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整一个星期我都在为和玛丽安的再次相见而坐立不安。几乎和我们第一次见面前一样不安。我早早地到了旅馆，坐在大堂低矮的天花板下（“处处可见毫不掩饰的笑容”，正如旅馆服务手册所承诺的），望着旧集市广场的另一边，那隐藏在街角另一面的出租车站和公共汽车站。她出现了，光彩照人。这个词一下子从我脑海中蹦了出来。她穿着一条鹅黄色的高腰裤，双腿显得格外修长。裤子上跃动的光线让那两条长腿显得无与伦比。她的步伐轻盈敏捷。我怀疑自己是否真有能力去领受这样的光彩。我望着她大步走进旅馆，发现那条裤子是新的，是特意为这次见面买的。裤腿正中还有一条熨烫或者折叠出的痕迹。那大概是在商店里留下的：裤子叠好后再用棉纸包好装进盒子或袋子里。她的细心准备着实令我感动，也给了我一丝安慰。同时我又觉得有些不值得，担心将来会有麻烦。因此我也许比一开始还要紧张。
什么悲剧都比不上床上的悲剧：我记得托尔斯泰曾经对他的一个朋友这样说过。没有人知道他确切的意思。是指再二再三的无耻要求？指失败？指糟糕的表现？指拒绝？还是指无声的谴责？这仿佛就是在说我那天晚上的情形。我想我的感觉影响了玛丽安，比如我觉得这家位于集市广场的旅馆令人惬意，旅馆里的那些外国服务员给人一种身在他乡的奇异感觉。餐桌上的葡萄酒加强了这种感觉，我认为。但是到了床上，她那阴沉冷漠的情绪又回来了，与那个欢欢喜喜接受蛋白石首饰的玛丽安简直判若两人。
她脱下衣服，交出自己，像上次那样袒呈于我面前，紧实的细腰，高高耸起的可爱的圆臀，舒展开的浓黑腋窝。这次她明确地让我知道了她要我做些什么。
但我从来不知道我是否令她满意。我想我一定是做到了，但她从来不肯说出来。也许她是在演戏；也许她个性如此；也许这一招她是从某个喜欢吹嘘的朋友那儿学来的；也许这是她在市建住宅区度过的残酷童年迫使她学会的，是残存的质朴，为的是应付艰难的生活。
由于头脑可以同时应付很多事情，我欲火中烧之际——既难以相信摆在我面前的一切，同时又希望将它们统统抓住——就是这样说服自己的。
后来，我在理智的这个瓦解性的可怕发现中越陷越深，我意识到自己一开始的表现并不怎么好。如果我那时就认识到了这一点，我必然会一蹶不振。但当时在旅馆的卧室里，我并没有认识到这一点。
半夜时分她对我说：“我看见你系着皮带。你想揍我吗？”
我大概明白了她的意思。但我从没想过那么干。我不吭声。
她说：“用皮带。别用其他什么东西。”
我们就那样干了，然后她问：“我屁股上有乌青了吗？”
没有。几个星期之后会有，但那时候还没有。
她问：“那有没有叫你激动得要命？”
没有。但我没说。
她说：“我知道你在动什么脑筋。”她结实的双腿在床边轻轻摇摆着。
就这样，我们之间发生了这一切之后，她仍同我保持距离。我想，在这出床上悲剧上演的时间里，这就是她的中心态度，我因此爱慕她。我很愿意与她保持这样的距离。如果我不愿意，那我们之间就是另一种关系了，但那根本就是不可能的。而在这张床之外，在她那阴沉的情绪之外，我们之间一无所有。我们没有什么话题可谈。
对于我的特殊需求，她自有一套理解，用她的话说，就是知道我在动什么脑筋，那些看法来自她读过的一些色情刊物，也可能是与哪个小姐妹的闲聊。但她只对了四分之一。我向来认为自己性欲不强。就像你的父亲，威利，你曾经跟我讲过，他陷在忧郁之中不能自拔，忧郁成了他性格的一部分，是他陷入危机时的一个安慰，所以认为自己性欲不强也成了我性格的一部分。这样很多事情就简单了。和女人做爱，敞开自己，面对那种亲密，这些让我反感。有些人一口咬定，如果你不是这一类，就必然是那一类。他们肯定我是对男人感兴趣。肯定我是相反的情况。实际上所有的性行为都令我反感。我一直认为低迷的性欲其实是一种自由。我确信世上有很多我这样的人。像罗斯金，亨利·詹姆斯。他们是特例，但我立刻就想到了他们。我们应该被允许拥有自己的自由。
我四十多岁了才第一次看登有色情照片的时尚杂志。我又吃惊又害怕。那些杂志在报亭里已经放了好几年，封面大同小异，我从没想过要去看一眼。千真万确。过了一段时间，我又发现了许多更专业的色情杂志。它们让我无地自容。它们让我觉得，每个人都能通过训练极大地拓展自己的性体验空间。只有少数几个基本的性爱动作是无师自通的。其他种种都需要学习。肉体就是肉体。我们都可以去学。不训练就不可能知道某些技巧。而我宁可不要这样的训练。
我相信玛丽安看透了我的这种无知。她想要开发我，当然只能依靠她自己知道的东西，依靠她自己所受的训练，在某种程度上，她成功了。
我遇见她的时候，已经人到中年，就像我父亲当年那样，开始觉得我年轻时的美好前景，我胸中的宏图大志，都已经变了味。珀迪塔的不贞——并不是她的行为本身，我就算想象那些情景，也不会觉得痛苦（甚至可能会觉得好玩），而是她的行为带给我的羞辱——正在吞噬着我。我不可能同她当众大吵，也不可能下达禁令，因为我什么也给不了她。我只能忍受。
我说过，我和玛丽安下了床就什么也没有。但我不知道是否果真如此。认识玛丽安之后，我再也不想以这种特别的方式去结识别的女人了，我不知道这能不能算是一种爱：只想和这个人而不想和其他什么人做爱。大约一年之后，一个寒冷的星期六早上，我在集镇上看见一个俗气的年轻女人从她工作的地方跑去面包店排队买店里拿手的苹果派。她比玛丽安壮实丰满，小肚腩松松垮垮的。她穿着黑色紧身裤和黑色上衣。衣服裤子的松紧带都没弹性了，她一边在寒风中跑着，一边托着自己毫无魅力的乳房，背后露出的肌肤和那次在父亲的小屋前玛丽安从沃尔沃里跳出来时露出的一样多。这个往面包店跑的女人，我再也不想多看一眼。
而在圣约翰树林的家里，我不止一次细细欣赏珀迪塔的身材和步态——它们不乏崇拜者——聆听她那有格调的古郡口音，真的很悦耳，我感到疑惑，为什么我会对这一切无动于衷，为什么我宁愿花几千英镑去欣赏、享受另一个女人，在另一个地方。
我陷入了新的生活模式。工作日在伦敦，周末和玛丽安一起在乡下。最终我不再因她而焦虑不安，尽管她在床上时情绪依旧阴沉冷漠。我对她越熟悉，就越想和她亲热。那时候，我可以说每个周末都不想浪费和她在一起的时间；我不愿意让时间白白过去。到了星期天早上我几乎要瘫痪了。然后我开始渴望摆脱她，出发回伦敦。奇怪的是，星期天晚上往往是我一个星期里感觉最好的时候，我可以惬意地放松、独处、反省，性爱导致的疲乏和性欲的释放慢慢转变成一种乐观的情绪，使我可以满怀信心地投入新的一周。而到了星期四，我又受尽了折磨，脑海里又满是玛丽安的身影；然后星期五下午我就又迫不及待地想回到她身边。可以说，正是由于平时的乐观情绪，我才能够工作，努力地工作，实现我那些美好的事业，包括把你从印度监狱里救出来。这些美好的事业对我来说至关重要。它们给了我一种关于自己的可以坚守的认识。
从某种角度看，这算得上是一种完美的关系，恰到好处的离别使欲望得以持久不衰。这种模式一直持续到彼得开始玩那种房地产把戏。然后，为了给珀迪塔一点儿颜色，也许更为了满足自己的虚荣心，我去彼得家过了几个周末。我得说，在那种场合，我和珀迪塔的表现相当得体。玛丽安带给我的乐观情绪使我精神百倍。珀迪塔喜欢拜访那幢豪宅，喜欢让那些肥胖的、被宠坏的条纹裤男人来伺候她。她那悦耳的声音寻到了用武之地，而我也很乐意为她奉上甜言蜜语。我小费给得大方，这让珀迪塔很得意。与玛丽安分开了这么长时间，使我越发渴望尽快回到她身边。于是每个人都很满意。
我们换了几个旅馆，但基本上都在那一带：我总是希望在父亲有生之年，不要离开他的小屋太远。这样更换旅馆，一开始是为了避免玛丽安的朋友或亲戚看见她。后来就主要是为了新鲜感了：不一样的房间，不一样的服务员，不一样的大堂和酒吧，不一样的餐厅。有一阵子我们还考虑过在哪个偏僻小镇置一套公寓或房子，这个想法让我们兴奋了好几个月，但后来当我们谋划细节的时候，想起要增加一堆家务事，我们俩就都觉得压力太大了。
周末做家务，我可绝对不要。也许这让玛丽安显露出她家庭生活的一面，而对此我根本不愿去想。但她的这一面始终潜藏在那里；有时候我能感觉到家庭问题正压迫着玛丽安；但我一点也不愿意知道。知道多了，我眼里的玛丽安就会变成市建住宅区里的日常主妇，那么她粗犷的举止和奇怪的口音——这和她游泳健将的洁净、健壮的身体是那么不协调——让我感受到的魅力，就会消失殆尽。但是想到自己能拥有房产，她就非常激动；最后，我把她在市建住宅区里的房子买了下来，作为一种补偿。那时候法律有了变化，允许市建住宅区的住户购买房子。我没法给和玛丽安共度的那些周末定价，而市政府给她房子定的价倒是极为合理。
一个人可以逐渐习惯于一种健康状况，比如像我父亲，但如果把这种状况一下子放在他们面前，那他们的世界就会乱作一团，简直就像爆发战争或横遭侵略一样，觉得是大祸临头，所有的生活常规都被打破，有些东西也被摧毁了，我就是这样开始了全新的社交状况：每个周末都全心全意和一个女人一起生活，却不用和她真正地交谈，也不想把她带出去或者介绍给谁。
接着，大约在九年或十年之前，你刚离开非洲那片废墟到了西柏林，东方那片废墟离你不过几分钟路程，就在那个时候，我有了一个文学上的发现。我读了一些维多利亚时期的日记，作者是一个名叫A·J·门毕的绅士，我发现此人与我志同道合。
门毕1828年出生，1910年去世。正和托尔斯泰同时代。他博闻强识，文笔生动优雅，潇洒轻盈的维多利亚风格，且非常熟悉当时的知识界和艺术圈。他认识很多名人。有些名人，像罗斯金和威廉·莫里斯，他只是见过面。当他还很年轻的时候，曾经在大街上问候过狄更斯，之后在日记里寥寥数语就勾勒出了这位时年五十二岁的作家的形象：一个花花公子，有几分演员气质，对自己颀长的身材颇为自负，帽子歪向一边。
但是，芒比和罗斯金、狄更斯一样，藏着一个性的秘密。芒比对劳动妇女总是激情难抑。他喜欢女人用手干重活，把手弄得很脏。他说，他喜欢看女佣满身尘土，手和脸被煤灰和污垢弄得黑乎乎的。那个时代的脏活真是多，我们今天看来，会觉得万分惊讶，扫壁炉什么的都要靠女人赤手空拳来做，没有任何工具。她们的手洗干净了以后，又粗又厚，红通通的。贵妇人的手都是娇小白皙的。而令芒比倾心的却不在客厅，这些红通通的手，除非戴上长及肘部的时髦手套，不然立刻就会暴露她们劳动妇女的身份。
芒比和街上来来往往的劳动妇女交谈。他为她们画素描，为她们留影。他是早期的摄影爱好者。他教女矿工摆姿势，她们的粗布裤子上补丁缀着补丁，有的交叉着双腿，倚在与她们齐高的铁锹上，困惑地盯着摄影师，其中一两个有那么点儿虚荣，露出一丝微笑。芒比的照片和画作不见丝毫淫秽，尽管他表现的主题无疑带有色情的成分。
他的一生中大部分时间都和一个女佣保持暧昧关系。她高大强壮，比街上大多数人都高出一个头。芒比就喜欢魁梧强壮的女人。他喜欢让他的这个女友继续为别人家帮佣；尽管她有时也会抱怨那些雇主不体谅，他却并不急着救她于水火。他喜欢看着这个女人沾满劳作的泥尘。她理解他的这种癖好，并不介意：在邂逅芒比之前，她就曾梦想过有一位绅士情人甚至丈夫。有时候他们会住在一幢房子里，虽然刚开始时难得如此。然后，每当有客拜访，那女人就不得不从客厅的椅子上起身，装出女佣的模样。日记里看不出一点儿性的痕迹，但这或许只是维多利亚式的含蓄罢了。
对于有芒比这种嗜好的人，维多利亚时期的伦敦是一个充满刺激的城市。比如，傍晚六点，在布卢姆斯伯里的某个广场上，每一扇底层的窗户都亮起了灯光，后面都是一个展示珍宝的舞台：一个女佣坐在椅子上，等待着主人的呼唤。
在芒比的日记中，伦敦的仆佣生活充满了痛楚和欢愉，玛丽安的生活在我眼中也是如此。尽管我从来不去想她不在我身边的时候在做些什么，但那些生活的碎片渐渐扩展成一幅完整的画面，展现在我面前的是我从来不曾真正了解的生活，那可怕的、残忍的市建住宅区的生活。
平日里，玛丽安就住在市建住宅区，和乔一开始向我提到过的那些“错误”在一起。“错误”共有两个：两个孩子，不同的父亲。我之前推测那第一个男人是个“浪荡子”。玛丽安常说这个词；她的口气就好像它是个专用术语，几乎可以作为一种职业填人社会保障或其他政府部门的表格。职业：浪荡子。那位浪荡子是黑发。头发很要紧：玛丽安不止一次这么说过，仿佛头发就能说明一切。
而玛丽安本人也是她母亲的一个错误，连同其他三个错误，来自三个父亲。玛丽安的母亲犯下这四个错误的时候，才二十多岁，然后她遇到了一个看中的男人，那是她等了一辈子的男人。爱情：命中注定。她当机立断，扔下那四个错误，跟这个男人跑了，搬进了市建住宅区的另一套房子。政府部门来找了点儿麻烦，因为玛丽安的母亲还想继续享受那四个错误带给她的福利。不过后来问题还是抹平了，玛丽安的母亲和她的男人同居，直到他厌倦了她，又和别的女人跑了。这就是那个地方的生活方式。
其他地方也会发生类似的事情，不过让我觉得有意思的一点是，有关部门自始至终都没有要求玛丽安的母亲承担她的决定所导致的物质或财政后果。她总是能借到房子，总是能申请到某种补助。可以说，玛丽安的母亲的每一个行动都得到了官方的酬劳。而支付酬劳的就是那些孩子，那些错误。而且我想，可以说他们并没有受到什么刻意的惩罚：他们不过是在潜移默化中适应了市建住宅区的生活，正如玛丽安可怜的母亲小时候被其他人、其他事潜移默化一样。
玛丽安和其他错误被置于“关照”之下。可怕的专用术语。这是玛丽安童年最可怕的一段时光，充斥着毒打、性侵犯以及一次又一次毫无希望的出逃。后来玛丽安意识到，即使她逃到街上，也会有别的灾祸降临到她这么个小不点头上。于是这个孩子忍了下来，熬过了政府的折磨。她去过各种各样的矫正学校。在其中一所学校里她学会了游泳。这成了她生平最了不起的事情。而那段时期，玛丽安有时会看到她母亲开车路过，过着她的新生活。
那段新生活结束后，她母亲又露面了，某种形式的家庭生活又在另一套房子里开始了。作为这种生活的一部分，玛丽安和其他几个孩子经常由母亲领着去各个超市和商店行窃。他们成绩不错。有时也会被逮住，那时节玛丽安和其他几个错误就照母亲教的，尖声哭闹，最终店里人总会放他们走。最后这种行窃生涯也中止了。
玛丽安认识的每一个住在市建住宅区的人，经历多少都与她有些相似。
了解了玛丽安的童年，我开始理解她在床上的那种阴沉和冷漠：目光阴冷，心灵封闭。然后我又希望自己不知道那些。我由此联想到芒比日记里一段既让人不舒服又让人心生怜悯的描述。短短的一节，我希望自己不曾读过。一天，在一幢允许进入的私宅里，也可能是一家旅馆，芒比走进一个房间，看到一个女仆背对他站着。他对她说了一句什么，她转过身来。她正值妙龄，容貌可爱，举止伶俐，一手握着一个尿壶，另一只手没戴手套，正搅动着里面的东西：暗示了壶里有固体物质。
每当想到玛丽安的过去，我心中就会涌起这种悲哀和厌恶兼有的感觉。在我们最缠绵的时刻，它就会涌上我的心头。
我知道市建住宅区的情况，她童年时所经历的悲剧如今已经落幕。但对那时的她来说，那悲剧似乎将永远持续。我曾多次路过那个貌不惊人的地方，她就是被送进那里接受“关照”，之后千方百计想要逃出去。似乎一个同狄更斯笔下的世界在道德方面没有差别的世界对她而言依然存在，却与我无关，因为我可以视而不见，充耳不闻，想也不想地驾车经过，仿佛生活在另一个年代。那个世界，我们这些人看不见，它隐藏在市建住宅区那颜色鲜亮的房子、停泊的汽车后面，藏在我们对社会改造过于简单的理解后面。
一度——前后差不多有一两年——有人在一点一点地整修那里的房子。我看到了，却没有特别留意，只是对那些建筑工人感到有点儿焦虑，同时想着圣约翰树林的房子，不知道工作进度怎样。
某个星期五晚上，我乘出租车从车站出来经过那里，司机对我说：“你动得了房子，却动不了人。”
他这话很聪明，但我肯定他是从别人那儿听来的。他也住在市建住宅区里，他自己告诉我的。我知道，他以那种准罪犯似的说话方式对我这个局外人说话，说的都是他认为我想听的话。
就在我对你说这些的时候，我觉得，按照出租车司机的观点，我们自以为在对别人行善，毫不顾及他们的需要，在这个已然改变的世界里，这么做是落伍了，是一种愚蠢的虚荣。而且我现在越来越觉得——将上面的观点作些引申——我们文明中那些更好的部分，比如同情，比如法律，可能被用来推翻我们的文明了。
但或许，这些沉重的想法只来自我内心的悲哀，我和玛丽安结束了，她带给我的乐观也消失了。
这种事情总要结束的，我想。就连珀迪塔和那个拥有伦敦豪宅的人之间的关系有一天也会结束。但是，由于某种残存的愚蠢的社交虚荣心作祟，我匆匆结束了与玛丽安的关系。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
玛丽安的朋友乔决定办一场体面的婚礼，新郎是和她同居了好几年的那个厨师，他们已经制造了一两个有利可图的错误。她想要一整套。教堂典礼，花饰轿车，白缎带从车顶一直垂到散热器，礼帽和礼服，熠熠生辉的洁白婚纱，花束，摄影师，宴会——按惯例安排在市建住宅区的酒吧里。一整套全要。乔请我参加。我父亲生前一直是她在照顾他，帮他做家务，后来他留给她几千镑。她声称，把我和她连在一起的更多的是我父亲这层关系，而不是她和玛丽安的友谊。谦虚地说，她也算是我们家的仆人。她很乐意这么看。而出于一种极其愚蠢的虚荣心，同时又怀着种种疑虑——我比任何人都更清楚大部分阶级观念已经是明日黄花——我去了。
婚礼和我预想的一模一样：乔那位粗鲁的配偶戴上了礼帽，身着其他行头，乔的脸浓妆艳抹，泛着油光，睫毛上撒了荧光粉，亮晶晶的。盛装之下的新娘激动得浑身颤抖。
我没找任何人寒暄，假装没看见玛丽安，更确切地说，是假装没看见她的同伴。这是我和玛丽安以及乔早就说好的。我一找到机会就走了，根本没等到嘉宾致辞，宴会正式开始。
我朝车子走去，老远就看见车身划痕累累。在前排座位上，有用白漆或者某种粗笔的白色黏性颜料写下的字，是孩子端端正正的笔迹：“滚开，别再缠着我妈”，“不滚就不客气了”。
那真是糟糕的一刻。孩子的笔迹让我想起了芒比日记里那个手持尿壶的女仆。
后来玛丽安告诉我，孩子的父亲一直在监视我。乔对一些人提过我会来参加婚礼，根本没想到会是这个结果。
那种白漆黏性特别强。几乎不可能清理干净；或许是专为涂鸦艺术家设计的，能保证他们的作品不被擦掉，也不会因为烟熏火燎、风吹雨打而褪色。白颜色填满了仿皮车座上每一处细小的凹陷；而在光滑一些的地方，虽然白漆已经被刮除，但还是留下了清晰的印记，就像蜗牛爬过留下的痕迹，当阳光从某个特定的角度投射过来时还会反光。婚礼过后不久，珀迪塔上车的时候，很难得地开起了玩笑，她问：“这话是给我看的吗？”
从那个星期六开始，针对我的迫害愈演愈烈。我暴露了，我的车子也暴露了。我被跟踪了。每次电话一响，如果是我接的，就会听见孩子的辱骂。隐藏在孩子后面指挥这一切的那个男人，孩子的父亲，他的懦弱，对于我来说正变得越来越阴险。
最后，我决定停止我们的乡间周末，为玛丽安在伦敦买一套公寓。这个打算令她异常高兴，我几乎要觉得那些迫害或许是某个计划的一部分：她一直想搬到伦敦来住，这样商业圈触手可及，再也不必坐好久的车过来。
但是伦敦实在太大。我不知道该到哪儿去买一套大小合适的公寓。就在此时我把自己的境况告诉了事务所里一个比我小几岁的合伙人。我把我的需要告诉他，还说了一些不该说的事。他家在伦敦西部，是特恩翰姆绿地附近一幢工艺美术运动风格的或者诺曼·萧设计的漂亮房子。他很讲义气，甚至为我出谋划策。他并没有因为我和玛丽安的暧昧关系而瞧不起我。他告诉我可以去特恩翰姆绿地一带找找看。那里绝大多数维多利亚以及爱德华时代的房子正在被改造成公寓，价格只有市中心一带的三分之一甚至四分之一。
后来我就在特恩翰姆绿地——由圣约翰树林往南再往西，沿途风光令人惬意——买了一套房子。玛丽安咀嚼着这个名字，念了一遍又一遍，仿佛那是童话里的魔咒。当她得知那里还有一条地铁线，可以让她在二十到二十五分钟内从特恩翰姆绿地直抵皮卡迪利广场的时候，她几乎欣喜若狂。我们决定放弃郊外市建住宅区的房子，把它留给玛丽安的错误和她第二个错误的父亲。因为玛丽安此时就和她母亲当年一样，伦敦已经在她眼前展开，她想要摆脱她的那些错误。
这些事是在你到伦敦之前一年半发生的。而且，不是吓唬你，可以说，我之所以能为你打赢那场官司，靠的就是玛丽安带给我的最后那点儿乐观。其实任谁都能预见到，搬到伦敦来住对我对她都是一场灾难。对我来说，玛丽安这么多年来一直是我的周末伴侣。每个星期五、星期六，我们都如胶似漆，所以到了星期天我总是很高兴能离开她。而现在，怎么说呢，她总在我身边。以前周末的那种热度不复存在，没有了那份热度，她变得平庸了。甚至连做爱也变得乏味了，我从来没想过会变成这样。我的生活模式整个儿毁了。
我的预想落空了。大大小小的灾难接踵而来：那段时间，我们对于自己的行动在日常生活中的后果总是预料错误。在你到英国之前好几年，我认识了一位作家。他周内在大英博物馆的阅览室里工作，周末写作。平时每天他都在阅览室里正襟危坐，眼前展开着一个完整的世界，他的想象力每天都在吸收营养。周末的写作成绩斐然。人们会跑到阅览室去，只为看一眼这位大名鼎鼎的人物是怎样工作的：钩子似的一张脸，迈着细碎急促的步子紧张地走来走去。两百年前，那些衣衫褴褛的穷人也是这样跑到法国王宫去看国王是怎样吃饭或者就寝的。而那位作家还真有那么一点儿国王的派头，他对自己的地位、名气和才华过于自信，开始觉得在大英博物馆里工作束缚了他的手脚。于是他退休了，隐居乡间，专事写作。但他写不出好的东西来了。他眼前的那个世界消失了。他的想象力越来越贫乏。他的作品变得浮夸。他没能写出什么伟大的作品来使早期的优秀作品重获青春。他死时一文不名。他的书销声匿迹。我能够看清这位作家的困境，却看不清自己的。
玛丽安也一样。她从未想过伦敦的生活竟会如此孤独。她从未想过一天大部分时间只能看看那些商店。她从未想过特恩翰姆绿地，拥有这么美丽苍翠的名字，竟会变成一座囚牢。她开始渴望自己抛弃的那些东西。她变得急躁。我总是很高兴能离开她，但不再有那种热度，那种性欲满足后的疲乏。我们共处的时光变得毫无意义。我们对彼此看得很清楚，看到的东西令我们厌倦。因此，尽管她喋喋不休要我多陪陪她，而我是否能做到却无关紧要；因为她真正想要的并不是这个。她要回去。她要那些老朋友。她就像是隐居到了曾经心仪的度假胜地，却被那里的无聊和孤寂逼得要发疯。
假如我能像玛丽安的母亲或者像她的许多朋友那样，来个快刀斩乱麻，情形也许会好些。但是我没有那种勇气或者狠劲。那和我的本性或者教养都格格不入。我维持着，尝试妥协，却一无所获，在这个过程中，重燃激情的最后几分希望也被扑灭了，那让那个人为我改变的性狂热已不复存在，而我眼中的那个人也已流于平庸。
我和玛丽安的关系几乎变得同我和珀迪塔的关系一样了。圣约翰树林和特恩翰姆绿地这两个拥有美丽的田园名称的所在，在我看来都分外可憎。你在这儿的这段时间一直是这种状况。所以我才坚持要你留在圣约翰树林。这样至少我回来还有一点儿意义。
我就是怀着这种心情，把玛丽安介绍给了住在特恩翰姆绿地的那位朋友兼事务所同事。我想摆脱她，这一招奏效了。他在她面前满嘴动听的新名字和老套的浪漫情调：巴黎、法国、法国南部。然后她就跟他跑了，出于那种我从老早以前就了解而且喜欢的社交贪欲。就这样，我摆脱了她，但与此同时，我也尝到了最刻骨铭心的忌妒的滋味。我做着必须做的工作，我回到家里和你聊天，但我满脑子都是当初激情热烈的性爱场面，这种激情如今已离我远去。我仿佛又听见了她说过的那些话。我从没想过自己居然能够承受这么多的痛苦。
差不多就在这个时候，彼得的房地产把戏出了岔子。现在我正面临一个挑战，我从没想过自己有一天会不得不面对这样的挑战。我不愿意像我父亲那样满怀仇恨和愤怒死去。我跟你说过，我要像梵高那样。衔着烟斗什么的。思考着我的艺术，或者思考着我的一生，既然我不是艺术家。不恨任何人。
不知道我是否会有那位伟大的艺术家的勇气和力量。我已经开始感受到憎恨带来的巨大安慰，尽管这种感受还不甚强烈。也许我那些傻乎乎的小照片会挂到别的什么地方的某幢房子里，然后我就日复一日地看着它们在肮脏的玻璃后面渐渐变得模糊。
<hr/><ol><li>[19]P.G.沃德豪斯（1881-1975），英国小说家，剧作家。​</li><li>[20]《雾都孤儿》中唆使儿童犯罪的人物。​</li><li>[21]这两所大学被认为同性恋爱的风气较浓。​</li><li>[22]原文为a wealth of exposed beams，beam兼有“横梁”和“笑容”两种意思，故亦可译为：许多裸露的横梁。为配合文中的调侃意味，取“笑容”。​</li><li>[23]约翰·罗斯金（1819-1900），英国维多利亚时期著名的艺术评论家。​</li><li>[24]亨利·詹姆斯（1843-1916），美国-英国作家，十九世纪最主要的现实主义作家之一。​</li><li>[25]十九世纪下半叶起源于英国的设计改良运动。​</li><li>[26]理查德·诺曼·萧（1831-1912），十九世纪末英国著名的建筑师。​</li></o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