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外剩笔 头陀话说枕中四十八城 稗史大成本传二十八年(第3/5 页)

憎恨小说者，从前和汉都有。《续文献通考》中诽谤罗贯中因作《水浒传》得恶报，生了三代哑子。据说有人在梦中看到紫式部因作《源氏物语》之恶报，而下了地狱，《宝物集》〔卷四〕 中有此证文。《水浒》、《源语》是稗史小说中之大笔妙文，但或以其传是写绿林的义侠；或以其内容是写贵人的淫荡，而加以诽谤，可以说和汉是如出一辙。果真是那样，为何《西游记》、《宇津保物语》也是大笔妙文，而其作者却未得到哑子或下地狱的恶报呢？因此唐之韩愈曰：‘动而得谤名亦随之。’由是观之，一定会有人诽谤说，我也是由于作《八犬传》之恶报，老而成了半盲，那就随便让他们说好了。我从总角时就好读书，和汉历史、诸子百家、小说传奇、诗歌、草子物语5 ，无所不读，辱圣教贤诲自不待言，医书佛经、占卜方位也略窥一隅。虽孤陋寡闻，但对和汉的治乱之道、君臣之得失、士农之所务、工商之巧拙奸直、货殖与清贫之所乐、渔猎牧樵之所、名胜古迹、禽兽草木之名、才与不才、人情之厚笃浮薄，也略知其大概。以致学之余乐，且启蒙昧，故应书肆之需而作戏墨之小说。为满足润笔之需，则节衣缩食购买所需的和汉书籍。五十多年藏书五六千卷，达六十多箱。想留给儿子，他却早逝，我也老眼衰亡读不了书，便全部卖掉，一点也不剩。世事皆成画饼，但腹中还有些书文，故尚能稍有这么点儿作为。我就是如此不幸！想昔日唐山孔门诸贤，子夏老而丧子，终于双目失明，曾子去看他时哭了。子夏也大哭，嘟哝说：‘苍天啊！我有何罪？’曾子责备他说：‘商〔子夏之名〕 ，你怎能说没有罪？’便举三罪而责之。子夏弃杖而谢，此事见于《礼记·檀弓》。子夏是贤人，仍不得不有三罪，何况我这样的人，当有五罪或六罪。然而曾子之意并非说子夏因有三罪得恶报而失明。子夏言己无罪，曾子以三罪责之，是想让他知道因丧子失明哀伤过甚的过错。如果不然，伯牛乃大贤，其德行与颜渊、闵子骞不相上下。然而他得了癞病，在生命垂危时，孔子去看他，因其病臭气难闻，不能入至其病榻前，便从窗户持其手叹息说，死大概是命吧？这样的人却得了这样的病！他并未责之罪。当然伯牛是无罪的。凡说人之非者有二。举出其错误使之知其过，这是朋友之信。另一种人对凡是不合己之爱憎的，便举而责之，好说人之恶。文化年间在浪速有个人号赤水、名惠迪、字文敏，文化五年己辰秋，他著《赤水余稿》一卷，书中对我批评得很苛刻，说我是任意妄为，咒骂我是贼。当时京师的朋友角鹿比豆流告诉我，并说要为我作解嘲之文。我未允，并对他说，好说人之恶者乃圣贤之所憎。他与我素不相识，且无一芥之怨，他是何等人，却那样肆无忌惮地骂我呢？他必是个狂人。狂人飞跑时，如果不是狂人也跟着跑，则也如同狂人无异。我从少年时就不理睬好吵架的人。

像他那样的人何足挂齿，为他浪费笔墨作解嘲文是没有大人气度。

我今阅《赤水余稿》，他在哀悼其次子的文中，对其子受到男娼6 女妓的悼念颇以为荣，其心术的卑鄙便可想而知。我虽不肖，但不犯国法，不行不仁不义事。我多年撰写的小说，对世人虽无大裨益，但官府许可，刊行的书肆和书画工、刻工、租书铺等，也因而得到了衣食，他一个人声嘶力竭地咒骂，大概是忌妒别人的名利吧？今江户写通俗小说者甚多，而他只对我口出恶言，盖认为我颇有学问，却写这种儿戏的东西，故而恨之吧？他是个好争之人，焉知吾志？最近我在此地的书肆打听《赤水余稿》，竟无知其名者。这样看来大概是卖不出去的书籍吧。他是否为了想卖其书，而借我的名字在书中夹了这篇恶论也未可知。如我作解嘲文则中了他的圈套，却正好给《赤水余稿》做了广告。于是自我劝阻：‘算了吧！算了吧！’心中并未介意，既未告诉别人，连我自己后来都忘了。现在顺便想起此事，算来已是三十多年了。人间真是什么样人都有啊！”主人说着把火盆拉过来，吹火盆里的烟。头陀非常钦佩地说：“老翁大概是学唐之张公艺吧？忍辱是我佛的第一教义，但非野衲之所能及。有人做汉学却不明谨慎之德，动辄好论，说人之恶。更有一种人以无恶为恶，大发议论而不怕别人憎恨，即俗所谓不讲理的浑人。如非老翁，谁能忍受这样的恶评？实在令人钦佩。顺便想再请教，最近此地的书贾，随便再版老翁之旧作，绘图小说。他们没有告诉老翁，便改换插图，甚至把像赞之词都加以增减，伪称是新版。老翁曾在本传的附录中指出过此事，故而知之。然而今年〔辛丑〕 春正月下旬，书肆英某出版的《雅俗要文》是老翁的著作，但有令人怀疑之处。此书的自序是天保十二年春正月，但并非在作序的那个月刻成发售的，且在左边有已故的令郎琴岭君的略注。令郎是在七年前乙未夏五月八日故去的，与老翁的自序的岁月不符。而且其书落款是著作堂马琴作，这也令人不解。马琴这个笔名老翁只用于合卷本7 ，譬如南亩这个笔名也仅用之于合卷本；狂诗用寝惚之号；狂歌用四方赤良，或称做杏花园等等。我想《雅俗要文》并非通俗小说，不该用那个笔名。同时文中也有错字，似乎并未经过老翁校订，这究竟是为何？”主人答道：“是的，确有其事。拙著之《雅俗要文》是文政十一年春，应江户伯乐町的书肆永寿堂西村与八之约，于同年夏六月完稿，立即交给了与八。后来只听说那个书肆营业不佳未能出版，他也未来见我，已有十几年。可是今年二月听有人说《雅俗要文》出版了。我很吃惊，便买来一本让妇幼读给我听。诚如贵僧所说，稿本的自序是文政十一年夏六月吉日，同时在序中载有永寿堂之号。而那个英某随便加以更改，堂号和自序的年月都是假的。因此我急忙派人去英某处，询问其出版之事。他说：‘是从永寿堂的家人那里买来我的稿本，立即让笔工抄写刻印出版的。’于是又问他：‘为何不早告诉我，让我校阅？同时随便更改自序的年月和序中的堂号，更是错误的。另外这等著作不应用马琴的笔名。何况本文和略注都有错误？

后来想起自从永寿堂不到我这里来之后，很长期间也未将刻版的清样拿来给我看，便过了这些年。因此这些必须补刻，先将自序的年月和马琴二字赶快削去。’向他说了几次，他答应说：‘本来应当及时告诉您，可是疏忽了，实在对不起。’听说已经发售了一千多册，所以我的话有用还是没用，就没把握了。将那个刻印本让妇幼读给我听，虽然都注有假字，但因丢字太多，读了也听不清楚，真还不如隔靴搔痒。因此至今尚未读完，哪里能够勘误？譬如‘单叶’的注音假名ひとへはな，竟误作：‘ヒトヘハ’，这类的例子便知道两三个。又如三月部分的‘雏游’（注：三月三日女儿节摆偶人之游戏） 引了飞鸟井荣雅老君之歌：

都にてやよひのそらののどけくてひな

のあそびも思ひやるかな

（京师三月天晴朗，不觉想起摆偶人。）

将のどけくて误做のどかにて；あそびも的も误做を，这是笔工的误写。还有杂部三十八的本文中有竹都神宫之辞是错误的。对此辞之义，我友伊势松阪的小津桂窗，他有个看法，说竹都是指斋宫8 的遗址，距伊势神宫约二十来里，清水滨臣不知而误认作是神宫。竹都在古歌中也有读做故乡的。还有该人的评论，在略注中的‘标识称谓辨’下，对‘样’的解释说：‘虽然书中称做是近世的俗称，但永享年间的古书中有此言，说做近世是值得考虑的。’但我却不那样认为，天朝自从开天辟地以来，便无革命的世代，即使是二三百年前也可说是近世。此辨的文字甚多，容他日有机会再谈。还有一件事也颇似《雅俗要文》的经过。宽政年间京都的书贾中川新七侨居江户时，我应他之所约撰写了一卷叫《花鸟文素》的妇女所需的文字，完稿后给了他，这是文化元年甲子春之事。他说将与近江屋的新八合刻。这年新七回了京都便没再来，这个稿本究竟怎样了毫无消息。经过三十八年，到今年初夏时候，有人告诉我说，与我相识的书肆森屋某，买到《花鸟文素》的稿本，没有告诉我便刻印了。

我很吃惊，便派人去找森屋某，说《花鸟文素》是昔年我给中川新七撰写的粗文，内容写的是什么如今都忘了，一定很拙劣。既没有告诉我，也未请我校阅便刻印是不对的。你如果想刻这部书，我可以为你另写一部，请先将那稿本给我看看。他说《花鸟文素》的稿本已经出版审查当局批准，盖有印信，并已经刻印了。没有告诉你，也未请你校阅是有缘故的。因先生厌恶刻书粗糙，而那个刻版刻得不好，即使拿去请您看也一定不满意，所以便没去。因此我又另派人去，说你的回答我不能同意，如果刻得不好我可将它买下，请把刻版给我看看。这样反复地对他说，他回答说不是把它做单行本，而是做了《百人一首》的附录，而且书都卖光了，如今已一本也没有，待他日翻印后再送给您看。所以至今也没看到。他在十年前，年年向我索戏墨之文稿，从纸皮儿的绘图故事书开始，还有《女西行》、《金鱼传》等许多合卷的绘图通俗小说都已出版。如今没有需要了，便尽说些蛮不讲理的话。我想亲自去同他谈谈，但是我的腿脚不好，没有轿子，就连百八十米也走动不得。况且实不愿为这等麻烦事伤身劳神。且事已过后，说也没有用，所以便放下而没有追究。恐怕有识之士因对那两部书不明就里而加以议论，故谈了这些。书肆为获利而粗率出版，作者为惜名而感到羞耻，两者是水火不相容啊！有人将我的旧作再版伪称做新版；有人买我的旧稿随意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