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皮埃尔漫无目的地走在月光下的旷野里，笼罩在深深的沮丧之中。就在一周以前，他还是那样幸福、那样充实，一切尽在他的掌控中，他可以一面实现人生价值，一面静待良机。如今一切都完了，他感到自己一无是处，变成了一个失败者，一个永远没有可能的可能。

已经毫无出路。各种可能性都考虑过了，每一次都是相同的结论：他必须离开阿富汗。

作为间谍，他的价值已不复存在。没办法联络到安纳托利；即便是简没把无线电砸坏，他也无法离开村子去见对方，否则很快简就会发现他的意图，并跑去给埃利斯报信。那时兴许还有机会让简彻底闭嘴——不，想都别想！想都别想！然而如果简出了事，埃利斯一定会刨根问底。都是因为埃利斯！让-皮埃尔不禁想，要是我够有胆量，真恨不得把埃利斯干掉。能怎么办？手里没枪，难道用手术刀割断他的喉咙不成？他可比我壮实多了，我永远也赢不了他。

他琢磨着事态究竟是怎么恶化的。他和安纳托利渐渐放松了警惕，他们本应找个更安全的地方，能够将四面的去路看个清清楚楚，这样有人靠近时他们也能提前收到警告。可谁能料到简会跟来？真算是倒霉到家了：受伤的男孩对青霉素过敏；简听到了安纳托利的话；她辨得出苏联口音；偏偏这个时候埃利斯跑来给她打气。倒霉。然而，历史不会记载那些几乎成就伟业的人。他想，我尽力了，爸爸。他仿佛可以听到父亲的回应：我不在乎你是否尽力，我只想知道你到底是成是败。

离村子越来越近。他决定回去睡觉。最近一直睡不好，况且此时除了睡觉也干不了别的。他朝自己的家走去。

简没有离开他，但这一点并未带来多少安慰。她发现了他的秘密，两人彼此之间似乎日渐疏远。尽管他们正准备着回国，甚至还畅想着回到欧洲的新生活，两人之间的距离却又远了一步。

至少晚上他们还是相拥而眠，这多少算是点安慰。

他走进家中。本以为简已经上床睡了，意外的是，她依然醒着。让-皮埃尔一进门她便开了口：“马苏德差人来找你。你得赶去阿斯塔纳，埃利斯受伤了。”

埃利斯受伤了。让-皮埃尔的心怦怦直跳：“怎么伤的？”

“不是很严重，应该是屁股上中了一枪。”

“明天一早我就去。”

简点头道：“马苏德的人会跟你同行。黄昏时你就能回来。”

“原来如此。”简要确保他没机会跟安纳托利见面。其实她完全是多虑：让-皮埃尔根本没办法安排会面。再说，她这样却忽略了更大的危险。埃利斯受了伤，变成了薄弱的一环，局势即将扭转。

终于有机会置埃利斯于死地了。

让-皮埃尔盘算了整整一夜，想象着埃利斯躺在无花果树下的垫子上，紧咬牙关忍受碎骨之痛，抑或因失血过多变得苍白虚弱。他想象着自己准备针剂：“这针抗生素能防止伤口感染。”然后给埃利斯注射过量的洋地黄，诱发心脏病。

一个三十四岁的男人，尽管长久以来伏案工作，但勤于锻炼，身患心脏病的概率极小，但并非完全不可能。况且在这里也无法进行尸检，更不会引起怀疑：西方世界的人一定会以为他是在执行任务过程中受伤丧命。在五狮谷，只要是让-皮埃尔做出的诊断，大家都会相信。人们给予他的信任不亚于马苏德的左膀右臂。这也不奇怪，让-皮埃尔为当地事业所做出的牺牲并不输给其他人，这一点有目共睹。不，唯一一个有所怀疑的人是简。她会怎么做？

他不能肯定。有埃利斯的支持，简会变成一个强有力的对手；而她孤身一人时，则没有多大威胁。让-皮埃尔兴许能说服她在山谷里再多留一年：他可以发誓保证不再背叛护送队，然后再想办法重新与安纳托利建立联系，同时等待时机，替苏联人锁定马苏德。

凌晨两点，让-皮埃尔给香塔尔喂过奶，然后回到床上。他全无睡意，心中焦虑万分，又是兴奋又是害怕。躺在床上等待太阳升起的同时，让-皮埃尔设想着各种出错的可能：埃利斯可能会拒绝治疗，而他自己也有可能掌握不好剂量；埃利斯很可能只受了点皮外伤，还能四处走动，他甚至有可能已经同马苏德离开阿斯塔纳。

简一整夜频频做梦，在让-皮埃尔身边辗转反侧，偶尔还会含糊地咕哝两声。只有香塔尔睡得香甜。

黎明到来之际，让-皮埃尔起身，烧了火，随后下河洗澡。回来时，信使已经在他家的院子里喝着法拉沏的茶，吃着昨天剩下的面包。让-皮埃尔喝了几口茶，却吃不下什么东西。

简在屋顶给香塔尔喂奶，让-皮埃尔上去亲吻了母女俩，与她们告别。每次碰触到简，他都会想起自己曾对她大打出手，羞愧几乎令他浑身颤抖。简似乎已经原谅了他，但他却无法原谅自己。

他牵着自己那头母马穿过村庄来到河边，与信使并行朝下游走去。五狮谷与阿斯塔纳之间有一条路——勉强算一条：说到底就是一段沙石路，木马车和军用吉普可以走，普通汽车走不了几步就得报废。五狮谷由一系列狭窄多岩石的峡谷延伸组成，间或可见几处耕地平原，长不过一两英里，宽不过一英里。村民们就在这些贫瘠的土地上辛苦劳作，利用巧妙的灌溉艰难为生。路还算得好走，让-皮埃尔可以骑着马走上一段下坡路。这匹马不胜脚力，上坡时驮不动人。

烈日之下，让-皮埃尔一边骑马南下，一边想，曾几何时，五狮谷想必也是一派田园风情。有五狮河的滋润灌溉，两侧有高山作为天然屏障，遵循古老的生活传统，除了不多几个来自努尔斯坦的黄油商人和偶尔来此的喀布尔丝带商人造访当地，几乎不受外界的打扰，俨然回到了中世纪。现如今，20世纪对它展开了报复。几乎每一个村落都遭到了炸弹的破坏：这里毁了水磨，那里草场满是弹坑；这边的沟渠被炸个稀碎，那边的泥石桥成了过河的踏脚石。战争对于五狮谷当地经济生活造成的影响都被让-皮埃尔看在眼里。这里的房子曾经是间肉铺，但门前的案板上已经不见半点肉腥。那边的野草丛曾经是一处蔬菜园，院子的主人逃到了巴基斯坦。另一边有处果园，成熟的果实本应置于屋顶晾晒，储存起来好在漫长寒冷的冬日食用，然而如今只能任其烂在地里：曾经照看果园的妇人和孩子们已经死去，只剩下丈夫全心全意投入游击战争。那边的石泥堆曾是一座清真寺，村民们决定不再重建，因为可能再次被炸毁。如此多的残垣断壁，都是因为像马苏德这样的人试图对抗历史的潮流，还连蒙带骗诱使无知的农民支持他们。只要除掉马苏德，一切破坏都会停止。

而只要除掉埃利斯，让-皮埃尔就可以对马苏德下手。

正午接近阿斯塔纳之际，让-皮埃尔思忖着对埃利斯下针会不会有困难。一想到对病人下死手这么令人不耻的行径，他实在不清楚自己会做何反应。当然，他曾经目睹病人死去；但即便如此，他也被无能为力的无奈与悔恨所折磨。面对无助的埃利斯，手里握着针管，他会不会如麦克白一般受到疑虑的拷问，或者像《罪与罚》的主人公拉斯科尔尼科夫那样犹豫不决？

他们穿过桑加纳，经过那里的墓地与沙岸，沿河湾的道路而行。前方是一片农田，山坡上有一簇房舍。一两分钟后，一个十一二岁的男孩穿过田野朝他们跑过来。他没领两人上山坡进村子，而是带他们来到田边的一处大房子。

此时的让-皮埃尔没有疑虑，没有犹豫。心中只是一阵紧张的恐慌，犹如大考将至。

他从马背上卸下医药包，把缰绳交给男孩，接着走进农舍的庭院。

二十几名游击队员散栖于院中各处，一个个蹲坐着，瞅着空气发呆，带着当地人特有的坚韧与耐性等待着。让-皮埃尔四下看了看，马苏德没在，但他的两名贴身副手在。埃利斯在树荫遮蔽的角落里，枕着毯子躺着休息。

让-皮埃尔在他身旁屈膝蹲下。由于中枪，埃利斯显然经受着疼痛的困扰。他后背朝天趴着，神情凝重，牙关紧咬着。他面色苍白，额头上沁着汗珠，呼吸急促。

“很疼吧？”让-皮埃尔用英语问。

“真他妈会说话。”埃利斯从牙缝里挤出这几个字。

让-皮埃尔掀开毯子。游击队的人已经剪开了伤口周围的衣服，凑合着包扎了。让-皮埃尔除去原先的包扎，一看就知道，伤得不重。埃利斯大量失血，子弹依然卡在肌肉里，疼得他死去活来，但至少没伤到骨头或者主要血管，很快就可痊愈。

不，不会，让-皮埃尔提醒自己。他再也没机会痊愈了。

“我先帮你止痛。”

“太好了。”埃利斯急切地答道。

让-皮埃尔重新把毯子给他盖上。埃利斯背上有个大伤口，形状像个十字，让-皮埃尔好奇它的由来。

怕是再也无从知道了。

他打开医用包。马上就要杀掉埃利斯了，他想。我从未杀过人，连失手误杀都没有。当凶手是种什么感觉？世界上有许多人每天都在做着这样的勾当：男人杀妻，女人弑子，杀手害政客，窃贼杀房主，刽子手处决杀人犯。他拿起一支大号的注射器，向里面添加洋地黄：药品都是小瓶装的，要用掉整整四瓶才够致命。

眼看着埃利斯送命会是什么感觉？最初的反应是加快心率，对此埃利斯会有所察觉，他会感到焦虑不适。紧接着，毒素会扰乱心脏的跳动规律，每正常跳动一次，之后都会出现微颤，他会觉得恶心。最后心跳完全紊乱，上下心室“各自为政”，让他在痛苦与惊慌中丧命。当他痛苦得大声叫喊，求我救他时，我会怎么做？告诉他我想要他的命？他会猜到是我下了毒？我会在他身边悉心抚慰，减缓他的痛苦？放松，只是普通的止痛药副作用而已，一切都会好的。

针剂已经准备好。

我能做到，让-皮埃尔下定决心。我会杀掉他，此后的我会是怎样的下场，那就不得而知了。

他捋起埃利斯的上臂，习惯性地用酒精给皮肤消毒。

就在此时，马苏德赶到了。

让-皮埃尔没有听到马苏德靠近的声音，他仿佛是凭空蹦出来一样，吓了让-皮埃尔一跳。马苏德的一只手搭在他肩膀上：“医生，我吓到您了？”说着，马苏德屈膝贴近埃利斯耳边，用法语说：“我已经考虑过美国政府的建议。”

让-皮埃尔僵在那里，右手还握着注射器。什么建议？这是怎么回事？马苏德毫不避讳，仿佛让-皮埃尔亦是他的亲信之一。当然，从某种程度上说，他也算是；不过埃利斯呢……埃利斯兴许会建议私下交谈。

埃利斯强打精神，一只胳膊肘支撑起身子。让-皮埃尔不由得屏住了呼吸，而埃利斯却道：“往下说。”

他太累了，让-皮埃尔想，如今一身伤痛，哪顾得上什么保密安全。再说，和马苏德一样，他没什么理由怀疑我。

马苏德道：“提议很好，只是我一直在想，我如何才能办到。”

当然了！让-皮埃尔意识到，美国人派个中情局的高级特工来，肯定不光是教几个游击队员炸桥爆洞这么简单，埃利斯是来谈判的！

马苏德继续道：“必须把这个骨干训练计划向其他区域的游击队领袖进行解释。这可不容易。肯定会有人起疑，如果是由我提出的话更是如此。依我看，一定要由你来提，告诉他们你的政府开出的条件。”

让-皮埃尔聚精会神地听着。跨区域的骨干队员训练计划！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

埃利斯略带吃力地答道：“我乐意效力。但你要把他们集中起来。”

“可以。”马苏德笑了，“八天后，我召集所有的反抗军领袖开会，地点就在五狮谷的达戈村。今天我就派人送信，就说美国政府的代表已经到达，与大家商量武器供给的事情。”

开会，武器供给。让-皮埃尔已经摸出了这宗交易的门道。但他该怎么做？

“他们会来吗？”埃利斯问。

“很多人都会来，”马苏德答道，“西部沙漠区的战友来不了。那边太远，而且对方也不认识我们。”

“那卡米尔与阿齐兹，就是我们最想见的那两个呢？”

马苏德耸耸肩：“那就得看真主的安排了。”

让-皮埃尔兴奋得直打哆嗦。这可是阿富汗抗争史上最为重要的事件了。

埃利斯拽过一旁的背包，在里面一阵翻腾。“我兴许能帮助你说服他们。”说着，他从包里掏出两个小包裹，打开其中一个。里面是一块长方形的黄色金属片。“金子，”埃利斯道，“一片大概值五千美元。”

这可不是小数目：五千美元比阿富汗人均年收入的两倍还多。

马苏德接过一块掂量掂量，然后指了指方形中间刻着的人像问：“那是什么？”

“那是美国总统的印章。”

这招儿够高明，让-皮埃尔暗自道，用金子引游击队的头目上钩，引起他们的好奇，促使其来与埃利斯会面。

“你说这些能说服他们吗？”

马苏德点点头：“我想他们会来的。”

这还不是板上钉钉的事么，让-皮埃尔想。

突然间，他知道自己下一步该如何行动了。马苏德、卡米尔与阿齐兹，他们是整个反抗组织的核心领袖。这三人在八日后将于达戈村碰头。

必须通知安纳托利，这样就能把这些人一网打尽。

机会来了，让-皮埃尔想，来了五狮谷这么长时间，等的就是这一刻。马苏德来得正好，其他两个也能抓个正着。

如何才能通知安纳托利呢？

一定有办法！

“一次领袖的会议，”马苏德不无骄傲地笑道，“这会是联合反抗的新开始，对吧？”

也许吧，让-皮埃尔想，要么就是结束的开始。他低下头，将针管插进泥土里，推动注射器，清空针筒，眼见着毒药渗入土壤。全新的开始，或是终结的第一步。

让-皮埃尔给埃利斯实施麻醉，取出子弹，清理伤口，重新包扎，然后注射了抗生素防止感染。之后他又为其他两名受了轻伤的游击队员治伤。此时消息已经在村里传开，有医生来了，一群病患在院里聚集。他为一个患支气管炎的婴儿进行诊治，还处理了三例轻度感染，还有一位体内有寄生虫的毛拉。随后是午餐。下午三点前后，他打点好行囊，骑上麦琪准备回家。

他没有带埃利斯同行。留他在当地待几天比较好，卧床静养伤口可以更快愈合。如今，让-皮埃尔反倒上赶着想让埃利斯快些好起来。如果他死了，会议就会取消。

骑着老马行于山谷中，他绞尽脑汁琢磨着如何能与安纳托利取得联系。当然，他可以即刻调转马头赶往罗卡，投靠苏联人。只要对方没有当即一枪要了他的命，他应该很快就可以见到安纳托利。但这样一来，简就会猜到他的去向和动机，一定会立马告诉埃利斯。埃利斯一定会立即改变会议的时间和地点。

不过怎么也要送个信给安纳托利。但让谁去送呢？

路上总有人穿过山谷往恰里卡尔方向去。恰里卡尔镇地处平原，距此处约六七十英里；或者也可以到距此处一百英里的喀布尔。路人中有努里斯坦的奶制品商人，带着黄油和奶酪；有贩卖锅碗瓢盆的旅行商人；有赶着一小撮大尾羊赶集的牧羊人；还有游牧家庭辗转出谷，从事神秘的游牧生意。可以给些好处，找个这样的路人带封信去邮局，哪怕交给个苏联士兵也行。去喀布尔要足足走上三天，去恰里卡尔也要两天。罗卡一天就到，有苏军，但没有邮局。他有几分把握能找到人帮忙。风险当然有，信有可能被拆开，消息走漏，让-皮埃尔会暴露、被折磨、被杀掉。但也可能出现其他岔子。送信人收了钱，就一定会送信吗？万一路上信“丢”了，谁也拦不住。路上发生了什么，让-皮埃尔也许永远也不会知道。这个计划不确定的因素实在太多。

黄昏时他到达班达，问题还是没解决。简坐在屋顶吹着晚风，膝上睡着香塔尔。让-皮埃尔朝她们招手，接着进屋将医疗包放在储藏室的瓷砖台子上。他将包里的东西全部清出，当看到海洛因药片时，他马上意识到，有一个人可以信得过，可以让他去送信。

他从包里找出一支铅笔，把一包棉签的包装纸取下，撕出方方正正的一块。山谷里没有信纸，只能如此将就。他用法语写道：

克格勃安纳托利上校亲启——

听起来有点夸张，可如果不这样他也不知该如何起头。他不知道安纳托利的全名，更不知道他的地址。

让-皮埃尔继续写道：

马苏德已召集一众反抗军头领开会。日期定在八日后，8月27日，星期四。地点在班达以南的达戈村。当日可能在清真寺过夜，星期五是圣日，可能会全日集会。召集会是为了与一名中情局特工会面。此人名为埃利斯·塞勒，一周前抵达五狮谷。

我们的机会来了！

他在末尾注明日期，简单签了名。

没有信封。事实上，自从离开欧洲，他就再没见过这东西。什么办法装信最好呢？四下看看，他的目光落在了一箱配药的塑料罐上。这箱东西来的时候还配有粘贴标签，不过让-皮埃尔从来不用，因为上面没法写波斯文。他把信卷成个圆筒，放入其中一个罐子里。

他思索着如何标注。一路辗转，信会落入某个底层苏联士兵手中。让-皮尔想象着某个戴着眼镜、一脸严肃的书记员坐在冰冷的办公室，或者是个笨头笨脑的大块头，站在铁丝网栏外站岗。毫无疑问，苏联军队里那帮人一定也是相互之间推三阻四，与让-皮埃尔当年服役的法国军队并无差别。他思索着如何才能让这封信看起来十万火急，这样才能送到某位高级军官的手里。在罐子上写诸如“重要情报”或者“致克格勃”这样的内容，不管是法语、英语甚至是达里语都无济于事，因为苏联兵不懂外语，更别提波斯文字，而让-皮埃尔自己又不会写俄文。具讽刺意味的是，如今坐在屋顶上唱着摇篮曲的女人能讲一口流利的俄语，如果她愿意，她也能教让-皮埃尔该写些什么内容，如果她愿意……最终，他用英文写下了安纳托利的名字和克格勃的缩写“Anatoly-KGB”，然后把标签贴上，把药罐放入一个用十五种语言和三种国际符号标着“有毒”的空药盒，然后用绳子把箱子绑好。

他迅速将所有东西放回医疗包，补充替换了在阿斯塔纳用掉的药品器具。他倒出一把海洛因药片装进衬衣口袋，最后，将“有毒”的药盒裹进一块破毛巾。

出门前他朝简招呼道：“我下河洗洗。”

“好。”

让-皮埃尔快步穿过村子，匆匆朝路人点点头，之后便穿过田野朝外走。他踌躇满志，尽管计划风险重重，至少现在又有了胜利的希望。他绕过毛拉家的苜蓿田，翻过数阶梯田。距离村子一英里左右一座多石的山头上，有一幢孤零零的小屋。那里曾经历轰炸。山头出现在视野之内时，天色已渐渐变暗。让-皮埃尔向小屋慢步走去，一路高低不平，他走得小心翼翼，后悔没带盏灯照亮。

他在一堆碎石前停下。这里原来是房子的正面。让-皮埃尔本想进去，但臭气与黑暗让他改了主意。他大喊一声：“喂！”

一个莫名的形状从地上升起，吓得让-皮埃尔向后一跳，嘴里一阵咒骂。

疯子起来了。

让-皮埃尔瞅了瞅那张皮包骨的脸和那脸结成一片的胡须。他镇定了一下，用达里语道：“圣者，愿真主与你同在。”

“愿他也与你同在，医生。”

这人的神志还算清醒。很好。“您的肚子怎么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