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上了一辆饱经日晒雨淋的双座英国跑车。哈桑驾车驶出非等候区停车处，进入了车流，狄克斯坦在一旁仔细打量着他。这个阿拉伯人变了，不只是年龄。他的胡须上已有几缕灰白，腰围也粗了，声音深沉了，这些都在意料之中。可是还有别的变化。以前在狄克斯坦眼中，哈桑始终一副贵族派头。他举止舒缓，在别人都年轻和情绪激动的时候，他却无动于衷，稍显厌烦。如今，他那种高贵风范已然不见。他就像他那辆车，有些无精打采、匆忙行事的样子。不过，狄克斯坦原本就想不出这个人的贵族做派有多少是培养出来的。

既然已经犯了错误，狄克斯坦对此也认了。当下最重要的就是尽量搞清损害会达到什么程度。他问哈桑：“你现在住在这里吗？”

“我的银行的欧洲总部设在这里。”

狄克斯坦心想，如此说来，他可能依旧富有。

“是哪家银行？”

“黎巴嫩的雪松银行。”

“为什么设在卢森堡？”

“这里算得上是个金融中心吧。”哈桑回答说，“欧洲投资银行在这儿，他们还有一个国际股票交易的机构。那你呢？”

“我住在以色列。我住的农庄制作葡萄酒——我在试探欧洲经销的可能性。”

“那等于把煤运到纽卡斯尔。”

“我也才这么想。”

“要是你回来的话，我说不定能帮你一把。我在这儿有许多关系。我可以为你安排一些会面。”

“多谢了。你这么帮忙，我会采纳的。”狄克斯坦盘算着，即使出现了最糟不过的情况，他总能赴约，卖些红酒。

哈桑说：“这么说，你家在巴勒斯坦，而我家在欧洲。”他是勉强笑着说的，狄克斯坦看得出来。

“银行干得怎么样？”狄克斯坦问道。他不清楚“我的银行”指的是“我拥有的银行”或“我经理的银行”还是“我上班的银行”。

“噢，相当出色呢。”

他们似乎彼此间没有更多的话题可谈。狄克斯坦本可以问问哈桑在巴勒斯坦的家怎么样了，他跟艾拉·阿什福德的关系怎么断的，以及他怎么会驾驶一辆跑车，但是他担心回答可能会带来痛苦，无论给哈桑，还是给他自己。

哈桑问道：“你结婚了吗？”

“没有。你呢？”

“没有。”

“真怪。”狄克斯坦说。

哈桑笑了。“我们不是那种负得起家庭责任的人，你和我都一样。”

“噢，我可负有责任。”狄克斯坦说，心里想的是那个孤儿莫蒂，还没给他读完《金银岛》呢。

“可你的目光游移不定，是吧？”哈桑说着，眨了眨眼睛。

“我的记忆中，你是女士们的意中人。”狄克斯坦不自然地说。

“啊，那时候是吧。”

狄克斯坦尽量不去想艾拉。他们抵达了机场，哈桑停下车。

狄克斯坦说：“谢谢你送我。”

哈桑在羊皮座椅上转过身。他盯着狄克斯坦。“我放不下。”他说。“实际上，你比1947年那时看着还年轻呢。”

狄克斯坦和他握着手：“真抱歉，我这么匆忙。”他下了车。

“别忘了下次来这里时，给我打电话。”哈桑说。

“再见。”狄克斯坦关上车门，走进了机场。

随后，他才终于允许自己去回忆了。

在清冷的花园里，四个人就那么一动不动地待了长长的一次心跳的时间。之后，哈桑的一双手在艾拉的身体上移动着。狄克斯坦和科顿就穿过篱墙的缝隙走了出去，消失在视线之外。那一对情人始终没有看见他们。

他们朝住宅走去。他们来到没人听得见的地方以后，科顿才说：“天啊，这可是热料。”

“咱们别谈这个了。”狄克斯坦说。他觉得就像一个人回头去看，结果撞上了电线杆，让人又疼又气，却只能怨自己怪不得别人。

所幸，聚会已经散了。他们离开那里而不必跟那个戴绿帽子的阿什福德教授说些什么，他正在一个角落里同一名研究生深谈呢。他俩到乔治餐厅吃午饭。狄克斯坦没吃什么，只是喝了些啤酒。

科顿说：“听着，纳特，我不知道你为什么这么没胃口。我的意思是，这事恰恰表明了她是可以上手的，对吗？”

“对。”狄克斯坦应着，其实言不由衷。

账单来了，十先令多一些。科顿付了款。狄克斯坦步行送他到火车站。他们庄重地握了手，科顿上了火车。

狄克斯坦在公园里走了好几个小时，甚至没注意到天气的寒冷，只是在努力理清自己的情感。他失败了。他清楚他不嫉妒哈桑，不对艾拉抱有幻想，也不感到失望，因为他从来就没抱有希望。他垮了，而且他说不出原因。他巴不得能够有个人听他诉诉衷肠。

不久之后，他就去了巴勒斯坦，虽然并不仅仅因为艾拉。

在随后的二十一年里，他始终没有过女人，不过那也不仅仅完全是因为艾拉。

亚斯夫·哈桑莫名其妙地气呼呼地驾车驶离卢森堡机场。他能够清晰地勾画出年轻时的狄克斯坦，这光景恍如昨日：一个面色苍白的犹太人，身穿廉价西装，瘦得像个女孩，站立时总略显驼背，像是等着挨鞭子抽。他用成人渴望的目光盯着艾拉·阿什福德丰满的身体，顽固地争辩说，不管阿拉伯人赞成与否，他的人民都要占有巴勒斯坦。哈桑当时认为他像孩子般可笑。如今，狄克斯坦住在以色列，栽种葡萄并制作红酒，他是找到了家，可哈桑却失去了家。

哈桑不再富有了。虽说按照地中海东部的标准，他从来没有富裕得令人咂舌，但他总是吃着美食，穿得讲究，而且受到了良好的教育，也就自觉地端起了阿拉伯贵族的架子。他的祖父是个事业有成的医生，帮助长子从医、次子经商。次子就是哈桑的父亲，他在巴勒斯坦、黎巴嫩和外约旦买卖纺织品。在英国统治时期，他的生意兴隆，但是犹太移民吞食了市场。直到1947年，他们家在东地中海地区遍设店铺，并且在拿撒勒附近拥有了自己的庄园。

但是，1948年的那场战争摧毁了他们。

当以色列宣布建国、阿拉伯军队发动进攻的时候，哈桑一家犯下了致命的错误：他们打点行装逃往叙利亚，并且从那时起再也没有回去过。设在耶路撒冷的仓库被烧成了平地，店铺遭毁或者被犹太人侵占，而家中的地产也由以色列政府“代管”了。哈桑听说，他家那座庄园如今成了一家农庄。

从那时起，哈桑的父亲一直住在联合国的一处难民营里。他所做的最后一件大事是写了一封信，把亚斯夫推荐给在黎巴嫩的银行家们。亚斯夫手握大学文凭，讲着一口出色的英语，那家银行给了他一份工作。

他向以色列政府申请按照1953年的《土地占有法》给他补偿，但遭到拒绝。

他只到过一次难民营，去看望他的家人，但那里的景象却让他终身难忘。他们住在一栋木板房里，使用公共厕所。他们没有特殊待遇，不过是成千上万无家可归的家庭中的一个，没有前途，没有指望。看到他的父亲，那个曾经机灵果敢、靠坚定的手腕掌管着大宗生意的人物，如今沦为一个排队领取食物、玩十五子游戏熬过余生的老头，亚斯夫恨不得向校车扔枚炸弹。

女人们差不多像往常一样打水，清理房间，但男人们却身穿二手服装游来逛去，不知所终。他们的躯体松垮了，头脑麻木了。十几岁的孩子闲逛着、争吵着、动刀子打架，因为他们前途无望，只有在炙热的骄阳下听凭生命毫无作为地枯萎。

难民营中臭气熏天，令人绝望。哈桑再也没有回去过，不过他不断写信给母亲。他算是逃过了这一劫，如果说他抛弃了父亲，那正是父亲帮他做到这一步的，看来他倒是希望如此。

他做银行职员算是小有所成。他聪明正直，然而他成长的道路并不适合从事仔细计算的工作，包括整日里应付纷至沓来的备忘录和保存一式三份的记录。何况他心中另有所图。

对于他被剥夺的一切，他从未曾停止过尖刻的怨恨。他终身都怀着愤怒，如同一个隐秘的重负。无论他的理性告诉他什么，他的灵魂总会说着同一句话——他在父亲最需要之时抛弃了他，而那种愧疚之心则加强了他对以色列的仇恨。每年他都期待着阿拉伯军队能够粉碎犹太人的入侵，而他们一次又一次的失败更增加了他的沮丧和愤怒。

1957年，他开始为埃及情报部门工作。

他不是什么很重要的特工，但是随着银行业务在欧洲的扩展，他开始在办公室，从银行的散碎闲聊中偶尔得到一些有价值的东西。有时候，开罗会通过他获取有关某个军火制造商、某个犹太慈善家，或者某个阿拉伯大富翁的财产的专门信息；如果哈桑在他的银行档案中没有详细记录，他也总能从朋友们或者生意关系户那里得到。他还接到常规的指令，让他关注欧洲的以色列商人，以防他们是间谍；因此他才接近纳特·狄克斯坦，并假作友好。

哈桑认为，狄克斯坦的故事大概不假。他穿的那身破旧的西装，戴着的原样圆眼镜，以及一般无二的不引人注目的神情，都让他看上去像是个带着难以推销的产品的低薪销售员。然而，头一天晚间，在迪克斯街上出现了那桩稀罕事：人们发现在阴沟里有两个年轻人——据警察所知是两个小偷，被凶狠地打成了残废。哈桑从市警察局一个关系那里获知了详情，这俩毛贼显然是挑错了下手的对象。他们受的伤出自职业手法：伤他们的人可能是士兵、警察、保镖……或者是特工。在这样一次意外事故之后，任何一个于次日一早匆忙外逃的以色列人都值得审查。

哈桑驾车返回阿尔法旅馆，找到前台职员谈话。“一小时之前，你们的一位客人退房时，我就在这儿。”他说，“你还记得吧？”

“是的，先生。”

哈桑给了他二百卢森堡法郎。“请你告诉我他用什么姓名登记的好吗？”

“没问题，先生。”那职员翻看着登记簿，“爱德华·罗杰斯，来自《国际科学》杂志的记者。”

“不是纳撒尼尔·狄克斯坦？”

那位职员耐心地摇着头。

“请你再仔细看看，有没有一个从以色列来的叫纳撒尼尔·狄克斯坦的人登记过呢？”

“好的。”那职员用了好几分钟从头到尾查看一沓材料。此刻，哈桑的兴奋之情在爆破上升。如果狄克斯坦用了虚假姓名登记，那么，他就不是红酒销售员——如此看来，他不是以色列特工还会是什么呢？最终那职员合上了登记簿，抬起了头;“肯定没有，先生。”

“谢谢你。”哈桑离开了。他驶回办公室的路上得意扬扬，他运用自己的智慧发现了重要的事情。他一坐到桌旁，马上就写出了一条信息。

此地出现可疑的以色列特工。纳特·狄克斯坦化名爱德华·罗杰斯。五英尺六英寸身高，瘦小，黑发，褐眼，年约40岁。

他将信息加密后，用直通电报发给银行的埃及总部，但在密码电文上面又附加了一句密文。这纸电文绝不会到达总部了，因为他附加的那句密文指示开罗邮局将该文发给调查局总监。

发出信息当然只是平淡的一举。不会从另一头得到回应或者感谢。哈桑无能为力，只有继续他的银行本职工作，不要去做白日梦。

随后，开罗给他打来了电话。

这是前所未有的。他们有时给他发来电文、用户直通电报甚至信函，当然都用密码。有一两次他见过阿拉伯使馆的人员，得到了口头指令。可是他们从来没打过电话。他的报告准是引起了超过他设想的震撼。

打电话的人想要知道有关狄克斯坦的更多的情况。“我想确认你在电文中提到的顾客的身份。”对方说，“他是戴圆眼镜吗？”

“是的。”

“他讲英语带伦敦东区的土音吗？你能辨出那种土音吗？”

“没错，是的。”

“他的前臂上有一个刺青的数字吗？”

“我今天没看到，不过我知道他有那刺青……多年前，我在牛津读大学，和他同窗。我可以肯定那就是他。”

“你认识他？”从开罗传来的声音中露出惊诧，“这条信息在你的档案里有吗？”

“没有，我从来没有——”

“这么说，应该填上。”那人动气地说，“你跟我们多久了？”

“从1957年。”

“这就说明……那都是旧日的事了。好吧，现在听好。这个人是个十分重要的……客户。我们想要你一天二十四小时地跟他在一起，你懂吗？”

“我做不到，”哈桑苦恼地说，“他已经走了。”

“到哪里去了？”

“我开车送他到了机场。我不知道他要去哪儿。”

“那就弄清楚。给航空公司打电话，询问他搭乘了哪次航班，十五分钟以后给我回话。”

“我尽力——”

“我对你尽力不感兴趣。”来自开罗的声音说，“我要他的目的地，而且要在他抵达那里之前就弄清。眼下我们已经搭上他，我们不能再丢掉。”

“我马上就去办。”哈桑说，但他那句话还没说完，电话已经挂断了。

他放好电话。一点不错，从开罗没有得到一句感激的话，但是这样已经不错了。一时之间，他变得重要了，他的工作变得紧迫了，他们要依靠他了。他可算有机会可以为阿拉伯的事业尽一些力了，终于有了机会可以反击了。

他重新拿起电话，开始打给航空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