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4>3</h4>
乘飞机离开的一组在德黑兰的洛·戈尔兹家度过了星期三。
一大清早，达拉斯的汤姆·沃尔特就打来了电话。因为线路质量不佳，对话断断续续，但乔·波赫还是让沃尔特知道，他和这一组人都很安全，将尽快进入大使馆。大使馆一安排好撤离航班，他们就会离开伊朗。波赫还通报说，凯茜·加拉格尔的状况没有好转，已经在前一晚被送往医院。
约翰·豪威尔打电话给阿波尔哈桑，后者刚收到达德加新消息。达德加说：他愿意降低保释金；如果EDS公司发现了保罗和比尔，就应该把他们交出来，提交更低的保释金；美国人应该意识到，保罗是无法通过常规方式离开伊朗的，采用非常规方式逃走则十分危险。
豪威尔理解这句话的意思是，保罗和比尔不会获准乘大使馆的撤离飞机离开。他再次担心起来——他们这一组搞不好会比走陆路的一组更危险。鲍勃·扬也有同样的担心。他们就此展开讨论时，听到了枪声，似乎是从美国大使馆的方向传来的。
这几天，设在苏联巴库的“伊朗国家之声”电台都在散布美国密谋反革命行动的“新闻”。星期三，国家之声宣布，萨瓦克的档案被转移到了美国大使馆。萨瓦克是国王的秘密警察组织，饱受人民憎恨。这当然是编造出的谎言，但却非常合理——中央情报局缔造了萨瓦克，与它关系密切。人人都知道，美国大使馆同所有大使馆一样，充斥着伪装成外交人员的间谍。总而言之，德黑兰的一些革命者相信这个谎言，决定采取行动。他们并未向霍梅尼的任何助手征求过意见。
他们上午进入了大使馆周边的高楼，架上自动武器，十点半的时候开了火。
威廉·沙利文大使正在他秘书的桌旁接电话。电话另一头是霍梅尼委任的副外长。卡特总统决定承认伊朗新的革命政府，沙利文正在安排递交外交照会。
他放下话筒，转身看见他的新闻参事巴里·罗森同两名美国记者站在一起。沙利文怒不可遏，因为白宫特别强调，承认伊朗新政府的决定必须在华盛顿宣布，而不是德黑兰。沙利文将罗森拉进里面的办公室，痛骂了一顿。
罗森告诉他，这两个记者是来处理乔·阿历克斯·莫里斯的尸体的。莫里斯是《洛杉矶时报》的记者，在多申·托佩的冲突中丧生。羞愧的沙利文请求记者不要将刚才沙利文与白宫的通话泄露出去。
罗森出去了。沙利文的电话响了。他拿起话筒。
接着便是一阵密集的弹雨。玻璃被击得粉碎。
沙利文立刻趴在地板上。
他连滚带爬地穿过房间，进入隔壁办公室，与他的副手查尔斯·纳斯面对面撞上。纳斯刚才正在举行关于撤离航班的会议。沙利文有两个电话号码，在紧急状况下可以联系到革命领导者。他让纳斯拨打其中一个，武官拨打另一个。这两人躺在地板上，从桌上扯下电话，开始拨号。
沙利文取出他的步话机，呼叫大使馆内的海军陆战队。
在机关枪扫射的掩护下，七十五名革命者翻过大使馆的外墙，正朝大使的居所前进。幸运的是，大使馆的大部分成员都同沙利文待在办公楼里。
沙利文命令海军陆战队撤退，不使用步枪，只能在自卫时使用手枪。
然后他爬出了办公室，进入走廊。
接下来的一个小时，革命者占领了大使居所和餐厅，沙利文将办公楼里所有的平民都聚集到楼上的通信室里。他听见革命者在摧毁建筑的铁门，便命令建筑里的海军陆战队也同平民一样进入通信室。他命令他们将武器堆在角落里，所有人尽快投降。
最后沙利文自己进入通信室，只把武官和一名翻译留在外面。
革命者冲上二楼时，沙利文打开了通信室的门，双手举过头顶，走了出来。
其他人——大概一百人——跟着走了出来。
他们全被赶进了办公区的等候室里，接受搜身。两拨伊朗人发生了莫名其妙的争论，沙利文意识到霍梅尼的人派出了营救队——很可能是查尔斯·纳斯和武官打了求救电话的缘故——营救者同革命者同时抵达了二楼。
突然，一发子弹从窗外射来。
所有美国人都趴到了地上。一个伊朗人似乎觉得开枪的是屋内的人，于是疯狂地朝着趴在地上的人群挥舞AK-47。新闻参事巴里·罗森用波斯语朝他大喊：“是从屋外射进来的！是从屋外射进来的！”沙利文发现自己正躺在刚才见过面的两个记者身边。“我希望你们把这些事都记下来了。”他说。
最后，他们被带进了院子。霍梅尼任命的新外交副部长易卜拉欣·雅兹迪向沙利文道歉。
雅兹迪指派了一队学生保护沙利文的安全。学生中的老大向沙利文解释说，他们有能力保护他，因为他们之前的任务是刺杀他，所以他们仔细研究过他的日常作息。
那天下午傍晚时分，凯茜·加拉格尔从医院打来电话。医生已经给她开了药，解决了她的问题，至少目前没问题了，她希望能回到洛·戈尔兹家，同丈夫和其他组员在一起。
乔·波赫不想让其他组员离开房子，但他也不想让任何伊朗人知道他们在哪儿，所以他打电话给胡拉姆，请他到医院接凯茜，把她带到街角，同她丈夫会面。
她晚上七点半到了会面地点。她感觉好些了，但胡拉姆告诉了她一件可怕的事。“他们昨天朝我们的酒店房间开了枪。”她将胡拉姆的话转述给丈夫。
凯茜解释道，胡拉姆去凯悦酒店支付EDS公司的账单，带走组员们留下的行李箱，发现房间里凌乱不堪，到处都是弹孔，行李箱被撕得粉碎。
“只有我们房间遭到了枪击？”豪威尔问。
“是的。”
“胡拉姆打听到出什么事了吗？”
胡拉姆付钱的时候，酒店经理对他说：“那些家伙到底是谁？中情局的吗？”星期一上午，就在EDS公司的人离开酒店后不久，革命者就占领了酒店。他们检查了所有美国人的护照，向他们出示他们正在寻找的两个人的照片。经理不认识照片上的人。其他美国人也不认识。
豪威尔不知道革命者为何如此暴怒，以至于毁坏了房间。或许是盖登放满了酒的酒吧触犯了穆斯林的忌讳。盖登房间中还留有一台听写用的录音机，录电话通话的吸盘式麦克风，以及一套小型步话机。革命者可能以为这是中情局的监视设备。
整整一天，戈尔兹的勤杂工都在给朋友打电话，从他的口中，豪威尔和其他的组员模模糊糊地了解到大使馆发生的事，震惊不已，但戈尔兹在大家用晚餐的时候回来了，喝了几口烈性酒之后，他仿佛什么事都没发生过一样。他在大使馆的走廊里趴了很久，圆鼓鼓的肚子贴在地板上。第二天，他回到办公室，晚上带着好消息回来——外国人获准从星期六开始乘飞机离开，而他们这组人将会是第一批。
豪威尔想：达德加或许不会轻易放过他们。
<h4>4</h4>
在伊斯坦布尔，罗斯·佩罗越来越担心整个行动正在脱离他的掌控。
他通过达拉斯听说，德黑兰的美国大使馆被革命者攻占。因为汤姆·沃尔特之前同乔·波赫通过话，所以他还了解到，乘飞机离开的那一组打算尽快搬进大使馆。但大使馆被攻占后，几乎所有电话都打不进德黑兰，而仅存的几条线路被白宫独占了。所以佩罗不知道大使馆被攻占时乘飞机离开的那一组是否在大使馆内，也不知道他们留在戈尔兹家会面临怎样的危险。
电话联系的断绝也意味着，梅夫·斯托弗无法给胡拉姆打电话，确认走陆路的一组是否给吉姆·尼费勒发了报平安的消息。达拉斯总部七楼的营救组成员都在托关系，希望能使用白宫掌握的电话线路同胡拉姆通上话。汤姆·沃尔特找到了AT&T公司【26】，同负责EDS公司电话账户的雷·约翰逊谈过。EDS公司的账户非常庞大——分布在美国各地的EDS公司电脑要通过电话线通信——约翰逊对EDS公司这个大客户一直很热心。他问EDS公司，往德黑兰打电话是不是性命攸关的大事，汤姆·沃尔特说当然是。约翰逊正努力为他们弄一条线路。与此同时，T.J.马尔克斯正在用甜言蜜语劝诱一名国际电话接线员，试图让她网开一面。
佩罗也同拉尔夫·博尔韦尔失去了联系，后者按计划应该在土耳其与伊朗边境的土耳其一侧与走陆路的一组会合。博尔韦尔最后一次与外界联系是在阿达纳，那里与他应该出现的位置相距五百英里。佩罗猜他此时正在赶去边境的路上，但却无法知道他走了多远，也不知道他能否按时到达。
佩罗一整天基本都在为飞机的事忙碌，他想搞到一架轻型飞机或者直升机去伊朗。波音707显然不适合，因为佩罗必须低空飞行，寻找车顶上画了“X”或“A”的路虎揽胜，然后降落在废弃的小机场，或者草地中的道路上。但截至目前，他的一切努力只是验证了博尔韦尔那天早上六点告诉他的话：这行不通。
沮丧之中，佩罗给毒品管制局的一个朋友打了电话，请朋友把毒品管制局驻土耳其负责人的电话告诉他，因为佩罗觉得毒品管制局的人肯定知道如何搞到轻型飞机。毒品管制局的人来到喜来登，但还带着另一个人，佩罗怀疑那人是中情局的。但即使他们知道上哪儿搞飞机也不会告诉他。
达拉斯的梅夫·斯托弗也在不停地给欧洲打电话，寻找能购买或租赁的飞机立即飞往土耳其，但他也一无所获。
那天傍晚，佩罗对帕特·斯卡利说：“我想同伊斯坦布尔职务最高的美国人通话。”
斯卡利去美国领事馆发了一通脾气。现在，晚上十点半，领事来到喜来登饭店，坐在佩罗的套房里。
佩罗正在同他交涉。“我的人绝不是罪犯。”他说，“他们只是普通的商人，他们的妻子和孩子在家里担心得要命。伊朗人把他们关了六个星期，却没有对他们做出指控，也没有提出任何能证明他们有罪的证据。现在他们自由了，正努力离开那个国家。想必你也知道，如果他们被捕，根本不会受到公正的审判。根据现在伊朗的局势推断，我的人可能到不了边境。我想去伊朗把他们接回来，所以请求你帮我。我需要租赁或者购买一架小型飞机，你能不能帮我？”
“不能。”领事说，“在这个国家，私人拥有飞机是违法的。因为违法，即便有人敢铤而走险，在这儿也找不到飞机。”
“但你们一定有飞机。”
“国务院没有飞机。”
佩罗绝望了。难道他只能坐着干着急吗？
领事说：“佩罗先生，我们的使命是帮助美国公民，我会尽力为你弄一架飞机。我会动用所有关系。但我现在可以告诉你，我成功的可能性接近于零。”
“我非常感激。”
领事起身离开。
佩罗说：“我在土耳其这件事，希望你能保守秘密。伊朗人现在还不清楚我的人在哪儿。如果他们知道我在这儿，就会推测出我的人会从哪条路线离开，那将会是一场大灾难。所以请你务必谨慎。”
“我明白。”
领事离开了。
几分钟后，电话响了。是T.J.马尔克斯从达拉斯打来的。
“佩罗，你上了报纸的头版。”
佩罗心头一沉——消息走漏了。
T.J.说：“州长刚刚任命你为药品监督委员会主席。”
佩罗松了口气。“马尔克斯，你吓了我一跳。”
T.J.笑了。
“你可不能对一位老人做这种事。”佩罗说，“小子，你让我紧张透了。”
“等等，玛戈的电话打进来了。”T.J.说，“她想祝你情人节快乐。”
佩罗这才想起今天是2月14日。他说：“告诉她我非常安全，身边一直有两名金发美女保护。”
“稍等，我马上告诉她。”T.J.一分钟后回来了，笑着说，“她说你需要两个美女代替她的位子，她面子可真大。”
佩罗也笑了。他以前就吃过亏——他明白自己在斗嘴皮方面可比不上玛戈。
“你搞到电话线路了吗？”
“是的。国际电话接线员给了我们一条线路，但我们却打错了电话号码。AT&T公司又给我们弄了一条，我们找到了胡拉姆。”
“有什么消息？”
“没有消息。他没有收到走陆路那组人的消息。”
佩罗短暂的喜悦立刻烟消云散。“你们是怎么问他的？”
“我们只是问：‘有什么消息吗？’他说：‘没有’。”
“该死。”佩罗宁愿走陆路的那组通报说他们遇到了麻烦，那样至少就能掌握他们的位置。
他向T.J.道别，准备睡觉。他已经同乘飞机的那组失去了联系，同博尔韦尔失去了联系，现在他又同走陆路的一组失去了联系。他没能找到一架可以飞到伊朗找他们的飞机。整个行动都陷入僵局，而他对此无能为力。
这种悬而未决的状况让他抓狂无比。他这辈子都没有这么紧张过。他曾见过有人在压力下崩溃，但他从未真正体验过这种痛苦，因为他自己没有这样的经历。通常情况下，压力不会令他苦恼——实际上，压力才能让他保持活力。但这一次不同。
他打破了自己的规矩，开始去思考可能发生的不好后果。他赌上了自己的自由，一旦营救行动失败，他就会被关进监狱。他组建了一支雇佣军，纵容滥用美国护照，安排伪造美军身份证，策划非法穿越边境。他希望自己能在美国坐牢，而不是在土耳其。最严重的后果是，土耳其人将他送到伊朗，为他在那里犯下的“罪行”接受审判。
他躺在酒店房间的床上，难以入睡，为走陆路和乘飞机的两组人、博尔韦尔和他自己忧心不已，但他除了担心什么也不能做。将来他一定会对这些人更好的，但前提是，他们还有将来。
<h4>5</h4>
科伯恩紧张地看着西蒙斯。
他们围成圈坐在波斯地毯上，等待“法官”。离开德黑兰之前，西蒙斯曾告诉科伯恩：“目光集中在我身上。”到目前为止，西蒙斯都很消极，充当旁观者和跟随者的角色，让拉西德去说话，任由大家被捕。但他可能会改变自己的策略。如果他决定反击，就会提前片刻让科伯恩知道。
“法官”到了。
他大概五十岁，穿着深蓝色夹克，夹克下是浅棕色毛衣和开领衬衫。他看上去从事某种高尚职业，医生或者律师。他的腰间插着一把点45口径手枪。
拉西德认出了他。他名叫哈比卜·波罗里安，一个共产主义分子头目。
波罗里安坐在西蒙斯为他预留的空缺里。
他用波斯语说了几句，穿西装的年轻人——此刻担任起了翻译——让他们出示护照。
科伯恩暗叫不妙：我们就要遇到麻烦了。他看了比尔的护照就会发现那是另一个人的。
护照堆在波罗里安面前的地毯上，他看着最顶上那个护照。翻译开始用笔记录护照信息。不知为何，伊朗人总是将姓和名搞混。拉西德把护照递给波罗里安，盖登探过身子，一边指点一边解释。科伯恩这才发现，他们俩是在浑水摸鱼。拉西德将同一个护照向波罗里安出示了不止一次，而盖登在指点的同时遮挡了护照上的照片。科伯恩钦佩他们的勇气。最后，护照都被还了回来。科伯恩觉得比尔的护照从未被打开过。
波罗里安开始用波斯语审问拉西德。拉西德这次似乎说的是事先商定的故事——他们是一群希望回家的美国商人——但还是添油加醋地说他们中有家人在美国已生命垂危。
最后，翻译用英语问：“你能说说你们究竟在伊朗做什么生意吗？”
拉西德说：“这个嘛——”这时，他身后的一名守卫拉响了机关枪的枪栓，将枪管抵到拉西德的脖子上。拉西德陷入沉默。显然，翻译想听听美国人会说什么，是否符合拉西德的供述。守卫的粗鲁举动是在提醒他们，他们的性命掌控在暴力革命者手中。
作为现场的EDS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盖登对翻译说：“我们都为一个名叫‘PARS数据系统’，也叫PDS的数据处理公司工作。”他说。PDS实际上是EDS公司和阿波尔法斯·马哈维共同拥有的公司的名字。盖登没有说EDS公司，是因为西蒙斯在他们离开德黑兰之前特别强调，达德加可能下令逮捕所有同EDS公司有关的人。“我们同奥姆兰银行签订了合同。”盖登继续道，但只是透露了部分真相，“我们没有收到款，有人朝我们的窗户扔石头。我们没有钱，又想念家人。我们只是想回家。机场关闭了，所以我们决定开车离境。”
“太巧了。”翻译说，“我也遇到了同样的情况——我想乘飞机去欧洲，但机场关闭了。”
我们遇到伙伴了，科伯恩想。
波罗里安问了一句，翻译说：“你们同伊朗信息系统公司签有合同吗？”
科伯恩大吃一惊，对于一个在监狱里待了二十五年的人来说，波罗里安的消息可算非常灵通。伊朗信息系统是阿波尔法斯·马哈维曾经拥有的一家数据处理公司，后来被政府买下。该公司被普遍认为同秘密警察组织萨瓦克有密切联系。更糟糕的是，EDS公司确实同伊朗信息系统公司签过合同——两家公司曾在1977年为伊朗海军共同开发了一套文件管理系统。
“我们同伊朗信息系统公司没有任何关系。”盖登撒谎道。
“你们能给出你们为谁工作的证据吗？”
这就是问题了。在离开德黑兰之前，他们听从西蒙斯的指示，将所有与EDS公司有关的文件全部销毁了。现在他们翻遍了口袋，寻找可能残存的证据。
基恩·泰勒找到了他的医疗保险卡，底部印着“电子数据系统公司”几个字。他将卡递给翻译，说：“电子数据系统公司是PDS公司的母公司。”
波罗里安起身离开了房间。
翻译、持枪的库尔德人，以及EDS公司的人都静静地等待着。科伯恩心里犯嘀咕：现在该怎么办？
波罗里安知道EDS公司同伊朗信息系统公司签有合同吗？如果知道，他会得出EDS公司的人同萨瓦克有关的结论吗？还是说，他提到伊朗信息系统公司只是在胡乱猜测，其实并无真凭实据？那样的话，他是否相信他们只是一群赶着回家的普通商人呢？
科伯恩对面的比尔却莫名的平静。在他们被盘问的过程中，他就已惧怕过了，此刻他已经没有能力再忧虑了。为了逃出伊朗，能做的都做了。他想，如果他们现在就把我们按在墙上开枪打死，我也只能认命。
波罗里安回来了，手中拿着上了子弹的手枪。
科伯恩瞟了西蒙斯一眼——后者正紧盯着那把枪。
那是一把老式的M1卡宾枪，看起来就像是二战中使用过一样。
用这东西可无法将我们都杀死，科伯恩想。
波罗里安将枪递给翻译，用波斯语说了几句话。
科伯恩全身紧绷，准备一有状况就跳起来。倘若他们在这个房间开枪，那场面一定会非常混乱——
翻译拿过枪，说：“你们是我们的客人了，请用茶吧。”
波罗里安在一张纸上写了东西，交给翻译。科伯恩意识到，波罗里安只是将这把枪发给翻译，允许他使用。“上帝啊，我还以为他要射杀我们。”科伯恩小声说。
西蒙斯面无表情。
茶端上来了。
外面还没黑。拉西德问他能否找个地方给美国人今晚过夜。“你们是我们的客人。”翻译说，“我会亲自照顾你们。”科伯恩想：难道照顾我们需要用枪？翻译接着说：“明天早上，我们的毛拉【27】将给雷扎耶的毛拉写一张纸条，请他让你们通过。”
科伯恩对西蒙斯耳语道：“你怎么看？我们是在这儿过夜还是继续前进？”
“我觉得我们别无选择。”西蒙斯说，“他只是出于礼貌才称呼我们是‘客人’罢了。”
他们喝了茶，翻译说：“现在我们去用晚餐吧。”
他们起身穿上鞋。往外走的路上，科伯恩发现盖登走路有点跛。“你的脚怎么了？”他问。
“别这么大声！”盖登嘘声道，“我把钱都塞进鞋尖了，脚趾头硌得生疼！”
科伯恩不禁笑了。
他们上了车，开走，库尔德守卫和翻译依然随行。盖登悄悄脱掉鞋，调整了钱的位置。他们进入一个加油站。盖登嘟囔道：“如果他们不让我们走，就不会带我们来加油……对吧？”
科伯恩耸耸肩。
他们驶往镇子里的餐馆。EDS公司的人坐下来，守卫在旁边的桌子旁坐下，大致围成一圈，将他们同镇上的人隔开。
餐馆里的电视开着，霍梅尼正在发表演讲。保罗想，上帝啊，这家伙掌权之后，我们就麻烦了。但翻译告诉他，霍梅尼是在说，不应该骚扰美国人，而应该允许他们安全地离开伊朗。保罗感觉好多了。
他们吃的是羊肉拌饭。守卫吃得很香，他们的枪放在桌上的餐盘旁。
基恩·泰勒只吃了一点米饭，然后放下了勺子。他头痛——一路上他都同拉西德轮流驾驶，他感觉一整天眼睛都被阳光射着。他也相当忧虑，因为他觉得波罗里安晚上会打电话给德黑兰调查EDS公司的情况。守卫一直在打手势让他吃东西，但他只是坐着慢慢喝可乐。
科伯恩也不饿。他想起他应该打电话给胡拉姆。这电话已经打晚了——他们在达拉斯一定担心坏了。但他应该怎么对胡拉姆说呢？我们很好？我们遇到麻烦了？
饭吃完后，在谁付账的问题上发生了争执。拉西德说，守卫想买单。美国人不想因为抢着买单而得罪守卫——毕竟后者是主他们是客——但又希望能讨好这些家伙。最后，基恩·泰勒为所有人都买了单。
他们离开餐馆的时候，科伯恩对翻译说：“我想给德黑兰打电话，让他们知道我们都没事。”
“好。”年轻人说。
他们驾车来到邮局。科伯恩和翻译走进去，一大群人正在仅有的三四个电话亭外排队。翻译对柜台后的某人说了几句话，然后告诉科伯恩：“可以打往德黑兰的电话线全都占线——很难打得进去。”
“我们等会儿再来怎么样？”
“好。”
他们在夜色中驶出城外。几分钟后，他们在一道篱笆上的门口停下。月光下，远方显露出一座大坝的轮廓。
费了不少时间才找到门钥匙，然后他们开进了门。他们发现自己进入了一个小花园，花园中是一座造型华丽、风格现代的两层白花岗岩建筑。“这是国王的行宫之一。”翻译解释道，“他只在为这里的电厂落成剪彩的时候来住过一次。今晚我们就住这儿。”
他们进入小楼，楼内温暖而舒适。翻译愤慨地说：“暖气一直开了三年，就是怕国王哪天会突然到访。”
他们上楼查看房间的情况。国王的套房非常大，浴室尤其奢华。走廊两侧是小房间，每个房间里有两张单人床和一个浴室，很可能是给国王的保镖住的。每张床下都放着一双拖鞋。
美国人入住了保镖的房间，库尔德革命者则占据了国王的套房。一名革命者决定洗个澡——美国人听到他在浴室里玩水、欢呼。不久后他出来了。这个革命者中最高大壮实的家伙穿上了国王的漂亮浴袍，装模作样地沿着走廊走过来，他的同伙则在哈哈大笑。他走到盖登身边，用口音极重的英语说：“十足的绅士。”盖登也忍不住笑出声来。
科伯恩问西蒙斯：“明天怎么安排？”
“他们想把我们护送到雷扎耶，把我们交给那里的老大。”西蒙斯说，“有他们在，遇到路障时会方便很多。但到雷扎耶以后，我们最好能说服他们把我们带到教授家，而不是去见那里的老大。”
科伯恩点头道：“好。”
拉西德面带忧虑。“他们是坏人。”他小声说，“不要相信他们。我们必须离开这里。”
科伯恩不确定库尔德人是否可信，但他知道，如果美国人现在离开，肯定会遇到麻烦。
他发现一名守卫扛着一把G3自动步枪。“嘿，这枪看上去真帅。”他说。
守卫笑了，他似乎听得懂英语。
“我从未见过这种枪。”科伯恩说，“这枪怎么上子弹？”
“这样上……”警卫演示给他看。
他们坐下来，警卫向科伯恩解释枪的构造。在手势的配合下，他能用英语表达自己的意思。
没多久，科伯恩发现步枪竟然到了他手里。
他开始放松下来。
其他人都想去冲个澡，但盖登先进去，把所有热水都用完了。保罗洗了个冷水浴——他最近肯定已经习惯冷水浴了。
他们对那名翻译也有了更深的了解。他在欧洲学习，革命爆发时刚好在伊朗，结果他就回不去了——所以他才知道机场关闭了。
科伯恩半夜问他：“我们现在能去打电话吗？”
“好。”
一个守卫陪同科伯恩进了城。他们来到邮局，邮局现在还开着，但却没有电话可以打到德黑兰。
科伯恩一直等到凌晨两点，然后放弃了。
回到大坝旁的国王行宫时，所有人都熟睡了。
他也上了床。至少现在大家还活着，这就足够幸运的了。谁也不知道通往边境的路上会发生什么。这个问题留到明天再考虑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