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蒙斯和科伯恩带了两个伊朗人同行：马吉德和马吉德的一个堂兄，后者是雷扎耶当地某农业大学的教授。教授来德黑兰是为了将他的妻儿送上飞往美国的飞机——西蒙斯骗他说，可以送他回雷扎耶。

他们一大早就离开了德黑兰，后备箱里放着一罐五十五加仑的汽油。刚开始的一百英里，在到卡兹文之前，都可以走现代高速公路。卡兹文之后，就是一条两车道沥青路。山坡覆盖着白雪，但路本身是干净的。如果接下来的路都是这样，那他们一天就能开到。

他们在赞延做短暂停留。他们已经从德黑兰驶出了两百英里，距离雷扎耶还有两百英里。他们同当地的警察局局长交谈，后者是教授的亲戚（科伯恩一向弄不清楚伊朗的家族关系——“表兄”这个词似乎没有严格的界定）。这一带还算安宁，警察局局长说，但到了塔布利兹地区他们就可能会碰上麻烦。

他们继续上路，在狭窄但路况不错的乡村道路上行驶了一下午。一百英里后，他们进入了塔布利兹。那里正在举行示威，但同他们在德黑兰常见的暴力冲突不同。他们甚至觉得去市场上转转也是安全的。

路上西蒙斯都在同马吉德和教授交谈。尽管听上去只是随便聊聊，但科伯恩早已熟悉西蒙斯的手段，他知道，上校是在试探这两人，看他们是否值得信任。目前看来，他们似乎过关了，因为西蒙斯开始不时暗示此行的真实目的。

教授说，塔布利兹周边的农村是支持国王的，所以在开拔前，西蒙斯将一张国王的照片贴在了挡风玻璃上。

行驶到塔布利兹北部几公里的时候，他们遇到了第一个麻烦——他们被一个路障拦下来了。路障做得很业余，只是将两棵树横放在路上，车不能高速通过，但可以减速绕行。路障旁站着手持斧子和棍子的村民。

马吉德和教授同村民谈话。教授出示了他的大学证件，还说车上的美国人是来帮助他们做研究项目的。显然，营救队同保罗和比尔逃亡时，也需要带上几名伊朗人，以处理诸如此类的问题。

村民们让他们通过了。

不一会儿，马吉德挥手叫停了对面来的一辆车。教授同这辆车的司机聊了几分钟，然后告诉他们说，下面一个叫科霍伊的镇子是反国王的。西蒙斯从挡风玻璃上摘下了国王照片，以阿亚图拉·霍梅尼的照片替代。此后，他们经常拦下对面来车，根据当地的政治倾向改换挡风玻璃上的照片。

在科霍伊郊外，他们又遇到了一个路障。

同第一个一样，这个路障也很业余，被村民把守，但这一次，站在树干后面的衣衫褴褛的男人和男孩都拿着枪。

马吉德停下车，他们全都下了车。

让科伯恩恐惧的是，一个十几岁的男孩用枪指着他。科伯恩不敢动弹。

那是一把骆玛手枪。男孩看上去十五六岁。他很可能今天才第一次手持武器，科伯恩想。拿着枪的业余枪手是危险的。男孩捏得很紧，连指节都发白了。

科伯恩害怕了。他在越南曾数次遭遇枪击，但现在让他害怕的是，他可能不明不白地死于擦枪走火。

“俄国佬。”男孩说，“俄国佬。”

他认为我是俄国人，科伯恩想。

也许是因为他留着红色络腮胡，戴着黑色羊毛小帽。

“不，我是美国人。”科伯恩说。

男孩的枪口依然对着他。

科伯恩盯着男孩发白的指节想，但愿这小流氓不会扣下扳机。

村民搜了西蒙斯、马吉德和教授的身。紧盯着男孩的科伯恩听见马吉德说：“他们是在检查我们是否带有武器。”他们携带的唯一武器是科伯恩藏在背后衬衣下的一把带鞘的小刀。

一个村民开始搜科伯恩的身，男孩终于放下了枪。

科伯恩恢复了呼吸。

不知道他们发现小刀后会怎么办？

检查并不彻底，他们没有发现小刀。

村民相信了科伯恩和西蒙斯是来做科学研究的。“他们为搜老人的身道歉。”马吉德说，“老人”指的就是西蒙斯，他现在看上去就像一名年迈的伊朗农民。“我们可以走了。”马吉德补充道。

他们重新钻进车里。

出科霍伊后，他们转而南行，绕过湖的顶端，然后沿着西岸驶往雷扎耶郊区。

教授指引他们绕远路进城，所以没遇上路障。从德黑兰开到这儿用了十二个小时。再行驶一小时就能抵达色罗的边境检查站。

那天晚上，他们都吃了伊朗风味的羊肉拌饭作为晚餐。一同吃饭的还有教授的房东，此人碰巧是海关官员。马吉德小心翼翼地从房东口中打探消息，得知色罗边境检查站很少有人活动。

他们在教授家里过夜。那是一座位于城郊的两层别墅。

上午，马吉德和教授驾车前往边境，回来报告说，路上没有路障，相当安全。然后，马吉德进城找人买武器，西蒙斯和科伯恩去了边境。

他们发现了一个小边境检查站，只有两个警卫。那里有一个海关仓库，一个称货车重量的地秤，以及一个警卫室。路上拉着一条低矮的铁链，一头固定在岗哨上，一头固定在警卫室的墙壁上。铁链外面是两百码无人之地，然后是土耳其一侧的小边境检查站。

他们下车转了一圈。空气清新冷冽。西蒙斯指着山坡说：“看见车辙印了吗？”

科伯恩随西蒙斯的手指望过去。边境检查站背后不远处的雪地中，一辆小篷车刚刚穿越边境，与检查站相隔之近，简直是没把警卫放在眼里。

西蒙斯这次又指着他们的头顶说：“很容易就能把警卫与外界的联系切断。”科伯恩抬起头，看见一条电话线从检查站沿山坡而下。只消轻轻一剪，警卫就会沦为信息孤岛。

两人走下山，选择沿一条煤渣支路进入山区。大概走了一英里，他们进入了一个小村，村里只有十多座用木头或泥土砖搭建的房子。西蒙斯用磕磕绊绊的土耳其语询问村长，一个穿着肥大的裤子、马甲，戴着头巾的中年男人现身了。科伯恩听着他们的交谈，却一个字都听不懂。西蒙斯同村长握了握手，然后同科伯恩离开了。

“你们说了些什么事？”科伯恩问。

“我告诉他，我要同一些朋友在夜里骑马通过边境。”

“他怎么说？”

“他说他可以安排。”

“你怎么知道那个村子有走私者？”

“看看你周围。”西蒙斯说。

科伯恩看了一圈，周围都是白雪覆盖的山坡。

“你看见了什么？”西蒙斯说。

“什么都没有。”

“那就对了，这里没有农业，没有工业。你认为这些人是靠什么过活的？他们都是走私者。”

他们回到路虎揽胜里，开车返回雷扎耶。那天晚上，西蒙斯向科伯恩解释了他的方案。

西蒙斯、科伯恩、波赫、保罗和比尔将乘两辆路虎揽胜从德黑兰到雷扎耶。他们会带着马吉德和教授作为翻译。他们在雷扎耶会住在教授家。教授的别墅是理想的居所——没有别人住在那儿，同其他房子相距甚远，而且邻近车流稀少，有通往城外的公路。从德黑兰到雷扎耶的路上，他们不会携带武器——根据他们穿过路障的经验，带枪会给他们带来麻烦。但在雷扎耶，他们会购买武器。马吉德已经在城里找到贩枪者，他们可以从他那里以每把六千美元的价格购买到布朗宁12号口径霰弹枪。这个家伙还可以给他们搞到骆玛手枪。

科伯恩可以乘一辆路虎揽胜合法穿越边境，与博尔韦尔会合。博尔韦尔已在土耳其一侧准备好了另一辆车。西蒙斯、波赫、保罗和比尔将跟着走私者骑马穿过边境。所以他们需要手枪——以防走私者在山中决定“丢弃”他们。他们将在另一侧同科伯恩和博尔韦尔会合，一同驶往最近的美国领事馆，给保罗和比尔办理新护照，然后飞往达拉斯。

这是个好计划，科伯恩想。现在他意识到，西蒙斯坚持选择色罗而不是巴扎干是对的，因为从一个更文明、人更多的区域偷偷越过边境会很困难。

他们第二天回到了德黑兰。他们出发得很晚，大部分行程都在晚上，为的是能在宵禁解除后的早上抵达。他们这次走南路，经过了名叫马哈巴德的小镇。那是一条穿越山区的泥泞单行道，他们遇到了各种糟糕的天气——雪、冰、大风。然而，路毕竟是能走的，西蒙斯决定逃亡时走这条路，而不是北边那条路。

前提是，他们能开始逃亡。

<h4>3</h4>

一天夜里，科伯恩去凯悦酒店告诉基恩·泰勒，他需要在明早拿到价值两万五千美元的伊朗里亚尔。

他没有说为什么。

泰勒从盖登那里搞来了两万五千美元的百元美钞，然后打电话给他认识的城南的一个地毯商，约定了兑换汇率。

泰勒的司机阿里很不情愿带他进市中心，尤其是在夜里，但一番争论后，阿里同意了。

他们进入地毯商店。泰勒坐下，同地毯商喝茶。又进来了两个伊朗人：一个人据说将负责换汇，另一个人则是这人的保镖，看上去像是小流氓。

地毯商说，上次通话后，汇率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更有利于地毯商的变化。

“你耍我！”泰勒怒不可遏，“我不会同你们这些人做生意！”

“这是你能拿到的最优汇率。”地毯商说。

“是个屁！”

“你带着那么多钱来城市的这个部分是很危险的。”

“我可不是一个人。”泰勒说，“还有六个人在外面等我。”

他喝完茶，站起身，缓缓走出商店，钻进车子。“阿里，我们快点离开这里。”

他们朝北行驶。泰勒指挥阿里找到另一个地毯商——商店开在王宫旁边的一个伊朗犹太人。泰勒进门的时候，那人正要关门。

“我想把美元换为里亚尔。”泰勒说。

“明天再来吧。”那人说。

“不，我今晚就要。”

“要换多少？”

“两万五千美元。”

“我可没有那么多钱。”

“我必须今晚换。”

“干什么用？”

“同保罗和比尔有关。”

地毯商人点点头。他同EDS公司的人做过交易，他知道保罗和比尔被关进了监狱。“我看看怎么帮你。”

他将商店后部的弟弟叫出来，支出去。然后他打开保险箱，取出所有的里亚尔。他和泰勒站在那里数钱——商人数美元，泰勒数里亚尔。几分钟之后，一个孩子抱着一堆里亚尔进来，放在柜台上，然后一言不发地离开了。泰勒意识到，地毯商正在尽量收集货币。

一个年轻男子骑着摩托车来，将摩托停在外面，提着一大袋里亚尔进来。他进店的时候，有人偷了他的摩托车。年轻男子扔下袋子，声嘶力竭地大喊着追赶小偷。

泰勒继续数钱。

这是处在革命风暴中的德黑兰又一个平常的工作日。

约翰·豪威尔变了。每过一天，他身上正直美国律师的气质就减一分，刁滑伊朗谈判家的气质就增一分。最大的变化是，他开始用另一种眼光看待贿赂。

梅赫迪——一名偶尔为EDS公司工作的伊朗会计——是这样向他解释的：“在伊朗，很多事都是靠友谊达成的。要成为达德加的朋友有几种办法。我可以每天在达德加门外坐着，直到他开口同我说话。我成为他朋友的另一种办法是给他二十万美元。如果你同意，我可以帮你安排这种事。”

豪威尔同谈判组的其他人商讨了这个建议。他们认为梅赫迪是想充当行贿中间人，就像“深喉”做过的一样。但这一次，豪威尔并没有当即拒绝为了保罗和比尔重获自由而行贿。

他们决定接受梅赫迪的提议。他们可以揭发达德加接受贿赂，使他身败名裂。或者，他们可以相信梅赫迪能做好安排，给钱了事。不管怎样，他们都需要确认，达德加是否可以被买通。

豪威尔和基恩·泰勒同梅赫迪进行了一系列会谈。这个会计同“深喉”一样神经质，不允许EDS公司的人在正常的上班时间到他的办公室去——他总是在凌晨或深夜同他们见面，要么在他家，要么在小巷里。豪威尔一直强烈要求达德加释放明确的信号——只穿一只袜子来开会，或者领带系反了。梅赫迪则提议模糊处理，比如让达德加为难美国人。有一次，正如梅赫迪预计的那样，达德加确实让他们很为难，但达德加迟早都会为难美国人。

让豪威尔为难的不止达德加一个人。豪威尔每隔四五天就会与安吉拉通电话，她想知道他何时回家。他不知道。保罗和比尔总是向他打听实质性的进展，但他进展缓慢而不确定，他无法给他们明确的时间表。这让他备感沮丧。当安吉拉开始问他最晚什么时候能回来时，他只能压抑住心头的怒火。

梅赫迪的提议最后竹篮打水一场空。梅赫迪将豪威尔介绍给一个自称与达德加相熟的律师。律师不需要贿赂，只要求正常的律师费。EDS公司聘用了这名律师，但下一次会面时，达德加说：“没有人同我有特殊关系。如果有人说他们跟我很熟，不要相信他们。”

豪威尔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从一开始就是那律师在说大话？还是说，EDS公司的谨慎让达德加有所警觉，放弃了索贿的要求？他不得而知。

1月30日，达德加告诉豪威尔，他对EDS公司的伊朗合作伙伴阿波尔法斯·马哈维感兴趣。豪威尔开始准备EDS公司同马哈维交易的材料。

豪威尔现在相信保罗和比尔纯粹是商业人质。达德加对腐败的调查也许是真的，但他现在知道，保罗和比尔是无辜的，所以，他必须得到上级的命令才能继续羁押他们。伊朗人起初想要美国人答应建造的电脑化福利系统，或者把他们的钱要回去。给他们福利系统意味着重新商议合同，但新政府对重新商议合同不感兴趣，而且他们很可能明天就会下台，无法保证完成交易。

如果达德加不接受贿赂，不相信保罗和比尔是无辜的，也没有收到他的上级下达的释放他们的命令，那留给豪威尔的只有一个选择：支付保释金。侯曼博士还没能促使达德加降低保释金。豪威尔现在开始集中力量做一件事：把一千三百万美元从达拉斯弄到德黑兰。

他逐渐了解到，德黑兰有一支营救队。美国公司的老板竟然会发起这样的行动，这令他无比震惊。但他同时也松了口气，因为如果他能将保罗和比尔弄出监狱，那就会有人准备好了将他们弄出伊朗。

莉兹·科伯恩担心得都快疯了。

她同托妮·德沃兰奇克和托妮的丈夫比尔坐在车里，他们正要前往格伦威尔大街的皇家东京饭店，那里距“秘方”餐馆不远。莉兹和托妮同玛丽·斯卡利在“秘方”喝代基里酒时，玛丽的一句话搅乱了莉兹的整个世界——她说：“我猜他们都在伊朗。”

那句话之后，莉兹就一直活在恐怖之中。

杰伊是她的一切。他是美国队长【23】，是超人，是她的整个生命。她不知道没了他，自己怎么过。一想到要失去他，她就六神无主。

她常常给德黑兰打电话，但从来没有找到他。她每天都打电话问梅夫·斯托弗：“杰伊什么时候能回来？他还好吗？他能活着离开伊朗吗？”梅夫努力安抚她，但不会向她透露什么，所以她要求同罗斯·佩罗说话，梅夫说这是不可能的。然后她就会打电话给她母亲，哭诉自己的焦虑、恐惧和沮丧。

德沃兰奇克夫妇非常和蔼可亲，他们竭力帮她摆脱焦虑。

“你今晚干什么去了？”托妮问。

“去购物了。”莉兹说。

“买了什么？”

“买了。”莉兹哭起来，“我买了一套黑礼服，以防杰伊回不来。”

在等待行动的日子里，杰伊·科伯恩对西蒙斯的内心有了更多的了解。

一天，梅夫·斯托弗从达拉斯打来电话，说西蒙斯的儿子哈里非常担心父亲，想同他说话。哈里打电话回父亲家，负责看守农场的保罗·沃克说他不知道西蒙斯去哪儿了，建议哈里给EDS公司的梅夫·斯托弗打电话。哈里很焦虑，斯托弗说。西蒙斯在电话里安抚了儿子。

西蒙斯告诉科伯恩，哈里有些问题，但他本质上是个好孩子。他提起自己儿子的时候，带着一种无奈的语气（他从未提起过布鲁斯，很久之后科伯恩才知道西蒙斯有两个儿子）。

西蒙斯常常谈起自己的妻子露西尔，以及他退休之后他们度过了一段多么快乐的时光。过去的几年里，他们非常亲密，西蒙斯似乎后悔自己过了这么久才意识到自己多么爱妻子。“珍视你的妻子吧，”他劝科伯恩，“她是你生命中最重要的人。”

荒谬的是，西蒙斯的建议给科伯恩造成了相反的效果。他嫉妒西蒙斯和露西尔有过的伉俪情深，他也想这样，但他知道自己同莉兹永远做不到这一点，他不禁怀疑自己的真爱其实另有其人。

一天夜里，西蒙斯笑道：“你知道，我不会为别人干这种事。”

西蒙斯说话常让人摸不着头脑。有时候西蒙斯会解释，有时候不会。这一次，西蒙斯给出了解释——西蒙斯告诉他，自己为什么感觉欠罗斯·佩罗的情。

突袭山西战俘营的后果是苦涩的。尽管突袭队员没有带回一个美国战俘，但那是一次勇敢的尝试，西蒙斯希望美国公众能如此看。在早餐会上，他同国防部长梅尔文·拉尔德发生了争论，争论的焦点是，是否将突袭山西战俘营的消息发布给媒体。“这是一次完全合法的行动。”他告诉拉尔德，“他们是美国战俘。帮助自己的同胞是美国人的传统。上帝啊，我们到底在害怕什么？”

他很快就发现了拉尔德在怕什么。媒体和公众将这场突袭看成是失败——因情报错误而导致的另一场灾难。第二天的《华盛顿邮报》的头版头条上写着：美国营救战俘行动失败。罗伯特·道尔参议员提出表扬这次行动的议案时说：“一些战俘已经在战俘营里熬了五年。”肯尼迪参议员答道：“但他们还活着！”

西蒙斯去白宫接受了尼克松总统授予的优异服务十字勋章，以表彰他“杰出的英雄主义行为”。其他大部分突击队员将由国防部长拉尔德授予奖章，但只能得到嘉奖绶带，这只比优异表现绶带好一点，军队戏称其为“绿条子”。得知这一点后，西蒙斯怒不可遏。他打电话找参谋长韦斯特摩尔兰德将军。接电话的是代理参谋长帕尔默将军。西蒙斯将“绿条子”的事告诉了帕尔默，然后说：“将军，我可不想让军队难堪，但我的队员很可能把嘉奖绶带贴在拉尔德先生的屁股上。”结果他得到了他想要的东西——拉尔德给其他队员授予了四枚优异服务十字勋章，五十枚银星勋章，没有“绿条子”。

突袭行动给了战俘们极大的鼓舞（他们是从新来的战俘口中了解到的）。这次行动的重要副作用就是战俘营——战俘们被永久地禁闭在单独的牢房里——被关闭了，所有美国人被送到两个大监狱，那里没有足够的牢房单独关押战俘。不过，世界将这次行动打上了失败的烙印，西蒙斯觉得自己的队员们蒙受了极大的不公待遇。

他痛苦失望了很多年，直到一个周末，罗斯·佩罗在旧金山举办了一场盛大的宴会。他说动了军队，将突袭山西战俘营的队员们从世界各地召集起来，将他们介绍给他们试图营救的战俘们。那个周末，西蒙斯觉得他的队员们终于得到了应有的感激。而这都拜罗斯·佩罗所赐。

“所以我来了。”西蒙斯告诉科伯恩，“我他妈的当然不会为别人干这种事。”

科伯恩想到自己的儿子斯科特出生那会儿的事，他非常明白西蒙斯为何会感激佩罗。

<h4>4</h4>

1月22日，数百名年轻的空军军官在德兹福尔、哈玛丹、伊斯法汗和玛沙德的空军基地叛变，宣誓效忠阿亚图拉·霍梅尼。国家安全事务顾问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没有认识到这一事件的重大意义，他还指望着伊朗军队能把伊斯兰革命镇压下去。伊朗首相沙赫普尔·巴赫提亚尔也忽略了这件事，他还在夸口说用最小的力量就能对付革命。国王也不觉得这件事多么了不起，他没有去美国，而是在埃及盘桓，等待在必要的时候回去拯救他的国家。

认识到叛变意义的，是美国驻伊朗大使威廉·沙利文和伊朗军队参谋长阿巴斯·加拉巴基将军。

沙利文通报华盛顿，指望有人发动支持国王的政变是不切实际的，革命必将胜利，美国最好开始思考如何应对新秩序。结果他受到白宫的严厉训斥，暗示他对总统不忠。他打算辞职，但他妻子劝他不要这样做——他要对仍滞留伊朗的数千名美国人负责，她指出，他不能置他们于不顾。

加拉巴基将军也想到了辞职。他处在一个不尴不尬的位子上。他宣誓效忠的对象不是伊朗议会或政府，而是国王本身，而国王已经走了。加拉巴基认为，军队应该忠于1906年宪法，但这部宪法现在几乎毫无意义。理论上，军队应该支持巴赫提亚尔政府。一连好几个星期，加拉巴基都在琢磨，自己的士兵是否会听从命令，为巴赫提亚尔同革命力量战斗。年轻空军军官的叛变表明，士兵们已靠不住了。他意识到——而布热津斯基没有意识到——军队不是一台你想开就开想关就关的机器，而是一群活生生的人，他们有着相同的渴望、相同的愤怒，以及相同的宗教信仰。士兵像平民一样想要一场革命。加拉巴基判断，自己控制不住军队了，所以他决定辞职。

就在他将自己的辞职意愿告诉其他将军的那天，威廉·沙利文大使在傍晚六点被召到巴赫提亚尔首相的办公室。沙利文已经从美国将军“荷兰人”哈伊泽那里听说加拉巴基要辞职，他猜巴赫提亚尔找他就是为了商议这件事。

巴赫提亚尔挥了挥手，示意沙利文坐下，带着不可捉摸的微笑用法语说道：“将有三个人开会。”巴赫提亚尔总是同沙利文讲法语。

几分钟后，加拉巴基将军进来了。巴赫提亚尔谈到将军辞职后会带来的困难。加拉巴基用波斯语作答，但巴赫提亚尔让他说法语。将军说话的时候，手中摆弄着一个信封——沙利文猜那是辞职信。

两个伊朗人用法语争论时，巴赫提亚尔不时寻求美国大使的支持。沙利文私下认为加拉巴基辞职是完全正确的，但白宫命令他鼓励军队支持巴赫提亚尔，所以他违心地强烈反对加拉巴基辞职。讨论半个小时之后，将军离开了，但没有交出辞职信。巴赫提亚尔热情感谢了沙利文的帮助。沙利文知道他这样做于事无补。

1月24日，巴赫提亚尔关闭了德黑兰的机场，阻止霍梅尼进入伊朗。这就像是在撑开一把伞以对抗潮水，徒劳无功。1月26日，在德黑兰的街头纷争中，士兵杀死了十五个支持霍梅尼的抗议者。两天后，巴赫提亚尔提出愿意去巴黎同霍梅尼会谈。一名在任的首相主动要求同被驱逐的反叛者见面，这无疑承认了自身的虚弱，而霍梅尼也认清了这点——他拒绝同巴赫提亚尔会谈，除非后者辞职。1月29日，三十五人死于德黑兰的骚乱，全国其他地区死了五十人。加拉巴基绕过首相，开始同德黑兰的反叛者对话，并同意霍梅尼回国。1月30日，沙利文下令，所有非关键职位的大使馆工作人员和所有家属都撤离伊朗。2月1日，霍梅尼回国。

他乘法国航空公司的巨型客机在上午九点十五分抵达。两百万伊朗人上街欢迎他。霍梅尼在机场发表了第一次公开讲话：“我祈求天主斩断所有邪恶的外国人及其走狗的手。”

西蒙斯在电视上看到了这一幕，然后对科伯恩说：“这下等到了。伊朗人民会帮我们。暴徒将攻陷监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