鹰翼行动(肯·福莱特)_第八章（1 / 2）_鹰翼行动最新章节免费阅读无弹窗

德黑兰的营救队现在由西蒙斯、科伯恩、波赫、斯卡利和舒维巴赫组成。西蒙斯决定不让博尔韦尔、戴维斯和杰克逊来德黑兰。通过正面袭击营救保罗和比尔的方案无用了，所以他不需要这么多人。他派格伦·杰克逊去科威特调查向南逃出伊朗的路径。博尔韦尔和戴维斯则返回美国，等候进一步指令。

马吉德向科伯恩报告说，管理加斯尔监狱的莫哈利将军不容易被贿赂，但有两个女儿在美国上学。营救队简单商讨了绑架这两个女孩，强迫莫哈利帮助保罗和比尔逃跑的可能性，但他们很快放弃了这个想法（佩罗得知他们讨论过这种方案后勃然大怒）。将保罗和比尔偷偷藏进汽车后备箱带出来的想法也被搁置了。

有两三天，他们集中探讨了保罗和比尔被放出监狱、软禁在家中的情况下他们该怎么做。他们去观察了两人被捕前住的房子。带走他们很容易，除非达德加派人监视保罗和比尔。他们决定使用两辆车。第一辆载走保罗和比尔；第二辆保持一定距离跟在第一辆车后面，车上的斯卡利和舒维巴赫负责消灭任何尾随第一辆车的人。这两人再次承担了杀人的工作。

两辆车将通过短波无线电联系。科伯恩打电话给达拉斯的梅夫·斯托弗，吩咐他购买仪器。博尔韦尔将仪器带到伦敦，舒维巴赫和斯卡利去伦敦取回仪器。在伦敦的时候，这两人还将寻找一些详细清晰的伊朗地图，以便营救队不得不通过陆路逃离这个国家时使用（早在政局平稳的时候，吉普俱乐部的人就知道，在德黑兰是找不到像样的伊朗地图的。盖登说，伊朗地图还停留在“死马旁边左转”的水平上）。

西蒙斯还要大家为第三种可能——暴徒冲入监狱，释放了囚犯——做好准备。如果发生这种事，营救队将怎么做？科伯恩不间断地关注着德黑兰的局势，给他在美军情报系统的联络人和几个值得信任的伊朗雇员打电话——如果监狱被攻占，他会很快就知道。到时怎么样？必须有人找到保罗和比尔，将他们带到安全的地方。不过，几名美国人驾车驶入暴徒中间可是自找麻烦——保罗和比尔不起眼地混入逃亡的囚犯中更安全。西蒙斯让科伯恩下次探监时把这一方案告诉保罗，并让他们俩前往凯悦酒店。

不过，他们可以派一名伊朗人在暴徒之中找到保罗和比尔。西蒙斯让科伯恩推荐一名能随机应变的EDS公司伊朗员工。

科伯恩立刻想到了拉西德。

拉西德皮肤黝黑，外表英俊，二十三岁，来自一个殷实的德黑兰家庭。他接受了EDS公司的系统工程师培训。他聪明机智，魅力四射。科伯恩想起上次拉西德急中生智时的情形。当时，罢工的卫生部员工拒绝将数据输入工资管理系统，但拉西德将所有待输入的数据汇集起来，带去奥姆兰银行，劝服那里的人输入数据，然后在卫生部的电脑上运行程序。拉西德的问题是，你必须盯紧他，因为他在独断专行之前决不会问他人意见。他那种输入数据的方法会破坏罢工，给EDS公司带来更大的麻烦——比尔听到他干了什么之后，忧虑远远多于欣慰。拉西德性格冲动，英语也不太好，所以他经常一声不吭地就去按他的疯狂想法做事——这常常令他的上司忐忑不已。

但他总能干成事。他用三寸不烂之舌能让他人按他的设想行事，也能让自己摆脱麻烦。在机场接人或者送人的时候，他总能通过所有的“乘客专用”通道，尽管他手里根本就没有登机牌、机票和护照。科伯恩非常了解他，也非常喜欢他，甚至把他带回家一起吃过几次饭。科伯恩完全信任他，尤其是罢工之后，拉西德成了充满敌意的伊朗雇员中科伯恩的线人。

不过，西蒙斯是不会仅仅因为科伯恩的片面之词就相信拉西德的。他要求同拉西德见上一面——之前在让基恩·泰勒知晓秘密之前，他也提出了同样的要求。

科伯恩安排了一次会面。

拉西德八岁的时候，希望当美国总统。

二十三岁时，他知道自己永远也当不成总统，但他仍然想去美国，而EDS公司就是车票。他知道自己具有成为成功商人的潜质。他攻读的是人类心理学，他很快就看穿了EDS公司的人的心思。他们想要结果，而不是借口。如果他们给你一项任务，那你就该比他们要求你做的多做一点。如果这项任务相当艰难，或者无法完成，那最好别说出来——他们讨厌听人抱怨问题。你绝不能说：“我做不到，因为……”你一定要说：“我现在已经做到了这种程度，现在我在着手解决的问题是……”而这些要求都与拉西德的性格相合。他对EDS公司来说是有用的，他知道公司也欣赏他。

他最大的成就是在怀疑甚至敌视伊朗员工的公司安装电脑终端。这种抵制相当强烈，帕特·斯卡利每个月最多只能安装两台，而拉西德在两个月里安装了剩下的十八台。他决定利用这件事做文章，于是写信给罗斯·佩罗——他知道佩罗是EDS公司的老板——请他允许自己在达拉斯接受训练。他打算请EDS公司在德黑兰的所有经理在这封信上署名，但计划赶不上变化，大多数经理都撤离了，伊朗的EDS公司摇摇欲坠，这封信也一直没能寄出。所以他得另想办法。

他总是能想到办法。拉西德什么事都干得成，什么事都做得出。他甚至脱离了军队。数以千计的伊朗中产年轻人不得不花大笔钱行贿，避免参军，而拉西德在穿上军装几个星期后，就让医生相信他身患某种不停抽搐的不治之症。他的战友和上级当然知道他非常健康，但每次他看医生的时候，就会止不住地抽搐。他在病判委员会面前一连抽搐了几个小时——他发现这是累死人的活计。最后，多位医生都判定他有病，同意开立遣散书。这是疯狂、荒唐、让人瞠目结舌的做法，但干疯狂的事对拉西德来说是家常便饭。

他知道自己要去美国，但他不知道怎么去。反正谨慎而细致的规划不是他的强项。他是一个冲动的人，一个随机应变的人，一个机会主义者。机会来了他就能抓住。

西蒙斯先生对他很感兴趣。西蒙斯不像其他EDS公司的经理，他们才三四十岁，但西蒙斯已年届六十。他的长发、白须和大鼻子让他看上去更像伊朗人，而不像美国人。他不是那种想到什么就说出来的人。斯卡利和科伯恩那样的人会说：“情况就是这样，我要你这么做的事，你必须在明天上午搞定……”西蒙斯则会说：“我们去散散步吧。”

他们在德黑兰的街上漫步。拉西德聊着自己的家庭，他在EDS公司的工作，以及他对人类心理学的看法。他们不断听见枪声，街上常常看到有人游行，高喊口号。随处可见战斗过的痕迹、被掀翻的汽车和燃烧的建筑。“共产主义分子砸烂昂贵的汽车，穆斯林则荡平卖酒的商店。”拉西德告诉西蒙斯。

“怎么会发生这种事？”西蒙斯问他。

“这是伊朗人民证明自己、实现想法、赢取自由的机会。”

他们来到监狱对面的加斯尔广场。拉西德说：“这里有许多囚犯，仅仅因为要求获得自由就被关了进来。”

西蒙斯指着哀号的女人说：“她们在干什么？”

“他们的丈夫和儿子被不公地关押了，所以她们聚在这里，朝警卫哀号痛哭，希望他们能放了自己的亲人。”

西蒙斯说：“我也希望他们能放了保罗和比尔。”

“我也非常关心保罗和比尔。”

“但你对此做了什么？”西蒙斯说。

拉西德大吃一惊，“我在竭尽全力地帮助我的美国朋友。”他说。他想到了那些猫猫狗狗。他如今的一项工作就是照顾EDS公司撤离者留下的所有宠物，包括四条狗和十二只猫。拉西德从未养过宠物，也不知道如何应对带有攻击性的大狗。每次他去关那些宠物的公寓喂食时，他还得从街上雇两三个人帮他控制那些动物。他有两次将所有宠物装进笼子带到机场，因为他听说有航班能接收它们。结果两次航班都取消了。他想告诉西蒙斯这一点，但不知为何他知道西蒙斯不会对此感兴趣。

西蒙斯打算做些事，拉西德想，而且绝不是生意上的事。在他的印象中，西蒙斯是一个经验丰富的男人——从他脸上的沧桑就能看出这一点。拉西德不相信经验。他喜欢现学现用。他喜欢暴风骤雨的革命，而不是和风细雨的进化。他喜欢走捷径，抄小道，高速发展，快速充电。西蒙斯不一样。他是个有耐心的人，拉西德通过分析他的心理，猜想这耐心来自强大的信念。他准备好了之后就会告诉我要我做什么，拉西德想。

“你对法国大革命有所了解吗？”西蒙斯问。

“略知一二。”

“这个地方让我想起了巴士底狱——压迫的象征。”

对比得很恰当，拉西德想。

西蒙斯继续说：“法国革命者攻陷了巴士底狱，释放了囚犯。”

“我想这里会发生相同的事。至少有这一可能。”

西蒙斯点头道：“如果发生这种事，必须要有人在这儿照顾保罗和比尔。”

“是的。”那人就是我，拉西德想。

他们一起站在加斯尔广场里，看着高墙和大门，以及穿着黑袍哀号的女人。拉西德想起了他的原则：总是比EDS公司要求你做的多做一点。

倘若暴徒忽视了加斯尔监狱怎么办？或许他应该想办法让他们无法忽视。暴徒都是拉西德那样的人——心怀不满、希望改善生活的年轻人。他也许不应只是加入暴徒之中——也许应该领导他们。他也许可以发动一场对监狱的袭击。他，拉西德，也许可以营救保罗和比尔。

没有事是不可能的。

科伯恩现在还不知道西蒙斯脑子里在想什么。西蒙斯同佩罗和拉西德聊天的时候他不在场，而西蒙斯也没有主动提供多少信息。据科伯恩已掌握的情况，三种替代方案——藏入汽车后备箱，软禁在家时脱逃，攻陷“巴士底狱”——似乎都不靠谱。而且，西蒙斯根本没有去推进这件事，只是一个劲儿地坐在德沃兰奇克家里无休无止地讨论细节。但科伯恩却没有因此而不安。他毕竟是一名乐观主义者，而且他同罗斯·佩罗一样，认为不应该质疑这个世界上最伟大的营救专家。

在酝酿三种方案的同时，西蒙斯集中精力研究了“逃出伊朗”的路线。

科伯恩寻找用飞机将保罗和比尔运出去的方法。他在机场的仓库里转悠，试探是否能将保罗和比尔当作货物运出去。他同每个航空公司的人谈话，试图建立关系。他最终同泛美航空的安保主管谈过几次，将实情尽数相告，除了保罗和比尔的真名。他们探讨了让两名逃犯穿上乘务人员制服随班机离开的可能性。安保主管想要帮忙，但航空公司不愿承担过大的风险。科伯恩只好转而考虑偷一架直升机。他侦察了城南的直升机基地，发现偷盗是可行的。但在伊朗军队动乱的情形下，他怀疑直升机没有得到充分保养，他还知道伊朗军队零件短缺。何况，有人也许污染了燃油。

他将这些情况都报告给西蒙斯。西蒙斯对机场已经产生不安，科伯恩发现的困难强化了他的偏见。机场周围总是有警察和军队，一旦出了岔子就会无路可逃——机场本来就被设计成能阻止人们去不应去的地方。在机场，你总是将自己置于他人手中。而且，如果通过机场离开，最大的敌人就是逃亡者本身——他们必须非常冷静。科伯恩认为保罗和比尔有能力应对这种事，但将自己的判断告诉西蒙斯是没有意义的——西蒙斯总是独立判断一个人的品格，而他从未见过保罗和比尔。

结果，营救队最后决定通过陆路逃走。

陆上有六条逃亡线路。

往北是苏联，一个不友好的国家。往东是阿富汗，同样不友好，还有巴基斯坦，但它的边境太远了——几乎有一千英里，主要的路途在沙漠之中。南边是波斯湾，经过五十到一百英里的水路便是友好的科威特。他们看好这条路。西部是不友好的伊拉克，西北部是友好的土耳其。

科威特和土耳其是他们中意的目的地。

西蒙斯让科伯恩派一个可靠的伊朗员工驾车驶往波斯湾，去确认路途是否通畅，行经的乡村是否安宁。科伯恩让“摩托男”——因他骑摩托车在德黑兰飞驰而得此绰号——担当这一任务。“摩托男”同拉西德一样，是系统工程师，大约二十五岁，身材矮小，反应灵活。他在加利福尼亚的学校学过英语，能用任何美国方言讲话——南方口音，波多黎各口音，等等。尽管他没有大学学历，但EDS公司还是雇佣了他，因为他在能力测试中得分极高。EDS公司的伊朗员工参加大罢工后，保罗和科伯恩召开了一次大会，同他们商量此事。“摩托男”的发言震惊了在座的所有人，因为他强烈抨击了伊朗同事，坚定地支持公司管理层。他毫不隐瞒自己的亲美立场，但科伯恩非常肯定，“摩托男”同革命者有联系。某天他找基恩·泰勒要一辆车，泰勒给了他一辆，第二天他又要一辆，泰勒也满足了他。“摩托男”总是骑他的摩托车——泰勒和科伯恩非常肯定，那些车是借给革命者用的。他们不在乎——让“摩托男”感激他们，这更重要。所以，为了报答以前的恩惠，“摩托男”答应去波斯湾走一趟。

几天之后他回来了，报告说，只要给钱，你就会一路通畅。你可以到波斯湾，然后购买或租一条船。他不知道在科威特下船之后会发生什么。

这个问题要问格伦·杰克逊。

格伦·杰克逊是猎人，也是浸礼会教徒，还是“火箭男”。他高超的数学头脑和在压力下保持镇静的能力让他进入了NASA，在休斯敦的载人宇宙飞船中心的任务控制中心担任飞行控制员。他的工作是设计和操作计算飞行运动轨迹的电脑程序。

1968年圣诞节那天，杰克逊的冷静沉着受到了极大的考验。那天他执行了在NASA的最后一项任务——飞越月球。宇宙飞船从月球背面现身时，宇航员吉姆·洛弗尔汇报了飞行数据及偏差值，杰克逊以此判断飞船与既定航线的差距。杰克逊被吓了一大跳——数据远远超出了可接受的误差范围。杰克逊让太空舱通讯员请宇航员再报一次数据，再次核实。然后他告诉飞行指挥员，如果数据是准确的，三名宇航员就死定了——没有足够的燃料来纠正这么大的偏差。

杰克逊让洛弗尔第三次报上数据。结果是一样的。洛弗尔说：“哦，等等，我好像读错了……”

正确的数据报上来，显示飞行轨道几近完美。

这些都不能同越狱同日而语。

不过，杰克逊似乎永远没机会越狱了。他在巴黎空等了一个星期，终于接到了西蒙斯通过达拉斯方面下达的指令：让他去科威特。

他飞到科威特，搬进鲍勃·扬的房子。扬去德黑兰协助谈判组了，他的妻子克丽丝和刚出生的孩子在美国度假。杰克逊告诉代替扬担任执行经理的马洛伊·琼斯，他是来协助EDS公司为科威特中央银行进行初步研究的。他像模像样地做了点“研究”，然后就开始四处打探。

他去了机场，观察移民局官员。他很快就发现，他们非常严格。数百没有护照的伊朗人飞入科威特，然后被他们戴上手铐，装进下一趟回伊朗的飞机。杰克逊判定，保罗和比尔无法乘飞机进入科威特。

假设他们乘船过来，但他们没有护照，到了之后能获准离开吗？杰克逊去见美国领事，说他的一个孩子把护照弄掉了，并询问补办程序。美国领事不着边际地同他聊了很久，说科威特人在发放出境签证时，会有办法检查你是否是合法入境的。

这是个问题，但并非不能解决：一旦进入科威特，保罗和比尔就能脱离达德加的掌控，美国大使馆当然会把护照还给他们。主要问题是：如果他们能抵达伊朗南部，登上小船，那在登陆时是否不会被发现？

杰克逊考察了北起伊拉克、南至沙特阿拉伯的边境线。他在海滩上待了好几个小时，收集冬天的贝壳。他得知，一般情况下，海岸巡逻都比较松懈，但伊朗近期的难民潮改变了一切。数以千计的伊朗人同保罗和比尔一样渴望离开那个国家。那些伊朗人同西蒙斯一样，也能在地图上发现南方波斯湾对面就是友好的科威特。这些情况，科威特的海岸警卫队都了解。在海岸线上望出去，常能看见至少一艘巡逻船，它们对所有小船都进行拦截。

前途黯淡。杰克逊给达拉斯的梅夫·斯托弗打电话，报告说科威特这条路走不通。

只剩下土耳其一个选择了。

西蒙斯一直最看好土耳其。到土耳其边境的距离比到科威特的少。西蒙斯了解土耳其，他五十多岁的时候，曾在那里服役，训练土耳其军队。他甚至能讲一点土耳其语。

然后，他将拉尔夫·博尔韦尔派去伊斯坦布尔。

拉尔夫·博尔韦尔在酒吧中长大。他的父亲本杰明·拉塞尔·博尔韦尔是一个坚强而独立的黑人，经营许多小生意：杂货店、房屋出租、走私酒水，但占比重最大的是酒吧。本【21】·博尔韦尔养孩子的理论是：如果他知道孩子在哪儿，他就知道他们在做什么。所以他将儿子们都置于自己的视野之内，也就是说，大部分时间他们都待在酒吧里。这谈不上是像样的童年，拉尔夫觉得自己好像从一开始就过着成年人的生活。

他意识到他与同龄的男生大不一样是在进大学之后。同龄男生因为能赌博、喝酒、同女人约会而兴奋不已，而他对赌徒、醉鬼和妓女早就司空见惯了。于是他退了学，加入了空军。

他在空军的九年里从未亲临战斗，尽管他大体对此满意，但也让他不禁怀疑自己是否具备实战能力。营救保罗和比尔的行动给了他找到答案的机会，但西蒙斯将他从巴黎派回了达拉斯。他以为自己又要当地勤的时候，新的命令下来了。

电话是梅夫·斯托弗打的，他是佩罗的得力助手，现在则是西蒙斯同分散的营救队之间的纽带。斯托弗去睿侠无线电用品商店购买了六部五频道双向无线电通话器、十个充电器、一组电池，以及可以通过仪表盘上的点烟器运行无线电通话器的装置。他将这些东西交给博尔韦尔，让他在伦敦同斯卡利和舒维巴赫会合，然后一同去伊斯坦布尔。

斯托弗还给了他四万美元现金，用于日常开销、贿赂和其他用途。

博尔韦尔离开前的晚上，他的妻子在钱的问题上跟他吵了一架。他在去巴黎之前，背着她从银行取了一千美元——他喜欢带现金——她随后发现账户上只剩很少的存款。博尔韦尔不想向她解释为什么他拿了钱，以及这些钱是怎么花的。玛丽坚称自己需要用钱，博尔韦尔对此并不太关心——她同好朋友住在一起，他知道她会得到照顾。但她对他的漠不关心并不买账，而他不想惹她不高兴——每次她一坚持他就会退让。他走进卧室，取出装着无线电通话器和四万美元的箱子，从中拿出五百美元。玛丽也进了屋，看到他在数钱，还有箱子里装着的东西。

博尔韦尔数给了她五百美元，对她说：“这么多钱够用了吧？”

“够了。”她看了看箱子，然后看了看她丈夫，“我不会问你要去干啥的。”她说，然后出去了。

博尔韦尔第二天就走了。他在伦敦同舒维巴赫和斯卡利会合，将五部无线电通话器交给他们，将另一部留给自己，然后飞往伊斯坦布尔。

他从机场直接来到旅行代理人“菲什先生”的办公室。

“菲什先生”在一个开放式办公室同他会面，旁边还坐着三四个其他人。

“我名叫拉尔夫·博尔韦尔，我为EDS公司工作。”博尔韦尔开口道，“我想你认识我的女儿，斯泰茜·伊莱恩和凯夏·妮可。”撤离者停留在伊斯坦布尔时，他的两个女儿同“菲什先生”的女儿一起玩耍过。

“菲什先生”并不怎么热情。

“我需要同你谈谈。”博尔韦尔说。

“好，说吧。”

博尔韦尔扫了一圈房间。“我想同你私下谈谈。”

“为什么？”

“我同你谈的时候你就明白了。”

“他们是我的搭档。我没什么好对他们隐瞒的。”

“菲什先生”在给博尔韦尔难堪，博尔韦尔猜得出为什么，原因有二：首先，上一次撤离行动中，“菲什先生”贡献很大，但唐·诺斯沃西只给了他一百五十美元小费，在博尔韦尔看来，这点钱少得可笑（“我不知道该给他多少！”诺斯沃西说，“他做的单子是两万六千美元。我该给他多少小费？百分之十？”）。

第二，帕特·斯卡利曾经用“走私录像带”的谎言来欺骗“菲什先生”。博尔韦尔猜，“菲什先生”不是笨蛋，也不打算犯罪，他当然拒绝参与斯卡利的计划。

现在，“菲什先生”认为，EDS公司的人是守财奴，而且是危险却业余的罪犯。

然而，“菲什先生”毕竟是小商人。博尔韦尔理解小商人——他的父亲就是——小商人只认两种东西：实话实说和真金白银。拿出真金白银可以破解“菲什先生”对EDS公司的“守财奴”印象，而实话实说则可以否认他们是罪犯。

“好，我们从头开始谈。”博尔韦尔说，“EDS公司的人在这儿的时候，你给了他们很大的帮助，善待孩子，为我们做了不少工作。他们离开时，我们没有恰当地表达我们的感激之情，对此我们非常羞愧，我必须加以弥补。”

“这没什么大不了——”

“对不起。”博尔韦尔说，然后给了“菲什先生”十张百元美钞。

房间异常宁静。

“我要入住喜来登酒店。”博尔韦尔说，“也许我们能谈谈。”

“我跟你去。”“菲什先生”说。

他亲自帮博尔韦尔登记入住，还帮他要了个好房间，然后答应晚上在酒店咖啡馆共进晚餐。

“菲什先生”是一个能耐非凡的商人，博尔韦尔边取出行李边想。在这个极度贫穷的国家，他必须足够聪明，才能在兴旺的旅游业中分得一杯羹。上次的撤离行动表明，他有足够的胆识去做比发机票和订房间更多的事。既然他能将所有人的行李弄过海关，那他显然就认识能打通政府关节的人。他还帮忙解决了被收养的伊朗婴儿没护照的问题。EDS公司的错误是，认清了他是唯利是图的商人，却忽略了他非凡的能力。这种能力被他的外貌所掩盖——他很胖，穿着土褐色的衣服。博尔韦尔认为，在吸取过去的教训的基础上，他能对付“菲什先生”。

那晚用餐时，博尔韦尔告诉“菲什先生”，他想去伊朗和土耳其边境接一些从伊朗过来的人。

“菲什先生”大惊失色。“你不知道。”他说，“那里相当危险，住着库尔德人和阿塞拜疆人。他们是野蛮的山里人，不服从任何政府。你知道他们在那边是怎么谋生的吗？走私、抢劫、谋杀。我个人绝没有胆子去那儿。你是美国人，如果你去那儿，你就永远也回不来了。永远。”

博尔韦尔认为他也许在夸大其词。“就算再危险我也必须去。”他说，“我能购买一架轻型飞机吗？”

“菲什先生”摇头道：“在土耳其，个人拥有飞机是犯法的。”

“那直升机呢？”

“一样。”

“好吧。那我能包一架飞机吗？”

“这可以。在没有班机的情况下，你可以包机。”

“有班机到边境地区吗？”

“没有。”

“好吧。”

“不过，包机实在太不寻常了，肯定会引起当局的注意……”

“我们不会做任何违法的事。同样，我们也不想招惹他们来调查。就这么定了：包机。去确认价格，以及什么时候可以包，但要阻止别人预订。同时，我想要进一步了解陆路去那儿的方法。如果你不想护送我，那随你，但你得给我找一个愿意护送我去的人。”

“我去想办法。”

接下来的几天，他们又见过几次面。“菲什先生”起初的冷漠消失得无影无踪，博尔韦尔认为他们成了朋友。“菲什先生”机警而善辩。虽然他不是罪犯，但如果高风险能带来高回报的话，他也会触犯法律。博尔韦尔对此心有戚戚——在适当的条件下，他也会做同样的事。“菲什先生”还是一个精明的讯问者，博尔韦尔一点点地向他透露了全部实情。他承认，保罗和比尔很可能没有护照，但一到土耳其，他们就会在最近的美国领事馆拿到新护照。保罗和比尔也许会在离开伊朗时遇到麻烦，他说，他要做好亲自穿越边境、将他们接回来的准备——也许是乘轻型飞机。但这些在“菲什先生”看来都没什么，最让他忧心的是穿越土匪横行的山区。

不过，几天之后他就向博尔韦尔介绍了一个有亲戚在山区做土匪的人。“菲什先生”小声说，此人是罪犯，而且他长相不善——刀疤脸，小眼睛。他说他可以确保博尔韦尔安全抵达边境并返回，还说如果有必要，他的亲戚可以带博尔韦尔穿过边境去伊朗。

博尔韦尔打电话给达拉斯，将计划告知梅夫·斯托弗。斯托弗用密码将消息转告科伯恩，科伯恩告诉了西蒙斯，但西蒙斯否定了这一方案。他指出，如果这家伙是罪犯，那我们就不能相信他。

博尔韦尔很生气。他费了好大的劲儿才走到这一步——难道西蒙斯认为找到这些人很容易？如果你要经过强盗横行的山区，除了强盗还有谁肯护送你？但西蒙斯是老大，博尔韦尔只能让“菲什先生”另觅人选。

同时，斯卡利和舒维巴赫也飞到了伊斯坦布尔。

这两人本来要从伦敦经哥本哈根到德黑兰，但伊朗人又关闭了他们的机场，于是斯卡利和舒维巴赫到伊斯坦布尔同博尔韦尔会合。待在酒店等待新消息的三人得了幽闭烦躁症。舒维巴赫又恢复了特种兵的角色，建议大家在酒店楼梯上跑上跑下，以保持健康。博尔韦尔试了一次就放弃了。他们对西蒙斯、科伯恩和波赫渐渐丧失了耐心，他们似乎在德黑兰什么都没做——他们怎么还没动静呢？接着，西蒙斯又命令斯卡利和舒维巴赫返回美国。他们将无线电通话器留给了博尔韦尔。

“菲什先生”看到无线电通话器的时候被吓了一跳。他告诉博尔韦尔，在土耳其拥有无线电发射器是违法的。即使持有普通的晶体管收音机也必须到政府登记，以防其被恐怖分子用于制造无线电通话器。“你不知道自己是多么引人注意吗？”他对博尔韦尔说，“你每个星期的电话费是两千美元，而且你用现金支付。你看上去就不像是来这儿做生意的。女佣肯定已经见过无线电通话器，而且有所议论。你现在肯定已被监视起来了。别想营救你在伊朗的朋友了——你在这儿就会被投入监狱。”

博尔韦尔答应扔掉无线电通话器。西蒙斯无穷无尽的耐心会造成一个问题：越是拖延问题越是多。现在斯卡利和舒维巴赫都无法返回伊朗了，西蒙斯手上仍然没有无线电。不过，西蒙斯始终按兵不动。“菲什先生”指出，从伊朗可以通过两处边境进入土耳其，一处是色罗，另一处是巴扎干。西蒙斯选择了色罗。“菲什先生”说，巴扎干是一个更大、更文明的地方，大家在那儿会更安全点儿。西蒙斯说不行。

他们又找到一个人护送博尔韦尔去边境。“菲什先生”有一个同事，此人的姐夫在土耳其国家情报组织工作，该组织相当于土耳其的中情局。这名秘密警察叫伊尔斯曼。他开了证明信之后，博尔韦尔就可以在强盗横行的地区得到军队的保护。“菲什先生”说，如果没有这样的证明信，普通民众不仅会遭到强盗袭击，还有可能受到土耳其军队的威胁。

“菲什先生”非常神经质。去见伊尔斯曼的路上，他带着博尔韦尔上演了一部谍战片——不停地换车，最后换上一辆公交车，就像要甩掉追踪的人一样。博尔韦尔看不出这么做有何必要，因为他们要去见的是一个光明磊落的公民，只是碰巧在情报部门工作罢了。但博尔韦尔是陌生国度来的外国人，他必须同“菲什先生”一起走，并且信任“菲什先生”。

他们最终来到了城市陌生区域一座破破烂烂的大型公寓楼前。楼里没电——就像德黑兰一样！——“菲什先生”花了些时间才在黑暗中找到正确的房间。一开始没人应门。他本打算无声无息，但现在却功亏一篑，因为他不得不在门上用力拍打半个小时，整栋大楼的住户都出来看到了他们。博尔韦尔站在那里，感觉自己就像是哈莱姆区【22】的白人。最后，一个女人开了门，他们进了屋。

这是一个又小又脏的房间，塞满了古老的家具，昏暗的房间中只点着两根蜡烛。伊尔斯曼是一个矮胖的男人，与博尔韦尔年纪相当，三十五岁上下。伊尔斯曼已经有好多年站起来的时候看不见自己的脚了——他太胖了。他让博尔韦尔想起了电影中典型的胖警察形象，穿着过小的西装和汗湿的衬衣，一条皱巴巴的领带缠绕在原本脖子所在的地方——他的脖子短得都看不见了。

他们坐下来，那个女人——博尔韦尔猜她是伊尔斯曼夫人——端上茶来，跟德黑兰的习俗一样！通过“菲什先生”的翻译，博尔韦尔解释了他遇到的问题。伊尔斯曼半信半疑。他反复询问博尔韦尔关于两名美国逃犯的事。博尔韦尔怎么肯定他们是无辜的？为什么他们没有护照？他们带什么东西进土耳其？最后，他似乎判定博尔韦尔对他实话实说，没有欺瞒，于是答应把保罗和比尔从边境弄到伊斯坦布尔，价钱是总共八千美元。

博尔韦尔不知道伊尔斯曼是否真是情报人员。对真的情报人员来说，将美国人“走私”进来只不过是有趣的消遣。假设伊尔斯曼真是国家情报机构的人，在他们来这儿的路上，“菲什先生”为何担心有人跟踪他们呢？

也许伊尔斯曼是在赚外快。八千美元在土耳其是一笔大数字。伊尔斯曼甚至可能告诉他的上级他要干什么。毕竟，如果博尔韦尔所说是真的，那帮助美国人就没错；如果博尔韦尔在撒谎，那确认他真实目的的最佳方法就是随他去边境。

事到如今，伊尔斯曼似乎是博尔韦尔可能找到的最佳人选。博尔韦尔同意了报价，伊尔斯曼打开了一瓶苏格兰威士忌。

营救队的其他成员在世界各地焦躁不安的时候，西蒙斯和科伯恩正驾车从德黑兰赶往土耳其边境。

西蒙斯打出的口号是：侦察。他要在同保罗和比尔开始逃亡前熟悉每一寸逃亡路线。那一带是否安宁？警察力量如何？冬天路能走吗？加油站开不开？

他选择从色罗穿越边境，而去色罗有两条线路。他之所以选择色罗，是因为它是位于一个小镇的乏人问津的边境检查站。那里人很少，防守也非常薄弱，而“菲什先生”推荐的另一个选择巴扎干要更繁忙。离色罗最近的城市是雷扎耶。从德黑兰到雷扎耶的路上横亘着雷扎耶湖，此湖长一百英里——你只能开车绕过它，要么朝北，要么朝南。朝北的线路经过更大的城镇，路要好些。所以西蒙斯倾向于朝南的线路，前提是路可以走。他决定，在这次侦察行动中两条路都试试，去时走北线，回来时走南线。

他判断逃亡的最佳用车是英国路虎揽胜，这种车介于吉普和旅行车之间。德黑兰现在没有汽车专卖店或二手车店，所以科伯恩把弄两辆路虎揽胜的工作交给了“摩托男”。“摩托男”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案一如既往的巧妙。他在纸条上写上自己的电话号码和一段话：如果你想卖你的路虎揽胜，就打这个电话。然后骑摩托车全城转悠，一看到街上停着路虎揽胜，他就将一张纸条压在刮雨器下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