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太太说‘立刻’……”

“我也说了，我先去梳洗一下。”夏洛特上楼进了自己的房间。

她洗了脸，摘下发夹。她感到腹部的肌肉隐隐作痛，是她被打了一拳的缘故。她两只手都擦破了，但伤得并不重。她的膝盖肯定满是淤青，不过谁也不会见到她的膝盖。她走到屏风后面脱下了长裙，衣服看上去没有破损。从外表看来，我不像是被卷入过一场骚乱。她正想着，便听见卧室的门开了。

“夏洛特!”是妈妈的声音。

夏洛特连忙套上一件长袍，心想：噢，天哪，她肯定要大发脾气了。她从屏风后面走了出来。

“我们都快急疯了!”妈妈说。

玛丽亚跟在她后面走进了房间，满脸的义愤，目光凛然。

夏洛特说：“好了，我回来了，什么事也没有，现在你们不用担心了。”

妈妈气得脸都红了。“你胆子也太大了!”她尖声训斥道，然后走上前打了夏洛特一耳光。

夏洛特被打得往后倒，重重地跌坐在床上。她完全惊呆了，倒不是因为妈妈打得重，而是因为她没想到自己会挨耳光。妈妈以前从没打过她。不知为什么，这一记耳光似乎比她在游行骚乱中经受的那么多拳脚更痛。她与玛丽亚四目相对，看到她脸上露出了一种古怪而满意的神情。

夏洛特定了定神，说：“我永远不会原谅你这个举动的。”

“你竟敢说什么原谅我!”妈妈气昏了头，用俄语说道，“你到白金汉宫外面去聚众闹事，我又该什么时候原谅你呢？”

夏洛特倒吸了一口气：“你怎么知道的？”

“玛丽亚亲眼看见你沿着林荫路和那些——那些妇女参政论者走在一起。我的脸都被你丢尽了，天知道还有谁看见你了。要是这件事被国王知道，我们就再也别想进宫了。”

“我明白了。”挨完了一巴掌，夏洛特脸上仍然火辣辣的，她鄙夷地说，“原来你担心的不是我的安全，而只是家族的名誉。”

妈妈似乎被这话刺痛了。玛丽亚插嘴道：“我们两种担心都有。”

“闭嘴，玛丽亚，”夏洛特说，“你那条舌头已经惹了不少祸了。”

“玛丽亚做得对!”妈妈说，“她怎么可能不告诉我？”

夏洛特说：“难道你认为妇女不应该享有投票权？”

“当然不应该——而且你也应该这样想。”

“但我认为应该有，”夏洛特说，“就是这样。”

“你什么都不懂——你还是个小孩。”

“说来说去，我们总是绕回到这句话，是不是？我是个小孩，我什么都不懂。我这样无知，应该怪谁呢？过去十五年里一直是玛丽亚在负责教育我。至于我是不是小孩，你心里清楚，我根本就不是小孩了。你正巴不得在圣诞节之前把我嫁出去呢。而有些女孩子十三岁就成了母亲，无论结婚与否。”

妈妈吓了一跳：“是谁告诉你这些事情的？”

“当然不是玛丽亚，她从来不告诉我任何重要的事情。你也一样。”

妈妈的声音变得几乎是恳求一样：“你不需要知道这些事情——你是名门千金。”

“现在你明白我的意思了吗？你想让我做个无知的人，哼，可我不打算这样。”

妈妈幽怨地说：“我只是想让你过得幸福!”

“不，你不，”夏洛特固执地说，“你想让我像你一样。”

“不，不，不!”妈妈哭喊起来，“我不想让你像我一样!我不想!”她泪如泉涌，从房里冲了出去。

夏洛特望着她的背影，疑惑与羞愧在心中交杂。

玛丽亚说：“瞧瞧你干的好事。”

夏洛特上下打量了她一眼：灰色长裙、灰白的头发、丑陋的面孔、自鸣得意的神色。她说：“走开，玛丽亚。”

“你压根儿不明白你今天下午为大家招惹来多少麻烦，惹得大家多么伤心。”

夏洛特很想说：要是你把嘴闭上，就不会有人伤心。但是她只说了声：“出去。”

“你要听我的，小夏洛特——”

“就凭你，得称我声‘夏洛特小姐’。”

“你就是小夏洛特，而且——”

夏洛特抓起一面小镜子，猛地砸向玛丽亚，吓得她尖叫起来。她这一砸瞄得并不准，镜子砸到墙上摔了个粉碎。玛丽亚一溜烟逃出了房间。

这下我知道该怎么对付她了，夏洛特心想。

她忽然意识到自己这也算是一种胜利：她气得妈妈大哭，又把玛丽亚撵出了自己的房间。这多少是有点意义的，她心想，看来我还是比她们厉害些。她们活该被我这样不留情面地对待：玛丽亚背着我向妈妈告密，而妈妈扇了我的耳光。可我并没有低三下四地向她们认错，保证以后乖乖听话。我对她们以牙还牙，应该感到自豪才是。

那我为什么会感到这么羞愧呢？

我真恨自己，莉迪娅想。

我明白夏洛特的感受，但我不能告诉她我理解她。我总是情绪失控，可我以前不是这样的。我以前总是能保持平静、举止端庄。她小时候，我对她的过失都能做到一笑了之，而现在她已经是成年人了。老天啊，我都干了些什么啊？她沾染了她父亲的血——费利克斯的血，我对此确信无疑。我该怎么办啊？我以为只要我假装她是斯蒂芬的女儿，她就会真的变成斯蒂芬的女儿——天真、优雅、充满英伦风度。可这根本没用，那可怕的血脉多年来一直在她身体里流动，主宰着她，如今终于显现出了影响。如今她祖先那种是非不分的俄国农民习气占据了她，每当看到这些迹象，我都被吓得手足无措，但是我毫无办法。我中了诅咒，我们都中了诅咒，父辈造的罪孽，在孩子身上，甚至在第三代、第四代人身上得到了报应，我什么时候才能得到宽恕啊？

费利克斯是个无政府主义者，夏洛特则在鼓吹妇女参政；费利克斯与人私通，夏洛特则高谈阔论十三岁的母亲。她全然不知一个人被情欲支配是多么可怕的事，我的一生都毁了，她这一生也会被毁掉的，而这正是我担心的事情，这正是我又哭又喊、歇斯底里地打她耳光的原因所在。唉，老天啊，别让她自毁前途，她可是我生活的全部意义。我要把她锁在家里。要是她能尽快跟一个好小伙子成家就好了，在她还没有彻底偏离正轨的时候，在大家还没察觉出她的血脉存在疑点的时候。不知社交季结束前弗雷迪会不会向她求婚，那将是个解决问题的好办法，我必须确保他会这样做。我必须把她嫁出去，越快越好，那样她就来不及自毁前程了。而且，等她生下一两个小孩之后，她就没时间了。我必须让她更频繁地与弗雷迪见面。她长得很漂亮，一定会成为一个贤妻，若是有个管得住她的强势的丈夫，一个正派的、在爱她的同时又能约束住她那些危险欲念的丈夫，一个睡在毗连的套间卧室里的、每周一次在熄灯之后与她同床共枕的丈夫。弗雷迪正合适她；这样她就永远不必经受我经受过的苦难，永远不必用那样残酷的方式理解情欲的邪恶与毁灭性，这样罪孽就不会延续到再下一代人身上，她将不会像我这样乖戾而暴躁。她以为我想让她像我一样。要是她知道这背后的故事就好了。要是她知道就好了!

费利克斯止不住地痛哭起来。

他穿过公园去取自行车，一路上总有人惊异地看着他。他止不住地抽泣着，哭到浑身颤抖、泪流满面。他从没有这样哭过，所以他自己也不明白这究竟是为什么。他悲伤得不能自已。

他在先前放车的地方找到了自行车，就在一丛灌木底下，这熟悉的场景使他略微平静了一些。我这是怎么了？他想。很多人都有孩子，现在我知道我也有孩子，那又怎么了？他再次泪如泉涌。

他在自行车旁边干燥的草地上坐了下来。她是那样美丽，他想。但他之所以流泪，并不是因为自己发现了什么，而是因为他意识到自己失去了什么。他做父亲已有十八年了，可他对此却一无所知。他在破败而阴森的村庄之间流浪，在监狱里受苦，在金矿服苦役，在西伯利亚徒步穿行，在比亚韦斯托克制造炸弹，与此同时，她正在渐渐长大：她学会了走路，学会了说话，学会了自己吃饭、系鞋带。夏天里，她在栗子树下的青草地上玩耍，她还曾经从驴背上摔了下来，大哭了一通。她“父亲”送给她一匹小马的时候，费利克斯正与其他囚犯铐在一起服苦役。夏天里她身穿白色连衣裙，冬天她则脚穿羊毛长袜。她生来便会讲两种语言——既说英语又说俄语。有人给她念故事书听；有人一边对她喊着“我要抓住你”，一边追着她楼上楼下地跑，逗得她兴奋地尖叫；有人教她如何握手，如何说“您好”；有人给她洗澡、梳头，让她把卷心菜吃完。费利克斯多少次观察着俄国农民和他们的孩子，想不通他们生活在这样悲惨而赤贫的环境里，怎么还能对夺去他们口粮的婴儿怀有怜爱之心。现在他明白了：你想要也好，不要也罢，对子女的爱是与生俱来的。凭着自己对于其他人的子女的印象，他在脑海中勾勒出夏洛特在不同年龄段的形象：一个蹒跚学步的小孩子，挺着圆滚滚的小肚子，窄窄的腰胯还撑不起她的短裙；一个活蹦乱跳的七岁女孩，总是把裙子刮破，膝盖上带着擦伤；一个即将步入青春期的十岁女孩，瘦高个儿，手指上沾着墨水，衣服总显得有点小；一个害羞的少女，见到男孩子会咯咯地笑，偷偷地试用母亲的香水，喜欢马喜欢得着了迷，然后——

然后她便长成了这个美丽、勇敢、机敏、好奇、令人钦佩的年轻姑娘。

而我是她的父亲，他心想。

她的父亲。

她是怎么说的来着？——你是我见过的最有意思的人，我可以再和你见面吗？他原本以为要永远地与她道别了。当他得知自己不必那样做时，他的自制力便土崩瓦解。她还以为他感冒了。唉，她还是年轻啊，竟能对一个心碎之人说出这样乐观而愉悦的话来。

我怎么多愁善感起来了，他心想，我必须振作起来。

他站起身，扶起自行车，用她给的手帕擦了擦脸。手帕的一角绣着风铃草，他不禁寻思，这是不是她亲手绣上去的。他跨上自行车，向老肯特路骑去。

此时已是晚饭时间了，但他知道自己什么也吃不下。这样正好，因为他的钱已所剩无几，而他今晚也无心去偷。此时他盼望着回到那间黑暗的出租房去，在那里他可以不受打扰地陷入遐想，度过这漫漫长夜。他将重温这次邂逅的每一刻，从她出现在宅邸门口的一刻起，直至最后的挥手道别。

他很想有一瓶伏特加做伴，但他买不起。

他好奇有没有人曾经送给夏洛特一只红皮球。

夜色温和宜人，但城市里的空气十分污浊。老肯特路上的几家酒吧里已经坐满了身穿艳丽服装的女人，以及她们的丈夫、男友或是父亲。费利克斯心血来潮，在一家酒吧外面停下了脚步。酒吧的大门敞着，飘出一架旧钢琴弹奏的乐曲声。费利克斯心想：真想有个人能对我笑笑，哪怕只是个酒吧里的女招待也好。半品脱啤酒我还买得起，他想。于是他把自行车拴在栅栏上，走进了酒吧。

酒吧里闷热得几乎令人窒息，空气中充满了烟雾和英国酒吧所特有的啤酒味。时辰尚早，但酒吧里已经充斥着高亢的大笑声和女人的尖叫声，每个人看上去都快活极了。费利克斯想：谁也不如穷人会花钱。他挤进吧台前拥挤的人群中，钢琴奏起一支新的曲子，每个人都跟着唱了起来。

一个俏姑娘，爬到我膝上

“好大叔，求求你把故事讲，

你为什么这样孤单，孑然一身？

难道你没有孩子，也没有亲人？”

“多年以前，我曾有个心上人；

她如今在哪里啊，姑娘，你将会知晓，

你若要听，我就把故事对你讲，

舞会过后，我才知道她变了心肠。”

这支愚蠢、伤感、毫无内涵可言的破歌听得费利克斯热泪盈眶，连啤酒也没点就离开了酒吧。

他骑车离开，把欢声笑语和音乐都抛在了身后。那种欢乐的场景并不适合他——欢乐从来不曾属于他，以后也不会属于他。他回到出租公寓，把自行车扛上楼，走进自己那间位于顶层的房间。他摘掉帽子、脱下外套，然后躺在床上。再过两天，他就可以再次见到她，他们将会一起赏画。他决定在与她见面之前去公共澡堂洗个澡。他摸摸下巴：两天之内他是没办法蓄出像样的胡子的。他忽然又想起她走出宅邸的那一刻来，他远远地看着她，做梦也没想过……

那时我在想些什么呢？他寻思着。

接着，他记起来了。

我正在琢磨她会不会知道奥尔洛夫藏在哪里。

整个下午，我一刻也没想到过奥尔洛夫。

她极有可能知道他在哪里；即使不知道，她也能打听出来。

我可以利用她杀死他。

我能办得到吗？

不，我办不到。我不会那样做。不，不，不!

我这是怎么了？

中午十二点，沃尔登在海军部与丘吉尔见了面。这位海军大臣很感兴趣：“色雷斯，我们当然可以给他们半个色雷斯。即便他们把色雷斯整个儿拿去也没人在乎!”

“我也是这么想的，”沃尔登说，他对丘吉尔的反应感到很满意，“那么，你的同僚们会同意吗？”

“我相信他们会同意的，”丘吉尔若有所思地说，“吃完午饭后我会与格雷会面，今晚再见阿斯奎斯[3]。”

“那么，内阁呢？”沃尔登与亚历克斯商谈已久，他可不希望这场交易被内阁否决。

“明天上午。”

沃尔登站起身说：“那么，我可以安排明天晚些时候回诺福克去。”

“好极了。他们抓住那个该死的无政府主义者了吗？”

“我中午要与警察厅政治保安处的巴思尔·汤姆森一起吃饭——到时候我就知道了。”

“有消息随时告诉我。”

“那是自然。”

“我还要谢谢你，我是说，为了这个提案，”丘吉尔神情飘忽地望着窗外，喃喃地自言自语，“色雷斯!哪有人听说过这地方啊？”

沃尔登任他陷入遐想，离开了。

从海军部步行前往位于蓓尔美尔街的会馆的路上，他觉得志得意满。他通常都在家里吃午饭，但他不想把警察带回家让莉迪娅心烦，特别是她最近的情绪本就有些古怪。毫无疑问，她一定跟沃尔登一样，也在担心亚历克斯的安危。这孩子对他们来说，与自己的儿子没什么两样，万一他有个三长两短——

他走上会馆的门阶，一进门就把帽子和手套递给了身着制服的男仆。“今年夏天的天气真好啊，老爷。”那名男仆说。

近几个月来，天气好得出奇，沃尔登向餐厅走去时心想。一旦天气变化，很可能会有暴风雨。八月份可能会有雷雨，他想。

汤姆森正在等他，看上去怡然自得。要是他已将刺客捉拿归案了那该多好啊，沃尔登想。他们握过手，沃尔登落了座。服务生送来了菜单。

“怎么样？”沃尔登问，“你们抓到他了吗？”

“就差一点儿。”汤姆森说。

那也就是说没抓到，沃尔登想。他的心一沉。“噢，真该死。”他说。

侍酒生走上前来。沃尔登问汤姆森：“要不要喝杯鸡尾酒？”

“不用，谢谢。”

沃尔登也这样想。喝鸡尾酒是美国人的习惯，并不招人待见。他又问：“要么来杯雪利酒？”

“好的，谢谢。”

“要两杯。”沃尔登对服务生说。

他们要了温莎肉汤和清炖鲑鱼，沃尔登选了一瓶莱茵干白葡萄酒来配鱼。

沃尔登说：“不知道你是否明白这件事关系重大。我与奥尔洛夫亲王的谈判即将大功告成，若他现在遭人暗杀，整场谈判将功亏一篑，这会给我国的国家安全带来严重的后果。”

“我完全理解，阁下，”汤姆森说，“让我把我们取得的进展向你做个汇报吧。我们追捕的对象名叫费利克斯·科切辛斯基，这个名字太难念了，因此我建议就叫他费利克斯。此人四十岁，出生在坦波夫州，父亲是一名乡村牧师。我在圣彼得堡的同行手里有一沓厚厚的卷宗，全是关于他的。他曾三次被捕，并且与六起杀人案有干系，目前正受到通缉。”

“天啊。”沃尔登低声说。

“我在圣彼得堡的朋友还说，这个人是制造炸弹的行家，而且极其凶狠好斗，”汤姆森顿了顿，“你竟敢抓住那只瓶子，实在是太勇敢了。”沃尔登淡淡一笑，他倒希望汤姆森不要再提起这件事。

汤送来了，两人默默无语地喝了会儿汤。汤姆森小口呷着他那杯白葡萄酒。沃尔登很喜欢这家会馆：这里的菜肴虽不及家中的美味，但这里有种轻松自在的气氛。吸烟室内的扶手椅古朴而舒适；服务生都上了年纪，动作慢悠悠的；墙纸已经褪色，油漆也十分暗淡。这里用的还是煤气灯。沃尔登这样的男人之所以会到这里来，是因为他们家里过于整洁，也过于女性化了。

“我记得你说你差一点就逮住他了。”清炖鲑鱼端上桌来时，沃尔登说。

“我告诉你的消息连一半都不到呢。”

“啊。”

“他在五月底到过斯特普尼地区裘比利街的无政府主义者俱乐部。那些人并不知道他是什么来头，而他则对他们撒了谎。他是个谨慎的人——从他的角度来看，他也确实应该如此，因为那些无政府主义者中有几个是我的线人。线人曾向我报告过此人的出现，但这一情报在当时并没有引起我的注意，因为他看起来并没什么害人的意图。他说他正在写书。后来他偷了支枪，然后溜走了。”

“想来他没有把去向透露给任何人。”

“是的。”

“狡猾的家伙。”

服务生上前收拾餐盘，并说：“先生们想要尝尝烤肉吗？今天供应的是羊肉。”

两人都点了羊肉，配菜是红醋栗果酱、烤土豆和芦笋。

汤姆森说：“他制造硝酸甘油的原料是分别在卡姆登区的四家药剂店里购买的。我们在那里挨家挨户调查过了。”说完，汤姆森吃了一大口羊肉。

“还有呢？”沃尔登不耐烦地问道。

“他曾经住在卡姆登区科克街十九号，那幢房子的房东是个名叫布丽吉特·卡拉翰的寡妇。”

“但他已经搬走了。”

“是的。”

“该死，汤姆森，你难道看不出来，这家伙比你更聪明吗？”

汤姆森冷冷地看着他，没有应声。

沃尔登说：“请原谅，我这样说很不礼貌，那家伙搞得我很恼火。”

汤姆森接着说：“卡拉翰太太说她把费利克斯赶了出去，因为她觉得那个人身份可疑。”

“那她为什么不向警方举报他？”

汤姆森吃完羊肉，放下刀叉，说：“她说她没有真凭实据。我认为这种说法有些可疑，所以我对她也进行了调查。她丈夫生前是爱尔兰的叛乱分子，如果她获知我们这位朋友——费利克斯的打算，她很有可能会支持他的行动。”

沃尔登很不喜欢汤姆森把费利克斯称作“我们这位朋友”。他说：“依你看，她知道这个人的去向吗？”

“即使她知道，她也不会说的。但我认为他没有必要把自己的去向告诉她。关键在于，他有可能再次回到那个地方去。”

“你派人监视那个地方了吗？”

“秘密监视中，我的一名手下已经装作租客住进了地下室的房间。而且，他在那个房间里发现了一根做化学实验用的那种玻璃棒。很显然，费利克斯就是在那个房间的水池里制造出了硝酸甘油。”

沃尔登不由得脊背发凉：在伦敦市中心，随便什么人都可以买到几种化学药品，在洗手的水池里将其混合，制成一瓶爆炸性极强的溶液，然后带着它走进伦敦西区一家酒店的套间。

吃完羊肉以后，上来的是鹅肝酱制成的小吃。沃尔登说：“你下一步打算怎么办？”

“费利克斯的画像已经挂在整个伦敦地区的每一间警察局里。除非他终日闭门不出，否则迟早会被某个有眼力的警察认出来。不过为了尽早破案，我已经派手下挨家走访廉价旅馆和出租房，拿着他的画像问询。”

“要是他改变了自己的相貌呢？”

“依他的长相来说，没那么容易。”

汤姆森被服务生打断了。两人都谢绝了黑森林蛋糕，点了冰激凌，沃尔登还点了半瓶香槟。

汤姆森继续说：“他无法改变自己的身高，也改变不了他的俄国口音。而且他的五官特征很明显，他没有足够长的时间蓄胡子。他可能会改变穿衣服的风格，剃个光头，或者戴顶假发。如果我是他的话，我外出时会穿上某种制服——装作士兵、男仆或者牧师。但是警察对于这种乔装打扮一向很敏锐。”

吃完冰激凌之后，他们又吃了斯提尔顿干酪、甜饼干，并喝了些会馆提供的年份波特酒。

这些举措能否奏效，沃尔登并不确定。费利克斯还逍遥法外，只有把这家伙关进大牢，用镣铐拴在石墙上，沃尔登才能放心。

汤姆森说：“费利克斯显然是国际革命党阴谋活动中的主要刺客之一。他消息极为灵通，比如，他知道奥尔洛夫亲王要到访英国。此外他头脑敏锐，意志更是坚定得令人生畏。不过，所幸我们已将奥尔洛夫藏得严严实实。”

沃尔登猜不透汤姆森说这些话的用意何在。

“相比之下，”汤姆森继续说，“你不能如往常地在伦敦的大街上四处走动。”

“我为什么不能四处走动呢？”

“假如我是费利克斯的话，我现在就把注意力集中在你身上。我要跟踪你，希望你会把我引到奥尔洛夫的藏身之地；或者干脆绑架你，对你严刑拷打，直到你把他的下落告诉我为止。”

沃尔登垂下了目光，以掩饰内心的恐惧：“他一个人怎么能做到这些？”

“他也许有帮手。我想让你带个随行保镖。”

沃尔登摇摇头说：“我有普理查德，他愿意为我赴汤蹈火——过去他也的确这样做过。”

“他有武器吗？”

“没有。”

“他会打枪吗？”

“他的枪法很准。过去我在非洲打猎的时候，他总是与我同行，也就是在那个时候，他曾为了我冒过生命危险。”

“那就让他带上一支手枪。”

“好的，”沃尔登表示同意，“明天我去乡下。那里有支左轮手枪，可以让他带着。”

吃完午餐，沃尔登拿了一只桃子，汤姆森则拿了只梨，然后去吸烟室喝咖啡、吃饼干。沃尔登点燃一支雪茄，说：“我打算步行回家，以帮助消化。”他尽量说得从容镇定，可他讲话的声调却高得与以往不同。

“我劝你不要步行，”汤姆森说，“你来时没有乘马车吗？”

“没有——”

“从现在开始，无论去哪里，你最好都乘坐自家的车辆，这样我对你的安全才会放心些。”

“好吧，”沃尔登叹了口气，“看来我要少吃一点了。”

“至于今天，你就乘出租车吧。也许我应该陪你一起回去。”

“你真的认为有这种必要吗？”

“他说不定就在这家会馆外面等着你呢。”

“可他怎么会知道我是哪家会馆的会员呢？”

“只要在《名人录》[4]里找到你的介绍就知道了。”

“对啊，确实是这样，”沃尔登摇了摇头，“普通人是不会想到这些方面的。”

汤姆森看了眼表，说：“如果你已经准备好离开的话……我应该回警察厅去了。”

“当然可以。”

他们离开了会馆，费利克斯并没有埋伏在门外。他们上了出租车，先到沃尔登的宅邸，然后汤姆森继续乘车回警察厅。沃尔登走进屋子，房子里有种空荡荡的感觉。他坐在窗边抽完了雪茄，决定到自己的房间去。

他想和人聊聊天：看了一眼表，莉迪娅应该已经午睡过了，现在应该正在穿礼服，然后准备喝下午茶、接待来访者。他穿过套间，来到她的卧室。

她正坐在镜子旁边，身上穿着一件长袍，看上去有些焦虑。他心想，都是因为这件麻烦事。他把双手搭在她肩上，望着她在镜子里的身影，然后俯身吻了吻她的头顶，说：“费利克斯·科切辛斯基。”

“什么？”她似乎吓了一跳。

“这是那名刺客的名字。你耳熟吗？”

“不。”

“看你的样子，我还以为你知道这名字呢。”

“好像……好像以前听到过。”

“巴思尔·汤姆森已经查清了那家伙的底细。他是个凶手，最穷凶极恶的那种，所以你在圣彼得堡听说过他也不是没有可能。他来这里时显得有些面熟，名字也听着耳熟，也许就是这个原因。”

“对——准是这么回事。”

沃尔登走到窗前眺望公园，此时正是保姆们带着孩子散步的时候：公园的小路上挤满了婴儿手推车，每条长凳上都坐满了衣着过时、七嘴八舌聊着天的妇女。沃尔登突然想到，也许莉迪娅在圣彼得堡时曾经与费利克斯有过交情——某种她不愿意承认的交情。这想法使他暗生羞愧，连忙把这个念头抛出了脑海。他说：“汤姆森认为，一旦费利克斯意识到亚历克斯已经藏匿起来，他可能会设法绑架我。”

莉迪娅从椅子上站起身，走到他跟前。她双臂环住他的腰，把头靠在他的胸脯上，什么也没有说。

沃尔登抚摸着她的头发说：“我无论去哪儿，都要乘坐自家的车辆，而且普理查德得随身带着手枪。”

她抬头望着他，他惊奇地看见她的灰色眼睛里满是泪水。她说：“为什么这种事情要落到我们头上？先是夏洛特被卷入游行骚乱，现在你的生命安全又受到了威胁——我们全家似乎都处在危险之中。”

“瞎说。你并不危险，而夏洛特只是个傻丫头。至于我，我将得到很好的保护。”他抚摸着她的侧腰，透过薄薄的长袍，他能感觉到她身体的温暖——她没有穿束身衣。他想与她亲热，就在此时此刻。他们从未在白天同过房。

他吻了她的嘴。她把自己的身体紧贴在他身上，他这才意识到，原来她也想与他亲热。他从不记得以前有过这样的事。他向房门瞥了一眼，琢磨着是不是应该把门锁上。他看看她，而她用几乎难以察觉的动作微微点了一下头。一滴泪珠顺着她的鼻子滚落下来。沃尔登向门口走去。

有人敲响了门。

“见鬼!”沃尔登轻声说。

莉迪娅连忙把脸背了过去，用手帕轻轻地擦着眼睛。

普理查德走入了房间：“请原谅，老爷，巴思尔·汤姆森先生紧急来电。他们跟踪这个名叫费利克斯的刺客回到了他的住处。如果您想参与这场围捕，汤姆森先生将在三分钟内到这里接您上车。”

“把我的帽子和大衣拿来。”沃尔登吩咐道。

[1]原文为Lunnun，在原英格兰南部苏塞克斯郡的方言中，Lunnun即伦敦。——编者注

[2]山姆是塞缪尔的昵称。

[3]赫伯特·亨利·阿斯奎斯(1852—1928)，英国自由党政治家，曾任内政大臣及财政大臣，1908年至1916年出任英国首相。

[4]《名人录》(Who’s Who)是一份传记类参考材料，其中收录了在各个领域具有影响力的名人，英国版的《名人录》创办于1849年，每年会出版新的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