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利说：“我们这些生长在次大陆的人，在性方面都有问题。我们过于习惯由父母亲和家里人替我们安排这些事。我们自己什么都做不来。要不是我有这种问题，我就不会娶那个姑娘了。我也就不会去非洲，白白浪费了十八年，也浪费了她十八年。要是我能更自如地对待性，要是我知道怎样得到它，我也许会成为另一种人。我的人生会有无数种可能。我甚至没能把它们看清楚。但我注定没有这种才能。我只能得到我已经得到的东西。”
罗摩占陀罗说：“那也比我强。”
威利觉察到罗摩占陀罗眼神中有那么一丁点儿忌妒，他想最好换个话题。
但是几天之后，在行军途中，罗摩占陀罗旁敲侧击地重新拾起了这个话题。
他问道：“你年轻的时候读过些什么书？”
威利说：“那时候读老师要我们读的那些书，我总感到很困难。我试着读了《威克菲尔德的牧师》，但没弄懂它在说什么。我不明白那都是些什么样的人物，也不明白我为什么要去读他们的故事。我看不出这书和我所知道的事情有什么关系。海明威、狄更斯、玛丽·科莱利，还有她的《魔鬼的烦恼》——我读这些人的书，读所有其他人的书，都遇到了这样的麻烦。最后我鼓起勇气决定再也不读了。只有童话，我读得懂并且很喜欢。格林童话，安徒生童话。但我不敢把这个告诉我的老师和朋友们。”
罗摩占陀罗说：“我的大学老师有一天问我——你知道，那时候我已经是一个穿裤子的人了——‘你读过《三个火枪手》吗？’我回答说没有，于是他说：‘你错过了一半的人生乐趣。’我就苦苦寻找那本书。在我们那个小城，这本书可不容易找到。可这本书真是令我失望啊！我如坠云雾，也不知道那些穿古装的到底是些什么人。你知道我那时候怎么想吗？我想，我的老师——他是个英裔印度人——之所以说什么我错失了一半的人生乐趣，是因为他的老师跟他说了同样的话。我猜那句话已经传了好几代了，一个老师告诉另一个老师，没人叫他们不要再往下传了。你知道什么书我读起来最容易？什么书我一看就明白，而且符合我的需要？是列宁、马克思、托洛茨基和毛泽东的书。读他们的书，我一点儿困难都没有。我不觉得他们抽象。我真是狼吞虎咽。除此之外，我就只读‘米尔斯和布恩书店’出版的书。”
威利说：“那都是些给小女孩看的爱情故事。”
“所以我才去读。我读那些书是为了看其中的语言，看那些对话。我觉得它们能教会我怎样去接近大学里的女孩。我觉得因为我的出身，我不知道该怎么恰当地说话。我不懂怎么谈论电影和音乐。只有特定的语言才能引出特定的话题，然后才能有性经验——我当时就是这么想的。所以放了学我就回去读‘米尔斯和布恩’，把书里的一些段落背下来。然后我就在大学咖啡馆里用那种语言和女孩们说话。她们听了都放声大笑。只有一个女孩没笑。但没过一会儿她就站了起来，和她等待的男孩一起走了。她一直是在利用我。我恨透了她。我的性欲膨胀起来了，我跟你说过。我希望自己仍然穿着乡下人的衣服，希望自己从来没离开过村子。我希望自己从来没让那些朋友带我去做衣服。我的性欲越来越强。我觉得自己好像坐在弹簧上。正是性欲促使我参加了革命。有位革命者到大学里来鼓动大家憎恨女性。他宣称这是一种新的道德。他常常说：‘同志们，你们首先要牺牲性欲。’其他人也都这么说。我听他们说参加革命的都是真正的禁欲者和圣人。禁欲是非常符合我们的传统的，我对之十分向往，也是这么向部下宣传的。我还处决了两个违背我教诲的家伙。其中一个强奸了一个部落女孩。另一个家伙，我看见他在猥亵村里的一个男孩。我没容他辩解。我剥夺了他的一切身份，然后把尸首留给村民们任意处置。”
威利注意到，罗摩占陀罗说到他在性方面遭遇的挫折的时候，就是不愿承认那是因为自己身材矮小。其他原因他都谈到了：出身、衣着、语言、农村传统，但他却遗漏了最明显、最重要的一点。这就像他们在正式会议上所作的那些自我批评，真相往往被有意绕开了，比如威利在谈到博杰·纳拉亚的被捕和分队同志的牺牲的时候，就有意避开了真相。威利很钦佩罗摩占陀罗，居然对自己矮小的身材毫无怨言，表现得好像他和其他男人并无不同，能够对更广泛的问题发表高见。但是无论怎样掩饰，无论怎样同情，都不能化解罗摩占陀罗的不幸和遗憾。当威利看到这位仪表堂堂的男子沉酣入梦的时候，常常不免对他充满怜爱。
威利想：“第一次见到博杰·纳拉亚的时候，我以为他是个恶棍。但没多久我就和他成了好朋友，抛弃了先前的偏见。第一次见到罗摩占陀罗的时候，看见他那瘦削的双手摆弄着枪，我以为他头脑狂热，杀人不眨眼。而现在我对他的偏见也已经渐渐消失了。在努力理解他人的过程中，我逐渐迷失了自己。”
有一天，罗摩占陀罗问威利：“你为什么要离开你的妻子呢？”
威利回答道：“我当时在非洲，在一个日落西山的葡萄牙殖民地。我在那儿待了十八年。我妻子就出生在那儿。我住在她的豪宅里，靠她的田产过日子，她的田产至少是这里随便什么人的二十倍。我没有工作。我只是她的丈夫。有很多年我一直认为自己很走运。远离家乡——印度是我最不愿意待的地方——过着逍遥的殖民地生活。你要知道，我是个穷光蛋，真的是身无分文。在伦敦遇到我妻子那会儿，我快大学毕业了，学的尽是些毫无用处的课程，我当时根本不知道该干些什么，该往哪儿去。在非洲生活了十五六年之后，我开始改变了。我觉得自己是在浪费生命，我原先认为自己很幸运，其实满不是那么回事。我感到我的全部生活其实都只是我妻子的生活。房子是她的，田产是她的，朋友是她的，没有一样是属于我的。我开始感到，正是由于我的不安全感——一种与生俱来的不安全感，和你一样——我很容易屈服于一些偶然事件，被这些偶然事件推挤着，日益远离了自己的本心。我告诉妻子，我要离开她，因为我厌倦了过她的生活。她听了之后，说了一句十分奇怪的话。她说，那并不真是她的生活。这两年，我一直在思考她这句话，现在我想我妻子的意思是，她的生活其实和我的生活一样，也是一连串的偶然事件。非洲，葡萄牙殖民地，她的祖父，她的父亲。当时，我以为她这么说只是在指责我，根本不愿意好好想一想她的话。我以为她的意思是，她和我一起生活，使我获得了力量和精神寄托，对世界有了更多的了解：这些都是她赏赐给我的，而我却用它们毁了她的生活。如果我那时候像现在这样理解她的意思，我会十分感动，可能不会离开她。也可能是我想错了。我必须离开她，去面对我自己。”
罗摩占陀罗说：“我觉得我的出生、我的生活，一切的一切都是偶然的。”
威利想：“这正是我们所有人的命运。也许当人们能够更多地主宰自己的命运时，他们才会过上更加合乎计划的生活。也许在外面那个简单化的世界，生活就是那样的。”
他们来到一个村子，这儿和他们去年行军经过的那些村子和林中聚落不太一样。它以前可能是一个封建小领主的领地。用罗摩占陀罗的话说，是一个收税地主：过去，那些境遇悲惨的村民要向他交纳四十到五十种税款，附近二三十个甚至更多的村庄实际上都归他所有。如今他的大宅子仍然矗立在村外，在周围的环境中显得过于宏大。宅子空着，但是没有人进去据为己有，也许是忌惮它往日的威严，或者是害怕有妖魔鬼怪作祟。前厅、铺了砖石的院子、屋门无存的房间，在整幢建筑的每一个部分，在这荒弃已久的石造院落内，到处都充斥着朽木烂石潮湿腐败的气味。这气味来自蝙蝠及其累积的粪便地毯，来自占领此地的鸽子和其他野鸟留在墙上的白色污渍，疙疙瘩瘩，层层叠叠。要把蝙蝠和野鸟留下的污迹清除干净，是件很令人头痛的事。即使有人搬进去住，也要经过很长时间，才能让这宅子重新充满人的气息。
出了村子走上很长一段路，仍然可以见到地主家的田产：杂草丛生的田野，因为缺乏灌溉已经干涸，栽种柠檬和甜橙的果园，因为无人照料已经枝叶芜杂，随处都有刺槐和苦楝树恣意生长。
罗摩占陀罗说：“这些村民让你直想哭。他们大多数都没有土地，这三年多来，我们一直想把这六百英亩土地分给他们。我们找他们开了不知道多少次会。我们告诉他们旧制度如何罪恶深重。他们都很赞同。但每次告诉他们，现在该轮到他们拥有和耕种这些土地了，他们却说：‘那不是我们的土地。’和他们谈上两个小时，他们似乎也赞同你的说法，但到最后还是那句话：‘那不是我们的土地。’你可以叫他们去清洁水箱，叫他们去修筑公路。但你没办法叫他们去接管土地。然后我就明白了，为什么革命必须流血。要让这些人开始理解革命，我们必须杀人。要他们理解杀人倒是毫不费劲。我们在这个村子和许多别的村子里至少建立过三个革命委员会，但都没有保留下来。年轻人加入我们的队伍，想要看到流血。他们都上过中学。有些人还拿过学位。他们要流血，要行动。他们要改变世界。而我们给他们的只有空谈。这就是坎达帕里留给我们的。他们看到什么也没有发生，就退出了。如果我们用铁腕来统治解放区——我们就应该这样做——这六百英亩土地在一个月之内就可以清理干净，开始耕种。人们才会对革命的意义有所了解。这次我们必须得做点儿什么了。我们听说以前那个收税地主的家里人想卖这块地。他们在第一次革命的时候就逃走了，此后一直住在某个城市，过着寄生生活，无所事事。现在他们穷了，就想通过某种秘密交易把这些地卖给一个本地的富农，一个希夫达斯那样的人。此人住在离这里大概二十英里的地方。我们决心阻止这桩交易。我们要把这些地分给村民，看来这次我们不得不拿几个人开刀了。我想我们必须留些人在这里确保我们的命令得以执行。坎达帕里就在这一点上给我们暗中捣鬼。一提到穷人就哭哭啼啼，一句话都说不完整，每个人都很感动，可就是一事无成。”
他们来到地主的大宅前。两层的房子，没有装饰的外墙。门厅的地面比较低，两侧厚实的墙壁上各挖了一个凹室，里面砌了两三英尺宽的高台。以前，门卫就在这间凹室里看门、睡觉、抽水烟，一些无关紧要的访客也是在这里等候主人的召唤。房子的这种格局——院子和房屋交替出现，正中一条走廊，这样一来，站在前门就能顺着这条光影交错的通道一直看到后门——房子的这种格局是当地传统的建筑模式。很多农民家的房子都是这幢大宅的简化版本。这表明一种文化依然固执地存在着，至少在这一方面是如此；而威利，站在这幢半朽的、腐臭弥漫的大宅子里，竟被这突然出现在眼前的景象打动了，这小小的一角令他感受到了自己的祖国。过去是可怕的；过去必须被消灭。但过去也具有某种完整性，对此，如罗摩占陀罗者不会在乎，但也取代不了。
第二天晚上在村里召开的会议的情况正如罗摩占陀罗所料。他们缠着短头巾，裹着或长或短的腰布，穿着长衬衫，毕恭毕敬地来到会场，仔仔细细地聆听训话，看上去精明能干。身着军装的革命者都亮出了枪，这是罗摩占陀罗下的命令。罗摩占陀罗本人则显得有些不耐烦，神色严峻，瘦削的手指轻叩着他的AK-47。
“这里有五六百英亩土地。你们有一百来人，每人可以分到五英亩耕种，让土地重新开始产粮食。”
他们一齐叹了一声，仿佛听到了他们渴望已久的事情。然而，当罗摩占陀罗一个一个问他们的意见时，他们的回答却无一例外是：“这地不是我们的。”
后来他对威利说：“你看看传统的规矩和生活方式是怎样把人训练成奴隶的。这就是我们的政客们所谓的古老文化。还不仅如此。我了解这些人，因为我就是他们中的一员。我只要稍微动动脑筋，就能把他们的心思看个一清二楚。有些人阔，他们能接受，他们完全不介意。因为那些阔人和他们不一样。和他们一样的都是些穷人，他们认定了穷人就该一直穷下去。我叫他们每人领十英亩地的时候，你猜他们在想什么？他们在想：‘我不能让斯瑞尼瓦斯拿到十英亩地。他会叫人吃不消的。最好我不拿这十英亩地，让斯瑞尼瓦斯和拉格哈瓦也拿不到他们那份。’只有枪杆子才能带来革命。我在想，这次我们要留半个分队的人在这里，让他们清醒清醒。”
那天晚上他对威利说：“我觉得我们总是进一步退两步，而政府就在那儿等着看我们失败。队伍里有些人参加过所有暴动，我们现在做的这些事，他们已经做了三十年。他们如今是真的不想有任何事情发生。对于他们来说，革命、躲藏、敲开村民的门、问他们要吃要住，这已经成了一种生活方式。我们的这些隐士一直就在树林里晃荡。这已经融入了我们的血液。人们为此给我们喝彩，但这不会让我们有丝毫进展。”
他亢奋起来，激情盖过了对威利的尊重，当他们最后各自去睡觉的时候，威利舒了口气。
威利想：“他们都想了结旧的生活方式。但旧的生活方式是人们的存在的一部分。如果旧的生活方式没有了，人们就不知道自己是谁了，而这些村庄，原本自有一种美感，也将沦为丛林。”
他们留下分队的三个人，向村民们宣传耕种地主土地的必要性。
这天早上，罗摩占陀罗恢复了理性，像一只突然将愤怒置于脑后的猫，说：“他们不会有任何进展的。”
走到村子外面一英里的地方，一些年轻人从树林里出来，和队伍步调一致往前走。他们并没有任何嘲弄的意思。
“我们的新兵，”罗摩占陀罗说，“你知道的，都是中学生。我跟你说过。我们让他们看到了他们以前的生活。但是他们没钱继续待在他们接受教育的小城市里。他们看我们，就像你看那些从伦敦、从美国回来的人一样。我们会让他们失望的，所以我觉得还是现在就让他们走了更好。”
中午他们休息。
罗摩占陀罗说道：“我还没有告诉你我为什么要参加革命。原因其实很简单。你知道大学里有几个男生是我的好朋友，还为我买了一套西装。那所大学里还有一位老师不知什么原因对我也很不错。拿到毕业证书的时候我想我应该做些什么报答他。你知道我当时是怎么想的吗？你可别笑话我。我想我应该请他吃顿饭。这是‘米尔斯和布恩’的书里经常写到的。我就问他是不是可以和我一起吃顿饭。他说可以，我们就约了个时间。可是我不知道应该怎么安排这顿饭。它让我伤透了脑筋。我从来没有请人吃过饭。我突然生出了一个荒唐的念头。那个小城里有家人很有钱，是小实业家，制造水泵之类的东西。在我看来已是厉害极了。我不认识他们，但我还是鼓起勇气去了他们家的豪宅。我穿了那套给我带来那么多快乐和痛苦的西装。你想象一下：车道上的轿车，缤纷的灯光，宽敞的露台。人们来来往往，一开始谁都没有注意我。客厅中间有一个吧台，那些住摩登大屋的人家里都有这样一个吧台。到处都是人，根本没人会多看我一眼，我甚至觉得可以坐到吧台前向系着领结的侍者要一杯酒。我觉得我也只能和他说上话。我没有向他要酒。我问他这家的主人是哪位。顺着他手指的方向，我看见主人正和其他人一起坐在露台上凉爽的夜色中。那是一个中年人，健壮而不臃肿，稀疏的头发一丝不苟地朝后梳着。我心里七上八下，我走到露台上，当着那里所有的人，对那位大人物说：‘晚上好！先生。我是一名大学生。我的老师古马拉斯瓦米教授派我来邀请您。他非常希望能和您一同进餐——我说了时间——不知您是否有空。’那位大人物站起身来，说道：‘古马拉斯瓦米教授在这个城市里备受敬仰，能和他一同进餐真是莫大的荣幸。’我继续说道：‘古马拉斯瓦米教授特别希望由您来做东，先生。’这些话都是从米尔斯和布恩的书里学来的。要是没看过那些书，我根本不可能说出那些话来。这位了不起的实业家吃了一惊，但他立即说道：‘那将是更大的荣幸。’我说：‘非常感谢，先生。’然后几乎是跑着离开了那幢豪宅。到了约好的那一天，我穿上那套让我欢喜也让我痛苦的西装，叫了辆出租车来到教授家里。教授说：‘罗摩占陀罗，我真是高兴。但你何必坐出租车来呢？我们要去的地方很远吗？’我什么也没说。我们坐车到了实业家家里。教授说：‘这房子真是宏伟，罗摩占陀罗！’我说：‘先生，我一定要把最好的东西献给您。’我把他带到露台上，实业家和他的妻子还有其他人正坐在那儿，然后我再次逃也似的离开了那幢房子。第二天，在校园里，教授对我说：‘罗摩占陀罗，昨天晚上你为什么要劫持我到那儿去？那些人我一个都不认识，他们也根本不认识我。’我说：‘我是个穷光蛋，先生。我没法请一个像您这样的人物吃饭，可我又只想给您最好的东西。’他说：‘但是，罗摩占陀罗，我的出身和你一样。我们家和你家一样穷。’我说：‘我错了，先生。’我真是羞愧万分。这些都是那套西装还有米尔斯和布恩的书惹出来的。我恨自己。我要把那些看到我蒙羞的人统统干掉。我仿佛听到露台上那些人正在哈哈大笑。我觉得我在这个世界上活不下去了，除非那些人统统死掉，除非我的教授也死掉。我几乎忘了他们的模样，但我仍然记得当时的羞辱和愤怒。”
我说道：“一些微不足道的小事有时会带来意想不到的后果。我遇到过很多令我感到羞耻的事情。在印度，在伦敦，在非洲。二十年后我仍然记忆犹新。我认为它们永远不会消亡。它们只会和我一道消亡。”
罗摩占陀罗说道：“我也是这么想的。”
傍晚时分，分队行军经过树林的时候，一群年轻人从树林里走了出来。他们可能已经等了整整一天；在这里，时间几乎毫无价值。从他们欢欣的表情和急切的举动中可以看出，这些年轻人愿意加入到队伍中来。他们被困在村子里，时时梦想着冲出去：梦想着城市、摩登的穿戴和娱乐，梦想着一个时间在其中更具意义的世界，他们中间更有野心的几个也许还梦想着剧变和权力。在行军途中不断地有这样的年轻人成群结队地跑来跟着队伍走，他们的姓名、出身以及所属村庄都被记录下来。但是，眼前这群年轻人和以往的不同。他们带着情报，这情报令他们激动得发狂。
他们搜寻着随身武器最贵重的那个人，认定他就是指挥官。罗摩占陀罗与他们谈起来。过了一会，罗摩占陀罗示意纵队立定。
罗摩占陀罗说：“他们说前面地势较高的地方有埋伏等着我们。”
威利问道：“是谁？”
“谁都有可能。如果情报属实。可能是警察。可能是坎达帕里的支持者。可能是想买以前的地主的田产的那个富农雇来的人。他们可能当我们是敌人。甚至可能是村民，我们老是待在村里，他们烦透了，想除掉我们。他们认为我们没有说到做到。这是我们在这儿的困境的一部分。人人都感觉到旧世界在改变，但没有人看得清将来。我们已经错失良机，现在有几百种可能的原因。如果我们的队伍训练有素，就会知道怎样应对埋伏。但我们没想用枪。我们只练习过童子军和军校学生那套玩意儿。扛枪，亮枪，稍息。如果只有你带着枪，那是没问题的。但实际上别人也有枪。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我能想到的就是冲上去把他干掉。我不能让你们跟着我，因为我不知道该怎么办。要是前面真有埋伏，要是我出了事，你们就原路返回。现在你们就悄悄离开吧。”
威利叫道：“罗摩占陀罗！”
“我有把好枪。”
他们在那片树林里一直等到天黑。后来，送来情报的年轻人中的一个从林间小径上朝他们喊：
“他们把他杀了。”
“他们是谁？”
“是警察。他匍匐前进到他们附近，用枪向他们扫射。杀了他们三个人。这一下暴露了他自己，他们就把他杀了。我跟你们说，这事会上报纸的。”
威利问道：“他杀了他们三个人？”
“没错，先生。”
毕竟，这听上去是个好消息。威利想：“他终于为自己赢得了美名。在印度史诗里，罗摩占陀罗是最高贵的人。他不仅仅是一个虔诚的人。你可以相信，他在任何情况下都会行为端正，做事妥当。”
那个带来情报的年轻人又说：“真可惜，你们损失了一支枪。”
过了一会儿，他们按照罗摩占陀罗的最后一道命令原路撤退，离开了林间大路，在黑暗中慢慢移动，他们决定，如有必要会连夜行军，以避开可能追踪而来的警察。他们默默地在昏昧的林子里走了一段时间之后，威利想：“我没有去想那些死去的警察。我把自己都忘了。现在我真的迷失了，彻底迷失了。我不知道前面有什么，后面又有什么。我现在只知道要活下去，要走出去。”
<hr/><ol><li>[14]玛丽·科莱利（1855-1924），英国小说家。​</li></o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