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基地的一路上，他们都很庆幸摩托车连续不断地轰鸣着。

一个星期后，他们两人再次见面，博杰·纳拉亚说：“要六个月。根据我的经验，要六个月。”

之后的好几个星期，威利都对自己的表现感到惊讶。他想：“我第一次见到博杰·纳拉亚的时候，一点儿也不喜欢他。我很看不惯他。后来和他一起住在皮匠街的时候，我的情绪相当低落，他成了我的好朋友。我非常需要这样的友谊。有一段时间我陷入了旧的感受习惯里不能自拔，总是想着逃跑，他的友谊帮助我走出了困境，而且现在我一想到他，首先想到的就是他的友谊。我知道博杰·纳拉亚还有另外一面，是我原先所不信任的，但现在我已经不太想得起他这一面了，因为我已经认识并理解它了。我理解他的想法以及他那么做的原因。我一直记得纺织工家里发生的那一幕。我看见那辆摩托车就停在院子里，挨着那架旧自行车轮辋改装成的纺车。我看见那个可怜的哥哥瞪大了眼睛，我理解他的痛苦。即便如此，我还是不愿向任何人告发博杰·纳拉亚。那没有任何意义。我还没弄明白为什么我会觉得那没有任何意义。我可以就正义及另一派的那些人说出很多道道来。但那些都是胡说八道。事实是我已经获得了一种新的感受方式。这种情况本应在这种不寻常的生活开始十四五个月之后就发生的，真让人惊讶。记得在柚树林营地的第一个晚上，那些新兵的面孔搅得我心神不宁。后来在那些安全的房子里开会的那些面孔又让我感到不安。现在我觉得我能理解他们所有人了。”

他们继续着那项缓慢而细致的工作，将给养运到即将开辟新战线的地方，就像一群蚂蚁在挖掘地穴，或者运送碎叶断草去那里，每一只都在兢兢业业地执行自己那微不足道的任务，搬运着几粒泥土或一星残叶。

博杰·纳拉亚和威利赶往一个铁路小城，去检查那里给养运送的安全情况。这个小城也是威利接收邮局存信的地方之一。他最后一次是和拉贾一起去的，当时邮局里那个对他过于熟悉和友好的办事员就让他觉得，他搭拉贾的摩托车去邮局的次数太多了，而且他总是收到德国来信，这太惹眼了。在此之前，他还自以为存局候领非常安全，因为很少有人听说过这种便捷服务。而现在他有一种不祥的预感。他将存局候领可能导致的种种危险仔细想了一遍，又将它们逐一排除了。但不祥之感仍然挥之不去。他想：“这是因为拉贾的事。不幸的死亡就是这样向我们发出诅咒的。”

铁路工人的聚居区大概建于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两居室或三居室的平顶混凝土房子一幢紧挨着一幢，排列在几条没有下水道的土路旁。这个聚居区在当时可能是社会同情心的产物，是施行廉价住房的一项举措，在建筑图纸上理想化的优美线条（和字母）之间，它看上去应当还算差强人意。如今三十五年过去了，这些房子变得让人难以容忍。混凝土从地面到两三英尺的高度已经又脏又黑，窗框和门已经被蛀掉了不少。没有树木，没有花园，只能看见有些房子里悬挂着几个花盆，里面种着罗勒——一种有宗教意义的香草，某些宗教仪式上会用到。没有地方坐，没有地方活动，没有地方洗涤，也没有地方晾晒；曾出现在建筑图纸上的那些洁净、平直、开阔的地方现在布满了纵横交错的电线，粗粗细细，从一个倾斜的电线杆伸向另一个倾斜的电线杆；电线下面到处是人：狭小的房子迫使这里的人一年四季待在户外；仿佛你可以任意摆布他们，任何地方他们都能住，都能适应。

安全之家在一条偏僻的小街上，看上去非常隐蔽。

博杰·纳拉亚说：“和我保持一百英尺左右的距离。”

威利慢慢逛着，脚后跟从光溜溜的皮凉鞋里滑出来，踩在街上的尘土里。

几个骨瘦如柴的男孩正在玩简易的板球游戏，球是一个又黑又脏的网球，球拍用椰树枝的中间部位代替，再用一个盒子作三柱门。威利看着他们投了四五个球：这些孩子打球完全没有章法，甚至不懂应该怎么玩。

威利在安全之家门口赶上了博杰·纳拉亚。

博杰·纳拉亚说：“里面没人。”

他们绕到后门。博杰·纳拉亚在薄薄的门上捶了两下。门的底部因为长年受雨水泼溅，已经腐烂。这门应该很容易就能踢开。后面的三幢房子里有人尖声叫住了他们，原来有几个男人和女人正坐在他们房子窄窄的阴影里。

博杰·纳拉亚说：“我来找我的姐夫。他爸爸住院了。”

一个身穿绿色纱丽的瘦骨嶙峋的女人说：“那家没人。一天早上有几个人来找他，他就跟他们走了。”

博杰·纳拉亚问：“几时的事？”

女人回答：“两个星期前吧。哦，是三个星期前。”

博杰·纳拉亚压低声音对威利说：“我想我们得快走。”他又对那女人说：“我们得把这消息告诉其他亲戚。”

他们穿过玩板球的小孩往回走。

博杰·纳拉亚说：“我们还在吃拉贾的苦头。每个他认识的人都受到了牵连。我的卫兵肯定对我很失望，我很喜欢他。我们不得不放弃这个小城。我们一路走过来都被人监视了。”

威利说：“我觉得不是因为拉贾。可能是他哥哥。他并不真的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不管是拉贾还是他哥哥，反正我们是被害惨了。一年的工作都白干了。那些武器花了我们几十万卢比。我们本来是要在这里建一个分队的。天知道其他防区还出了什么事。”

他们离开铁路工人聚居区，到了旧城区。

威利说：“我想去一趟邮局。可能有我妹妹的信。既然我们不会再来这儿，可能我会有一段时间收不到她的信。”

邮局是一幢小巧的石头建筑，由英国人建造，装饰繁复。赭色或紫色的墙壁，边石漆成红色，上面有浮雕图案；石头屋檐宽阔低矮，是印度风格；房子正面顶上有一块半圆形的石头或石料镶板，上面写着“1928”。马路斜对面有一家茶馆。

威利说：“我们去喝杯茶或者咖啡吧。”

咖啡端上来的时候，威利说：“说实话，我现在对于去邮局感到紧张。我和拉贾一起去那儿的次数太多了。你是知道他的。总是脚痒，哪儿都想去看看。有时候我明明知道不会有妹妹的来信，也会到这儿来。可以说，我和拉贾一起来有时候就是为了有个伴，为了搭他的车。后来邮局里的人变得对我很友好。刚开始我觉得有许多人认识的感觉很好。现在这叫我很担心。”

博杰·纳拉亚说：“那我替你去一次。”

他抿了一口咖啡，放下杯子，穿过白晃晃的马路，走向邮局低矮的石头屋檐下阴暗的门廊。他刚刚被黑乎乎的门洞吞没，威利就看见，原来一直围坐在邮局门口的四五个衣着各异的男人全都站了起来。一秒钟后，这些人团团押着博杰·纳拉亚走向一辆车子，先前还以为那是辆出租车，现在才看出来其实是一辆没挂标志的警车。

警车开走后，威利结了账，穿过白晃晃的马路，走到存局候领柜台。办事员是新来的。

他问办事员：“出什么事了？”

办事员操着一口过于正式的英语说：“一个罪犯。警察等他一个星期了。”

威利又问：“这个柜台有邮票卖吗？”

“请到前面购买。”

威利想：“我得走。我得马上走。我得去火车站。我得回基地去，越快越好。”

他快步走在午后的阳光中，随着脑子里闪过一个又一个念头，他越来越清楚自己此刻所处的困境。萨洛姬妮的信，甚至以前有些信，可能都已经落到警察手里了。现在警方已经掌握了他的一切。他已经上了警方的黑名单。他的身份已经曝光了。消化了有关自己的所有这些新情况之后，他才开始回忆博杰·纳拉亚从起身到被捕那短短两三分钟里发生的事情。博杰·纳拉亚以前曾说他知道如何观察一条街，如何辨别谁不是这条街上的人，他是在吹牛。这一天赋最终毁了他。但也许他根本没有想到要运用这一天赋。也许他没有意识到有危险。他可能还在想之前铁路工人聚居区发生的事。

到了火车站，一块积满灰尘、颜色黯淡的黑白指示牌告诉他，下一班开往他想去的方向的是一趟快车而不是客车。客车很慢，沿路各站都要停。而快车停靠的车站离他平时下车的地方有十几英里。他将不得不在夜里步行穿过村庄和田野，惊动村里的狗和野外的鸟，一路惹出很大的动静；或者他在村庄边缘的农民或流浪者的窝棚里借宿，和鸡啊牛啊一起在没门的牲口棚里过夜。

离快车开车还有一个多小时。他突然想到，可能会有盯梢的人看到他手腕上的劳力士表，发现他就是那个和德国有牵连的亡命之徒。然后这假想出的焦虑成了现实，他开始疑心自己是不是在城里就被人跟踪了，是不是他已经逃过了哪个监视街道的警察的法眼，坐在邮局对面的茶馆里时，没有被发现不是本地人。

有一条平坦的通道横跨铁轨通往另一边的站台，上面人来人往。还有一座旧木桥，走道两侧砌了比较高的半墙，也许是为了防止有人跳下去落在火车前头。桥上只有六个人，年纪都很轻，站在那儿是为了寻刺激或者远眺。威利走过去，站在他们旁边，努力想看看下面的行人，他发现他只有头和双肩能够露出墙头。不一会儿他就看呆了，人们来来往往，好像毫不自知，每一个人的举动都是那么特别，都或多或少暴露了他们的个性和身份。

他没有发现任何可疑的迹象。当快车驶进站台的时候，人群蓦地喧嚷起来，小贩也扯开喉咙叫卖，要盖过人群发出的声音。他急忙从桥上冲下去，硬是挤进了一节已经塞得满满当当的三等车厢。车窗敞开着，横着铁栅栏；满车厢都是飞舞的细尘；每样东西都是热烘烘的，每个人都散发着旧衣衫和烟草的气味。当快车离开站台驶入阳光的时候，他想：“我还算走运。在这儿我第一次只能靠自己了。”

就在他本想下车的那个列车停靠站不远处，铁轨有一个急转弯。即便是快车，到了这里也必须减速，自以为还算走运的威利准备在那个拐弯附近跳车，这样他就不必在陌生的地方步行一整夜。火车到那个转弯处还得差不多两个小时。

他想：“我得靠自己了。博杰·纳拉亚走了。我会遇到另外一些人，接下来的日子会很艰难。”

他打量着同车厢的人。他们说不定和可怜的博杰·纳拉亚及其家庭一样，经过两三代人的奋斗，逐渐摆脱了困窘。所有的努力和抱负，如今都已付诸东流；所有的希望和可能也都已化为乌有。很久以前，那时候他和博杰·纳拉亚还不是朋友，他们在聊起那些事情的时候，他说博杰·纳拉亚家的奋斗历程是成功的。但博杰·纳拉亚并没有接他的话，好像没有听见似的。出身于纺织工种姓的拉贾也有相似的奋斗经历，虽然他获得的成功小得多。他的人生也曾充满希望，但最后也是以一无所获告终。他们的生命意义何在？他们的自杀——假如可以看作是自杀——意义何在？

过了好长一段时间，铁轨开始转弯，离跳车的地方越来越近。威利想：“我错了。我是从自己的观点出发来看待上述问题的。对于博杰·纳拉亚而言，一切都是有意义的。他觉得自己是男子汉。这场革命运动，甚至是他的自杀——假如可以当它是自杀——让他觉得自己是男子汉。”

片刻之后，就在威利马上要跳出车厢之际，他想：“他的想法虽然浪漫却是错误的。要做男子汉，需要付出更多。博杰·纳拉亚选了一条捷径。”

快车慢下来了，时速差不多是十英里。威利纵身跳到陡峭的路堤上，顺势滚了下去。

天光正在暗下去。但威利知道自己的位置。他步行了大约三英里，来到一个村庄里的一栋棚屋前，更确切地说是农舍，房子的主人和他很熟。季风已经过去，但现在，似乎是老天故意作对，开始下起了雨。这三英里路他走了很长时间。不过，情况本来会更糟糕。如果他没有鼓起勇气在那段陡峭危险的弯道上跳车，他就会被带到十几英里外的快车停靠站，至少要走上一天。

马上快八点的时候，他进了村子。四下里漆黑一片。这里的人都睡得早，夜晚尤其漫长。希夫达斯家的抹灰篱笆墙就在村里的大路旁。威利推了推那扇矮门，喊了一声。希夫达斯答应着，不一会儿，一个皮肤黝黑的瘦高个儿几乎光着身子跑了出来，打开矮门，把威利让进厨房。厨房就在抹灰篱笆墙后面，房子前面，经过多年的烟熏火燎，茅草屋顶已经变得乌黑而粗糙。

希夫达斯说：“真没想到你会来。”

威利说：“出事了。博杰·纳拉亚被捕了。”

希夫达斯听了并没有慌张。他说：“来，把身上擦擦干。要喝茶吗？要吃些米饭吗？”

他朝隔壁房间里的谁喊了一声，那边传出窸窸窣窣的声音。威利知道那意味着什么：希夫达斯是叫他妻子把床让给客人。这种时候，希夫达斯总是会这样做。对于他来说，礼节是一种本能。他和妻子离开主屋，去了后院边上一排门窗敞开的低矮瓦房里，和孩子们一起睡。

将近一个小时之后，威利躺在希夫达斯的床上，头上高高的茅草屋顶黑洞洞的，溜进丝丝凉意，身旁弥漫着热烘烘的旧衣服和烟草的气味，让他想起几个小时前的三等车厢。他想：“我们以为，或者说他们以为，希夫达斯做这些事，是因为他信奉革命，是运动造就了他，他是有新思想的农民，十分难能可贵。但事实上，希夫达斯做这些事，是因为他本能地遵循旧观念、旧习惯和旧礼节。总有一天他不再会把床铺让给我。他会以为他不必这么做。那一天将会是旧世界的末日，也是革命的末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