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凡·伊里奇走开了，回到自己的房间，躺下来，开始想道：“肾，肾移位。”他想起了医生向他说过的所有的话：肾怎样脱落，又怎样移位。于是他便在想象中极力要捉住这个肾，使它停下来，把它固定住。他觉得自己的要求很小。“不，我还得再去找一下彼得·伊凡诺维奇。”（就是那位有医生朋友的朋友。）他摇了摇铃，吩咐套马，准备出门。
“你到哪儿去呀，Jean[8]？”妻子带着特别忧伤和难得有的和善表情问道。这种难得有的和善表情使他恼火，他阴郁地看了她一眼。
“我要去拜望一下彼得·伊凡诺维奇。”
于是他就去拜望了那位有医生朋友的朋友，又同他一起去拜望了那位医生。他遇见了医生，并同他谈了很长时间。
医生从解剖学和生理学的角度详细分析了他体内发生的种种情况，他全都明白了。
盲肠里有一个玩意儿，一个小玩意儿。这一切是能够治愈的。只要加强某一个器官的功能，减弱另一个器官的活动，便能产生一种吸收作用，一切也就康复了。他回家吃饭稍许迟了一点。他吃了饭，愉快地聊了一会儿天，但是他很久都下不了决心离开客厅，回到自己的房间里去工作。最后，他终于向书房走去，并且立刻坐下来工作。他读着案卷，工作着，但他却不停地想着他还有一件暂时搁在一边的重要的心事，要等工作完毕之后再去处理。当他结束了工作他才想起，这件心事是对于盲肠的焦虑。但是他并没有陷于这焦虑之中，他走到客厅去喝茶。客厅里有客人，大家在说话，弹琴，唱歌；那位法院预审官，女儿中意的未婚夫也在座。照普拉斯科维娅·费多洛芙娜的说法，这个夜晚，伊凡·伊里奇过得比其他人都愉快，但是他一分钟也没有忘记他还有一件暂时搁在一边的关于盲肠的重要心事。十一点钟的时候，他向大家告辞，回自己的房间去了。自从他患病以来，他就独自一人睡在书房旁的一个小房间里。
他走进房间，脱了衣服，拿起一本左拉的小说，但是他并没有看书，而是在想。于是在他的脑海里出现了他所希望的盲肠的康复，它经过吸收与分泌终于恢复了正常的活动。“是的，这一切都是这样的，”他自言自语道，“不过应当助自然一臂之力。”他想起了药，于是起来服了药，接着又仰着躺下，注意药物在如何有效地起作用，如何消灭疼痛。“不过必须按时服药，以免发生副作用，我现在已经觉得好一点了，好多了。”他开始抚摸腹部左侧，摸上去不疼，“的确已经好多了。”他吹灭了蜡烛，侧身躺下……盲肠正在康复和吸收。突然，他感到一阵熟悉的、原来的那种疼痛，一种隐隐约约的酸痛，这疼痛很顽固，并不剧烈，但是很严重。嘴里又是那股熟悉的、讨厌的怪味。他的心开始作痛，头发晕了。“我的上帝，我的上帝！”他说道，“又来了，又来了，永远不停止了。”事情的另一面突然呈现在他面前。“盲肠！肾，”他自言自语道，“问题不在盲肠，也不在肾，而是生与死的问题。是的，有过生命，可是它正在离开我，离开我，而我却没法留住它。是的，何必欺骗自己呢？我要死了，除了我以外，难道大家不是都看得清清楚楚吗？问题仅仅在于还有多少星期，多少天罢了。也许就是现在，过去是光明，现在却是一片黑暗。过去我在这里，现在却要到那儿去！到哪儿去呢？”他感到浑身一阵发冷，呼吸停止了。他只听见心脏在跳动。
“如果我不在了，那么还有什么呢？什么也没有了。那么当我不在的时候，我在哪儿呢？难道是死吗？不，我不想死。”他猛地坐起来，想点亮蜡烛，他用发抖的手摸了一阵，把蜡烛和蜡烛台都碰倒在地板上，于是他又往后倒下，倒在枕头上。“何必呢？”他睁开双眼凝视着黑暗，自言自语道，“反正是死。是的，死。可是他们谁也不知道，也不愿意知道，谁也不可怜我。他们在玩儿。（他听见从门外远远地传来歌声和伴奏声。）可他们也会死的。这帮傻瓜。我先死，他们后死；他们也一样要死的。可他们却还在得意。这些畜生！”愤怒使他窒息。他感到痛苦，难以忍受的痛苦。不可能是所有的人都命中注定要承受这种极度的恐怖的吧。他坐起身来。
“这样不好；应当平静下来，应当把一切从头开始细细地想一想。”于是他就开始想了，“是的，一开始是腹部左侧被碰了一下，我还是老样子，今天如此，明天也还是如此。有一点酸痛，后来痛得厉害了些，就去看医生，后来是灰心丧气，忧虑，又去看医生。于是我就离深渊越来越近了。体力减弱了。越来越近了。我憔悴得不成样子，双眼无神。死到临头，可是我却在想什么盲肠。我想修复盲肠，可是这已经是死了。难道是死吗？”他又感到一阵恐怖，气都喘不过来了，他弯下腰去找火柴，胳膊肘碰到了床头柜。床头柜妨碍了他，把他碰得很疼，他迁怒于它，把它推倒在地上。他在绝望中气喘吁吁地仰面倒下，等待死马上来临。
这时候，客人们陆续告辞，普拉斯科维娅·费多洛芙娜正在送客。她听见有东西摔倒的声音，便走了进来。
“你怎么啦？”
“没什么，无意中碰倒的。”
她走出去，拿来一支蜡烛。他躺着，沉重而急促地喘着气，就像一个人刚跑了一俄里似的。他目光呆滞地看着她。
“你怎么啦，Jean？”
“没……什么。碰……倒……了。”他的心里却在想，“有什么可说呢，她不会理解的。”
她的确不理解。她捡起了蜡烛把它点着，又匆匆地走了出去：她要去送一位女客。
当她回来的时候，他依旧仰面躺着，望着上方。
“你怎么啦，觉得病变重了吗？”
“是的。”
她摇了摇头，坐了下来。
“你知道吗，Jean，我在想，是否要把列谢季茨基请到家里来一趟。”
这就是说她想把那位名医请来，而不吝惜钱。他苦笑了一下，说：“不必了。”她坐了一会儿，然后走到他身边，吻了吻他的前额。
当她吻他的时候，他对她恨到极点，只是强忍着才没有把她推开。
“再见，上帝保佑你安睡。”
“嗯。”
六
伊凡·伊里奇看到自己快要死了，经常处在绝望之中。
在内心深处，伊凡·伊里奇知道他快要死了，但是他对这一点不仅不习惯，而且简直不理解，无论如何也不能理解。他在基泽韦特的《逻辑学》[9]中学过三段论法的例子：卡伊是人，人都是要死的，所以卡伊也要死。这个例子他毕生都认为是对的，但它仅仅适用于卡伊，而决不适用于他。那是指卡伊这个人，一般的人，那是完全正确的。但他既不是卡伊，也不是一般的人，他是一个从来都与所有其他的人完全不同的人；他是万尼亚[10]，他先是和妈妈、爸爸、米佳和沃洛佳在一起，整天和玩具、车夫、保姆在一起，后来又和卡坚卡在一起，经历过童年、少年和青年时期的欢乐和痛苦。难道卡伊也像万尼亚一样那么喜欢条纹皮球的气味吗？难道卡伊也是那样吻母亲的手吗？难道母亲绸裙上的褶子也是那么对卡伊窸窣作响的吗？难道他也在法律学校为了馅儿饼闹过事吗？难道卡伊也是这么谈恋爱的吗？难道卡伊也能这样开庭审理案件吗？卡伊的确是要死的，他死是正确的，但是对于我万尼亚，对于有感情有思想的伊凡·伊里奇，这就是另一回事了。我也要死，这是不可能的。这简直太可怕了。
他所感觉到的就是如此。
“如果我也必须像卡伊那样死去，那我是应当知道这一点的，我是应当心中有数的，但是我心中却丝毫没有这种感觉。我和我所有的朋友我们都明白，这决不会和卡伊一样。可现在却变成了这样！”他自言自语道，“不可能的。虽然不可能，但却成了事实。这是怎么回事呢？应当怎么理解这一点呢？”
他无法理解，于是就极力驱除这个想法，认为这是一种虚妄的、错误的、病态的想法，并且极力用另一些正确的、健康的想法把它们挤走。但是这一想法不仅是想法，似乎就是现实，它又来了，站在他的面前。
他又轮流地唤出另一些想法来取代这一想法，希望能够从中找到支持。他试图回到从前的思路上去，这些思路过去曾为他遮挡过关于死的想法。但奇怪的是，过去这一切遮挡过、掩盖过、消灭过关于死的意识，现在却不能再起这个作用了。最近一个时期，伊凡·伊里奇的大部分时间都用来企图恢复过去那些能遮挡住死的思路。他一会儿对自己说：“我应该去办公，要知道我过去是靠它生活的。”于是他就抛开一切疑虑，到法院去了。他与同僚们交谈了几句后便坐下来，按照老习惯用若有所思的目光漫不经心地环视了一下公众，然后用瘦削的双手撑着橡木软椅的扶手，与往常一样探身俯向同僚，并把案卷推过去一点，低声交谈了几句，然后他突然抬起眼睛，正襟危坐，说了几句套话，就开始审理案件。但是他腹部左侧的疼痛毫不理会审案的进程，开始发作起来。伊凡·伊里奇注视着，极力不去想它，但是它却继续作祟，它又来了，站在他面前，盯着他，他被惊呆了，眼睛里的光熄灭了，他又开始问自己：“难道只有它才是真实的吗？”他的同僚和下属惊讶而同情地看到，像他这样一位出色、精明的法官，居然也会乱了程序，出现差错。他振作精神，极力使头脑保持清醒，好不容易才把庭审进行到终了，然后郁郁不乐地坐车回家。他已经意识到，他的审判工作再也不能像过去那样把他想要遮挡的事情遮挡住了；他已经不能靠审理案件来摆脱它了。而最糟糕的是，它之所以要引起他对它的注意，并不是为了要他做什么事，而仅仅是为了叫他看着它，正视它，什么事也别做地看着它，这使他觉得难以形容地痛苦。
为了摆脱这种状况，伊凡·伊里奇就去寻求安慰，寻求别的屏障，别的屏障找到了，并在一个短时间内似乎救了他，但是立刻又被穿透了（不是被毁坏了），似乎它能穿透一切，任何东西也无法阻挡它。最近这个时期，他常常到他布置的那间客厅去，就是他摔倒的那间客厅，为了这间客厅，为了布置这间客厅（他想起来都觉得痛心、可笑），他牺牲了自己的生命，因为他知道他的病是从那次碰伤开始的。他走进客厅，看到打了蜡的桌子上有一处被什么东西划破的痕迹。他找寻原因，发现这是相册边上被弄弯了的铜饰造成的。他拿起了那本他满怀着爱粘贴起来的珍贵的相册，对女儿和她朋友们的任意糟蹋感到十分恼火，相册中有的地方被撕破了，有的照片被放倒了。他仔仔细细地把相册整理好，把被弄弯的铜饰又扳正了。接着他想把这一套放置相册的etablissement[11]移到另一个墙角里去，靠近花。他喊来了仆人：让女儿或者妻子前来帮忙。她们不同意，反对这样做，他与她们争吵，大发脾气。但是一切都很好，因为他把它忘了，看不到它了。
不过当他亲自搬东西的时候，妻子却说：“何必呢，佣人们会做的，你又要做对自己有害的事了。”这时，它突然穿过屏障，一闪而过，他看见了它。它一闪而过，他还抱着希望它将就此消失，但是他不由自主地注意了一下腹部左侧，那儿还是老样子，还跟从前一样在隐隐作痛，他已经不可能忘记它了，它分明在花的后面窥视着他。这一切究竟是为什么呢？
“是的，就在这里，就是为了这个窗帘，我就像去冲锋陷阵，牺牲了生命。果真是这样吗？多么可怕，多么愚蠢啊！这是不可能的！不可能的，然而却成了事实。”
他走进书房，躺了下来，他又和它单独待在一起了。他与它面对面，但却拿它无可奈何。他只能望着它，浑身发冷。
七
怎么会出现这种情况的，这是没法说清楚的，因为这是一步一步、不知不觉地发生的，但是在伊凡·伊里奇患病的第三个月，却出现了这样一种情况：无论是他的妻子、女儿、儿子，还是他的用人、朋友、医生，更主要的是，还有他自己，大家都知道，别人对他的全部兴趣仅仅在于他是否能很快地、最终地腾出位置，使活着的人摆脱因他的存在而产生的麻烦，而他本人也可以从自己的痛苦中解脱出来。
他睡得越来越少；医生给他服鸦片，并且开始给他注射吗啡。但是这并没有减轻他的痛苦。他在昏昏欲睡的状态中所感到的那种隐隐约约的疼痛仅仅在起初使他觉得稍微好受些，因为这是一种新的感觉，但到后来，它却变得同样痛苦，甚至比明显的疼痛更使人受不了。
家人遵照医嘱给他准备了特制的食物，但是他却觉得这些食物越来越让人讨厌。他们还给他做了一套供大便用的特殊装置，可是每次使用都是活受罪。他感到受罪是因为这不干净、不体面，而且有臭味，还因为他知道，使用时必须有人在一旁伺候。然而正是在这件不愉快的事情中，伊凡·伊里奇找到了安慰。每次都由一个名叫格拉西姆的专干杂活的男用人伺候他。格拉西姆是一个衣着整洁、面色红润、吃了城里的饭菜以后发了胖的年轻庄稼汉。他性格开朗，总是乐呵呵的。起初，看到这个总是穿着干干净净俄式服装的用人干这种令人恶心的事，伊凡·伊里奇感到不好意思。有一次，他从便盆上站起来，没有力气把裤子提起来，就跌坐在软椅上，他恐惧地望着自己那裸露的、青筋条条、软弱无力的大腿。这时格拉西姆迈着轻快有力的步伐走了进来，他穿着一双厚皮靴，随身带来一股皮靴发出的好闻的焦油味和一种冬天户外的新鲜气息。他围着一条干净的粗麻布围裙，里面穿一件干净的花布衬衫，挽着袖子，露出年轻有力的手臂。他没有看伊凡·伊里奇（显然，他在抑制着他脸上焕发出的生命的欢乐，免得使病人看了伤心），径直走到便盆跟前。
“格拉西姆。”伊凡·伊里奇用衰弱的声音说。
格拉西姆哆嗦了一下，显然是因为害怕做错了什么事，他以一个敏捷的动作向病人转过脸去，那张脸红润、善良、单纯、年轻，刚开始长出胡子。
“有何吩咐？”
“我想，你干这事感到不愉快吧。请你原谅我，我没有力气。”
“哪儿的话，老爷。”格拉西姆的眼睛一闪，露出了他那年轻、洁白的牙齿，“为什么不伺候您呢？您有病嘛。”
于是他用灵巧、有力的双手做完了自己惯常做的事，轻手轻脚地走了出去。过了五分钟，他又同样轻手轻脚地走了回来。
伊凡·伊里奇仍旧坐在软椅上。
“格拉西姆，”当格拉西姆把洗干净的便盆放好以后，他说道，“请你过来一下，帮帮我。”格拉西姆走上前去。“把我扶起来，我一个人太费劲了，可我又把德米特里打发走了。”
格拉西姆走上前去，用他那有力的双手轻巧地把他抱起来，就像他走路时一样轻巧，他一只手扶住他，另一只手给他提起裤子，接着便想让他坐下。但是他请格拉西姆把他扶到长沙发上去。格拉西姆就毫不费力地、好像一点也没碰着他似的，连扶带抱地把他搀到沙发旁，让他坐了下来。
“谢谢。你干什么都……那么灵巧，那么好。”
格拉西姆笑了笑，想要走。但是伊凡·伊里奇觉得跟他在一起十分舒服，不想放他走。
“还有一件事，请你把那把椅子给我拿过来。不，是那一把，把它放在我的腿下面。我把腿抬高一点好受些。”
格拉西姆把椅子拿过来，一下子就把椅子放到了地板上，然后把伊凡·伊里奇的两腿抬起来放到椅子上：伊凡·伊里奇觉得，当格拉西姆把他的两腿抬高的时候，他好受了些。
“我的腿抬高一点好受些，”伊凡·伊里奇说，“请你把那个靠垫搁在我腿底下。”
格拉西姆照办了。他又把他的腿抬起来，然后放下。当格拉西姆把他的腿抬起来的时候，伊凡·伊里奇觉得好一些。当格拉西姆再把他的腿放下，他就觉得差一些。
“格拉西姆，”伊凡·伊里奇说，“你现在有事吗？”
“没有，老爷。”格拉西姆说，他向城里人学会了怎样跟老爷们说话。
“你还需要做什么事吗？”
“我还要做什么事？事情都做完了，只要再劈点儿柴明天用。”
“那么你扛着我的腿，把它再架高一点行吗？”
“那有什么不行的，行。”格拉西姆把他的腿抬高了一些，于是伊凡·伊里奇觉得，这种姿势使他一点都不疼了。
“那么劈柴怎么办呢？”
“您放心吧，我来得及。”
伊凡·伊里奇吩咐格拉西姆坐下来扛着他的腿，并且和他聊起天来。说来也怪，他觉得，格拉西姆扛着他的腿，他就好受些。
从此以后，伊凡·伊里奇有时就喊格拉西姆来，叫他用肩膀扛着自己的腿，并且很喜欢跟他聊天。格拉西姆轻快、乐意、淳朴而且善良地做着这事，这种善良感动了伊凡·伊里奇。所有其他人身上的健康和精力旺盛都使伊凡·伊里奇觉得反感，只有格拉西姆的精力旺盛不但不使伊凡·伊里奇感到难受，反而使他感到安慰。
伊凡·伊里奇感到最受不了的是说假话，那种不知为什么被大家默认的假话，说什么他不是快要死了，只要他安心治病，就会得到某种很好的结果。可是他心里明白，不管他们做什么，除了更加折磨人的痛苦和死亡以外，什么结果也不会有。这种谎言使他受不了。他感到受不了的是，明明是大家都知道而且他也知道的事，他们就是不肯承认，而且明知他的病情险恶，还要对他说谎，还想迫使他本人也参加说谎。谎言，在他临死前对他所说的这种谎言，这种把他的死这样一件可怕的、庄严的行为，同他们所有那些出门做客、窗帘、午餐的鲟鱼等等降低到同一水平的谎言，使伊凡·伊里奇感到非常痛苦。奇怪的是，当他们向他玩弄这些花招的时候，他好多次差点没向他们大喝一声：别再说谎了，你们知道，我也知道，我快要死了，那就请你们至少别再说谎。但是他从来没有勇气这样做。他看到，他即将死去这样一件极其可怕的事，居然被他周围所有的人，被他毕生信奉的所谓“体面”本身，贬低到了一种偶然的不愉快事件的水平，一种有碍体面的事情的水平（就像人们对待一个身上发出臭味的人走进客厅一样）。他看到，没有一个人愿意哪怕只是了解一下他的处境，因而也没有一个人可怜他。只有格拉西姆一个人了解他的处境，并且可怜他。所以，伊凡·伊里奇只有同格拉西姆在一起才觉得好受些。有时候，格拉西姆接连几夜都扛着他的腿，不肯去睡觉，还说：“您放心吧，伊凡·伊里奇，我会睡够觉的。”有时候，他会突然用“你”来称呼伊凡·伊里奇，说：“你有病，为什么不侍候你呢？”只有格拉西姆不说谎，从各方面看来，只有他一个人懂得事情的真相，并认为不需要隐瞒这个真相，他只是可怜这位消瘦的老爷。有一次，当伊凡·伊里奇叫他去睡觉的时候，他甚至还直率地说：
“我们大家都是要死的。为什么不侍候您呢？”他说这话的意思是，干这件事他并不觉得难受，因为这件事是为一个快要死的人干的，他希望有一天他快要死了的时候，也有人能替他干同样的事。
除了这种虚伪的谎言以外（或者说正是由于这种虚伪），伊凡·伊里奇感到最痛苦的是，没有一个人像他所希望的那样来可怜他：有时候，在经过长时间的痛苦之后，他最希望的是（尽管他不好意思承认这一点）能有人像可怜一个生病的孩子那样来可怜可怜他。他真希望别人能像爱抚和安慰孩子那样地来爱抚他、吻他、为他而哭泣。他知道他是一位尊贵的高等法院的审判委员，他的胡子都白了，因此这是不可能的。但他还是希望能够如此。在他和格拉西姆的关系中，有些地方与此很相似，因此他和格拉西姆的关系使他感到安慰。伊凡·伊里奇真想哭，真想有人来爱抚他，为他哭泣，然而当他的同僚、高等法院审判委员谢别克来看他的时候，伊凡·伊里奇不但没有哭和接受爱抚，反而习惯性地摆出一副严肃的、老成的样子，对于撤销原判的决定的意义说出了自己的见解，并且坚持自己的意见。存在于他周围以及存在于他自身之中的虚伪，极大地毒害了伊凡·伊里奇生命的最后几天。
八
早晨。正因为是早晨，所以格拉西姆走了，仆人彼得来了，他吹灭了蜡烛，拉开一块窗帘，开始悄悄地收拾房间。早晨也罢，晚上也罢，星期五也罢，星期天也罢——都是一回事，反正都一样：一刻不停的、折磨人的疼痛，绝望地意识到那正在逐渐离去、但还未完全离去的生命；正在日益逼近的那可怕的、令人憎恨的死（只有它才是唯一的现实），还有所有的那些虚伪。一天又一天，一星期又一星期，一小时又一小时，可是，这些还有什么意义呢？
“老爷，您要不要喝茶？”
“他要的是规矩：老爷们每天早晨必须喝茶。”他心里想，但是嘴上却说：
“不要。”
“您要不要移到长沙发上去？”
“他要使房间恢复秩序，我在这儿碍事，我不干净，没秩序。”他心里想，但是嘴上却说：
“不要，你别管我。”
仆人又收拾了一会儿。伊凡·伊里奇伸出了一只手，彼得殷勤地走上前去。
“您有何吩咐？”
“表。”
彼得拿起就放在他手边的表，递给了他。
“八点半。那边还没起床吗？”
“还没呢，老爷。瓦西里·伊凡诺维奇（这是他儿子的名字）上学去了，普拉斯科维娅·费多洛芙娜吩咐，如果您有事找她，就叫醒她。请问要叫醒她吗？”
“不，不必了。”接着他又想：“要不要喝点茶呢？”
“对，茶……拿来吧。”他说。
彼得向门口走去。伊凡·伊里奇害怕只剩下他一个人。“找什么事情来留住他呢？对，吃药。”“彼得，把药拿给我。”他又想：“为什么不吃药呢，也许吃药还有效。”他拿起羹匙喝完了药。“不，不会有效的。这一切都是胡说，都是欺骗。”他一尝到那熟悉的、甜得发腻和使人绝望的药味，心里就认定了。“不，我不可能相信了。但是这疼痛，干吗要这样疼呢，哪怕能稍微停一下也好哇。”他开始呻吟。彼得又回来了。“不，去，拿茶来。”
彼得走了，只剩下伊凡·伊里奇一个人，他开始呻吟，这与其说是由于疼痛（尽管确实疼得很厉害），不如说是由于苦恼。“总是一成不变，总是这没完没了的白天和黑夜，哪怕能快点呢。什么东西快点？死，黑暗。不，不。无论什么都比死强！”
彼得用托盘端茶进来的时候，伊凡·伊里奇看了他好久，不明白他是谁和他来干什么。彼得被他看得发窘了。当彼得发窘的时候，伊凡·伊里奇才醒悟过来。
“对，”他说，“茶……好，放下吧。不过你来帮我洗一下脸，换一件干净衬衣。”
伊凡·伊里奇开始洗脸。他洗一会儿，歇一会儿，洗了手，洗了脸，刷了牙，然后开始梳头，并朝镜子看了一眼。他害怕起来。头发平贴在他那苍白的脑门上，使他觉得特别可怕。
给他换衬衣的时候，他知道，如果他看一眼自己的身体，他会觉得更可怕，因此他不敢看自己。但是一切总算结束了。他穿上睡袍，盖上毛毯，在沙发椅上坐下，准备喝茶。在那一片刻，他觉得有了点精神，但是当他一开始喝茶，又是那股怪味，又是那种疼痛。他勉强喝完了茶，便伸直双腿躺了下来。他躺下以后就让彼得走了。
一切依旧。一会儿闪出一点希望，一会儿绝望的大海又狂风巨浪，永远是疼痛，永远是苦恼，永远是一成不变。独自待着凄凉得可怕，真想叫个什么人来，但是他又知道，他瞧着别人心里会更难受。“哪怕再来点吗啡呢，也许就能昏睡过去了。我要对他，对医生说，让他再想点办法。这不行，这样下去是不行的。”
一小时、两小时就这样过去了。突然，前厅里响起了门铃声。也许是医生来了吧。不错，正是医生，脸色红润，精神焕发，肥肥胖胖，满面笑容，他脸上的那副表情好像在说：您一定被什么事情吓坏了吧，我们马上就来替您把一切安排妥当。医生也知道这种表情在这里并不合适，但是他的脸上已经永远挂上这副表情，取不下来了，正如一个人一早就穿上了燕尾服出去访客一样。
医生精神焕发地、令人安心地搓着手。
“真冷，外面冷得厉害，让我先烤烤火，”他说这话时的表情似乎在说，只要稍等片刻，让他先暖和暖和，等他暖和过来，一切就好办了，“我说，怎么样？”
伊凡·伊里奇感到，医生本来想说：“事儿怎么样？”但是他觉得这样说不妥，便说：“您夜里睡得怎么样？”
伊凡·伊里奇瞧着医生，脸上的表情在问他：“难道你说谎从来不害臊吗？”但是医生却不想看懂他提的问题。
于是伊凡·伊里奇说：
“仍旧疼得很厉害，疼痛一刻不停，一点也没减轻。能有点什么办法就好了！”
“是啊，你们这些病人总是这样。噢，现在，我似乎暖和过来了，甚至办事极其认真的普拉斯科维娅·费多洛芙娜也不会对我的体温有什么意见了。噢，您好。”医生握了握他的手。
接着，医生便抛开刚才的俏皮态度，带着严肃的表情开始检查病人，把脉，量体温，东敲敲，西听听。
伊凡·伊里奇深知，并且毫不怀疑，这一切都是胡搞，都是毫无意义的骗局，可是当医生跪着，把头伸过来，将耳朵忽高忽低地贴在他身上，带着意味深长的表情在他身上做着各种体操动作的时候，伊凡·伊里奇却任凭他去做，就像以前他听凭律师滔滔不绝一样，其实他已经很清楚地知道，他们全都在说谎，以及他们为什么要说谎。
医生跪在长沙发上，还在敲打着什么，这时普拉斯科维娅·费多洛芙娜的绸裙子在门口窸窸窣窣地响了起来，听得见她在责备彼得，大夫来了为什么不通知她。
她走进来，吻了丈夫，然后立刻开始说明她早就起床了，当大夫来的时候，只是由于她误以为是别人，她才没有到这儿来。
伊凡·伊里奇望着她，将她整个儿打量了一番，觉得什么都看不顺眼：她那白皙、丰腴、干净的手和脖子，她那头发的光泽，她那充满生气的眼睛的闪光。他对她深恶痛绝。由于对她的憎恨喷涌而出，她碰触到他使他觉得非常难受。
她对他以及对他的疾病的态度依然如旧。正如医生一旦定出了他对病人的态度，就无法改变一样，她也定出了一套对待他的态度：他不肯做他应该做的什么什么事，因此只能怪他自己，她总是关怀爱护地责备他，对待他的这种态度她也已经不能改变了。
“他就是不听话！不肯按时服药。主要的是他用这种姿势躺着，两腿朝上，这可能对他有害。”
她告诉医生，他怎样让格拉西姆扛着他的两条腿。
医生轻蔑而又亲切地微微一笑，似乎在说：“有什么办法呢？这些病人有时就会想出这样一些傻事，但是可以原谅。”
检查完毕，医生看了看表，这时普拉斯科维娅·费多洛芙娜向伊凡·伊里奇宣布，不管他愿意不愿意，她今天已经请了一位名医，他将同米哈伊尔·丹尼洛维奇（这是那位普通医生的名字）一起会诊。
“请你不要反对，我是为了自己才这样做的。”她用讽刺的口吻说，目的是让他明白，她做任何事都是为了他，但她只有这样说才能使他无法拒绝她。他一言不发，皱紧眉头。他感到，包围着他的这种虚伪已经乱成一团，很难辨别出什么了。
果然，十一点半的时候，那位名医来了。又开始了听诊，以及关于肾、关于盲肠的意味深长的谈话，谈话先是当着他的面，后来又在另一个房间里进行。然后是带着意味深长的表情的问和答，结果他们又没有谈到现实的生与死的问题（现在他面临的只有这一个问题），反而提出了什么肾和盲肠的问题，说什么他的肾和盲肠似乎工作得不对头，因此现在米哈伊尔·丹尼洛维奇和那位名医即将对它们发动进攻，迫使它们恢复正常。
那位名医带着严肃的，但并非没有希望的神情告辞了。伊凡·伊里奇向他抬起闪烁着恐惧和希望之光的眼睛，胆怯地问道，他的病有没有痊愈的可能。那位名医回答道：不能保证，但可能性还是有的。伊凡·伊里奇送别医生时那种期望的目光是如此可怜，以至普拉斯科维娅·费多洛芙娜看到这目光甚至哭了起来，这时，她正走出他的书房，要把出诊费交给那位名医。
因医生的鼓励而产生的兴奋，持续的时间并不长。又是那同样的房间，同样的画、窗帘、壁纸、药瓶，身体仍是那样不断疼痛，使他备受折磨。于是伊凡·伊里奇开始呻吟。他们给他打了一针，他就昏睡过去了。
当他清醒过来的时候，天已经快黑了。仆人给他端来了晚饭。他勉强吃了点肉汤，于是又是老样子，又是那正在降临的黑夜。
吃过晚饭以后，七点钟，普拉斯科维娅·费多洛芙娜走进他的房间，她的穿着就像要去赴晚会似的，束紧的肥大的胸脯，脸上有脂粉的痕迹。她还在早上就向他提到过他们要去看戏，今晚有刚来此地的萨拉·贝尔纳[12]的演出，他们有一个包厢，这是他坚持要他们订的。现在他把这件事忘了，因此她的打扮他看了很不顺眼。但是他想起是他自己硬要他们去订一个包厢看戏的，因为这对于孩子们是一次有教育意义的审美享受，他便把自己的恼怒隐忍了下来。普拉斯科维娅·费多洛芙娜自满自得地走进来，但是又似乎于心有愧似的，她坐了一会儿，问了他现在的身体状况，但是他看到，她只不过是问问而已，并不是真想知道，她也知道没有什么可问的，于是她就说起了她需要说的话：包厢已经订了，爱伦、女儿和彼得里谢夫（那位法院预审官，女儿的未婚夫）都去，但又不能让他们单独去，如果不是这样的话，她是决不会去看戏的。她真想陪他坐在这儿，那样会更愉快些。不过，她不在的时候，他可千万要遵照医生的嘱咐去做。
“对了，费多尔·彼得洛维奇（未来的女婿）想进来看看你。行吗？还有丽莎。”
“让他们进来吧。”
女儿进来了，袒胸露臂，裸露着年轻的身体。他的身体使他痛苦不堪，可是她却把身体拿出去展览。她精力旺盛、健康，显然正在热恋，并对妨碍她幸福的疾病、痛苦和死亡感到愤怒。
穿着燕尾服、烫着a la Capoul[13]卷发的费多尔·彼得洛维奇也进来了，雪白的衣领紧紧裹着他那长长的、筋肉毕露的脖子，前胸露出一大片雪白的衬衫，黑色的紧身裤把强壮的大腿裹得紧紧的，一只手上带着雪白的手套，拿着礼帽。
在他之后又悄悄地溜进来一个中学生，穿着新制服，戴着手套，一副可怜巴巴的样子，眼眶下面发黑，伊凡·伊里奇知道他的眼眶下面为什么发黑。
伊凡·伊里奇一直很可怜他，他那受惊的、表示同情的目光显得很可怕。伊凡·伊里奇觉得，除了格拉西姆以外，只有瓦夏一个人理解他和可怜他。
大家坐下，又问了他的身体状况。接着便是沉默。丽莎问母亲望远镜在哪儿。于是母女俩便争吵起来：是谁放的，放在哪儿？结果弄得很不愉快。
费多尔·彼得洛维奇问伊凡·伊里奇有没有看过萨拉·贝尔纳的演出。伊凡·伊里奇先是没有听懂他问的问题，后来他回答道：
“没看过，您看过吗？”
“是的，看过她演的Adrienne Lecouvreur[14]。”
普拉斯科维娅·费多洛芙娜说她在演什么角色的时候特别漂亮。女儿表示了不同的意见。于是他们谈起了她的表演的优美和真实，也就是那种千篇一律的老生常谈。
谈到半中间的时候，费多尔·彼得洛维奇望了伊凡·伊里奇一眼，便住了嘴。其他的人也望了他一眼，也住了嘴。伊凡·伊里奇两眼闪着怒火向前直盯着，显然对他们十分恼怒。必须圆这个场，但却无法圆这个场。必须想个办法来打破这种沉默，可是谁都下不了这个决心，大家都害怕这种彬彬有礼的虚伪突然被破坏，使大家明白了事情的真相。结果还是丽莎第一个下决心打破这种沉默，她想掩饰大家都感觉到的东西，但结果还是说了出来。
“我说，如果要去的话，那就该走了。”她瞧了一眼表说道（这表是父亲送给她的礼物），然后向那位年轻人会心地（只有他俩才明白其中的意思）微微一笑，站起身来，衣服开始窸窣作响。
大家也站起身，然后便告辞走了。
他们走出去以后，伊凡·伊里奇觉得心里轻松了些：没有虚伪了，虚伪和他们一起走了，但却留下了疼痛。还是那同样的疼痛，还是那同样的恐惧，不见得更痛苦些，也不见得更好受些，但总是在变得越来越糟。
又是一分钟接着一分钟，一小时接着一小时地过去了，一切依旧，永远没完没了，那不可避免的结局也变得越来越可怕了。
“好吧，叫格拉西姆来。”当彼得问他时他回答道。
九
深夜，妻子回来了。她蹑手蹑脚地走进来，但他还是听见了：他睁开眼睛，又急忙闭上。她想叫格拉西姆走，亲自陪他。他睁开眼睛，说：
“不，你走。”
“你很痛苦吗？”
“反正一样。”
“你服点鸦片吧。”
他同意了，喝了下去。她就走了。
直到凌晨三点钟前，他一直处在痛苦的昏睡之中。他觉得，他被塞进一只又窄又深的黑口袋，而且被越来越深地塞进去，然而就是塞不到底。这件可怕的事是在他极其痛苦的情况下进行的。他又害怕，又想钻进去。他既挣扎，又在帮忙。突然，他坠落下去，跌倒了，他醒了过来。还是那个格拉西姆坐在他的床脚头，平静地、耐心地打着盹。而他却躺着，把穿着袜子的两条瘦骨嶙峋的腿搁在他的肩上。还是那支有罩子的蜡烛，还是那种一刻不停的疼痛。
“你走吧，格拉西姆。”他低声地说。
“没关系，我再坐一会儿。”
“不，你走吧。”
他把腿缩了回来，侧过身子，把一条腿压在身子底下，可怜起自己来。等格拉西姆一走进隔壁房间，他便再也忍耐不住，像个孩子似的哭了起来。他哭的是自己的孤苦无援、自己可怕的孤独、人们的残酷、上帝的残酷，以及上帝的弃他于不顾。
你做这一切是为了什么？你干吗要把我带到这人世间来呢？你为什么，为什么要这么可怕地折磨我呢？……
他并不期待回答，他因为没有回答、也不可能有回答而哭。又疼起来了，但是他没有动弹，也没有叫人。他自言自语道：“你来吧，你再疼吧！但这是为什么呢？我做了什么对不起你的事呢，为什么呢？”
后来，他安静下来，不仅不再哭了，甚至还停止呼吸，全神贯注地倾听：似乎他不是在倾听自己用喉咙说出来的声音，而是在倾听他内心的声音，倾听他内心升起的思想的动静。
“你到底要什么呢？”这是他听到的第一句可以用言语明白地表达出来的话。“你到底要什么呢？你到底要什么呢？”他向自己重复道。“要什么？不痛苦。活下去。”他答道。
他又全神贯注地倾听下去，连疼痛也没有使他分心。
“活下去？怎么活下去？”他内心的声音问道。
“对，活下去，像我过去那样活下去：心情舒畅，精神愉快。”
“像你过去那样活下去，心情舒畅，精神愉快吗？”那个声音又问道。于是他就开始在自己的心中逐一回想起他愉快的生活中最美好的时光。但是，说来也怪，所有那些愉快生活中最美好的时光，现在看起来完全不像当时所感觉到的那样——除了童年时的一些最早的回忆以外，全都是这样。在童年时代，有一些事情的确是愉快的，如果那些事情能够回来，倒是可以生活下去。但是那个体验过这种愉快生活的人已经不存在了：这仿佛是关于另一个人的回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