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4>1</h4>

一个警卫打开牢门，扫视一圈，指着保罗和比尔，朝他们点了点头。

希望在比尔心中陡然升腾，他们终于要被释放了。

他们起身跟随警卫上楼。看到从窗户射入的阳光的感觉好极了。他们来到室外，穿过院子，朝大门口旁的一座小平房走去。新鲜的空气让他们如同置身天堂。

昨晚糟透了。比尔躺在薄薄的床垫上，断断续续地打着盹儿，其他囚犯的任何微小动静都会让他惊醒，在电灯彻夜未熄的昏暗光线中焦急地张望。一个警卫端着他们的早餐——茶和大块的面包——进来时，他才意识到天亮了。他不觉得饿。他一直在摸着念珠祈祷。

现在，他的祈祷似乎得到了回应。

在那座平房中，有一个摆放着简单桌椅的探访室，两个人正在里面等待。比尔认出了其中一个是阿里·乔丹，在大使馆为洛·戈尔兹工作的伊朗人。他同比尔和保罗握了握手，介绍了他的同事鲍勃·索伦森。

“我们给你们带来了一些东西。”乔丹说，“一个电动刮胡刀——你们得共用——还有几件粗蓝布衣服。”

比尔看着保罗。保罗瞪着两名大使馆工作人员，气得都快炸了。“你们不打算把我们从这儿弄出去吗？”保罗问。

“恐怕我们不能这么做。”

“浑蛋，是你们把我们弄进来的！”

比尔缓缓坐下，心情沮丧得无法发怒。

“发生这样的事，我们万分抱歉。”乔丹说，“我们也完全没有料到。我们被告知达德加对你们怀有好感……大使馆正在提出严正抗议。”

“你们有没有采取行动，把我们弄出来？”

“你们必须通过伊朗法律系统的审判。你们的律师——”

“上帝啊！”保罗厌恶地说。

乔丹说：“我们已经叫他们把你们挪到更好的牢房里。”

“哼，谢谢！”

索伦森问：“你们还需要什么？”

“我不需要什么。”保罗说，“我并不打算在这里待很久。”

比尔说：“我需要一些眼药水。”

“我给你弄来。”索伦森保证道。

乔丹说：“那就到这里吧……”他转头看着警卫。

比尔站起身。

乔丹用波斯语对警卫说了两句，后者示意保罗和比尔去门边。

他们跟随警卫穿过院子。乔丹和洛伦森是大使馆的低级职员，比尔暗忖。为什么戈尔兹没来？大使馆似乎认为将他们弄出来是EDS公司自己的事——派乔丹和索伦森来就是想告诉伊朗人，大使馆关注这个案子，但同时也想让保罗和比尔知道，美国政府不可能提供多少帮助。我们是大使馆不愿理会的麻烦，比尔气愤地想。

主楼里，警卫打开了一扇他们从未走过的门，他们从接待区进入走廊。他们右侧是三间办公室，左侧则是正对院子的窗户。他们来到一扇由厚钢铸成的门前。警卫打开门锁，领他们进去。

比尔首先看到的是一台电视机。

他环顾四周，开始感觉好点儿了。这个牢房比地下室文明多了，更清洁，也更明亮，尽管墙壁和地毯都是灰色的。各牢房的门都没锁，囚犯们能自由走动。阳光透过窗户射进来。

他们沿着走廊继续走，经过右侧的两间牢房和左侧像是浴室的房间——昨晚在楼下待了一宿后，比尔渴望好好洗洗。经过右侧最后一道门时，比尔瞥见了书架。警卫左转，带他们穿过长而窄的走廊，进入最后一间牢房。

他们在那里见到了一个熟人——雷扎·勒伽巴，卫生部负责社保组织的副部长。保罗和比尔都认识他，同他保持着紧密的合作关系，直到他在九月被捕入狱。他们热情地握手。遇到熟人，而且是能说英语的熟人，比尔感觉轻松多了。

勒伽巴惊讶地问：“你们怎么在这儿？”

保罗耸肩道：“我还指望你能告诉我呢。”

“你们被指控犯了什么罪？”

“我们未受指控。”保罗说，“昨天我们接受了达德加先生的讯问，这个法官正在调查你们的前卫生部长舍科博士。他逮捕了我们，没有指控我们。据我们理解，我们应该是‘重要证人’。”

比尔扫视房间，牢房两侧都放着两张三层的上下床，窗户旁还有两张，总共有十八个床位。同楼下牢房里一样，这些床位都垫着薄薄的泡沫橡胶床垫，最下面的床铺不过是垫在地板上的床垫加上一张灰色羊毛毯。不过，这儿的一些囚犯似乎还有床单。从门对面的窗户可以看见外面的院子。比尔看见了花草和树木，以及可能属于警卫的汽车。他还可以看到刚才同乔丹和索伦森见面用的那座平房。

勒伽巴将保罗和比尔介绍给其他狱友，这些人看上去都很友好，比地下室的囚犯善良得多。房里还有几张空床位——这里没有楼下的牢房那么拥挤——保罗和比尔被分配了门口两侧的两个床位。比尔睡中铺，保罗又要睡在地板上。

勒伽巴带他们转了转。牢房旁边就是厨房，有桌椅，囚犯可以在这里泡茶、冲咖啡，或者只是坐着聊天。出于某种原因，这里被称为查塔努加室。走廊尽头的墙上开着一个窗口。这是小卖部，勒伽巴解释说，你可以不时从这里购买肥皂、毛巾和香烟。

沿着长长的走廊往回走，他们经过自己的五号牢房和另外两间牢房，然后进入大厅。比尔先前瞥见有书架的房间原来是警卫办公室兼图书室，既有英文书，也有波斯语的书。图书室旁边是另外两个牢房。牢房对面是浴室，有水槽、淋浴室和卫生间。卫生间是伊朗式的——就像中间开着排泄孔的冲水槽。比尔发现不能享受期待中的淋浴，因为通常这里不提供热水。

勒伽巴说，铁门之外是前来给囚犯看病的医生和牙医的办公室。图书室总是开着，电视整晚都放着，但节目都是波斯语的。每周两次，这里的囚犯都会被带到院子里，绕圈散步半小时，作为锻炼。刮胡子是必须的——警卫允许囚犯留小胡子，但不能留络腮胡。

路上他们又遇到了两个熟人。一个是托里阿提博士，卫生部的数据处理顾问，达德加曾问过他的问题。还有一个是侯赛因·帕沙，勒伽巴在社保组织的财务。

保罗和比尔用索伦森和乔丹带给他们的电动刮胡刀刮了胡子，然后到了中午的吃饭时间。走廊的墙壁上有一个被帘子遮住的凹槽。囚犯从那里取出油毡垫子和廉价的餐具，将垫子在牢房地板上摊开。午餐是煮米饭，一点羊肉、面包和奶酪，还有茶和百事可乐喝。他们在地上盘腿就餐。对向来注重饮食品质的保罗和比尔来说，这是一顿凄惨的午餐。但比尔觉得自己胃口不错——也许是更干净的环境所致吧。

午餐后，又有人来见他们——他们的伊朗律师。律师们不知道为什么他们会被捕，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也不知道该如何帮助他们。这是一场毫无条理、令人沮丧的对话。反正保罗和比尔都对这些律师没信心，因为正是他们告诉罗伊德·布里格斯，保释金不会超过两万美元。保罗和比尔返回牢房时，依然困惑而抑郁。

他们在查塔努加室度过了剩余的下午时光，同勒伽巴、托里阿提和帕沙聊天。保罗详细描述了达德加讯问他的过程。三名伊朗人对自己的名字在讯问中被提及都备感兴趣。保罗告诉托里阿提博士，达德加提到博士时，暗示他在EDS公司领工资有利害冲突。托里阿提说自己也被达德加问过相同的问题，然后就被投进了监狱。保罗回想起达德加还问过帕沙写的一份备忘录。这只是为保存数据而做的例行操作，谁也不明白这有什么特别之处。

勒伽巴对他们被捕的原因有一个假设：“国王拿我们当替罪羊，向民众显示他在切实打击腐败。但他选中了一个没有腐败的项目。他没什么好打击的，但如果释放了我们，就会显得他手软。倘若他去查查建筑行业，就会发现多得难以置信的腐败……”

这些都是粗线条的假想。保罗和比尔想要知道细节：谁下令打击腐败？为什么选卫生部入手？打击者认定卫生部出现了什么样的腐败？是谁告发了如今锒铛入狱的这些人？勒伽巴并不是想回避问题，他只是不知道答案。他的闪烁其词是典型的伊朗风格——问一个伊朗人早餐吃了什么，十秒钟后他就会阐释自己的生活哲学。

六点钟，他们返回牢房吃晚饭。晚饭很粗陋，不过是中午的剩饭捣碎后抹在面包上，只是茶更多了。

晚饭后，他们看了电视，勒伽巴翻译了新闻。国王让反对派领袖沙赫普尔·巴赫提亚尔组建文官政府，代替十一月起开始统治伊朗的将军们。勒伽巴解释说，沙赫普尔是巴赫提亚尔部落的领袖，他一直反对同国王政权合作。不过，巴赫提亚尔政府能否终结混乱取决于阿亚图拉·霍梅尼。

国王还否认了自己将离开伊朗的传言。

比尔觉得这些消息鼓舞人心。巴赫提亚尔就任首相将有助于国王继续执政和维持稳定，但反叛者终究能在如何治理国家的问题上发言了。

十点，电视节目结束。囚犯返回各自的牢房。狱友们将毛巾和布条挂在床铺上阻挡光线——这里同楼下一样，电灯会亮一晚上。勒伽巴说，保罗和比尔可以让来访者给他们带床单和毛巾。

比尔用薄薄的灰毛毯盖住身子，平静下来，努力入睡。我们得在这儿待一段时间了，他无奈地想，我们必须努力活下去。我们的命运掌握在别人的手里。

<h4>2</h4>

他们的命运掌握在罗斯·佩罗手里。但在接下来的两天，他所有的期待都落了空。

一开始消息还不错。12月29日，星期五，基辛格回话了，说阿尔德希尔·扎赫迪将想办法释放保罗和比尔。但美国大使馆的官员首先得举行两次会议，一次是同伊朗司法部的人，一次是同国王内廷的代表。

在德黑兰，美国大使的副手、公使衔参赞查尔斯·纳斯正在亲自安排这些会议。

在华盛顿，国务院的亨利·普雷希特也在同阿尔德希尔·扎赫迪谈话。艾米丽·盖洛德的姐夫蒂姆·里尔顿同肯尼迪参议员通过气。摩尔将军在联系伊朗军政府里的熟人。唯一令人泄气的消息来自理查德·赫尔姆斯，美国前驻德黑兰大使——他坦白地说，他的老朋友都不再有影响力了。

EDS公司找了三个律师做顾问，其中一个是美国人，擅长代表美国公司同德黑兰打交道。另外两个是伊朗人，一个与亲国王势力有来往，另一个同反对派关系密切。三个律师都认为，保罗和比尔被捕这件事严重违法，保释金也是天文数字。那名美国律师约翰·韦斯特伯格说，他听过的伊朗最高的保释金是十万美元。这就意味着，法官将保罗和比尔投入监狱的理由站不住脚。

在达拉斯，EDS公司的首席财务官汤姆·沃尔特——一个慢条斯理的亚拉巴马人——正在研究，如果有必要的话，如何支付一千二百七十五万美元保释金的问题。律师建议可以采取三种形式支付：现金；或者伊朗银行开立的信用证；或者将留置伊朗的财产进行抵押。EDS公司在德黑兰没有价值如此之高的财产——电脑其实属于卫生部。因为银行罢工和局势动荡，也不可能将一千三百万美元的现金送去伊朗，所以沃尔特在筹备信用证。作为EDS公司面向投资人的代表，T.J.马尔克斯警告佩罗，一个上市公司支付如此高额的赎金可能不合法。佩罗熟练地避开了这个问题——他将用自己的钱来支付。

佩罗一直持乐观态度，认为自己可以通过三种方式中的至少一种将保罗和比尔弄出监狱：法律压力、政治压力或者支付保释金。

但接着就传来了坏消息。

伊朗律师纷纷改口，称这个案子“牵涉政治”，具有“极强的政治色彩”，是“一个棘手的政治问题”。美国律师约翰·韦斯特伯格的伊朗搭档提醒他不要碰这个案子，因为这可能会让事务所得罪伊朗权贵。显然，地方预审法官侯赛因·达德加逮捕保罗和比尔的理由相当充分。

律师汤姆·卢斯和财务官汤姆·沃尔特去过华盛顿，并在摩尔将军的陪同下拜访了国务院。他们原本打算坐下同普雷希特好好谈谈，发动一场声势浩大的运动释放保罗和比尔。但亨利·普雷希特态度冷漠。他同他们握了手——他们由参谋长联席会议前主席陪同而来，他不得不这么做——但他没有坐下同他们谈，而是径直把他们推给了他的下属。这名下属说，国务院的所有努力都没能取得成果——阿尔德希尔·扎赫迪和查理【12】·纳斯都没能让伊朗当局释放保罗和比尔。

缺乏耐心的汤姆·卢斯勃然大怒。“保护海外的美国公民是国务院的职责，”他说，“而到目前为止，国务院只干成了一件事，那就是将保罗和比尔送进监狱！”

但国务院官员并不认同。“国务院目前所做的事已超出了正常的义务。如果美国人在国外犯了罪，那就必须接受国外法律的制裁——国务院的义务不包括把有罪之人从监狱里释放出来。”

“但保罗和比尔没有犯罪！”卢斯争辩道，“他们被扣押为人质，赎金是一千三百万美元！”但他是白费口舌。就这样，他和汤姆·沃尔特两手空空地返回了达拉斯。

前一天深夜，佩罗打电话给驻德黑兰的美国大使馆，问查尔斯·纳斯为什么还没有同基辛格和扎赫迪提到的官员会面。答案很简单：这些官员都故意不见纳斯。

今天，佩罗又给基辛格打电话，报告了这一情况。基辛格很抱歉，他认为自己已经爱莫能助，但他答应会再给扎赫迪打电话试试。

从汤姆·沃尔特那儿传来的坏消息令局面愈发严峻。沃尔特一直在同伊朗律师商量保罗和比尔被保释的条件。比如，他们是否需要承诺在必要的时候回伊朗接受进一步的讯问，是否能在国外接受讯问？但他得到的答复却是都不行。即便保罗和比尔被释放，也不能离开伊朗。

现在是新年前夜。佩罗已经在办公室里住了三天，睡在地板上，吃奶酪三明治。即便回家他也是孤身一人——玛戈和孩子们还在维尔——而且，因为得克萨斯和伊朗有九个半小时的时差，重要的电话往往都是半夜打的。他离开办公室只是为了去看望母亲。母亲已经出院，在达拉斯的家中疗养。同她在一起的时候，他谈论的也是保罗和比尔——母亲对事态的进展高度关注。

这天晚上，他想吃点热食，达拉斯正冰暴肆虐，于是他决定挑战天气，驾车前往大约一英里外的一家海鲜餐厅。

他从后门离开大楼，钻进旅行车的驾驶席。玛戈有一辆捷豹，但佩罗喜欢普通一点的车。

他很想知道基辛格现在对伊朗或者别的国家地区的影响力到底有多大。扎赫迪以及基辛格认识的其他伊朗官员可能都像理查德·赫尔姆斯的朋友一样——过气了，没权了。国王也是在勉强维持着王位。

从另一方面看，国王及其拥趸也许很快就需要美国的支持，先卖基辛格一个人情也不是坏事。

吃饭的时候，佩罗察觉一双大手放到了他肩上，深沉的嗓音传来：“罗斯，你在这儿干什么？新年前夜竟然一个人吃饭？”

他转过身，看到了罗杰·斯托巴赫，达拉斯“牛仔”橄榄球队的四分卫，他从海军军官学校毕业，是罗斯的老朋友。“你好，罗杰！坐下。”

“我同家人在这儿吃饭。”斯托巴赫说，“因为冰暴，我家里的暖气停了。”

“叫他们都过来吧。”

斯托巴赫朝家人打了个手势，然后说：“玛戈还好吧？”

“很好，谢谢。她在维尔同孩子们滑雪。我必须赶回来——我们遇到了大麻烦。”接着他就将保罗和比尔的事告诉了斯托巴赫一家。

罗斯心情畅快地驾车返回公司。这世界上还是有好人的。

他又想到了西蒙斯上校。在所有他构想过的营救保罗和比尔的方案中，越狱需要的时间最长——西蒙斯需要组建团队，需要训练他们，还需要准备装备……但佩罗至今还没有为此做任何准备。采取这个方案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可以说是最后一招。在协商解决似乎可行的时候，他将这个方案屏蔽在大脑之外。他还没打算给西蒙斯打电话——他将等基辛格再找扎赫迪试试。不过，也许他可以为最终求助西蒙斯做点准备。

回到EDS公司，他找到帕特·斯卡利，后者三十一岁，西点军校毕业，瘦高，孩子气，爱折腾。他曾在德黑兰担任项目经理，于12月8日撤离回国。阿舒拉节后他返回德黑兰，在保罗和比尔被捕后再度撤离。他现在的工作是，保证滞留德黑兰的美国人——罗伊德·布里格斯，里奇·加拉格尔及其妻子，保罗和比尔——随时都能登机离开，当然前提是保罗和比尔能获释。

杰伊·科伯恩同斯卡利在一起。是科伯恩组织了撤离行动，并于12月22日回国和家人过圣诞。科伯恩正要返回德黑兰时，听闻了保罗和比尔被捕的消息，于是留在达拉斯组织第二次撤离。科伯恩温和而敦实，只有三十二岁，但看起来却有四十岁。佩罗知道，这是因为科伯恩曾在越南驾驶过八年战斗直升机。尽管如此，科伯恩还是常把笑容挂在脸上——他笑起来眼角会先起皱纹，最后演变为肩膀都在颤抖的捧腹大笑。

佩罗喜欢而且信任这两人。他称他们为“鹰”——有雄心壮志，能千方百计完成任务，而不是寻找这样那样的借口。EDS公司招聘部门的座右铭是：鹰不会聚在一起，所以你得一只只地找。佩罗生意成功的秘诀之一就是：主动将这样的人揽入麾下，而不是期待他们自己来应聘。

佩罗问斯卡利：“你是否觉得我们已经为保罗和比尔做了一切该做的？”

斯卡利毫不犹豫地答道：“不，还没有。”

佩罗点头。这些年轻人从不害怕在老板面前说实话。这也是他们能成为“鹰”的原因之一。“你觉得我们还应该做什么？”佩罗问。

“我们应该帮他们越狱。”斯卡利说，“这听上去也许有点离谱，但如果我们不这样做，他们很可能会死在伊朗。”

佩罗并不觉得这个主意离谱，他已经在脑子里谋划三天了。“我也在考虑这个方案。”他看到斯卡利面露惊讶，“我要你们列出EDS公司里能执行这一方案的人的名单。他们必须了解德黑兰，当过兵——最好是在特种部队——并且百分百值得信任。”

“我们马上去做。”斯卡利激动地说。

电话响了，科伯恩抓起话筒：“基恩！你在哪儿？等一下，不要挂断。”

科伯恩用手捂住送话口，看着佩罗说：“基恩·泰勒在法兰克福。如果我们要干这件事，就应该叫上他。”

佩罗点头。泰勒是前海军陆战队中士，佩罗的另一只“鹰”。他身高六英尺两英寸，着装优雅，脾气暴躁，是恶作剧的理想对象。佩罗说：“让他回德黑兰去，但不要解释为什么。”

科伯恩早衰的脸上渐渐浮现出微笑。“他会不乐意的。”

斯卡利从桌上探过身子，打开电话扬声器，准备听泰勒发飙。

科伯恩说：“基恩，罗斯想让你回伊朗。”

“回去干啥？”泰勒质问道。

科伯恩看着佩罗。佩罗摇摇头。科伯恩说：“呃，有很多事需要处理，善后工作。从管理的角度说——”

“你告诉佩罗，我才不会因为什么破管理事务回那个鬼地方去呢！”

斯卡利笑了起来。

科伯恩说：“基恩，这儿还有人想同你谈谈。”

佩罗说：“基恩，我是罗斯。”

“哦……呃，你好，罗斯。”

“我要派你回去做些非常重要的事。”

“哦。”

“你听明白了吗？”

泰勒停顿了很久才说：“明白了，先生。”

“好。”

“我马上就去。”

“那边是什么时间？”佩罗问。

“早上七点。”

佩罗看着自己的表，达拉斯正是午夜。

1979年开始了。

泰勒坐在法兰克福酒店房间的床沿上，想念着妻子。

玛丽同孩子们——麦克和多恩——待在匹兹堡泰勒哥哥的家中。离开德黑兰之前，泰勒打电话告诉她，自己要回家了。听到这个消息，她开心极了。他们已经做好了安排——他们将返回达拉斯，把孩子们送进学校……

但现在，他不得不打电话告诉她，他最终还是无法回家。

她一定会担心的。

该死，他也担心。

他想到了德黑兰。他没有参与卫生部的项目，负责的是另一份小点的合同——对奥姆兰银行古老的手工记账系统进行电脑化改造。三个星期前的一天，一群暴徒聚集到奥姆兰银行外，因为奥姆兰是国王的银行。泰勒将手下遣回了家。他和格伦·杰克逊最后离开。他们关闭了银行大楼，开始朝北走。绕过街角进入主街时，他们走进了暴乱的人群中。这时军队开了枪，沿街驱赶示威者。

泰勒和杰克逊闪到了一扇门边。有人打开了门，大叫着让他们进去。他们钻进门，但救他们的人还没来得及关门，四名示威者就闯了进来，身后跟着五名驱逐他们的士兵。

泰勒和杰克逊紧贴着墙壁，看着士兵用警棍和步枪殴打示威者。一个示威者逃走了，他的两根指头几乎被从手上扯下来，玻璃门上溅满了鲜血。他冲出门，但倒在了街头。士兵将另外三个示威者拖出来。一个浑身是血但意识清醒，另外两个昏迷了，要么就是已经死了。

直到街上没人了，泰勒和杰克逊才敢出来。那个救了他们的伊朗人一个劲儿地说：“赶紧离开这个国家吧。”

而现在，泰勒想，我得告诉玛丽，我刚同意重返那个国家。

回去做一些非常重要的事。

显然这些事同保罗和比尔有关。既然佩罗不能在电话里直说，那这些事至少是机密，很可能是非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