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
大楼外竖着“丹麦民族歌曲及乡村舞蹈学会”的牌子，但这其实只是欺骗政府的幌子。楼梯下面挡了两层门帘，门帘另一边的地下室里，隐藏着一间爵士俱乐部。
那是一个又小又暗的房间。水泥地板上到处都是烟头和啤酒。屋子里有几张快要散架的桌子和木头椅子，但大部分的观众都站着。观众里真是什么人都有：水手、码头工、衣着光鲜的年轻人，甚至还有几个德国士兵。
在那个小得可怜的舞台上，一个年轻女人坐在钢琴前，对着一只麦克风低吟浅唱。那可能也算是爵士乐，但绝不是哈罗德喜欢的那种。他等着“孟菲斯的约翰尼・麦迪森”的演出——那是一个黑人乐手，不过他大部分时间都生活在哥本哈根，而且很有可能根本都没去过孟菲斯。
现在是凌晨二点钟。今天学校熄灯后，“三个臭皮匠”——哈罗德、麦兹和提克——就偷偷地溜出了宿舍楼，搭最后一班火车进了城。这很冒险——如果被逮到，麻烦就大了——但如果能见到“孟菲斯的约翰尼”，那一切都值了。
在喝了一杯白兰地后，哈罗德又喝了些生啤酒，这让他更亢奋了。
脑海深处，他依然记得那天和保罗・柯克的对话。他已经加入了抵抗行动，这听上去有些恐怖。他甚至都不敢细想这件事，它可是连麦兹和提克都不能知道的。他将会像间谍一样偷偷地传递军事信息。
那天，在保罗承认了丹麦存在秘密组织之后，哈罗德曾表示自己愿意尽一切能力助他们一臂之力。保罗承诺会让哈罗德当他们的观察员。他的工作就是收集占领政府的信息，并将信息交给保罗・柯克，最终传递给英国。哈罗德感到很骄傲，已经开始热切地期待自己的第一次任务。但同时，他也有些害怕，尽量不去想如果被抓到，他会有什么样的结局。
他依然因为卡伦的事儿而憎恨着保罗。每次想到这件事，他都会感到一阵醋意。不过为了抵抗工作，他只能压抑自己的私人情感。
刚想到自己没有女伴，他便注意到酒吧里来了一个女人：她坐在吧台的高脚凳上，一头卷卷的黑发，身上穿了一条红裙子——酒吧里烟雾弥漫，又或者是他的眼睛出了什么问题——但她好像真的是一个人。“嘿，看。”他对另外两个臭皮匠说。
“不错啊，如果你喜欢老女人的话。”
哈罗德使劲地盯着她，想再看清楚些。“为什么？她能有多大？”
“至少三十岁。”
哈罗德耸了耸肩。“那也不算太老。不知道她想不想聊天。”
提克是三个人中唯一清醒的一个。“她会跟你聊天的。”
哈罗德不知道为什么提克在傻笑。他没理会他，直接走向吧台。他走近以后才发现，那女人很胖，圆圆的脸上化了浓妆。“嗨，学生弟。”她的微笑倒是很友善。
“我发现你只有一个人。”
“只是现在。”
“我猜你可能想聊聊天。”
“这倒不是我来的目的。”
“啊——你喜欢听音乐。我也喜欢爵士，喜欢了很多年了。你觉得那个歌手怎么样？她不是美国人，但——”
“我讨厌音乐。”
哈罗德很是迷惑。“那为什么——”
“我在工作。”
她以为他应该可以明白了。但他显然更迷惑了。她继续朝他微笑着，但他已经意识到他们之间有点误会。“工作？”
“是啊。你以为我是什么？”
他希望能讨好她，所以他说：“我觉得你像个公主。”
她笑了。
他问道：“你叫什么？”
“贝特西。”
听上去不像是丹麦工人阶级女孩的名字。哈罗德想这应该是假名。
一个男人站在了哈罗德身边。那男人的样子吓了哈罗德一跳：他没刮胡子，牙齿不全，一只眼睛因为受伤而半睁着。他穿了一件脏兮兮的燕尾服，里面套了一件没领子的衬衫。虽然又瘦又小，可他依然有点可怕。“快点，宝贝儿，快做决定吧。”他对哈罗德说道。
贝特西告诉哈罗德：“这是卢瑟。离这孩子远点，卢——他什么都没干。”
“他把客人都赶走了。”
哈罗德完全不知道眼前发生了什么。他显然比自己想象的还要醉。
卢瑟说：“好啦——你到底要不要干她？”
哈罗德呆住了。“我都不认识她！”
贝特西实在忍不住大笑了起来。
“十块钱——你可以把钱给我。”卢瑟接着说。
哈罗德突然意识到了什么。他转向她大声问道：“你是妓女吗？”
“好啦，不要叫。”她生气地责备道。
卢瑟一把揪住了哈罗德的领子。他的力气很大，哈罗德趔趄了一下。“我知道你们这些文化人，”卢瑟吐了一口唾沫，“你以为这很好玩。”
卢瑟的嘴里散发着难闻的口气。“别生气，”哈罗德说，“我只是想跟她聊聊天。”
酒保探头过来说道：“别找事，卢。这小伙子没干什么。”
“是吗？我觉得他在笑我。”
哈罗德开始怀疑卢瑟身上会不会带着刀了。不过正在这个时候，酒吧经理对着麦克风宣布，下一个表演者就是约翰尼・麦迪森。台下一片掌声。
卢瑟一把推开了哈罗德。“在我割断你的喉咙之前，最好给我滚得远远的。”
哈罗德回到了自己的位子。他知道自己刚才很丢脸，但因为醉酒，他倒一点也不在乎了。“我做了件蠢事。”
孟菲斯的约翰尼走到了台上。哈罗德瞬间内忘记了卢瑟。
约翰尼坐在了钢琴前。他的丹麦语非常正宗，一点口音都没有。“谢谢，我想先演奏一首由最伟大的黑人钢琴家克莱伦斯・佩恩托普・史密斯所作的曲子。”
台下再次掌声雷动，哈罗德用英语喊道：“弹吧，约翰尼！”
可就在这时，门口附近一阵骚动。哈罗德并没有注意。约翰尼弹了四小节的前奏，却戛然而止，并对着麦克风说：“嗨，希特勒，宝贝。”
一个德国军官走上了台。
哈罗德环顾四周，惊呆了。一队军警走进了俱乐部。不过他们逮捕的不是丹麦平民，而是德国士兵。“低等种族不能演奏。这个俱乐部必须关掉。”
“不！”哈罗德生气地喊道，“你们不能这么做，你们这帮纳粹土包子！”
幸运的是，旁边声音太吵，没人听到他的话。
“咱们还是赶紧离开吧，省得你闯祸。”提克边说边拉住了哈罗德的胳膊。
哈罗德甩开胳膊。“不要！”他喊道，“让约翰尼弹下去！”
军官铐住了约翰尼，把他带走了。
哈罗德觉得自己的心都碎了。这是他第一次亲眼见到黑人钢琴家，可纳粹只让他弹了几个小节就把他带走了。“他们没权利这么做！”他喊道。
“当然没有。”提克边安慰他，边把他拉出了大门。
三个年轻人晃晃悠悠地走上了楼梯，回到了大街上。现在正处仲夏，短暂的夜晚已经过去了。天亮了。酒吧就在运河边上，宽阔的河面上倒映着破晓的日光。停泊着的船只还沉浸在梦幻里。海上吹来了清凉的微风。哈罗德深深地吸了一口气，感到了一阵眩晕。
“我们最好去火车站赶第一班车回去。”提克说。他们计划要在大家醒来之前回到床上装睡。
他们赶到了市中心。德国人在主干道的十字路口建了八角形水泥岗亭，大概四英尺高，中间是士兵站的位置。岗亭到士兵胸部。夜间这里没人把守。哈罗德还在为俱乐部里的事感到恼火，现在看到这些纳粹的标志物，他终于有了泄愤的机会，每路过一个岗亭，他都会踢上一脚。
麦兹说：“他们说这些看守都穿着皮短裤，因为没人能看到他们的腿。”哈罗德和提克笑了起来。
他们经过了一间刚刚装修完的商店，外面堆着很多建筑橡胶。哈罗德无意间看到了一个油漆桶——他脑子里冒出了一个主意。他从那个垃圾堆中捡起了那个桶。
“你要干吗？”提克问。
桶里面剩的那点黑油漆还没凝固。哈罗德又在那些废品里找到了一片扁平形状的木头当刷子。
他丢下了满脸疑惑的提克和麦兹，径自走到了一个岗亭旁，蹲下身子，用那片木头在上面写了起来。他听到提克在警告他，却完全没理会。他认认真真地用黑油漆在那个岗亭上写下了：
纳粹
没穿
裤子
他向后退了一步，欣赏自己的作品。那些字母又大又清晰，远处都能看得到。今天早晨，将会有成千上万赶去上班的哥本哈根人可以看到这句话。
“你们觉得怎么样？”他问。可是当他回头看的时候，发现提克和麦兹已经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两个穿着丹麦警服的警察。
“非常有趣。”其中一个警察说道，“你被捕了。”
之后的时间他是在警察局度过的，和他关在一起的有一个往裤子里尿尿的老头和一个朝着墙呕吐的年轻人。他觉得恶心极了，实在无法入睡。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了，他感到头越来越疼，而且口渴得厉害。
但醉酒和肮脏还不是他最担心的。他怕的是关于抵抗行动的审问。如果他被交给盖世太保怎么办？他们如果拷打他怎么办？他不知道自己能忍受多少疼痛。他可能会背叛保罗・柯克。而这一切都是因为一个愚蠢的玩笑！他实在无法相信自己怎么可能这么幼稚。他感到惭愧极了。
早晨八点钟，一个穿着制服的警察端着三杯茶和一盘子涂了薄薄一层代黄油的面包走了进来。哈罗德没要面包——他没法在一个像厕所一样的地方吃东西——但还是把茶水一饮而尽。
没过多久，他就被带到了问讯室。几分钟之后，一个警官拿着一个文件夹和一张纸走了进来。“起立！”那个警官喊道，哈罗德“腾”地站了起来。
警官坐在桌子前，开始阅读那份报告。“你是詹斯博格的学生？”他问。
“是的，长官。”
“你不应该做这样的傻事，小伙子。”
“是的，长官。”
“你在哪儿喝的酒？”
“在一间爵士乐俱乐部。”
他抬起头来。“那间丹麦学会？”
“是。”
“德国鬼子去的时候你在吧？”
“是的。”他听到那警官对德国人的称呼，感到有些奇怪，这和他之前的态度有点不同。
“你经常喝酒吗？”
“不，长官，这是第一次。”
“然后你看到了那个岗亭，又恰巧看到了油漆？”
“非常抱歉。”
那个警察突然咧嘴一笑。“好了，不用觉得抱歉。我倒觉得挺有趣。‘没穿裤子’！”他笑了。
哈罗德高兴极了。那个人本来好像充满了敌意，可他现在却说自己喜欢那个玩笑。“你们会怎么处理我？”
“不会怎么处理。我们是警察，又不是恶作剧巡逻队。”那个警察把报告撕成了两半，扔到了垃圾桶里。
哈罗德难以相信自己竟然这么幸运。他难道真的可以走了吗？“那……我现在该怎么办？”
“回学校去。”
“谢谢！”哈罗德开始思考自己有没有可能神不知鬼不觉地回到学校去。他可以在火车上编一个故事。或许没人会知道这件事。
警察站了起来。“不过给你一条建议，离酒精远一点。”
“我会的。”哈罗德信誓旦旦地保证说。他只要能从这里脱身，永远都不喝酒也不是问题。
警官打开了门，哈罗德即刻呆住了。
彼得・弗莱明出现在了门口。
哈罗德和彼得对视了很久。
那位警官问：“有事吗，督察？”
彼得没理他，直接对哈罗德说：“不错啊，不错啊，”他的声音中透着得意，好像自己的重要判断终于得到了证实，“刚刚看到逮捕记录的时候我还在想，醉酒的涂鸦大师哈罗德・奥鲁夫森，会是桑德岛上牧师的儿子哈罗德・奥鲁夫森吗？真想不到，他们居然是同一个人。”
哈罗德满心不悦。他本来还想着这件事能神不知鬼不觉地过去，可现在发现这个秘密的，却恰好是他家的仇人。
彼得转向那位警官，轻蔑地说：“好了，这里就交给我吧。”
后者看上去非常生气：“长官，局长已经决定了，不会对他定罪。”
“这可不一定。”
哈罗德简直要哭了。他本来都可以走了。这实在太不公平了。
那个警官犹豫了一下，正要开口争辩，彼得却马上厉声说：“你可以走了。”
“是，长官。”他离开了。
彼得瞪着哈罗德，一言不发。良久之后，哈罗德忍不住了：“你想怎么做？”
彼得笑了，说：“我想带你回学校。”
别克车开进了詹斯博格・斯科尔的操场。开车的是一个穿着制服的警察，而哈罗德则像个罪犯似的坐在后座上。
太阳明晃晃地照在红砖楼和草坪上，哈罗德想到过去七年在这里度过的简单而安全的生活，心中感到无比的后悔。无论一会儿要发生些什么，这个熟悉亲切的地方对他而言都不可能再像以前一样了。
而眼前的一切在彼得・弗莱明看来却完全不同。他酸溜溜地对前面的司机说：“这就是我们未来的领袖受教育的地方。”
“是啊，长官。”司机淡淡地回答说。
现在是吃早饭的时间。学生们都在外面吃东西，所以几乎整所学校的人都看到哈罗德从警车里走出来。
彼得让学校秘书看了他的警徽，之后便带着哈罗德来到了艾斯的办公室。
哈罗德的脑子里一片空白。看来彼得没准备把他送到盖世太保那里——那是他最怕的事。虽然他不想乐观得太早，但显然彼得并没有把他当作是丹麦抵抗行动中的一员；在彼得眼里，他只是一个干了坏事的学生。这是他人生中第一次宁愿被看作是小孩子，而不是成年人。
但就算是这样，彼得准备怎么办呢？
他们走进了那间办公室。艾斯像一根枯竹竿一样从桌子后面站了起来，眼镜后面的双眼充满了担忧。他尽量保持着平和，却还是紧张得发抖。“奥鲁夫森？怎么回事？”
彼得没给哈罗德解释的机会。他拿拇指朝哈罗德的方向指了指，用一种恼人的腔调问道：“这是你们的学生吗？”
温和的艾斯一脸不安。“是的，奥鲁夫森是这儿的学生。”
“他昨晚因为羞辱德军装备而被捕了。”
哈罗德发现，彼得显然十分享受艾斯的狼狈。
艾斯吓坏了。“真是抱歉。”
“而且他还喝醉了。”
“哦，上帝啊。”
“警察局必须要做出处理。”
“我不知道我——”
“坦率地讲，我们并不希望因为这样的幼稚行为来起诉一个学生。”
“哦，那真是——”
“但无论如何，他必须要受到惩罚。”
“当然。”
“至少我们的德国朋友希望知道犯罪者得到了应有的处理。”
“当然，当然。”
哈罗德很为艾斯难过，但同时也盼着他不要太怯懦。然而到现在为止，他都一直在向这个蛮横的彼得让步。
彼得继续道：“所以结果取决于你。”
“哦？怎么决定？”
“如果我们放了他，你们会开除他吗？”
哈罗德突然明白了彼得的目的。他希望让哈罗德的事搞得尽人皆知。他满脑子想的都是羞辱奥鲁夫森家。
詹斯博格的学生被捕绝对可以成为头条新闻。然而哈罗德的父母将受到的耻辱恐怕比艾斯还要更甚。父亲一定会气疯掉，而母亲恐怕恨不得要自杀了。
但哈罗德意识到，彼得对奥鲁夫森家的仇恨影响了他作为警察的判断力。哈罗德醉酒被捕这件事让他忽视了一个更大的罪行。他从来都没想过哈罗德对纳粹的憎恶已远远不是写两句标语那么简单。彼得的邪恶反而救了哈罗德一命。
艾斯第一次表示反抗：“开除也太过——”
“总比被起诉或者蹲监狱强吧。”
“当然，确实是。”
哈罗德完全没有加入他们的辩论，因为他知道，再不可能有任何办法把这件事隐瞒下来了。他至少不用去见盖世太保，他这样安慰着自己。任何其他的惩罚和这个相比都算是微不足道了。
艾斯说：“这学年基本上已经结束了，就算开除他，他也并不会错过什么课程。”
“这样也省得他逃避作业。”
“这其实也只是技术问题，他过不了几个星期就要离开学校了。”
“但这样德国人才会满意。”
“会吗？当然，这也很重要。”
“如果你能保证开除他，我就可以释放他。否则我就得把他带回警察局去。”
艾斯内疚地看了看哈罗德。“那么看来学校也没有别的选择了。”
“是的，先生。”
艾斯看着彼得。“那好吧。我们开除他。”
彼得满意地笑了。“我很高兴我们能这么理性地解决这个问题。”他站起身来，“小哈罗德，以后别惹事。”
哈罗德转开了头。
彼得和艾斯握了握手。“好，谢谢您，长官。”艾斯说道。
“很高兴我能帮到忙。”彼得走出了办公室。
哈罗德感到自己浑身的肌肉都放松了下来。事情终于解决了。家里一定会吵翻天，但最重要的是保罗・柯克和抵抗组织的事没有暴露。
艾斯说：“发生了一件不幸的事，奥鲁夫森。”
“我知道我做错了——”
“不，不是这个。我想你认识麦兹・柯克的表哥吧？”
“保罗，我认识啊。”哈罗德的心又收紧了。难道艾斯发现哈罗德参与了抵抗行动？“保罗怎么了？”
“他坠机了。”
“上帝啊！我几天前还和他一起飞行！”
“是昨天晚上的事。”艾斯缓慢地说。
“然后呢？”
“很遗憾，保罗・柯克死了。”
10
“死了？”赫伯特・伍迪尖声叫了出来，“他怎么可能死了？”
“他们说他驾驶的虎蛾坠毁了。”赫米娅回答。她怒不可遏，心急如焚。
“真是个笨蛋。”伍迪冷酷地说，“一切都被他毁了。”
赫米娅满心厌恶地看着他。她真想给他一个耳光。
她和迪格比・霍尔一起来到了伍迪在布莱切利园的办公室。赫米娅曾给保罗・柯克传过一条信息，想让他帮忙找一个见过桑德岛上那个装置的人。“是詹斯・托克斯威格传来的消息，他是保罗的手下。”她竭力保持着冷静，“和往常一样，信息是通过斯德哥尔摩的英国使馆传过来的，但并没有加密——詹斯不懂密码。他说他们对外称保罗死于事故，但事实上当时警察去逮捕保罗，保罗试图逃跑，警方开枪射中了飞机。”
“可怜的人。”迪格比叹息道。
“消息是今天早晨到达的。”赫米娅接着说，“您找我的时候我本来也正要来找您，伍迪先生。”事实上她一直在哭。赫米娅不是一个爱哭的人，但保罗的死让她非常伤心——他是那么的年轻、英俊、精力旺盛。她也知道，自己对他的死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是她让他为英国做间谍，而他的勇气直接导致了他的死亡。她想到了他的父母、他的表弟麦兹，她为他们感到万分悲痛。最重要的是，她希望能完成他未竟的工作，不能让杀死他的人获得最后的胜利。
“真的很遗憾，”迪格比揽住了赫米娅的肩膀，“很多人在战争中失去了生命，但如果死者是你熟悉的人，那感觉是不一样的。”
她点了点头。他的话很简单，但她依然感激他的理解。他是一个好人。她的心中突然充满了情感，可马上又想到了自己的未婚夫，这让她感到自责。她希望自己有一天能再见到亚恩。与他攀谈、和他拥抱可以让自己对他的爱变得更加坚定，让她能够抵抗住迪格比的诱惑。
“但我们该怎么办？”伍迪问。
赫米娅的思绪即刻回到了现实中。“根据詹斯的消息，‘守夜人’决定暂时保持低调，至少眼前要潜伏一段时间，以观察丹麦警方可以调查到什么地步。所以这也就意味着我们失去了丹麦的信息来源。”
“也就是说我们像个没用的白痴。”伍迪说。
“这不是主要的问题，”迪格比干脆地说道，“纳粹找到了赢得战争的武器。我们以为自己在雷达方面比他们先进很多——现在我们了解了，他们也拥有这种设备，而且比我们的强得多！我不管你们怎么解释。问题是我们怎么才能了解更多。”
伍迪看上去怒不可遏，却一个字也没说。赫米娅问：“其他情报机构的线人呢？”
“我们都在联络。现在还有一个线索：德国电文里出现了Himmelbett这个词。”
伍迪说：“Himmelbett？‘天堂之床’？这是什么意思？”
“这是指有四根帷柱的床。”赫米娅告诉他。
“等于没说。”伍迪生气地说，好像这一切都是她的过错。
她问迪格比：“还有其他什么内容吗？”
“没有了。好像是说那个雷达装置被设在一个‘四柱床’系统中。我们不懂这是什么意思。”
赫米娅做了一个决定：“我必须要去一趟丹麦。”
“胡扯。”伍迪说。
“我们已经没有线人了，所以必须有人过去一趟。”她说，“我对那里比任何MI6的人都要熟悉，所以我才被任命为丹麦分部的负责人。而且我的丹麦语和当地人无异。我必须要去。”
“我们不会派女人去做这样的事。”伍迪轻蔑地说。
迪格比说：“我们会。”他望着赫米娅，“你今天晚上就去斯德哥尔摩，我会跟你一起去。”
“你为什么那样说？”一天以后，迪格比和赫米娅穿过了斯德哥尔摩著名的市政厅里面的金色大厅。
迪格比停下脚步，研究着墙上的马赛克。“我知道首相希望我参与这样的重要任务。”
“哦。”
“而且我希望能和你独处。除了搭船去中国之外，这应该是最好的机会了。”
“但你知道我要和我未婚夫联络。他是唯一能帮助我们的人。”
“是的。”
“而且我应该很快就会见到他。”
“这样更好。我总不能一直和一个身处几百英里之外的人竞争，你看不见他，听不见他的声音，所以才会永远保留着对他的忠诚和内疚。我情愿和一个有血有肉的男人竞争，起码他是个真人，是人就会犯错；他会发脾气，领子上会有头皮屑，还会挠屁股。”
“这不是比赛。”她有些恼怒地说，“我爱亚恩。我会嫁给他。”
“但你们还没结婚。”
赫米娅使劲地摇了摇头，恨不得马上逃离这场无意义的谈话。以前，她曾经享受于迪格比对她的兴趣——虽然这让她自责——但现在她不能分心。她有一个重要的会面。她和迪格比扮成游客，打发会面前的时间。
他们离开金色大厅，走到了铺着鹅卵石的小院子里。他们穿过了一个立着粉红色花岗岩柱子的走廊，发现马拉伦湖就在眼前。赫米娅假装转身欣赏那座三百英尺的高塔，其实是想看看他们的跟踪者还在不在。
那是一个穿着灰西装、旧皮鞋的平庸男人。他几乎没怎么努力隐藏自己的行踪。在迪格比和赫米娅从英国使馆搭沃尔沃出发时，就有两个开着奔驰230的男人跟上了他们。他们在市政厅下车后，那个穿灰西服的男人就也走了进来。
英国使馆随员告诉他们，有一组德国特工专门跟踪瑞士的英国公民。你可以甩掉他们，但那样做没有什么好处。甩掉“尾巴”意味着你有秘密。那些躲避监控的人会被逮捕，甚至会被判间谍罪。而且德国还会逼迫瑞典政府将这些人驱逐出境。
因此，赫米娅决定要在不知不觉中摆脱掉这个跟踪者。
赫米娅和迪格比根据之前就设定好的计划穿过花园，在楼的一角转弯去参观这座城市的创建者比耶・亚尔的纪念碑。那个镀金石棺被放置在一个四角有石柱的有盖墓穴中。“有点像‘四柱床’。”赫米娅说。
纪念碑的另一边，一个酷似赫米娅的瑞典女人已经事先藏在了那里，与赫米娅一样，她也长了一头黑发。
赫米娅用问询的眼神望着那个女人，对方果断地点了点头。
赫米娅突然感到有些恐惧。直到现在她还并没有做任何违法的事。她来瑞典是完全合法的。但从现在开始，她站在了法律的对立面，这是她人生中的第一次。
“快。”那女人用英语说道。
赫米娅脱掉了身上的雨衣，摘下了红色的贝雷帽，给另一个女人穿戴好，再从兜里拿出了一条灰暗的棕色围巾，包在了头上，遮住了自己特征明显的头发，同时也可以把脸藏起来。
那个瑞典女人挽住了迪格比的手，两个人离开了纪念碑，回到了花园里。
赫米娅等了几秒钟，假装在研究纪念碑的铁艺栏杆，担心着刚刚的把戏会不会被那个跟踪者识破。不过最终什么都没有发生。
她从纪念碑后面绕了出来，想着“尾巴”可能会突然出现，但却一个人都没有。她把头上的围巾往上抬了抬，走回了花园里。
她看到迪格比和那个假赫米娅正向大门口走去。跟踪者还在跟着他们。计划成功了。
赫米娅也朝着那边走去，跟着那个“尾巴”。按照预先商量好的计划，迪格比和那个女人坐上了他们来时的那辆车。赫米娅目送着那辆沃尔沃离开。跟踪者马上坐上奔驰，紧跟了上去。他们会带着他回到使馆，而他则会向他的上司汇报这两个英国人确实只是游客而已。
现在，赫米娅自由了。
她穿过了市政厅大桥，直奔市中心的古斯塔夫・阿道夫广场。她脚步飞快，想尽快开始她的工作。
过去的二十四小时仿佛做梦一般。赫米娅只有几分钟时间收拾衣服，然后她和迪格比便被送到了位于苏格兰东部的敦提市。他们在午夜入住了一间酒店。今天黎明，他们被送到了兰查尔机场，由一名身着英国海外航空公司制服的皇家空军将他们送至斯德哥尔摩。他们在英国使馆用好了午餐，然后便开始实施他们在从布莱切利到敦提的路上制定的计划。
瑞典是中立国，所以可以从那里给丹麦的居民打电话或写信。赫米娅准备试着打给她的未婚夫亚恩。当然，丹麦会监听所有的电话，检查所有的信件，因此她必须要非常谨慎。她要用听上去没有任何特别之处的话让亚恩加入到抵抗行动中。
1939年她组建“守夜人”的时候，曾经故意把亚恩排斥在外。这并不是因为亚恩的信念与她不同——他也反对纳粹，只不过没有那么激烈——在他看来，纳粹只是一群穿着制服的小丑，妨碍了人们的快乐生活。问题在于，他是个粗枝大叶的人，永远都乐呵呵的。他太过于开放、友好，不适合机密性的工作。又或者她只是不希望让他冒险。不过在这件事情上，保罗也认为亚恩并不适合。但现在她已经无路可走了。亚恩还是原来的亚恩，但她再没有别的选择。
况且现在人们对“危险”的看法已经和战争爆发时不同了。成千上万的年轻人已经失去了生命。亚恩成为了一名军官，他应该为自己的国家冒险。
但无论如何，她只要一想到要让亚恩加入，心里就如同冰一样冷。
她回到了瓦萨盖坦大街，这里人潮涌动，道路两旁有几间酒店，中央车站和邮政局也坐落在附近。在瑞典，电话服务和邮政服务基本上都是分开的，这边有几间公共电话局。赫米娅打算去火车站附近的那间。
她可以在英国使馆打给他，但那很可能引起怀疑。但如果一个女人用带着丹麦腔的瑞典语在电话局给家人打电话，别人恐怕也就没什么可怀疑的了。
她和迪格比讨论过这个电话是否会被上面监听的问题。事实上德国军方安排了很多女兵监听丹麦的电话。当然，她们很难保证监听到每一通电话，但至少对国际通话以及军方的来电会特别关注。因此赫米娅和亚恩的电话很有可能会受到监听。她必须要尽量地暗示和使用双关语。当然这也不是不可能。他们是情侣，她应该可以不用明说就让他会意。
车站看上去像一座法国的城堡。恢弘的大堂里吊着华丽的水晶灯。她看到了电话局，前面排了一长队的人。
她走到那张办公桌前，告诉办事员她想打给亚恩・奥鲁夫森，并给了她飞行学校的电话。等待的时间显得格外漫长，赫米娅的心中充满了忧虑。她甚至不知道亚恩今天在不在瓦达尔。他可能在飞行，也有可能下午外出，或者正在放假。又或者他被调到了其他的基地，甚至可能已经离开了军队。
但无论他在哪儿，她都必须找到他。她可以向他的上司询问他身在何处。她也可以打给他在桑德岛的父母，另外她也知道他在哥本哈根的朋友的电话。她有整个下午的时间，身上的钱也足够支付电话费了。
突然打给他的感觉有些奇怪——他们毕竟已经有一年的时间没有联络过了。她既兴奋，又紧张。这次任务非常重要，但她依然非常想知道亚恩现在对她是什么感觉。也许他已经不爱她了。如果他的态度很冷漠怎么办？那样的话她一定会觉得很难过。或者他已经遇到了别人？她不是也对迪格比的引诱动了心吗？男人不是更容易受到诱惑吗？
她记起和他滑雪的情景：骄阳下，两个人从雪坡上一跃而下，形影相携，笑声朗朗，甚至连冰冷的空气都充满了暖意。那些日子还有可能重来吗？
她被叫进了一间电话亭。
她拿起电话：“喂？”
亚恩问：“哪位？”
她几乎都快记不得他的声音了。他的嗓音低沉却温暖，仿佛随时会大笑起来一般。他说的是文雅的丹麦语，用词准确果断，一听就是受过军方训练的，同时还戴着日德兰半岛的口音——那是童年生活所留下的痕迹。
她已经想好了自己第一句话说什么。她打算用彼此的昵称暗示亚恩：他们要小心说话。
但现在电话接通了，她却一个字也说不出了。
“喂？”他问，“有人吗？”
她紧张地咽了一下口水。“嗨，‘牙刷’，我是你的‘黑猫’啊。”亚恩留着硬硬的小胡子，每次接吻的时候都会扎到她，后来她就给他起了这个外号。而他叫她“黑猫”则是因为她乌黑的头发。
这次轮到他沉默了。
赫米娅接着说：“你还好吗？”
“我还不错。”他终于开口了，“上帝啊，真的是你吗？”
“是的。”
“你好吗？”
“好。”突然间她再没办法忍受这样的闲扯了。她快速问：“你还爱我吗？”
他并没有马上回答。这让她感到他可能已经变了。他不会直接这样告诉她，她想；他可能会含糊其辞说，这么久了，我们应该重新审视一下这份感情——
“我爱你。”他说。
“真的？”
“越来越爱。我想死你了。”
她闭上双眼，感到一阵眩晕。她靠在了墙上。
“我真高兴你还活着，”他说，“真高兴还能跟你说话。”
“我也爱你。”她说。
“发生了什么事？你怎么样？你现在在哪儿？”
她冷静了下来。“我现在离你不远。”
他感受到了她声音里的谨慎和犹豫，因此马上回应道：“嗯，我明白。”
后面的话她早已有所准备。“你还记得那座城堡吗？”丹麦有很多城堡，但其中有一座对他们来说意义不凡。
“你说的是那片废墟吧？我怎么会不记得？”
“你能在那儿和我见面吗？”
“你怎么过去呢——没关系。你是认真的？”
“是的。”
“那地方很远。”
“这很重要。”
“只要能见到你，多远都可以。我只是在想怎么才能成行。但如果请不了假，我可以旷工。”
“别那样做。”她不想让军警发现他不见了，四处找他，“你下次休假是哪天？”
“周六。”
接线员在电话中告诉他们只剩下十秒钟时间了。
赫米娅飞快地说：“我星期六过去——我希望可以。如果你去不了，我之后每天都会过去等你。”
“我也是。”
“小心点。我爱你。”
“我也爱你。”
电话断了。
赫米娅并没有放下听筒，相反地，她把听筒紧紧地贴在了自己的耳朵上，仿佛这样就可以多留他一会儿。接线员问她是否想打其他的电话。她拒绝了，并放下了听筒。
赫米娅在办公桌前交了话费，然后走出了电话局，心中充满了兴奋。她站在火车站的大厅里，高高的穹顶下是熙熙攘攘的人群，赶路的旅客从她身边穿梭往返。他还爱着她。两天后她就会见到他了。有人撞了她一下，这将她的思绪拉回了现实中。她找了一间咖啡馆，坐进了一张椅子里。还有两天。
他们所说的那座荒废的城堡就是哈莫斯胡斯城堡——波罗的海博恩霍尔姆岛上的旅游胜地。1939年，他们曾在那座岛上过了一个星期新婚夫妇般的生活，还曾在那片废墟中做爱。亚恩可以从哥本哈根搭渡船过来，那大概需要七到八个小时的时间，又或者从凯斯楚普机场搭飞机过来，那样的话只需要一个小时。博恩霍尔姆岛距丹麦大陆大概有一百英里，而离瑞典的南岸却只有二十英里左右。赫米娅可以找一只渔船带着她过岸。
但让她担忧的不是自己的安全，而是亚恩可能会面临的危险。他将秘密地与一位英国情报组织的特工人员会面。而她则会要求他成为一名间谍。
如果他不幸被捕，后果便是死亡。
11
被捕的事情发生两天之后，哈罗德回家了。
艾斯允许他在学校留两天，完成了他最后的考试。这样他就可以毕业了——虽然不能参加一周后的毕业典礼。但重要的是，他大学的位置算是保住了。他将会跟随尼尔斯・玻尔学习物理——如果他能活到那一天的话。
就在这两天里，他从麦兹・柯克那里得知，保罗所经历的并不仅仅是一场简单的坠机事件。军队拒绝公开事故的细节，只是说他们正在调查，但其他的飞行员告诉柯克的家人，警察局的人当时也在事发现场，而且还开了枪。哈罗德确定保罗是因为抵抗行动而牺牲的——不过他当然没有告诉麦兹。
尽管如此，在回家的路上，他心中对父亲的恐惧还是超过了对警察局方面的担忧。对于哈罗德来说，从位于丹麦东边的詹斯博格回到西边的桑德岛，实在是一段再熟悉不过的旅程。他熟知一路上每个小镇的车站，每个弥漫着鱼腥味的轮渡码头，还有车站码头之间广袤无边的绿野。这一次的行程花了他整整一天时间——因为几乎每一辆火车都晚了点，不过对他来说，时间拖得再长些才好。
在路上，他一直在想象父亲发怒的情景。他心里琢磨着回家后怎样解释这次事故，但每一种说辞听上去都好像没什么说服力。他又编了一套道歉的话，可就连他自己都感觉不到自己的诚意。他想过是不是应该告诉父母保罗・柯克的事，让他们庆幸自己能够活着回家，可转念一想，这样利用一个英雄的牺牲，实在有点卑鄙。
桑德岛到了。他为了能晚一些到家，选择了步行。退潮了，海水离岸有一英里远。蓝色的海水推着白色的浪花轻拍在淡黄色的沙滩上。已经是黄昏了，太阳低低地挂在海面上。零零星星的游客正在沙丘间散步，几个十二、三岁的男孩子在开心地踢着足球。如果没有旁边那一个个竖着大炮、由戴着钢盔的士兵把守着的水泥堡垒，这本应是一个令人愉快的图景。
他离开了海滩，来到了那个新的军事基地旁，希望能尽量拖延回家的时间。他不知道保罗・柯克是否最终将他的那幅素描交给了英国那边。如果没有的话，恐怕那幅图已经被警察发现了。他们会不会想查出这幅图的作者呢？幸运的是画上面并没有留下他本人的任何痕迹。但不管怎么说，想起这件事依然很吓人。警察不知道他是罪犯，但已经发现了他的罪行。
他终于还是到家了。和教堂一样，奥鲁夫森的家沿袭了当地的建筑风格。红砖墙，茅草顶，仿佛一个人戴了一顶草帽挡雨。前门的门楣被刷上了黑、白、绿相间的条纹，这也是当地的一个传统。
哈罗德走进了后院，从厨房门的菱形玻璃中偷着往屋里看。房间里只有母亲一个人在。他观察了她一会儿，心里想着她像自己这个年纪时的样子。自从他记事起，母亲好像一直都很疲惫，但她年轻时应该是个美人。
根据父亲那边亲戚的说法，布鲁诺直到三十七岁都笃定要单身，兢兢业业地将所有时间都奉献给了自己的事业。可就在那时候，他遇到了小他十岁的伊丽莎白，便一下子堕入爱河了。当时的他居然会浪漫到戴一条彩色的领带去教堂，以至于教会的执事因为他着装不当而对他进行了训诫。
看着母亲弯着身子在水池前洗水壶的情境，哈罗德想象着她的一头白发变成黑色，栗色的眼眸闪着智慧与幽默的光芒，褶皱的皮肤变得平滑，倦怠的身躯重新充满了活力。那样的她一定性感而迷人，才可能把父亲从纯粹的圣徒变回为爱痴迷的血肉之躯。真难以想象啊。
他走进家门，放下了手中的箱子，吻了吻母亲的脸颊。
“你爸爸出门了。”她说。
“他去哪儿了？”
“奥夫・波尔金病了。”奥夫是一个老渔民，一直都是教会里的虔诚分子。
哈罗德舒了一口气。这件事能拖多晚就拖多晚。
母亲看上去严肃而悲伤。她的表情让他感到心疼。他说：“真抱歉让您难过了，妈妈。”
“你父亲更难过，”她回答道，“阿克塞尔・弗莱明召开了执事会议，就为了讨论这件事。”
哈罗德点了点头。他料到弗莱明家肯定会竭尽全力把这件事闹大。
“你为什么要那么做呢？”母亲的语气很平和。
他不知道怎样回答才好。
晚餐时间到了，她为他准备了三明治。“乔基姆叔叔有消息吗？”
“没有。我们的信都是一去不返。”
哈罗德一想到莫妮卡表妹，自己的一切麻烦就都变得轻于鸿毛了。她现在的生活不仅一贫如洗，还不断地受到纳粹的迫害，就连自己的父亲是生是死都不知道。哈罗德小时候，乔基姆叔叔一家的拜访可谓是一年中最开心的时刻。那两个星期时间里，这寺院般冷清的家中顿时充满了欢声笑语。牧师对妹妹一家一直有一种特殊的情感，就连对自己的孩子都没有展示过。他们无论做了什么错事，比如在周日买冰激凌吃——如果哈罗德或是亚恩这么做，是一定会受到处罚的——他都只是温柔地一笑置之。对于哈罗德来说，德语曾经意味着欢乐、恶作剧和玩笑。可现在，乔基姆叔叔一家恐怕再也不会笑了。
他打开了收音机，想听一听关于战争的新闻。情况很糟。英国军队进攻北非失利，而且败得很惨，一半的坦克不是因为机械故障陷在了沙漠中，就是被德国的反坦克炮手击毁。轴心国在北非的势力完全没有被动摇。抛却立场不谈，丹麦电台和BBC描述的事实基本一致。
午夜，有轰炸机从这里经过。哈罗德来到院子里，看到它们朝东边飞去了。这意味着它们应该是英国的飞机。英国目前也只剩下轰炸机了。
他回到屋里，母亲说：“你爸爸今晚可能不会回来了，你还是去睡吧。”
他很久都没能入睡，自问为什么会这么害怕。他已经长大了，父亲打不动他了。父亲的脾气虽然暴烈，但嘴上说说又能有多厉害呢？哈罗德的性格坚强，不会轻易被吓倒，事实上他恰恰是那种愿意挑战权威、享受反叛感觉的人。
短暂的夜晚结束了，黎明的光从窗帘的缝隙中透了过来。他这时才刚刚睡着。用了整夜时间他才明白，他害怕的并非是对自己的伤害，而是父亲可能要承受的痛苦。
没过一个小时，他就醒了。
门开了，晨光照了进来。牧师站在了他的床边，穿戴整齐，双手叉腰，下巴前探。“你怎么能干这样的事？”他大喊道。
哈罗德坐了起来，睡眼惺忪地望着父亲：高大，秃顶，一身黑衣，用那双让整个教会都望而生畏的蓝眼睛冷峻地盯着他。
“你脑子里想的是什么？”父亲气疯了，“你着了什么魔？”
哈罗德不想像个孩子一样躲在床上。他掀开被子站了起来。因为天气暖，他只穿了内裤。
“穿好衣服，小子，”父亲说，“你这样跟一丝不挂有什么区别？”
这种无理的责难激怒了哈罗德：“您要是觉得我的穿着侮辱了您，就应该先敲门。”
“敲门？我在自己家里用不着敲门！”
这种感觉再熟悉不过了。牧师对任何问题都有自己的说法。“很好。”哈罗德闷闷地说。
“你究竟着了什么魔？你怎么可能做出这么丢脸的事？不仅丢自己的脸，还丢家人的脸，丢学校的脸，丢教会的脸。”
哈罗德穿好裤子，转向了父亲。
“怎么样？”牧师怒气冲冲地问，“你准备回答我的问题吗？”
“对不起。我以为你只是在反问。”哈罗德充满讥讽的语气把自己都吓了一跳。
父亲的火气更大了。“别跟我自作聪明——我也是詹斯博格毕业的。”
“我没有自作聪明。我只是想知道您是不是真正想听我的解释。”
牧师举起一只手想要打他。那样反而可以轻松些，哈罗德想道。无论他被动挨打，还是起来反击，暴力都是一种解决问题的方式。
可父亲不会让事情那么容易地过去。他放下了手。“好吧，我在听。你想说什么？”
哈罗德平静了心情，努力地思考着。在火车上他已经准备了各种各样的说辞，其中有一些还是很有说服力的，可现在他却什么都想不起来了。“我很抱歉我不应该在岗亭上涂鸦，因为那是毫无意义而且非常幼稚的行为。”
“算你还明白！”
有一秒钟的时间，哈罗德想告诉父亲关于抵抗行动的事，但很快他就决定不应该引起不必要的麻烦。而且，现在保罗已经死了，抵抗行动可能已经不复存在了。
他决定就事论事。“我很抱歉我让学校蒙羞了，因为艾斯是个好人。我很抱歉喝醉，因为那让我第二天早晨感到非常难受。但我最抱歉的是让妈妈难过。”
“那你想没想过你父亲？”
哈罗德摇了摇头。“您生气是因为阿克塞尔・弗莱明知道了一切，让您丢面子了。您担心的是您的尊严，不是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