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下午晚些时候，他回到了基地——曾经也是他的领导博杰·纳拉亚的基地。这个村子还保留着些许部落色彩，位于树林深处，迄今还不曾遭到警察的扫荡；在这里他或许可以好好地休息一下，如果可能的话。

他回到基地的那个时间有些人仍旧称之为“牛尘时间”。从前村子里的人会花几个小钱雇个放牛娃，他每天总在这个时间把村里的牛往回赶，带起漫天尘土，那神圣的尘土在傍晚的金色阳光中仿佛涌动的黄金。现在已经没有什么放牛娃了，也没有雇他们的地主了。革命已经终结了这种封建的农村生活，尽管村里仍然有人需要雇人放牛，尽管仍然有小孩渴望有人雇他，以打发无聊的长昼。虽然如此，大家仍然认为，一天中这一时刻的金色阳光是非常特别的。四周广阔的树林被点亮了，有一小段时间，白色的泥墙、村舍的茅草屋顶、这里那里的小块芥菜田和辣椒田显得精致而优美：宛如古老童话里的村庄，静谧，令人神往，但同时又危机四伏，小矮人和巨人，高可参天的原始密林，手持巨斧的男人以及关在笼子里被一天天喂肥的小孩。

这个村子目前处于革命运动的控制之下，是某个指挥部的所在地，隶属于游击队的军事占领区。游击队员一律身穿橄榄绿薄军装，头戴红星军帽，十分显眼：他们都佩枪，是“穿裤子的人”——村民们对他们的尊称。

他住在游击队征用的一栋长长的棚屋里。房间里有一张老式的四柱绳床，他学村民的样子把零碎东西藏在刨光的树枝做成的椽木和低矮的茅草屋顶之间。夯实的泥土地面上敷了一层泥和牛粪的混合物，非常光滑。他已习惯了这里的日子。几个月下来，小屋已经变成了他的家。每次完成任务之后，他总是会回到这里。每当他觉得需要牢牢握住自己的生命线的时候，他就会一一回想所有睡过的地方，如今这个单子上又增加了一个重要的地点。但是现在，博杰·纳拉亚不在了，他在这小屋里感到彻骨的孤独。他很高兴回到这里，但立刻又烦躁起来。

还是得遵守保密的纪律：不许谈论太多自己的事情，不许打听别人在外面的情况。这纪律他到达柚树林营地的第一个晚上就已经宣布了，现在仍然得遵守。

他只认识隔壁房间的人。此人皮肤黝黑，长着一双大眼睛，面目凶狠。他小时候或者说十几岁的时候被某个大地主的恶家丁毒打，从那时起，他就参加了村子里的革命运动。第一次革命是最有历史意义的，如今已成过眼烟云；第二次革命被镇压了；而现在，隐姓埋名了几年之后，他加入了第三次革命。他已经四十好几，快五十岁了，已经不可能重新选择生活方式了。他喜欢穿着军装从这个村子走到那个村子，吓唬村民，谈论革命；他喜欢农村生活，这在某种程度上意味着他要靠村里人养活；他喜欢出人头地。他大字不识一个，杀过人。他一高兴就会唱一些怪腔怪调的革命歌曲，他那些政治历史思想都在这些歌曲里了。

有一天他对威利说：“有些人参加革命已经有三十年了。行军的时候你可能会碰到一两个，看到他们可不容易。他们很善于隐蔽。但有时候他们喜欢站出来，和我们这样的人谈一谈，吹吹牛。”

威利想：“就像你一样。”

他回来的那个傍晚，听到隔壁那人一遍又一遍高唱革命歌曲，就像威利教会学校的同学唱圣歌那样，威利想：“也许某种使命感又会回到我身上。”

夜里他起来了一两次，走到屋外。这里没有厕所，大家都在树林里解决。村子里没有灯光。天上没有月亮。他发现了荷枪的哨兵，说了口令，没过一会儿，他又说了一遍，他一路走着，感觉“同志”这个奇怪的词不断在耳边回响，像是有人在质疑，有人马上做出保证。树林里漆黑一片，到处都是声响：突然拍动的翅膀，鸟和其他动物那惊恐而痛苦的鸣叫，呼唤着不可能到来的援助。

威利想：“生命中最令人欣慰的是对死亡的确信无疑。现在我是不可能回到上层世界去了。可是哪儿算上层世界呢？柏林？非洲？也许根本就没有什么上层世界。也许这种想法从来就只是幻想。”

早上，有人来敲威利的房门，还没等威利开门，人就进来了。那人背着AK-47突击步枪，脸色苍白，就像爱因斯坦，但个子矮得多，大约五英尺高，很瘦，面庞清瘦而英俊，双手瘦长有力，如果再高上六七英寸，就够得上气宇轩昂了。

他说：“我叫罗摩占陀罗。我是某部指挥官，现在是你的首长。你不再是信使了。我们接到命令，你调到我的部队了。你已经证明了自己的能力。今天或者明天，我们要召开防区会议讨论新情况。会址可能在这里，也可能在别处。我现在还不知道。你必须做好准备今晚行军。”

他的眼睛小小的，眼神严厉而疯狂。说话时，瘦长的手指一直在摸枪。说完，他突然变了姿势，猛地转身，走出了屋子。

罗摩占陀罗和爱因斯坦一样，也属于上层种姓，也许还是最高的种姓。这种人正在外面的世界经受磨难；自独立以来，民粹政府对他们设置种种障碍；他们中的很多人因为害怕待在国内会坐吃山空，纷纷移民到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和英国。罗摩占陀罗和爱因斯坦则走了另一条路。他们参加了革命运动，投向了迫害他们的那些人。而威利，因为他本身的复杂背景——父亲属于上层种姓，温和，消极，倾向于禁欲主义，总认为凡事都能找到解决的办法；母亲则更激进，阶级地位低得多，渴望掌握整个世界——很了解这些人。

他想：“我以为我已经将这一切都抛到身后了。但现在它们又来了，和原来一样，向我扑过来。我已经周游了世界，它们却还在这里。”

不必在树林里夜行军了，这让威利松了口气。防区会议就在他们这个村子召开。第二天，与会者都集中到了这里，没有像在城里开会时那样乔装改扮，大家都是穿着军装来的；而且为了显示同甘共苦的精神，大家吃的是粗陋的农家饭菜，辣椒扁豆和小米扁面包。

爱因斯坦来了。威利一直害怕再见到他，不过现在，见过了罗摩占陀罗，他已经决定不再对爱因斯坦眼神中的恶意耿耿于怀了，甚至还认为爱因斯坦的眼神已经温和多了。

柚树林营地的长官也来了，之前威利和博杰·纳拉亚正是奉他之命去皮匠街的。他温文尔雅，彬彬有礼，甚至颇有魅力，举止优雅，谈吐轻柔，语调抑扬顿挫，像在念台词。威利曾想象过他身穿双排扣灰西装的样子，猜测他在外面的世界是一位大学教师或公务员。威利不知道这样一位完人究竟为什么要跑来参加游击队，在丛林里过这种苦日子，某种直觉告诉他，此君因为妻子的不忠而备受折磨。威利后来想：“这可不是我的杜撰。我这么看是因为他出于某种原因想要我这么看。是他自己把这信息传给了我。”现在，两年后再次遇到此人，威利仍然能在他眼中看到淡淡的痛苦，他坚持原先的猜测，半开玩笑地想：“可怜的家伙。竟然有那么一个可怕的老婆。”于是就一直这么看他了。

会议在罗摩占陀罗的屋子里召开。大约十点钟开始，这种防区会议历来如此。屋里点着一盏气灯。一开始，气灯发出轰鸣声，光芒耀眼；渐渐地，那声音变作低沉的嗡嗡声，光线也越来越暗淡。泥地上铺着棕色麻袋布，上面堆着棉布被单和毯子，散放着些枕头和靠垫。

公务员，也就是那位柚树林营地的长官，通报了情况。很糟。很多人牺牲了，远远不止铁路居民区那些人。那些不过是一个分队的一部分人马，此外还有三个分队被警方悉数消灭了。一年多来积聚起来的武器损失殆尽。这一下就是好几十万卢比，而且一直没能拿出对策来。

长官说：“在战争中，我们不得不接受牺牲。但是这样的牺牲太惨痛了，我们必须重新考虑战略方针。原来我们计划把战争推向解放区边缘的小城市，现在看来必须放弃这个想法。在现阶段这过于雄心勃勃了。应该说，在战争期间，雄心有时候是会得到回报的。当然，我们还会在那些小城市之类的地方重新开始我们的事业。但那是在将来。”

爱因斯坦说：“这一切全都是坎达帕里的思想流毒造成的。说什么通过人民组织人民，多动听啊，甚至让国外的人听了都要喝彩。但是我们这些了解现实情况的人知道，农民必须经过严格的训练才能成为革命的步兵。你难免得对他们动点儿粗。”

一个皮肤黝黑的人说：“你怎么这么说？你自己不也是农民出身吗？”

爱因斯坦说：“正因为我的农民出身，我才这么说。我从来不隐瞒自己的出身。农民根本就没有什么美好的一面。那是坎达帕里的思想。他出身于上等种姓，尽管他隐瞒了自己的种姓后缀。他错了，这场运动可不是什么仁爱的运动。革命不可能是什么仁爱的运动。你们要是问我，我会告诉你们：农民应该被关在猪圈里。”

另外一个人说道：“你怎么能这么说？这太过分了。希夫达斯那样的人就是忠心耿耿为革命服务的。”

爱因斯坦说道：“希夫达斯之所以忠实，是因为他需要我们。他就是想让村里人看到我们和他有多亲近。他利用我们的友情恐吓村民。这个希夫达斯，又黑又瘦，还把卧室让给我们，大谈革命和土地改革。但实际上他就是个骗子，是个恶棍。大地主和封建官僚已经逃走了。村子里既没有警察也没有检查员，希夫达斯每年都要把别人家的庄稼割去好多亩，还把别人家的田地占去好多亩耕种。村里人要不是觉得我们站在他一边，早就把他给杀了。一旦希夫达斯认为出卖我们对他更有利，他就会马上把我们出卖给警方。革命者在任何时候都必须头脑清醒，必须想到他很可能不幸与人渣共事。假如指挥官博杰·纳拉亚没有被我们的非洲朋友引上歧途，我们就不会有眼下这灾难，要跑到这里来商量对策。”

所有人都盯着威利。罗摩占陀罗眼神冷酷。

会议主席，那位柚树林营地的长官，现在显然已经是防区司令员，对威利说道：“我想你应该有机会说点儿什么。”

威利说：“指挥官说得对。是我的错。博杰·纳拉亚出事我应该负主要责任。他是我的朋友。我希望我能这么说。”

爱因斯坦的表情缓和下来。整个会场也显得轻松起来。自我批评是这类会议的保留环节。如果自我批评很快就开始，效果会非常好：它把大家绑在了一起。

长官说：“占陀罗说得很好。我认为他应该受到表扬。”

然后，大家断断续续地询问起各分队人员和武器的损失情况，问起博杰·纳拉亚被捕的情形，花了很长时间比较农民与城市无产者的本性——他们的热门话题，最后，长官将话题引向已确定的新的运动战略方针。

防区长官说：“我已经说过，把战争推向小城市的计划应该放弃。相反，我们要向树林深处推进。每个防区要接管一百五十个村庄。我们将控制这些村庄，宣告解放区正在扩大。这有利于挽回我们的士气。这件事可不容易，会有许多困难，但这正是摆在我们面前的路。”

三个小时后会议结束。其实他们想说的话老早就已经说完了。他们开始重复说过的话。他们开始使用“我个人认为”或者“我强烈地感到”之类的句式，给之前说过的话涂抹上激情，而这表示他们的情绪越来越低落。气灯的光焰逐渐暗淡，再也无法蹿高了。

接下来，气灯发出的光很快缩回到浅棕色的灯罩内，会议结束了。有几个人还在磨磨蹭蹭地说最后几句，现在他们都站着，有的赤着脚，有的穿着橄榄绿的袜子，站在被单、麻袋布上，脚边是他们之前靠着的那些枕头和靠垫；另一些人走到门口，从一大堆靴子里找出自己那双穿上，然后打着手电筒回自己的小屋，手电筒的微光使树林显得更加幽深，也使周围的夜色更加深沉了。后来，爱因斯坦在离开小屋之前，走到威利面前温和地问道：“是那个纺织工出身的家伙去警察局告发的，对吗？”

威利回答道：“好像是。”

“他付出了代价。因此我想警察会依据第三〇二条逮捕博杰·纳拉亚。当时有人看见吗？”

威利答道：“他哥哥。”

爱因斯坦的目光投向了远方。一两秒钟之后，他眨了眨眼，微微一点头，仿佛在确认什么，又抿了抿嘴唇——仿佛正在将信息分类归档。

威利想：“但愿我没有犯下另一个错误。”

一个月之内，向树林深处推进以扩大解放区的行动就开始了。每个分队都必须按照指定路线占领一些村庄并对村民实行再教育。有时候两个分队的路线会有一段是重叠的，有时候则会出现例外情况，两个或三个分队在一小段时间里同时驻扎在一个较大的村子里。只有革命运动的高层才清楚各分队的部署及总的方略，只有他们才知道解放区扩展到了哪里。其他人则不问究竟地进行着这场艰苦的战役：在密林里长途行军，吃粗陋的食物，饮不干净的水，时常要和一些战战兢兢、不情不愿的村民打交道；这些村民已经接受过一支作风强硬的先头部队的洗礼，不时被召集起来，谈谈各自的“问题”，或者就只是拍着手唱乡间歌曲。队长会尽他的能力去解决听到的问题。如果他无法解决，就重复一些简单的词汇和口号，宣扬革命主张以及解放区的前景。他定下几条新规矩，以及村民的新义务。然后这个分队继续行军，临走时告诉村民会在几个月后回来，看看他们对这新赋予的自由适应得如何。

对于威利来说，这是一段奇特的时光，仿佛一步踏入了另一种生活：工作没有固定模式，没有回报，没有目标，无所谓孤单或者陪伴，听不到外界的任何消息，收不到萨洛姬妮的只字片语，没有什么可以锚定自己。刚开始时他还竭力坚守自己的时间观念，坚守自己的生命线观念，用他的老办法——回想自出生以来睡过的所有床铺，就像鲁滨逊·克鲁索刻木计日那样，这是他以前在教会学校时读过的一个故事。但是，这样做变得越来越困难了，因为每天的行军毫无差别，经过的村庄也几乎一模一样。就这样，行军，宿营，几个月过去了，或许是一年，或许是更长时间。初时令他感到痛苦的那些事情随着时间的流逝逐渐变成了习惯。他觉得记忆正在溜走，就像时间，而记忆溜走，头脑操练也就失去了意义。这种操练变得非常吃力，令他沮丧；他开始头痛。最终他放弃了，就像身上蜕去了一块皮。

在分队里，同威利的关系最接近友谊的是指挥官罗摩占陀罗。吸引他的是威利身上和分队其他人截然不同的东西。

一天，他们正在树林里休息。一对村民夫妇从他们身边经过，那女人头上顶着个包袱。村民向威利和罗摩占陀罗打了声招呼。威利答道：“你是要赶远路吗？”村民说，他们要走好几英里去看亲戚，然后又微笑着说：“我要是有照相机，就给你们留个影，让你们记住这美好的一刻。‘迷失在树林里’。”说罢，他哈哈大笑起来。

罗摩占陀罗马上警惕起来。他问威利：“他是在嘲笑我们吗？”

威利回答：“不是不是。他只是表示友好罢了。不过，我的确从没听到过哪个村民开这么精致的玩笑。他想说我们看起来像是迷路了，但没有直截了当说出来，而是用照相机开了个玩笑。他大概是从电影里学来的。”

等村民夫妇走远之后，罗摩占陀罗说道：“听说你父亲是位僧侣，出身于上等种姓。如果是这样，你为什么要到我们这儿来呢？你为什么不待在英国或者美国呢？我的很多亲戚都去了英国或美国。”

威利粗略地说了他在英国、非洲和柏林的经历。在树林里，光是这些地名，就足够令人意乱神迷了，尽管威利为了避免遭人忌妒，有意不去过多渲染他充满戏剧性的际遇，谈到的都是些失意屈辱、东躲西藏的事情。罗摩占陀罗没有忌妒。他目光柔和。他听了还想听。就好像威利在那些遥远的地方的经历也是为他而经历的。自那以后，他就不时来找威利谈谈那些遥远的事情，不是太频繁，因为不想表现得过于亲密。

大约两星期后，他说：“我和你不同。你属于中产阶级。我是个乡下孩子，很穷。但你要知道，我在乡下身无分文的时候，并不老想着我很穷。有很多参加革命的人不理解这一点。我在乡下的时候，总以为我们过的只是一种平常的日子。我那时常常和一个男孩一起放牛，一个低等种姓的孩子，那时候被称作贱民。你想象一下，放着牛，脑子里却一点儿都没想着放牛的事。那个贱民男孩有时也会跟我一起回家。我爸爸一点儿也不在乎。在他看来，这个男孩胸怀大志，而这对于一个人来说是至关重要的。我妈妈也无所谓，但她坚决不肯洗那个男孩用过的杯子。于是我就给他洗了。我不清楚他是否知道这事。你猜他后来怎么样了？他确实胸怀大志——我爸爸说对了。他如今是一位高级教师，那个男孩，油得像抛饼，胖得像水桶。而我却在这里。”

威利努力想了想，似乎和罗摩占陀罗在一起时，还是有很多陷阱需要设法避开，然后他说道：“他去了他想去的地方。你去了你想去的地方。”

罗摩占陀罗继续说道：“我是直到进了城，上了大学，才明白我们有多穷。你看惯了我穿军装。但我刚进城的时候，常常穿件长衬衫和睡衣。我们那些政治家会特意穿上乡下人的衣服，来显示自己有多关心平民百姓，可那些衣服却是真正的乡下人引以为耻的。我第一次进城的时候，就总是为我身上的衣服感到羞耻。我大学里的那些朋友注意到了。他们都比我富有。或者可以这么说，他们的钱都比我多一点儿。他们带我去一家裁缝店，为我定做了一套衣服。两三天后我们回到那家店里，他们帮我穿上那套新衣。我低头看着自己，简直难以相信。真是套漂亮衣服。我不知道自己是不是敢穿着这么一套衣服走到大街上去。刚穿上那套衣服时的感受，我现在有点儿想不起来了——已经习以为常了。然后裁缝要我站到一面长镜子前。我又吓了一跳。那个乡下孩子没了。是个城里男人在盯着我看。但接下来发生了一些料想不到的事情。我的性欲膨胀起来了。我是个城里人了。我有城里人的欲望。我要女人。但没有哪个女人会正眼看我。”

威利凝视着这张脸，苍白英俊、棱角分明，但身体却如此瘦小，比早先那个村里的放牛娃高不了多少。身体似乎在嘲笑俊美的脸庞，把它贬得一钱不值；而那眼神，曾经那么严厉，此时却充满了痛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