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4>1</h4>

约翰·豪威尔的母亲经常说，他出生在1946年9月9日9点9分。

他身材矮小，走起路来蹦蹦跳跳，充满活力。他漂亮的浅棕色头发过早地脱落了，眼睛有点斜视，声音稍显沙哑，仿佛一直患有感冒。他说话非常缓慢，经常眨眼。

他三十二岁，是汤姆·卢斯的达拉斯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同罗斯·佩罗身边的许多人一样，豪威尔年纪轻轻就已经身居要职。他作为律师的最大优点就是韧性。“约翰能赢是因为他比对方更吃苦耐劳。”卢斯说。大多数周末，豪威尔都会在星期六或星期天选择加班，处理那些被电话打断的未尽事务，为下周的工作做好准备。如果家庭活动令他无法加这一天班，他会非常沮丧。而且，他经常工作到深夜，在家里都忘了吃晚饭，这令他的妻子安吉拉很不开心。

同佩罗一样，豪威尔出生在特克萨卡纳；同佩罗一样，他个子小，但胆子大。不过，1月14日中午他却有些害怕，因为他要去见达德加。

前一天下午，到德黑兰后不久，豪威尔就同EDS新聘请的本地律师阿哈默德·侯曼见过面。侯曼博士建议他不要见达德加，至少现在避免去见——达德加很可能打算逮捕他能找到的所有EDS公司的美国人，包括律师。

侯曼给豪威尔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身材魁梧肥胖，六十开外，按伊朗标准穿着得体。他是伊朗律师协会的前主席。尽管他的英语并不流利——法语是他的第二语言——但他看上去自信而博学。

侯曼的建议同豪威尔的直觉不谋而合。豪威尔喜欢在交涉前做足准备，他相信辩护律师的古老格言——决不要问你不知道答案的问题。

侯曼的建议也得到了美国姑娘邦妮·弗雷沙克的佐证。邦妮在司法部有一两个朋友，她在十二月就警告过杰伊·科伯恩，保罗和比尔将被逮捕，但当时没人相信她。事态如她所预言的那样发生后，她的可信度立即提升，于是，一月初的某晚十一点，她给里奇·加拉格尔打电话的时候，她的话得到高度重视。

这段对话令加拉格尔联想到了电影《总统班底》。电影中，紧张的线人在电话里用临时代码向新闻记者传递消息。邦妮的第一句话是：“你知道我是谁吗？”

“我知道。”加拉格尔说。

“有人向你提过我？”

“是的。”

她说，EDS公司的电话遭到窃听，对话都被录了下来。她打电话来是要告诉加拉格尔，达德加很可能会逮捕更多EDS公司的管理人员。她建议他们离开伊朗或者搬入一个有许多新闻记者的酒店。保罗的副手罗伊德·布里格斯最有可能是达德加的下一个目标，但他已经离开了伊朗——他必须返回美国，向律师们通报情况。而加拉格尔和基恩·泰勒搬进了凯悦酒店。

达德加还没有逮捕EDS公司的其他人。

豪威尔不需要更多的证据。在掌握基本原则之前，他必须远离达德加。

而这天早上八点三十分，达德加突袭了布加勒斯特。

他带着六名调查员出现，要求查看EDS公司的文件。豪威尔躲在另一层的一个办公室里，给侯曼打去电话。两人匆匆商量了一下，侯曼建议所有EDS公司员工都配合达德加的搜查。

达德加想查看恰帕罗恩的文件。保罗秘书办公室的文件柜锁起来了，没人找得到钥匙。这当然令达德加愈发想看到文件。基恩·泰勒用他典型的直接方式解决了这个问题——他找来了撬棍，将柜子给撬开了。

同时，豪威尔溜出大楼，见到侯曼博士，然后前往司法部。

这也是一件令人心惊肉跳的事，因为他不得不挤过一群示威的暴徒，他们聚集在司法部外，抗议司法部关押政治犯。

豪威尔和侯曼同达德加的上司奇安博士有约。

豪威尔告诉奇安，EDS是一家具有良好声誉的公司，没有做错任何事，并非常愿意配合调查，以清除污名。但是，EDS公司希望自己的员工得到释放。

奇安说他已让助理吩咐达德加复查此案。

这话在豪威尔听来毫无用处。

他告诉奇安，他希望讨论降低保释金的问题。

奇安说的是波斯语，侯曼做翻译。侯曼说，奇安并没有坚决反对降低保释金。侯曼预计保释金可以降低一半。

奇安给豪威尔写了张条子，授权他到监狱探视保罗和比尔。

豪威尔事后回想，会谈没有取得任何成功，但至少奇安没有逮捕他。

他返回布加勒斯特，发现达德加也没有逮捕任何人。

他的律师直觉警告他别见达德加，但如今这种本能同他人格的另一面——急躁——纠缠起来。有时候，豪威尔会对研究、准备、预测、计划感到厌倦——他想解决问题，而不是一直思考如何解决。他喜欢急流勇进，迎难而上，而不是被困难压得寸步难行。这种倾向被亲临德黑兰的罗斯·佩罗加强了。佩罗总是早上第一个起床，问大家昨天取得了什么进展，今天打算完成什么任务——他一刻不停地鞭策着大家。于是急躁打败了谨慎，豪威尔决定会一会达德加。

所以他才害怕。

如果他不开心，他的妻子就更不开心。

安吉拉·豪威尔最近两个月都没怎么见到自己的丈夫。十一月和十二月的大部分日子他都待在德黑兰，努力劝说卫生部付款给EDS公司。回美国后，他又在EDS公司总部加班到很晚，解决保罗和比尔的问题，要不然就是跑去纽约同伊朗的律师见面。12月31日，豪威在早餐时间回到家——他又在公司加了通宵的班——却发现安吉拉搂着九个月大的儿子麦克，在阴暗寒冷的房子里的炉火前取暖——冰暴导致了电力中断。他只好让他们搬到他姐姐家，然后又去纽约了。

安吉拉已经承受了足够大的压力，而当他宣布他又要返回德黑兰时，她感到异常沮丧。“你知道那儿是什么状况。”她说，“你为什么要回去？”

难就难在，这个问题没有简单的答案。他对自己将去德黑兰做什么还不清楚。他是去解决问题的，但他不知道如何解决。如果他能说“这就是我必须做的事，这是我职责所在，我是唯一能做这件事的人”，那她也许就能理解。“约翰，我们是一家人。这儿的一大堆事我都需要你帮忙。”她说。“一大堆事”是指冰暴、停电和孩子。

“抱歉。你还得尽量一个人扛着。我会同你保持联络的。”豪威尔说。

他们不是那种通过大吼大叫表达情绪的夫妻。他经常加班到很晚，害得她独自吃为他准备的晚餐，但他们最多只是爆发冷战，从不会吵架。但这一次比不回家吃饭要严重得多——他在她和孩子需要他的时候离开了他们。

那天晚上安吉拉和他谈了很久。谈完之后，安吉拉依然不开心，但至少同意他去了。

那之后，他从伦敦和德黑兰给她打过几次电话。她在电视上看到了骚乱的画面，十分担心他的安危。要是知道了他要去做什么，她肯定会更担心的。

他将对家庭的关心抛到脑后，去找阿波尔哈桑。

阿波尔哈桑是EDS公司的高级伊朗雇员。罗伊德·布里格斯去纽约了，阿波尔哈桑就成了EDS公司在伊朗的负责人（唯一留在那里的美国人里奇·加拉格尔不是经理）。基恩·泰勒回德黑兰后取代了阿波尔哈桑成为负责人，阿波尔哈桑十分不悦。泰勒并不擅长交际（EDS海外公司总裁比尔·盖登曾戏称，基恩这个海军陆战队前队员需要交际训练）。他同阿波尔哈桑之间有冲突，但豪威尔同阿波尔哈桑关系不错，因为阿波尔哈桑能翻译波斯语，还将伊朗的习惯和做事方法教给美国员工。

达德加认识阿波尔哈桑的父亲——一名出色的律师——还在讯问保罗和比尔的时候见过阿波尔哈桑。所以这天上午，阿波尔哈桑得到指示，不仅要与达德加的调查人员交涉，而且要提供他们需要的一切。

豪威尔对阿波尔哈桑说：“我决定见见达德加。你怎么看？”

“当然可以。”阿波尔哈桑说，他妻子是美国人，他能说一口美式英语，“我觉得没问题。”

“好，走吧。”

阿波尔哈桑领豪威尔来到保罗·恰帕罗恩的会议室。达德加和他的助理们围坐在一张大桌旁，检查EDS公司的财务记录。阿波尔哈桑请达德加进入旁边的房间，也就是保罗的办公室，然后将豪威尔介绍给他。

达德加同豪威尔礼节性地握了握手。

他们坐在办公室角落的一张桌旁。豪威尔觉得达德加看上去并不像魔鬼——只是一个满面倦容的秃顶的中年男人。

豪威尔将对奇安博士说的话又对达德加说了一遍：“EDS是一家具有良好声誉的公司，没有做错任何事。我们非常愿意配合调查，但我们不能容忍两名高级管理人员被关在牢里。”

由阿波尔哈桑翻译的达德加的回答令豪威尔惊诧不已。“如果你们没有做错事，为什么还没有支付保释金？”

“两者之间没有关联。”豪威尔说，“保释金是出庭受审的保证金，而不是为自己罪行所付的罚金。不管最终裁判如何，只要被告出庭，保释金就会被返还。”阿波尔哈桑翻译的时候，豪威尔怀疑，用来描述达德加索要的1275万美元的波斯语所对应的英语是否真是保释金。现在，豪威尔想到了也许很重要的一件事。保罗和比尔被捕的那天，他同阿波尔哈桑通过电话。阿波尔哈桑对豪威尔说过，达德加认为卫生部已累计支付给EDS公司1275万美元，倘若合同是通过行贿获得的，那EDS公司就无权获得这笔钱（阿波尔哈桑当时没有将这句话翻译给保罗和比尔）。

实际上，EDS公司已获得的报酬远超1300万美元，所以这句话没有多大的意义，豪威尔也没有太在意。也许只是达德加算错了。

阿波尔哈桑翻译出达德加的回答：“如果他们是清白的，就没有理由不出庭，所以他们付了保释金也不会有任何风险。”

“美国公司不这样做。”豪威尔说。他没有撒谎，但故意诱导了话题，“EDS是一家上市公司，美国《证券法》规定，上市公司只能为股东的利益用钱。保罗和比尔是自由人——公司不能保证他们会出庭受审。所以我们不能用公司的钱支付保释金。”

这是豪威尔预设的第一招，但阿波尔哈桑翻译的时候，他看得出这对达德加没用。

“只能由他们的家人缴纳保释金，”他继续说，“此刻他们的家人正在美国筹钱，但1300万美元太离谱了。倘若保释金能降低到合理的额度，他们的家人就有可能支付。”当然这些都是谎话——如果不得已，罗斯·佩罗会支付保释金的，前提是汤姆·沃尔特能找到办法把钱弄进来。

这次轮到达德加惊诧了：“你不能强迫你们的人出庭受审，这是真的吗？”

“当然是真的。”豪威尔说，“你能怎么样？把他们用链子锁起来？我们不是警察。你知道，你之所以关押他们，是因为怀疑他们的公司犯了罪。”

达德加的回答是：“不，他们之所以被关押，是因为他们自己做错了事。”

“什么事？”

“他们通过虚假进度报告从卫生部骗钱。”

“比尔·盖洛德显然不适合这一项指控，因为他抵达德黑兰之后，卫生部就未向EDS公司支付过任何款项。那你指控他犯了什么罪呢？”

“他篡改了进度报告。你没有资格审问我，豪威尔先生。”

豪威尔突然意识到，达德加可以把他也送进监狱。

达德加继续道：“我在进行调查。我将根据调查结果决定是释放你的当事人还是对他们提起公诉。”

豪威尔说：“我们愿意配合你的调查。但我们如何才能让保罗和比尔获释呢？”

“支付保释金。”

“如果他们被保释，是否可以离开伊朗？”

“不行。”

<h4>2</h4>

杰伊·科伯恩穿过左右对开的玻璃滑门，进入喜来登酒店的门厅。右侧是长长的服务台，左侧是酒店的商店，门厅中央有一张长沙发。

根据得到的指示，他在报刊亭买了一份《新闻周刊》杂志。他坐在沙发里，面朝大门，假装看杂志，但实际上留意着所有进门的人。

他感觉自己如同是间谍电影中的角色。

马吉德调查管理监狱的上校时，营救行动暂时中止。与此同时，科伯恩奉佩罗之命去做一件事。

他同一个绰号“深喉”（这个名字来自于电影《总统班底》中向记者鲍勃·伍德沃德提供“深层背景”的神秘人物）的人秘密约会。这个“深喉”是一名美国经营顾问，教授外国公司管理人员如何同伊朗人做生意。在保罗和比尔被捕前，罗伊德·布里格斯找到“深喉”帮忙，敦促卫生部付款给EDS公司。“深喉”对布里格斯说，EDS遇上大麻烦了，不过如果他们肯拿出250万美元的话，他就可以把问题摆平。当时EDS公司没有把他的提议当回事儿——是政府欠EDS公司钱，而不是相反。需要把问题摆平的是伊朗人。

结果证明“深喉”的判断是对的（邦妮·弗雷沙克也同样被证明是对的），于是布里格斯又联系上他。“伊朗人对你们非常恼怒，”他说，“现在要去摆平的话会非常困难，但我会努力试一试。”

他昨天打来电话，说他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但他要求面见罗斯·佩罗。

泰勒、豪威尔、扬和加拉格尔都认为，佩罗绝不能暴露自己——他们害怕“深喉”可能知道佩罗在德黑兰。佩罗问西蒙斯是否可以让科伯恩替他去，西蒙斯同意了。

科伯恩给“深喉”打电话，说他代表佩罗与他见面。

“不行不行。”“深喉”说，“必须是佩罗本人。”

“那生意就免谈。”科伯恩答道。

“好吧，好吧。”“深喉”让步了，然后给科伯恩交代了会面事宜。

科伯恩需要在晚上八点赶到瓦纳克区的一个电话亭，那里离基恩·泰勒的住所不远。

八点整，电话亭的电话响了。“深喉”吩咐科伯恩前往附近的喜来登酒店，坐在门厅中看《新闻周刊》。他们将在那里会面，通过交换暗语确认对方身份。“深喉”会说：“你知道巴列维大街在哪儿吗？”那条街就在一个街区外，但科伯恩会说：“不，我不知道，我刚到德黑兰。”

所以他会觉得自己像电影中的间谍。

遵从西蒙斯的建议，他穿着又长又大的羽绒服——泰勒称其为米其林羽绒服。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试探“深喉”会不会搜他的身。如果不搜，那以后见面的时候他就可以将录音机藏在羽绒服下，把对话录下来。

他翻看着《新闻周刊》。

“你知道巴列维大街在哪儿吗？”

科伯恩抬头，看见一个与自己身高和体重相仿的人，大概四十出头，头发乌黑光亮，戴着眼镜。“不，我不知道，我刚到德黑兰。”

“深喉”紧张地四处张望。“走吧。”他说，“去那儿。”

科伯恩起身，随他来到酒店后部。他们在一个阴暗的通道里停下。“我得搜你的身。”“深喉”说。

科伯恩举起双臂，问道：“你怕什么？”

“深喉”讥笑道：“你不能相信任何人。这个城市已经没有规则可言了。”他搜完了身。

“我们现在回门厅去吗？”

“不。可能有人在监视我——我不能让人看见同你在一起。”

“好吧。你能为我们提供什么？”

“深喉”又讥笑起来。“你们这帮人遇上麻烦了。”他说，“你们已经搞砸过一次。谁让你们不听了解这个城市的人的话？”

“我们是怎么搞砸的？”

“你认为这里是得克萨斯，这大错特错。”

“我们是怎么搞砸的？”

“你们本来可以用二百五十万美元摆平的，但现在需要六百万美元了。”

“为什么？”

“等等，你们上次摆了我一道。这是你们最后的机会。这一回，你们绝不能到最后关头不干了。”

科伯恩开始讨厌“深喉”。这个人很狡猾，他的态度俨然在说：你们都是蠢蛋，我比你们知道的多得多，我可不想俯尊屈就。

“我们把钱付给谁？”科伯恩问。

“瑞士的一个密码银行账户。”

“我们怎么知道我们付了钱就能得到想要的结果？”

“深喉”大笑道：“听着，这个国家的规矩是一手交钱一手交货。这里就得这么办事。”

“好。那程序是什么？”

“罗伊德·布里格斯同我去瑞士，开设一个条件交付账户，然后签一份协议书，寄放在银行里。恰帕罗恩和盖洛德一旦获释——如果你将这件事交给我处理，他们会很快获释——钱就从这个账户转到我的账户。”

“钱是给谁的？”

“深喉”轻蔑地摇摇头。

科伯恩说：“那我们怎么知道你一定能促成交易？”

“我只是在替人传话，而这些人同给你们制造麻烦的人关系密切。”

“你是说达德加？”

“你从不吸取教训，对吧？”

明确“深喉”的要求后，科伯恩还必须评价这个人。他已经得出了结论：“深喉”就是一坨屎。

“好，”科伯恩说，“我们保持联系。”

基恩·泰勒往大玻璃杯中倒了点朗姆酒，加入冰块，再倒入可口可乐。他常喝这种饮料。

泰勒魁梧高大，六英尺两英寸高，二百一十磅重，胸部肌肉突出。他在海军陆战队里打过橄榄球。他穿着讲究，喜欢配低开V领背心的西装和半扣领衬衣，戴大金边眼镜。他三十九岁，但已经开始秃顶了。

年轻的泰勒向来都是刺儿头——在大学被退学，在海军陆战队又因为触犯纪律被取消中士头衔——他至今仍然不喜欢被严密监督。他喜欢在EDS海外公司工作，因为那样就能远离总部。

他现在就在被严密监督。来德黑兰四天后，罗斯·佩罗变得异常愤怒。

泰勒害怕傍晚给老板做汇报。他和豪威尔在外面忙活了一天——穿过拥挤的车流，躲开示威者，同顽固的伊朗官僚纠缠——然后必须向佩罗解释为什么他们实际上没有取得任何进展。

更糟糕的是，佩罗基本上都待在酒店里。他只出去过两次——一次是去美国大使馆，另一次是去美军总部。泰勒不准别人给佩罗车钥匙和当地货币，以打消佩罗外出散步的冲动。但这样做的结果就是，佩罗变得如同被关在笼子里的熊一般，而向他汇报就如同被一起关进了笼子。

至少泰勒不必继续假装他不了解营救队的事。科伯恩带他见过了西蒙斯，他们聊了三个小时——准确地说，是泰勒说了三个小时，西蒙斯只是提问。他们坐在泰勒房子的客厅里，西蒙斯不停地将雪茄烟灰抖落在泰勒的地毯上。泰勒告诉他，伊朗就像一头被砍掉脑袋的野兽：脑袋——部长和官员们——仍努力下达着命令，但身体——伊朗人民——却在自行其是。

所以，政治压力是无法解救保罗和比尔的——他们要么被保释出来，要么被强行救出来。一连三个小时，西蒙斯都没有改变说话的声调，也没有发表任何看法，甚至没有从椅子上站起来过。

然而，西蒙斯的冰冷比佩罗的火爆好对付。早上泰勒还在刮胡子，佩罗就开始敲门。于是泰勒选择起得更早，以便佩罗进屋的时候自己准备妥当。但佩罗也起得更早，以至于泰勒都不禁怀疑，佩罗在门外偷听了一晚上，一听到他刮胡子就敲门。佩罗满脑子都是他昨晚想到的主意——为保罗和比尔辩白的新说辞，劝说伊朗人释放他们的新方案。泰勒和约翰·豪威尔——高个儿同矮个儿，就像蝙蝠侠和罗宾——驾驶蝙蝠侠的车子前往司法部或卫生部，但那里的官员会在几秒之内就把佩罗的想法撕得粉碎。在泰勒看来，佩罗仍在用一种合法的、理性的、美国式的方法，还没有意识到伊朗人根本不按这种方式行事。

泰勒操心的不止这些。他的妻子玛丽、孩子麦克和多恩，都同他父母待在匹兹堡。泰勒的母亲和父亲都年过八十，身体状况不佳。他母亲有心脏病。玛丽必须独自照顾父母和孩子。她没有抱怨，但他同她通过电话，听得出她不开心。

泰勒只能叹气。他不能同时处理世界上所有的问题。他倒满饮料，拿着杯子离开房间，前往佩罗的套房，参加火药味儿十足的会议。

佩罗在他套房里来回踱步，等待谈判小组的人聚齐。他在德黑兰没有半点用处，他知道这点。

他在美国大使馆坐了冷板凳。他被领进大使副手查尔斯·纳斯的办公室。纳斯彬彬有礼，但他老调重弹，称EDS公司应该通过法律途径解决保罗和比尔的问题。佩罗坚持要见大使。他飞了大半个地球来见沙利文，除非同沙利文说上话，否则他不会离开。沙利文终于来了，同佩罗握了手，说他来伊朗极不明智。明显佩罗给沙利文带来了麻烦，而沙利文不想再有什么麻烦。他说了一会儿话，但没有坐下，很快就离开了。佩罗不习惯被如此冷遇。他毕竟是一个有头有脸的美国人，一般而言，沙利文这样的外交官至少会很客气。

佩罗也见到了洛·戈尔兹。戈尔兹对保罗和比尔表示了由衷的关切，却没有提供任何实际的帮助。

在纳斯的办公室外，他遇到了使馆的几名武官，他们认出了他。在关注战俘运动之后，佩罗总能得到美国军人的热烈欢迎。他坐下同武官们谈了自己的问题。他们坦率地表示帮不上忙。“别信报纸上那一套，别信国务院公开说的话。”一名武官告诉他，“我们在这儿根本没有影响力。我们无法控制局面——你来美国大使馆纯粹是浪费时间。”

佩罗到美军总部去也纯粹是浪费时间。凯茜·加拉格尔的上司——美国援助行动部队长官基思·巴洛上校——派了一辆防弹车到凯悦酒店。佩罗已经同里奇·加拉格尔相熟。司机是伊朗人——佩罗不知道他站在哪一边。

他们同美国军事援助顾问团长官、空军将军菲利普·加斯特，以及“荷兰人”哈伊泽将军见面。佩罗多多少少认识哈伊泽，记得他是一个强壮而有活力的人，但现在他看上去精疲力竭。佩罗从报纸上得知，哈伊泽是卡特总统派来这里的特使，其使命是劝说伊朗军队支持倒霉的巴赫提亚尔政府。佩罗猜哈伊泽没兴趣干这份工作。

哈伊泽坦率地说他愿意帮保罗和比尔，但如今他对伊朗人无计可施——他没有东西同他们交换。哈伊泽说，即使保罗和比尔出狱了，他们留在伊朗也仍然危险。佩罗告诉他们，这件事他已做好了安排——保罗和比尔出狱后，“公牛”西蒙斯会来这儿照顾他们。哈伊泽大笑，不一会儿，加斯特也察觉出这是玩笑。他们知道西蒙斯是谁，也知道他来这儿可不仅仅是充当保姆的。

加斯特提出为西蒙斯提供燃油，但他能做的仅此而已。无论是军队的温言暖语，还是大使馆的冷言冷语，都无法实际帮到他。豪威尔和泰勒则只知道找借口。

在酒店房间坐一整天让佩罗抓狂不已。今天凯茜·加拉格尔请他照看她的贵宾犬布菲。听她的口气，好像这是一种荣耀，体现了她对佩罗的高度尊敬，佩罗惊讶自己居然同意了。他坐着盯着狗看，意识到一家大型跨国公司的老板干这种事是多么滑稽，真不知道自己是怎么答应的。基恩·泰勒没有同情他，因为泰勒也觉得这很滑稽。几个小时后，凯茜从理发店或别的什么她去过的地方回来，把狗领了回去，但佩罗的情绪一直不好。

有人敲了敲佩罗的房门，泰勒走了进来，拿着平常喝的饮料。他身后跟着约翰·豪威尔、里奇·加拉格尔、鲍勃·扬。他们全都坐了下来。

“你们是否告诉了他们，”佩罗说，“我们保证未来两年内的任何时候，一旦提前三十天收到通知，就会带保罗和比尔在美国或欧洲接受审讯？”

“他们对此不感兴趣。”豪威尔说。

“不感兴趣是什么意思？”

“他们就是这么说的——”

“但如果他们要合法调查，而不是企图勒索，他们只需要保罗和比尔能随时接受审讯就是了啊。”

“保罗和比尔现在的状态就可以随时接受审讯。我想他们没理由去改变现状。”

这简直让人抓狂。同伊朗人讲理似乎是不可能的，压根儿无法说通他们。“你们是否提议将保罗和比尔交由美国大使馆关押？”罗斯问。

“他们也拒绝了这个提议。”

“为什么？”

“他们没有说。”

“你问了吗？”

“罗斯，他们不必给我们理由。他们清楚，这儿他们说了算。”

“但他们要为他们关押的囚犯的安全负责。”

“囚犯的安全对他们来说并不怎么重要。”

泰勒说：“罗斯，他们不按我们的规则行事。对他们来说，把两个人关进监狱不是什么大事。保罗和比尔的安全也不是什么大事——”

“那你告诉我，他们按什么规则行事？”

敲门声传来，科伯恩走进屋，穿着米其林羽绒服，戴着黑色针织帽。佩罗精神一振——也许他有好消息。他问：“你见到‘深喉’了吗？”

“当然。”科伯恩边说边脱掉羽绒服。

“好，他怎么说？”

“他说他可以把保罗和比尔弄出来，但要价六百万美元。他要求将钱存进瑞士的一个条件交付账户，保罗和比尔一离开伊朗，银行就将钱转给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