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上去不赖。”佩罗说，“要价只有保释金的一半。即使以美国法律衡量，这也是合法的——它是赎金。这个‘深喉’是谁？”

“我不相信那浑蛋。”科伯恩说。

“为什么？”

科伯恩耸耸肩，回答：“我不知道。罗斯……那家伙多变、古怪……满嘴跑火车……让我给他六十美分去商店买包烟我都不肯。这是我的直觉。”

“但是，你还想能指望什么？”佩罗说，“这是行贿——社会栋梁不会参与这种勾当。”

豪威尔说：“你自己都说了，这是行贿。”他从容而沙哑的声音里的感情异常充沛，“我压根儿就不喜欢这么做。”

“我也不喜欢。”佩罗说，“但你们都告诉我，伊朗人不按我们的规矩行事。”

“是的。不过——”豪威尔激动地说，“我在谈判中一直强调我们没有做错事，但如果我们行贿，总有一天会有人发现，我们便百口难辩了……我可不想做错事。”

“不做错事可没给我们带来多少好处。”

“罗斯，我相信假以时间和耐心，我们一定会成功。但如果我们行贿，上了法庭就一定会输掉官司的！”

佩罗转向科伯恩，问：“我们怎么确定‘深喉’同达德加达成了交易？”

“我们不确定。”科伯恩说，“他的意思是，有了结果我们再付钱，所以我们没什么好损失的。”

“我们会损失一切。”豪威尔说，“姑且不论这在美国是违法的，在伊朗，这么做肯定会让我们在法庭上毫无获胜的希望。”

泰勒说：“行贿是肮脏的。整件事都是肮脏的。”

佩罗对他们的反应备感惊讶。他也讨厌行贿，但他准备为了保罗和比尔出狱而在原则问题上让步。EDS公司的声誉对他来说是宝贵的，他憎恶腐败玷污EDS公司的声誉，这点同约翰·豪威尔是一样的。但佩罗知道一些豪威尔不知道的事——西蒙斯上校和营救队所面临的风险比这大许多。

佩罗说：“我们的良好声誉并没有帮到保罗和比尔。”

“不仅是我们声誉的问题。”豪威尔坚持道，“达德加现在没有我们涉嫌腐败的证据，但如果他能抓到我们行贿，就能保全面子。”

这很有道理，佩罗想，又问：“这可能是圈套？”

“是的！”

这种猜想是合理的。达德加找不到保罗和比尔犯罪的证据，于是假装在“深喉”面前表现出自己要索贿，然后，如果佩罗中圈套，他就向全世界宣布，EDS公司确实涉嫌腐败。那时他们所有人都会继保罗和比尔之后被关进监狱，并作为罪人被扣留在伊朗。

“好吧。”佩罗不情愿地说，“打电话给‘深喉’，告诉他‘不必了，谢谢’。”

科伯恩起身道：“好。”

又是毫无成果的一天，佩罗想。伊朗人让他处处碰壁——他们无视政治压力。行贿只会雪上加霜。而即便支付了保释金，保罗和比尔也无法离开伊朗。

西蒙斯的营救队仍然是最大的希望。

但他不会将这一点告诉谈判小组。

“好吧。”他说，“我们明天再试试。”

<h4>3</h4>

1月17日，高个子基恩·泰勒和矮个子约翰·豪威尔——就像蝙蝠侠和罗宾——又去试着交涉。他们约好了达德加十点见面，于是带着阿波尔哈桑做翻译，开车前往奥森豪威尔大街上的卫生部大楼。达德加之外，社保组织的官员也会出席，正是卫生部的这个部门使用了EDS的电脑。

豪威尔决定放弃他起初的谈判立场，即EDS公司因为美国证券法的限制不能支付保释金。要求知道保罗和比尔面临的指控及其证据也是无用的——达德加只需说他还在调查就能轻易回避这个问题。但豪威尔没有新策略。他已手中无牌。也许今天达德加会发给他几张。

达德加首先解释说，社保组织的官员希望EDS公司将所谓的“125数据中心”转交给他们。

豪威尔想起来，这台小电脑管理着社保组织官员的退休金。伊朗人民无法享受社会福利，而这些人却想着自己的工资。

基恩·泰勒说：“这件事做起来可不容易。转交需要许多技术人员进行复杂的操作。当然，他们都回美国去了。”

达德加答道：“那你应该把他们叫回来。”

“我可没那么蠢。”泰勒说。

泰勒的海军陆战队脾气又发作了，豪威尔想。

达德加说：“他要是这样说话，会被关进监狱。”

“我把我的员工叫回来，也会被关进监狱。”泰勒说。

豪威尔插话道：“你是否可以保证，返回德黑兰的员工不会被逮捕或被骚扰？”

“我无法给予正式保证。”达德加答道，“但我可以用人格担保。”

豪威尔焦虑地瞥了一眼泰勒。泰勒没有说话，但从他的表情看得出，他根本不相信达德加的人格。“我们一定会考虑转交的方式。”豪威尔说。达德加终于给了他一点讨价还价的本钱，尽管这本钱不是很多。“当然，必须有安全措施。比如，你必须确认机器是完好地交给了你们——也许我们可以聘请独立专家做这件事……”豪威尔只是在推诿。如果伊朗人要获得数据中心，那肯定是要付出代价的——那就是保罗和比尔必须获释。

达德加的下句话粉碎了泰勒的主意，他说：“每天都有人向我的调查员投诉你们公司，这些投诉将导致保释金增加。不过，如果你们在移交125数据中心的事情上充分合作，我就会忽视新的投诉，不增加保释金。”

泰勒说：“他妈的！这简直是敲诈！”

豪威尔意识到125数据中心只是枝节问题。达德加无疑是在这些官员的鼓动下才提出这个问题的，但他不够重视，自然也不能为此做大的让步。那他关心的究竟是什么呢？

豪威尔想到了卢西奥·兰多内，保罗和比尔的前狱友。兰多内主动提出帮忙，EDS公司的经理保罗·布查据此前往意大利，同兰多内的水管公司商谈。布查报告说，该公司在德黑兰修建公寓楼，他们服务的伊朗公司却没钱了。公司自然停工，但许多伊朗人已经提前交了购买公寓的钱。在现在的政治环境下，外国人背了黑锅并不稀奇，于是兰多内成了替罪羊。公司后来重新找到了资金，继续开工，兰多内也同时获释，这都是一个名叫阿里·阿兹玛耶什的伊朗律师谈好的“打包交易”。布查还报告说，意大利人反复强调：“记住，伊朗永远都是伊朗。它永远不会改变。”布查认为这可能是在暗示，行贿是“打包交易”的一部分。豪威尔也知道，行贿的传统渠道是支付律师佣金——律师只做了一千美元的工作，但要支付一万美元的贿金，于是找客户要一万一千美元的费用。这一暗示令豪威尔非常不安，但他还是去见了阿兹玛耶什，后者建议说：“EDS公司遇到的不是法律纠纷，而是商业纠纷。”如果EDS公司同卫生部能达成商业协议，那达德加就会自动离开。阿兹玛耶什没有提到行贿。

豪威尔想，这一切都是由商业纠纷开始的——客户不能付款，供货商拒绝工作。双方可以同时让步吗？比如，EDS公司重启电脑，卫生部至少支付部分款项？他决定直接问达德加。

“EDS公司与卫生部重新商议合同的话，是否有利于问题的解决？”

“非常利于问题的解决。”达德加答道，“那样我们的问题就能通过法律渠道解决，但必须是实质意义上的解决。否则，卫生部电脑化的所有工作都将付诸东流，实在可惜。”

有趣，豪威尔想。他们想要一套现代的社保系统，或者把钱拿回去。将保罗和比尔关进监狱，保释金定为1300万美元——他们借此向EDS公司提供了这两个选择，别无他选。我们终于不用兜圈子了。

他决定强硬一把。“在保罗和比尔还关在监狱里的情况下，重新商议合同是不可能的。”

达德加答道：“如果你们在商议时拿出足够的诚意，卫生部就会通知我，我就可以改变指控，保释金也许会降低，保罗和比尔也许会在做出承诺之后获释。”

这再直白不过了，豪威尔想。EDS公司最好去同卫生部谈谈。

卫生部停止付款之后，卫生部部长发生了两次变动。舍科尔斯拉米扎德博士被投入监狱，一名将军取代了他的位子。然后巴赫提亚尔成了首相，这名将军又被另外的人所取代。豪威尔觉得这个人多半是新人。他到底是怎样的人呢？

“部长，美国EDS公司的扬先生找您。”秘书说。

拉兹马拉博士做了一次深呼吸。“告诉他，美国商人不可能拿起电话就同伊朗政府的部长通话，就像他们是我们的老板一样了。”他说，“那样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然后他提取了EDS公司的材料。

马努切赫尔·拉兹马拉是在巴黎过的圣诞节。他在法国接受教育，是一名心脏病学家，娶了一个法国女人，法国是他的第二故乡，他能说一口流利的法语。他也是国家医学委员会的成员。沙赫普尔·巴赫提亚尔是他的朋友，巴赫提亚尔成为首相后，就给巴黎的朋友拉兹马拉打电话，让他回国当卫生部长。

管理社保的副部长艾姆拉尼博士将EDS公司的材料交给拉兹马拉。艾姆拉尼经历了两次部长变动——EDS公司的问题出现的时候他就是副部长。

读过EDS公司的材料，拉兹马拉不禁怒火中烧。基本合同金额是四千八百万美元，最高可上浮到九千万美元。拉兹马拉记得，伊朗只有一万二千名医生，却要服务三千二百万人口，伊朗还有六万四千个村庄没有通自来水。基于此，他判断同EDS公司签合同的人要么就是傻子，要么就是卖国贼，或者两者都是。在一个基本公共卫生条件——比如干净的饮用水——都极度缺乏的国家，怎么能花几千万美元去买电脑呢？解释只可能是一个：他们收了贿赂。

他们会受到应有的惩罚。艾姆拉尼为审判腐败公务员的特别法庭准备了这套材料。已经有三人被关进监狱——卫生部前部长舍科尔斯拉米扎德博士，以及他的两名副部长：雷扎·勒伽巴和尼里·阿拉梅。他们罪有应得。卫生部现在面对的烂摊子主要是伊朗人造成的。然而，美国人也难辞其咎。美国商人及其政府怂恿国王实施疯狂的计划，并从中牟利——现在，他们也必须受到惩罚。何况，材料显示，EDS公司极度不称职——两年半过去了，电脑到现在都还没工作。自动化工程严重破坏了艾姆拉尼的部门的工作，以至于老式系统也无法运行，所以艾姆拉尼无法监控部门的开支。材料里说，这是卫生部预算超支的主要原因。

拉兹马拉注意到，美国大使馆在抗议伊朗当局关押了两名美国人——保罗和比尔，因为没有证据证明其有罪。这是美国人的惯用伎俩。当然找不到证据了，贿赂又不是用支票支付的。大使馆也关心这两名囚犯的安全。拉兹马拉觉得这很滑稽。他担心的是自己的安全。每天他一进办公室，他都不知道自己是否能活着回家。

他合上材料。他对EDS公司及其被关押的管理人员又不抱丝毫同情。即使他想释放他们，也做不到。伊朗人民的反美情绪已经高涨。拉兹马拉所在的巴赫提亚尔政府是国王任命的，所以被普遍怀疑亲美。在如此动荡的国度，如果卫生部长关心两个贪婪的美国资本家死活，那即便不被私刑处死，也会被合法地摘掉乌纱帽。拉兹马拉将注意力转移到更重要的问题上。第二天，他的秘书说：“美国公司EDS的扬先生来这儿了，他想见您，部长。”

美国人的傲慢令他怒不可遏。拉兹马拉说：“把我昨天给你说的话再给他重复一遍——然后给他五分钟滚出去。”

<h4>4</h4>

对比尔来说，最大的问题是时间。

他同保罗不一样。对精力充沛、争强好胜、意志坚定、心怀大志的保罗来说，坐牢最大的痛苦是无助感。比尔的本性更温和——他承认现在能做的只有祈祷，于是他就祈祷（他没有将宗教信仰表现出来，而是在深夜睡觉之前祈祷，或者早上别人起床之前祈祷）。令比尔痛苦的是，时间流逝得太慢。现实世界的一天——忙忙碌碌地解决问题，做决定，打电话，开会——一晃就过去了，而牢里的一天漫长无比。比尔发明了一种将现实时间转化为牢狱时间的办法。

现实时间             牢狱时间

1秒            =        1分钟

1分钟        =        1小时

1小时        =        1天

1星期        =        1个月

1个月        =        1年

两三周之后，比尔终于意识到他们不可能一时半会儿就出狱，于是时间这一维度对比尔来说全变了样。与已经被判刑的囚犯不同，他不知道自己到底是要在牢里待九十天还是五年，所以他不可能过一天就在墙上做一道记号，倒数重获自由的时间。过去多少天都没有什么差别——他不确定自己将在牢里待多久，所以他感觉自己将永远待下去。

他的伊朗狱友似乎没有这样的感觉。这体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化——美国人所受的训练让他们追求立刻出结果，所以拖延令他们痛苦无比；而伊朗人却满足于等待，等待明天，等待下星期，总有一天会等到，就像他们在做生意时漫不经心一样。

不过，随着国王统治的动摇，比尔在一些伊朗狱友眼中看到了绝望，他开始不相信他们。他出言谨慎，没告诉他们有谁先回了达拉斯，也没告诉他们，争取他获释的谈判进行到何种程度了——他担心，他们会把这些信息当作救命稻草卖给警卫。

他越来越适应牢房的环境。他学会了忽视尘土和蚊虫，习惯了寒冷的、黏糊糊的、令人毫无食欲的食物。他学会了在一个狭小的、明确规划出的个人空间内生活，那里是他自己的“地盘”。他努力保持活跃。

他用各式各样的办法打发时间。他读书，教保罗下棋，在走廊锻炼，同伊朗人聊天，掌握广播和电视新闻中的所有信息，还有就是祈祷。他对监狱进行了细致入微的调查，丈量牢房的面积、走廊的长度，勾勒平面图。他坚持写日记，记录下牢狱生活的每一个细节，以及探访他的人告诉他的所有事和所有新闻。他使用名字的缩写字母而不是全称，有时还会加入虚构的时间，或者真实事件的修改版本。倘若日记被没收，审查人员读过之后将不知所云。

同所有地方的囚犯一样，他迫切期待有人来探监，就像孩子期待圣诞节。EDS公司的同事会带来可口的食物、温暖的衣物、新书，以及来自家人的信件。有一天，基恩·泰勒带来了比尔六岁儿子克里斯托弗【18】站在圣诞树前的照片。尽管只是在照片中看到儿子，比尔还是顿时充满了力量——他知道自己所期待的是什么。他坚定了活下去的信念，决不放弃希望。

比尔将写给艾米丽的信交给基恩，基恩会在电话里念给她听。比尔认识基恩十年了，关系亲密——撤离行动后他们就住在一起。比尔知道，基恩并不是传说中那种冷漠的人——有一半的冷漠都是他装出来的——但是在给妻子的信中写“我爱你”之类的文字还是挺难为情的，因为得通过基恩之口将这句话转达出去。最终比尔还是克服了心理障碍，因为他非常想让艾米丽和孩子们知道他有多么爱他们，说不定他再也没机会对他们说这句话了。这些信就像是执行危险任务之前飞行员写的一样。

探访者带来的最重要的礼物是消息。院子另一头平房里进行的短暂会面中，谈论的都是营救保罗和比尔的各种努力。在比尔眼中，时间是最关键的。总有一个办法会成功。不幸的是，伊朗却在陷入混乱。革命力量风起云涌。EDS公司来得及在全国爆发革命之前将保罗和比尔救出去吗？

EDS公司的人到监狱所在的德黑兰南部来也越发危险了。保罗和比尔不知道下一次探监是什么时候，甚至连会不会有下一次探监也不知道。一连四五天没人探监的话，比尔就会怀疑其他人都回美国了，将他和保罗留在了伊朗。考虑到保释金之高，德黑兰之危险，他们是不是放弃了营救保罗和比尔？他们可能被迫离开，以保全自己的生命。比尔记得美国从越南撤离的时候，留在最后的大使工作人员是用直升机从房顶上救走的，这一幕似乎又要在德黑兰的美国大使馆重现。

大使馆官员偶尔会来探监，给他些许慰藉。大使馆的人来监狱也冒了险，但他们从未带来政府如何全力以赴帮助保罗和比尔的消息，比尔由此推断，国务院没有尽职。

他们的伊朗律师侯曼起初来探监时，他们都欢欣鼓舞，但后来比尔意识到，侯曼承诺了很多，但实现得很少，伊朗人的办事风格就是这样。同达德加交涉的失败令他们沮丧而绝望。达德加轻易就战胜了侯曼，而且铁了心要将保罗和比尔关在监狱里，看着这一切让他们恐惧。比尔当晚失眠了。

保释金高得惊人。世界上任何地方都没有人支付过这么多赎金。他想起美国商人在南美被绑架的故事，绑匪索要的赎金是一两百万美元（人质通常都被撕票）。对百万富翁、政治家和名人的绑架，索要的赎金则高达三四百万美元——但从来没有一千三百万美元。没有人会为了保罗和比尔付这么多钱。

何况，即使付了这么多钱，他们也不能离开这个国家。他们很可能被软禁在家中，而暴徒将占领外面的城市。保释金有时更像是陷阱，而不是脱身之策。它好比将人置于困境的第二十二条军规【19】。

这段牢狱之灾是宝贵的教训。比尔学会了在没有好房好车、吃不到可口的食物、穿不上干净衣服的条件下活下去。住在一个蚊虫爬满墙壁的肮脏房间没什么了不起。他生命中的一切都被剥夺了，他发现自己唯一关心的就是家人。仔细想想，也只有家人才重要：艾米丽、维姬、杰姬、珍妮和克里斯。

科伯恩的来访让他的情绪稍稍好转。杰伊穿着宽大的羽绒服，戴着羊毛帽，下巴上长着红胡子——看到他这个样子，比尔就知道他来德黑兰不是通过法律渠道解决问题的。科伯恩来访时主要同保罗说话，而保罗没有将获知的情况转告比尔。比尔没有不满——他需要知道的时候就会知道的。

但科伯恩来访后就传来坏消息。1月16日，国王离开了伊朗。

走廊里的电视机常开着，尤其是在下午。保罗和比尔同其他囚犯一起观看了在梅赫拉巴德机场的皇亭举行的小仪式。国王、王后、他们四个孩子中的三个、国王的岳母，以及一群侍臣一起，来送行的是首相沙赫普尔·巴赫提亚尔和若干将军。巴赫提亚尔亲吻了国王的手，王室一行进入飞机。

监狱中的高官面色凝重——他们中的大部分都是王室或王室近臣的朋友。如今，他们的主子离开了。这至少意味着，他们不得不长时间待在监狱里了。比尔觉得，国王离开后，亲美的伊朗也将不复存在。将来，德黑兰将更加动荡混乱，美国人在这里将更危险，而保罗和比尔获释的希望也将更加渺茫。

电视上播出国王的飞机升入蓝天后不久，比尔开始听到一种背景噪音，仿佛监狱外很远的地方有一群人在吵闹。噪音立即升级为尖叫、欢呼和号角声混杂成的喧嚣。电视画面展示了喧嚣的源头——成百上千伊朗人涌上街头，大喊着：“国王跑啦！”保罗说这让他联想到费城的新年游行。所有的车都打开头灯，喇叭轰鸣。许多司机把刮雨器拽出来，挂上旗帜，然后启动刮雨器，旗帜便左右挥舞。卡车载着大肆庆祝的年轻人，缓慢行进。整个城市里，到处都有人将国王的雕像推倒击碎。比尔不知道暴徒接下来会干什么。他继而担心起警卫和其他囚犯下一步的行动。伊朗人民长久以来被压抑的情感喷薄而出，美国人会成为他们攻击的目标吗？

那天剩余的时间，他和保罗都待在牢房里，努力不引起旁人注意。他们躺在床铺上，漫无目的地谈着话。保罗抽着烟。比尔努力不去回想他在电视上看到的恐怖画面，但无法无天的暴徒的吼叫，革命胜利的集体狂欢，透过了监狱墙壁填满了他的耳朵，就像是闪电间歇中震耳欲聋的雷鸣。

两天后，1月18日上午，一名警卫来到五号牢房，用波斯语对卫生部前副部长雷扎·勒伽巴说了几句，勒伽巴为保罗和比尔翻译道：“你们必须收拾好东西。他们要转移你们。”

“转移到什么地方？”保罗问。

“另外一个监狱。”

比尔心头一凛。他们要去什么监狱？是那种折磨囚犯致死的监狱吗？EDS公司会被告知他们转移到哪儿了吗？还是说，他们两个会无声无息地消失？这里谈不上舒适，但至少他们熟悉这里。

警卫又说了几句，勒伽巴说：“他让你们不要担心——这都是为了你们好。”

将他们的牙刷、共用的剃须刀和仅有的几件换洗衣裳收拾起来只用了几分钟。然后他们坐下等待——等了三个小时。

他们忐忑不安。比尔习惯了这个监狱，而且基本信任他的狱友——尽管他偶尔也会多疑。他担心下一个监狱会更糟。

保罗拜托勒伽巴将他们转移的消息告知EDS公司——也许要通过贿赂管理监狱的上校。

一直关心他们的牢房“教父”对他们的离开很伤心。老人悲伤地看着保罗取下凯伦和安·玛丽的照片。保罗一冲动，将照片送给了老人。老人明显非常感动，连声道谢。

最后他们被带到了院子里，赶进了一辆小型巴士，车上还有几名来自其他牢房的囚犯。比尔打量着其他人，努力寻找他们的共同点。其中一个是法国人。难道为安全起见，所有的外国人都要被关进同一个监狱？但他又看见了一个强壮的伊朗人，他是他们入狱头一晚待的楼下牢房里的老大。比尔猜他只是个普通囚犯。

巴士驶出院子，比尔对法国人说：“你知道我们这是去哪儿吗？”

“我要被释放了。”法国人说。

比尔心脏狂跳。这是好消息！也许他们都要被释放了。

他将注意力转移到街上。这是三周以来他第一次见到外面的世界。司法部周围的政府大楼都遭到了破坏——暴徒果然都肆无忌惮了。随处可见被焚毁的汽车和被打碎的窗户。大街上全是士兵和坦克，但他们什么都没做——没有维持秩序，甚至没有管制交通。比尔觉得，孱弱的巴赫提亚尔政府被推翻只是早晚的问题。

EDS公司的同事——泰勒、豪威尔、扬、加拉格尔和科伯恩都怎么样了？国王离开后他们就再没来过监狱。他们被迫逃亡自保了吗？不知为何，比尔觉得他们应该还在城里，试图将保罗和比尔救出监狱。他开始希望这次转移是他们安排的。或许，巴士不会把他们送去另一个监狱，而是将他们直接送到美国空军基地。他越想越觉得这都是事先安排好的。国王离开后，美国大使馆无疑已意识到保罗和比尔的处境异常危险，于是开始施展强有力的外交手腕解决问题。巴士只是个幌子，真实目的是要在不引起达德加这样怀有恶意的伊朗官员的情况下，将他们弄出司法部监狱。

巴士往北行驶，经过比尔熟悉的区域。看着动荡的城市南部在他身后慢慢退去，他开始觉得安全了几分。

空军基地也在北部。

巴士驶入一个宽阔的广场，广场上坐落着一座巨大的堡垒状建筑。比尔兴致盎然地望着这座建筑。建筑的外墙有二十五英尺高，墙上立着警戒塔，架着机关枪。广场上满是穿着方披巾，也就是传统黑色长袍的伊朗女人，她们都在大声叫嚷着。这里是宫殿还是寺庙？或者说军事基地？

巴士驶近堡垒，慢慢减速。

哦，不。

前方的中央是两扇巨大的铁门。

令比尔恐惧的是，巴士停了下来，车头正对着大门。

这个可怕的地方就是新的监狱，新的梦魇。

大门打开，巴士开了进去。

他们不是去空军基地，EDS公司没有谈判成功，大使馆也没有展开行动。他们不会被释放。

巴士又停下来。铁门在后面关闭，前面又打开了一扇门。巴士驶入门中，停在建筑群前。一名警卫用波斯语说了几句话，所有囚犯都起身下了车。

比尔感觉自己如同失望的孩子。我这一辈子算是毁了，他想。我做了什么才得到如此报应？

我到底做了什么啊？

“别开这么快。”西蒙斯说。

乔·波赫说：“我开得不够稳？”

“不是这个意思。我只是不想让你违法。”

“违什么法？”

“总之要小心。”

科伯恩插话道：“我们到了。”

波赫停下车。

他们的视线越过穿着黑袍的古怪女人们的脑袋，看着加斯尔监狱巨大的堡垒。

“上帝啊。”西蒙斯说，深沉沙哑的嗓音中夹杂着敬畏，“瞅瞅这地方。”

他们全部注视着高高的外墙、巨大的铁门，以及警戒塔和机枪火力掩体。

西蒙斯说：“这地方比阿拉莫要塞【20】还坚固。”

科伯恩想到，如果没有所有美国军队的帮助，他们这支小营救队根本无法攻入这里。他们筹划并练习过多次的营救行动如今完全无法展开。方案无需变更或改良，因为他们面对的情况发生了剧变，整个营救方案都派不上用场。

他们在车里坐了一会儿，每个人都若有所思。

“那些女人是做什么的？”科伯恩大声问。

“他们有亲人被关在监狱里。”波赫解释道。

科伯恩听到了一种怪异的噪音。“听，”他说，“那是什么声音？”

“是那些女人在哀号。”波赫说。

西蒙斯上校曾经仰视过一座坚不可摧的堡垒。

他当时还是西蒙斯上尉，他的朋友称他阿特，而不是“公牛”。

那是1944年10月。二十六岁的阿特·西蒙斯是第六游骑兵步兵营B连指挥官。美国人在太平洋节节获胜，即将进攻菲律宾。第六游骑兵步兵营先于进攻部队抵达那里，在敌人后方制造破坏。

B连降落在洪望康岛的雷迪湾，发现该岛没有日军。西蒙斯在两百名温顺的土著面前，将星条旗升到了一棵椰子树上。在附近苏兰岛驻扎的日军在屠杀平民。西蒙斯请求上级允许他攻占苏兰岛，但遭到上级拒绝。几天后，他再次发出相同的请求。他被告知，没有多余的船只可以将B连运过去。西蒙斯请求上级允许他使用当地的交通工具，这次他终于获准了。

西蒙斯征用了三艘当地帆船和十一只独木舟，自任舰队司令。凌晨两点，他同八十名士兵出发了。但风暴来袭，七只独木舟倾覆，西蒙斯的大多数舰队成员游泳重返海滩。

他们第二天再次出发。这次他们白天起航，因为日本飞机仍掌握制空权，士兵们脱光了衣服，将制服和装备藏在舱底，让自己看起来如同当地渔民。这一招见效了，B连顺利登陆苏兰岛。西蒙斯立刻对驻扎在岛上的日军进行侦察。

这时，他看见了那座坚不可摧的堡垒。

日军驻扎在岛的南端，在三百英尺高的珊瑚悬崖顶的灯塔里。

一条小路从西侧延伸到悬崖中段，与珊瑚上开凿出的陡峭阶梯相连。从六十英尺高的灯塔和灯塔平台上的三个面西的建筑上，可以看到整个阶梯和小路的大部分。那是绝佳的防守位置——一夫当关，万夫莫开。

但不管是怎样的难关，总会有攻克的办法。

西蒙斯决定从东侧爬上悬崖，展开袭击。

攻击在11月2日凌晨一点展开。西蒙斯和十四名手下蹲伏在崖底，就位于日军的正下方。他们的脸和手都被涂成黑色，月光皎洁，整个区域开阔得如同艾奥瓦州大草原。他们用手语交流，将袜子套在靴子上，以免发出声响。

西蒙斯做了出发的手势，他们开始攀爬悬崖。

珊瑚的尖锐边缘扎进他们的手指和手掌。有的地方没有支撑点，他们只好抓住藤蔓往上爬。他们此时毫无还手之力——如果有哨兵好奇地从平台上沿着东侧的悬崖往下看，就会立刻发现他们，并且易如反掌地把他们逐个干掉。

爬到一半的时候，寂静被一声巨响打破。有人的步枪枪托撞上了一块凸起的珊瑚。他们全都停下，紧贴崖壁一动不动。西蒙斯屏住呼吸，等待日军从上面射击，展开一场屠杀。但日军毫无动静。

十分钟后，他们继续前进。

攀爬过程持续了一小时。

西蒙斯第一个爬上崖顶。他蹲在平台上，在皎洁的月光中感到无所遁形。他没有看到日本人，但他听到了从一个低矮建筑中传出的说话声。他用步枪瞄准了灯塔。

剩余的队员也陆续抵达平台。他们安装好机关枪后就会开始袭击。

机关枪刚刚搬上崖顶，一个睡眼惺忪、起来上厕所的日本兵就闯进了视野。西蒙斯给负责掩护的士兵打了个手势，后者射杀了那个日本人，接着便枪声大作，火光四射。

西蒙斯立刻扑向机关枪，抓住一条支架腿和弹药箱，机枪手则抓住另一条支架腿，开始射击。被打得猝不及防的日本人从建筑中逃出来，迎接他们的是呼啸而来的子弹。

二十分钟后，一切都结束了。十五个敌人被歼灭。西蒙斯的队伍则有两人受伤，但都不致命。“坚不可摧”的堡垒被攻占下来。

不管是怎样的难关，总会有攻克的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