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津城的变化没有人的变化大。城市的变化在意料之中，城区比起以前扩大了，车辆和店铺数量剧增，商品也更加琳琅满目，街道愈发拥挤不堪。但这地方主导的典型特征依旧是大学校园的乳白色建筑，偶尔穿过一座拱门瞥去，会看到一处荒僻的方形绿色草坪，令人惊叹不已。狄克斯坦还注意到英格兰奇特的苍白亮光，与以色列那闪耀着黄铜色的阳光截然不同。其实，这里一向如此，但作为本地人，他却从未曾见过。然而，大学生们似乎是全新的一代。狄克斯坦在中东和全欧洲都见到过长发过耳的男子围着橘色或粉色的围巾，穿着喇叭裤和高跟鞋。他原不曾指望过人们会像他们在1948年时的穿着：花格呢的外套和灯芯绒的裤子，牛津式衬衫上系着从霍尔店买来的涡纹图案细毛领带。但这里人们的装束依旧超出了他的想象。许多人在大街上光着脚，或者不穿袜子蹬着怪模怪样的凉鞋。男男女女都穿着裤子，在狄克斯坦看来，裤腿紧得十分不雅。在观察到好几名妇女的乳房在五颜六色的宽松衬衫里自由地抖动之后，他得出结论：戴乳罩已经过时。蓝色的粗斜纹布比比皆是，不仅是裤子的面料，而且用作衬衫、外套、裙子，甚至大衣的材料。还有发式！那才真正地让他吃惊。男子的头发不仅过耳，有时甚至快要及腰。他看到两个家伙梳着辫子。其余的男女的大波浪卷头发乱糟糟地向四下伸张着，让他们看上去像是正在从篱洞中向外窥视的兽类。可是这副样子看来还不足以使一些人张扬，他们还蓄起耶稣式的、墨西哥式的胡须或者八字胡。他们大概是火星人吧。

他惊诧不已地在市中心漫步，随后便朝郊区走去。他已经有二十多年没走过这条路了，但他仍然记忆犹新。他大学时代的种种琐事在他的脑海中一幕幕浮现：他发现了路易斯·阿姆斯特朗令人惊异的短号吹奏；他悄悄地自我觉察到自己东区口音的过程；他对除他之外大家何以如此喜欢喝得酩酊大醉感到费解；他借书的速度超过了阅读的速度，以至于他房间里桌子上堆的书越来越高。

他想不出岁月是否改变了他。他觉得并不太大。当时他始终是个惊弓之鸟，寻找着一处安身立命之地，如今他有了以色列作为避风港，但他未能在那里藏身，反倒要出来捍卫那个国家。他当年和现在一样，是个三心二意的社会主义者，认为社会不公，却不清楚如何得以改进。随着年龄的增长，他获得的是技能，而不是智慧。事实上，在他看来，他知道的多了，真正理解的却少了。

他觉得现在还算是幸福的。他知道自己是什么角色，必须做些什么。他能够揣测出生活是什么样子，并且发现自己能够应付自如。虽说他的人生态度和1948年时没什么两样，不过现今倒是自己更有把握了。然而，年轻的狄克斯坦曾经希冀的某种其他的幸福，最终并没有出现。的确，这样的可能性已经随着岁月的流逝而退去。这地方让他不愉快地回想起那一切，尤其是这栋住宅。

他站在住宅的外边端详着。这里丝毫未变：墙壁仍然涂成绿白两色，宅前的庭院依旧是树木野草丛生。他打开了院门，沿小路走到门前，敲响了门。

这样叫门不一定管用。阿什福德可能已经搬走，或者不在人世，也许干脆外出度假了。狄克斯坦应该事先给大学打个电话询问一下。不过，如果只是谨慎地打听，必然会有浪费时间的风险。何况，他倒更愿意在多年之后再看看这处老地方。

门开了，那个女人说道：“您哪位？”

狄克斯坦惊出一身冷汗。他的嘴巴张开着。他稍稍有些站立不定，伸出一只手扶住墙来稳住自己。他的面孔惊讶得皱成一团。

那就是她，还是二十五岁时的样子。

狄克斯坦用充满怀疑的声调说：“艾拉……”

她瞪着台阶上的这个小个子不速之客。他的样子像是大学的学监，戴着圆圆的眼镜，穿着旧的灰西装，留着又短又硬的头发。她开门的时候，他还好好的，可是他的目光刚一落到她身上，脸色一下子就煞白了。这种情况她以前遇到过一次，是她走在高街上的时候。一位快活的老先生盯视了她一会儿，脱下帽子，拦住她，口中说：“我说，我知道咱们还没有彼此介绍过，不过……”

这显然是同样的情况，于是她便说道：“我不是艾拉，我是苏莎。”

“苏莎！”陌生人说。

“人们都说，我长得和我母亲在这个年龄时一模一样。你显然认识她。请进吧？”

他站在原地没动。尽管脸色依旧苍白，他似乎在从惊讶中回过神来。“我是纳特·狄克斯坦。”他面带微笑地说。

“你好。”苏莎说，“你愿意……”这时她才意识到了他刚刚说的话。这次轮到她吃惊了。“狄克斯坦先生！”她说，声音高得像是尖叫。她伸出双臂，搂住他的脖子，亲吻了他。

“你记起来了。”她松开手后，他说道。他看上去既高兴又发窘。

“当然啦！”她说。“你还拍抚过赫兹恰呢。你是唯一懂得它的话的人。”

他又一次以微笑作答：“赫兹恰，那只猫……我都忘了。”

“好吧，快进来吧！”他从她身边走进宅子，她关上了门。她拉起他的胳膊，领他穿过方形的客厅。“这太妙了。”她说，“到厨房来吧，我刚才正忙乎乎地做蛋糕呢。”

她给了他一只凳子。他坐下去，慢慢地打量着四周，微微点着头认出了旧的厨桌、壁炉、窗外的景色。

“咱们来点咖啡吧。”苏莎说，“也许你愿意喝茶？”

“就来咖啡吧。谢谢。”

“我猜想你要见我爸。今天上午他授课，不过很快就会回来吃午饭的。”她把咖啡豆倒进一台手动的研磨机里。

“你母亲呢？”

“她在十四年前去世了。癌症。”苏莎瞅着他，等他说出那句自然的“我很难过”。然而他的那句话并没有说出口，但想法却流露在脸上。不知为何，她倒是因此而更喜欢他了。她研磨着咖啡豆。那声音填塞了沉默的空气。

她磨完之后，狄克斯坦说道：“阿什福德教授还在教课……我正想推算出他的年纪。”

“六十五岁啦。”她说，“他工作不太多。”六十五岁听起来够老的了，可是她爸不怎么见老，她疼爱地想，他的头脑依旧犀利。她想知道狄克斯坦的生计是什么：“你移民到巴勒斯坦了吗？”

“以色列。我住在一座农庄里。种葡萄，酿造葡萄酒。”

以色列。在这栋房子里，它总是被叫巴勒斯坦的。她爸会如何对待这位老朋友呢？他拥护的正是她爸反对的啊。她晓得答案，其中不会有什么差别，因为她爸的政治只是理论上，而不是实际上的。她想不出狄克斯坦为什么会来到这里。

“你在度假吗？”

“生意上的事。我们现在认为，葡萄酒已经达到足以向欧洲出口的品质了。”

“那好极了。你在出售吗？”

“寻找商机吧。跟我说说你自己吧。我敢打赌你不是大学教授。”

这句话有点让她气恼，而且她知道自己耳根处有些发红了，她不愿这个男人认为她的智慧够不上一名教授。“你怎么这么想呢？”她冷冷地说。

“你过于……热情。”狄克斯坦扭过脸去仿佛当即后悔选了那个字眼，“反正是，太年轻了。”

她误判了他。他不是在藐视她。“我有我父亲对语言敏锐的耳朵，但缺乏他那种学术上的灵活头脑，所以我只是个空中小姐。”她说，其实自己也不清楚她是否当真不具备学术头脑，是否当真没有当教授的智力。她把开水冲进过滤器，咖啡的香气在室内弥漫。她不知道接下来该说什么。她抬眼看着狄克斯坦，发现他沉思着，目光却直愣愣地盯着她看。他的大眼睛是深棕色的。她突然感到害羞，这也没什么不寻常的。她就这么对他明说了。

“害羞？”他说，“那是因为我一直盯着你看，把你当作一幅画或者什么。我在设法接受这一事实，你不是艾拉，而是抱着老灰猫的那个小姑娘。”

“赫兹恰死了，大概在你走后不久。”

“很多事情都变了。”

“你是我父母的至交吗？”

“我是你父亲的一个学生。我远远地崇拜着你母亲。艾拉……”他又一次移开了目光，似乎假装说话的是别人，“她不仅拥有美貌——她有震撼人心的力量。”

苏莎凝视着他的面孔，心想，你爱她。这念头油然而生，是本能的，不过，她当即怀疑自己可能想错了。然而，这倒是解释了他在门口台阶上看到她时的那种强烈反应。她说：“我母亲原本是个嬉皮士，你知道吗？”

“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她想要自由。她极力反对加在阿拉伯妇女身上的束缚，尽管她出身于一个富有而自由的家庭。她嫁给我父亲，就是要离开中东。当然，她发现西方社会自有其压迫妇女的一套。于是，她就继续冲破大多数规矩。”苏莎说着，回忆起在她成长为成熟女人并开始懂得爱情的时候，如何认识到她母亲的不检点。她肯定当时感到震惊，但现在却无法想起那种感觉了。

“那就让她成了嬉皮士？”狄克斯坦问道。

“嬉皮士相信自由的爱情。”

“我明白了。”

从他对这件事的反应中，她知道他母亲没有爱上狄克斯坦。她毫无道理地为此感到伤心。“跟我说说你的父母吧。”她说。她和他谈话就像他们是同龄人。

“不过，你还是先倒上咖啡吧。”

她哈哈大笑：“我给忘了。”

“我父亲是个鞋匠。”狄克斯坦开始说起来，“他修鞋手艺好，可不善于做生意。不过，三十年代对伦敦东区的鞋匠来说，倒是好年头。人们买不起新鞋，就把旧鞋年复一年地修了又修。我们从来没发过财，可我们比周围的大多数人还是有些钱。当然啦，我父亲还是感到了压力，家中要扩大生意，要开第二家店，还要再雇些人。”

苏莎把咖啡递给了他：“要加奶和糖吗？”

“只要糖，不要奶。谢谢。”

“接着说吧。”那是个不同的世界，她一无所知。她从来没想过一个修鞋匠在萧条期间会过得不错。

“卖皮子的以为我父亲是个鞑靼人，他们一向只把最好的皮子卖给他。要是有二等皮子，他们就会说：‘别自找麻烦地把那货色给狄克斯坦，他会直截了当地退回来的。’反正我是这么听说的。”他又微微一笑。

“他还健在吗？”苏莎问道。

“他在战前就去世了。”

“怎么回事？”

“唉。20世纪30年代的伦敦是法西斯分子的天下。他们每晚都要召开露天大会。演讲人会对人们说，全世界的犹太人都在吸食劳动人民的鲜血。演讲者和组织者都是受人尊敬的中产阶级人士，可场下的观众却是无业游民。会后，他们会在大街上游行，砸碎玻璃窗，骚扰路人。我们的住处成了他们最完美的袭击目标。我们是犹太人，我父亲是个小业主，因此在他们眼里也就是个吸血鬼。而且，跟他们的宣传一致，我们确实比周围的人日子好过些。”

他停住嘴，凝视着空中。苏莎等他接着说。在他讲这段事情时，身体似乎蜷缩成一团——两条腿紧紧地叠着，两只胳膊抱在胸前，后背拱起。他穿着那套不合身的职员灰西装，坐在厨房的凳子上，臂肘、膝盖和肩膀向四下冒出凹凹凸凸的角度，样子像装在袋子里的一捆木棍。

“我们住在店铺的楼上。每个该死的夜晚，我都睁眼躺着，等着他们走过去。我莫名其妙地恐惧，主要因为我父亲吓得要死。有时候，他们什么也没干，只是路过而已。他们通常都高喊口号，常常都要打碎玻璃。有两次他们闯进店里，乱砸一通。我以为他们会上楼来。我把脑袋钻到枕头下边，哭泣着，诅咒上帝把我生作犹太人。”

“难道警察就什么都不管吗？”

“也就是尽力而为吧。如果他们在附近，就加以制止。可是那年月他们的事情太多了。共产党人是唯一帮我们反击的人。所有的党派当然都反对法西斯分子——可是只有他们拿起了鹤嘴锄和撬棍，并且设下路障来反击他们。我想加入共产党，可是他们不要——我太小了。”

“你父亲呢？”

“他伤心透顶。店铺第二次遭到洗劫之后，再没钱装修了。看来，他没有精力再在别处重新开始创业了。他申请救济，无非是瞎忙活。他在1938年去世了。”

“你呢？”

“我很快就长大了。刚够年龄，就参了军。早早地当了俘虏。战后来到牛津，后来退学，去了以色列。”

“你在那儿成家了吗？”

“整个农庄就是我的家……我从未结婚。”

“因为我母亲吗？”

“也许是吧，算一部分原因。你挺直率的。”

她又一次感到耳根臊红了。向一个其实还是陌生人的人这样发问是很亲密的。可是又来得极其自然。她说：“抱歉。”

“用不着抱歉。”狄克斯坦说，“我很少这样谈话。实际上，我也说不清，总觉得这次整个旅程都充满着往昔的踪迹。有一个词很恰当：回忆的芬芳。”

“那意味着嗅到了死亡。”

狄克斯坦耸了耸肩。

一阵沉默。苏莎心想，我挺喜欢这个人。我喜欢他的谈吐和他的沉默、他的大眼睛、他的旧西装、他的回忆。我希望他能够多待一会儿。

她敛起咖啡杯，打开了洗盘机。一只匙子从托盘上滑下，蹦到了大个的旧冰箱底下。她说了声：“该死。”

狄克斯坦跪下去往底下看。

“这一下，得永远藏在那儿了。”她说，“冰箱太重，移不动的。”

狄克斯坦用右手抬起了冰箱的一头，左手伸到下边。他把冰箱放稳，站起身，把匙子递给苏莎。

她瞪着他：“你是什么人？美国队长吗？那家伙重得很呢。”

“我是在地里干活的。你怎么知道美国队长？在我少年时期，他可是个时髦人物呢。”

“他现在还是很时髦。那些漫画艺术真是异想天开呢。”

“哎，取悦大众罢了。”他说，“我们当年只能偷偷地看，因为那是垃圾读物。如今倒成了艺术作品了，也不错。”

她笑了：“你当真下地干活？”他的样子像职员，不像干地里活的。

“当然啦。”

“一个经销葡萄酒的人，在葡萄园里实际上弄得指甲缝里都是泥。这可不寻常。”

“在以色列很常见。我以为，我们有点……迷住了心窍……对于土地。”

苏莎看了看手表，吃惊地发现已经这么晚了：“我爸随时都会回来。你和我们一起吃饭，好吗？恐怕只有三明治了。”

“那就挺好的。”

她把一条法国面包切了片，接着拌起色拉。狄克斯坦主动洗起莴苣，她给了他一条围裙。过了一会儿，她看到他又瞅着她了，就露出了笑容：“你在想什么呢？”

“我回想起一件事，会让你不好意思的。”他说。

“还是告诉我吧。”

“有一次我晚上在这里，大概六点钟吧。”他开始说，“你母亲不在。我来是要跟你爸借一本书。你当时在洗澡。你爸接了一个从法国来的长途电话。我不记得是怎么回事了。就在他接电话的时候，你哭了起来。我奔上楼，把你抱出浴缸，给你擦净身子，给你穿上睡袍。那会儿你大概四五岁吧。”

苏莎大笑起来。她眼前突然出现了那一景象：狄克斯坦在雾气蒙蒙的浴室内，伸下手去，毫不费力地把她从满是肥皂泡的热水浴缸里抱了出来。在那幻象中，她不是个孩子，而是个成年女人，双乳湿漉漉的，腿裆里净是肥皂沫，在他把她拽到他胸前时，他的双手坚定有力。这时，厨房门打开了，她父亲走了进来，那梦幻消失了，只留下了一种私通的感觉和罪孽的痕迹。

纳特·狄克斯坦觉得阿什福德教授已经尽显老态。现在，除去一圈白发，头顶完全秃了。他稍稍有些发福，动作也有些迟缓，但在他的眼睛里依然闪着求知的智慧之光。

苏莎说：“一位意想不到的客人，爸。”

阿什福德看着他，毫不犹豫地脱口而出：“年轻的狄克斯坦！好啊，我真有福气！我亲爱的朋友。”

狄克斯坦握着他的手。握得很有力：“你可好，教授？”

“结实极了，亲爱的孩子，尤其是有我女儿在这儿照顾我。你还记得苏莎吧？”

“我们一上午都在回忆往事呢。”狄克斯坦说。

“我看见她已经让你扎上围裙了。这么快，就算在她来说，也是够快的了。我跟她说过，照这样子，她永远都找不到丈夫的。把围裙解下来吧，亲爱的孩子，来喝上一杯。”

狄克斯坦对苏莎苦笑了一下，便照做了，跟着阿什福德走进了客厅。

“雪莉酒吗？”阿什福德问道。

“谢谢，来一点吧。”狄克斯坦猛然醒悟到，他来此是有目的的。他要在阿什福德不知不觉的情况下从他嘴里探听情报。他实际上在这几个小时之内有些失职，此时他必须把思绪回到工作上来。但是他想着，一定要轻描淡写、不动声色。

阿什福德递给了他一小杯白色的雪莉酒：“好啦，跟我说说，你这些年都是怎么过的？”

狄克斯坦啜饮着雪莉酒。酒味十分酸涩，正是他们在牛津喜欢的那种。他把对哈桑和苏莎说过的故事给教授又讲了一遍，谈到了为以色列的葡萄酒谋求出口市场的事，阿什福德问了些相关的问题。年轻人是不是离开农庄进了城？时间和繁荣已经侵蚀了农庄的共产主义理想吗？欧洲的犹太人是不是已经同非洲和地中海东岸的犹太人融合并通婚了？狄克斯坦一概给予了肯定或否定的简单回答，而不再多言。阿什福德礼貌地回避着他们在以色列的政治伦理上的对立观点，然而，在他涉及的以色列问题背后，隐藏着热衷于打听坏消息的痕迹。

还没等狄克斯坦有机会提出他自己的问题，苏莎就叫他们到厨房用餐了。她的法式三明治个头大、味道好。她还打开了一瓶红酒来佐餐。狄克斯坦这下明白了阿什福德为何会发福。

喝咖啡的时候，狄克斯坦说：“两三个星期之前，我碰上了一个同期学友，就是在卢森堡。”

阿什福德问：“是亚斯夫·哈桑吗？”

“你怎么知道的？”

“我们一直保持着联系。我知道他住在卢森堡。”

“你常跟他见面吗？”狄克斯坦问道，心里想着：轻描淡写，不动声色。

“这么些年里，有好几次吧。”阿什福德停顿了一下，“需要指出的是，狄克斯坦，给你带来一切的几场战争，却把他的一切都带走了。他家失去了全部财产，住到了难民营里。他对以色列恨之入骨，是可以理解的。”

狄克斯坦点点头。他此时几乎可以肯定，哈桑是在这场游戏之中了：“我没跟他待多少时间，我正在赶飞机。他别的方面的情况呢？”

阿什福德皱起了眉头。“我发现他有点……心不在焉，”他结束了自己的话，由于没找到合适的英文字眼，便用了一个法语词，“突然的召唤让他得立即跑掉，取消既定的约会，总有莫名其妙的电话，然后神秘地失踪，或许这就是一个失去财富的贵族的做派吧。”

“也许吧。”狄克斯坦说。事实上，这是一名特工的常态，此刻他已经百分之百地肯定，与哈桑的那次不期而遇暴露了自己。他说：“你还见过我们那一届的其他人吗？”

“只有老托比。他如今坐上了保守党的前排议席了。”

“真棒！”狄克斯坦高兴地说，“他总是像个反对党发言人那样讲话——既自负又防备。我很高兴他找到了自己的位置。”

苏莎问：“还要咖啡吗，纳特？”

“不要了，谢谢。”他站起身，“我来帮你收拾，然后我就得返回伦敦。我真高兴过来串门遇到你。”

“我爸会收拾的。”苏莎说，她咧嘴一笑，“我们定好的。”

“恐怕就是这样。”阿什福德承认，“她不肯为任何人打工，最不愿意给我干活。”这番话使狄克斯坦颇为意外，因为显然与事实不符。或许苏莎没有亲自服侍他，但她似乎在以妻子的方式照看他。

“我要陪你走进城。”苏莎说，“等我穿上外衣。”

阿什福德握着狄克斯坦的手：“真高兴见到你，亲爱的孩子，我真的很高兴。”

苏莎身穿天鹅绒的外套走了回来。阿什福德送他们到门口，含笑挥手道别。

他俩走在街上，狄克斯坦嘴里不停地说着话，只是为了眼睛不离开她。她这件外套与她的黑色丝绒裤子相配，里面的奶色宽松衬衫看着像是丝绸的。就像她母亲一样，懂得如何穿着来衬托她闪亮的黑发和完美的棕色皮肤。狄克斯坦把自己的手臂伸给她，感觉相当老派，只是为了让她能触到他。毫无疑问，她跟她母亲一样具有身体上的吸引力。她身上有一种东西，让男性充满了占有她的欲望，不大像情欲而更像贪婪，是那种拥有这样一个尤物的需要，而且再也不让她被取走。狄克斯坦如今已经年龄大到清醒地知道，那种欲望是多么不切实际，何况艾拉·阿什福德绝不会使他幸福。但这位女儿似乎具备她母亲所缺乏的一些东西，那就是热情。狄克斯坦很遗憾他再也不会见到苏莎了。假以时日，他或许……

唉。那是不可能的。

他们到达火车站的时候，他问她：“你当真要去伦敦吗？”

“当然啦。”她说，“我明天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