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法院大楼里正在开庭审理梅尔文斯基家族的案件，庭间休息的时候，几个审判委员和一名检察官聚集到伊凡·叶戈罗维奇·谢别克的办公室里，议论起了著名的克拉索夫案件。费多尔·瓦西里耶维奇态度激昂，竭力证明此案不属法院管辖，伊凡·叶戈罗维奇固执己见，而彼得·伊凡诺维奇则不发表意见，他从一开始就没有加入争论，他随便浏览着刚刚送来的《新闻报》。
“诸位！”他说，“伊凡·伊里奇死了。”
“真的吗？”
“真的，请看。”他对费多尔·瓦西里耶维奇说，递给他一张刚出的、还散发着油墨气味的报纸。
在黑色的边框中印着：“普拉斯科维娅·费多洛芙娜·戈洛温娜满怀悲痛讣告诸位亲友：爱夫，高等法院审判委员伊凡·伊里奇·戈洛温不幸于一八八二年二月四日去世，兹定于星期五下午一时出殡。”
伊凡·伊里奇生前是聚集在这儿的各位的同僚，而且大家都很爱他。他患病已经数周了，据说他患的是不治之症。他的职位仍旧为他保留着，但据推测，如果他死了，上头很可能委派阿列克塞耶夫来递补他的职位，而阿列克塞耶夫留下的空缺则由温尼科夫或施塔别尔来递补。因此，聚集在办公室里的诸位，一听说伊凡·伊里奇死了，每个人首先想到的是，这个人的死，对于各位委员或是他们熟人的职位升迁会有什么意义。
“这回我大概可以得到施塔别尔或是温尼科夫的位置了，”费多尔·瓦西里耶维奇想，“上头早就答应过我，而这次晋升将使我增加八百卢布的年薪，外加一个办公室。”
“现在可以要求把我的内弟从加卢卡调来了，”彼得·伊凡诺维奇想，“太太一定会很高兴。这下她就不能说我从来也不为她家里的人帮忙了。”
“我早就觉得他会一病不起的，”彼得·伊凡诺维奇说，“真可惜。”
“他到底得的什么病？”
“医生也无法确诊，或者说，确诊了，但看法不一。我最后一次看见他的时候，我还以为他一定能好起来。”
“过节以后我就没到他家去过，不过我一直打算去的。”
“怎么样，他有财产吗？”
“他夫人似乎有一点，但为数不多。”
“是啊，应该去一趟，可惜他家住得太远了。”
“应该说，离您家太远了。离您住的地方，哪儿都远。”
“你们瞧，就因为我住在河那边，他总是不肯原谅我。”彼得·伊凡诺维奇一边对谢别克笑着，一边说。于是他们又谈起了城内各处距离的遥远，然后又去开庭了。
由于这个人的死，每个人都在推测因此可能发生的职务上的升迁和变化，除此以外，一个经常见面的熟人的死这一事实本身，总是使所有听到这个消息的人产生一种庆幸感：死的是他，而不是我。
“怎么，他死了；可是你瞧，我却没死。”每个人都这么想或这样感觉。伊凡·伊里奇的一些熟人，也就是所谓的朋友们，这时都不由得想到，现在他们必须去履行一项非常乏味的礼节，去祭奠死者和吊唁死者的遗孀。
过去与伊凡·伊里奇关系最密切的是费多尔·瓦西里耶维奇和彼得·伊凡诺维奇。
彼得·伊凡诺维奇与伊凡·伊里奇曾是法律学校的同学，并且他觉得自己曾多次得到伊凡·伊里奇的关照，因而对他心怀感激之情。
吃午饭的时候，彼得·伊凡诺维奇把伊凡·伊里奇去世的消息告诉了妻子，并对她说，这回有可能把她的弟弟调到他们这个地区来。饭后，他没有躺下休息，便穿上燕尾服，乘车到伊凡·伊里奇家里去了。
伊凡·伊里奇私邸的大门旁，停着一辆轿式马车和两辆普通的出租马车。楼下前厅的衣帽架旁，靠墙放着一个覆盖着锦缎的棺盖，棺盖的四周还饰有璎珞和刷了金粉的绸带。两位身穿丧服的太太正在脱皮大衣。一位是伊凡·伊里奇的妹妹，彼得·伊凡诺维奇认识她，另一位太太他不认识。彼得·伊凡诺维奇的同僚施瓦尔茨正好从楼上下来，他在楼梯上看见彼得·伊凡诺维奇走进来，就站住了，对他眨了眨眼睛，仿佛是说：“伊凡·伊里奇安排得也太蠢了；如果换了阁下或是我，就完全不是这样了。”
施瓦尔茨的蓄着英国式连鬓胡子的脸和他那穿着燕尾服的修长的身材，像平常一样，具有一种高雅的庄重，这种庄重与施瓦尔茨轻浮的性格正相矛盾，可是此时此刻，却具有特别的意味。彼得·伊凡诺维奇这样想着。
彼得·伊凡诺维奇让女士们先走，他跟在她们后面慢慢地向楼梯走去。施瓦尔茨也就停住了脚步，不下楼了。彼得·伊凡诺维奇明白他的用意：显然，施瓦尔茨想跟他商量今天到哪儿打牌。两位太太上了楼，去看望死者的遗孀，施瓦尔茨则严肃地抿紧嘴唇，对彼得·伊凡诺维奇使了个调皮的眼色，扬了扬眉毛，示意他向右到停放死者的房间里去。
彼得·伊凡诺维奇走了进去，但他却不知道他该做些什么，平时他也经常发生这样的情况。他只知道，在这样的场合画个十字总是不错的。然而，画十字的时候要不要鞠躬，他却不太清楚，因此他采取了一个折中的办法：走进房间后，他一边画着十字，一边微微地弯着腰，仿佛是在鞠躬。同时，随着手臂和脑袋的动作，他打量了一下整个房间。两个年轻人，其中一个是中学生，大概是伊凡·伊里奇的侄子，正一面画着十字，一面退出房间。一个老妇人一动也不动地站着。一位太太奇怪地扬起眉毛，正对她低声地说着什么。一个穿常礼服、神完气足、态度坚定的教士正以排除一切干扰的神态大声地诵读着什么。一名专门干杂活的男佣格拉西姆，轻手轻脚地走过彼得·伊凡诺维奇面前，往地板上撒着什么。一看见这个，彼得·伊凡诺维奇立刻就闻到了一种轻微的尸体腐烂的臭味。最后一次来看望伊凡·伊里奇时，彼得·伊凡诺维奇在书房里见过这个男佣，当时他正干着护理病人的工作，而且伊凡·伊里奇特别喜欢他。彼得·伊凡诺维奇不停地画着十字，对着棺材、教士和放在墙角桌子上的神像这三者之间的某一个方向微微地鞠着躬。然后，他觉得用手画十字的动作已经做得太久了，便停了下来，开始打量死者。
如同躺着的死人一向给人的感觉那样，死者躺在那儿，显得特别重。他的僵硬的躯体死气沉沉地陷进棺材中的垫子里，总是朝前弯着的脑袋被放在枕头上，蜡黄的前额如同所有的死人那样朝前突着，塌陷下去的鬓角秃秃的，鼻子高耸着，仿佛是被硬装在上嘴唇上面似的。自从彼得·伊凡诺维奇上次看见他以来，他变了不少，变得更瘦了，但是像所有的死人一样，他的脸变得比活着的时候漂亮了些，主要是显得更庄重了。他脸上的表情似乎在说：凡是该做的事他都做了，而且做得很对。此外，在这表情中还有一种对活人的责难和告诫。在彼得·伊凡诺维奇看来，这种告诫是不合适的，至少是与他无关的。不知为什么他觉得有点儿不快，便再次匆匆地画了个十字（他觉得画得太匆忙了，匆忙得有点失礼），转身向门口走去。施瓦尔茨正叉着双腿，两手在背后盘弄着他的大礼帽，在外屋等他。一看到施瓦尔茨那诙谐、整洁、高雅的仪表，就使彼得·伊凡诺维奇的精神为之一振。彼得·伊凡诺维奇心里清楚，他施瓦尔茨超然于这一切之上，一点也不感到有什么压抑不快。他的那副表情仿佛在说：伊凡·伊里奇的丧事决不能成为一个来破坏他们聚会打牌的规矩的充足理由，也就是说，任何事情都不能妨碍他们在今晚，当仆人把四支没点过的蜡烛摆好时，摊开纸牌，玩儿一阵。总之，没有任何理由可以认为，这件丧事会妨碍他们愉快地度过今天的夜晚。他把这个想法低声地告诉了从他身边走过的彼得·伊凡诺维奇，建议在费多尔·瓦西里耶维奇家里聚会打牌。但是，看来彼得·伊凡诺维奇今晚是注定打不成牌了。普拉斯科维娅·费多洛芙娜是一个身材不高的胖女人，尽管她竭力想使身材朝相反的方向发展，但她的肩膀以下还是不断加宽，她穿一身黑色的丧服，头上扎着花边，跟那位站在灵柩对面的太太一样奇怪地扬起眉毛，她与别的太太一起从自己的内室里走出来，把她们送到停放死者的房间门口，说：
“马上就要进行安魂祈祷了，请进去吧。”
施瓦尔茨模棱两可地鞠了个躬，站住了，显然，他既没有接受这个建议，也没有拒绝这个建议。普拉斯科维娅·费多洛芙娜认出了彼得·伊凡诺维奇，叹了口气，走到他身边，握住他的一只手，说：
“我知道，您是伊凡·伊里奇的好朋友……”她看了看他，等待他对这话做出相应的动作。
彼得·伊凡诺维奇知道，正如他在那边必须画十字一样，此刻他就应当握一下她的手，并且叹口气，说：“请相信我！”于是他便这样做了。做完以后，他觉得效果正如他所期望的：他感动了，她也感动了。
“咱们走，趁那边还没开始，我想和您谈一会儿。”她说，“请把您的手给我。”
彼得·伊凡诺维奇把胳膊伸给她，他们便朝里面走去。当他们经过施瓦尔茨身边的时候，施瓦尔茨向他忧伤地眨了眨眼：“打牌的事这下吹了！请别见怪，我们只能另找牌友了。等你脱身出来以后，我们五个人打也行的。”他那玩世不恭的眼神似乎在这样说。
彼得·伊凡诺维奇更深更伤心地叹了口气，普拉斯科维娅·费多洛芙娜感激地挽紧他的胳膊。他们走进了她家的客厅，客厅的四壁上贴着玫瑰色的厚重的壁布，灯光昏暗，他们在桌边坐下：她坐在沙发上，彼得·伊凡诺维奇则坐在一张弹簧已坏、一坐就高低不平地塌陷下去的矮矮的软凳上。普拉斯科维娅·费多洛芙娜本想叫他坐在另一张凳子上的，但她发现这样的建议与她现在的处境不相称，便打消了这个想法。在这张软凳上坐下的时候，彼得·伊凡诺维奇不由得想起伊凡·伊里奇是怎样布置这个客厅的，他还跟他商量过关于这种印有绿色叶子的玫瑰色壁布的事。死者的遗孀从桌边（整个客厅几乎摆满了家具和各种小摆设）走过，想坐到沙发上去的时候，她的黑披肩的黑色花边被桌子的雕花钩住了。彼得·伊凡诺维奇站起身，想替她解开，他身子下面的软凳获得了解放，开始波动，把他推了起来。这时，这位遗孀已经自己把花边解开了，于是，彼得·伊凡诺维奇又重新坐下，压住了那张正在骚动的软凳。但是，这位遗孀并没有把花边完全解开，因此，彼得·伊凡诺维奇又一次站起来，软凳又一次开始骚动，甚至还“吱呀”地叫了一声。当这一切都结束以后，她便掏出一块干净的麻纱手帕，哭了起来。由于花边的插曲和与软凳的斗争，彼得·伊凡诺维奇的感情冷静了不少，他坐在那儿，双眉紧锁。恰好伊凡·伊里奇的听差索科洛夫走进来，打破了这个僵局，他报告说，普拉斯科维娅·费多洛芙娜选中的那块坟地要二百卢布。她停止了哭泣，用受害者的神态看了彼得·伊凡诺维奇一眼，用法语说她的境况十分困难。彼得·伊凡诺维奇没说话，只做了个姿势，表示他完全相信，不可能不是这样。
“请抽烟吧。”她用豁达同时又很悲痛的声音说，接着便同索科洛夫谈起了那块坟地的价钱问题。彼得·伊凡诺维奇一边点烟，一边听见她非常详细地询问坟地的各种价格，然后把她选中的那一块确定了下来。谈完了坟地的事以后，她又对唱诗班的事吩咐了几句。索科洛夫便出去了。
“一切全要我亲自过问。”她对彼得·伊凡诺维奇说，把放在桌上的相片册移到旁边。接着，她又发现烟灰正在威胁着桌子，便又连忙把烟灰缸推到彼得·伊凡诺维奇面前，然后说：“如果硬说我由于悲痛而不能照料这些实际事务，那是作假。相反，如果说有什么东西虽然不能给我安慰，但却能使我暂时不去想我的痛苦，那就是为他的后事操心。”她又掏出手帕，好像要哭，但她忽然又振作起来，仿佛是强忍住悲痛，开始平静地说：
“我有件事想跟您谈谈。”
彼得·伊凡诺维奇点点头，他小心在意，没让软凳里的弹簧发生骚动，因为他刚一动作，那些弹簧就在他屁股底下动弹起来。
“最后几天他极其痛苦。”
“非常痛苦吗？”彼得·伊凡诺维奇问。
“哎呀，痛苦极了！最后几小时，而不是最后几分钟，他不停地喊叫。连续三天三夜，他直着喉咙不停地喊叫。这真叫人受不了。我不明白我是怎么熬过来的，隔着三道门都能听得见，哎呀，我受了多大的罪啊！”
“难道他当时神志还清楚吗？”彼得·伊凡诺维奇问。
“是的，”她低声地说，“直到最后一分钟。他在临死前一刻钟才跟我们诀别，还请我们把沃洛佳领出去。”
彼得·伊凡诺维奇跟死者是那么熟悉，死者曾经是一个快乐的男孩，后来与他一同上学，长大成人，并且是牌友。尽管他不愉快地意识到他自己和这个女人都在装腔作势，但一想到死者的痛苦，他还是不寒而栗。他仿佛又看见了那个前额，那个紧压在嘴唇上的鼻子，他开始为自己感到害怕。
“三天三夜可怕的痛苦，然后是死。要知道，这样的事对我来说，也随时可能发生，现在就可能发生。”他这样想着，立刻就感到一阵恐惧。但马上，他自己也不知是怎么回事，一个习惯的想法跑来帮了他的忙：这事是发生在伊凡·伊里奇身上，而不是发生在他身上，他是不应该发生、也决不会发生这样的事的。如果他总是想着这一点，他就会情绪低落，而这是不应该的，施瓦尔茨脸上的表情也分明说出了这层意思。做了这样一番推断以后，彼得·伊凡诺维奇放下心来，开始饶有兴趣地询问伊凡·伊里奇临终时的种种细节，仿佛死亡只是一种例外，它只可能发生在伊凡·伊里奇身上，而完全不可能发生在他身上。
他们谈了不少关于伊凡·伊里奇所遭受的确实可怕的肉体痛苦的各种细节之后（彼得·伊凡诺维奇仅仅凭伊凡·伊里奇的痛苦对普拉斯科维娅·费多洛芙娜的神经所起的作用便知道了这些细节），死者的遗孀显然认为有必要转入正题了。
“哎呀，彼得·伊凡诺维奇，多么痛苦，多么可怕的痛苦啊，多么可怕的痛苦啊。”她又哭了起来。
彼得·伊凡诺维奇连连叹息，等着她什么时候擤鼻涕。当她开始擤鼻涕的时候，他便说：“请相信我……”
于是她又开始说话，终于说出了她找他的主要目的。她是想了解，丈夫去世后，她如何向国库领取抚恤金等问题。她装模作样，好像在向彼得·伊凡诺维奇征求关于抚恤金问题的意见。但他看得出，其实连最微小的细节她都了如指掌，甚至连他都不知道的东西她也清楚：她知道由于她的丈夫的去世，她可以从国库得到些什么。但现在她想打听的是，能否想个什么办法得到更多的钱。彼得·伊凡诺维奇竭力替她设想有没有这样的办法，但想了几种，又出于礼貌骂了几句我们的政府如何吝啬以后，他还是说，大概不可能弄到更多的钱了。这时，她叹了一口气，显然开始在想如何摆脱这位客人。他明白她的心思，便把烟弄灭，站起身，握了握她的手，向前厅走去。
餐厅里有一只挂钟，这钟是伊凡·伊里奇从古董店里买来的，他为此曾十分得意。彼得·伊凡诺维奇在餐厅里遇见一位神父和几个来参加丧礼的熟人，看到一位他熟悉的漂亮的小姐，伊凡·伊里奇的女儿。她穿一身丧服，原本就很细的腰显得更细了。她的神情阴郁，决断，近乎愠怒。她对彼得·伊凡诺维奇鞠躬时的神态，仿佛他有什么过错似的。在她后面，站着一位模样阔绰的年轻人，也带着那种愠怒的表情，彼得·伊凡诺维奇听说过，这是她的未婚夫，是法院的侦查员。彼得·伊凡诺维奇悲戚地对他们点了点头，正想到停放死者的房间里去，这时，伊凡·伊里奇的儿子从楼上走下来，他的相貌酷似他的父亲，他还是个中学生。他简直就是个小伊凡·伊里奇，彼得·伊凡诺维奇记得，伊凡·伊里奇读法律学校时就是这个样子。他的眼睛哭肿了，一副十三四岁男孩的邋遢样。他一看到彼得·伊凡诺维奇，立刻做出严肃的表情，不好意思地皱起眉头。彼得·伊凡诺维奇对他点点头，便走进停放死者的房间。安魂祈祷开始了，蜡烛、呻吟、神香、眼泪和啜泣。彼得·伊凡诺维奇锁紧眉头，站在那儿，看着自己的脚。他一次也没有看死者，一直到仪式结束都没有让自己受那种令人沮丧的气氛的影响，而且是头一批走了出来的。前厅里一个人也没有。格拉西姆，就是那个打杂的男佣，从停放死者的房间里跑出来，用他那双有力的手翻开所有的皮大衣，找到了彼得·伊凡诺维奇的皮大衣，递给了他。
“怎么样，格拉西姆老弟？”彼得·伊凡诺维奇为了要说点什么，问道，“可惜吗？”
“这是上帝的意志。我们都要到那儿去的。”格拉西姆说，露出他那雪白整齐的农民的牙齿，接着又像一个干活干得正起劲的人那样，迅速地打开门，对马车夫一声吆喝，侍候彼得·伊凡诺维奇坐上马车，然后又蹦回前厅，仿佛忽然想起了他还有什么没做的事情似的。
在闻够了神香、尸体和石碳酸的气味以后，彼得·伊凡诺维奇呼吸到新鲜的空气，感到特别愉快。
“您吩咐去哪儿？”车夫问。
“还不晚。顺便再去看看费多尔·瓦西里耶维奇。”
彼得·伊凡诺维奇乘车出发了。果然，他赶到的时候，他们刚刚打完第一圈，因此，他作为第五个人，正好加入牌局。
二
伊凡·伊里奇过去的生活经历是最普通、最平常，但也是最可怕的。
伊凡·伊里奇去世时才四十五岁，生前是高等法院审判委员。他是一个官吏的儿子，他的父亲在彼得堡的各部各局都得到过晋升，最后终于达到了这样一种地位：这种人虽然不适合担任任何重要的职务，但由于他们资格老，官衔高，不可能强令他们退休，因此就让他们担任一些闲职，因而他们也就领取数千卢布的闲薪，由六千到一万不等，并且一直领取这笔闲薪，直到老朽不堪之时。
枢密顾问，各种不必要的机构中的不必要的委员，伊里亚·叶菲莫维奇·戈洛温就是这样的一个人。
他有三个儿子，伊凡·伊里奇是他的次子。他的长子也同父亲一样，官场得意，不过是在另一个部里任职，他的资历也已经使他接近拿闲薪的那种地位了。第三个儿子却不得意，他不管在什么地方都把自己的事情弄得很糟，现在他在铁路上供职：他的父亲，两个哥哥，尤其是两位嫂嫂，不仅不喜欢遇到他，而且除非万不得已，也不提到他。他们还有一个妹妹，嫁给了格列夫男爵，这位男爵也同他的岳父一样，是一位彼得堡的官吏。伊凡·伊里奇，正如人们所说的，是le phenix de lafamille[1]。他既不像他的哥哥那样冷漠无情，一板一眼，也不像他的弟弟那样冒失鲁莽。他介乎两者之间，聪明灵活，讨人喜欢，而且彬彬有礼。他曾与弟弟一同读法律学校。弟弟没有毕业，只读到五年级就被勒令退学了，伊凡·伊里奇则以优良的成绩修完了全部学业。还在法律学校读书时他就已经是这样一种人了：办事干练，和蔼大度，善于交际，但又严格地执行他认为是属于自己职责的一切。终其一生他都是这样的人。凡是身居最高地位的人认为是自己职责的事，他都认为也是自己的职责。无论是少年时代，还是成年以后，他都不是一个阿谀奉承之徒，但他从刚进入青年时代开始，就像苍蝇爱光一样，就总是趋附社会上地位最高的那些人，学习他们的一举一动和他们对生活的看法，跟他们建立起友好的关系。对他来说，童年和青年时代的一切迷恋都已成了过眼云烟，没有留下大的痕迹。他曾迷恋过女色，追逐过虚荣，最后，在高年级，他也沾染过一些自由思想，但这一切都不超过一定的限度，他的感觉总是能准确地向他指出这限度是什么。
在法律学校的时候，他干过一些他曾认为是十分卑鄙的行为，而且在干的时候就对自己感到厌恶；但是，后来他看到那些身居高位的人也有这样的行为，而且他们并不认为这样的行为是坏的，于是他不仅转而把这样的行为看成好的，而且把自己干过的那些行为忘得一干二净，即使想起它们，也丝毫不感到痛心。
伊凡·伊里奇以十品官的资格从法律学校毕业，从父亲那儿拿到一笔置装费，就到夏默尔服装店替自己定做了一套服装，在表坠上挂了一枚刻有respice fnem[2]字样的纪念章，向亲王和老师辞了行，与同学们在多侬饭店聚了餐，便带着时髦的皮箱，从最好的商店里定做和买来的内衣、外套、刮脸和化妆用品以及带穗子的大毛巾被，动身到外省赴任去了，担任他父亲为他谋得的省长特派员的职务。
在外省，就像在法律学校时一样，伊凡·伊里奇很快就为自己确定了一种轻松愉快的处世之道。他努力工作，谋取晋升，同时也愉快和适度地寻欢作乐。有时他受上级的委托去巡视各县，无论对上级还是下级他都很庄重，他总是以一种他不能不引以为豪的清廉公正的态度准确地完成上级交给他的任务，这些任务大多是有关分离派教徒的各种事情。
尽管他年轻而又爱好轻浮的娱乐，但在处理公务时却极其谨慎，公事公办，甚至铁面无情。然而，在社交场合，他常常很俏皮，妙语横生，他总是和蔼可亲，彬彬有礼，正如他的上司和上司的太太（他已经成了他们家的常客）所说的，他是一个bon enfant[3]。
在外省的时候，有一位太太曾与这位穿着讲究的法律学校毕业生纠缠不清，还有一位时装店的女裁缝也与他关系暧昧。他也曾同那些来出差的侍从武官一起纵酒狂欢，然后乘着马车在偏僻的大街上游荡。他也曾巴结过上司，甚至巴结过上司的太太，但这一切他都做得名正言顺，不可能招来非议：这一切只能用一句法国名言来解释：il faut que jeunesse se passe[4]。这一切他都是用干干净净的手，穿着干干净净的衬衣，说着法语干的，更主要的是，都发生在最上层的社会圈子里，因而也就得到了身居高位的人的赞许。
伊凡·伊里奇就这样供职了五年，后来他的职务发生了变化：一些新的司法机构建立了，需要一批新的人。
于是，伊凡·伊里奇就成了这批新人中的一个。
伊凡·伊里奇被任命为法院的预审官，尽管这个职位是在另一个省里，他必须抛弃已经建立起来的关系，一切从头开始，但他还是接受了新的任命。朋友们都来为伊凡·伊里奇送行，与他合影留念，还送给他一只银烟盒，于是他就去赴任了。
在当法院预审官的时候，伊凡·伊里奇仍旧像他当特派员时那样规矩正派，彬彬有礼，公私分明，因而赢得了普遍的尊敬。对伊凡·伊里奇来说，法院预审官的职务比以前那个职务要有趣得多，更富有吸引力。担任以前那个职务时，当他穿着在夏默尔店里定做的衣服，从容不迫地走过那些战战兢兢、等候接见的申请人以及对他不胜羡慕的官员们身边，或是直接走进上司的办公室，坐下来与上司一同抽烟喝茶固然很愉快，但直接听命于他的人毕竟很少。当他奉命外出视察的时候，直接听命于他的，只不过是一些县警察局长和分离派教徒。他喜欢有礼貌地、像对待同伴一样地对待他们，他喜欢让他们感觉到，他，本来是有权力指使他们的，但却友好地、平易近人地对待他们。然而那时候这种直接听命于他的人毕竟很少。而现在，作为法院的预审官，伊凡·伊里奇觉得，所有的人，毫无例外，包括最显赫的、最自负的人，都在他的掌握之中。他只要在法院的传票上写几行字，那位显赫自负的人就将作为被告或证人被带到他面前来，如果他不想让他坐下，他就得站在他面前，回答他的各种问题。伊凡·伊里奇从来没有滥用过他的这种权力，相反，他使用这种权力时总是尽量使它表现得温和些。但是，意识到这种权力和有可能使这种权力表现得温和些，却成了他的新职务最使他感兴趣和最吸引他的地方。至于他的职务本身，也就是在预审中，伊凡·伊里奇很快就学会了一种办事的原则，即不受一切与公务无关的因素的影响，使任何最复杂的案件都只以它的外表形式反映在公文上，完全看不出他个人的观点是什么，更主要的是，要遵守所有规定的形式。这个工作是全新的，而他就是在实践中制定出一八六四年条例附则的那批人中的一个。
在调到这个新城市担任法院预审官以后，伊凡·伊里奇结识了一批新交，建立了一些新的关系，按照新的原则确定了自己的位置，在他的言论中也有了一些新的调子。他与省当局保持了某种适当的距离，在司法界和富有的贵族中间选择了一个高雅的小圈子与之交往，采取了一种对政府略有不满的、温和的自由主义和强调公民权益的调子。此外，在担任新职以后，伊凡·伊里奇丝毫也没改变他衣着的风雅，不过却不再剃胡须，听凭它们自由生长。
伊凡·伊里奇在这个新城市的生活十分愉快：和与省长唱反调的一群人的小圈子团结得很紧密。他的薪俸增加了，此外，打牌也给他的生活增添了不少乐趣。伊凡·伊里奇有打牌的天赋，他打起牌来轻松愉快，判断迅速，技术精湛，因此，一般说来他总是赢家。
在新城市供职两年以后，伊凡·伊里奇遇见了他未来的妻子。普拉斯科维娅·费多洛芙娜·米赫尔是伊凡·伊里奇经常出入的那个圈子里最迷人、最聪明、最出色的姑娘。伊凡·伊里奇在工作之余的消遣娱乐中与普拉斯科维娅·费多洛芙娜建立了一种轻松随便的关系。
伊凡·伊里奇当特派员的时候是经常跳舞的。当了法院预审官以后他就难得跳舞了。现在他跳舞已经具有这样一层意思：虽然我供职于新的机构，而且是五等文官，但是关于跳舞，我能够证明，在这方面我能胜过别人。因此，在晚会快结束时，他偶尔也与普拉斯科维娅·费多洛芙娜跳跳舞，而且主要就是在跳舞的时候，他赢得了普拉斯科维娅·费多洛芙娜的心。她爱上了他。伊凡·伊里奇并没有要结婚的明确意图，但当这位姑娘爱上他以后，他向自己提出了这个问题：“真的，我为什么不结婚呢？”他对自己说。
普拉斯科维娅·费多洛芙娜出生贵族世家，长得也不难看，还略有财产。伊凡·伊里奇本有可能攀到一门更好的亲事，但这门亲事也就算不错的了。伊凡·伊里奇有他的薪俸，他希望她也有与他相当的收入。她出身贵族，又是一个可爱、美丽和完全正派的女人。如果说伊凡·伊里奇结婚是因为他爱上了他的未婚妻，并且发现她赞同他的人生观的话，那就错了，正如说他结婚是因为他那个圈子里的人赞成这门亲事一样错了。伊凡·伊里奇之所以结婚是出于两层考虑：他得到这样一位妻子，就是做了一件使自己感到快乐的事；此外，还因为那些身居高位的人认为这样做是对的。
于是，伊凡·伊里奇就结婚了。
结婚的过程本身和婚后的最初一段生活（夫妻温存，新家具，新餐具，新被褥，直至妻子怀孕）都很好，以至伊凡·伊里奇开始认为，结婚不仅不会破坏他那种轻松愉快、永远体面并为社会所赞许的生活的性质（伊凡·伊里奇认为这种性质一般说来是生活本身所固有的），而且还会加深它。但是，从妻子怀孕的最初几个月起，却开始出现一种不愉快的、使人痛苦的、有失体面的新情况，这是他意料不到的，他怎么也摆脱不了这种状况。
妻子无缘无故地（伊凡·伊里奇觉得是这样），de gaite de coeur[5]（他对自己这样说）开始破坏生活的愉快和体面：她毫无理由地吃醋，要他不断地讨好她，对一切都吹毛求疵，经常使他难堪，说一些使人不愉快的话。
起初，伊凡·伊里奇希望用一种最轻松、最体面的对待生活的态度来摆脱这种不愉快的状况，过去他也曾用这种办法摆脱过难堪的处境。他试着无视妻子的心理状态，继续像过去那样轻松愉快地生活：邀请朋友到自己家里来打牌，去俱乐部玩儿或是去拜访朋友。但是有一次妻子在怒气发作的时候开始用粗话骂他，此后每当他不照她的要求去办的时候，她就不停地骂。看来她已经下定决心要把他制服，也就是说，要他在办公之余也像她一样，坐在家里闷闷不乐，否则她决不罢休，这使得伊凡·伊里奇不寒而栗。他终于明白了，娶个妻子（至少是像她那样的妻子）并不总是能使生活变得愉快和体面，相反却常常破坏生活的愉快和体面，因此必须保护自己，使自己免受这种破坏的影响。伊凡·伊里奇开始寻找对策。公务是能使普拉斯科维娅·费多洛芙娜肃然起敬的事，于是，伊凡·伊里奇就用公务及与公务有关的事来与普拉斯科维娅·费多洛芙娜斗争，以此来保全自己的小天地。随着孩子的出生、尝试自己喂奶以及由此而产生的种种不顺心的事，再加上孩子和母亲的真病及假病（对这些病，伊凡·伊里奇必须表现出同情，但实际上他对于它们一点也不了解），对伊凡·伊里奇来说，在家庭以外保全自己小天地的需要就变得更加迫切了。
随着妻子变得越来越容易发怒和苛求，伊凡·伊里奇也越来越把自己的生活重心转移到了公务上。他比过去更加喜欢公务，功名心也变得更强了。
很快，婚后还不到一年吧，伊凡·伊里奇就明白了，夫妻生活虽然提供了生活上的某些舒适和方便，但在本质上却是一件非常复杂和痛苦的事，因而，为了履行自己的职责，即过一种体面的、为社会所赞许的生活，就必须像对待公务一样，定出某种原则来。
于是，伊凡·伊里奇就为自己定出了对待夫妻生活的一套原则。他向家庭生活所要求的，仅仅是它能给予他在家吃饭、有主妇照料和有床铺睡觉的种种方便和舒适，更主要的是，为社会舆论所确认的外表的体面。而他在其他方面所寻求的只是轻松快乐，如果他找到了这种轻松快乐，就非常庆幸；如果他遇到了抵抗和埋怨，他就立刻钻进与家庭生活相隔绝的自己的公务之中，并从中找到乐趣。
上司把伊凡·伊里奇看成一个优秀的官员，过了三年，他被提拔为副检察官。新的职务，它的重要性，有可能提审任何人和把任何人关进牢房，公开演讲，以及在演讲中所取得的成功，所有这一切使得伊凡·伊里奇更加专注于公务。
孩子一个接一个地出世，妻子也变得越来越啰唆和爱发脾气，但伊凡·伊里奇定出的对待家庭生活的原则却使她的啰唆对他几乎不起作用。
在这个城市供职七年之后，伊凡·伊里奇又被调到另一个省里担任检察官。他们搬了家，钱不够用，妻子又不喜欢他们搬去的那个地方。薪俸虽然比过去多了，但开销却更大了。此外，还死了两个孩子，因此家庭生活对于伊凡·伊里奇就更不愉快了。
普拉斯科维娅·费多洛芙娜把在这个新地方所发生的一切不愉快都归咎于她的丈夫。夫妻之间谈论的多数话题，尤其是关于孩子的教育问题，都有可能引向过去曾经引起过争吵的种种问题，而且这类争吵随时都可能爆发。夫妻之间很少有相亲相爱的时候，即使有，为时也很短。那只不过是他们暂时停靠的小岛罢了，然后他们又重新驶入隐藏着仇恨、彼此疏远的汪洋大海。如果伊凡·伊里奇认为这种疏远是不应该有的，那么这也许会使他感到伤心，可是现在他已经承认这种状况不仅是正常的，而且正是他在家庭中想要实现的目标。他的目标就是使自己尽可能地摆脱这些不愉快的事，并使这些不愉快的事具有一种无害的、体面的性质。他跟家里人在一起的时间越来越少，他就用这种办法来达到他的目的，如果他必须同他的家人在一起的话，他就尽量利用有外人在场这一点来保证自己不遇到不愉快的事。不过更主要的是，伊凡·伊里奇有公务，他的生活的全部兴趣都集中在公务之中，这种兴趣把他整个儿吞没了。意识到自己的权力，自己有可能毁掉想毁掉的任何人，走进法庭和接见下属时的威风，哪怕只是表面上的威风，以及他应付上司和下属的成功，更主要的是，他感到他具有办案的才能，所有这一切都使他十分得意，再加上与同僚们的闲谈、宴会和打牌，使他觉得生活非常充实。因此，一般说来，伊凡·伊里奇的生活，正如他认为应该如此的那样，愉快而体面地前进着。
他又这样过了七年。他的大女儿已经十六岁了，又有一个孩子死了，只剩下一个正在读中学的男孩，他也是他们争吵的原因。伊凡·伊里奇想把他送进法律学校，而普拉斯科维娅·费多洛芙娜却偏偏与他作对，把男孩送进了普通中学。他的女儿在家里读书，颇有长进，男孩的学习也不错。
三
结婚以后的十七年，伊凡·伊里奇的生活就是这样过去的。他已经是一个老检察官了，他拒绝了几次调动，希望获得一个理想的职位。可是就在这时突然发生了一件不愉快的事，几乎完全破坏了他的生活平静。伊凡·伊里奇期待着获得大学城首席法官的职位，可是却不知怎么被戈普捷足先登，得到了那个职位。伊凡·伊里奇恼怒了，开始责难他，与他以及自己的顶头上司争吵。结果上司开始对他冷淡了，下一次提升又没有他的份。
这事发生在一八八○年，这一年是伊凡·伊里奇生活中最困难的一年。在这一年里，一方面他觉得薪俸不足以维持生活，另一方面他发现大家都把他忘了。在他看来，这是对他的最大的、最严重的不公平，可是其他人却觉得这是十分平常的事，甚至连他的父亲也不认为自己有责任帮助他。他觉得所有的人都抛弃了他，他们认为他的职位和三千五百卢布的年薪是极为正常的，甚至是很幸福的。只有他一个人知道，人们对他是多么不公平，他妻子的啰唆是多么没完没了，他已经入不敷出，开始负债，总之，只有他一个人知道，他目前的状况是非常不正常的。
这年夏天，为了减少支出，他告假与妻子一同到她住在乡下的哥哥那儿度夏。
在乡下，由于没有公务，伊凡·伊里奇第一次感到不仅是寂寞，而且是无法忍受的痛苦，于是他决定，不能再这样生活下去了，必须采取某些断然的措施。
伊凡·伊里奇在凉台上来回踱步，度过了一个不眠之夜。他决定到彼得堡去活动一番，申请调到另一个部里去，以此来惩罚那些不能知人善任的上司们。
第二天，他不顾妻子和内兄的劝阻，动身去彼得堡了。
他此行只有一个目的：求得一个年薪五千卢布的职位。他已经不再抱定要去哪一个部，属于哪一个派别，从事哪一类工作了。他需要的只是职位，年薪五千卢布的职位，政府机关也行，银行也行，铁路上也行，玛丽亚皇后掌管的机构也行，甚至海关都行，但一定要有五千卢布的年薪，而且一定要调离那个不能知人善任的部。
结果伊凡·伊里奇此行却取得了惊人的、意外的成功。在库尔斯克，他的一位熟人费·谢·伊里英也上了头等车厢，他告诉伊凡·伊里奇，库尔斯克省省长收到的一份最新的电报上说，近日部里要有人事变动：彼得·伊凡诺维奇的职位将要由伊凡·谢缅诺维奇接任。
这个初步拟定的人事变动，除了对俄国有其自己的意义以外，对于伊凡·伊里奇更具有特别的意义，因为这次将起用一名新人彼得·彼得洛维奇，这样一来，查哈尔·伊凡诺维奇也将跃居高位，而这对伊凡·伊里奇就十分有利，因为查哈尔·伊凡诺维奇是伊凡·伊里奇的同窗好友。
在莫斯科，这个消息得到了证实。伊凡·伊里奇一到彼得堡，就找到了查哈尔·伊凡诺维奇，并取得了查哈尔的承诺：替他在他所隶属的司法部里谋一个可靠的职位。
一星期后，他给妻子打了个电报：
“查哈尔接任米勒的职位。我将首批获得任命。”
由于这次人事变动，伊凡·伊里奇出人意外地在部里获得了这样的任命，他比他的同僚高出了两级，年薪五千卢布，还有三千五百卢布的调任费。伊凡·伊里奇把对自己过去的敌人和对部里的一切怨恨忘得一干二净，他觉得幸福极了。
伊凡·伊里奇回到了乡下，愉快而满意，他好久没有这样了。普拉斯科维娅·费多洛芙娜也眉开眼笑，他们签订了“和约”。伊凡·伊里奇告诉她，在彼得堡别人怎样祝贺他，他过去的敌人怎样羞愧难当，现在又怎样逢迎他，人们怎样羡慕他的职位，他还特别讲到彼得堡所有的人都很爱他。
普拉斯科维娅·费多洛芙娜听他滔滔不绝地讲着，做出一副相信他的话的样子，没有反驳他。她只计划了一下，到了他们将要去的那个城市里，他们将对生活做怎样的新安排。伊凡·伊里奇高兴地看到，这些计划也正是他的计划，他们的想法是一致的，他那被搞糟了的生活又将恢复原本应有的愉快和体面的性质了。
伊凡·伊里奇回来后只住了很短一段时间。九月十日他必须去上任，此外，在新的地方安顿下来也需要时间，得把所有的东西从省城运去，还有许多东西需要添置和定做。总而言之，一切该怎样安排，他已胸有成竹，普拉斯科维娅·费多洛芙娜心里所想的也几乎跟他完全一样。
现在，一切都安排得那么好，他和妻子的目标又一致了，而且，他们不仅生活在一起，而且还那么和谐，即使在婚后的最初几年也没有这样和谐过。伊凡·伊里奇本来想带家眷一同去赴任，但他的妹妹和妹夫（他俩对伊凡·伊里奇和他全家突然变得特别殷勤和亲近起来）却坚持认为不行，结果伊凡·伊里奇只好独自去赴任。
伊凡·伊里奇去上任了，愉快的情绪一直没离开过他，这是仕途得意和与妻子和谐一致两者相辅相成的结果。他找到了一处非常好的住宅，他们夫妻俩梦寐以求的正是这种住宅。宽敞、高大、古色古香的客厅，舒适雅致的书房，妻子和女儿的房间，儿子的学习室——这一切就仿佛是特意为他们设计的。伊凡·伊里奇亲自动手布置新居，挑选壁纸，添置家具，尤其是老式家具（他认为老式家具有一种高贵的气派），选购沙发套等等，于是东西越来越多，逐渐接近了他勾画的理想。当他刚布置到一半的时候，他的布置就已经超出了他的期望。他知道，当一切都布置就绪以后，他的新居将具有一种多么高贵典雅、超凡脱俗的气派。临睡前，他常常想象着布置就绪以后的客厅将是什么样子。瞧着那尚未装修好的客厅，他仿佛已经看到了布置就绪以后的壁炉、隔热板、放摆设的架子、分布在各处的椅子、挂在墙上的大大小小的盘子，以及青铜摆设等等。他一想到他一定会使审美趣味与他一致的帕莎[6]和丽莎卡[7]大吃一惊，就不由得高兴起来。她们是无论如何也不会料到有这样的气派的，特别是他成功地搜罗到一批价格很便宜的古董，它们将赋予整个新居一种特别高雅的气派。他在书信中故意把一切说得比实际上差，好让她们大吃一惊。这一切是那么使他入迷，甚至超过了他所热衷的新职务，这真出乎他的意料。甚至在开庭的时候他也常常心不在焉：他会想着该用怎样的窗帘架，平的呢，还是拱形的呢？他是那么热衷于此，常常亲自动手，重新摆放家具，重新悬挂窗帘。有一次，他爬上梯子，想指给那个弄不懂他的意思的工匠看，该怎样悬挂窗帘，但他不小心摔了下来，好在他强壮有力，手脚灵活，因此没有摔倒，只是腰部在梯子边上撞了一下。撞伤的地方疼了几天，但很快也就好了。这段时候，伊凡·伊里奇觉得自己特别愉快，特别健康，他在信中写道：我觉得我突然年轻了十五岁。他本想在九月份把新居布置好，结果却拖到十月中旬。然而新居的确漂亮极了，不仅他自己这样说，而且所有来参观过的人也都对他这样说。
实际上，所有那些并不十分富有但又想摆阔的人家里都是这样布置的，结果就是彼此雷同：花缎、黑漆家具、盆花、地毯、青铜器，以及许多黝黑而闪闪发亮的摆设，所有这一切只不过是同一类人的互相仿效而已。他的布置与别人是如此雷同，简直一点也不引人注目。但他却觉得这一切十分别致。他去火车站迎接自己的家人，把他们带回灯火辉煌、装饰一新的住宅，系着白领结的男仆给他们打开装饰着鲜花的前厅的大门，然后他们走进客厅、书房，高兴得连声赞叹，他感到幸福极了，领着他们到处参观，尽情地享受他们的夸奖，得意非凡，满脸发光。当天晚上喝茶的时候，普拉斯科维娅·费多洛芙娜顺便问他是怎样摔下来的，他笑着，当场表演了他是怎样摔下来的，又怎么把工匠吓了一跳。
“幸亏我曾是个体操运动员，换了别人非摔死不可，而我只不过这儿被撞了一下。那几天摸上去有点疼，但现在已经不疼了，只留下一块青斑。”
于是他们就开始了在新居里的生活，一切都慢慢地习惯了，但正如人们搬进新居后常有的情况那样，总觉得还缺少一个房间；他们的收入增加了，但也总觉得还不太够，缺得也并不多，不过五百卢布而已；其他各方面都很好。感觉特别好的是最初那段时期，那时一切还没有完全就绪，还需要继续布置：一会儿要去买东西，一会儿要去定做，一会儿要把家具重新摆放，一会儿又要稍做调整。尽管夫妻之间还有某些意见不统一，但是由于两人都很满意，加之还有许多事情要做，所以争执过以后也就算了，没有发生大的争吵。等到已经没有什么需要再布置的时候，他们才开始觉得有点寂寞，仿佛缺少了什么似的，但很快他们又结识了一些新交，形成了一些新的习惯，生活也就充实起来了。
伊凡·伊里奇上午在法院办公，中午回家吃饭。最初那段时候，他的情绪是很好的。他有时也感到痛苦，那都是为了新居的事。（桌布和沙发套上的任何一个污点，窗帘上被扯断的绳子，都使他恼火：他为布置这所新居花费了多少心血啊，因此任何糟蹋都使他痛心。）但是，总的说来，伊凡·伊里奇的生活还是按照他的信条，按照他所认为的生活应有的样子度过的：轻松，愉快，而且体面。他九点起床，喝咖啡，读报，然后穿上制服，乘车去法院。在那儿，他对他的工作是轻车熟路的。他一到法院就投入工作之中：上诉人，在办公室里讯问，办公室本身，开庭预审和公审。在所有这些公务中，必须善于排除一切可能破坏公务正常进行的日常生活的俗事：除了公务以外，不允许与别人发生任何关系，发生关系的理由必须是属于公务性质的，关系的本身也只能是公务性质的。譬如，来了一个人，想打听某件事，因为伊凡·伊里奇与这件事无关，他就不能与这个人发生任何关系。但是，如果这个人与高等法庭的审判委员有某种关系，而且这种关系可以名正言顺地书写到公文上，在这种关系的范围之内，只要是能解决的事，伊凡·伊里奇都会给予解决。同时，他还注意保持人与人之间形式上的友好关系，即谦恭有礼。当公务上的关系一结束，其他的任何关系也就结束了。伊凡·伊里奇善于把公务与自己的私事区分开来，不使它们互相混淆，他凭着长期的实践和他的才干，已经把这种本领掌握到炉火纯青的程度，以至有时他也仿佛开玩笑似的，混淆一下公私。他之所以允许自己这样做，是因为他知道自己有这样的力量，一旦需要，他随时都能区分公私。办理公务对伊凡·伊里奇来说，不仅轻松、愉快和体面，而且甚至可以说是技艺精湛。公务间隙时，他抽烟喝茶，稍许谈点政治，稍许谈点一般的问题，稍许谈点打牌的事，而谈得最多的则是各种各样的任命。最后，他十分疲劳，但却像一个技艺精湛的乐师，出色地演奏完了乐队中第一小提琴该演奏的那些部分，怀着满意的心情回到家里。家里，母女俩或是出门去什么地方，或是有什么人来拜访她们；儿子或是去学校读书，或是在家中跟家庭教师一起准备功课，认真地复习学校里教的东西；一切都很好。午饭以后，如果没有客人来访，伊凡·伊里奇有时就读一些大家都在谈论的书，晚上他就坐下来办公，也就是读案卷、核对法律，即对照供词、援引法律条文。这个工作他既不觉得乏味，也不感到愉快。在有机会打牌的时候，这个工作是乏味的；但如果没人同你打牌，这毕竟比独自闷坐或跟妻子待在一起要强些。伊凡·伊里奇的乐趣是设便宴邀请一些上流社会有地位的太太和先生到家里来，正如他家的客厅与所有其他人家的客厅雷同，他与这些客人一同消磨时间的办法，也与其他人消磨时间的办法是同样的。
有一次，他们家甚至还举行了一场晚会，大家一同跳舞。伊凡·伊里奇很快活，一切都很好，仅仅与妻子为了大蛋糕和糖果的事大吵了一场：普拉斯科维娅·费多洛芙娜有自己的计划，可是伊凡·伊里奇却坚持要到一家高级的食品店里买，并且买了很多蛋糕，结果蛋糕没吃完，而食品店送来的账单上却写着四十五卢布，于是就引起了争吵。这场争吵很厉害，很不愉快，普拉斯科维娅·费多洛芙娜骂他“笨蛋，废物”。他抱住了自己的脑袋，而且一怒之下不知为什么提到了离婚。但是晚会本身是愉快的。参加晚会的都是些出色的人，伊凡·伊里奇还和特鲁丰诺娃公爵夫人跳了舞，就是那位以创办“消愁会”而闻名的女人的妹妹。公务的乐趣是满足自尊心的乐趣，社交活动的乐趣是满足虚荣心的乐趣；而伊凡·伊里奇真正的乐趣是打牌的乐趣。他承认，经历了一切，经历了生活中的种种不愉快以后，他的乐趣就是跟几个素质良好、不吵不闹的牌友一起坐下来打牌（这种乐趣就像一根蜡烛站立在所有东西的前面，在那儿点亮着），但是一定要四个人打（五个人打就不痛快了，尽管他总是装出很喜欢的样子），并且要玩得聪明和认真（在出牌的时候），然后吃晚饭，喝一杯酒。在打过牌以后，特别是在稍微赢了一点钱的情况下（赢多了就不愉快了），伊凡·伊里奇就会带着特别好的心情上床睡觉。
他们就这样生活着。他们的小圈子里都是些最出色的人，达官贵人和一些年轻人也常到他们家来。
在应该结交怎样的人这个问题上，丈夫、妻子和女儿的看法是完全一致的，他们不约而同地把各种各样不入流的朋友、亲戚和衣冠不整的人拒之门外，因为这些不速之客常常从各处飞来，闯进他们家的墙上挂着日本盘子的客厅。很快，那些衣冠不整的朋友就不再来了，于是到戈洛温家来的就只剩下最出色的一小批人。一些年轻人追求丽莎，其中有一位姓彼得里谢夫的，是德米特里·伊凡诺维奇·彼得里谢夫的儿子，也是他的财产的唯一继承人；现任法院的预审官，也在追求丽莎，因此伊凡·伊里奇已经在同普拉斯科维娅·费多洛芙娜商量，何不让他们俩乘马车出去玩儿或是组织一场演出呢？他们就这样生活着。一切都毫无变化地进行着，一切都很好。
四
大家都很健康。伊凡·伊里奇有时说，他嘴里有一股怪味，腹部的左侧有点不舒服，但这也不能说就是不健康。
但后来，这种不舒服的感觉越来越严重了，虽然还没有发展成疼痛，但他总觉得腹部左侧隐隐作痛，心情也就变坏了。这种坏心情日益加剧，已经开始破坏戈洛温家里刚刚形成的那种生活轻松愉快和体面的感觉了。丈夫和妻子开始越来越频繁地争吵，轻松和愉快很快就消失了，就连体面也很难维持了。吵架的次数越来越多，又只剩下一些小岛了，而这些夫妻能够不吵不闹地彼此相处的小岛已经很少了。
普拉斯科维娅·费多洛芙娜说她的丈夫脾气很坏，现在看来，这并非毫无根据。她说话喜欢夸大，她说伊凡·伊里奇的脾气一向那么可怕，她能忍受二十年，全靠她的脾气好。现在每次争吵都是由他挑起的，这话一点不假。每当快要吃饭的时候，也就是他刚开始吃饭、正在喝汤的时候，他就开始找碴儿了。有时候是他发现某件餐具有点破，有时候是菜不合他的口味，有时候是儿子把胳膊肘撑在桌上了，有时候是女儿的发型不对头。他把一切都归咎于普拉斯科维娅·费多洛芙娜。普拉斯科维娅·费多洛芙娜起先还与他争辩，但是他一次又一次地在开始吃饭时发火，她才明白过来，这是一种病态，由即将进食所引起的一种病态。于是她就忍让了，不再与他争辩，只是催大家快吃饭。普拉斯科维娅·费多洛芙娜把自己的忍让看成很大的美德。她认定她丈夫的脾气太坏了，造成了她生活的不幸，于是她便开始怜悯自己了。她越是怜悯自己，就越是恨她的丈夫。她开始盼望他死掉，但又不能真的让他死掉，因为如果他死了，薪俸也就没有了。这就更使她恼恨他。她认为自己太不幸了，不幸到连他的死也救不了她。她很恼怒，但隐忍着，可是她的这种隐忍着的恼怒却加剧了他的恼怒。
有一次吵架，伊凡·伊里奇显得特别没有道理，吵过以后，他解释说，他确实肝火很旺，但这是因为有病的缘故。她就对他说，既然有病，那就应该去治，而且她要求他去看一位名医。
他去了。一切都如同他所预料的。一切都像常发生的情况那样。让人等候，故意摆医生的架子，这也是他所熟悉的，就同他在法院里的情形一样，然后是这儿敲敲，那儿听听，提出一些问题，要求病人做出一些事先由他确定好的、显然是多余的回答。医生摆出一副架势，似乎在说，如今您落到我们手里了，我们会对一切做出安排的，至于怎样安排，我们是清楚而且没有疑问的，对于任何人，无论您自己希望怎样，我们都会按照某一种模式把一切安排好。一切就跟在法院里一模一样。正如他在法院里对被告装腔作势，现在这位名医也对他装腔作势。
医生说：如此这般的情况表明，你的体内有如此这般的毛病；但是，如果经过如此这般的化验以后未能证实，那么就应该假定您有另一种病，假如您患有那种病的话，那么……如此等等。对伊凡·伊里奇来说，只有一个问题是重要的：他的病情危险不危险？但是医生却对这个不适当的问题不予理会。从医生的角度来看，讨论这个问题是徒劳无益的，因此不必讨论。当前要做的仅仅是考虑各种可能性——究竟是肾移位呢，是慢性黏膜炎呢，还是盲肠炎？不存在伊凡·伊里奇的生与死的问题，只不过是肾移位或盲肠炎这两者之间的判定问题。伊凡·伊里奇亲眼看到医生朝倾向于盲肠炎的方向圆满地解决了这个问题，他只做了一点保留：如果验尿之后能提供新的证据，那么此案将重新审理。所有这一切与伊凡·伊里奇曾千百次地做过的事一模一样，他也总是以这种无懈可击的方式对被告宣布他的判决。现在医生也同样出色地做出了总结，并且得意地甚至愉快地从眼镜上面望了被告一眼。伊凡·伊里奇从医生的总结中得出一个结论，情况不好，但是他，也就是医生，也许还有所有其他的人，对此都觉得无所谓，而他却觉得很糟。这个结论使伊凡·伊里奇大吃一惊，在他心中唤起了对自己的极大的怜悯，同时对这位医生对如此重大的问题的冷漠，感到极大的愤慨。
但是他什么话也没说，只是站起身来，把钱放在桌上，叹了一口气，说：
“我们病人大概常常向您提出一些不合适的问题。但是，一般地说，这病到底危险不危险呢？”
医生用一只眼睛透过镜片严厉地看了他一眼，仿佛是说：被告，如果您想越出我向您提出的问题的范围，我将不得不下令把您赶出法庭。
“我已经把我认为需要告诉您和适合告诉您的都告诉您了，”医生说，“以后的情况等化验之后就清楚了。”医生点头表示送客了。
伊凡·伊里奇慢慢地走出来，垂头丧气地坐上雪橇回家了。一路上，他不停地琢磨医生说过的所有的话，竭力想把所有那些叫人摸不清、猜不透的科学术语翻译成普通的词语，并且从中读出问题的答案：情况不好对我来说是很不好呢，还是问题还不大？他觉得，医生说的所有的话，其含义都是情况很不好。伊凡·伊里奇觉得大街上的一切都是凄凉的，街上的马车是凄凉的，房子是凄凉的，行人、店铺都是凄凉的。而这种疼痛，隐隐约约的、片刻也不停止的疼痛，与医生含糊其辞的话联系在一起，看来就具有了另一种更为严重的意义。现在，伊凡·伊里奇怀着一种新的沉重的心情注视着这种疼痛。
他回到家里，把情况详细地告诉妻子。妻子听着，但正当他说到一半的时候，女儿戴着一顶帽子走了进来：她准备同母亲一起出门。她勉强坐下来听了一会儿这些乏味的话，但时间一长她就忍不住了，结果母亲也没有听完。
“好的，我很高兴。”妻子说，“现在你就得按时服药啦，把药方给我，我这就叫格拉西姆到药房去买。”说完她就去换衣服了。
她在房间里的时候，他憋着没叹气，等她一出去，他就长长地叹了一口气。
“算了，”他说，“也许确实不要紧……”
他按照医生的处方开始服药，在验尿以后，医生的处方也做了一定的改变。但是恰巧在这个时候发生了一件事，在这次化验以及应该在化验以后做的检查中出现了某种差错。这事与医生无关，但结果是出现的情况与医生对他说的不相符。或者是医生忘记了，或者是没说真话，或者是对他隐瞒了什么情况。
但伊凡·伊里奇还是严格地执行医嘱，而且最初一段时候他还在这种执行中找到了安慰。自从看过医生以后，对伊凡·伊里奇来说，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严格地执行有关保健和服药的医嘱，密切地注视自己的病痛，注视自己整个机体的动向。人们的疾病以及人们的健康成了伊凡·伊里奇的主要兴趣之所在。每当别人在他面前谈到病人，谈到死去的人，谈到病愈的人，特别是谈到与他类似的疾病的时候，他总是竭力掩饰住自己的激动，留神倾听，反复询问，并把有关的看法与自己的病相对照。
病痛并没有减轻，但伊凡·伊里奇却努力使自己相信，他已经好些了。当没有什么事情搅乱他的时候，他还能欺骗欺骗自己，但只要一与妻子发生不快，或是公务上有什么不顺利，打牌时手气不好，他立刻就感到自己病得很重。过去，当他遇到这些不顺利的事时，他总是期待自己能想办法克服困难，努力奋斗，取得成功，甚至取得全胜。而现在，任何不顺利的事都使他灰心丧气，悲观绝望。他总是对自己说：瞧，我刚刚开始恢复，药力刚刚开始起作用，偏偏又遇到这种倒霉的事，这样叫人不快的事……于是他就怨恨那些倒霉的事，怨恨那些使他不快、要他命的人。他感到这种怨恨会送他的命，但又克制不住自己。看来，他应该明白，他的这种怨天尤人只会加重他的病情，因此他不应该去关注那些不愉快的事。但是他的做法却完全相反：他说他需要安静，他注视着所有可能破坏这种安静的事，可一遇到任何稍许破坏他的安静的事，他就怒火万丈。他读了一些医书，也常去看医生，这就使他的病情更恶化了。不过，病情是慢慢恶化的，把今天和昨天相比，差别并不是很大，因此他还能欺骗自己。可是，当他去看病的时候，他又觉得，他的病情正在恶化，甚至发展很快。尽管如此，他还是经常去看病。
这个月，他又去拜访了另一位名医：这位名医所说的话几乎与第一位名医一模一样，只不过问题的提法有所不同罢了。找这位名医看病，只是更加重了伊凡·伊里奇的怀疑和恐惧。他的朋友的朋友也是位很好的医生，他对伊凡·伊里奇的病却做了完全不同的诊断，尽管他保证这病能痊愈，但他提出的问题和所做的假设却把伊凡·伊里奇弄得更糊涂了，也加深了他的怀疑。一位采用顺势疗法的医生对疾病又做了另一种诊断，并且开了药，伊凡·伊里奇瞒着大家把这药服了近一个星期。但一个星期以后，因为觉得病情没有减轻，他对过去的治疗和这次治疗都失去了信心，变得更加灰心丧气了。有一次，有位太太讲到求神能够治病。伊凡·伊里奇发现自己在注意倾听，并且信以为真，这使他感到惊骇。“难道我的智力竟降低到这种程度了吗？”他对自己说，“愚蠢！全是胡扯。不要再犹豫了，应当选定一位医生，严格服从他的治疗。就这么办。现在一切都结束了。我不再去想它了，我要严格进行治疗，直到夏天为止。到那时候再看怎么样。现在这种犹豫不决该结束了！……”这话说起来容易，但却做不到。腹部左侧的疼痛一直在折磨着他，而且似乎在不断加剧，变成经常性的了。嘴里的气味也变得越来越怪了，他觉得他的嘴里发出一股令人恶心的怪味，食欲和体力也在一天天减退。不能再欺骗自己了：一件可怕的、新的、在伊凡·伊里奇一生中从来没有比这更重大的事情，在他身上发生了。关于这一点，只有他一个人知道，周围所有的人都不明白，或者不愿意明白，他们还以为世界上的一切都在照常进行：正是这一点最使伊凡·伊里奇感到痛苦。家里的人，主要是妻子和女儿，还热衷于出门访客，他看出，她们什么也不明白，还责怪他老是闷闷不乐，苛求别人，仿佛他在这方面有错似的。虽然她们竭力掩饰，但他看得出，他妨碍了她们。但对他的病，妻子也替自己规定了一定的态度，不管他说什么或做什么，她都持这个态度。这个态度是这样的：
“你们是知道的，”她对熟人们说，“伊凡·伊里奇就像所有的好人一样，总是不肯严格地执行医嘱。今天他按照医嘱服药和吃饭，按时睡觉，可是到了明天，我稍一疏忽，他就会忽然忘记服药，吃起鲟鱼来（这是医生不许他吃的），并且坐下来打牌，一直打到半夜一点。”
“哎呀，这是什么时候的事啦！”伊凡·伊里奇恼火地说，“不就有一回在彼得·伊凡诺维奇家嘛。”
“那昨天跟谢别克呢？”
“反正我也疼得睡不着……”
“不管你有什么理由，反正这样下去你永远也好不了，永远要折磨我们。”
普拉斯科维娅·费多洛芙娜对待丈夫的病表面上的态度就是如此，这态度她是说出来让别人听的，也是说给他本人听的，即这病是伊凡·伊里奇自己造成的，而且这整个的病是他对妻子所做的一件新的不愉快的事。伊凡·伊里奇觉得，她的这种态度是不自觉的，但这也并没能使他感到好受些。
在法院里，伊凡·伊里奇也发现，或者他自以为发现，别人对他有一种奇怪的态度：一会儿他觉得，人们在打量他，就像在打量一个即将让出空缺来的人一样；一会儿他的朋友们又突然友好地嘲笑他疑神疑鬼，仿佛他体内那个可怕的、从没听说过的病（这病正不停地折磨着他，势不可当地把他带往某处）倒成了他们最愉快的笑料似的。尤其是施瓦尔茨俏皮、活泼而又彬彬有礼的样子特别使他恼火，因为这使他想起了十年以前的自己。
朋友们常常坐下来凑成一个牌局。洗牌，发牌，一张红方块接着一张红方块，七张全是红方块。他的搭档说，没有王牌，于是又给了他两张红方块。还有什么可说的呢？得意极了，满怀信心获得全胜。可是伊凡·伊里奇忽然感到一阵隐隐作痛和嘴里的那股怪味，因此，对于自己居然因为将要获得全胜而感到得意，他觉得十分荒唐。
他瞧着自己的搭档米哈伊洛·米哈伊洛维奇，瞧他怎样用他那只灵活的手轻轻地拍打着桌子，然后彬彬有礼而又宽容大度地放开输掉的牌，把它们推到伊凡·伊里奇面前，以便给他一种把赢得的牌收起来的快乐，而无须把手远远地伸出去。“他是怎么想的啊，难道我已经衰弱到连手都不能伸远一点了吗？”伊凡·伊里奇想着，一不留神，用王牌杀了自己的搭档，结果差三分没能获得全胜。最可怕的是，他看到米哈伊洛·米哈伊洛维奇十分伤心，而他倒无所谓。他为什么无所谓？想起来真觉得可怕。
大家看到他很不舒服，就对他说：“如果您累了，我们就不打了吧。您休息休息。”休息？不，他一点也不累。于是他们就打完了这一圈。大家都闷闷不乐，沉默寡言。伊凡·伊里奇觉得，他把这种闷闷不乐传染给了大家，但他又没法把它驱散。他们吃过晚饭，就各自回家了，只留下伊凡·伊里奇一个人在那儿独自寻思：他自己的生活被毒害了，而且他还使别人抑郁不乐，而且，这种毒害不是在减弱，而是越来越厉害地渗透到他的整个机体之中。
虽然怀有这样的想法，还有肉体的疼痛和内心的恐惧，但他必须躺到床上，然而却常常因为疼痛而大半夜都睡不着。可是第二天早晨还得起床，穿衣，乘车去法院，说话，写字，而如果不去法院，那就得一天一夜二十四小时都待在家里，而其中的每一小时都是痛苦。他就这样孤苦伶仃地生活在死亡的边缘上，没有一个人理解他，也没有一个人可怜他。
五
一两个月就这样过去了。新年以前，他的内兄来到他们的那个城市，要住在他们家。他到的时候伊凡·伊里奇在法院，普拉斯科维娅·费多洛芙娜则出门买东西去了。他从法院回来，走进自己的书房，在那儿见到了他的内兄。他的内兄是个健康好动的人，正在收拾自己的皮箱。他听到伊凡·伊里奇的脚步声，便抬起头来，默默地看了他一秒钟。这一眼就向伊凡·伊里奇说明了一切。他的内兄张大了嘴，一声“哎呀”没喊出来，咽了下去。这个动作肯定了一切。
“怎么，我变了吗？”
“是的……有点变化。”
他的内兄说过这话以后，尽管伊凡·伊里奇一再想使他再谈谈自己外表的模样，但他总是避而不谈这个话题。普拉斯科维娅·费多洛芙娜回家后，他就去找她。伊凡·伊里奇锁上门，开始照镜子，先照正面，再照侧面。他拿起了他和妻子的合影，把照片和他在镜中看到的自己进行比较。变化是巨大的。接着他把衣袖捋到胳膊肘上面，瞧一瞧手臂，又放下衣袖，坐到沙发上，脸色变得比黑夜还要阴沉。
“不行，不行。”他自言自语道，接着便从沙发上跳起来，走到桌前，打开案卷，开始读，但他读不下去。于是，他打开了门，向客厅走去。客厅的门关着，他蹑手蹑脚地走到客厅门前，开始偷听。
“不，你太夸大了。”普拉斯科维娅·费多洛芙娜说。
“我怎么夸大了？你难道看不出来他已经是个死人了，你瞧瞧他的眼睛，一点光也没有。他得的什么病？”
“谁也不知道。尼古拉耶夫（这是另一位医生）说是某种病，反正我也不懂。列谢季茨基（就是那位名医）说的却完全相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