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真要被气哭了。

倒不是因为她说的这些话，而是因为想到我如今不得不生活在牢狱中。每天我都会离开父亲的房子去上班。我觉得自己又成了小孩子。我小时候父母常常会对人提起我的一个笑话。他们有一天对我说：“今天我们要带你去学校。”这天放学后，他们问我：“你喜欢学校么？”我说：“喜欢。”第二天他们一大早叫醒我。我问怎么了，他们说：“你得去上学啊。”我哭起来，说：“可我昨天已经去过了呀。”现在我去地税部上班就是这感觉。想到我要在这样一个地方上班，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直到老死，我就心惊胆战。

一天，在办公室里，主管走过来跟我说：“你被调到稽核处了。”

稽核处的职责是核查收税官和测量员有没有腐败行为。收税官会向不识字的贫农收取土地税，却不给收据，贫农只得为他那三四亩地再次缴税，或者不得不行贿，好拿到收据。这种鬼把戏在穷人中间没完没了。收税官也不比农民富有多少。不缴税，受害者究竟是谁？我越看那些肮脏的纸片，就越是觉得自己站在作弊者那一边。于是我开始将那些可恶的小纸片销毁或是一扔了之。我暗中搞破坏，这让我很得意，因为我虽然没有大声宣布过什么，但就在这间办公室里我以自己的方式进行着非暴力反抗。

一天，主管对我说：“总督察要见你。”

我的勇气消失了。我想起那些债务，想起那些放债人，想起那个住在雕刻匠的工场里的女孩。

总督察坐在办公桌后面，四周都是文件，那些记录渎职行为的文件经过五六张办公桌的筛选，然后是另一轮筛选，最终到达这里，听候他的无情裁决。

他靠着椅背，微微摇晃，目光透过厚镜片落到我身上，终于开口道：“你对这里的工作满意么？”

我垂下脑袋。什么也没说。

他说：“从下星期开始你就是助理督察。”

真是大升职。我感觉是陷阱。我说：“我不明白，长官。我觉得我不够格。”

他说：“我们没有让你做督察。只不过是助理督察。”

那是我第一次升职。无论我工作表现多差，无论我怎样暗中搞破坏，他们还是继续升我的职。就像是逆向的非暴力反抗。

这让我担心。一天晚上我同父亲谈起此事。

他说：“校长想让他的女婿飞黄腾达。”

我说：“我做不了他的女婿。我已经结婚了。”

我不明白自己为何会这么说。当然，那不完全是事实。但那是因为我开始考虑自己同住在雕刻匠那儿的女孩之间的关系。

我父亲气疯了。他的耐心和仁慈全没了。他的心碎了。过了很久他才缓过神来细细问我。

“谁家的女孩？”

我说了。他一言不发。我感觉他就要垮了。我想让他平静下来。于是我说了造反派的事，就是那女孩的叔叔。我是想让他知道那女孩是有背景的，并非无名小卒，这么说再愚蠢不过，也和我的牺牲理念完全相悖。这下更糟。他不愿意听见造反派这个词。他直挺挺地躺在前厅水泥地上铺着的旧竹垫上，然后叫来我妈。我能清清楚楚地看见他脚底又厚又硬的茧子，肮脏，龟裂，边缘有些微剥落。作为廷臣，他不能穿鞋子。但他买鞋子给我穿。

终于他说：“我们的脸面全让你丢尽了。接下来我们得面对校长的愤怒。你毁了他女儿的名声，人人都以为你是要娶她的。”

就这样，尽管这两个女人我哪个都没碰过，和哪个都没举行过仪式，我却已经毁了她们的名声。

早上，我父亲眼窝深陷。他没睡好。他说：“几百年了，我们秉持着我们的出身所要求的一切。就连穆斯林时代也不例外。就连闹饥荒的年代也不例外。现在你把我们的传统丢弃了。”

我说：“现在该去牺牲了。”

“牺牲，牺牲。什么意思？”

“我要遵从圣雄的号召。”

这话让父亲住了口，我接着说道：“我要牺牲我唯一必须牺牲的东西。”这话是我前一天夜里想到的。

父亲说：“校长很有势力，我敢肯定他会想办法在我们脚底下放火。我不知道该怎么对他说。我不知道该怎么面对他。你嘴上说牺牲是很容易。你可以走。你还年轻。所有后果得由我和你妈妈承担。其实你走了更好。你在这儿不可能被允许和一个低等人在一起。你想过这些没有？”

我父亲说对了。到目前为止这事对我来说还是很容易的。我并没有真和那女人在一起。这念头一天比一天真切，也越来越让我恶心。因此我的情形很古怪。

几个星期过去了，日子和平常没两样。我住在父亲的公寓里，偶尔去雕刻匠那儿。我去地税部上班。父亲一直在担心校长，但什么也没发生。

一天，有人跑来对我说：“总督察要见你。”

总督察桌上堆着一摞文件夹。我认出了其中几个。他说：“要是我告诉你又有人推荐你升职，你会吃惊吗？”

“不会。会的。但我不够格。升职了我做不好。”

“我也这么觉得。我检查了你的部分工作。我有些糊涂了。有文件被销毁了，还有收据被扔了。”

我说：“我不知道。有人故意破坏。”

“我看我还是明说吧。我们在调查你的腐败问题。有上级官员揭发你。腐败，这很严重。你会坐牢的。监禁。这些文件足够给你定罪了。”

我去雕刻匠那儿找那女孩。除了她，这事我没有第二个人可以说。

她说：“你帮那些作弊的人了？”她似乎很高兴。

“哦，是。我没想到他们会发现。那地方有那么多文件。他们编造个案件指控任何人都行。我告诉你，是校长和我过不去。他要我娶他女儿。”

女孩立刻明白了。我不用再多说。她把前后因果都联系起来了。

她说：“我会让我叔叔组织游行。”

叔叔，游行：一群低等阶层的人举着简陋的横幅，在王宫和秘书处外面喊我的名字。我说：“不行不行。千万不能游行。”

她坚持要。她火了。她说：“他很会吸引观众。”她用了个英语词儿。

想到自己被造反派护着，真叫人受不了。而且我很清楚，在父亲遭受连番打击之后，这种情况若发生，会要了他的命。那个时候，我被那女孩和校长，被造反派和监禁的威胁夹在中间，你也许会说是前有魔鬼后有深渊，我开始想到逃跑。我开始想到去城里有名的古寺避难。就像我祖父。就在付出最大牺牲的那一刻，我仿佛出于本能选择了走老路。

我暗中做了些准备。并没有多少要准备的。最困难的无非是剃光脑袋。某天一大早，我离开父亲的房子，就像佛祖离开他父亲日夜笙歌的王宫，穿着合乎身份的衣服，赤着脚、光着脊背步行去寺庙。我父亲向来不穿鞋。我向来穿鞋，除了在特定的宗教场合，所以我脚底的皮肤很薄很软，不像父亲那样长满茧子。没过多久我的脚就痛起来，真不知道等太阳出来、寺庙庭院的石板地面变得滚烫的时候，脚会变成什么样子。

像祖父多年前一样，我白天在庭院里移动，躲避日头。晚上祷告结束后，我拿到了食物。待时机成熟，我便向庙里的祭司宣布我行乞者的身份，寻求庇护，同时让他们知晓我的出身。我没打算躲藏。寺庙庭院和大街上一样热闹。我想，看到我的人越多，知道我的牺牲行为的人就越多，我也就越安全。但我的事情并不出名，过了好一阵，大概有三四天，我进寺庙的事才传出去，还有那桩丑闻。

校长和地税部的官员刚想行动，造反派就发动了游行。大家都吓坏了。没人敢动我。就这样，我被卷入了低等阶层运动。这令我感到难堪和悲哀，对父亲以及我们的过去怀着深切的哀痛。

这种情形持续了两三个星期。我不知道该如何行动，也不知道这一切会如何收场。我不知道我这古怪的情形会持续多久。官方的律师在奔忙，而我知道要不是因为造反派，没有什么庇护之所能够保护我免遭审判。这时候我想到效仿圣雄在某个阶段的做法：发誓禁语。这么做很合我的个性，况且似乎也是最简单的对策。我发誓禁语的消息传出去了。那些老远来拜神的普通人现在也会过来向我致意。我一下子成了圣人，又因为造反派头目和他侄女的缘故，我成了政治人物。

我的事情尽人皆知，就快跟另一个邦的那个恶棍律师马哈万齐名了。那家伙出身低微，自以为是，将习俗体统全部抛在脑后，非要在祭司主持某个烦冗的宗教仪式期间步行穿过寺庙。这样的仪式，稍有差池，就得从头来过。遇到这种场合，最好是把吵吵嚷嚷的低等阶层挡在外面，整个寺庙的街道都不允许他们经过。

国内其他地方都在谈论甘地、尼赫鲁和英国人。而在这儿，在邦主的领土上，大家却绝口不提这些事情。他们是半个、四分之一个民族主义者，或者更少。他们的头等大事就是为种姓而战。他们为我和那个律师的事情闹了好一阵子非暴力反抗，替律师要求走过寺庙的权利，替我要求娶造反派侄女的权利，或是替她要求嫁给我的权利。

游行和一日罢工把我从校长和法庭手里，也从那女孩手里救了出来。然而，把我和那个律师相提并论，却让我有苦难言。我仅仅是想自我牺牲，却陷入眼下这种情形，我觉得很不公平。毕竟我只是想跟随我们这个国家的伟人。命运弄人，将我变成英雄，而崇拜我的那些人，只关注自己微不足道的种姓战争，却想把那些伟人推倒。

我就这样过了大约三个月，听任来庙里的人向我致敬，不理会他们的礼物，当然也从未开口。其实这样打发时间并不讨厌。正合我的脾气。而以我的处境，发誓禁语显然很有用。我不知道这一切会如何收场，不过没过多久我就不再为此担心。甚至当沉默将我压倒时，我竟开始有点享受这种无所依傍、随波逐流的感觉，与一切人、一切事物都断了瓜葛。有时会有十或十五分钟，或者更长，我会忘了自己的处境。而有时我会忘了自己在哪儿。

就在这时候，那位大作家和他的朋友来了，还有大学校长，我的人生再次改变。

校长还兼任土邦旅游宣传部长，有时候会陪同贵宾参观。他憎恶地瞪了我一眼——先前的所有焦虑再次浮上我的胸口——然后径直从我面前走过，但是作家的朋友哈克斯顿先生却向他打听了我的情况。校长不耐烦地、鄙夷地一挥手，说：“不值一提，不值一提。”哈克斯顿先生却固执地继续问为什么人们送我礼物。校长告诉他们我发誓禁语，已经有一百天没说话了。作家很感兴趣。校长看出来了，作为邦主旅游部的忠实仆人，他开始找他认为老作家和他的朋友会想听的话说，他那种人都会这一套。他用憎恨的眼神紧盯着我，嘴里却吹嘘起我的祭司家庭和祖先。他吹嘘我此前的事业，我本应拥有的辉煌前程。而我不知何故放弃了这一切，过起了苦修禁欲的生活，依赖朝圣者的施舍度日。

校长的溢美之词把我吓坏了。我以为他在计划某种龌龊的阴谋，他说话的时候，我转过脸去，装作听不懂他的语言。

校长咬牙切齿地说道：“他畏惧此生以及来世的大惩罚。他的畏惧没有错。”

作家问：“这是什么意思？”他口吃得厉害。

校长答道：“难道我们每天不是一边偿还过去的罪孽，一边积蓄将来的惩罚？这难道不是人人都得面对的陷阱？我只能这样解释我的厄运。”

我不理会他语气中的谴责意味，没有转回脸去看他。

第二天，作家和他朋友又来了，校长没有跟着。作家说：“我知道你发誓禁语。不过我想问你几个问题，你能否把答案写给我看？”我没有点头，也没有做任何手势表示赞同，可他还是叫他朋友拿出一本便笺簿，用铅笔写道：“你快乐么？”我认为这问题很重要，便接过便笺簿和铅笔，郑重其事地写道：“沉默使我感到格外自由。这就是快乐。”

还有几个类似的问题。说实在的，很容易，只要我认真对付。答案毫不费力就有了。我觉得这很有趣。我看得出作家很满意。他大声对他朋友说——就好像我不说话就也听不见似的：“我觉得这有点像亚历山大和婆罗门。你知道这故事么？”哈克斯顿先生气呼呼地说：“我不知道这故事。”那天早上他眼圈发红，脾气急躁。也许是天气太热的缘故。阳光强烈，寺庙庭院里被晒得发白的石头散发着热气。作家存心似的说道——这回一点也不口吃了：“没关系。”然后他转向我，我们又问答了一番。

会面结束的时候，我觉得自己通过了一场考试。我知道这事儿会传扬出去，而且由于我得到了大作家的关注，校长和邦里的其他官员就没办法再加害于我。果然如此。事实上，作家在这里的时候，他们被迫开始以我为荣。就像可怜的校长一样，他们统统不得不为我吹嘘几句。

不久作家写了那本书。接着，其他外国人也来了。如我从前所说，这就是在伟大的独立运动如火如荼之际，我会开始在海外某些有影响力的知识分子和精神领袖的圈子里获得某种类似名声的东西的原因——虽不响亮，但非常真实。

现在我不再逃避自己的角色。起先我认为我是作茧自缚。但很快我发现这个角色很适合我。我越来越心安理得。经历了一连串偶然，如在梦中一次又一次被抛进令人难以置信的境地，总是凭着一时冲动行动，只为了逃离我们这种生活的奴性，看不清将来，终于有一天，我意识到自己已经走上了祖先的老路。这令我既震惊又敬畏。我感到有某种更高的力量伸出手来，给我指出了一条真实的路。

我父亲和校长不这么想。在他们看来——尽管校长曾因为官方的缘故对我大加赞誉一我已经声名狼藉，无可救药，是这个阶层的浪荡子，我走的路是对神圣道路的嘲弄。但我不管。他们以及他们的忧虑与我何干。

现在我应该让自己的生活恢复秩序。我不能老住在庙里。我必须在一定程度上自立，摆正那女孩在我生活中的位置。我不能抛开她，就像我不能抛开我的角色。抛弃她无疑会加重我的恶名；何况造反派的问题是绕不过去的。我不可能对每个人说一声抱歉就轻轻松松回到过去。

这期间她一直住在雕刻匠那儿的小屋里，住在堆满神像和当地头面人物的白色大理石雕像的仓库后面。我们的关系已经传得满城风雨，现在是一天比一天确定，而我却一天比一天更加以她为耻。我父母和校长以及我们阶层的人有多么以我为耻，我就有多么以她为耻。这种羞耻感总是跟随着我，淡淡的痛苦总是萦绕在我心底，仿佛无法治愈的痼疾，吞噬着我的分分秒秒，我的每一次小小胜利（又被某一本书、某一家杂志提到，又有一位有身份的人物来访）。我开始在忧郁中寻求庇护——虽然这么说可能显得有些古怪。我花心思将它招来，迷失其中。忧郁成为我性格的重要部分，以至于我很长一段时间忘了它因何而起。

就这样，我最终自立门户了。有一件小事还不错。谁都以为我已经和那女孩结婚了，所以没有任何仪式。我觉得自己受不了那个。我的心无法承受那种亵渎。在内心深处，我暗暗发誓禁欲，婆罗门的誓愿。就像圣雄。不同的是，我失败了。我羞愧万分。眨眼间就遭到了报应。很快我就不得不承认那女孩怀孕了。她那肿胀的腹部，那本就丑陋的身体的变化折磨着我，我只愿我眼中看到的一切全不存在。

小威利出生了，我急着想知道他脸上有多少低等人的痕迹。那些看见我俯身打量婴儿的人会以为我是满怀骄傲。其实我把一切念头都埋在心底，而我的心在下沉。

很快，他开始长大，我会默默地看着他，觉得眼泪就要落下来了。我会想：“小威利，小威利，我对你干了些什么？为什么我要在你身上烙下这种污点？”然后我会想：“可那全是废话。他不是你，也不是你的。他的脸将这显示得再清楚不过。你没有在他身上烙下什么。你给他的任何东西都消失在更广泛的遗传里了。”不过，我始终对他抱着些许希望。比如，我看见我们阶层的某个人，就会想：“他长得很像威利。他就是小威利的翻版。”心里怀着这希望，我跑去看他，可一看到他我就知道，我不过是又一次骗了自己。

这一切只在我心里上演。它们融入了我的忧郁。我对谁都没有提起过。我不知道威利的母亲知道这些会怎么说。儿子出生后她令人恐惧地成熟了。她似乎忘记了我的职业性质。她变得热衷于家务事。她去学插花，老师是一位英国官员的太太——那时独立还没有到来，城里仍驻有英军——此外还跟一个信祆教的女人学习烹饪和家政。她尽力款待客人。我羞愧难当。我记得有一次很惨。她把餐桌布置成一种新花样。她在每位客人的侧碟里搁上一块毛巾。我认为那样不对。我从没在哪本书里读到过，也从没在哪部外国电影里看见过毛巾可以放上餐桌。她坚持那样。她说是“餐巾”什么的。如今她已经不再处于守势，很快她开始愚蠢地攻击我的祖上，因为他们不懂得现代家政。什么问题都没来得及解决，第一位客人就到了（他是法国人，正在写一本关于罗曼·罗兰的书，印度人都喜欢罗曼·罗兰，因为据说他崇拜圣雄），于是我只得退回我的忧郁中，忍受着餐桌上的毛巾熬过整个晚上。

这就是我的生活的真面目。从我说的这些，可以想象我所有的不幸，我对自己的厌恶。我发誓禁欲，那代表着我性格中最深刻的部分，威利的母亲却再一次怀孕了。这一回是个女孩，这一回完全没有办法自欺欺人。那女孩就是她母亲的翻版。真是上天的惩罚。我给她起名萨洛姬妮，是独立运动中一位女诗人的名字，我希望她拥有同样的天赋，因为爱国诗人萨洛姬妮尽管备受推崇，却也相当丑陋。

这就是威利·詹德兰的父亲讲述的故事。讲了差不多有十年。不同的时候有不同的内容加进来。威利·詹德兰是听着这故事长大的。

他父亲说：“很多年以前，我还没有开始讲这故事的时候，你曾经问我是否真的崇拜那位作家，你的名字就是从他那儿来的。我说我不敢肯定，我让你自己决定。现在你听完这些我不得不说的事情了，你怎么想？”

威利·詹德兰说：“我瞧不起你。”

“那是你妈说的。”

威利·詹德兰说：“你说的那些东西里面，有什么是给我的？你什么都没有给我。”

父亲说：“我的生活就是牺牲。我没有任何财富可以给你。我有的只是友谊。那是我的财富。”

“可怜的萨洛姬妮怎么办？”

“我老实对你说吧。我认为她来到这世上就是为了考验我们。对于她的相貌，不用我说什么，你都知道。她待在这国家是不会有好前程的。不过，外国人关于美和其他某些东西的观念同我们的不一样，我只能指望萨洛姬妮嫁给外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