不兴奋。他心情沉重地想：“当初他们和我谈起游击队的作为时，我就应该问问警察都在做些什么。我无论如何也不该以为在这场战争中只有一方在作战。不知道我们怎么会犯这种错误。但我们确实犯了。”

这之后不久，拉贾被吸收进了训练营。他在训练营里待了一个月，又回去开摩托车了。

之后，他的处境开始不妙了。

有一天，博杰·纳拉亚对威利说：“说出来太可怕了，但我觉得拉贾给我们惹麻烦了。他最近两次运送给养，都正好在存放点被警察抓住了。”

威利说：“那可能是碰巧。而且也可能是接受给养的人不小心。”

博杰·纳拉亚说：“我不这么看。我觉得是警察贿赂了他哥哥。说不定贿赂了兄弟俩。三万卢比的债可不是小数目。”

“我们暂时不去管它。不用他就是了。”

“我们会解决这事的。”

两个星期后，博杰·纳拉亚说：“事情和我担心的一样。拉贾想脱离革命了。这是不允许的。他会把我们都供出去的。我想我们得去找他。我已经跟他说了我们会找他谈谈。我们尽量在太阳下山前到他家。我们搭另一辆摩托车去。”

天空一片火红与金黄。纺织工居住区的几棵大树黑影婆娑。一百码远处有一幢房子升起了炊烟。这家人是制作比蒂卷烟的。如果他们每天卷一千支烟，就能赚四十卢比。这就是说，他们每天赚的钱是纺织工的两倍。

博杰·纳拉亚对拉贾兄弟俩说：“我看还是到屋里去谈吧。”

他们进了屋，哥哥说：“是我叫他走的。我不想看到他被人杀了。如果他被杀了，我们就得卖掉摩托车。我们将因此承受损失，同时还得继续还银行的债。我肯定是还不起的。我的孩子们就只好去讨饭了。”

他的嫂子上次穿了件镶金边的新纱丽，今天却只穿了条农妇的裙子。她说：“老爷，就让他吃些苦头吧。砍他一条胳膊，要不就砍他一条腿。那他还能织织布，还能干点儿活。求你别要了他的命。你杀了他，我们就只好去讨饭了。”她坐在地上抱住博杰·纳拉亚的腿。

威利想：“她越是哀求，他就越是恼火。他想要看到人眼睛里的恐惧。”

接着，一声枪响，拉贾的脑袋被打烂了，哥哥瞪大了眼睛直勾勾地盯着地上。他们离开的时候，那个哥哥就这么瞪着双眼，呆立在自造的织布机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