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冬天的周日，卡拉·冯·乌尔里希陪女仆艾达去柏林西部市郊的万斯湖保育院探望艾达的儿子库尔特。两人乘了一个多小时的火车才抵达那里。艾达每次去那都穿着自己的保姆制服：在同行面前，保育员就库尔特的问题会更开诚布公一点。

夏天湖边都是嬉笑打闹的孩子，湖上也会有许多人荡舟。但今天，湖边却只有几个紧裹着衣服的步行者，湖里也只有一个游冬泳的人，游泳者的妻子在岸边关切地看着自己的丈夫。

这家专门接受重残儿童的保育院曾经是幢非常豪华的住宅。保育院方面把原有的会客室隔成小间，墙壁漆成淡绿色，在每个小间里再放上几张病床和轻便小床。

库尔特已经八岁了。他能像两岁孩子那样走路，也学会了自己吃饭，但他还不会说话，也还得穿尿布。最近几年，他一直没有什么改善。但一见到艾达，他总会显得非常开心。他高兴地笑着，咿咿呀呀地叫着，伸出双臂让艾达抓住，让艾达抱紧亲吻。

他也认得出卡拉。一看到库尔特，卡拉就会想起给他出生时那可怕的一幕。那时，她手忙脚乱地替艾达接生，哥哥埃里克忙着去找洛特曼医生。

她们陪库尔特玩了一个多小时。库尔特喜欢玩具火车和汽车，以及色彩丰富的图画书。这时午睡的时候到了，艾达唱了一首催眠曲，看着他缓缓入眠。

走出病房的时候，一个护士找到了艾达。“汉普尔夫人，请跟我到威尔里希医生的办公室。他想找你谈谈。”

威尔里希是保育院的院长。卡拉从没见过这位院长，艾达应该也没见过。

艾达紧张地问：“出什么问题了吗？”

护士说：“院长多半想和你谈库尔特的康复情况吧。”

艾达说：“冯·乌尔里希小姐陪我一起去。”

护士不让卡拉跟着去。“威尔里希博士只想和你谈。”

但艾达是个关键时候拿得住主意的人。“冯·乌尔里希小姐陪我一起去。”她重复了一遍自己的话。

她们被带进一间风格明快的办公室。这个房间在调整布局时没有被分割。壁炉里烧着炭火，一扇正对湖面的窗可以对万斯湖一览无余。卡拉看见，远处的湖上有人在驾帆乘风破浪。威尔里希坐在一张皮面的桌子后面。桌面上放着一盒烟和有不同尺寸烟管的架子。威尔里希大约五十岁，身材厚实，个子很高。他的五官都显得很大：大鼻子，宽下巴，大耳朵，还有一个秃着顶的大头。他看着艾达说：“你应该是汉普尔夫人吧？”艾达点了点头。威尔里希转身看着卡拉：“你是哪位小姐呢……”

“博士，我叫卡拉·冯·乌尔里希，我是库尔特的教母。”

威尔里希扬起眉毛：“哪有这么年轻的教母啊！”

艾达抢白说：“库尔特是她接生下来的！那时卡拉只有十一岁，但她比哪个医生都管用，只有她在身边帮我。”

威尔里希没有理会艾达的话。他看着卡拉，语出不敬：“看来，你是想成为一名护士了对吗？”

卡拉穿着见习护士的制服，但她不只是想成为一名护士，而是已经把自己看成一名护士在照料病人了。“我正在实习期内。”卡拉说。她很不喜欢威尔里希。

“坐下吧，”他一边说一边打开了一份薄薄的文件，“库尔特已经八岁了，但只有两岁小孩的发育水平。”

他停顿了一下。卡拉和艾达都没有说话。

“这完全不能让人满意。”他说。

艾达看了卡拉一眼。卡拉完全不知道威尔里希想说什么，只能对艾达耸了耸肩。

“对这种病例现在有了新的疗法。但我们得把库尔特送到另外一家医院。”威尔里希合上文件。他看着艾达，第一次笑了。“我想你应该非常想让库尔特接受能改善他现状的先进疗法。”

卡拉不喜欢这种笑：威尔里希笑得太诡异了。卡拉说：“博士，对这种疗法你能说得再详细一些吗？”

“恐怕你理解不了，”威尔里希说，“就算你是个见习护士也很难理解得了。”

卡拉不肯放过这个话题：“汉普尔夫人一定想知道这种疗法的具体内容，疗法中是不是包括了手术、药物或电击等种种手段？”

“当然要吃药。”威尔里希表现出明显的抵触。

艾达问：“要把他送到哪儿？”

“巴伐利亚阿克尔堡的一家医院。”

艾达对阿克尔堡这个地名没什么概念。卡拉知道艾达不知道阿克尔堡有多远。“有二百多英里。”她告诉艾达。

“不行，”艾达说，“那我怎么能见到他呢？”

“你可以坐火车去。”威尔里希不耐烦地说。

卡拉说：“那要四五个小时。她也许还要在那儿过夜。这些开支从哪儿来呢？！”

“我才不管这种事情呢！”威尔里希生气地说，“我是个医生，不是旅行代理人。”

艾达几乎要落泪了。“如果库尔特能好一点，能学会说几句话，能学着不弄脏自己的话……将来也许还能带他回家呢。”

“是的，”威尔里希说，“你们肯定不会因为自私的理由拒绝让他变得更好的机会吧。”

“库尔特能回归正常的生活状态，”卡拉问，“你说的是这个意思吗？”

“疗效是说不准的，”威尔里希博士说，“见习护士应该知道这个。”

卡拉从父母的经历中知道，不能理睬这种敷衍了事的搪塞。“我不要你向我保证什么，”她干脆地说，“推荐这种疗法的话，你一定知道预后的大致情况，不然你为什么要推荐它呢？”

威尔里希脸红了。“这是种新疗法。我们希望它能改进库尔特的状况。我只能告诉你这些。”

“这是种试验性质的疗法吗？”

“所有的药物都是试验性质的，都只对一部分患者有效。刚才告诉你的那点没错：药物无法做出任何保证。”

威尔里希的傲慢让卡拉情不自禁想反驳他，但她意识到不能因此而妄加论断。事实上，她都不知道艾达有没有机会做出自己的选择。在孩子的健康遭遇危险的时候，医生可以违背父母的愿望做出选择：事实上，他们可以按照自己的希望去做。威尔里希不需要征求艾达的允许，就能把库尔特送到阿克尔堡去。他只是为了避免麻烦才找艾达谈。

卡拉问他：“能告诉汉普尔夫人库尔特多久才能从阿克尔堡回到柏林吗？”

“很快就会回来。”威尔里希说。

这不算是什么理想的回答，不过卡拉却不想继续施压了，她不想再让威尔里希发怒。

艾达看上去很无助。卡拉很理解这种无助：她本人也不知道该说什么才好。她们没有获得足够的信息。卡拉早就注意到，医生就爱藏着掖着的：他们不会把患者的状况都告诉患者和他们的亲人们。他们喜欢用含糊其辞的说法欺骗病人。如果受到质疑，他们常常怒气冲冲地为自己辩护。

艾达含着泪水说：“如果他能改善的话，那就……”

“这就对了。”威尔里希说。

但艾达还有疑问：“卡拉，你怎么想？”

威尔里希似乎对征求区区一个护士的意见感到非常恼怒。

卡拉说：“艾达，我同意你的意见。为了库尔特好，我们必须抓住这次机会，尽管这段时间你可能会有些难熬。”

“你很理智，”威尔里希站起来，“谢谢你们来这里见我。”他站起身，为艾达和卡拉开门。卡拉觉得威尔里希急于摆脱她们。

两人离开保育院，走回火车站。几乎没人的列车驶离车站以后，卡拉拿起放在座位上的一张传单。传单的标题是《如何对抗纳粹》，下面列了可以终结纳粹统治的十种方法，第一种做法是降低生产率。

以前卡拉见过类似的传单，不过次数并不多。传单是一些地下的抵抗组织散发的。

艾达从卡拉手里拿过传单，揉成一团丢出窗外。“读这种东西是要坐牢的！”她说。她是卡拉的奶妈，有时教训卡拉像教训小孩似的。卡拉对艾达的教训并不反感，她知道这种教训源自艾达对她的爱。

这样的做法并不过分。不光读这种传单要被监禁，连隐匿不报也会被抓起来。艾达可能因为把传单扔出车窗而被捕。好在车厢里没人看到艾达。

艾达仍旧对威尔里希博士的话感到担心。“你觉得我们做得对吗？”她问卡拉。

“我不知道，”卡拉开诚布公地说，“我真的不知道。”

“你是护士，应该比我更了解这些事情。”

卡拉喜欢护士这份工作，但仍然因为没有作为医生受训而丧气。由于大多数小伙子都上了战场，医学院对女生的态度也有了松动，许多女孩进了医学院学习。卡拉可以再次申请奖学金——但家里实在太穷了，一家三口都得靠她那点微薄的薪水生活。沃尔特没有工作，茉黛只能带几节钢琴课，埃里克几乎把拿到的军饷都寄回了家。家里已经好几年没付艾达工资了。

艾达是个坚忍的人，到家后她立即摆脱了沮丧，恢复了平时的样子。她走进厨房，穿上围裙，开始准备晚饭。熟悉的工作似乎能使她平静下来。

卡拉没有和家人一起吃晚饭，晚上她另有安排。她觉得自己不该留艾达一个人悲伤，她感到有点罪过。但这种感觉并不能妨碍她出去的决心。

她穿上一条用茉黛连衣裙改制的齐膝网球裙。卡拉不是去打网球，而是去参加一场舞会，她想让自己的样子像个美国人。她抹上口红，擦上脂粉，无视纳粹对女孩外表的要求，把头发扎了起来。

镜子里出现了一个模样姣好，有一股凛然之气的美丽女孩。她知道她的自信和自我意识使许多男孩都不敢接近。有时卡拉希望自己也拥有茉黛那样招人喜欢的能力，但她天生不会去讨好别人，她早就放弃了装可爱的想法：那样只会让她显得很傻。男孩们必须接受本真的她，不然就别来靠近。

有些男孩怕她，但也有一些会被她吸引。每次舞会结束的时候，卡拉的身边总会聚集起一小群崇拜者。她也喜欢男孩子，尤其是那些不去想吸引对方，像平时一样侃侃而谈的男孩子。她最喜欢那种能让她发自内心显露出微笑的男孩。至今，她还没交上正式的男朋友，不过她已经吻过好几个男孩了。

穿上一件从二手服饰店买来的条纹上衣后，她总算打扮完了。卡拉知道父母不会同意她这样穿，说违背纳粹的偏见是危险的，让她换一套。因此她需要避开他们离开家。避开父母很容易。母亲正在上钢琴课：耳旁飘来母亲教学生时不紧不慢的琴声。父亲在同一个房间看报纸，家里穷得只能在一个房间里烧炭取暖。埃里克还在部队，不过他已经换防到了柏林附近，时不时能回一趟家。

她在上衣外面套上轻便雨衣，把一双白鞋放在雨衣口袋里。

她下楼走到玄关，打开门，往楼上喊了一句：“再见，我马上回来！”然后就匆匆地走了。

她和弗里达在弗里德里希大街地铁站碰了面。弗里达穿着棕色外套，里面是一件和卡拉类似的条纹上衣。弗里达没有扎辫子，头发松散地披着。她的穿着比卡拉更新更贵。两个穿着希特勒青年团制服的男孩子在月台上用不屑的眼光看着她们，但就是无法把目光从她们身上移开。

她们在柏林北郊的维丁车站下了地铁，这里是工人的聚居区，在纳粹执政前是左派的据点。她们的目的地是共产党人原先进行集会的法鲁斯会堂。当然，现在那里再也不会举行任何政治集会了。现在，法鲁斯会堂成了一个名叫“摇摆孩童”的玩乐组织的逍遥地。

法鲁斯会堂周围的街道上已经聚集了很多十五岁到二十五岁的年轻人。为了形似英国人，摇摆儿童们都穿着条纹上衣，拿着伞。他们的头发都留得很长，以表示对战争的抗议。组织里的女孩子都浓妆艳抹，穿着美国式的运动上衣。摇摆孩童不屑于希特勒青年团那种伴着民间音乐的团体操，认为那种团体操蠢极了。

卡拉觉得非常好笑。因为茉黛是个英国人，小时候她常被别的孩子取笑为英国佬：长大以后这些孩子却觉得英国是时尚的代名词，拼命把自己装扮成英国人。

卡拉和弗里达走进会堂。这是个平常的社交俱乐部。穿着百褶裙的女孩和穿着短裤的男孩在大厅里喝喝饮料，打打乒乓球。真正的群体活动是在大厅侧面的众多小房间里进行的。

弗里达飞快地把卡拉领进一个四周墙边堆放着椅子的储藏室。弗里达的哥哥沃纳给唱片机通上电，五六十个男孩女孩正随着爵士乐翩翩起舞。卡拉听出了在放的是什么音乐：“啊，是《他在看着我》啊。”说着，她和弗里达加入人群，一起跳起舞来。

因为大多数爵士乐高手都是黑人，爵士乐在德国是被禁的。纳粹禁止一切非雅利安人拿手的艺术：这威胁到了他们的种族优越理论。但德国人和其他国家的人一样热爱爵士乐。出国旅游的人把爵士乐唱片带回国内，汉堡港口的美国水手有时也会卖点唱片。汉堡港是个交易活跃的黑市。

沃纳有许多爵士乐唱片。他无所不有：汽车、时尚服装、香烟和钱。他仍然是卡拉的梦中情人，但他总是和比卡拉大一些的姑娘出去——他喜欢成熟的女人。大家都说他和那些女人睡过觉。而卡拉却还是个处女。

沃纳最好的朋友海因里希·冯·凯塞尔走近她俩，开始和弗里达跳舞。他穿着黑色马甲和黑色的皮大衣，留着黑色的长发，看上去非常酷。他在追弗里达，弗里达却对他不冷不热：她喜欢凯塞尔，喜欢和凯塞尔这样的聪明男人说话。但凯塞尔已经二十五六岁了，她不会和凯塞尔出去约会。

没过多久，一个之前没见过的男孩走到卡拉面前，邀请她一起跳舞。一个美好的晚上开始了。

卡拉把自己融入到音乐里：不可抗拒的醉人鼓声，柔情万分的歌词旋律，令人振奋的小号声，充满喜气的竖笛声。她时而旋转，时而踢腿，任凭裙裾高高扬起。她钻进舞伴怀中，然后又摆脱出来。

跳了一个小时左右，沃纳换了一首缓慢的舞曲。弗里达和海因里希开始跳贴面舞。卡拉没有海因里希这样亲密的对象可以跳贴面舞，于是离开了储藏室，到大厅拿可乐喝。德国没和美国开战，因此可以从美国进口可乐原液，在德国装瓶。

没想到，沃纳竟然跟着她走出储藏室，让别人负责放唱片。卡拉为自己能吸引到储藏室里最英俊的男人而兴奋不已。

卡拉告诉沃纳，库尔特要被送到阿克尔堡接受治疗。沃纳说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了他十五岁的弟弟阿克谢尔身上。阿克谢尔患有先天性的脊柱开裂。“同样的疗法对他俩都能有效吗？”沃纳皱着眉头问卡拉。

“应该不会，但我确实不太知道。”卡拉说。

“为什么医生从来不解释他们做的事？”沃纳生气地问。

卡拉干笑一声。“如果让普通人理解了治疗方面的事情，他们就不会再被当作神看待了。”

“魔术师也一样：如果观众知道魔术奥妙的话，魔术师的表演就毫无吸引力了，”沃纳说，“医生比其他任何职业都更利己。”

“没错，”卡拉说，“我们护士再了解不过了。”

卡拉把地铁上看到的传单告诉了沃纳。沃纳问她：“你怎么看？”

卡拉迟疑了一会儿。对这种事开诚布公非常危险，但她从小就和沃纳熟识，知道他同情左翼，同时又是“摇摆孩童”的一员。她完全能信赖沃纳。她说：“我很高兴有人能反对纳粹。这说明德国还有人没被纳粹的强权吓倒。”

“反对纳粹可以采取许多种手段，”沃纳轻声说，“不仅仅是像你这样涂点口红。”

卡拉觉得，他也许是指分发传单。他会参与这类活动吗？应该不会，他是个贪图享乐的人。海因里希倒有可能——他非常有热情。

“我可不行，”卡拉说，“我的胆子太小，做不了那种事。”

喝完可乐，他们回到了储藏室。储藏室里站满了人，很难找到跳舞的地方。

让卡拉吃惊的是，沃纳竟请她跳最后一曲。沃纳放上了平·克劳斯贝的《只有永远》。卡拉非常激动。沃纳拥紧了卡拉，两人随着缓慢的乐曲摇摆起来。

舞曲结束了，有人按传统关上灯，方便情侣们接吻。卡拉很尴尬——两人从小就认识，接吻太不好意思了。不过她一直恋慕着沃纳，她满心渴望地仰起了头。如卡拉预料的一样，沃纳熟练地亲吻了她，她热情地回吻了。沃纳轻轻握住了她的乳房，这让她非常快乐。她张开嘴予以回应。灯亮了，两人赶紧分开。

“非常棒，”她呼吸粗重，“太让人吃惊了。”

沃纳露出迷人的笑容：“也许我能让你更吃惊。”

卡拉穿过走廊去厨房吃早饭的时候，走廊里的电话响了。她拿起听筒：“我是卡拉·冯·乌尔里希。”

话筒里传来好友弗里达的声音。“卡拉，我弟弟死了。”弗里达带着哭腔。

“你说什么？”卡拉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弗里达，怎么回事？他是在哪儿死的？”

“在那个医院。”弗里达哭着说。卡拉想起沃纳曾经说过，阿克谢尔被送到了阿克尔堡库尔特住的同一家医院。“他是怎么死的？”

“他是得阑尾炎死的。”

“太可怕了。”卡拉为弗里达感到难过，但又心存疑窦。上个月威尔里希教授告诉她库尔特新疗法的时候，她的感觉就很不好。这种疗法比他透露的更具试验性吗？这种疗法实际上非常危险吗？“还知道些别的什么吗？”

“我们只收到了封短信。我爸爸气坏了。他打电话给医院，但一直没能和医院的高层说上话。”

“我去你那儿看看，我马上就到。”

“谢谢你。”

卡拉挂上电话，走进厨房。“阿克谢尔·弗兰克在阿克尔堡的医院里死了。”

卡拉父亲沃尔特正在看刚刚拿来的早报。“哦，可怜的莫妮卡！”他惊叹道。卡拉听家里人说过，父亲曾经和阿克谢尔的母亲莫妮卡有过一段恋情。沃尔特表情很痛苦，卡拉觉得除了对茉黛的爱以外，父亲可能对莫妮卡还存着一丝眷恋。爱真是太让人搞不懂了，复杂得难以言述。

茉黛现在是莫妮卡最好的朋友，她说：“莫妮卡一定崩溃了。”

沃尔特低头又看了眼早报，突然惊讶地说：“这里有封给艾达的信。”

众人一下子不说话了。

卡拉看着艾达从沃尔特手里接过白色信封。

埃里克在家——这是他短期休假的最后一天——因此看着艾达打开白色信封的有四个人。

卡拉屏住呼吸。

艾达拿出一张打了字的信纸。她飞快地看完信，深吸了一口气，然后尖声大叫。

“不！”卡拉喊道，“怎么会这样！”

茉黛站起身，抱住艾达。

沃尔特从艾达指间抽出信。“太令人悲伤了，”他说，“可怜的小库尔特。”他把信纸放在早餐桌上。

艾达哽咽起来：“小乖乖，我的小乖乖啊，你临死时我没能在你身边——这让人怎么承受得了啊！”

卡拉强忍住泪水。她觉得疑惑不解。“阿克谢尔和库尔特，”她说，“他们两个怎么可能同时病死呢？”她拿起信。信上印着医院的名字和在阿克尔堡的地址。信上写着：

亲爱的汉普尔夫人，

我很遗憾地通知您，您的儿子库尔特·沃尔特·汉普尔，4月4日因阑尾破裂在我院去世，时年八岁。我们已尽全力抢救，但依然回天乏术。请接受我最诚挚的哀悼。

签名的是医院的主治医师。

卡拉抬起头。茉黛正坐在艾达身边，她搂着艾达的肩膀，紧抓着正在哭泣的艾达的手。

卡拉和艾达同样很悲伤，但她远比艾达警觉。她用颤抖的声音对父亲说：“这事有点不对劲。”

“你为什么这样说？”

“再看看这封信，”她把信递给父亲，“信上说是阑尾破裂导致的死亡。”

“有什么疑问吗？”

“库尔特早就切掉了阑尾。”

“我想起来了，”沃尔特说，“他六岁生日刚过就动了切阑尾的紧急手术。”

卡拉的悲伤里夹杂着愤怒和疑问。库尔特是被危险性医学实验害死的吗？医院显然试图掩盖这一切。“他们为什么要撒谎？”她责问道。

埃里克重重地捶着台面，“为什么说医院撒了谎？”他大声嚷，“为什么老要把责任推在体制上面？这明显是个人为的错误，只是打字员打错了一个字罢了。”

卡拉才不相信呢：“医院工作的打字员总该知道阑尾是什么吧。”

埃里克愤怒地说：“你老爱把个人的悲剧当作攻击当局的手段！”

“你们都给我安静点。”沃尔特说。

卡拉和埃里克把视线集中在父亲身上。沃尔特换了种口气。“埃里克也许是对的，”他说，“如果是人为错误的话，医院也许乐意回答我们的问题，给出库尔特和阿克谢尔死亡的更多细节。”

“他们自然会乐意。”埃里克说。

沃尔特说：“如果卡拉是对的话，他们会拒绝我们的提问，对信息进行保密，以这些问题在某种程度上不合法为由威胁他们的父母。”

听到这话，埃里克的脸色似乎有些难看。

半小时之前，沃尔特没有一点精神。现在，他却重新充满了斗志。“开始提问以后，真相就会渐渐浮出水面了。”

卡拉说：“我这就去见弗里达。”

茉黛问她：“今天不用去上班吗？”

“今天我值晚班。”

卡拉打电话给弗里达，告诉弗里达库尔特也已经死了，说想和她讨论讨论这件事情。她穿上大衣，戴上帽子和手套，推着自行车出了门。她骑得飞快，只用十五分钟就骑到了弗兰克家在勋伯格区的别墅。

管家为她开门，告诉她一家人都在餐厅里。卡拉一走进餐厅，弗里达的父亲路德维希·弗兰克就对她喊：“万湖保育院的人是如何对你说的？”

卡拉不太喜欢路德维希。路德维希是个目空一切的右翼分子，原先一直很支持纳粹。但也许他已经改变了观点：很多生意人已经不再那么支持纳粹了，但因为不想惹恼纳粹，他们一直保持着不卑不亢的态度。

卡拉没有立刻回答。她坐在桌子旁边，看着弗兰克一家的路德维希、莫妮卡、沃纳、弗里达以及在他们身后忙这忙那的管家。她整理了一下思绪。

“孩子，快回答我啊！”路德维希说。他愤怒地挥舞着手中的信，这封信看上去和艾达收到的那封非常像。

莫妮卡把手按在丈夫的手臂上。“鲁迪，少安毋躁。”

“我就是想知道！”他说。

卡拉看着他涨红的脸和黑色的小胡子。看得出，路德维希的确很痛苦。换作别的场合，卡拉一定会拒绝和态度如此粗暴的人说话。但路德维希如此粗鲁是有原因的，卡拉决定不去计较。“保育院院长威尔里希教授告诉我们，他说针对库尔特的情况找到了一种新的治疗方法。”

“他也是这样告诉我们的，”路德维希说，“知道是什么治疗方法吗？”

“我问了这个问题。他说说了我也听不懂。我咬住这个问题不放，他说这种疗法涉及某种新药，但不肯透露过多的情况。弗兰克先生，可以让我看看你们收到的信吗？”

路德维希的表情好像在说他才是提出问题的一方，但还是把信交给了卡拉。

两封信几乎一模一样。打字员似乎照着相同的模板一连打了好几封，只不过改了下名字而已。这可真是太诡异了。

弗兰克说：“两个孩子怎么可能同时死于阑尾破裂呢，又不是什么传染病。”

卡拉说：“库尔特不可能死于阑尾破裂，他的阑尾早就被割掉了。两年前就割了。”

“没错，”路德维希说，“这就能说明问题了。”他从卡拉手中拿过了那封信，“我去找政府里的人，让他们查查这件事情。”说完他就离开了。

莫妮卡和管家跟在他后面走了出去。

卡拉走到弗里达身边，抓住她的手说：“我为你感到难过。”

“谢谢你。”弗里达小声对她说。

卡拉走到沃纳身旁。沃纳站起身，紧紧抱住她。卡拉感觉到一颗泪珠掉在她的前额上，她觉得自己完全被一种难以言述的强烈感情把控住了。她心里充满了悲伤，但还是对两人身体的接触以及沃纳双手对她的触碰激动不已。

过了一会儿，沃纳退后一步，愤怒地对卡拉说：“爸爸给医院打了两次电话。第二次打过去的时候，他们说没什么可解释的，然后就挂掉了电话。但我不会就这么算了，我要好好查查阿克谢尔是怎么死的。”

弗里达说：“即便能查出来，他也不会死而复生。”

“我就是想知道真相。需要的话，我会去一次阿克尔堡。”

卡拉说：“如果柏林有人能帮帮我们就好了。”

“只有政府里的人才能帮上忙。”沃纳说。

弗里达说：“海因里希的爸爸在政府部门工作。”

沃纳打了个响指。“那就找他了。他过去是中央党的人，但现在是个纳粹，在外交部担任重要角色。”

卡拉问：“海因里希会带我们去见他吗？”

“弗里达开口的话他肯定会，”沃纳说，“海因里希会为弗里达做任何事情。”

卡拉相信这一点。海因里希会热心地响应弗里达所提出的一切要求。

“我这就给他打电话。”弗里达说。

弗里达去过道打电话了，卡拉和沃纳肩并肩坐在桌边。沃纳搂住她，卡拉把头靠在他肩膀上。卡拉不知道两人的亲热是痛失亲人时的互相安慰，还是代表了两人关系的进一步升华。

弗里达走回餐厅对他俩说：“现在过去的话，海因里希的父亲可以见我们。”

三人挤进沃纳的跑车前座里。“你可真行，现在还能开着车满大街跑，”汽车发动时弗里达对哥哥说，“连爸爸都弄不到私家车的汽油了。”

“我对上司说工作时需要开车，”沃纳为一位位高权重的将军工作，“但这种日子还能维持多久我就不知道了。”

冯·凯塞尔家和弗兰克家住在同一个街区。沃纳只用五分钟就开车抵达了目的地。

凯塞尔家比弗兰克家小一些，但奢华得多。海因里希为他们开了门，带他们走进一个放着许多皮封面书和一只老鹰德国木雕的客厅。

弗里达亲吻了他的面颊。“谢谢你的引荐，”她说，“你和父亲的关系并不怎么好，说服他也许不太容易。”

海因里希开心地笑了。

海因里希的母亲端来了咖啡和蛋糕。她看上去是个简单温柔的人。招待好客人后，她就像女仆似的走开了。

海因里希的父亲戈特弗里德走进客厅，他和儿子一样头发浓密，只是已经全白了。

海因里希对父亲说：“爸爸，这是沃纳·弗兰克和弗里达·弗兰克，他们的父亲是人民牌收音机的制造商。”

“哦，是的，”戈特弗里德说，“我在赫仑俱乐部见过你们的父亲。”

“这是卡拉·冯·乌尔里希——你一定也认识她父亲。”

“我和沃尔特在伦敦是德国大使馆的同事，”戈特弗里德字斟句酌地说，“那是1914年的事了。”显然他不怎么高兴和一个社会民主党人扯上关系。戈特弗里德拿起一块蛋糕，却不小心掉在了地毯上，他徒劳地想把碎成小块的蛋糕捡起来，但不太成功。很快他放弃努力，靠在沙发上。

卡拉想：他在怕些什么？

海因里希直接点明了弗兰克兄妹和卡拉的来意。“爸爸，我想你一定听说过阿克尔堡吧。”

卡拉紧盯着戈特弗里德。戈特弗里德的表情瞬间起了变化，但又马上摆出了事不关己的姿态。“是巴伐利亚的一座小城，对吗？”他问。

“那里有家医院，”海因里希说，“诊治残疾人的医院。”

“我想我从没听说过。”

“我们认为那里发生了一些奇怪的事情，很想知道您是否有所耳闻？”

“我当然不知道。那里发生什么了？”

沃纳插话说：“我弟弟因为阑尾破裂死在了那里。而且，冯·乌尔里希家女仆的儿子因为同样的原因也死在了那里。”

“真是太不幸了——但这应该只是个巧合吧？”

卡拉说：“我家女仆的儿子根本没有阑尾，两年前他就把阑尾割掉了。”

“我理解你们想确认事实的心情，”戈特弗里德说，“医院的答复肯定会让你们非常不满。但这很可能只是一个文件上的失误，而不是有意隐瞒。”

沃纳说：“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很想知道两个孩子真正的死因。”

“当然可以。你们给医院写信了吗？”

卡拉说：“我给医院写信，问他们什么时候能让我家的女仆见儿子最后一面，但他们一直没有回信。”

沃纳说：“我爸爸今天早上给医院打电话了。主治医师竟然把他的电话给挂了。”

“真是太无礼了。但你们应该知道，这和我负责的外交事务根本无关啊！”

沃纳凑近了戈特弗里德：“凯塞尔先生，这两个孩子有没有可能卷入了一项失败的秘密实验啊？”

戈特弗里德靠在沙发上。“这不太可能。”他说。卡拉觉得戈特弗里德应该说的是事实。“这种事不可能发生。”他似乎松了一口气。

沃纳似乎没什么要问的了，但卡拉仍然不太满意。她不知道戈特弗里德为何对自己刚才给出的那番保证如此高兴。是因为他隐瞒了比这更糟的事情吗？

卡拉突然想到了一种令人震惊的可能性，她不敢沿着那个方向继续想下去了。

戈特弗里德说：“如果只是这样的话……”

卡拉说：“先生，您非常确定他们不是因为某种出错的实验疗法死去的，对吗？”

“这点我非常确定。”

“如果确定没有实验性疗法，那您一定知道阿克尔堡正在发生什么事了。”

“我才不知道呢！”戈特弗里德重新紧张起来，卡拉知道自己说到点子上了。

“我曾经看过一张纳粹的海报，”正是这张海报激起了卡拉可怕的联想，“海报上画着一个男护士和一个身体有残疾的人。上面写着：‘一个有遗传病的人一辈子要花掉六万马克。国民们，这也是你们的血汗钱！’我记得这是一本杂志上的海报。”

“我看到过类似的宣传。”戈特弗里德倨傲地说，似乎这事和他一点关系都没有。

卡拉站起身来。“凯塞尔先生，您是个天主教徒，海因里希也是在您灌输的天主教信仰下长大的。”

戈特弗里德忿忿不平地哼了一声：“他说自己是个无政府主义者。”

“但您不是。您相信人的生命是神圣的。”

“是的。”

“您说阿克尔堡的医生没有在残疾人身上使用实验性质的危险疗法，在这点上我相信您。”

“谢谢你。”

“他们做了些别的什么吗？做了些更糟的事情吗？”

“没有，当然没有。”

“是不是有人在故意杀害残疾人？”

戈特弗里德轻轻地摇了摇头。

卡拉靠近戈特弗里德，像客厅里只有两个人似的压低了声音说：“作为一个相信生命神圣的天主教徒，您敢拍着胸膛对我发誓，阿克尔堡绝对不存在杀害残疾儿童这种事？”

戈特弗里德笑了，他对卡拉做了个宽慰的手势，想开口说话，却一句也都没说出来。

卡拉跪在戈特弗里德面前的地毯上。“您发誓吗？您能现在就发誓吗？你面前站着四个年轻的德国人：您的儿子和他的三个朋友。只要对他们说出事实就好。看着我的眼睛，说政府没有杀害过任何身体上有缺陷的孩子。”

客厅里静得可怕。戈特弗里德似乎想说话，但很快就改变了主意。他闭上眼睛，扭曲着嘴角，无奈地低下了头。四个年轻人吃惊地看着他挫败的样子。

睁开眼睛以后，他一一看着这四个孩子，最后把目光聚焦在儿子身上。

他瞪了儿子一会儿，然后起身走出了客厅。

第二天，沃纳对卡拉说：“太可怕了。我们在一件事上整整讨论了二十四个小时。不做些别的，我们会疯的。我们去看场电影吧。”

他们去了满是影院和商店、总是被戏称为“库尔地狱”的库夫尔斯滕街。德国大多数优秀的电影人几年前都去了好莱坞，国内只能生产些二流电影。卡拉和沃纳看了背景为入侵法国的电影《三个士兵》。

电影里的三个士兵，其中一个是意志坚定的纳粹中士，另一个是老爱抱怨、有些像犹太人的小兵，最后一个是胸怀理想的新兵蛋子。新兵总爱问些天真的问题，比如说：“犹太人真会给我们造成那么大的伤害吗？”纳粹中士总会给他一番言辞激烈的冗长说教。战争开始以后，老爱抱怨的士兵承认自己是个共产主义者，他很快当了逃兵，最后在空袭中被炸死。胸怀理想的新兵奋勇作战，他很快当上了中士，成了希特勒的崇拜者。剧本疲乏无味，但战争场景相当令人激动。

看电影的时候，沃纳一直紧抓着卡拉的手。卡拉希望沃纳在黑暗中吻她，沃纳却没有吻。

灯光亮起以后，沃纳说：“这电影太难看了，但至少能让我暂时不想其他的。”

走出电影院，两人一起上了车。“去兜兜风吧？”沃纳建议道，“下周也许就要上交车子了，这可能是最后一次机会了。”

沃纳把车开到了格鲁内瓦尔德。途中，卡拉的思绪不由得转回到前一天和戈特弗里德·冯·凯塞尔的争论上。不管想多少次，最后总会不可避免地归结到昨天他们四个得出的可怕结论上。库尔特和阿克谢尔不是她当初想的危险实验性治疗的意外受害者，戈特弗里德也信誓旦旦地否认了这一点，但他无法否认政府故意杀害残疾人并对他们的家人撒谎的推想。即使纳粹以粗鲁和鲁莽著称，这种事也很难相信。但戈特弗里德的表现清晰地印证了卡拉的猜测，纳粹的确在有组织地谋杀身体有残疾的国民。

进了森林，沃纳把车驶离公路，开上一条灌木掩映的土路。卡拉猜测沃纳肯定带别的什么女孩来过这个地方。

沃纳关掉车灯，两人处于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暗之中。“我去和多恩将军谈一谈。”沃纳说。多恩将军是沃纳的上司，是空军的一个重要将领。“你怎么办？”

“爸爸说纳粹已经没有了政治上的反对派，但教会的势力依然很强大。真正有宗教信仰的人绝不会容许这种事的发生。”

“你信教吗？”沃纳问她。

“我不怎么信教，我爸爸是个狂热的教徒。对他来说，基督教信仰是他所爱的德国传统的一部分。妈妈和爸爸一起去教堂，但我觉得她的神学观念不那么正统。我相信上主，但不认为它会对基督徒、天主教徒、穆斯林或是佛教徒有所偏爱。我只是特别喜欢唱赞美诗。”

沃纳低声说：“我不相信放任纳粹屠杀儿童的所谓上帝。”

“我不怪你。”

“你爸爸准备怎么办？”

“他想先和教堂的神父谈一谈。”

“很好。”

他们一时间都没有说话。沃纳用手臂搂住卡拉。“可以这样吗？”他细声慢语地问。

卡拉紧张地期待着，却一句话都说不出来。过了一会儿，她好不容易挤出几个字来：“如果能让你不那么悲伤……就好。”

他吻了她。

卡拉充满激情地回吻了他。他抚摸着她的头发，摸到了她的乳房。卡拉知道大多数女孩这个时候会叫停。她们说如果对方再进一步的话，事态会完全失去控制。

卡拉决定冒险。

接吻的时候，卡拉触碰着沃纳的面颊。接着她把手指游移到沃纳的喉头上，感受着他皮肤的温暖。她把手放在他的外衣下面，从肩胛骨转到肋骨和脊柱，探索沃纳的身体。

当沃纳伸手摸到卡拉裙子下的大腿时，她轻叹了口气。感受到沃纳的手转移至两腿之间以后，卡拉主动打开了双膝。女孩们常说这样做会让对方觉得你很廉价，但卡拉管不了这么多了。

沃纳把手直接放到她的敏感部位上。他没有把手伸进她的内裤，而是隔着棉布轻轻地抚摸着。卡拉的喉咙里不自觉发出声音，开始很轻，后来渐渐响了。最后她欢快地大叫出声，把脸埋进沃纳的脖颈，抑制住叫声。这时，她觉得对私处的抚摸太过敏感，不情愿地推开了沃纳的手。

卡拉粗重地喘着气。呼吸平稳以后，她又一次吻了吻沃纳的脖颈。沃纳爱怜地抚摸着她的面颊。

过了一会儿，卡拉对沃纳说：“要我把自己交给你吗？”

“除非你愿意。”

卡拉对自己的欲望感到尴尬。“只是，我从来没……”

“我知道，”沃纳说，“我示范给你看。”

奥赫牧师是个平易近人的神职人员，他身材肥胖，住在一栋舒适的大房子。奥赫神父有个漂亮的妻子和五个孩子，卡拉怕他拒绝参与到这种事情中来。但卡拉轻看了他。他已经听说了触及到他道德底线的那些事情，同意和沃尔特一起去万斯湖保育院看一看。威尔里希教授无法拒绝对此事感兴趣的牧师的请求。

卡拉见证了教授和艾达的那次谈话，所以他们决定带上卡拉一起去。在卡拉面前，院长很难信口胡说。

在火车上，奥赫建议由他来发言。“院长可能是个纳粹。”他说。这时，身居高位的人大多数都是纳粹党党员。“他肯定会自然而然地把你这个前社会民主党人视为敌人，这时我将扮演起不抱偏见的协调人的角色。我相信，这样我们会了解更多。”

卡拉对这点不太确定。他觉得父亲是个更好的提问者。但沃尔特却听从了奥赫牧师的建议。

春天到了，天气比卡拉上次来的时候更暖和了。湖面上零星地出现了几条船。卡拉决定叫沃纳一起上这儿来野餐。她想在沃纳恋上另一个女孩之前占据他的心房。

威尔里希教授的办公室生着火，但有扇窗户开着，湖上的几许清风吹了进来。

院长与奥赫牧师和沃尔特握了手。他看了卡拉一眼，认出她是曾经来访过的女孩，接着就不再理她了。他请他们都坐下，但卡拉察觉出他的客气后面包含着深深的敌意。显然他不想接受提问。他拿起一根烟管，紧张地把玩着。在两个成年男人面前，威尔里希教授不再像那天面对卡拉和艾达时那样倨傲不恭了。

奥赫牧师开始提问：“威尔里希教授，冯·乌尔里希教授和我们教会的其他相关人士对残疾儿童的神秘死亡非常感兴趣。”

“这里没有任何儿童是神秘死亡的，”威尔里希回击道，“事实上，过去两年，这里没有发生过任何儿童的死亡事件。”

奥赫转身说：“沃尔特，院长的话非常有说服力，你觉得呢？”

“是的。”沃尔特说。

卡拉并不觉得，但她暂时没有开口。

奥赫虚情假意地说：“我确信你给孩子们提供了最好的医疗服务。”

“这是自然。”威尔里希的姿态放松了一点。

“我想知道，你往别的医院转过病童吗？”奥赫牧师话锋一转。

“当然，有些医院能够进行这里无法提供的治疗。”

“病童被转走以后，你就不再关注他们的治疗过程和愈后情况了吧？”

“是的。”

“除非他们再被转回来。”

威尔里希不说话了。

“有哪个病童被转回来了？”

“从来没有。”

奥赫耸了耸肩：“那你一定不知道他们的遭遇了。”

“可以这么说。”

奥赫靠在椅背上，摊开双手，做了个开诚布公的手势。“这么说，你没有什么可以隐瞒的了，是吗？”

“我没有隐瞒过任何事情。”

“被送走的一些孩子已经死了。”

威尔里希一句话也不说。

奥赫循循善诱地进行引导。“这是真的，是不是？”

“牧师先生，我不能回答我不知道的事情。”

“这么说，”奥赫牧师问，“即便转出去的病童死了，你也不会知道是吗？”

“我已经说过了，我对他们的情况一无所知。”

“请原谅我的啰嗦，我只是想确定一点，你对这些死亡毫不知情，没有蓄意隐瞒的企图。”

“当然没有。”

奥赫再次转身面对沃尔特：“我想，事实已经澄清了。”

沃尔特点了点头。

卡拉真想对他们喊：什么澄清啊？他什么都没说啊！

此时，奥赫却又说话了：“我想知道，在过去的十二个月里，你这里大约转出去多少病童？”

“不多不少，正好十个，”他笑容可掬地说，“科学工作者不做估计，我们完全可以提供准确的数字。”

“总共多少个病童中的十个呢？”

“今天我们这里有一百七十名病童。”

“所占的比例很小嘛！”奥赫牧师说。

卡拉非常生气。奥赫明显是威尔里希一边的。父亲为何还隐忍不发呢？

奥赫说：“被送走的孩子都患有同一种疾病，还是各有各的毛病？”

“他们各有各的毛病，”威尔里希打开了书桌上的文件夹，“痴呆、唐氏综合症、先天性头颅小、四肢发育不全、脊柱侧弯，以及瘫痪。”

“有这些症状的孩子都被下令送到了阿克尔堡，是吗？”

奥赫来了个大转折，这是他第一次提到阿克尔堡，也是他第一次提到威尔里希接受了更高当局的指示。也许奥赫比他的外表要有谋略得多。

威尔里希开口想说话，但奥赫抢先问了他另一个问题：“他们是否接受了同一项特殊疗法呢？”

威尔里希笑了：“这点同样没人告诉过我，因此我无法告诉你。”

“你只是机械地……”

“没错，机械地执行命令而已。”

奥赫笑了。“你是个聪明人，每句话都回答得很小心。我想再问你一个问题，这些孩子的年纪都差不多吗？”

“开始这个项目只针对三岁以下的儿童，但后来遍及各个年龄层次的儿童。”

卡拉注意到威尔里希提到“项目”这个说法。之前他一直没有用这类词。她开始意识到，奥赫是个非常聪明的人，开始的那些零敲碎打只是个表象而已。

奥赫像陈述事实一样提出了下一个问题：“无论哪种残疾，犹太儿童都要参与到这个项目之中吗？”

对话出现了短暂的停顿，威尔里希的表情很震惊。卡拉不清楚，奥赫是怎么知道那些犹太儿童的事的。也许他什么都不知道，只是下意识地猜测。

停顿了一会儿，奥赫又说：“或许我该说，犹太儿童和混血儿都要参加你说的那个项目。”

威尔里希没有说话，只是轻轻地点了点头。

奥赫说：“在如今的大环境下，犹太人受到如此的优待是完全不正常的，你说是吗？”

威尔里希把目光转向另一边。

牧师站起身，再次开口时，他的语调里带着难掩的愤怒：“你告诉我，你把不同症状、不可能用同一种疗法治愈的十个病童转到一家特殊的医院，转走以后他们全都没有回来，所有的犹太病童优先接受这种治疗。威尔里希教授，你知道他们遭遇了什么吗？威尔里希教授，我以上帝的名义问你，你到底是怎么想的？”

威尔里希看上去像要哭了似的。

“当然，你可以什么都不说，”奥赫轻声说，“但终有一天，更高层的人会问你同样的问题——事实上，是拥有最高权力的审判神。”

他伸出手臂，愤怒地对威尔里希伸出手指。

“小子，到了那一天，你就不得不说了。”

说完这句话，他转过身，离开了威尔里希的办公室。

卡拉和沃尔特跟着他走了出去。

托马斯·马赫支队长笑了。有时，国家之敌会帮他完成他的那份工作。他们不是暗中潜伏，让自己难以找到，而是自己跳出来提供无可辩驳的犯罪证明。他们像是不需要鱼钩和饵料的鱼，自动跳到渔夫的篮子里，恳请渔夫把自己煎了吃。

奥赫牧师就是这么一位。

马赫又一次读了这封信，信是写给司法部长弗兰兹·冈特纳的。

部长先生：

政府在杀害残疾儿童吗？我直截了当地问你，因为我想得到一个诚实的答案。

真是个傻蛋！如果答案是否的话，奥赫会承担诽谤的罪名。如果答案是肯定的话，他就会因为泄露国家机密而获罪。难道他事先没想到这一点吗？

为了防止此类流言在我的会众中传播，我专程去了万斯湖疗养院，和那里的院长威尔里希教授谈了话。他的回答不能让我满意，让我不得不相信的确有不好的事情在发生，的确有某种相当恶劣的罪行在发生。

奥赫牧师怎么敢称之为罪行呢？他难道不知道谴责政府机构犯罪本身就是项重罪吗？他难道以为自己生活在堕落的自由社会里吗？

马赫知道奥赫在抱怨什么。奥赫所说的这个项目，因为其所在地是蒂尔加登路四号的诊疗慈善基金会，而被称为“四号项目”。事实上，这个项目是由元首的总理府亲自督导的。项目旨在让那些需要花费巨额医疗费的儿童没有痛苦地死去。在过去的几年中，这个项目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工作，处理了一万多个对国家毫无益处的人。

但这样做也会产生一些问题。总有一些过分天真的人不能理解这种死亡的意义。因此，这个项目必须最大限度地“保密”。

马赫是知道这个秘密的少数人之一。成为支队长以后，他很快被吸收进了纳粹的精英团体党卫队。接手奥赫这个案子的时候，上面的人把四号项目的情况简单地跟他提了提。他觉得无比骄傲：高层终于把他看成是自己人了。

不幸的是，不是所有人都像他那么小心，四号项目随时有泄露的危险。

马赫的任务就是堵上这个漏洞。

最初的审理表明，三个人的嘴需要尽快被堵上，他们是：奥赫神父，沃尔特·冯·乌尔里希，以及沃纳·弗兰克。

沃纳是纳粹的早期支持者，收音机制造商路德维希·弗兰克的大儿子。路德维希本人也曾言辞激烈地询问残疾小儿子的死因，但在受到关闭工厂的威胁之后，他很快就不发声了。在空军里晋升很快的沃纳却不依不饶，坚持询问这类令人尴尬的问题，还试图把优柔寡断的上司多恩将军也牵涉进来。

空军部大楼据说是欧洲最大的办公大楼。这幢现代化大楼占据了威廉大街的一侧，和盖世太保总部所在的阿尔布雷希特王子大街只有一个路口的距离。马赫步行去了空军部大楼。

穿着党卫军制服，马赫可以无视空军大楼的警卫。他朝接待台里的接待员大喊：“赶快带我去见沃纳·弗兰克中尉。”

接待人员带他上电梯，走过一条狭窄的走廊，推开一个面向小办公室的门。坐在书桌后的年轻人起先并没有抬头去看他，而是一直看着手里的公文。看他的模样，马赫猜测他最多只有二十岁出头。为什么这样一个年轻人不到前线轰炸英国呢？年轻人的父亲很可能动用了关系，马赫憎恶地想。沃纳看上去像是特权阶层的子弟：他穿着裁剪得体的制服，戴着金戒指，留了不像军人的长发。还没和他交谈，马赫就鄙视起眼前的这个人了。

沃纳用铅笔写了张纸条，抬起头，看到党卫军制服，他脸上的亲切表情马上不见了。马赫注意到沃纳的脸上闪过了一丝害怕的神色，不禁一阵得意。沃纳马上换了一副神色，他谦恭地站起身，微笑着表示迎接。但马赫可不会轻易地被他骗了。

“支队长，下午好，”沃纳说，“快请坐吧。”

“希特勒万岁！”马赫说。

“希特勒万岁，有什么可以帮你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