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因斯坦说：“每个计划都应该留有一点儿变通的余地。”

接下来的一次防区会议上，有一位革命委员会的高层领导出席。他六十多岁，比威利预计的要老得多。如此看来，那个夸夸其谈的疯子说自己参加革命有三十年了，也许并非全然信口开河。那位领导还有些纨绔气，身材高大修长，精心修剪过的银发闪闪发光。这也是威利所没有料到的。

爱因斯坦不再谈论自己那不得不放弃的计划，转而对这位领导说：“我们真的不应该再谈什么解放区了。我们对大学里的人说，树林是解放区，我们又对树林里的人说，大学是解放区。然后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那些人碰到了一起。我们谁也骗不住了，而且会把我们想征募的那些人赶跑。”

那位领导大发雷霆，气得脸都扭曲了，说：“这些妄想质问我的人都是谁？我读过的那些书他们都读过吗？他们读得懂吗？他们懂马克思懂列宁吗？我可不是坎达帕里。那些人，我怎么说他们就会怎么做。我叫他们站他们就站，我叫他们坐他们就坐。我大老远赶来就是为了听这些昏话吗？我冒着随时可能被捕的危险来到这儿是想谈谈新战术的，结果却听到了这篇胡言乱语。”

他的愤怒——一个自行其是太久的人的愤怒——笼罩着会议接下来的部分，再没有人敢提出什么严肃的观点了。

爱因斯坦事后对威利说：“这个人让我觉得自己像个傻瓜。他让我们所有人都成了傻瓜。真难以想象我们一直以来所做的事情就是为了他这种人。”

威利一时忘形，流露出些许他那古老的伦敦大学式的机智，说：“或许他读过的那些大部头讲的都是本世纪的伟大统治者的故事。”

本该在这次会议上讨论的新战术成了由革命委员会直接下达的命令。今后，解放区将与外界隔绝并严加管控。解放区的人将只能知道革命运动想要他们知道的事情。周围的道路和桥梁都将被炸毁。没有电话，没有来自外界的报刊，没有电影，甚至没有电。并老调重弹，再次强调清理阶级敌人。由于封建地主早已逃之夭夭，这些村子里已经没有严格意义上的阶级敌人了，所以清理对象改成了那些富农。威利和基索碰到的那个革命疯子曾经说过，杀人哲学是他赠送给穷人们的革命礼物，是驱使他一个星期接着一个星期从一个村子走到另一个村子的伟大事业。与这种哲学类似的观念重又开始盛行，并被奉为圭臬。必须消灭阶级敌人——如今指的是地产稍多的农民——以对抗警方的镇压。部队的纪律必须加强，士兵必须互相举报。

威利被调入另一支队伍，他发现自己顷刻间落入了疑心重重的陌生人中间。那屋檐低矮的农舍里的小屋，他早已视为己有，如今不再属于他了。在负责摧毁道路和桥梁的部队里，他住的是露营帐篷，又像从前那样不断迁移了。他丧失了方向。他想起那段借着——回想睡过的床寻求安慰和依靠的时光。现在，这种依靠已不再可能。他如今只热切地希望能拯救自己，能再次触摸自己的内心，能离开这里回到上层世界。但他不知道自己身在何处。身边的那些陌生人，他无意去解读他们的个性，彻骨的疲乏和迷失感使他宁可继续保持这种不了解的状态。现在，他唯一的安慰就是——他不确定这在多大程度上能算个安慰——他还能在两周一次的防区会议上见到爱因斯坦。

现在部队得到命令，要发动村民镇压富农。这已不再是可以选择、可以等条件成熟才达成的目标了。这是命令，就像是零售连锁企业命令下面的分店提高销售额一样。革命委员会要的是数字。

某天黄昏，威利和分队另一个人提着枪去一个村子。威利想起那个疯子的故事，他在夜幕降临后来到一个村子，看见第一个农民，就要他去杀地主。那是三十年前的事。而现在威利就正在经历这样的事。只不过现在已经没有了地主。

他们叫住了一个出来干活的人。此人皮肤黝黑，包着短头巾，粗糙的双手上长满老茧。他看上去吃得还行。

威利的同伴说：“晚上好，兄弟。你们村里谁最有钱？”

这个村民似乎已经明白他们的意图了。他对威利说：“请你们带着枪走吧。”

威利的同伴说：“为什么要我们走呢？”

村民说：“你们两个是什么事也不会有，干完就回你们那舒舒服服的屋子。而我要是听了你们的，完事之后就会被人打烂屁股。我敢说就是那么回事。”

威利的同伴又说：“要是你干掉那个富农，压迫你的人就少了一个。”

村民对威利说：“那你替我干吧。再说，我也不知道怎么使枪。”

威利说：“我会教你的。”

村民说：“你去杀他吧，那样事情对每个人来说都简单多了，真的。”

威利说：“我来教你。你就这样拿稳，然后从这儿朝下看。”

从瞄准器里望去，只见一个农民走了过来。他正从一个小山坡上下来，刚干完一天的农活。威利和同伴还有那个村民就藏在村路边的灌木丛里。

通过瞄准器看着那个人，手中的枪微微移动，仿佛在回应他头脑中的游移与确定，物体的尺寸应威利的调整而改变着。这种事他在葡属非洲殖民地也干过，发生了针对殖民者的大屠杀之后，政府向那些想学射击的人开放了警用射击场。威利对枪械一窍不通，但当他通过瞄准器观察周围的世界，事物尺寸的变化令他着迷。那感觉如同在暗室里注视一团火焰：那神秘的一瞬间令他想起了自己的父亲，以及父亲传播这类启示的静修处。

有个声音说：“那个富农进入你的视野了。”

无须朝说话的人看，威利已听出那正是他的新指挥官。

指挥官已经不年轻了，他说：“我们一直在为你们担心。你们不能要求别人去做你们自己做不了的事情。开火。快。”

然后，那通过瞄准器一会看得到一会又不见了的目标向一侧旋转了半圈，仿佛受了一记重击，倒在斜坡上。

指挥官对那个目瞪口呆的村民说：“你看见了吧。就这么回事。”

威利冷静下来后想：“我是在一群疯子中间。”

过了一会儿，他又想：“这是我到柚树林营地后生出的第一个想法。那时我任由它被掩埋。我那时候必须这样做，才能和我周围的人相处。而现在这个想法又浮出来了，它是来惩罚我的。我已经疯了。我必须逃走，趁我还有机会找回自己。我知道我还有机会。”

后来，指挥官用几乎算得上亲切的语气说：“六个月。六个月之后你就没事了。”他微笑着。这个四十多岁的人，爷爷是农民，父亲是温驯的政府职员，脸上展露出生活的艰辛和磨难。

他可以步行去一段尚未炸毁的公路。不到十英里。那是一条简陋的乡村公路，红土上面铺了两道窄窄的混凝土。沿路没有公交车往返，也没有出租车或摩托车。这是一个游击区，常有不测，出租车和摩托车都不敢靠近。所以他得尽量打扮得不引人注目，披上薄毛巾，套上带大侧兜的长衬衫，穿上裤子——裤子很有用——从那里步行到最近的公共汽车站或火车站。

到这里，逃跑的梦断了。他已经上了警方的黑名单，警察会在公共汽车站和火车站等着他。他是革命运动的一分子，到了外面，他倒是有可能隐蔽起来——利用革命运动的网络。但如果他脱离了革命，又要躲避警方的追捕，他就得不到任何保护了。他没法单靠自己。他在当地没有熟人。

他想，他要等到开防区会议的时候向爱因斯坦坦白。这很冒险，但他觉得他找不到第二个人说这事了。

他一向爱因斯坦开口，就把对他的疑心都抛开了。

爱因斯坦说：“有一条更好的路线，一条捷径，连着另一条路。我要和你一起走。我也累了。路上有两个村子。这两个村子的纺织工我都认识。他们会留我们过夜的，还会找一辆摩托车送我们上路，越过邦界。他们在那一边也有朋友。纺织工们也有他们的网络。你一定看得出我已经调查过这条路线了。当心这里的人。不得已的时候，要顺着他们。如果他们发现你要开小差，他们会杀了你的。”

威利说道：“纺织工。还有摩托车。”

“你在想拉贾兄弟。是的，就像他们俩。但事情有时会那样。很多纺织工卖力干活，然后买了摩托车。银行会给他们贷款。”

开会那几天，他们一直在商量逃跑的事。

爱因斯坦说：“你不能直接跑去向警方投降。他们可能会杀了你。这事有点儿复杂。我们必须躲起来，也许得躲很久。我们可以先和另一个邦的几个纺织工待一阵，然后继续前行。我们还要争取一些政治家的支持。他们很愿意获得说服我们投降这样的名声。他们会帮我们与警方谈判。甚至可以就找我想劫持的那个部长。世界就是这个样子。人们一会儿站在这一边，一会儿又站在那一边。你第一次见到我的时候并不喜欢我。我第一次见到你的时候也不喜欢你。世界就是这样。不要拒斥任何事情。还有，我不想知道你在革命运动中都干过什么。从现在起，记住这一点：你什么也没干过。你一直是在旁观。动手的都是别人。而你什么也没干。你后半辈子都必须记着这一点。”

他们用了六个月的时间。他们脱离革命生活的过程有时候像是这种生活的延续。

第一天晚上，在到达借宿的纺织工小屋之前，他们把军装脱下埋了，点火焚烧太冒险了，他们也不想让那些纺织工看见他们烧军装。接着就是一连几天冒着酷暑，坐着低矮的三轮摩托，走过各种各样崎岖不平的道路。两人有时候搭一辆摩托车，有时候又分坐两辆，这是爱因斯坦的主意，为了安全起见。摩托车篷很深却太窄，有点儿像童车的车篷，阳光总是斜斜地射进来。在繁忙的路段，烟雾和褐色的尾气从四面八方向他们袭来，他们的皮肤被阳光灼得隐隐作痛，变得像砂纸一般粗糙。他们晚上就在纺织工居住区休息。只有两个房间的农舍当年似乎是为了保护珍贵的织机而建，而不是为了住人。看起来真的没有地方给威利和爱因斯坦睡，但总是能腾出地方。他们走进的每一幢房子都和他们之前离开的那一幢相差无几，只有少许地区差异：前一家是参差不齐的茅草屋顶，后一家是瓦片屋顶；前一家是泥砖墙，后一家是抹灰篱笆墙。最后他们终于跨过了邦界，在那边的纺织工网络的保护下，又度过了两三个星期。

这时，威利对他们的方位有了大致的概念。他强烈地希望与萨洛姬妮联系上。他想他也许可以写封信给她，再叫她寄信到他们要去的某个城市的邮局。

但爱因斯坦说不行。警察如今已经知道这一招了。存局候领的信件并不常见，警察可能会留意来自德国的存局候领信件。多亏纺织工的帮助，到目前为止他们一路上还比较顺利，威利可能会认为他们未免过于谨慎了；但是威利必须记住这一点，他们在警方的黑名单上，可以“当场击毙”。

他们从一个城市逃到另一个城市。一路都由爱因斯坦说了算。他正在寻找一位公众人物，为他们去和警察谈判。

威利对他很是钦佩。他问道：“你是从哪儿知道所有这些的？”

爱因斯坦说：“我是从以前那个防区长官那儿学来的。就是那个脱离革命之后又把他妻子杀了的人。”

“那就是说，我认识他的那段时间，他一直在策划逃跑？”

“我们中有些人是这样的。而有时候就是这些人，一直留在革命队伍里，十年，十二年，然后变得昏头昏脑，其他任何事情都干不了了。”

威利觉得，这次等待，这次逃往新城市的行动，和他待在皮匠街那会儿一样，他不知道接下来将会发生什么。

爱因斯坦说：“我们现在在等警察。他们正在审查我们的案子。他们要先知道我们都犯了哪些罪，然后才能接受我们的投降。你的情况有点儿麻烦。有人告发了你。因为你有国外关系。你认识一个叫约瑟夫的人吗？我不记得什么约瑟夫。”

威利刚想开口。

爱因斯坦说：“不要告诉我任何事情。我不想知道。这是我们的协定。”

威利说道：“实际上也没有什么事。”

“那种情况几乎是最难办的了。”

“如果他们不接受我投降，那会怎么样？”

“你得躲起来，否则他们会杀了你或者逮捕你。不过船到桥头自然直。”

又过了些时候，爱因斯坦宣布：“没问题，我们俩都没问题。你的国外关系毕竟没那么具有威胁性。”

爱因斯坦给警方打了电话。到了那一天，他们前往所在城市的警察局。他们坐了一辆出租车，威利看到了很久以前在另一个城市拉贾兴致盎然地指给他看的那一切的翻版：建于英国殖民时期的军事化地区，那时就已种下的老树，地面以上四五英尺高的树干上刷了石灰，镶了白色边石的小道，沙地阅兵场，带阶梯的凉亭，福利建筑，两层高的住宅楼。

警长办公室就在一楼某处。他们走进办公室，身着便服的警司站了起来，微笑着迎向他们。这样的礼遇大大出乎威利的意料。

他想：“博杰·纳拉亚是我的朋友。我同情罗摩占陀罗的遭遇。要不是爱因斯坦，我不可能知道怎样到这里来。但这间办公室里站在我面前的这个人更像是我的同类。我的心灵和理智已经向他展开。他的脸上闪耀着智慧。我不必容忍他。我觉得我们是作为平等的人会面的。在树林里待了这么些年，我为了生存强迫自己相信我怀疑的事情，现在我感觉很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