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星期过去了，他的兴奋之情已经退潮，他对身陷其中的日常生活开始感到厌倦。珀迪塔已经成了一种负担，她的身体已经毫无新意。时间沉甸甸地压在他手上，他觉得百无聊赖。伦敦已经看够了。他那全新的观察方式已经不能给它带来新的东西。重访旧日的伦敦已经令他兴味索然。过于频繁的重访像是在剥除他对这座城市的记忆，这让他丢失了一些珍贵的片段。现在，那些著名的景点宛如照片，定格于一瞥之间，留给他的不比一张明信片多多少——尽管有时候泰晤士河仍然会令他吃惊：那广阔的视野，那光，那云，那变幻莫测的色彩。他对历史和建筑所知不多，也就无从寻觅。而车流、烟尘以及成群结队的游客也让人心烦。于是，在这个大都市里，就像他当年在树林里、在监狱里时那样，他不知道该如何消磨时间。

某个周末罗杰出门了，到星期天，甚至到星期一还没有回来。他不在家，房子里就显得死气沉沉的。而奇怪的是，珀迪塔似乎也有同感。

她说：“他大概是去找他那个相好的了。干吗这么吃惊？他没告诉过你吗？”

威利想起罗杰在机场所说的话，衰老被视为一种道德缺陷。他讲这话差不多是在刚见到他的时候，这多半是当时他头脑里正在盘旋的一句话，他以这种方式让威利为此刻这种状况做好准备。

这个新闻像一团巨大的悲伤，把他砸倒在地。他想：“我必须离开这幢死气沉沉的房子。我没法和这样的两个人住在一起。”

把珀迪塔带到楼上那间留有海洋和海风痕迹的小屋，仅仅是出于习惯，不是必需，也没有兴奋。这每一件事都更加坚定了他离开这幢房子的决心。

周末到来之前，罗杰回来了。一天晚上，威利下楼来和他一道喝酒。

他说：“我一直想再次品尝刚来的那天晚上喝的威士忌的滋味。又醇又甜又浓。就像是小孩喝的饮料。”

罗杰说：“要是你想再尝到那个滋味，你得在树林里过上好几年，再到监狱里蹲上一阵。要是你伤了脚踝，断了腿，一连几个星期裹着石膏，到了除掉石膏、试着站起来的那天，感觉会特别美妙。那其实是感觉暂时失灵，刚开始那几秒钟真是甜蜜。但很快就过去了。肌肉几乎立刻就开始恢复。如果你还想要那种感觉，就得再断一次腿，再伤一次脚踝。”

威利说：“我一直在想，你和珀迪塔都对我很好。但我想我该走了。”

“你知道去哪儿吗？”

“不知道。但我希望你能帮我找个落脚的地方。”

“到时候我肯定会帮你的。但这不仅仅是找落脚的地方的问题。你还需要钱。你还需要工作。你以前干过什么工作吗？”

“这几天我一直在想这个问题。我从来没有干过什么工作。我父亲就没有工作过。我妹妹也没有干过像样的工作。我们成天都在想命运如何对我们不公，却从未认真学过任何有用的技能。我想我们的情况有一部分就是这样。我们只能想到反叛，你现在要是问我觉得自己能做些什么，我只能说什么也做不了。假如我父亲或是我叔外公有一门手艺，我想我大约也会有一门手艺。我在非洲那么些年，从来没想过去学一门手艺，或者找一份职业。”

“并非只有你才是这样，威利。这儿有成千上万的人都是这样。社会给了他们一种假象。大约二十年前我认识了一个美国黑人。他很喜欢德加，非常认真地喜欢，我觉得他应该顺着这条路走下去，成为职业画家。但他不同意，他认为民权运动比画画更重要。只有当民权斗争取得了胜利，他才会考虑德加。我告诉他，他在绘画上取得的成绩，和政治行动一样，最终将有益于他的民权运动事业。但他却看不到这一点。”

威利说：“现在印度的情形已经不同了。像我父亲这样的人如果在如今的印度长大，他会自然地想到要找一份职业，而我在他的影响下也会自然地想到要找一份职业。这样的变化比任何游击战争都要深刻。”

“但你千万不要对工作抱什么过于浪漫的想法。工作实际上是非常可怕的。你明天就坐十六路公交车去维多利亚。你就坐在车子上层，看看经过的那些写字楼，特别注意一下大理石拱门和格罗夫纳花园附近的写字楼，想象你自己就在那里上班。古希腊的哲学家们从来不必为工作问题烦心。他们有奴隶可以使唤。今天我们都是自己的奴隶。”

于是第二天，威利就照罗杰说的那样，闲散地坐着十六路公交车去了维多利亚。他一路经过迈达谷、公园路、格罗夫纳路和格罗夫纳花园，看见那里亮着日光灯的局促的写字楼。这是从另一个角度认识这座大城市里那些重要街道动听的名字，他的心收紧了。

他想：“工作，工作。如果工作是一种使命，是人的追求或自我完善，那样的工作是崇高的。但我现在看到的只让人觉得可怕。”

再见到罗杰的时候，他说：“如果你能让我在这儿再住一段时间，我将十分感激。我得好好考虑一下这整件事。你说得对。多亏你提醒，我才没有走错路。”

第二天早上，珀迪塔来到他房间，问他：“他有没有告诉你他那个相好的事？”

“我们谈了别的事情。”

“我很好奇他是否会告诉你。罗杰很鬼。”

一天，罗杰对威利说：“我的那位银行家邀请你共度周末。”

“那个穿睡袍的人？”

“我向他透露了一点儿你的情况，他听了很兴奋。他问：‘是国大党的人吗？’他就是那种人。什么都知道，谁都认识。或许他会给你些建议，谁知道呢。这也是他能成功的一个原因。他总是留心新人。从这个角度看，你可以说他一点儿都不势利。当然，从另一个角度看，他可是势利得超乎想象。”

在他们出门度周末的前两天，罗杰说：“我想我应该告诉你。他们会开你的行李箱。”

威利说：“听着像监狱。监狱里向来是要开你的行李箱的。”

“他们会接过你的手提箱，当你上楼走进你的房间时，你会发现有那么一个穿条纹裤的人已经把你所有的衣服和其他东西都从箱子里取出来分门别类地收拾妥了。他们就当你知道东西都在什么地方。如此一来，你在用人们面前毫无秘密可言。这会让你大吃一惊。你第一次遇到这种事的时候，会觉得受了奇耻大辱。我时常想要以牙还牙，带个肮脏的行李袋，装些破烂货，让他们知道我根本不在乎他们。但我从来没有这么干过。我总是到最后关头没了勇气。我会不由自主地想到，到了那边，那些底下人会打开检查，所以我总是仔仔细细地收拾行李，几乎有点儿像在布置展品。但你可以试试，可以想办法羞辱他们一下。你是个外人，你做什么对他们来说无关紧要。没有多少人知道如今还有这种豪宅用人存在。他们能看穿你的心思，他们摆出一副自命不凡的架子。他们让我不舒服。我觉得他们有点儿阴险。我看他们从来就很阴险，这些豪宅里的用人。如今，他们让每个人都觉得难堪，从男管家和主人身上就能看出来，他们会装得家里有这么一堆用人很平常。我那位银行家有时候还喜欢假装人人都有个管家。”

星期五那天，他们（还有他们的手提箱）坐了辆出租车前往火车站，路上罗杰说：“我会和这个银行家搞在一起，其实是因为珀迪塔。你信不信，我就是为了要让她记住，要她知道我认识的这个人，他家的房子比她那个情人的大十倍。我也不是要她离开那个情人。才不是呢。我只是想要她看清楚，他这个人和其他人相比，究竟处于什么地位。我要她感觉到自己有那么一点儿龌龊。对我而言，这可真是一场灾难！”

到了火车站，罗杰说：“这种时候我总是买头等车厢的票。不过这次我想我就买二等车厢的好了。”他扬了扬下巴，仿佛在表明他的决心。

威利和他一道排队买票。轮到罗杰的时候，他要了两张头等车厢的。

他对威利说：“我不能那么干。有时候他们会到站台上来接人。现在我会说这种过时的蠢事我根本不在乎。但事到临头，我可不敢让一个讨厌的用人看见我从二等车厢里出来。我恨自己的不争气。”

头等车厢里只有他们两个人。这不免令人失望，因为没人看见他们坐在这里。罗杰沉默着。威利搜肠刮肚，想找个话题打破这沉闷的气氛，但他想到的每一句话似乎都能牵扯上他们这次奢侈的旅行。过了很久，罗杰开口了：“我是个胆小鬼。但我了解我自己。我做的每件事都不会出乎我的预料。”

当他们到达车站时，站台上并没有人来接他们。那个男人穿着制服，没戴帽子，坐在停车场里一辆普通大小的车子里，等着他们找到他。但这时罗杰的心情已经轻松多了，能够派头十足地对付那个司机了，虽然不免有些夸张。

他的主人在豪宅的台阶下面迎接他们。他一身运动打扮，一只手上摆弄着一样白色的东西，威利觉得那像是一颗拔下来的臼齿——他没见过高尔夫球和球座。那人看上去严厉、冷酷、体格强壮，就在他们见面的那一瞬间，他的全部精力，罗杰的，威利的，以及从楼梯上走下来的那个大腿粗壮、穿着条纹裤的用人的精力，都倾入了这场装腔作势的好戏，仿佛这样一幢房子前面的这样一种欢迎仪式，对任何人来说都是再平常不过的了。

威利觉得，这一刻笼罩着一种虚幻，或者说，一种难以把握的现实。这和他当初在树林里和监狱里时的感觉很像，仿佛远离了周遭的人和事。他还没弄明白是怎么回事，就和罗杰分开了，然后就顺从地——像在监狱里那样——跟着一个用人，也没细看房子里的陈设，就来到了楼上的一个房间。窗外是一大片田野。威利在想他是该下楼去田野里散步，还是该待在房间里躲着。下楼问路去田野里，这个想法让他感到有些压力。于是他决定躲着。梳妆台的玻璃护板上放着一本装帧结实的旧书。是一本旧版《物种起源》。这件窄窄的维多利亚时代的印刷品——文字由于年深日久而漫漶不清——以及那起皱的故纸和容易令纸张起皱的陈年油墨散发出的气味——让人联想到当时阴暗的印刷厂和忧郁的排字工人——令人不由得心生敬畏。

那个穿条纹裤的人（也许是东欧人），开始了威利早有耳闻的收拾行李的工作。但因为此人来自东欧，所以威利并没有像罗杰预料的那样忐忑不安。

威利坐在梳妆台旁，那个人收拾行李的时候，他就在翻看《物种起源》。打开书中的插图时，他瞥见一个小小的柳条花瓶或容器，里面放着几支削好的柏木色铅笔。就像罗杰家他房间里的那个小篮子。之后他又看见一个小水晶球，实心的，很重，从上到下刻着一道道平行线，顶上有一个小孔，插着长长的粉红头火柴。这也和罗杰家他房间里的那个玻璃球很像。罗杰出人意料地把她带到一种不属于他的富丽堂皇面前，让她敬畏，就像一个穷人带着来客去参观镇上最漂亮的房子——正是从这里，或许也从其他地方，甚至从她还是姑娘时见过或了解的一些地方，珀迪塔得到了一些有关室内装饰的想法，尤其注重一些细微、次要并且容易做到的东西。威利对她产生了深深的同情，与此同时，想到自己的种种感受，他不免心情沉重，那一刻他感到黑暗近在咫尺，那每个人都置身其中的黑暗。

过了一会儿，他走进浴室。浴室建在这间布置古旧的房间内部，隔墙很薄。墙纸的图案很夸张，尽情铺展的绿色藤蔓使人觉得空间开阔。不过有一面墙上没贴墙纸，没有开阔的感觉，而是贴满了书页，来自一本叫《画报》的旧画报，维多利亚风格的窄窄的灰色专栏，穿插着描述世界各地发生的事情的线条画。这些书页都是十九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画家或记者（极有可能是一身兼二职）大概是通过海运将自己的画作或速写寄到编辑部；然后在画报编辑部里由一名专业画家修改整理，后者很可能全根据自己的想象添油加醋一番；一周又一周，这些插图，这些先进的新闻业的产物，以当时最先进的方法印刷出来，为感兴趣的读者描绘发生在大英帝国及其他地方的大事小情。

威利觉得大开眼界。在这些糊在墙上的书页中，历史如在眼前，触手可及。他读到了反英大暴动后的印度，读到了非洲的开发，读到了军阀混战时期的中国，读到了南北战争后的美国，读到了牙买加和爱尔兰的叛乱，读到了尼罗河源头的发现，读到了维多利亚女王，似乎她尚且健在。他一直读到日光消退，那些小字在昏暗的灯光下已经难以辨认。

这时有人敲门。罗杰进来了。他一直在和银行家谈生意，看上去很憔悴。

他看见梳妆台上的那本书，问道：“你这儿是什么书？”他拿起书来，说：“噢，这可是初版。他就喜欢把这些书随意摆放着让客人翻阅。然后再小心翼翼地收起来。这次我那儿是一本简·奥斯汀的小说。”

威利说：“我一直在读《画报》。就在浴室里。”

罗杰说：“我浴室里也有。我来告诉你这是怎么回事。用他们的话来说，我有一个癖好。有一段时间我常去逛查令十字路那儿的书店。现在已经做不到了，情况不一样了。一天，我在一家书店外面的人行道上看到一套《画报》。很便宜，一册只要几英镑。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会有这么好的运气。《画报》非常有名，是《伦敦新闻画报》的前身之一。这套《画报》装订得整整齐齐。那时候的人常常这样做。也不知道是杂志社装订的，还是图书馆或者订阅的人装订的。我只能带两册回家，还得坐出租车。我说过，它们块头很大，而且相当重。那时候，我刚开始和这位银行家交往。我渐渐开始体会到骨子里的利己主义者对他周围的人的巨大的影响力。事实上，我不知不觉地开始向往这种影响力。在聪明人——比如我——看来，利己主义者在某种意义上是很可怜的，因为他像我们中的其他人一样，没有意识到那些荣耀之路只能通向坟墓。而聪明人正是这样入彀的。一开始他俨然屈尊俯就，最后却沦为弄臣。不管怎么说，我来这里之前刚看到那套《画报》。这位大人物还在向我献殷勤，而我实际上已经入彀。我不是在玩文字游戏。他给我看了他的一些图片，告诉我他是怎样收集到这些图片的。而我不甘示弱，告诉他我最近是如何弄到那两大册《画报》合订本的。我有点儿吹嘘。他当然不了解《画报》，于是我就炫耀了一番自己对这本画报的了解。吹嘘完之后，我就想，回到伦敦应该再去搞几本《画报》来。但我一无所获。我们的这位朋友已经派了辆大车把那些画报一股脑儿全运走了。这是他妻子的主意——把《画报》的书页贴在卫生间墙上。以后如果这房子重新装修，或者易主，改成旅馆什么的，所有这些书页就会被扔进工程队的垃圾堆。”

“你说这幢房子会改成旅馆？”

“差不多吧。普通人不可能住这样的房子。需要很多用人。这房子建造的时代还是大量使用用人的时代。十五名园丁，不计其数的女仆。这些人，当时所谓的服务人员，如今已不复存在。他们曾经占据人口的很大比例。”

威利问道：“他们去哪儿了？”

“问得好。我想一个答案全是他们死光了。但那并不是你想问的问题。我知道你想问的是什么。如果我们经常这么问，我们也许就会渐渐理解我们所生活的这个国家了。我发现以前从来没有听到过别人提这个问题。”

威利说：“如今在印度的很多地方这是个重大问题。他们称之为种姓大地震。我认为这比宗教问题更加重要。某些中层阶级地位上升，某些上层阶级则流落到了底层。我参加的那场游击战争就反映了这一变革。只是反映，仅此而已。很快印度就将以一副不可捉摸的面孔展现在世界面前。这不会多么令人愉快。人们不会喜欢的。”

后来他们下楼去喝酒吃饭。不是什么正式宴请。银行家的妻子没有露面。除他们之外，只有一位客人，是一家画廊的老板。银行家有一长串头衔，包括画家，他希望能在伦敦举办画展。他之前跟威利和罗杰谈起那位客人时说：“请他来一起谈谈会更好。这种人喜欢讲点儿派头。”这最后一句话既吹捧了威利和罗杰，又强行把他们变成了他的同谋，一起对付那个画廊老板。

画廊老板和罗杰一样，穿得中规中矩，一双手红润粗大，仿佛整天都在画廊里搬运大画框。

灯光从大厅的天花板上洒下来，照亮了银行家的三幅画作。这时威利开始体会到罗杰所谓的骨子里的利己主义者的巨大影响力。威利、罗杰和画廊老板尽可以直言不讳地说银行家选中的这三幅画不过是二流作品，业余水平。他们尽可以把它们批评得体无完肤。但是银行家表现得太过天真无辜，叫人不忍伤害他。

画廊老板显然很受罪。应邀来豪宅做客，有优雅的衣服让人家打开、注目，不管这些曾让他多么兴奋，此刻也已经烟消云散。

银行家说：“钱对我来说不重要。你们知道这一点。我敢肯定你们知道这一点。”

画廊老板很想说，他经营画廊就是为了赚钱，而他最不感兴趣的就是不需要钱的画家，但最终忍住了，只说了两三句无关痛痒的话，就闭嘴了。

于是这个话题就不了了之了。天花板上的射灯依然打在银行家的画作上。这场自我和权力的表演已经足以让威利明白，在支付了不菲的艺术赞助费以后，任何与画廊老板有关的安排，都将秘密进行，不会有其他人在场。

银行家问威利：“你认识马金纳戈尔的土邦主吗？”没等威利回答他又说道：“他来过这里，那时候甘地夫人刚宣布不承认印度王公的地位，取消了他们的经济补贴。大概是在一九七一年前后。他还很年轻，在伦敦居无定所，因为失去经济补贴过得极为潦倒。我想我应该帮帮他。我父亲和他祖父是老相识。由于印度所发生的巨变，这个年轻人刚来到这里时，自然特别维护自己的尊严。没有人计较那些，但我发现他并不喜欢我给他介绍的那些人。如果他愿意，会有很多扇门向他敞开，可他毫无兴趣。他们做出这副样子，然后又去了别的地方，说什么在这里得不到尊重。在伦敦的时候，我请他去街角俱乐部吃午餐。你听说过街角俱乐部吗？它比赛马俱乐部更小，甚至更私密，尽管很难想象。餐室很小。街角可不是徒有其名。不瞒你说，那些人一看见这位年轻的土邦主，眉毛都挑起来了。但自那以后我就再没听说过他的任何消息。大约十五年后我去了趟德里，偶然听人说有可能推行经济自由化。我在电话簿里找到了那位土邦主的名字。他已经是印度上议院议员了，在德里有一处宅邸。一天晚上，他请我过去。房子的安全保卫真是气派，门口有警卫和士兵站岗，还垒起了沙袋，院子里还有荷枪实弹的士兵。尽管戒备森严，土邦主却显得轻松自在。他说：‘彼得，我们上次去吃饭的那个小餐厅可真是好笑。’这就是我对印度人的印象。‘好笑的小餐厅’。街角俱乐部！你全心全意待别人，得到的就是这个。”

威利没吭声。画廊老板低低一笑，已显得很高兴自己被允许参与这类有关大人物的讨论；但是罗杰始终一言不发，似乎很痛苦。

第二天会有更多人来。威利却并无期待。他不知道这是为什么。他想：“是因为虚荣。只有和那些了解我的人在一起，我才会觉得轻松。或者只是因为这幢房子。它对来这里的人提出了太多要求。我敢说它改变了他们。它显然已经改变了那位银行家。它也改变了我。它让我刚到这里的时候看不清东西。”

早上，他下楼吃罢早饭，见到了银行家的妻子。没等他开口，她就先跟他打了声招呼，大步走上前来，张开双手，仿佛在表示最热烈的欢迎。这个女人还很年轻，富有弹性的长发，丰满挺翘的臀部。她用悦耳的声音说了自己的名字，然后说：“我是彼得的妻子。”她窄窄的肩膀，窄窄的胸部，很迷人：是一个非常现实的人，威利想。接下来关于她的一切就都不如那第一眼的感觉了。她不过就是一副笑脸和一副喉咙。

威利想：“我必须想清楚，为什么我和这些人在一起会觉得不自在，那位土邦主在街角俱乐部也有这样的感觉。他觉得自己受到了冷遇，在十五年后报了这个宿怨。我的感觉不一样。我没有觉得自己受到了冷遇。相反，我觉得来这里的每一个人都很乐意会会银行家邀请的客人。我只是觉得，我忍受这样的场合没有任何意义。我不期望培养任何人，也不希望被任何人培养。并不是我认为他们太物质。这世上没有比印度富人更物质的了。但是树林和监狱改变了我。经历过那种生活，人不可能一无改变。我已经抛弃了那个物质的自我。必须如此，为了生存。我看这些人根本不知道事物的另一面。”这些话突然涌入他的脑海。他想：“这些话原本可能有某些含义。我必须弄清楚这些话意味着什么。这里的人不懂什么叫虚无。我在树林里见识过物质的虚无，以及随之而来的精神虚无，我那可怜的父亲一辈子都在忍受后者。我觉得这种虚无已经刻在我的骨头里了，我随时可以回到这虚无中去。如果我们不理解人们的另一面，比如印度人、日本人、非洲人，我们就不可能真正理解他们。”

银行家一直在和罗杰谈论生意上的事，手里摆弄着那个高尔夫球座，就像在数念珠似的。他们从刚才谈话的房间出来之后，银行家带着罗杰、威利、画廊老板，以及另一位刚刚到达的客人，参观了他的一些收藏。他做了一次环球旅行，拜访生意上的合作伙伴，像出访的国家元首那样，带回了许多别人赠送的礼物。有些礼品被陈列了出来，其中有不少被他嘲笑了一番。他特别嘲笑了一只高大的蓝色瓷瓶，半透明的瓶身上粗糙地绘制了一些当地花卉。银行家说：“它可能出自当地经理的夫人之手。那种地方长夜难遣啊。”那瓶子底部很窄，瓶口又太宽，手指一碰就晃个不停，已经摔倒过好几次，上面有一道长长的斜缝，而且已经磕掉了一块。

而罗杰，也许是因为谈生意的时候发生了什么不愉快的事，带着怒气——这在他可不寻常——挑衅似的说道：“我看这瓶子很漂亮。”

银行家说：“是你的了。我把它送给你。”

罗杰说：“带走太麻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