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罗机场的播音系统发出门铃一般的响声，随后便分别用阿拉伯语、意大利语、法语和英语宣告，来自米兰的阿里塔利亚航班已经到达。陶菲克·马西里离开他在快餐间的小桌，一路走向上层的观察台。他戴上墨镜，向闪亮的水泥停机坪望过去。卡拉维尔号已经着陆滑行。

陶菲克来到这里是因为一封电报。那是当天早晨他在罗马的“叔叔”发来的，用的是密码。任何商务事宜都可以在国际电报中使用密码，只要事先把该密码的密钥存进邮局即可。这种密码使用范围越来越广，把普通句子压缩成词语，并不是为了保密，而是为了省钱。陶菲克“叔叔”的电报按照注册的电码本，写的是他已故婶婶遗嘱的细节。不过，陶菲克另有一个密钥，解读出来便是：

观察和跟踪弗莱德里希·舒尔茨教授，他于1968年2月28日星期三从米兰飞罗马，逗留数日。年龄51岁，身高1米8，体重150磅，白发蓝眼，奥地利国籍，仅携妻一人。

旅客开始陆续走出飞机，陶菲克几乎一眼就认出了他要找的人。这次航班上只有一个又高又瘦的白发男人。他身穿一套浅蓝色西装，白衬衫上系着领带，手提一只免税店的购物袋，身侧挎着一架照相机。他的妻子个子要矮得多，穿着一套迷你装，头上是金黄色的假发。他们跨出机舱时，一边打量着四周，一边像初次来到北非的大多数人一样，嗅着温暖又干燥的沙漠空气。

旅客在到达大厅内散开了。陶菲克在观察台上一直等到行李从飞机上运下才下去，随后他走进去，融入一小股人流中，紧靠在海关的栏杆外等候。

他等待了好久。这是他们没有教给他的——如何等待。他学会了使用枪支、记住地图、打开保险柜和徒手杀人，这一切都在训练的头六个月的课程中完成了，可是没有人讲授如何保持耐心，没有应对腿脚酸痛的练习，也没有对付单调乏味的课堂讨论。他觉得似乎开始出了差错，告诉自己要小心——

人群中还有一名特工。

陶菲克在耐心地思考问题时，下意识地触动了心中的警钟。等候走下飞机的亲戚、朋友和商界熟人的小股迎候人群有些不耐烦了。他们吸烟，倒替着双脚转移着体重，伸长脖子，躁动不安。有一个带着四个孩子的中产家庭、两个穿着棉布条纹的传统阿拉伯长袍的男人、一个穿着一套深色西装的商人、一名年轻的白人妇女、一个拿着“福特汽车厂”标志牌的司机，还有——

还有一个耐心的人。

他和陶菲克一样，有着深色的皮肤和短短的头发，穿着一身欧式西装。乍看上去，他像是和那个中产家庭一伙的，正如陶菲克看到的那样，而在一个漫不经心的人看来，他和那个穿深色西装的商人是在一起的。那名特工不动声色地站着，双手倒背，面对着行李厅的出口，毫不引人注目。在他的鼻侧有一道浅色皮肤，像是旧疤。他摸过那儿一次，大概是下意识的动作，随后就又倒背起双手。

问题在于，他是否看到了陶菲克？

陶菲克转向他身边的商人，说道：“我始终不明白，这手续怎么会用这么长时间。”他面带微笑，语调轻声轻气，那商人只好靠近他，也还以微笑，两个人就像是熟人在闲聊。

那商人说：“办手续比飞行的时间还长。”

陶菲克又偷瞥了一眼另一个特工。那人还在原地站着，眼睛盯着出口。他没有掩饰的意思，这是不是意味着他没有注意到陶菲克呢？要不就是他对陶菲克另有猜想，认定掩饰反倒会暴露自己呢？

旅客开始涌了出来，陶菲克意识到他已无能为力，怎么做都不成。他希望那名特工要迎候的人在舒尔茨教授之前出来。

事情并非如此。舒尔茨和夫人就在第一批人群中通过了大门。

那一位特工走近他们，与他们握了手。

当然，当然啦。

那位特工是来迎接舒尔茨夫妇的。

陶菲克注视着那名特工招来搬运工，引导着舒尔茨夫妇走了，随后他就从另一道门走向他的汽车。上车之前，他脱下了上衣，摘下了领带，戴上了墨镜和一顶白色的棉布帽子。这样就不容易认出来他是刚才在接人地点的那个人了。

他推测那位特工一定会把车停在紧挨着正门的非等候区，便向那条路驶去。他估计得不错。他看到搬运工把舒尔茨家的行李放进一辆用了五年的灰色奔驰车的后备箱里。他继续朝前驶去。

他的脏兮兮的雷诺轿车转了个弯，驶上从机场所在的赫料珀里斯通往开罗的高速公路的主路上。他以每小时60公里的速度行驶在慢速道上。两三分钟之后，那辆灰色的奔驰超过了他，他就加速跟上去，让那辆车保持在视线以内。他记住了那辆车的号码，能够辨认出对手的车总是很有用的。

天空布起了云层。陶菲克在两侧种着棕榈树的笔直车道上减速行驶时，心中思忖着到目前为止的发现。电报中除去舒尔茨的长相和奥地利教授的身份之外，什么都没说。不过，机场的相遇还是说明了许多情况。那是一种私下的贵宾式的接待。陶菲克估摸那个特工是本地的，一切都说明了这一判断——他的服装、他的汽车、他等候的方式。这表明舒尔茨大概受到了这里政府的邀请，然而，无论他本人还是他要见的人都想为这次访问保密。

这还远远不够。舒尔茨是哪一行的教授？他可能是银行家、武器制造商、火箭专家或者棉花收购人。他甚至会是法塔赫的一伙，但陶菲克一点看不出他像个复兴的纳粹分子。话说回来，什么可能性都有啊。

诚然，特拉维夫方面并没有把舒尔茨看得多重，否则，他们也不会启用陶菲克，他既年轻又缺乏经验，不适合这样的监视。整件事甚至可能只是又一次训练而已。

他们在莎莉·拉美西斯入口进入开罗，陶菲克驾车缩短了与那辆奔驰车的距离，直到中间只能容下一辆车。灰色轿车向右驶上尼尔滨海大道，然后穿过“七月二十六日”大桥过河，开进杰兹拉岛上的扎马里克区。

郊外沉闷的富人区车辆要少很多，陶菲克担心会被驾驶奔驰车的那个特工盯上。还好，两分钟之后那辆车拐进了靠近军官俱乐部的一条居民街，停在了庭院中有一棵蓝花楹树的砖砌的公寓外面。陶菲克当即向右转，在那辆车开门之前，躲在了他们的视线以外。他停下车跳出来，往回走到街角。他刚好看到那名特工和舒尔茨夫妇走进大门，一个身穿阿拉伯长袍的管理人正吃力地搬着他们的行李，跟在后面。

陶菲克来回打量着那条街。不见有人在闲逛。他回到他的车旁，倒着绕过街角，停在奔驰车停靠的同一侧的两辆车之间。

半小时之后，那名特工独自出来，进了他的车，开走了。

陶菲克静下心来守候。

这样过了两天，然后就中断了。

到此为止，舒尔茨夫妇的行动完全像是游客，而且看起来玩得很开心。第一天晚上，他们在一家俱乐部吃晚餐，并且观看了肚皮舞表演。第二天，他们游览了金字塔和狮身人面像，午餐在格洛匹，晚餐在尼罗河希尔顿饭店。第三天一大早他们就起床，叫了一辆出租车，前往伊本·土伦清真寺。

陶菲克把他的车停在盖亚-安德森博物馆附近，跟踪他们。他们在清真寺里马马虎虎地看了一圈，就沿着莎莉·萨利巴大街向东驶去。他们一路闲逛，瞧瞧喷泉和建筑，窥窥阴暗的小店，瞅瞅当地妇女购买洋葱和辣椒，看看街旁厩房中的骆驼。

他们在一处十字路口停下脚步，进了一家茶叶店。陶菲克横穿马路来到“色比尔”——那是一座由条纹铁栅围着的带拱顶的喷水池，他琢磨着围墙上的巴洛克浮雕。他沿街继续前行，但那家茶叶店始终在他的视线之内，他花了一些时间从一个赤脚白帽的街头摊贩那儿买下四个长得不周正的大个儿西红柿。

舒尔茨夫妇从茶叶店出来，转向北去，在陶菲克身后进入了街市。陶菲克在这里很容易逛来逛去，时而在他们前面，时而在他们后面。弗洛·舒尔茨买了一双便鞋和一只金手镯，还付了过多的钱从一个半裸的孩子手中买了一包薄荷烟。陶菲克甩开了他们一大段距离之后，在一家叫作纳西夫的咖啡馆的凉棚坐下，喝了一杯不加糖的土耳其浓咖啡。

他们离开街市，进了一家专卖马具的商店。舒尔茨看了看手表，跟他妻子说了些话——让陶菲克第一次感到些许忧虑——随后他们就走得快了些，一直来到位于原先旧城墙的“巴伯·祖维拉”城门。

有几分钟，一辆驴车挡住了舒尔茨夫妇，那头驴拉着满满一车的阿里巴巴罐子，罐口塞着一团团皱巴巴的纸。车过去之后，陶菲克看到舒尔茨在向妻子告别，然后钻进了一辆旧灰色奔驰。

陶菲克在心里骂了一句。

那辆车的车门一关就开走了。弗洛·舒尔茨挥着手。陶菲克读着车牌——就是那天他一路跟踪的同一辆车——他看着车子向西行驶，然后左转，进入莎莉港区。

他撇下弗洛·舒尔茨，扭头便跑。他们刚才遛了差不多一个小时，可是只走了一英里。陶菲克全力跑过马具店和街市，东躲西绕地越过摊位，穿过挤满了人流的闹市，在撞上一个努比亚看门人时丢掉了他那袋西红柿，最终来到了博物馆和他的汽车跟前。

他一屁股坐进司机座上，喘着粗气，身体一侧疼得他直皱眉。他启动发动机，驶上通往莎莉港区的一条近路。

路上车不多，所以他上了主路之后，估摸自己应该在那辆奔驰的后面。他继续往南行驶，过了罗达岛和吉乍桥后，便开上吉乍路。陶菲克认定，舒尔茨并没有一心甩掉尾巴。不然的话，陶菲克肯定早就把教授跟丢了。是啊，他只是在赴某个人在一处定点的约会之前做了一次早上的散步罢了。但陶菲克肯定，约会地点和事前的散步，都是那个特工建议的。

他们可能去任何地方，但很像是要出城——不然的话，舒尔茨完全可以在巴伯·祖维亚打一辆出租车——这条路是西向的主路。陶菲克把车开得飞快。不久，他前面除去笔直的灰色道路就什么都没有了，两侧也只有黄沙和蓝天。

他一直追到金字塔也不见那辆奔驰的车影。路在这里分了岔，向北到亚历山大港，向南抵达法尤姆。从奔驰车接上舒尔茨的地点来判断，经过这里到亚历山大港是绕路的，不大可能；于是陶菲克便转向法尤姆驶去。

到他总算看到奔驰时，那辆轿车已经落在他后边，正在疾驶。在追上他之前，那辆车向右转，下了主路。陶菲克刹车，调头。奔驰车已经在辅路上前行了一英里。他紧随其后。

如今有点危险了。这条路大概深入到西部沙漠，可能是一路通往卡塔拉的油田。这条路看来行车不多，强风会把车子掩进一层沙土之下。奔驰车里的特工肯定意识到他在被跟踪。若他是行当中的一把好手，雷诺车甚至会触发他想起那天出机场后的行程。

训练过的内容在这里用不上了，特工职业中的一切精巧伪装和伎俩全都没用了，你只能继续跟踪，不管对方是否发现了你，都得咬住不放，因为要点在于发现他往哪里去，你要是做不到这一点，就成了无用之辈。

于是他把注意力放到沙漠之风上，紧紧追踪，可是，他还是把他们跟丢了。

奔驰车跑得更快，而且设计得更能应对狭窄、颠簸的路况，因此没出几分钟，便驶出了视野。陶菲克沿路行驶，希望能在那辆车停下来时赶上他们，或者至少在他们的目的地遇到些什么。

他在沙漠深处以六十公里的时速驾着车，心中开始担忧加油的事。他来到一处路口的绿洲小村，几只瘦骨嶙峋的家畜在啃吃一片泥塘周围稀疏的草木。一座茅屋外面，一张拼凑起来的桌子上摆着一罐蚕豆和三听芬达饮料，昭示这算是乡野咖啡馆。陶菲克走出车子，跟一个正在给一头骨瘦如柴的水牛喂水的老汉搭讪起来。

“你看到了一辆灰色的奔驰吗？”

那农民茫然地瞪着他，好像他说的是外国话。

“你看到了一辆灰色的小汽车吗？”

老人从前额上轰走一只黑色的大苍蝇，点了点头：“有那么一辆。”

“什么时候？”

“今天。”

这恐怕是他所指望的最精确的回答了。

“走的哪条路？”

老人指着西边的沙漠。

陶菲克问：“我在哪儿可以加油？”

老人向东指着开罗。

陶菲克给了他一枚硬币，返回到车里。他发动了车子，又看了一眼油量表。他还有足够的油可以返回开罗，也就刚够，要是他继续向西开，回程时就会没油了。

他认为自己已经尽力了。他感到困顿，调转雷诺车朝城里返回。

陶菲克并不喜欢干这行。工作乏味时，他心烦；工作激烈时，他又会恐惧。可他们告诉他，在开罗有重要又危险的工作要干，而且他有成为优秀特工的必要素质，更何况他们在以色列找不到足够的埃及犹太人。如果他拒绝的话，他们不能出去再找一个具备一切素质的人选。因此嘛，当然啦，他就点了头。他并非出于理想主义才为他的国家冒生命危险。这更像是出于个人利益，以色列的垮台会意味着他完蛋了；他以冒生命危险的代价来拯救自己的生命，这是合乎逻辑的。再有，他还期待着那一天——再过五年？十年？二十年？——到时候他会老得不适合做外勤，他们就会让他回家，让他坐办公室。他就能找一个犹太好姑娘，娶了她，安定下来，享受他为之奋斗的家园。

与此同时，他既然已经跟丢了教授，就转而跟踪他的夫人。

她还在观赏街景，此时身边多了一个阿拉伯青年陪护，大概是埃及人安排好在她丈夫不在时照顾她的。当晚，那个阿拉伯人带她到一家埃及餐厅吃了晚饭，送她回家，还在园中的蓝花楹树下吻了她的面颊。

第二天一早，陶菲克到中心邮局给他在罗马的“叔叔”发了一份电报：

舒尔茨在机场与可疑的当地特工见面。游览了两天。由前述特工接走，驶往卡塔拉方向。监视中断。现在监视其妻。

他在上午九点回到扎马里克。十一点半他看到弗洛·舒尔茨在阳台上喝咖啡，就此推测出舒尔茨夫妇所住的公寓房间。

午饭时分，雷诺车里变得酷热无比。陶菲克吃了一个苹果，喝了瓶中温热的啤酒。

舒尔茨教授黄昏时候才回来，乘的还是那辆灰色奔驰。他面容疲惫，如同一个中年人走了长路那样无精打采。他下了车，径直走进公寓楼，头也没回一下。那名特工放下他之后，驾车驶过雷诺，紧盯了一阵陶菲克。陶菲克对此无可奈何。

舒尔茨去了哪里？陶菲克思索着，花了大半天才抵达那里，他在那里待了两夜一天呢，今天又花了大半天才回来。卡塔拉只是许多可能的地点之一：沙漠中的那条公路一路直抵地中海沿岸的马特鲁；有一处拐弯通往南端的卡尔库尔·托赫尔；要是换一辆车，再有个沙漠中的向导，他们甚至可以远达利比亚边境的旅游胜地。

晚九点，舒尔茨夫妇又出来了。教授的精神恢复了。他们穿戴整齐去吃晚餐，走了没多远就叫了一辆出租车。

陶菲克做了决定，不去跟踪他们。

他下车走进公寓的花园。他走进遍地是土的草坪，找到一处灌木丛背后的有利地形，可以通过敞开的前门望进楼房的前厅。那个努比亚看门人坐在一条矮木凳上，掏着鼻子。

陶菲克等待着。

二十分钟之后，那人从木凳上站起身，走到楼房背后消失了。

陶菲克匆匆穿过前厅，轻手轻脚地跑上楼梯。

他有三把万能钥匙，可是没有一把能打开三号房间。最后，他用了一块从学生用的三角板上折下来的弯曲的塑料块捅开了门。

他进了房间，在身后把门关上。

这时外面天已经黑透了。路灯的微弱光线透过没遮蔽的窗子照了进来。陶菲克从裤兜里取出一个微型手电，不过暂时没有打开。

房间宽敞，通风很好，墙壁是白色的，摆着英国殖民时代的家具，有一种像是没人居住的清冷感。房间内设一间客厅、一间餐室、三间卧室和一间厨房。陶菲克飞快地瞥过全屋之后，开始认真察看。

两间小卧室空空荡荡。陶菲克在大卧室里迅速地翻看了所有的抽屉和柜门。立柜里面是年轻女人穿戴的五光十色的衣裙：亮丽的印花、饰有闪光圆片的长袍，绿松石色的、橘红色的和粉色的。标签都是美国制造。电报上说，舒尔茨是奥地利人，但或许他住在美国吧。陶菲克始终没听到他说话。

床头柜上摆着一本《时尚》出版社的英文版埃及导游手册，还有一份复印的论述同位素的讲稿。

如此看来，舒尔茨是位科学家。

陶菲克浏览了全篇讲稿，大多数内容超过了他的知识范畴。他心想，舒尔茨应该是位顶级的化学家或物理学家。特拉维夫方面要弄清的是：这位教授是否在这里为武器研制而工作。

屋里没有个人文件——显然，舒尔茨随身带着他的护照和钱夹。航班标签也已经从配套的几只黄色鞣皮箱上被取下了。

客厅的一张矮桌上，放着两只留有杜松子酒气味的空酒杯：他们在出发前喝过鸡尾酒，他想。

在浴室里，陶菲克发现了舒尔茨去沙漠时穿的衣物。鞋里有许多细沙，裤脚上沾上了灰色的小颗粒，很可能是水泥。在那件皱巴巴的衬衫的胸兜里，他找到了一个约一英寸的细长的蓝色塑料容器，里面装的是用来保护胶卷的那种防光包层。

陶菲克随手把那只塑料瓶装进了衣兜。

在小客厅的垃圾篓里，他发现了被取下的航班标签。舒尔茨夫妇的地址是马萨诸塞州的波士顿，这可能表明教授在哈佛、麻省理工学院或者那一带的某个次要些的大学任教。陶菲克迅速地计算了一下，二战期间，舒尔茨应该二十多岁：那么，他极可能是战后去往美国的一位德国火箭专家。

唔，不对。不会用一名纳粹分子为阿拉伯人干活的。

不管是不是纳粹分子，舒尔茨反正是个小气鬼：他的肥皂、牙膏和须后水，都是从不同的航班和旅馆拿来的。

在地板上靠近摆空酒杯的桌子旁边紧挨着一把藤椅，上面放着一个大张的横条笔记本，最上边的一页是空白，只躺着一支铅笔。舒尔茨大概在他的旅途中一边啜饮着加料的姜汁冷饮，一边随手记笔记。陶菲克在公寓房间里搜寻从笔记本上撕下的纸页。

终于，他在阳台上找到了。纸页已经在一个大型的玻璃烟灰缸里被烧成了灰。

那天夜间很凉。再过些日子，天气会变得暖和，空气中还会混有楼下庭院中蓝花楹盛开的香气。城里往来的车辆在远处呼吼着，这让陶菲克想起他父亲在耶路撒冷的公寓。他不晓得自己何日才能重返那座城市。

他在这里已经尽力了。他要再查看一下那个大笔记本，看看舒尔茨的铅笔笔迹是否在下一页留下了印痕。他转身离开护栏，跨过阳台，径直来到向后通往客厅的法式窗户。

他的手刚刚触碰到门上，就听到了说话声。

陶菲克顿时僵住了。

“抱歉，亲爱的。我实在无法再面对又一块煎得太老的牛排了。”

“看在上帝的份上，我们本来能够吃点什么的。”

舒尔茨夫妇回来了。

陶菲克迅速地回视了一下他在房间里走过的路线：卧室、浴室、客厅、厨房……除去那个小塑料瓶，他已经把他碰过的东西全都复位了。他无论如何是要把小瓶带走的。舒尔茨会以为自己把它弄丢了。

要是陶菲克这时候能够不被察觉地溜掉，他们可能永远不会知道他来过这里。

他抽身翻过护栏，用手指吊着，伸直全身。天太黑，他看不到地面。他松开手，轻轻地落地，快步溜开了。

这是他第一次入室行窃，他感到很高兴。事情进展得如同一堂训练课那样顺利，虽然主人早早返回，只好使用事先安排好的间谍突然溜走的通道。这种局面令人满意。他在暗中窃笑。他很可能熬到坐办公桌的那一天。

他进了汽车，启动引擎，打开大灯。

两个人从阴影中走出来，站到了雷诺车的两侧。

谁？

他没有停车思考是怎么回事。他换到一挡，把车开了出去。那两个人匆忙地闪到一旁。

他们没有试图拦阻他。那他们到这里来又是为了什么呢？是要弄清他是否待在车里吗？

他踩住刹车，向后座看去，这时他才绝望地发现，他再也看不到耶路撒冷了。

一个身穿黑色西装的高个子阿拉伯人朝他咧嘴一笑，随手掏出一只小手枪对着他。

“继续开。”那人用阿拉伯语说，“不过请别开得这么快。”

问：你叫什么名字？

答：陶菲克·马西里。

问：说说你自己吧。

答：年龄二十六岁，身高五英尺九英寸，体重

一百八十磅，眼睛褐色，头发黑色，闪米特人的五官，

浅棕色的皮肤。

问：你为谁效劳？

答：我是个学生。

问：今天星期几？

答：星期六。

问：你的国籍？

答：埃及。

问：二十减七是多少？

答：十三。

上述问题旨在试用测谎器的标准。

问：你为中情局工作？

答：不。（真话）

问：德国人？

答：不。（真话）

问：那就是以色列。

答：不。（假话）

问：你真的是学生？

答：是。（假话）

问：告诉我你的学习情况。

答：我在开罗大学读化学。（真话）我对聚合物感兴趣。（真话）我想当石油化学工程师。（假话）

问：聚合物是什么？

答：具有长链分子的复杂的有机化合物——最普通的是聚乙烯。（真话）

问：你叫什么名字？

答：我告诉过你了，陶菲克·马西里。（假话）

问：贴在你的头部和胸部的衬垫用来测量你的脉搏、心跳、呼吸和排汗。你一说假话，你的新陈代谢就会揭露你——你的心跳加快、出汗增多，诸如此类。这台机器是我们的苏联朋友送给我们的，你说假话，它就会告诉我。我刚好知道，陶菲克·马西里已经死了。你到底是谁？

答：（没吱声）

问：连在你生殖器头上的这根电线是另一台机器的一部分。连到这里的电钮上。当我按下电钮时——

答：（尖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