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父亲病了（罗杰说）。还没到奄奄一息的程度。那时候我常在周末去看望他。我觉得他的房子太寒酸了，比一幢农舍好不了多少，布满灰尘，被烟气熏得黑乎乎的，非常有必要重新粉刷一次，我父亲也这么认为。他觉得自己辛勤操劳了一辈子，剩下的东西委实太少了。
我觉得父亲把自己想得太浪漫了点儿，尤其当他开始描述自己漫长的工作生涯的时候。除了工作还是工作。造一座花园，创一家公司，是一种工作。那是拿自己作赌注。那种工作可以说本身就是有价值的。而在别人家的产业或者在某个大企业里日复一日做着一样的工作，则另当别论。那种工作毫无神圣性可言，随你引用《圣经》里的哪句话。我父亲人到中年才看清这一点，已经来不及转身了。于是，他的前半生在沾沾自喜中度过，对他所在的企业和他自己过于自负；而他的后半生却在失败、耻辱、愤怒和忧虑中度过。他的房子就是这种生活的缩影。从每一个方面看，都是一半一半。不能算小屋，也称不上大宅，既不潦倒，也不富足。一个无人理会的地方。现在想起来会觉得奇怪，我当时那么坚定地认为，我的情形会和他截然不同。
我不喜欢去那幢房子。但是责任毕竟在那儿，而我最大的烦恼就是要为父亲找个人照料房子。曾经有一个时期，有相当数量的人口从事家政服务。这种情况在当时不成问题。有些人来了又走了，不过问题总能很快解决。如果你读过上次战争之前出版的书，如果你正在为这种事发愁，你会注意到人们常常随心所欲地丢下他们的房子，出去好几天甚至好几个星期。是用人的存在给了他们这种自由。那些用人一直就隐藏在故事的背景里，只是隐约被提及。只有老派的恐怖小说和侦探故事里才会花比较多的笔墨在扒手和梁上君子身上。P.G.沃德豪斯的小说里可能会写到抢劫，但也不过是为了添点儿笑料，如同在现在的卡通片里，闯入社区的窃贼无一不是蒙着眼罩、背扛包囊的可笑模样。
用人阶层已经消失。没人知道他们演变成了什么。但有一点可以肯定，我们并没有失去他们，他们仍以不同的方式存在于我们身边，存在于依赖的文化和态度之中。现在，我们的每一个城镇和较大的乡村，都有附属的本意是为穷人而建的市建住宅区或者政府资助兴建的社区。这种成片的社区，即使在飞驶而过的火车上也能一眼认出。它们有一种刻意营造出的社会主义式的丑陋，似乎是有意识地压抑从心底自然产生的对于美和人性的感知。对这种社会主义式的丑陋的看法完全来自于灌输。人们不经熏陶，哪里会认丑作美。拉丁文里的“附属”（Ancilla）一词意为保姆、女奴或侍女，而这些附属的市建住宅区，本意是为了使穷人获得一定的独立，却很快演变成它们命中注定的样子：寄生于主体的奴隶。它们依靠税收生存。它们不思回报。非但如此，这些地方还成了犯罪高发区。你在火车上的一瞥不会让你看出这一点，但它们的确长期威胁着周围的社群。两个时代不可能绝对地互相吻合，如果当初从事家政服务的人口比重与现在市建住宅区的人口比重不相吻合，我一点儿也不感到吃惊。
当然，我们还是得去那些地方找人帮我们收拾房子。我们在当地报亭的橱窗里贴出求助卡。过了一段时间清洁工来了。再过了一段时间他们又走了。由于没人会对自己家里的所有物品都了然于胸，所以直到他们一去不返，我们才发现这个丢了，那个没了。狄更斯笔下，费金的小偷厨房是在伦敦的七盘区，就在如今的托特纳姆法院路附近，那儿有好多书店。费金就是从那儿把他的小兄弟们分派出去，偷一些可怜巴巴的小钱包或者是做工精美的手帕回来。这些四处漂泊的流浪汉，在狄更斯眼里是可怕的，在我们看来却是那么无辜，那么大胆。实际上，如今我们被形势所逼，不得不把扒手道奇和他的那班小兄弟引进家门，而事后保险公司又告诉我们——已经太晚了——这样遗失的东西不可能得到赔偿。当代道奇们的需求离奇而驳杂：房子里所有的糖、所有的咖啡、所有的信封、一半的内衣裤以及每一幅春宫画。
在这种情况下，生活多多少少变成了长期的赌博和忧虑。我们都在学着适应它。而事实上，几经周折之后我们最终找到了一个合适的人来照看父亲的房子。她是个乡下姑娘，但非常时髦，单身，带着几个孩子，双父亲——如果这种说法符合语法的话——孩子们每周都会带给她一笔不小的收入。她说到了一些“出身良好”的人，似乎在暗示她早年做错了事，后来就一直在追求更高的目标。我并没有觉得这有什么特别。我视之为犯罪的印记。我在整个职业生涯中认识了各种各样的罪犯，而以我的经验看，罪犯往往喜欢这样表现自己。
但我看错她了。她留了下来，而且为人善良可靠。她三十多岁，受过教育，写的东西相当通顺，衣着雅致（常常邮购些便宜的时髦东西），举止也颇得体。她前后待了有六七年或者七八年。她成了家里固定的一员。我几乎认为她的存在是理所当然的了。
那几年我一直非常小心，不对她的私生活表现出任何兴趣。从她的神情看，我明白她的私生活必然十分复杂，但我从来都不想去了解。我害怕陷入这类细节之中。我不想知道她生活里的那些男人姓甚名谁。我不想知道那个叫西蒙的建筑工人如此这般，或者那个叫迈克尔的出租车司机如此那般。
我那时常常在星期五晚上去父亲的小房子。某个星期六早上，我什么都没问，她却突然跟我说，这个星期她非常痛苦。有一天晚上她甚至来到小房子，把她的小车子停在窄窄的车道上，放声大哭起来。我问她为什么要跑到这里来哭。
她说：“我没有其他地方可去。我知道你父亲不会在乎的。在这儿干了这么多年，我已经把这房子当成自己家了。”
我明白了她的意思，这令我心碎。但即便在那时，我也实在无心了解什么细节。当然最终她闯过了那场危机，恢复了以前的娴静、时尚和端庄。
就这样过了一段时间。我又一次发现乔的生活有了新的变化。不是因为某个男人，而是因为一个女人。刚来到市建住宅区，或者只是刚被乔发现。这两个女人，乔和那个女人，一直在互相吹嘘自己的生活如何丰富多彩，女人常常这样吹嘘。那个女人叫玛丽安。她有些艺术天分，会自己制作窗帘，在陶盘上画彩绘。她感染了乔，乔也想试试这些。于是每逢周末我就开始听到她谈论陶窑多么昂贵。六百到八百英镑。我感觉她正在以艺术和社交活动的名义请求我花钱置办一套家用电窑。一项商业投资，毫无疑问很快就能收回成本。而实际上，乔的作品几乎没有带来任何赢利。那时候她已经花了许多钱购买空白陶盘来画彩绘，几朵花，一只狗，或在茶杯内画一只小猫，再请市建住宅区里的窑场主帮忙烘干，然后在工艺品市场租一个摊位，还要将东西运过去。那时候上述所有事情她都做了，根本没有任何赢利。我想象她凄惶地坐在摊位边，守着她那些工艺品，神似某个古代妇女，穿着长裙和木屐，坐在简陋的农村集市上，守着一篮子鸡蛋，想着等挨过这百无聊赖的一天，就用自己所有的一切去换一捧魔种。
在伦敦，不时会有某位有闯劲的年轻艺术商，刚刚认识不久就请你去吃饭。刚开始的时候，你可能会觉得，在他那设计质朴的房子或公寓里，每一件物品都是精心挑选、品位独特，令人艳羡，发现者一定是独具只眼。而最后，当你觉得必须要赞美一番你们正在上面用餐的那张美丽的旧橡木长餐桌的时候，你听见他说这餐桌正待价而沽，一如其他你所看到的物品。这时你才明白，请你来不只是为了吃饭，更是为了参观，这就像是房产开发商请你去参观一幢房子，不仅仅是因为有你同行的乐趣。
现在乔就是这样。每个星期六早上，她总要一一打开那些又大又沉的包裹，里面装着她的作品——彩绘盘子、掐丝珐琅工艺品、布满条纹的蜡笔风景和肖像画、炭笔动物画、河畔垂柳的水彩画。凡是能镶上镜框的都镶上了镜框，还用了很大的衬托纸；所以那些包裹才那么重。
这样的周六展览令我十分为难。实际上我对这些作品很有兴趣。从中我出乎意料地体会到了灵魂的悸动，这真的令我感动。但是如果我显示出有兴趣的样子，就等于是在鼓励她下个星期六继续展出一大堆作品。我告诉乔，她确实很有天赋，或许可以去听听绘画或水彩画的课程，但她对此毫无反应。她想听的不是这个。
不知是谁向她灌输了这样一种观念：天赋与生俱来，勉强不得也操练不来。每当我告诉她某件作品表现出了不小的进步，她会说：“我想它都在里面了。”她指的是她那涌动的天赋，她并没有夸口。她也可能是在谈她自身以外的某种东西。我觉得“艺术天赋与生俱来”这种半政治化的观念——及其所暗示的“艺术天赋无阶级性”的观念——应该是某人灌输给她的。我想那人或许就是她的新朋友玛丽安。
过了一段时间我终于明白了，乔向我展示她的作品，并不是为了听我评论。她是要我买她的作品，她是要我向伦敦的朋友们介绍她。我自己就是一个工艺品市场。我父亲也一样。乔每个星期六早上带来的不全是她一个人的作品。有很多是玛丽安的，她对此很大度。毫不忌妒。我开始觉得，这两个彼此激励的女人已变得令她们自己都感到敬畏。她们都很平凡，但其天赋使她们出类拔萃，超出其他粗俗的同类。她们热爱自己制作的每一件艺术品。在她们眼中，每一件作品都是一个小小的奇迹。这两个女人令我不安。很多工人出身的罪犯，或是有犯罪倾向的人，会以这种方式向中产阶级表现自己。我因此警惕起来。
有时候她们喜欢把作品留在小房子里。这主要是为了给我父亲看，而不是给我看。不管他对外人多么凶狠，他对乔还是很温和的。他喜欢让她觉得他是受她摆布的。其实从来不是如此。这小小的把戏让他很开心：这小小的权术游戏，让这两个求售作品的女人以为他真的很虚弱。乔和她的朋友玛丽安还以为，只要过上一个星期，某件作品的美就会令我父亲倾倒，继而慷慨解囊。这怪不得她们；那些伦敦艺术商就是这么操作的。
一个很重要的工艺品市场就要开张了。开张前好几个星期我就听乔说了。那是一个星期天，早上一辆沃尔沃客货两用车驶入我父亲家的车道。司机是一个我从没见过的女人。我猜她就是玛丽安。乔坐在她旁边。她们来取一些留在我父亲那里培养他的兴趣的作品。乔先下了车，一副熟门熟路的样子，径直走进了小房子。不一会儿，她就和我父亲一道走了出来。父亲在乔面前装模作样（但只在艺术品的事情上如此），夸张地颤抖着，慢腾腾地帮着把那些奇形怪状（大外框、大衬纸）的作品拿出来，搁在走廊上。
我的房间在房子的另一边，靠近正门，就在那条狭窄的弧形车道的尽头。因此，当玛丽安下车与我父亲打招呼时，我看到了她的背影。她身上那套黑色运动装，松紧带裤子太松了，本就已经滑下去一大截。她撑着方向盘一跃而下，使那条裤子歪向一边，甚至又往下滑了一截。
她对我父亲说：“我一直很羡慕您这幢可爱的房子。乔跟我说了许多这里的事情。”
我曾经猜测过她的性格，但是我错了，这样的错误在我这几年的工作中越来越多。她的那种直率、那种社交风度，完全出乎我的意料之外。还有那辆大沃尔沃。同她的气度很般配。她高高地端坐在驾驶座上，轻轻松松地将车子驶入了我家那狭窄的、难对付的车道。这么些年过去了，我还记得那一刻的情景。她身材高挑，更令我惊讶的是，她身上没有市侩气，不像是住在市建住宅区里的人，她很苗条，显然经常锻炼。我瞥见她的下半身，粗糙的黑色面料衬着她那诱人的肤色，这一瞥将这一刻刻在了我的脑海中。她迅速伸出右手抓住裤子后腰，把它稍稍往下一推又立刻往上拉直。我怀疑她是否意识到了自己的动作。但这一瞬我从未忘怀。后来我们在一起了，每次回想起那一瞬，总会立刻腾起对她的欲望，或者觉得生活变成了一场缓慢的演出。
我看着她们把作品一件件放进车厢然后开车走掉。我紧张得都没和乔打声招呼。接着，整整一个星期我都在想一个连正脸都没见着的女人。以前那些关于滑稽剧和犯罪的想法也都烟消云散了。
到了下一个星期六，我问乔那市场怎么样。她说不怎么样。她和玛丽安在摊位（租金二十五英镑）前坐了整整一天，一无所获。傍晚的时候，来了几个男人似乎有点儿兴趣，但他们不过是想带她们走。
我说：“上个星期天早上我看见玛丽安过来了。”
说话时我尽可能地不露声色。但是乔的表情告诉我，我的秘密暴露了。女人总是能敏锐地觉察两性间的吸引，即使她们只是在旁观。她们所有的感官都训练有素，能识破刚刚萌芽的兴趣和倾向，发现男人镇定面具上的裂缝。女人会说，对她们而言，存在着一个重要的自我，超越了性。我们想要弄明白这话是什么意思，然后就看到女人的自传，通篇都在夸耀她的性经历。经常会有这种事，在某位生前十分敏感和严肃的女作家的传记里，展现在我们这些仰慕者面前的她的人生（既然她的作品已经买不到）只是一桩接一桩的性经历。
乔明亮的眼睛里闪过一丝顽皮，仿佛已经了然于胸。她正在展现一种我不曾领教过的性格，仿佛是为了配合她在我身上看出的蛛丝马迹。
我问：“玛丽安是干什么的？”
“她是个游泳好手。在游泳池工作。”我们这集镇上有个市政府建的游泳池。
难怪她的身材那么健美。我从来没有去过那个游泳池，我想象自己正站在一个巨大的游泳池里，玛丽安穿着泳衣，赤着双脚，在游泳池边巡视，在离我头顶一两英尺的地方走过。（其实我知道不会是这样：她多半是穿着某种合成布料做的闪闪发光的紧身衣坐在椅子上，挨着一个晒褪了色、水渍斑斑的胶合板茶柜，喝着粗劣的茶或者咖啡，翻着杂志。）
乔仿佛看进了我的心里，说：“她是个美人，对不对？”她对自己的朋友一如既往宽宏大度，但脸上仍旧挂着同谋似的狡黠，仿佛随时可以跟随我投入任何一场可能会牵扯到她的朋友的冒险。
我想象着她那曲线分明的身体在床上放松地舒展开来，洁净的床单上，洁净的胴体散发着氯气和水的气味，洁净的气味，我被深深地触动了。
乔说：“她犯过几个错误。和我们大家一样。”
这就是乔的语言，有着古怪过时的韵味：所谓错误，当然就是和不合适的男人生下的孩子。
她说：“她已经和某人同居了好几年。”
她说起那个男人的所作所为，但我打断了她。我不想知道那些。我不想了解他的任何事情。那会令人难以忍受。
（罗杰说）我对玛丽安的追求是我经历过的最不光彩的事情。而最后，更令我感到羞耻的是，我发现玛丽安这般年纪的市建住宅区的女人常以一种极其实际的态度看待性事，可以说粗俗之至，或者简单、原始之至，简直是把这种事当成了必须去采购的东西，那种娱乐消遣的心态就像是去杂货店买便宜货（某些晚上，超市会将一些容易变质的东西降价处理）。
后来，当我追求成功，我们的周末关系多少确立了之后，玛丽安告诉我，她们那儿的年轻女人常常会在周四、周五或者周六办派对，或者结伴去酒吧或夜总会，猎取她们看中的男人。所谓“看中”，意思就是“我想要他”。没有哪个女人不希望自己有一个看中的男人。这种情形可能会变得很糟糕。那些被看中的男人对待女人和性事也非常实际，女人往往会受到虐待。如果女人大声反抗，或者骂了太多的下流话，她就会被“啤酒香波”浇个透：一整瓶啤酒从她头上浇下去。这是性游戏的一个环节，周末闹剧的一个环节。几乎每一个去寻欢作乐的女人都享用过啤酒香波。最后每人都能找到人上床，无论你有多么胖，多么普通。
有一次，玛丽安跟我讲了她那条街上的一个年轻女人的事。那个女人整天就吃薯片、甜腻的巧克力棒、比萨和汉堡包，胖极了。她有三个孩子，也都很胖，是和三个男人生的。我原以为玛丽安这位游泳健将讲这个故事是为了批评错误的饮食和肥胖。但我错了。她们那儿的女人大多都很胖。肥胖本身根本不算什么。这个故事说的是胖女人的性欲和性满足。我原以为从她的口吻中觉察到了道德批判的意思，但其实完全不是这样。玛丽安讲起那个胖女人的放肆和荒唐，不过是在闲扯。她说：“和男人混，就像是那幢楼里的华人洗衣店。快进快出。”
玛丽安说话就是这种风格。尖刻。她在其他事情上也是如此。这就是她给我的总体印象。
即便我对玛丽安的背景有全面或部分的了解，我也不认为那会有助于我求爱——这个词或许不够贴切。我的态度不可能和酒吧里那些被看中的男人一样。我不可能在酒吧里打女人，或者浇她啤酒香波。我只能做我自己，靠我自己那些手段去引诱女人。可其实并没有什么手段。珀迪塔和其他几个同珀迪塔类似的女人，都是像俗话说的那样，主动送上门的。她们并不是为了性爱，而只是为了婚姻。性几乎不在考虑之列。我很适合做伴侣或丈夫，但仅此而已。因此我从来不必去追求女人，赢得她们。她们就在那儿等着我。后来，在追求玛丽安的时候，我发现自己根本没有引诱女人的本事。
男人“勾引”女人的时候是他们最为愚蠢和荒唐的时候。女人尤其喜欢嘲弄他们，虽然那些女人若没人勾引她就觉得受了奇耻大辱。我强烈地体会到了这种荒唐，而且无法摆脱它，好在乔帮了我一把。可以这么说，是她为我做了些铺垫，所以后来我终于和玛丽安见面的时候，玛丽安已经知道我对她有兴趣。我们是在城里那家老马车旅馆的大堂里见的面。乔出的主意，她和玛丽安周六下午在那里喝咖啡或者喝茶，而我呢，从父亲的小房子出来进城，恰好碰见她们。在乔看来，这件事很简单，但那是对那些女人来说，我可没法那么坦然。我真是窘极了，简直不敢正眼看玛丽安。
乔走了，玛丽安留了下来，要了一杯温饮料。昏暗低矮的酒吧里几乎没人。我说了我的情况。事实上，法律上的类推法帮了我。她的一切都使我着迷，她的纤腰，她的声音，她的口音，她的措辞，还有她的冷漠。每当丧失了勇气，我就会想起她跳下沃尔沃时那粗糙的黑色松紧带裤子向下一滑的情景。我觉得绝对不能把这件事拖到下一个星期。我可能会失去冲劲，也许会失去全部勇气，而她也可能会改变主意。她同意留下来吃饭；实际上，她似乎以为那是早就谈妥的。乔干得很出色，比我出色。我根本没作任何安排。有那么一会儿我想也许可以带她去父亲那儿，但我知道那会酿成大祸：父亲虽然老朽，但还精明着呢。所以吃饭就只是吃饭。之后没有其他活动。可以说我和玛丽安之间仿佛在恋爱。我们叫了家酿葡萄酒，她很喜欢。我们约了第二天一起吃午饭。我觉得应该重重地谢乔一番，为了她帮我做的一切。
我在旅馆里预订了第二天的房间。我惴惴不安地挨过了一个晚上，又满怀绝望地熬过了一个早上。我努力回想是否曾经这样焦躁不安过，如此满怀欲望，如此缺乏自信，我想我从没有过。我感到一切都取决于能否引诱这个女人上床。如果一个人正处于别的什么危机之中，他多少会知道自己的价值，知道自己做了哪些努力，知道事态会怎样发展。但是在引诱女人这方面，我真是毫无经验。这是一场不折不扣的赌博。一切都得看对方。后来，我渐渐了解了玛丽安和她那些朋友的处世方式，当初这种忧虑就显得格外愚蠢和可怜了。但是，正如我说过的，即便我早就了解她们的处世方式，也无济于事。
长夜终于结束。午饭时间到了。吃完饭我们就去了那间预订好的房间，里面的家具漆成一种古怪的深色调，散发着霉味。现在突然要拥抱一个还很陌生的人，多么尴尬！玛丽安似乎只有轻微的抗拒，我放松下来。我们开始脱衣服。我就像是站在医生面前，等着他为我检查皮疹。外套放在椅子上；然后是裤子、内裤、衬衫，件件都放得很妥帖。
玛丽安的腋窝黑黑的，腋毛柔亮如丝。
我说：“你不剃吗？”
“以前有人叫我不要剃。有些人觉得这很恶心。他们看见了会皱眉头。”
“我喜欢。”
她允许我轻轻抚摸，感受那种丝般的柔软。它撩拨得我愈加兴奋，和我脑海中她的其他形象一起刺激着我。高潮来得提前了那么点儿。她太棒了。有好一会儿，她向左侧卧着，高高翘起的臀，深深陷下的腰，右侧的皮肤光滑而紧致。她的左臂半掩着小小的双乳，右臂弯在头顶，露出了腋毛。掩着双乳的左手戴着两三枚戒指：我想，那是从前的仰慕者送她的礼物，但我此刻不要想他们。
她冷冷地低头看着我，说：“你不是想操我屁股吗？”
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她说：“我当你就是想干那个。”
我还是不知道怎么回答。
她又问：“你去过牛津、剑桥吗？”她不耐烦地伸手到床的另一侧拿过自己的包，飞快地取出一支唇膏，仿佛早知道它的位置。
我犹豫着。她把唇膏递给我，说：“我不会为你涂的。你自己涂吧。”
我没料到一个赤身裸体的女人会这样傲慢。
她下命令。我服从。做得怎么样我不知道。她没说。
之后我们穿衣服，当她差不多全穿好了，而我正穿到一半的时候，门铃响了。这时候我才想起来，我之前太过紧张，忘了打开“有人”的灯。
她立刻疯了似的叫道：“你，去卫生间。”她大声叫门外那人等着，一边将我所有的衣服往卫生间里扔，外套，鞋子，将她看见的所有东西都往里扔，仿佛要消除我留在卧室的一切痕迹。
进来的不过是女服务员，西班牙裔或者葡萄牙裔或者哥伦比亚裔，是例行检查。
我就站在狭窄的浴室里，像在演一出滑稽戏。
之后我更加想要弄明白她当时的行为。也许其中有些许羞耻心或道德感，某种她难以控制的东西。也许是因为我不是会给女人浇啤酒香波的那种人。于是就采取了新的规则、新的做法，甚至可能投入了新的感情。
她从没解释过。我说下周末我从伦敦过来的时候，希望我们能再见面，她回答说可以，接着又模棱两可地说：“再看吧。”
我给她买了一件漂亮的镶有蛋白石的首饰。花了我好几百英镑。我之所以要买件像样点儿的东西，是因为我知道她会给朋友看，而她们中会有人，说不定就是乔，怂恿她把首饰拿到特里索恩——当地的珠宝店——去估价。同时，我也想对自己公平些：蛋白石还不算太昂贵。
星期五晚上我把首饰送给她时，她很开心。
她把它拿在手上，凝视着那蓝色的光芒，以及宝石里缤纷变幻的色彩，眼波闪动，嘴里却说：“听说蛋白石不吉利。”
我在旅馆里订了一个房间过周末。那儿的服务员都是西班牙人、葡萄牙人和哥伦比亚人。哥伦比亚人通过某种关系网，渗透到了我们这个集镇，满足了本地对于简单体力劳动以外的某种需要。他们具有地中海的气质，宽容大度，把我和玛丽安当作老朋友款待。消除了我们由于这种新安排而产生的所有尴尬。
事实上，旅馆里的生活很精彩。身在国内却仿佛在国外度假，在自己的国度做异域人。置身于旅馆的酒吧、餐厅和卧室，耳畔尽是异国的语言，而数英里之外就是我父亲的小房子和杂草丛生的花园，长久以来，那地方——发黄的天花板和墙壁，落满灰尘的玻璃镜框后面那些模糊不清的愚蠢的小幅照片——在我看来是那么阴郁，那地方——那种生活已然过时，没有希望——浸透了父亲难以平息的怒火，而他这怒火指向的那些人，对我来说只存在于他的讲述中，而非活生生的现实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