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觉得我可能做了件愚蠢透顶的事。”

“那你还是和我说说吧。”

他们分别在熄灭了的壁炉两边坐下。莉迪娅突然很希望自己到这里来的确是为了与他亲热。她说：“今天上午有个男人来拜访我，他说他在圣彼得堡的时候与我相识。哎，他的名字有些耳熟，我也对他隐约有点印象……你知道的，有时候——”

“他叫什么名字？”

“列文。”

“继续讲。”

“他说他想见奥尔洛夫亲王。”

斯蒂芬突然专注起来：“为什么？”

“据说与一名蒙冤入狱的水兵有关。这个……列文……想亲自向亲王求情，将那人释放。”

“你都说了些什么？”

“我提到了萨沃伊酒店。”

“该死，”斯蒂芬骂了一声，又道歉说，“不好意思。”

“事后我才想到，列文可能别有用心。他一只手上有伤，而我想起你曾经将公园里那个歹徒刺伤……所以，你看，我慢慢地反应过来了……我犯了个可怕的错误，是不是？”

“这不怪你，实际上这是我的不是。我本该把公园里那个人的真相告诉你的，但我想最好别再让你受惊。是我想错了。”

“可怜的亚历克斯，”莉迪娅说，“竟然有人想刺杀他，他那么善良。”

“列文长得什么样？”

这个问题使得莉迪娅慌乱起来。她本打算把“列文”塑造成一个素昧平生的刺客，此刻却不得不把费利克斯描述一番：“哦……个子高，很瘦，黑头发，和我的年纪差不多，很明显是俄国人，面容英俊，有不少皱纹……”她的声音越来越轻。而且我多想再见他一面啊。

斯蒂芬起身说道：“我这就把普理查德叫醒，让他开车送我去酒店。”

莉迪娅很想说：不，不要去。与我一同上床吧，我需要你的温暖和柔情。但她只是说：“真对不起。”

“也许这样反而更好。”斯蒂芬说。

她惊奇地望着他：“为什么？”

“这样，他来萨沃伊酒店行刺的时候，我就可以抓住他。”

莉迪娅预料此事的结局将是她深爱的两个男人中，必定有一人会被对方杀死。

费利克斯轻轻地把那瓶硝酸甘油从水池里拎了出来，蹑手蹑脚地穿过房间，像是走在鸡蛋壳上一样。他的枕头放在床垫上，枕头上的口子已被他撕得更大，约有六英寸长。他把瓶子从洞口塞进去，放在枕头里，又重新铺排了填充物，让它们均匀地包裹在瓶子四周，使炸弹被防震材料包裹得严严实实。他拿起枕头，像抱着婴儿一样把它抱在怀里，将它放进了打开的手提箱。他盖上箱子，呼吸这才自如了许多。

他穿上外衣，系上围巾，戴上那顶体面的帽子。然后小心翼翼地把平放着的纸板行李箱缓缓竖立起来，提在手中。

他出门了。

前往伦敦西区这一路简直是场噩梦。

自行车自然是骑不得了，可就连步行也是对神经的极大考验。他脑海中无时无刻不在关注枕头里的那只棕色瓶子，脚底与人行道每碰撞一下，他都想象着一阵细微的震动传遍他的身体，通过手臂传递到箱子里。他脑海里仿佛看得到硝酸甘油的分子在他的手下震动得越来越快。

他从一个正在冲洗家门口人行道的妇女身边经过，便绕到马路上走了过去，以免在湿滑的石板路上滑倒。那妇女嘲笑道：“怕弄湿您的脚吧，公子哥儿？”

走到尤斯顿一家工厂门口时，一群学徒追赶一只足球从大门口涌了出来。费利克斯一动也不敢动，任由他们在自己身边奔来跑去，推搡着抢球。再后来，不知是谁一脚把球踢开了，这群学徒登时消失得无影无踪，来去同样匆匆。

横穿尤斯顿路就是在与死神共舞。他在路沿上足足站了五分钟，才在川流不息的车流中等到了一个足够长的空当，几乎是一溜小跑穿过了马路。

在托特纳姆法院路，他走进了一家高级文具商店。店堂里寂静安详，四下无声。他轻轻地把手提箱放在柜台上。一位穿着晨礼服的店员招呼他：“我有什么能帮您吗，先生？”

“请给我一只信封。”

店员挑起了眉毛：“就一只吗，先生？”

“是的。”

“是要特殊品种吗，先生？”

“只要空白的，但质量要好。”

“我们有蓝色、象牙白、尼罗河绿、奶油色、米黄色……”

“白色。”

“好的，先生。”

“还要一张纸。”

“一张纸，先生。”

店里收了他三个便士。按他的行为准则，他更喜欢不付钱，直接逃掉，但现在箱子里装着炸弹，他不便逃跑。

查令十字街口熙熙攘攘，尽是赶着去商店和办公室上班的人。想走过这条街而不被人撞到，根本不可能。费利克斯在一个门口处站了一会儿，心里盘算着该怎么办。最后他决定把箱子抱在怀里，以免被步履匆匆的人流撞到。

到了莱斯特广场，费利克斯在一家银行暂时落脚。他在顾客填写支票用的写字台旁边坐下，桌上的托盘里放着钢笔和墨水瓶。他把手提箱放在两脚之间的地板上，稍事休息。身着礼服大衣的银行职员手里拿着纸张，脚步轻缓地打人们身边走过。费利克斯拿起一支笔，在信封正面写上：

伦敦西区

河岸街

萨沃伊酒店

A.A.奥尔洛夫亲王

他将白纸对折，塞进了信封，只是为了给信封添些重量，他不想让人一看就知道信封是空的。他舔了一下封口处的胶条，把信封好。然后不大情愿地提起手提箱，离开了银行。

在特拉法加广场，他把手帕在喷泉的水池中浸湿，擦擦脸，凉快一下。

他穿过查令十字街车站，沿着堤岸往东走。滑铁卢桥附近有一群小乞丐靠在矮墙上玩耍，正朝河上的海鸥扔石子。费利克斯对其中一个看上去最聪明的小男孩说：

“你想不想要一个便士？”

“当然了，先生!”

“你的手干净吗？”

“当然了，先生!”小男孩伸出两只脏兮兮的小手。

还算说得过去，费利克斯心想，于是又问：“你知道萨沃伊酒店在哪里吗？”

“太知道啦!”

费利克斯估摸着这句话与“当然了，先生”的意思是一样的。他把信封和一个便士一起递给男孩，说：“慢慢地从一数到一百，然后把这封信送到酒店。明白了吗？”

“当然了，先生!”

费利克斯登上了通向大桥的台阶。桥上满是戴着圆顶礼帽的男人，他们打滑铁卢方向而来，在这里过桥。费利克斯加入了他们的行列。

他走进一家报刊商店，买了份《泰晤士报》。正要离开时，一个年轻人急匆匆地跑进门来。费利克斯伸出胳膊拦住那人，大喊一声：“看着点儿!”

年轻人惊讶地看着他。费利克斯往外走时，听见那人对店主说：“这人怎么神经兮兮的？”

“是个外国人。”店主说，接着费利克斯便出了门。

费利克斯拐下河岸街，走进酒店。他在大厅坐下，把手提箱放在地板上，夹在双脚之间。现在已不远了，他想。

从他坐的地方可以看到两扇大门和门童的桌子。他把一只手伸进大衣，假装看了一下他那只并不存在的怀表，然后打开报纸，开始耐心地等待，像是前来赴约，却到得太早似的。

费利克斯把手提箱拉到离自己的座位更近的地方，再伸出双腿挡在箱子两侧，以免被来往的路人不小心踢着。门厅里十分热闹。快到十点了，正是统治阶级吃早饭的时候，费利克斯想。他还没吃东西，今天一点儿胃口也没有。

费利克斯越过《泰晤士报》的上沿，暗中打量门厅里的其他人。其中有两个看上去像是侦探，费利克斯盘算着，不知他们会不会妨碍他逃跑。不过他又想，即便他们听到爆炸声，门厅里有几十个人在走动，他们怎么能断定谁才是肇事者呢？没有人清楚我的相貌，只有当有人追赶我的时候，他们才会知道我是谁。我必须保证自己不被人追赶。

费利克斯不确定那个小乞丐会不会来。那孩子毕竟已经拿到了一个便士，说不定他已经把信封扔进河里，跑到糖果店去了。如果真是这样，费利克斯只好把这个烦琐的过程重来一遍，直到他找到一个守信用的小乞丐为止。

费利克斯读着报纸上的一篇文章，每隔几秒钟就抬眼看看。政府想让那些出资赞助妇女社会政治联盟的人来赔偿由妇女参政论者造成的损失。政府打算通过特别立法来实现这种可能性。每当政府固执己见不肯妥协的时候，就显得格外愚蠢，费利克斯想，大家只要匿名捐钱就没事了。

那个小乞丐在哪儿呢？

费利克斯猜测着奥尔洛夫此刻在做什么。很有可能正在酒店的某个房间里，说不定就在费利克斯头顶几码远的地方，吃早饭、刮脸、写信，或者正同沃尔登谈话。我希望把沃尔登也一并杀死，费利克斯心想。

他们两人从门厅走过也不无可能，但这种可能性很小。如果真是这样，我该怎么办呢？费利克斯心想。

那我就扔出炸弹，死而无憾。

透过玻璃门，他望见了那个乞丐小男孩。

男孩沿着通向酒店入口的小道一路走来。费利克斯看得见他手里的信封：他只捏着信封的一角，几乎带些嫌恶，仿佛信封是脏的，反而是他自己身上很干净。他走到门口，却被一个头戴礼帽的门卫拦住了。两人交谈了一阵，在门内听不见他们说了什么。接着男孩便走了，门卫手里拿着信封来到门厅。

费利克斯紧张起来。这样能行吗？

门卫把信封交到大堂经理桌上。

大堂经理看了一眼信封，拿起一支铅笔，在右上角写了些什么，也许是房间号？然后他叫来了一名服务生。

成了!

费利克斯站起身，轻轻地提起手提箱，朝楼梯走去。

走到一楼时，那名服务生赶上了费利克斯，继续往上走。

费利克斯跟在后面。

这似乎太容易了。

他让服务生始终领先一段楼梯，然后加快了步子，让服务生始终在他的视线以内。走到五楼，服务生沿着走廊向前走去。费利克斯停下脚步暗中观望。

服务生敲响一扇房门，门开了，里面伸出一只手接过了信封。

找到你了，奥尔洛夫。

服务生作势要离开，又被叫住了。费利克斯听不见房里的人说了什么。服务生接过小费，只听他说：“非常感谢，先生，您心地真好!”然后门就关上了。

费利克斯开始沿着走廊向前走。

服务生见他拿着箱子便伸手来接，说道：“需要我帮您拿吗，先生？”

“不用!”费利克斯立刻说。

“好的，先生。”服务生说完便走了。

费利克斯走到奥尔洛夫房门前。真的再没有防范措施了吗？沃尔登也许会以为，刺客是无法进入伦敦酒店客房的，但奥尔洛夫对此应该更了解。曾有那么一瞬间，费利克斯在考虑是否应该先离开，再做周密的思考，或者进行更细致的侦察。可眼下他离奥尔洛夫实在太近了。

他把手提箱放在门外的地毯上。

他打开手提箱，把手伸进枕头里，小心翼翼地抽出那只棕色玻璃瓶。

他慢慢地直起腰来。

他敲响了房门。

[1]艾米琳·潘克赫斯特(1858—1928)，英国妇女参政运动的领导者，其激进的策略曾经广受批评，但切实促进了英国妇女获得投票权。2002年，在英国广播公司评选的“最伟大的100名英国人”中，她位列27。

[2]《给妇女投票权》(Votes for Women)，创办于1907年的周报，于1918年，即英国女性获得投票权的同年停刊。

[3]原文为baby-farmer，直译为“婴儿养殖者”，指代养私生婴儿以谋取利益的人。这些人收取未婚母亲的钱财，为其代养孩子，但是许多人往往会虐待，甚至直接杀死婴儿，以尽快领养下一名，从中获利。代表人物是英国女子阿米莉亚·戴尔，据说她杀死的婴儿有400人之多。

[4]即可以结婚或进行性行为，而不触犯法律的最低年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