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确实这样做了。几个月后，汽船运来的箱子里装着开店所需的一切：炉子、奶昔机、咖啡机、杯子、盘子、桌子、椅子、定做的柜台、高脚凳、定做的墙镶板——上面有汉堡王的标志。除了这些正经的装置外，还有玩具：汉堡王调味瓶、汉堡王调味番茄酱罐、汉堡王菜单，汉堡王菜单夹，还有各种可爱的广告：“汉堡王，大汉堡、一级棒！”广告上还有各种汉堡的图片。
看了汉堡的图片，我感觉那面包就像嘴唇，白而光滑，而汉堡的碎肉夹心就好像舌头。我和马赫什说了这个比喻，他一点儿都不喜欢。我决定再也不说对汉堡不敬的话。以前马赫什很喜欢拿这个项目开玩笑，等开店的东西到齐了，他突然变得严肃得要死，仿佛自己也成了汉堡。
马赫什的汉堡店结构很简单，是镇上标准的方盒形房子，水泥结构。马赫什请来本地的意大利建筑商，很快就把原来的货架清理掉，重新布上线，铺上水管，装了一个小吃吧台。吧台非常漂亮，好像是从美国原装进口过来的。汉堡王店的原汁原味确实奏效了。待在汉堡王里面感觉很不错：闻不到街上四处散发的下水道味道，看不到灰尘和垃圾；一进来，看到的东西样样都很现代，比如那些广告招贴等等。马赫什果真做到了。
汉堡王的漂亮装修也影响了舒芭。她变得活跃起来，发挥出她们家族的生意才能。经过她的精心部署，连锁店很快顺利运转起来了。她安排从本地新开的超市购买肉（超市的肉和鸡蛋一样，都是从南非运来的），从一个意大利人那里购买白面包。她还对店里的伙计进行培训，给他们排班。
男仆伊尔德丰斯被从家里调到店里，戴上大厨的帽子，身穿黄色的汉堡王夹克，在柜台工作。马赫什还在伊尔德丰斯的制服上贴上标示牌，上面有他的名字和头衔：“经理”。是用英文写的，这样更增添了派头。马赫什喜欢搞这些小玩意儿，虽然行事随意，但他本能地知道怎样在镇上做生意。他说他给伊尔德丰斯“经理”头衔，目的是为了消除非洲人对这个崭新、豪华的地方的愤恨，同时也为了吸引非洲顾客。他还坚持让伊尔德丰斯每天全权负责几个小时。
不过伊尔德丰斯这人有些奇怪。他喜欢自己的汉堡王制服，也喜爱他的工作。要是马赫什和舒芭在场，没有人比他更勤快、友好、客气。马赫什夫妇都信任伊尔德丰斯，信任他的工作，并为这种信任而自豪，当着伊尔德丰斯的面吹嘘这种信任。可一旦夫妇俩不在场，伊尔德丰斯就像变了一个人。他表现出很茫然的样子。不是粗鲁，只是茫然。我发现其他地方的非洲雇员也有这种人前人后两张脸的情况。它让你觉得，这些人不管是在多么窗明几净的地方工作，他们的所作所为好像都是给老板看的，他们对工作本身并没有什么兴趣。你会觉得这些人有种奇特的本领：一旦周围没人了，不需要再装给什么人看了，他们的心思就离开了环境、工作和制服。
汉堡王大获成功。对面的凡·德尔·魏登旅馆只求从床位和房间赚钱。其服务和厨房实在太差，逼得顾客出来找东西吃，汉堡王占尽地利，吸引了大量从凡·德尔·魏登旅馆逃出来的食客。汉堡王还吸引了不少非洲军官和军人，他们喜欢这里的装潢和现代化氛围。马赫什原来只开着一家小五金店，现在却成了小镇的焦点。
这一切发生得很快，前后不到一年。现在的事情发生得都很快。好像每个人都想把蹉跎掉的岁月弥补回来，他们都感到时间紧迫，感到这地方随时有可能重新垮掉。
有一天，马赫什告诉我说：“诺伊曼出两百万要买我的店。你知道诺伊曼这人啦。他要是出价两百万，就说明我这地方值四百万。”
诺伊曼是本地的一位希腊大亨。本地一家新开的家具店——生意非常红火——就是他的。他给马赫什出的两百万是本地的法郎，和美元的比率是三十六比一。
马赫什还说：“我想你的店也值不少钱了。你知道，当初纳扎努丁是想卖给我的，他出价十五万。你想它现在值多少？”
现在到处都能听到这种关于财产的谈话。每个人都在核计这段经济繁荣期自己赚了多少，自己现在的身家是多少。大家都学会了怎么平心静气地谈论那些大数目。
在殖民时代快结束之际，也曾有过一段繁荣期，急流边现已成为废墟的郊区就是那次繁荣期遗留下来的。纳扎努丁说起过。他说有天下午他到急流边去看，觉得那里与其说是地产宝地，不如说是丛林，所以他决定把手上的地皮脱手。当时来说，他这样做很幸运。而现在，那片曾经是一片死寂的郊区又有人进驻了。此地的开发，或曰重建，是这场繁荣最重要的特色，它导致近来镇上房地产价格急剧升温。
人们在砍伐急流边的丛林。推土机开来了，把原来看上去将永恒不变的废墟夷为平地。新的林荫大道正在规划。这都是大人物安排的。政府接管了这片地方，宣布这里为国有土地，大人物想把这里建设成一座小城。一切都在飞快地发生。钱源源不断地往这里流动，使得我们小镇的物价普遍上涨。推土机发出深沉的、震耳欲聋的轰鸣声，和急流声混在一起，此起彼伏。汽船运来一船船的欧洲建筑师和技工，飞机也在运。凡·德尔·魏登旅馆现在几乎天天爆满。
总统所做的一切都有他的理由。他统治的这片土地上随时会产生敌对行为，所以他要新辟一块地方，他要让自己和自己的旗帜来统领一切。作为非洲人，他在原来的欧式郊区的废墟上建立了一座新城。他想建得比原来更加壮观。在小镇上，真正有所“设计”的现代建筑就是凡·德尔·魏登旅馆。对我们来说，领地的建筑更让人吃惊——巨大的水泥天窗，冲天的水泥大楼，五彩斑斓的玻璃。小一点儿的建筑，如居民楼、平房，则和我们熟悉的房子差不多。即便如此，也比我们这里的房子要大，墙外还有很多凸出来的空调机，如同滑下来的积木，看起来非常豪华。
有些房子即便装修完了，大家还是不清楚它们的用途。有人说这里要建一个新型模范农场和农业学院，有人说要建成会议中心，为整个大陆服务，也有人说要建成度假村，给忠于总统的公民使用。总统本人并没有什么说法。我们带着惊讶的心情看着这些大楼一幢幢拔地而起。后来我们才明白，总统心目中的宏图已经庞大到他自己都舍不得说出来的地步。他要打造一个现代化的非洲。他要创造一个让世界瞩目的奇迹。他避开真正的非洲，由丛林和村庄构成的非洲，困难重重的非洲，想要创造出不比其他任何国家逊色的东西来！
这个国家领地——还有其他地方的类似领地——的照片开始出现在那些有关非洲的杂志上。这些杂志在欧洲出版，出资者却是像我们这样的非洲政府。这些照片传达出的信息是明确的——在新总统的统治下，奇迹出现了：非洲人也成了现代人，也可以造出水泥和玻璃组成的大厦，坐到罩着合成天鹅绒椅套的椅子里。惠斯曼斯神父预言过：非洲式的非洲将会退缩，欧洲的移植将取得成功。这预言以一种古怪的方式应验了。
这里鼓励游客来参观，游客有城里来的，有破败的小镇上来的，也有附近村庄来的。一到星期天，公共汽车和军车就载着大家到这里来，士兵们充当导游，带着大家沿着有箭头标示方向的单行道参观，让这些不久前还想把小镇毁掉的人亲眼看到总统为非洲创造的这一切。等你习惯了这些建筑物的形状，你会发现其设计是何等粗劣，其家具是何等花哨！——但诺伊曼开的家具店却发了。在镇子外面，独木舟依旧，溪流依旧，村庄依旧。镇上酒吧里满是来自国外的建筑师和技工，喝着酒，随意开着这个国家的玩笑。一切都让人感到痛苦，感到悲哀。
总统本想给大家展现一个新的非洲。我也开始用新的眼光审视非洲，我看到了失败和屈辱，而在以前，我只是把这些当成一般的现实。对于大人物、穿着破烂衣裳在领地闲逛的村民，还有带着大家看那些拙劣风景的士兵，我心里都充满了温情。不过，一旦有士兵愚弄我，有海关官员为难我，我的心态就陡然一变，回到原来的感觉，恢复到酒吧里的外国人那种有些玩世不恭的心态。旧的非洲很简单，似乎能够包容一切。而现在这地方让人紧张。这里有愚蠢、嚣张、骄傲，也有伤痛，穿行于这一切之中，怎不叫人紧张！
领地到底是派什么用场的？这些建筑物让人自豪，其目的或许就是让人自豪，它们满足了总统本人的某种个人需要。难道就是为了这些？这地方可是投入了数以百万的金钱啊！农场没有出现，没有中国人来耕种非洲现代模范农场的土地，某个外国政府捐赠的六辆拖拉机在空地上一字排开，生了锈，周围长满了野草。据说要做会议中心的那幢建筑附近的游泳池开裂了，里面仍旧空着，顶上覆盖着一张网格稀疏的绳网。领地建设得很快，雨淋日晒之下，毁坏得也快。第一个雨季之后，宽阔的道路两旁新栽的小树有很多死掉了，根部泡在水里，渐渐烂掉。
但对首都的总统来说，领地仍旧是个生机勃发的地方。竖起了雕塑，装了路灯。星期天人们还是络绎不绝地前来参观，照片依旧登载在政府赞助的非洲专门杂志上。后来，人们终于为这些建筑物找到了用武之地。
领地成了大学城和研究中心。会议中心改成了理工学院，招收本地区学生。其他建筑改成了学生和教职工宿舍。从首都陆续来了一些讲师和教授，不久其他国家的教员也来了。这里的生活同镇上的生活没有什么交集，因此我们这些人对其知之甚少。理工学院就坐落在原来的欧式郊区的遗址上——刚来的时候，我还觉得这里是某个已经逝去的文明的遗迹。费迪南从公立中学毕业之后，获得一项政府奖学金，去了这个学校上学。
领地离小镇有几英里路，有公共汽车通往那里，不过班次不是很有规律。我和费迪南本来见面就不多，他去那里上学后，我们见面的次数就更少了。梅迪失去了一个朋友。费迪南处境的变化终于使得两人的差异明朗化了，痛苦的一方我想是梅迪。
我自己的感情要更复杂些。我觉得这个国家会再度陷入混乱。这里没有人是安全的，没有人值得羡慕。但我禁不住在想，费迪南真是太幸运了，他拥有的这一切来得实在轻松。你把这孩子从丛林里带出来，教会他读书写字。你把丛林推平，建成理工学院，然后送他到这里读书。就这么轻松，你只要出生迟一些，就能发现一切都给你安排好了。而在别的国家和民族，人们可能要花很长时间才能实现这一切：写字、印刷、大学、书本和知识。我们其他人只能一步一步来。我想到了我的家庭，想到纳扎努丁和我自己——祖祖辈辈在我们大脑和内心积淀了多少东西，使得我们寸步难行。费迪南从一穷二白开始，但只迈出一步就获得了自由发展的机会，冲到我们前面。
这个俗艳的领地其实只是一场骗局。无论是下令建设的总统，还是从建设中大发横财的外国人，都对他们正在建设的一切没有信心。以前是否有过更强的信心呢？Miscerique probat populos et foedera jungi.惠斯曼斯神父解释过这句校训体现出来的狂妄。他自己对这句话的真实性确信无疑。不过较早时期的城市建设者中，有多少人会同意神父的看法呢？过去的骗局在某种程度上塑造了这个国家的人，这个新骗局想必也会塑造现在的人们。费迪南把理工学院很当一回事：通过在这里的学习，他将来会当上实习官员，继而掌握大权。对他来说，领地是好地方，也应该是好地方。和在公立中学的时候一样，他依然那么自负。
妒忌费迪南或许荒唐，毕竟他的家还在丛林里。不过我还是有些妒忌，这并不是因为他冲到我前头去了，能掌握更多知识，进入我从未涉足的领域。我妒忌的是他的自高自大，他的自负。我们住在同一块土地上，我们看到的东西没什么两样。但是对他来说，世界是新的，而且会日新月异。可在我眼中，这个世界单调乏味，没什么希望。
我开始讨厌这地方的外在感觉。我的公寓没什么改变。一切都是原来的样子，我什么都没有改变过，因为我总在想，这地方随时有可能化作乌有。卧室还是原来的卧室，刷成白色的窗户，大大的床，泡沫床垫，做工粗糙的衣橱，里面放着臭烘烘的衣服和袜子。厨房里面照旧有一股煤油和食用油的气味，到处是灰尘，蟑螂闹翻天。还有白色的客厅兼画室。这一切原封不动，过去从未真正属于我，而现在只会让我意识到时光的流逝。
我讨厌进口的装饰树木，这些我童年就认识的树木，摆在这里显得如此造作。我讨厌一下雨街道上的红色尘土就化为泥泞。我讨厌这里的天空——阴云密布时只会更热，万里无云时骄阳似火。即便下雨，天也凉不下来，只会让到处都变得潮乎乎的。我讨厌黄褐色的河流——上面依旧漂着一簇簇水葫芦，淡紫色的花朵，坚韧的绿色枝茎，在河流上一直漂，不分昼夜地漂。
费迪南只是搬到了几英里之外，我不久前还是他的师长，而现在，我感到忌妒，感到落寞。
梅迪也变得魂不守舍。自由有自由的代价，以前他是奴隶，拥有奴隶的安全。而在这里，他却要把自己和其他人比较。到目前为止，在比较当中他都能得到满足。而现在，他从这种比较中品尝到了一丝苦涩。他似乎在躲避他的朋友。
梅迪的朋友很多，各种各样的人都到店里或家里来找他。有时候他们会派别人来找。有一个跑腿的小姑娘后来我都认识了。她很瘦，就像个小男孩，让人想起划独木舟的那类小姑娘，在她的同胞眼中，她只会被当成苦力，看成干杂活的。辛劳的工作和粗劣的食物磨掉了她的女性特征，使她看起来不男不女，她的头差不多秃了。
她常到店里来找梅迪，每次都在外边逗留很久。有时候梅迪也和她说话，有时候对她态度粗暴。有时候甚至装作弯腰捡石头的样子，好像是要把她赶走。而弯腰捡石头是本地人用来吓唬野狗的。奴隶出身的人最擅长辨认其他奴隶，也知道如何应付他们。这女孩看来低贱得到头了，不管放到哪一个非洲家庭里，她的地位都近似于奴隶。
梅迪成功地把她从店里赶走了。但是一天下午商店打烊后，我回到家中，却看到那小姑娘又站在外面的路上，就在我们后院门口灰蒙蒙的野草丛中。她穿着一件灰扑扑的棉罩衫，好像没洗过，宽大的袖子，宽大的领口，松松垮垮地挂在她瘦小的肩膀上，里面好像什么也没穿。她的头发非常稀疏，就像剃了光头。她的脸非常瘦削，好像皱着眉，但也不是真的皱眉，只是表示她没在看我。
我回去泡了一杯茶，换了衣服，下了楼，发觉她还在那儿。我正准备去希腊俱乐部打壁球。每天下午打壁球已经成了我的规矩。不管刮风下雨，也不管心情好坏，我都不放弃每天的锻炼。打完球，我开车去大坝，进了悬崖边重新开张的葡萄牙夜总会，在那里吃了点煎鱼——那味道我实在不敢恭维，我想葡萄牙那边做得肯定比这儿好。我去的时候还早，乐队还没有开始演奏，镇上的大部分客人也还没有来，但大坝上的灯光已经亮起来了，他们还为我打开了树上的彩灯。
回到家门口，我发现那女孩还在路边等着。这次她和我说话了：“梅迪在吗？”
她只会说一点点当地土语，不过别人说的时候她能明白。我问她要干什么，她说：“Popo病了。告诉梅迪。”
“Popo”的意思是“小孩”。她的意思是梅迪在镇上什么地方和人生了个孩子，孩子病了。梅迪在外面过着一种不同的生活，不同于和我在公寓的生活，不同于早晨给我送咖啡的生活，不同于在店里帮忙的生活。
我感到很震惊。我感觉自己被骗了。如果在海边的家里，他也会有自己的生活，但没有事情能瞒住我。要是他和外面的女人好上了，或是生了孩子，我应该知道。在非洲的这块地方，我失去了梅迪。这里部分地算是他的故乡，他已经融入了这里的生活。我感觉很凄凉。我一直恨这个地方，恨我的公寓。现在，我发觉我在这间公寓里好歹把自己的生活安顿得不错，但我已经失去它了。
就像外面的女孩，以及其他很多人一样，我也在等梅迪。很晚的时候，梅迪才跑回来，他一进来我就开口了。
“梅迪，你怎么不告诉我？你为什么这样对我？”然后我用他在家时的名字叫他：“阿里，阿里娃！我们生活在一起。我把你收容在这里，把你当成自己的家人。而你现在做出这种事来！”
梅迪恢复了过去当仆人时的样子，毕恭毕敬，尽量显得情绪随着我起落，心里和我一样难受。
“我会离开她的，恩主，她简直是动物。”
“你怎能就这样抛下她不管呢？事情是你做出来的，难道还能回头？你看你孩子都生了。阿里啊，你看你都干了什么？生个非洲小孩出来，在别人的院子里到处跑，小孩的‘小东西’摆来摆去，你难道不觉得恶心吗？一个长得像你的野孩子，你难道不害臊吗？”
“萨林姆，确实恶心。”他走过来，把手搭在我的肩膀上：“我感到很害臊。她只是个非洲女人。我会离开她的。”
“你怎么能离开她？这是你的生活！你当初难道没有想到现在的结局？我们送你上学，我们请毛拉教你，可你现在却干出了这种事！”
我是在演戏。不过有时候我们把我们真正的感受演了出来，这种时候，我们无法应付有些情绪，表演出来反而会轻松一些。梅迪也是在演戏。他装出忠心耿耿的样子，和我谈起了过去，谈起了其他地方，谈起了那天晚上我几乎无法承受的种种事情。我装模作样地说：“你为什么不告诉我呢，梅迪？”为了我，他也在装：“我怎么能告诉你呢，萨林姆？我早知道你会有现在这种反应。”
他怎么知道？
我说：“你知道，梅迪，你第一天去上学还是我陪你去的。你哭个不停。我们一离开屋子你就开始放声大哭。”
他喜欢听我提起这件事，因为它说明我还记得他老早之前的样子。他几乎笑了：“我哭得很厉害？我很吵？”
“阿里，你把屋顶都给掀翻了。你戴着白帽子，沿着郭库尔家边上的小巷边走边哭号。我都不知道你跑到哪里去了，只听见你在大声地哭。我简直受不了。我想肯定是他们欺负你了，所以我苦苦央求家里人不要让你去上学。没想到把你从学校带回来也一样难。这些事情你都忘了，不过我也看不出你有什么必要记住。从你刚到这里来，我就开始注意你了。你好像翅膀硬了，自由了，想干什么就可以干什么了。”
“哎，萨林姆！这话你说得就不对了。我一直是尊重你的呀！”
事实正是这样。他到这里来算是放虎归山。他在这里找到了新的生活，不管他心里有多愿意，回到原来的生活都是不可能的。他已经摆脱了自己的过去。他的手搭在我的肩膀上——但这有什么意义呢？
我在想：“没有一成不变的东西。一切都在变。我不会继承任何房子，我建的房子也不会传到子孙手里。那种生活方式已经结束了。我已经年近三十，我离家寻找的东西至今还没有找到。我一直都只是在等。我将一辈子等下去。我刚来的时候，这房子还是那位比利时女士的。它并不是我的家，它像是暂时的营地。后来它成了属于我的营地。现在又变了。”
我半夜醒来，面对着空荡荡的卧室，外面是不友好的世界。我感觉到儿时处在陌生的环境中时那种头痛。透过刷白的窗户，我看到了外边的树——不是它们的影子，而是它们的轮廓。我想家了，接连几个月我一直想家。不过现在有家也难回了。家只存在于我的头脑中。我已经失去它了。在我们工作的这个小镇上，我已经和衣衫褴褛、神情落魄的非洲人没什么两样了。
<hr/><ol><li>[6]穆斯林对老师、学者的敬称。​</li></o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