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记：献给上岭村男人的一曲悲歌，或一杯甜酒

蝉声唱

《蝉声唱》完成了，我跨时两年的小说，在秋风萧瑟中休止键盘，像一台揪心的戏剧落下帷幕。

失去父亲的悲伤，仍淤积在我的心房。他是在我未完成这部小说时去世的。他的骨灰至今仍寄存在青龙岗。在他未入土为安之前，我的哀思也无处安放。他的魂灵或许已到达天堂，或许还在我身边。怎样都可以，总之父亲在我心中是永久的存在。如今我越是看不见他，他的音容在我心目中却愈加清晰。

小说还是要写，就像生活还要继续。

更何况我的这部小说，父亲差点是全程的见证者。事实上初稿完成的时候，他还活着。可是我还要改，改了还要再改。父亲没有等我改完这部小说就走了。他走时像是很安详，或许是因为他和所有的子女都见了最后一面，也或许是因为医院给他使用了镇定的药。谁知道他有没有痛苦呢？父亲一生都是坚强和达观的人，即使大半辈子都是病魔缠身，但我从没见他喊痛。这个上岭村的男人，是上岭村最伟大的男人。

《蝉声唱》正是献给上岭村的男人的，是献给上岭村男人的一曲悲歌，或一杯甜酒。虽然故事里没有我的父亲，甚至真实的上岭村的男人也没有在故事里。唯一真名实姓在故事里的樊家宁，他的故事大半是虚构的。但是这部小说的后记，我必须讲真实和真正的上岭村的男人。他们其实也是小说的一部分。不讲他们，这部小说的意义达不到最大。

我要讲三个男人。

第一个男人是樊家宁。他是我的本家，扯远一点我可以叫他堂哥。我读高一的时候，他读高二。那年月高中是两年制。樊家宁高中毕业不久就当兵去了。那是1978年12月，樊家宁应征入伍，是我们上岭村唯独的一个。我们菁盛乡跟他一起入伍的还有两个人，一个叫罗梦迂，另一个我记不住姓名了。他们三个人入伍的欢送会，我去了。他们胸前的大红花，戴在各自往日穿的衣服上。我插在敲锣打鼓的人群中，羡慕的眼光看着他们，因为看上去他们的确很光荣。在那个年代，只有政审和身体都合格的人才能有那样的荣光。那时候我还想，如果一年后我报名参军，政审一定是存疑的，因为我父亲和母亲的原因（什么原因我后面会提到）。所以他们能参军，我羡慕是有道理的。我以欢喜和凝重两种心情送走他们，回学校继续念书。那年的雪居然下到山下的学校里来，被我们触摸。而往年的雪都停留在山顶上，白白的一片，让我们观望而已。那时我并不觉得这是什么不好的兆头，恰恰相反，我觉得来年我一定能考上一所学校，至少是技工学校。

之后不久的一天，我在家，忽然望见河对岸的公路，驶过几辆解放牌的汽车。车上站满了人，所有人都兴奋地呼叫。后来我知道那是隔壁金钗乡支前的民兵。

再不久，战争爆发了。我天天看着报纸，都是胜利的消息和英雄的事迹。我记得最深的一位英雄，他叫岩龙，是个普通的战士，却是神枪手。他一下子干掉了几十个敌人。但是有一天，他胸前挂着一副缴获的望远镜，被敌人以为是指挥官，不幸中弹牺牲。我开始为我的堂哥樊家宁担心。

过了些天，乡里通知学校师生去参加追悼会。在乡政府的操场，我看到的两张遗像，并不是我的堂哥樊家宁，而是另两个与他一同参军的我菁盛乡中学的校友。他们的遗像还是穿着便服，说明他们连军装照还来不及拍就上了战场。我还记得名字的罗梦迂，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有一副好嗓子，他的歌喉我认为后来的刘欢、孙楠也比不上。但是他牺牲了，不到二十岁。

又过了些天，几辆解放牌汽车又从我家河对岸的公路驶过。是支前的隔壁金钗乡民兵回来了，他们悄无声息，人数也比去的时候少了。我继续担心我的堂哥樊家宁。

又过了一段时间，我的堂哥樊家宁活着回来了。他只是负了伤，臀部被弹片削去了一块，复员后被安排在乡供销社，当工人。他上班时我见过他一面，他在卖酒。我上前和他打招呼，他没有理我。他对待其他人话也很少，非说不可才说的样子。我估摸他还在被战争的硝烟笼罩着。我问他至亲的人，他在战场上都经历了什么？他们说他什么都没告诉，只知道他在的部队是战地救护运输队，他是专门收尸的。我顿时毛骨悚然，再不敢去见他。

后来我考上了大学。大学毕业我先分回菁盛乡中学工作。我在菁盛乡工作的一年，只远远见过他一次。他踉踉跄跄，像是喝醉的样子。但是我听说他结婚了，生了孩子。

后来我调走了，十多年没有回乡，也没有回上岭村。我每年都回上岭村是2007年以后的事情。我每次回上岭村，也没有见樊家宁，因为他在另外一个屯，而且那个屯在高山的…场里，我不上去，他不下来。我只是知道他下岗了，妻子还和他离了婚。就在2014年，我回上岭过清明节的时候，才知道他不在了。他从山上下来，就在我们上岭村的码头，跳河死了。

我难受了好几年。一直到现在，每次回上岭过河，我就会想起他，仿佛看见他在码头边的石崖上站立然后往下跳，河水迸溅出巨大的浪花，像是一颗炸弹在爆炸。他的生命和命运就终结或沉没在那波浪滚滚的河水里。我真想写这个男人的生命和命运。

《蝉声唱》写作的初衷、动机或灵感，的确和樊家宁有关或来自他。我把他单独构思了很久，迟迟没有开始写。我觉得光写他一个人还不够，或者说光写人的苦难还不够，我还得在小说中倾注足够的温情。

就在2016年，我的叔叔樊宝明去世了。我十分悲伤，他是我二十年来去世的至亲的人。二十年前去世的我至亲的人是我的外婆，再往前是我的爷爷。他们的去世也让我悲伤，但过了那么多年，我的悲伤已变成了思念。如今叔叔去世，悲伤再次袭击了我，让我猝不及防。

叔叔樊宝明是我要讲的第二个上岭村的男人。

我在叔叔去世的当晚，在殡仪馆，用手机写了一段文字，复制如下：

叔叔，在这个夜深人静的时刻，在望州路308号——所有活着的人惧怕来的地方。安灵厅6，我静静地守着您，怀念您。几天后，我还是在这里，送您起飞，去往没有疾病、倾轧、贫困、欺凌的天国。您在人世遭受的疾病、倾轧、贫困、欺凌的折磨，终于摆脱给源源不断步您后尘的人，像辛劳一辈子的牛，卸掉了沉重的轭。

您是我的恩人，叔叔。在我十五岁那年高考落榜后，在我在建筑工地卸水泥搬砖五个月后，您找到了我，把我带来南宁，在您服务的高校高考补习班补习。

在和您居住的半年里，您比我父亲严厉，却比我父亲更疼我。我第一次吃苹果、雪梨，是您买给我的，虽然一周只有一个。没有高考补习那半年，我肯定考不上大学。没有您，我肯定是另外一种我不愿意的命运。

您是我们家族的骄傲，叔叔。您不用作弊、不走后门考上大学，是我们家族第一代也是您那一代唯一的大学生。大学毕业直接留校，官至人事处长。但您大儿子至今是农民，小儿子依然下岗。他们现在正守在您身边，无怨无悔地披麻戴孝。

您不仅是我们家族唯一的共产党员，也是我见识的对党最忠心的人。在您的告别会上，我希望能看到您所在的单位党委送的花圈。

八十四岁的叔叔，您现在已经确定比您八十八岁哥哥先行来到望州路308号。你们两兄弟从小失去母亲，相依为命。如今您先走一步，我们还没敢把消息告诉您哥哥——我的父亲，因为我们不知道他是否承受得了失去您的打击。如果我们决定欺骗他，请您原谅，叔叔。

夜更深更静了，望州路308号阴沉闷热，我却不感到害怕。您众多的亲人在守着你，他们大多来自上岭，那是您出生的地方，也将是您永生的地方。「一个士兵不战死沙场，便要回到故乡。」您不是士兵，您是孺子牛，更要回到家乡！上岭青青的草地和洁净的河流，等待您的归去。

叔叔火化后，我们将他的骨灰接回了上岭安葬。他的坟就在我们祖屋后面的半山腰上。从那里往下望，可以望见祖屋、田地和田地里亲人的坟墓，还可以望见长长的河流和河流两岸青翠的竹林。人们见了都说，那是上岭村最好的风水。我信。

安葬好叔叔回到南宁，我蒙在鼓里的父亲像是有兄弟间的感应，忽然问：你叔叔怎么样？我很惊愕，差点忍不住把叔叔去世的消息告诉了他。但我最终没有。接下来父亲的举动变得奇异——他常拿起座机的话筒然后拨号，但他是不会打电话的，怎么都不通。我母亲问他干什么，他说我给宝明打电话。母亲说宝明这个时间休息了，不要打扰他。后来父亲要求我送他去师院看望叔叔，我又骗他说叔叔已经接回上岭疗养了，那里信号不好，也打不了电话。叔叔去世后，叔叔的子女常来看望我父亲，父亲开口必问叔叔的情况，得到的答案跟我说的一样。父亲似乎相信了他的弟弟仍然健在，沉寂下来。

在叔叔去世半年后，父亲的身体忽然衰弱得十分厉害。他像一台不停使用了八十多年的机器，已经无法正常地生活。开始还能用拐杖走一走，很快拐杖也不起作用了，只能躺在床上或坐在轮椅上。然后是部分失忆和意识模糊，常常把看望他的这人误认为那人。但是父亲对上岭的记忆却非常清楚，一提起上岭的人，许多人四十年六十年都没再见过面，他却还记得，并说出他们的往事。

父亲卧床不起后的2017年夏天，我开始写作这部小说。对生命的无常和时间的流逝，让我有了紧迫感。最主要的是，我的构思成熟了，就像井里已经蓄满了水或油，我要让它流出来或喷出来。

在我写作的过程中，父亲的病情日益严重，频频住院。病情稍微稳定，再把他接出来，居家照顾。

在父亲生命接近尾声的时光，姐姐时常从防城港过来，悉心照顾他。我在美国的哥哥、嫂子和侄子也轮流回来看望他。我们兄姐弟自小因为分散读书、工作，聚少离多，因为照顾和看望父亲，这居然是我们共同在一起时间最长、较亲密的日子。有哥姐的照顾和关怀，使我的写作得以断断续续地进行。

接着我该讲上岭村的第三个男人了。实际上我已经在讲了，他就是我的父亲樊宝宗。

关于我的父亲，这个给我生命和这个人世间最爱我我也最爱的男人，在1996年，我曾经写过一篇以他的姓名命题的文章，复制如下：

樊宝宗

现在，我请求尊敬的编辑，不要删改文章的题目，因为这是以我父亲的名字命名的。我的父亲今年七十岁，他桃李芬芳，但他的名字却从来没上过报纸。他不像他的儿子，年纪不及父亲的一半，就有了许多的虚荣。这些年来，我写过许多的人物，但父亲的名字却从未出现在我的任何文章里。如今回头一想，我真是很傻。我的父亲当了一辈子的教师，教过的学生成千上万，而他的名声却远远小过他的学生、他的儿子，更小过他的奉献和价值。对比我写过的诸多人物，我其实早应该或最应该以父亲为题写一篇文章，为父亲扬名，尽管我的父亲早已越过功名利禄的欲望和年龄。

父亲的一生厚重、高尚，如他教过的书，又普通渺小如一支粉笔，或如他儿子的名字。

就像我是父亲的亲生骨肉一样，我的名字是父亲所赐。我先后有过两个名字。樊益平——这是我父亲为我起的第一个名字，它像一份零乱芜杂的自留地，为我耕用，直到我中学毕业。

1980年的那场高考，是父亲为我填报的志愿。在填写志愿之前，他首先修改我的名字。凡一平——父亲在为儿子修改名字的时候，是多有勇气啊！他居然敢于把祖宗的「樊」姓给革了。而在这之前，他已把我哥哥的名字改为凡平。从「樊」到「凡」，父亲用心深长，而寓意、愿望又显而易见。而河池师范专科学校，我父亲的选择，成为我至今感念不忘的母校。那年，我十六岁，我还理解不了父亲，然而我的血液决定我无法像很多人一样鄙视教师的职业。我进了这所学校，是这所学校焕发了我的真情。我从未如此强烈地感受着教师的荣辱在我心灵的回旋喷薄。

我正式用父亲亲手为我修改的新名开始发表作品。我记得当我把在《诗刊》发表的处女作《一个小学教师之死》寄给父亲时，我附信中说：爸爸，我正在理解你为什么叫我作凡一平。

从此「凡一平」一直被我使用着，它像一盏普通的灯放出的光，为我照明。这些年以来，不知有多少人煽动我，把名字给改了，改换一个稀奇古怪的名字，没准能在文坛出大名，我说，我不改，因为我的名字是我父亲给我的。

此刻，我写这篇短文的时候，父亲就在我的身边。但是他看不见我写的东西，因为他弱视严重得几近失明——父亲弱视到无法批改学生的作业才离开山村小学的。他告别煤油灯和手电筒，被我接来南宁居住。然而不论城市的灯火如何灿烂，都不会使父亲的眼睛感到刺激或受到影响。他看不清书和电视。时常有亲友来访，他屡屡将我误看成他人，与我握手。现在，就算我把他的名字写得再大，他也看不见。也正因为如此，我才敢将父亲的名字登报。

1996年

以后的2009年，我又写了一首关于父亲的诗，准确地说，是关于我家族的一组诗，整组诗是这样写的：

家族（组诗）

我家族的每一个人

都是一首诗

如果不是诗

就是我的春天

——题记

樊光耀

我没见过哪个男人能像我的祖父

没有女人也可以活得下去

他是红水河上的船夫美男子

不信你们看看我的父亲和叔父

他们年轻时候的照片

帅得我不认识

1928—1932年间

两颗星星呱呱坠地

把承载他们的草屋

照耀得一穷二白

然后祖母扔下她和祖父共同创造的作品

去了天堂

三十二岁的祖父

直到八十一岁去世的那天

没有一丝绯闻

多么可怜的男人

打着光棍

抚养两个小男人

不让他们上山砍柴下河打鱼

却送他们上学读书

这在七十年前的上岭村

蠢得出奇绝无仅有

连祖父也不知道

他在当年就拥有了两只股票

每年都在涨涨到如今

已经非常非常宝贵了

祖父同样不知道

他用来卷烟剩下的半本书

传到我这个孙子的手上

像一双翅膀或千里眼

我在想象的世界里飞翔

放眼人生

得益于这本书的开发和启蒙

那是半本《红岩》

祖父你临死的前一天晚上

如果不误把煤油当酒喝了一瓶

就不会死

就会继续把那半本《红岩》当卷烟纸

撕到最后一页那么

你的孙子就得不到你的遗产了

祖父又一次做了蠢事

上次是为儿子

然后为孙子

樊宝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