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拉知道父母快要吵架了。走进厨房，她就感受到一股刺骨的敌意，如同二月暴风雪前刮过柏林街道的寒风。她真想转身就走。

卡拉的父母很少吵架。他们大多数时候如胶似漆，好得有点过了头。每当他们在人前亲吻的时候，卡拉都觉得浑身不自在。她的朋友们觉得这很奇怪——他们的父母从来不这样。她曾经问过母亲一次。母亲笑着对她说：“我们刚结婚，你父亲就参战了。”尽管操着一口流利的德语，但卡拉的母亲出生在英国，“我留在伦敦，你父亲回德国参了军。”这件事卡拉听了无数遍了，但母亲不厌其烦地讲，“我们本以为战争最多会持续三个月，结果我却五年没见到他。那时我老是在想，只要能摸一下他，我就满足了。现在，我就是喜欢和他亲热。”

父亲也好不到哪里去。“你母亲是我认识的最聪明的女人，”几天前，他就在这间厨房里告诉卡拉，“所以我娶了她，这和……没有关系。”他的声音变小，和母亲鬼鬼祟祟地笑着，就像十一岁的卡拉根本不懂性事。这太让人尴尬了。

不过，他们偶尔还是会吵架。卡拉知道他们什么时候会吵。现在，两人眼看就要起冲突了。

他们坐在餐桌的两头。父亲穿着灰色西装、浆白衬衫，戴着黑色的丝绸领带，和以往一样神情严峻。尽管发际有些后移，马甲下面的小腹有些微微隆起，但他的外表还是一如既往的整洁。可以看得出，他正尽力控制着自己的感情。卡拉很熟悉这种表情。当家人们做了触怒他的事情时，他总是这种表情。

父亲手里拿着一份母亲供稿的杂志。她在《社会民主党人》杂志社工作，以“茉黛女士”的笔名为杂志撰写政治和外交方面的闲话专栏。父亲大声朗读起来：“德国新总理阿道夫·希特勒阁下在兴登堡总统【1】的招待会上完成了外交舞台上的首秀。”

卡拉知道，总统是一国之尊。但他超然于日常的政务之上，只是扮演裁判官的角色。总理是政府的实际掌控者。尽管希特勒已经当选为总理，但他的纳粹党还没有在议会取得多数席位——因此，至少现在，其他党派还能控制纳粹的倒行逆施。

父亲像被人强迫谈论下水道里的污物般语带反感：“他穿着燕尾服正装，似乎非常难受。”

卡拉的母亲一边啜饮着咖啡，一边看着窗外，似乎对大街上戴着手套和围巾匆匆上班的行人很感兴趣。和父亲一样，她也在强装镇定。卡拉很清楚，母亲只是在等待合适的时机而已。

女仆艾达穿着围裙，正在料理台前切奶酪。她把一个装着奶酪的盘子放在卡拉父亲的面前，但他看也不看。“希特勒先生显然对身着粉红天鹅绒礼服、品位高雅的意大利大使夫人伊丽莎白·塞鲁蒂非常感兴趣。”

母亲总喜欢对别人的穿着评头论足。她说这有助于读者想象出笔下人物的形象。她也有一些非常不错的衣服，但时世艰难，母亲已经有好几年没买新衣服了。这天，她穿着一件大约在卡拉出生时买的天蓝色羊绒长裙，看上去非常苗条。

“身为一名犹太人，塞鲁蒂夫人是个狂热的法西斯主义者，和希特勒相谈甚欢。她乞求希特勒停止煽动对犹太人的仇恨了吗？”读到这里，父亲把杂志往餐桌上狠狠一摔。

好戏就要开始了，卡拉心想。

“你知道这会惹恼纳粹。”他说。

“这正是我要的效果，”母亲冷冷地说，“我情愿封笔也不写讨好他们的东西。”

“别把他们惹毛了，那群人非常危险。”

母亲的眼里满是怒火。“沃尔特，不要对我发号施令。我知道他们很危险——这正是我要和那群人对着干的原因。”

“我只是觉得没有惹恼他们的必要。”

“你应该在议会向他们发起攻击。”父亲是社会民主党的议员。

“我只做理性的讨论。”

又搞这套，卡拉心想。父亲理性、谨慎，同时遵纪守法，而母亲激进，且我行我素。父亲沉静地坚守着自己的原则，母亲则咄咄逼人地宣扬自己的主张。他们永远无法取得一致。

父亲补充道：“我不会故意惹那些纳粹党人发狂。”

“可能因为你根本不能对他们造成任何伤害。”

父亲被母亲的快速反击惹怒了，他高声说道：“用这种闲聊式的专栏文章就能摧毁他们了吗？”

“我在嘲笑他们。”

“你是在攻击他们。”

“这两种我们都需要。”

父亲越发生气了。“茉黛，难道你不知道这样做是在把自己和家人置于危险中吗？”

“正相反，不嘲笑才是真正的危险。你难道没有想过，如果德国变成一个法西斯主义国家，我们的下一代会是什么样吗？”

这类争论总让卡拉觉得不舒服。她不愿去想家人会陷入危险。生活应该一如既往。她希望每天早晨都能坐在厨房里，和分坐在餐桌两边的父母，以及在料理台前忙碌的艾达待在一起，当然还有她匆匆下楼的哥哥埃里克，他又起晚了。生活为什么要改变呢？

每天早饭时，父母都会讨论一些政治问题。卡拉觉得自己能理解父母正在干些什么，知道他们正计划着让德国变得更好。但最近这种交谈有点变味了，他们似乎认为德国正被一种可怕的危险笼罩，卡拉却想象不出这种危险是什么。

父亲说：“为了压制希特勒和他的党羽，我真的已经做了一切我能做的。”

“我也一样。但你总以为自己做的事情才是明智的，”母亲的脸因愤怒而变得铁青，“而当我有所行动时，你却谴责我把这个家置于险境。”

“我这样说是有理由的。”父亲说。争吵刚刚开始，但这时埃里克晃荡着书包像小马驹一样冲下楼梯，奔进了餐厅。他比卡拉大两岁，今年十三岁，上嘴唇已经长出了淡淡的黑色胡须。前些年，埃里克和卡拉成天在一起玩。但那样的日子已经一去不返了，自从长个儿以后，他就装出一副认为卡拉幼稚和不懂事的样子，不跟她一起玩了。事实上，卡拉比埃里克聪明得多，知道很多他无法理解的事情，比如什么是月经。

“你刚才弹的是哪首曲子？”埃里克问母亲。

兄妹俩时常被母亲的钢琴声吵醒。这架施坦威钢琴和这栋房子都是他们的父亲从自己的父母那里继承来的。母亲说白天太忙，晚上又太累，所以只能早晨弹一会儿琴。这天，母亲弹了一首莫扎特的奏鸣曲和一首爵士乐。“这首爵士乐叫《猛虎》。”她告诉埃里克，“你想来点奶酪吗？”

“爵士乐是颓废的音乐。”埃里克说。

“别瞎说。”

艾达把一盘奶酪和切碎的香肠放在埃里克面前，他把食物塞进嘴里。卡拉觉得埃里克的吃相非常难看。

父亲的表情突然变得非常可怕。“埃里克，这些胡说八道是谁教给你的？”

“赫尔曼·布劳恩说爵士乐是黑人发出的噪声，根本不能算是音乐。”赫尔曼是埃里克最好的朋友，而他的父亲是纳粹党的一员。

“赫尔曼应该尝试一下。”父亲看了母亲一眼，神情缓和了些。母亲对他笑了笑。父亲接着说：“多年前你妈妈曾经想教我弹拉格泰姆【2】，可我总是掌握不好节拍。”

妈妈又笑了：“简直是对牛弹琴。”

争执结束了，卡拉不禁松了口气。她感觉好了些，拿了些黑面包浸在牛奶里吃。

但埃里克又不干了。“黑人是劣等民族。”他不服气地说。

“才不是呢，”父亲循循善诱地说，“如果一个黑人孩子在优渥的家庭里长大，上名校接受良好的教育，说不定比你还聪明呢。”

“你胡说。”埃里克有点气急败坏了。

母亲插话进来：“傻孩子，不能和爸爸这样说话。”她的火已经发完了，此时的语调里带着一丝倦意，“你和赫尔曼·布劳恩根本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

埃里克说：“雅利安人是最优秀的人种——我们将统治世界。”

“你的纳粹朋友根本不知道历史，”父亲说，“德国人还生活在洞穴里的时候，埃及人就造出了金字塔。阿拉伯人在中世纪时曾统治世界——那时穆斯林已经学会了算术，而德国的王子们还不会写自己的名字。一个人是不是聪明，和种族无关。”

卡拉皱着眉头问：“那和什么有关系呢？”

父亲慈爱地看着她：“这是个很好的问题，你能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就已经很聪明了。”父亲的赞赏让卡拉很开心，“文明兴衰起伏——中国人、阿兹特克人、罗马人都曾经历过——但其中的原因谁都说不清楚。”

“都快点吃完，穿上外套，”母亲说，“你们要迟到了。”

父亲从马甲口袋里拿出怀表，扬起眉毛看了一眼：“还不算晚。”

“我把卡拉送到弗兰克家去，”母亲说，“她们学校停课一天——似乎是要修壁炉——我打算让卡拉和弗里达待上一天。”

弗里达·弗兰克是卡拉最好的朋友，她们的母亲也是密友。弗里达的母亲莫妮卡，年轻时甚至还和卡拉的父亲谈过恋爱——这件好玩的事是弗里达的奶奶某天喝多了香槟后告诉她们的。

父亲问：“为什么不让艾达照看卡拉？”

“艾达要去看医生。”

“哦。”

卡拉希望父亲追问一下艾达到底出了什么事，他却像早就知道了似的点点头，把表收了起来。卡拉打算开口问，但又觉得不妥。她本想之后再去问母亲，然而卡拉很快就把这事给忘了。

爸爸穿着黑色的长大衣先出了门。埃里克戴上帽子——像他的朋友们一样随意地搭在头上，好像随时会掉下来似的——然后跟着父亲走了。

卡拉和母亲帮艾达收拾餐桌。卡拉和艾达的感情非常好，上学之前，因为母亲需要上班，卡拉一直由艾达看护着。艾达还没结婚，她二十九岁，长相普通，不过笑起来非常美。前年夏天，她和警察保罗·胡贝尔约会过一段日子，但这段感情无果而终。

卡拉和母亲站在走廊的镜子前戴帽子。母亲的动作不紧不慢。她选择了一顶深蓝色窄边圆呢帽，样式很大众，不过她刻意斜戴着，看起来有几分俏皮。卡拉把编织绒线帽戴在头上，寻思将来能否像母亲这般有风格。妈妈看上去像个战争女神，脖子、下巴和颧骨仿佛是用大理石雕刻出来的。她迷人极了，没错，但确实谈不上漂亮。卡拉和母亲一样拥有黑色头发和绿色眼眸，但比起雕像倒更像是个胖娃娃。她曾偶然偷听到奶奶对母亲说：“看着吧，丑小鸭终有一天会长成白天鹅的。”卡拉还在等着那一天的到来。

等母亲打扮好以后，母女二人一起出门了。她们家位于市中心的米特老城区，在一排优雅高大的连栋住宅之中，这些房子是当初为了像卡拉爷爷那样在附近的政府大楼上班的高官和军队官员建造的。

卡拉和母亲先搭乘电车，沿着菩提树下大街往前，然后转乘地铁从弗里德里希大街坐到动物园站。弗兰克一家住在柏林西南市郊的勋伯格。

卡拉盼望着见到弗里达的哥哥，十四岁的沃纳。她喜欢沃纳。有时卡拉和弗里达会想象着嫁给对方的兄长，做邻居，彼此的孩子也成为好朋友。弗里达认为这只是个游戏，但卡拉暗自当真了。沃纳英俊成熟，一点儿不像埃里克那么蠢。卡拉卧室的玩具小屋里放了张迷你床，床上并排睡着一对玩偶夫妇，卡拉私下里把他们叫作“卡拉和沃纳”，没人知道这个秘密，连弗里达都不知道。

弗里达还有个七岁的弟弟阿克谢尔，但他生下来就脊柱开裂，必须长年接受治疗。现住在柏林市郊的一所特殊医院里。

一路上，母亲都想着心事。“希望一切都能顺利。”下地铁时她心不在焉地自言自语。

“肯定顺利，”卡拉说，“我和弗里达会玩得很开心。”

“我指的不是这个，我是说那篇关于希特勒的文章。”

“我们会有危险吗？爸爸说的是对的吗？”

“你爸爸通常都是对的。”

“如果惹恼了纳粹，我们会怎么样啊？”

妈妈古怪地盯了她好一会儿，然后说：“老天，我带你来的是个怎样的世界啊！”接着，两人都不说话了。

步行了十分钟以后，她们抵达了一座掩映在大花园里的别墅。弗兰克一家很有钱，弗里达的父亲路德维希，拥有一间生产收音机的工厂。车道上停着两辆车，闪亮的黑色大轿车是弗兰克先生的，已经启动了，排放着一团团尾气。司机瑞特穿着一身制服，裤腿塞在长筒靴里，手拿帽子随时准备为雇主打开车门。他鞠了一躬，说：“早上好，冯·乌尔里希夫人。”

另一辆是只有双人座的绿色小车。一个留着灰白胡子的矮个子男人拎着皮箱从别墅里出来，坐进车里后，碰了碰帽子向母亲致意。“不知道洛特曼医生这么早来干吗。”母亲不安地说。

她们很快就知道了原因。弗里达的母亲，高大的满头红发的莫妮卡走到门口，脸色苍白，神情焦急。她没有招呼母女俩进门，而是像挡着她们似的站在门口。“弗里达出麻疹了。”

“太可怜了！”母亲说，“她怎么样了？”

“她又发烧又咳嗽，病得相当重。不过洛特曼说她会好起来的。但她必须接受隔离。”

“这是自然，你得过麻疹吗？”

“得过，小时候得过。”

“你们家的沃纳也得过——我记得他当时身上满是可怕的疹子。你丈夫得过吗？”母亲问。

“鲁迪【3】小时候也得过。”

两位母亲把目光投向卡拉。卡拉没得过麻疹。她意识到，这意味着自己没法和弗里达一起玩了。

卡拉很失望，但母亲受到的打击更大。“这周的杂志是选举特刊——我可不能请假。”她似乎心烦意乱。大人们非常关心下周举行的大选，卡拉的父母担心纳粹会在选举中获胜，从而取得政府的主导权。“另外，伦敦有个老友今天会来看我。不知道能不能让沃尔特请一天假，照看下卡拉？”

莫妮卡说：“为什么不打个电话给他呢？”

安装了电话的人家很少，但弗兰克家已经有了。卡拉和母亲走进玄关。电话就放在门边的细脚桌上。母亲拿起话筒，向接线员报出了父亲工作的议会大楼办公室的电话号码。拨通以后，母亲把情况跟父亲说了。她拿着话筒听了好一会儿，表情越来越可怕。“我们杂志将推动十万读者为社会民主党而战，”她说，“你真有什么比这更重要的事情非要今天处理吗？”

卡拉知道父母的争吵将怎样结束。父亲非常爱卡拉，但十一年来，他没有完整地照顾过她一天。卡拉朋友们的父亲也都是这样。男人才不屑去照料孩子呢。母亲只是有时会假装不了解女人的生存法则而已。

“那我只能把她带到办公室了，”母亲对着话筒说，“我不敢去想约克曼先生会说些什么。”约克曼先生是母亲的上司。“很多时候他根本不为女人考虑。”母亲没说再见就挂了电话。

卡拉讨厌父母吵架，但这一天他们已经吵了两回了。整个世界似乎都变得动荡起来。相比纳粹，她更害怕父母吵架。

“跟我走吧。”母亲说完，便朝门口走去。

这下见不着沃纳了，卡拉闷闷不乐地想着。

此时，弗里达的父亲出现在门厅里，脸色红润，留着一撮黑色的小胡子。他精力充沛，表情轻松，愉快地和卡拉的母亲打招呼。母亲停下脚步，在莫妮卡帮他穿上黑色毛领大衣的时候礼貌地跟他交谈了两句。

之后，他走到楼梯下喊道：“沃纳，再磨蹭我就不带你去了。”说完，他戴上灰色呢帽朝外走去。

“我好了，我好了！”沃纳像个舞者一样跑下楼梯。他长得和父亲一样高，却比父亲更英俊，更精干。他留着一头稍长的红发，胳膊下面夹着只像是装满书的皮书包，另一只手提了双冰鞋和一根球棍。匆忙间，他也不忘停下脚步，礼貌地对卡拉母亲说：“早上好，乌尔里希夫人。”和卡拉打招呼则随意得多：“嗨，卡拉。我妹妹得麻疹了。”

卡拉没来由地脸红了。“我已经听说了，”她试着想找些吸引人的有趣话题，但什么都想不起来，“我没得过麻疹，所以不能见她。”最后她只能这样说。

“我小时候得过，”沃纳说得好像这是很久以前的事，“我必须赶紧了。”他抱歉地补充了一句。

卡拉不想匆忙和沃纳分别，赶紧跟着他出了门。司机瑞特打开了后座车门。“这是什么车？”卡拉问沃纳。男孩对汽车的型号都非常了解。

“是梅赛德斯-奔驰的W10型车。”

“看上去非常舒适。”她发现母亲正既惊讶又愉快地看着她。

沃纳问她：“想搭个便车吗？”

“太好了。”

“我得问问爸爸。”沃纳把头伸进车里，跟父亲说了几句。

卡拉听见了弗兰克先生的回答。“当然可以，不过要快点。”

卡拉转身对母亲说：“我们可以搭弗兰克先生的车。”

母亲犹豫了一下，她不赞同弗兰克的政治立场——他曾给纳粹捐过钱——但她不准备拒绝严寒早晨搭乘暖和轿车的邀请。“路德维希，谢谢你的好心。”她说。

母女俩上了车。车后排正好能坐下四个人，瑞特很快就开车上路了。“你们是要去科赫路吗？”弗兰克先生问。许多报社和出版社都选址在克罗伊茨贝格区的这条街上。

“不用为我们改道，我们在莱比锡大街下车就行。”

“我很乐意送你们到杂志社——只怕你那些左翼同事不愿看见你从一个傲慢富豪的车上下来吧。”他的声音里既带着些嘲讽，又有着很强的敌意。

母亲露出了迷人的微笑。“鲁迪，你并不傲慢——只是略微有点胖而已。”说着她拍了拍弗兰克先生的大衣前襟。

他笑了。“我是自找的。”敌意消解了。弗兰克先生拿起车里的传声筒，对瑞特下达了指令。

卡拉很高兴和沃纳坐同一辆车，她想和他多说些话，但一开始她就想不出可聊的话题。她想问沃纳：长大以后，你想不想娶个比你小三岁，黑发碧眼的聪明女孩为妻呢？但最后她只是指着他的冰鞋问：“今天你有比赛吗？”

“没有比赛，只是放学后的训练。”

“你在场上打什么位置？”卡拉对冰球一窍不通，但团队项目肯定会分不同的位置。

“右前锋。”

“冰球是不是一项很危险的运动？”

“够敏捷就没什么危险。”

“你一定打得非常棒！”

“不算糟。”他回答得很实诚。

卡拉再次发现母亲对她绽放出高深莫测的浅笑。她猜出卡拉对沃纳的好感了吗？卡拉觉得自己又一阵脸红。

车在一所学校外面停下了，沃纳下了车。“再见，各位。”说完他就穿过校门朝操场跑去。

瑞特沿着兰德维尔运河的南岸继续向前开。卡拉看着运河里的驳船，驳船的煤堆上面盖着厚厚的一层雪。卡拉很失望，她本想通过搭车和沃纳待得久一点，却把时间浪费在了谈论冰球上。

该和他聊些什么呢？卡拉完全不知道。

弗兰克先生对母亲说：“我看了你在《社会民主党人》杂志上写的专栏文章。”

“希望你能喜欢。”

“你对总理的不尊敬让我非常失望。”

“你觉得记者们只能写些对政治家阿谀奉承的文章吗？”母亲反驳道，“那太极端了。照你这样说，纳粹的报纸杂志也应该对我丈夫礼貌些！他们才不会这样呢。”

“我说的可不是普通的政客。”弗兰克有点恼怒了。

汽车穿过波茨坦广场前人声鼎沸的十字路口。汽车、电车、马车和行人各不相让，交通非常混乱。

母亲问：“平等谈论所有人对媒体来说不是会更好吗？”

“很好，”弗兰克先生说，“但你们社会民主党人只会做春秋大梦。所有现实的德国人都知道德国无法靠你们的那些理念活下去。人们必须有食物吃，有衣服穿，有炉子烤。”

“我非常同意，”母亲说，“德国确实需要发展，但我希望卡拉和埃里克作为自由国度的公民成长。”

“你把自由过于美化了。自由不会让人民更幸福。人民需要强有力的领导。我希望沃纳、弗里达和可怜的阿克谢尔在统一、纪律严明、能让他们为之而自豪的国家成长。”

“为了统一，年迈的犹太店主就该被冲锋队的恶棍毒打？”

“政治是严酷的，在强大的政治机器面前，我们什么都做不了。”

“正相反，作为各自领域的领导者，路德维希，我们应该让政治不那么严酷——多一点诚信理智，少一点暴虐。如果做不到这些，我们就没尽到各自的爱国义务。”

弗兰克先生吹了声口哨。

卡拉不怎么了解男人，但她知道，在社会责任的话题上，他们不爱被女人教训。今天早晨妈妈想必没有切换到平时的优雅状态。但这并不奇怪，眼下每个人都很紧张，下周的选举弄得所有人都紧张兮兮的。

汽车抵达了莱比锡广场。“要在哪里放下你们？”弗兰克先生冷冷地问。

“这里就好。”母亲说。

弗兰克拍了拍玻璃隔断。瑞特停下车，然后赶紧下来开门。

母亲说：“我真心希望弗里达能快点好起来。”

“谢谢你。”

母女俩下了车，瑞特关上车门。

离杂志社还有几分钟的路程，但母亲显然已经不愿意继续在车里待下去了。卡拉不希望母亲和弗兰克先生一见面就吵，那样她就见不到弗里达和沃纳了。她不想要这种局面！

母女俩迈着轻快的步子往前走。“我们努力不在办公室里添麻烦。”母亲真诚的语调打动了卡拉，让她觉得使母亲为难是很丢脸的，决心表现得完美一点。

在路上，母亲和好几个人打了招呼：从卡拉记事起，母亲就一直在为杂志撰写专栏，在记者圈里很有名气。记者们都用英语的“茉黛女士”称呼她。

在《社会民主党人》杂志所在的大楼附近，她们遇见了熟人，施瓦布中士。他和卡拉的父亲在一战期间曾并肩作战，现在还剃着士兵的寸头。战后，他做过园丁，先后为卡拉的爷爷和父亲工作，但后来因为从母亲的皮夹里偷钱而被父亲解雇。此时，他穿着一件难看的冲锋队制服。冲锋队员不是军人，只是一些相当于辅警的纳粹。

施瓦布大声说：“你好，乌尔里希太太。”似乎一点没为做过小偷而感到耻辱。他甚至连帽子都没有脱。

母亲冷冷地点了点头，然后从施瓦布身边走过。“不知道他来这干什么。”她一边念叨，一边不安地走进了大楼。

杂志社位于这幢现代化办公大楼的第一层。卡拉知道小孩子不应该来这里，希望她们能神不知鬼不觉地溜进母亲的办公室。然而她们在楼梯上碰见了约克曼先生。他很胖，戴着副高度近视眼镜。“这是怎么回事？”他叼着烟直率地说，“难道我们开了一所幼儿园吗？”

母亲没有理会约克曼先生的无礼。“我在想前些天你的那席话，”母亲说，“你说年轻人只知道记者这份工作非常耀眼，却一点都不知道其中的甘苦。”

约克曼先生皱了皱眉：“我这样说了？好吧，确实如此。”

“所以我想让女儿来看看现实。我想这对她的教育会非常有用，如果她想当名记者的话就更有用了。她会写篇作文，把她在杂志社的所思所想告诉她的同学们。我想，你一定会同意的。”

母亲一定在路上就想好了该怎么应对，好在这种说法的确令人信服。卡拉差点也相信了她的话。母亲的优雅终于又回来了。

约克曼问：“今天不是有个重要访客要从伦敦来吗？”

“是艾瑟尔·莱克维兹，她是我的老朋友——见过还是个婴儿的卡拉。”

约克曼慢慢平静下来。“嗯，五分钟后要开个编辑会，我买好烟后马上就开。”

“卡拉会替你买的，”说完母亲转身告诉卡拉，“隔三个门洞有家烟店，约克曼先生常抽罗斯-汉德尔牌烟。”

“哦，那我就省事了。”说完，约克曼递给卡拉一马克硬币。

母亲交代卡拉：“买好烟以后，到顶楼来找我，火灾报警器旁边的房间。”说完，她亲切地挽住约克曼先生的胳膊转身走了。“我觉得上周的杂志是最棒的一期。”母亲边走边说。

卡拉跑出来，走到大街上。母亲用她的魅力和机智消除了约克曼先生的不满。她经常说：“女人要善用自己身上的每一件武器。”想到这儿，卡拉意识到自己采用了母亲的策略，才使她们搭上了弗兰克先生的便车。也许她和母亲完全一样。母亲高深莫测的笑容正基于此：她仿佛看见了三十年前的自己。

商店里排起了队，柏林一半的记者似乎都在这里购买日常所需。排了好久，卡拉终于买到罗斯-汉德尔牌烟了，拿着烟跑回杂志社大楼。她很快找到了火灾报警器——是个附着在墙上的大水平仪——但妈妈不在办公室。显然她去开编辑会了。

卡拉沿着走廊往前走。所有的门都开着，除了几个秘书和打字员，大多数房间里都没有人。拐过一个弯，卡拉在大楼后部找到一个挂有“会议室”标牌的房间。房间里传出不断抬高的争论声。她拍了拍门，但没人给她开门。她犹豫了一会儿，然后拧开门把手走进房间。

满屋子都是烟。十来个人围坐在一张长桌旁，母亲是其中唯一的女性。当卡拉走到桌首，把烟和找零交给约克曼先生的时候，所有人都安静了下来，显得非常吃惊。突如其来的安静使卡拉琢磨起擅自进来是不是犯了错。

但约克曼先生只是说了声“谢谢”。

“先生，不用谢。”不知为何卡拉轻轻地向约克曼先生鞠了个躬。

参会者都笑了。有人问：“约克曼，你是不是又雇了个助理啊？”卡拉这才知道自己并没做错。

她飞快地走出会议室，回到母亲的办公室。她没脱下大衣——母亲的办公室挺冷的。她四处看了看，办公桌上放着电话、打字机，以及成堆的白纸和复写纸。

电话旁的镜框里放着一张合照，是卡拉、埃里克和父亲。那是几年前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他们在距柏林十五英里远的万斯湖畔拍摄的。照片上的父亲穿着短裤，三个人都在笑。那时的埃里克还不像现在这样爱耍酷。

房间里的另外一张照片是母亲和社民党领袖弗雷德里希·埃伯特的合照。埃伯特是战后德国的第一任总统。这张照片是大约十年前拍摄的，照片上母亲留着短发，穿着无袖低腰裙。卡拉会心地笑了：那在十年前一定很时尚。

书架上放着机构名录、电话簿、好几种语言的字典和地图册，但没有卡拉可看的书。她打开抽屉，里面放着一些铅笔、几副包装完好的新手套、一包月经垫，以及一本记着名字和电话号码的笔记本。

卡拉把桌子上的日历调整到了这天：1933年2月27日，星期一。然后把一张纸放进打字机。她在纸上打下了自己的名字：海克·卡拉·冯·乌尔里希。五岁时她对家人说自己不喜欢海克这个名字，让大家都叫她卡拉。让她有些惊讶的是，家里人都照办了。

打字机键盘上的每个键都连接着一根能带动墨带的金属棒，文章和信都是通过墨带的起起伏伏打出来的。卡拉不小心同时按下了两个键，使两根金属棒搅在了一起。她试图把它们拨开，但没有成功。按别的键也没有用——搅和在一起的金属棒反倒多了一根。她抱怨了一声：这回又惹上麻烦了。

大街上传来的喧闹声打断了卡拉。她走到窗前，十几个冲锋队员列队站在马路中央高喊：“杀死所有犹太人，犹太人进地狱去吧！”卡拉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这么恨犹太人，犹太人看上去和别的民族没有什么不一样啊！她吃惊地发现，站在队列前方的正是刚才遇见的施瓦布中士。施瓦布被解雇时卡拉觉得很难受，她知道他很难再找到工作了。德国有好几百万人都在找工作；父亲说现在是经济萧条期。但母亲坚持要解雇施瓦布：“怎么能放小偷在家里呢？”

冲锋队的口号变了：“捣毁犹太人的报纸！”队员们异口同声地呼喊着。有人开始扔东西，一棵烂菜在一家全国性报纸的门口溅了一地。让卡拉害怕的是，他们很快把矛头转向了《社会民主党人》杂志所在的大楼。她连忙后退，透过窗角偷偷朝外张望，希望冲锋队员们没看见她。他们在大楼外面停住脚步，嘴里仍然喊着口号。有个人朝楼上扔了块石头，砸中了母亲办公室的窗玻璃，幸好玻璃没碎，但卡拉还是害怕地轻轻叫了一声。过了一会儿，有个戴着红色软帽的打字员进来了。“怎么啦？”她问卡拉，然后朝外看了一眼，“哦，天哪！”

冲锋队员们走进大楼，楼梯上响起他们的脚步声。卡拉害怕极了：他们会干些什么啊！

施瓦布中士走进母亲的办公室。他犹豫了一会儿，看见办公室里只有卡拉和打字员以后，放松了下来，拿起打字机就往窗外扔，打字机破窗而出，摔到楼下，玻璃碎了一地。卡拉和打字员情不自禁地尖叫起来。

更多的冲锋队员喊着口号进来了。

施瓦布抓住打字员的胳膊问：“亲爱的，办公室的保险箱在哪儿？”

打字员惊恐地回答说：“在档案室里。”

“带我过去。”

“好，都听你的。”

施瓦布拽着她出去了。

卡拉哭了一会儿，然后自己停了下来。

她想躲在桌子下面，但很快打消了这个念头。她不想在这些人面前露怯。内心的某种东西让她想进行反击。

但她该怎么办呢？她决定去提醒母亲。

她走到门口，看了看走廊。冲锋队员们在几个办公室之间进进出出，但还没有走到尽头的那几间。卡拉不知道会议室里的人有没有听到动静。她拼尽全力沿着走廊跑，但一阵尖叫让她站住了。她向声音传来的办公室里看了一眼，发现施瓦布正用力摇晃着戴软帽的打字员：“快告诉我钥匙在哪里？”

“我不知道，我发誓说的是实话。”打字员哭着说。

卡拉气极了，施瓦布没权这样对待一个女人。她大声喊：“施瓦布，你这个小偷，不准碰她。”

施瓦布恨意满满地看着她，卡拉心一凉，满心都是恐惧。接着施瓦布把目光投向卡拉身后的一个人：“把这孩子给我拎出去。”

卡拉被人从后面提了起来。“你是小犹太人吗？”这男人问，“你满头都是黑发，一看就是个小犹太崽子。”

卡拉吓坏了。“我不是什么犹太人。”她尖叫着。

冲锋队员把她抱过走廊，送进了母亲的办公室。卡拉蹒跚几步，跌倒在地。“给我老实待着。”说完他就走了。

卡拉站起身，她没有受伤。走廊里都是冲锋队员，卡拉没法找到母亲，但必须找人帮忙。

卡拉朝打碎了的窗户外面看去。街道上聚集了一小群人。两个警察正站在旁观的人群中闲聊。卡拉朝那两个警察大喊：“警察先生，快救命啊！”

他们看着卡拉，笑了。

笑声激怒了她，怒气使她胆大了许多。她往办公室门外张望，偶然间看见了墙上的火灾警报器。她走到警报器前，抓住把手。

卡拉犹豫了，没有火灾绝不能拉响警报器。墙上贴着的告示上说，乱拉警报将受到可怕的处罚！

但她还是拉下了把手。

一开始风平浪静，什么声音都没有。警报器可能坏了吧，卡拉心想。

很快，此起彼伏的电喇叭声便响彻了整栋大楼。

记者们立刻从走廊那头的会议室跑出来，约克曼是第一个。“发生什么事了？”他扯着嗓门怒气冲冲地问。

一个冲锋队员说：“你们这些犹太共党分子办的破杂志侮辱我们的领袖，我们要关闭这里。”

“从我的办公室里出去。”

冲锋队员不顾他的阻挠，闯进了侧面的一间办公室。没一会儿，办公室里传来女人的尖叫声和像是金属台面被推翻的声音。

约克曼转身对一位下属说：“施奈德，赶快把警察叫来。”

卡拉知道叫警察没用，警察已经在楼下了，却什么都没有做。

母亲推开人群，跌跌撞撞地沿着走廊往前冲。“你没事吧？”她一把搂住了卡拉。

卡拉不希望母亲在众人面前把她当个孩子。她推开母亲，说：“别担心，我很好。”

母亲四处看了看：“我的打字机呢？”

“他们把你的打字机扔到窗户外面去了。”卡拉马上想到，妈妈再也不会因为打字机按键的操纵棒搅合在一起而迁怒于她了。

“我们必须马上离开这儿！”母亲抓起桌子上的相框，拉着卡拉的手，匆忙地离开了自己的办公室。

冲下楼梯时，她们并没受到冲锋队员的阻拦。在她们的前方，一个可能是记者的健壮男子抓住一个冲锋队员的衣领，拉着他出了大楼。母女俩跟着这两人走出来。另一个冲锋队员紧跟在她们身后。

男记者把冲锋队员拖到两个警察面前。“请以抢劫的名义逮捕他，”记者说，“他抢的一罐咖啡还在衣袋里呢！”

“放开他。”较年长的警察说。

记者很不情愿地放开了冲锋队员的衣领。

跟在卡拉和母亲身后的冲锋队员站到了同伙身边。

“先生，你叫什么名字？”警察问刚松开手的记者。

“我叫鲁道夫·施密特，是《社会民主党人》杂志派驻在议会的首席记者。”

“鲁道夫·施密特，我以袭警的罪名逮捕你。”

“太荒唐了，我抓住了正在偷窃的小偷。”

年长的警察对两个冲锋队员说：“把他带到派出所去。”

两个冲锋队员架住了施密特的胳膊。施密特起先想反抗，但马上改变了主意。“这件事的所有细节都将出现在下一期《社会民主党人》杂志上！”他说。

“不会有下一期杂志了，”警察说，“把他带走。”

消防车到了，十几个消防队员从车上跳了下来。消防队长飞快地对警察说：“我们要对这幢大楼进行清场。”

“回你们的消防队去，这里没什么火情，”年长的警察说，“只是冲锋队在关闭一家共产党的杂志社而已。”

“这和我无关，”消防队长说，“警报器响了，我们就得把所有人都撤出来，就算是冲锋队员也得从楼里出来。不需要你们帮忙，我们能对付！”说完他带着部下进了大楼。

卡拉听见母亲在喊：“哦，不。”她转过身，看见母亲正瞪着人行道上散了架的打字机。打字机的金属面板脱落下来，露出连接按键和金属杆的连接带。键盘已经被摔得不成形了，滚筒的一端脱落了，换行时会响的小铃孤苦伶仃地躺在地上。打字机不是什么稀奇的玩意，但母亲看起来像是要哭了。

冲锋队员和杂志社员工在消防队员的簇拥下走出大楼。施瓦布中士强辩道：“根本没有什么火灾！”消防队员却只是一个劲地把他往外推。

约克曼走到母亲面前说：“他们没来得及造成很大的伤害——消防队阻止了他们。按下报警器的人立了大功！”

卡拉原本担心会因为假报火警而受到责怪。这时她意识到自己做了件正确的事情。

她拉起母亲的手。这个细微的动作似乎能暂时使母亲从悲痛中摆脱出来。母亲用袖子擦了擦眼睛，反常的行为说明她确实受到了很大的震动：要是卡拉哭，母亲一定会让她用手绢擦的。“我们该怎么办啊？”母亲从来没说过这种话——她总是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做。

卡拉注意到近处站着两个人。她抬起头，看见一个和妈妈年龄相仿、很有气势的漂亮女人。卡拉见过她，但已经完全认不出她来了。站在旁边的男孩，从年纪上看，像是她的儿子。男孩不是很高，瘦瘦的，但长得像个电影明星。他的面容很清秀，只是鼻子塌了，有点破相。面对此情此景，两位来客都很惊奇，男孩更是被气坏了。

女人开了腔，她用的是英语。“茉黛，你好，”卡拉觉得她的声音有些许耳熟，“你没认出我来吗？”她说，“我是艾瑟尔·莱克维兹，这是我的儿子劳埃德。”

劳埃德·威廉姆斯在柏林找了家不用花多少钱就能练一小时拳击的俱乐部。俱乐部位于工人阶级聚集的城北维丁区。他练了会儿实心球，跳了会儿绳，打了会儿沙袋，然后戴上头盔，在绳圈里打了五个回合。俱乐部教练为他找了个年龄和体形都差不多的对手——劳埃德是个次重量级拳手。德国拳手经常能出其不意地出拳，没几个回合，劳埃德就挨了好几下。躲闪一番以后，劳埃德突然打了记左勾拳，把对手打翻在地。

劳埃德生长在伦敦东部一个民风凶悍的街区里。十二岁时他在学校受到欺负。“我小时候也被欺负过，”继父伯尼·莱克维兹对他说，“学校里最聪明的孩子肯定会被班里的刺头挑出来欺负。”被劳埃德唤作“爸爸”的伯尼是犹太人——他的母亲只会说意第绪语。伯尼把劳埃德带到了阿尔德盖特拳击俱乐部。艾瑟尔反对这么做，但伯尼没有听她的，这在两人的婚姻生活中并不多见。

劳埃德学会了迅速移动、狠狠出拳，很快就没人敢欺负他了。他的鼻子经常被打碎，以至于不再像以前那么英俊了。然而劳埃德发现自己具有拳击方面的天赋。他反应很快，冲劲十足，经常在绳圈里把对手打倒。劳埃德没有选择转入职业拳坛，而是打算进剑桥大学深造，这让俱乐部教练非常失望。

劳埃德冲了个澡，穿上衣服，走进一间工人们经常聚会的酒吧，买了杯生啤酒，坐在吧台前，给同母异父的妹妹米莉写信，把自己和冲锋队员之间发生的冲突告诉她。米莉对母亲带劳埃德去柏林很妒忌，劳埃德答应写信告诉她旅途中的所见所闻。

劳埃德被这天早上的冲突吓得不轻。政治是他日常生活中的一部分。母亲艾瑟尔是英国议会的议员，父亲伯尼是伦敦市的市议员，他本人是伦敦劳动青年联盟的主席。但至今为止，他眼中的政治只是辩论和选举。他从没见过穿着制服的恶棍在警察的微笑纵容下胡作非为。这种撕下和善伪装的政治，把他吓坏了。

“米莉，伦敦会发生这种事吗？”他在信中问。直觉告诉他这种事完全不可能。但希特勒在英国的实业家和报业寡头中很有人气。几个月前，一身匪气的下院议员奥斯瓦尔德·莫斯利【4】创立了英国法西斯同盟。和德国的纳粹党人一样，他们喜欢穿着军装上蹿下跳。接下来还会发生些什么呢？

写完信，劳埃德把信折起来，乘地铁回到了市中心。他和母亲将和沃尔特·乌尔里希夫妇共进晚餐。劳埃德经常听母亲说起茉黛的事情。母亲和茉黛是地位悬殊的朋友：艾瑟尔在茉黛家的大宅子里当过女佣。之后她们却一起参政，为妇女的选举权而斗争。斗争期间她们创立了一份名为《军人之妻》的女性报纸。后来她们在政治策略问题上发生分歧，渐渐疏远了。

劳埃德清楚地记得1925年去乌尔里希家的伦敦之行。那时，五岁的埃里克和三岁的卡拉都学会了德语和英语，而他却只会一门英语，这让他颇为尴尬。也正是在那次伦敦之行中，艾瑟尔和茉黛和解了。

劳埃德走进罗伯特酒馆，里面摆放着长方形的桌椅和装饰着彩色玻璃的铁制灯座，内部装潢非常精致。可最让他倾心的还是盘子旁边直立着的浆白色餐巾纸。

母亲和乌尔里希夫妇已经先到了。走到桌前，劳埃德才意识到两位女士打扮得非常动人：两人都姿态优雅，衣着华贵，美丽而自信。引得餐厅里的其他客人都在看她们。劳埃德很想知道母亲对时尚的把握有多少是从这位贵族朋友那儿学来的。

点完了菜，艾瑟尔解释了她的来意。“1931年我落选了议员，”她说，“我想在下次竞选中赢回来，但我还要养家。幸运的是，茉黛，你教会我怎么做一名记者。”

“我没教你什么，”茉黛说，“你本身就有当记者的才能。”

“我正在为《新闻纪事报》撰写有关纳粹的系列报道，我还和出版人维克托·格兰茨签了合同，要为他写本书。我让劳埃德来这儿当我的翻译——他正在学法语和德语。”

劳埃德发现母亲笑得很自豪，觉得自己配不上这样的夸赞。“我的翻译技能没经过多少实践检验，”他说，“至今为止，我们见的大多是像你们这样能说一口流利英语的人。”

劳埃德点了在英国没吃过的裹着面包粉的炸小牛肉。他觉得这道菜非常美味。吃饭时，沃尔特问他：“你可以不去上学吗？”

“妈妈觉得这样学德语能更快些，学校也同意让我来。”

“到议会为我工作一段时间，怎么样？你能整天都说德语，只是我不能付给你工资。”

劳埃德激动起来：“太好了。真是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啊！”

“还需要艾瑟尔同意。”沃尔特补充道。

艾瑟尔笑了。“等我真需要他的时候，你可得给他放假哦！”

“这是自然。”

艾瑟尔把手伸过桌面，碰了碰沃尔特的手。这是种相当亲密的姿态，劳埃德意识到三个大人间的关系非常好。“沃尔特，你真是太好了。”艾瑟尔说。

“对热衷于政治的年轻人我是来者不拒的。”

艾瑟尔说：“我对政治有点看不懂了，德国到底在发生些什么啊？”

茉黛说：“20年代中期这里一切都还好，德国有一个民主政府，经济发展得也非常快。但1929年的华尔街股灾把一切全毁了。现在我们正深陷于经济危机之中。”她的声音似乎因为悲愤而颤抖着，“上百人排队竞争一个工作机会。我观察着他们的脸，都很绝望。他们不知道该如何养活家里的孩子。这时纳粹给了人们希望，而那些人会问自己：我还有什么可失去的呢？”

沃尔特似乎觉得她夸大了事实。他故作轻松地说：“好在希特勒没有赢得议会的多数。上次选举时，纳粹只获得了三分之一的选票。尽管他们的票数最多，但领导的是个少数派当权的政府。”

“这就是希特勒要再进行一次选举的原因，”茉黛插话说，“他希望在议会中获得多数，把德国变成他想要的野蛮的极权国家。”

“他能达到目的吗？”艾瑟尔问。

“当然不能。”沃尔特回答。

“是的，他不能。”茉黛附和道。

沃尔特说：“我不相信德国人会为独裁投赞成票。”

“但这不会是一次公正的选举，”茉黛怒气冲冲地说，“看看今天在杂志社发生的事吧。批评纳粹的人都处在了危险之中。与此同时，拥护纳粹的标语却铺天盖地。”

劳埃德说：“似乎没见人反抗过！”他心想，如果上午早几分钟去杂志社就好了，那样他就可以给冲锋队员来上几拳。他意识到自己不经意间捏起了拳头，连忙把拳头松开。但他的怒火没有消散。“左翼分子为何不去洗劫纳粹杂志的办公室？让他们尝尝这种滋味就好了。”

“我们不能以暴制暴，”茉黛动情地说，“希特勒正在寻找镇压反对派的机会——他想借机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取消所有的公民权利，把反对者投入监狱。”她恳求地对劳埃德说，“不管形势如何严峻，我们都不能给他这个机会。”

等他们吃完饭，酒馆里的客人也渐渐走光了。咖啡端上来之后，沃尔特的堂弟、酒吧老板罗伯特·冯·乌尔里希和主厨容格加入了他们的谈话。一战前，罗伯特在奥地利驻英国的大使馆任外交官，沃尔特是德国驻英国大使馆的外交官——也正是在那时，沃尔特和茉黛陷入了爱河。

罗伯特很像沃尔特，但打扮得更花哨，在领带上别着金别针，表链上盖着印章，头发油光水滑。容格则是个面容清秀、笑容可掬的金发小伙。罗伯特和容格在俄国一起做过战俘。现在他们住在酒馆楼上的公寓里。

他们想起了战前夜沃尔特和茉黛举行的秘密婚礼。婚礼没有邀请宾客，罗伯特和艾瑟尔分别是伴郎和伴娘。艾瑟尔说：“我们在饭店里放了香槟，我假意说要和罗伯特一起离开，沃尔特却……”她强忍住笑容说，“沃尔特说，‘哦，我还以为我们要一起吃晚饭呢。’”

茉黛笑道：“你们可以想象当时我有多高兴！”

劳埃德觉得很尴尬，目光死死地盯着眼前的咖啡。他十八岁，还是个处男，有关蜜月的笑话让他觉得很不自在。

艾瑟尔一脸严肃地问茉黛：“近来你听说过菲茨的消息吗？”

劳埃德知道，这场秘密婚礼在茉黛和她哥哥菲茨赫伯特伯爵之间造成了一条可怕的鸿沟。菲茨之所以和茉黛一刀两断，就是因为妹妹没有征得他这个一家之主的同意，擅自和沃尔特结了婚。

茉黛悲伤地摇了摇头。“那次我去伦敦时，给他写了信，但他连见我一面都不肯。我没有告诉他我要嫁给沃尔特的事情，伤害了他的自尊。恐怕哥哥这辈子都不会原谅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