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民西奥泰姆每天上午过来,双眼通红,面目憔悴。他一早就把自己喝得醉醺醺的,上班的时候靠几本漫画书或者插图本小说打发时光。镇上有一个非正规的杂志交换网络,西奥总能找到新的读物。神奇的是,他每次拿着卷得紧紧的漫画书或者插图本小说进来,总给人一种忙碌干练的印象。他每次都径直走进储藏室,在里面待一上午不出来。起初我以为他是不想碍手碍脚,不给我添乱。后来我才明白他根本没有这方面的考虑。他就喜欢待在黑黑的储藏室里无所事事,要是来了情绪,就看看杂志,喝点儿啤酒。
后来,他和我相处随意了一些,也不那么害羞了,他在储藏室的生活变得充实起来。开始有女人来看他。他喜欢女人来看他,看他这个董事长,手下有员工,还有办公室。这也让来看他的那些女人高兴。她们常常一待就是一下午。就像躲雨的人一样,西奥泰姆和这些女人不咸不淡地聊着天,有时会停顿很长时间,眼睛盯着不同的地方发呆。
这种日子很容易过,西奥在卫生部门做机械工的时候可能做梦也没有想过他会过上这样的日子。后来,他的自信心树立起来了,不再害怕总统会从他手里夺走这个商店。于是,他开始不好相处了。
他开始为他这个大董事长居然没有一辆汽车感到苦恼。这可能是某个女人提醒他的,也可能是他想效仿其他国家托管人,或者是他从漫画书上看到了什么。而我有车:他开始要求搭便车,接着要求我开车接送他上下班。我本可一口回绝,但我想,要是这样就能息事宁人,倒也算不了什么。前几次,他坐在车子前面,后来就坐到后座去了。每天我得这样接送他四次。
他没有安静多久。可能是因为我看起来若无其事,并未露出很委屈的样子。西奥泰姆不久就想找点儿别的事情来表现自己的权威,问题是他根本不知道怎么做。他想真正扮演管理者的角色——接管商店的经营,或者感觉自己在经营商店(同时不放弃待在储藏室的乐趣)。但是他知道自己什么都不懂,也知道我知道这一点。他对自己这种无可奈何的处境很是恼火,动不动就要大闹一场。他经常喝得酩酊大醉,一边愤愤不平,一边威胁恐吓,故意表现得不可理喻,就如同那些决意作恶的官员。
这真是咄咄怪事。他既要我当他是老板,又要我体谅他是没受过多少教育的人,一个非洲人。他既要我尊敬他,又要我容忍他,甚至想要我同情他。他差不多是想让我帮个忙扮演下属的角色。但要是我真的回应他的要求,把一些简单的商店文件拿给他看,他装出来的权威却是不打折扣的。他把这权威加入对自身角色的认知之中,到后来总会借这权威迫使我做出新的让步,就像在汽车一事上。
这比和那些狡猾的官员打交道还糟糕。那些官员装出受到冒犯的样子——比如,你把手放在他的桌子上,他们就把你吼出去——目的只是要钱。西奥泰姆先是培养出了对自己角色的浅薄自信,然后很快又认识到自己的无奈,在这种情况下,他希望你把他想成另外一种人。这不好笑。我决定忍耐,把心思放在自己的目标上。但忍耐并不容易。商店对我成了可恨的地方。
梅迪比我更惨。他一开始为西奥泰姆做的一些小事后来都成了他的常规工作,而且这类小事越来越多。西奥泰姆开始派梅迪出去做一些毫无意义的事。
有天晚上,已经很晚了,梅迪从自己家回到我的寓所。他走进我的房间,说:“我受不了了,恩主。我迟早会做出什么可怕的事情来。要是西奥继续这样,我会把他杀了。我宁可去锄地,也不要服侍他。”
我回答说:“这样的状况不会持续下去的。”
梅迪的脸愤怒得扭曲了,他轻轻跺了一下脚,差点要掉眼泪了:“你什么意思?你什么意思?”说着离开了我的房间。
早晨我开车接西奥泰姆去商店。他在本地算是有钱有势的人,有三四个家,分布在镇上不同的地方。自从当上国家托管人后,和其他托管人一样,他又多养了几个女人。此时他正和其中一个女人住在非洲城区某个院子矮小的后屋里——裸露的红色土地上,几绺浅浅的黑色水流全流向一个方向,地上刮掉的泥土和垃圾堆在边上,屋子之间长着几株芒果树和其他树木,还有木薯、玉米和一串串香蕉。
我按了按喇叭,各个屋子里的女人和孩子全跑出来看。西奥泰姆朝汽车这边走过来,手里拿着卷着的漫画书。他假装没有看到那些围观者,随意往地上啐了几口。喝过了啤酒,他的眼睛红红的。他尽力装出受到冒犯后生气的表情。
车子沿着坑坑洼洼的城区小巷驶入刚平整过的红色主干道,为了迎接总统的来访,主干道周围的房子都重新粉刷过了,每幢建筑整体粉刷成一色(墙、窗框、门),但都和隔壁不一样。
我说:“公民,我想和你谈谈公民梅迪在我们公司的工作。公民梅迪是经理助理,不是什么都做的仆人。”
西奥泰姆一直等着我说这话。他早就准备好了一段话,他说:“公民,你这话我听着很意外。我是国家托管人,是总统任命的。公民梅迪是国家公司的雇员。怎么用他这个混血应由我来决定。”他故意用了法语的“混血”一词,嘲弄梅迪为之自豪的新名字。
四周建筑的鲜艳颜色在我眼中变得更加不真实,成了我的愤怒和痛苦的颜色。
这段时间我在梅迪眼中变得越来越渺小,现在我彻底让他失望了。我不再能够为他提供他所要求的简单的保护——西奥泰姆已经把话说得很明白。所以梅迪和我之间的契约,梅迪家和我家之间的契约,都到了尽头。即便我能把他安排到镇上的其他公司——在过去我可以办到——这也意味着我们之间的特殊契约结束了。他似乎认识到了这一点,他的情绪很乱。
他开始说:“我会做出可怕的事来,萨林姆。你必须给我钱,给我钱,让我走。我觉得我会做出可怕的事来。”
我感觉到他的痛苦,把那当成我额外的压力。在心里,我把他的痛苦加入到我的痛苦之中,使之成为我自己的痛苦。我本来应该为他多考虑一点儿。我本来应该让他脱离商店,把我的工资分给他一份,直到我自己也拿不到工资为止。其实,这正是他需要的。但是他没有这样表达。他只是不理智地想着离开,这让我害怕,我想:“他能去哪里呢?”
他还是去了商店,去为西奥泰姆干活,变得越来越憔悴。有天晚上他又说:“给我一点儿钱,让我走吧。”我想着商店里的情形,想说点儿安慰的话:“梅迪,这样的情形不会长久的。”听了这话,梅迪尖叫了一声:“萨林姆!”第二天一早,他破天荒地没有为我送咖啡。
这是那一星期开始时发生的事。到了星期五下午,我们关了商店的门,我开车送西奥泰姆去他的一个院子,然后我回到自己的住处。现在这房子在我眼中一派荒凉,我不再把它看成是我自己的地方。自从那天早晨在车里和西奥泰姆谈过一番之后,我看到镇上鲜艳的颜色就感到恶心。这颜色属于一个已经变得陌生的地方,这地方好像离所有地方都很遥远。这种陌生的感觉蔓延到我住处的每一样东西上。我正准备出门去希腊俱乐部,或者说希腊俱乐部的遗迹,突然听到外面关汽车门的声音。
我走到楼梯口,看到院子里有警察。其中有个我认识的警官,名叫普罗斯普。他带来的人一个拿了叉子,另一个拿了铁锨。他们知道自己来这儿的目的,也非常清楚应该在哪里下手——在外面的楼梯下面。我在那里埋了四根象牙。
我的脑子飞快地转动,开始把各种事情联系起来。梅迪!我在想:“唉,阿里!你看你都对我做了什么?”我知道这时候必须通知什么人,这很重要。马赫什——不会有别人了。他现在应该在家。我跑到卧室,拨了电话。马赫什接的电话,我刚说了一句“这里情况不妙”,就听到了上楼的脚步声。我把电话放下,跑进洗手间,拉动冲厕所的链子,出来后正好看到圆脸的普罗斯普微笑着独自上来。
这张脸上来了,微笑着,我开始后退,就这样,我们一言不发地沿着走道进了白色的客厅。普罗斯普无法抑制自己的兴奋。他的眼睛熠熠发光。他还没有想好该怎么办,没想好该索要多少钱。
他说:“总统下个星期就来了。你知道吗?总统很关心动物保护。所以你的事大了。如果我汇报上去,天知道你会是什么结局。你肯定要掏几千块钱才能摆平。”
这对我来说并不多。
他注意到我如释重负的表情,说:“我不是说法郎。我的意思是美元。你得掏三四千美元。”
这太让人吃惊了。普罗斯普也知道这一点。过去,五美元就很了不得了。即便在繁荣时期,掏二十五美元也能办不少事。当然,暴乱发生后,情况有了变化,激进化政策实施后,这些人更是变本加厉。每一个都贪得无厌,孤注一掷。人们感觉一切都在快速恶化,大乱就要开始了;有些人的表现让人觉得钱已经不值钱了。即便如此,普罗斯普这样的警官不久前才开始几百几百地要。
我说:“我没有这么多钱。”
“我早就想到你会这么说。总统下个星期就来。我们准备对一些人实施预防性拘留。你也要进去。我们暂时不提象牙的事。你会被一直关到总统离开为止。到那时你再决定你有没有这笔钱。”
我收拾了几件物品,装进一只帆布旅行包,然后,普罗斯普让我坐到他的车子后面,车子驶过颜色鲜艳的小镇,到了警署总部。在那里,我学到了什么叫等候。在那里,我决定不再想小镇,不再想时间,尽量做到心中空无一物。
在这幢房子里,我得经过重重关卡,我开始把普罗斯普当成我的向导,引领我体验这个奇特的地狱。普罗斯普有时会让我一个人长时间在房间或者走廊里站着或坐着,这些地方都重新油漆过,到处闪着亮光。每次看到普罗斯普回来,看到他的一脸横肉和时髦的皮包,我甚至感到如释重负。
太阳快下山的时候,他把我带到后院一间靠着楼房建的小屋,就是之前我接梅迪出来的屋子。这下轮到我采指纹了,接下来我会被带到镇监狱。我记得这屋子的墙壁原来是蓝色的,布满灰尘。现在是明晃晃的黄色,上面的“DISCIPLINE AVANT TOUT”,即“纪律高于一切”,重新用黑色油漆刷过,字母很大。我出神地看着这些笔迹歪斜、凹凸不平的字母,看着总统肖像的纹理、坑坑洼洼的黄色墙面,还有溅到破地板上干掉的油漆。
屋子里全是被抓来的年轻人。等了好久才轮到我按指纹。桌子后面那人好像操劳过度,甚至都不想抬头看一下我们的脸。
我问能不能把手上的墨水洗掉,问过这话后,我才想到我并不是为了干净。我是想表现得沉着冷静、不卑不亢,感觉一切都是正常的。桌子后那人说可以,然后打开抽屉,拿出一个粉红色的肥皂盒,里面装着一块两头大中间小的肥皂,上面是一条条黑色的印子。肥皂很干。那人告诉我可以到外面的自来水管处冲洗。
我走到院子里。天已经黑了。周围是树、灯光、炊烟,还有夜间的各种声音。水管就在敞开的停车棚旁边。让我惊奇的是,手上的墨污很容易就洗掉了。我回到小屋,把肥皂还给那人,看着房间里和我一起等候的其他人,一股怒火在我心头燃起。
如果有计划,这些事就有意义;如果有法律,这些事就有意义。但是没有计划,也没有法律。这一切都是过家家,是表演,是浪费世人的时间。这是看守和犯人的游戏,这种游戏可以把人稀里糊涂地毁掉。这游戏在丛林时期就开始了,从前玩过多少次啊!我想起雷蒙德说的话——很多事情被遗忘了,丢失了,吞没了。
监狱就在去领地的路上,但离大路有些距离。监狱前面形成了一个集市和一个定居地。开车路过时,你只会注意到集市和定居地。监狱的水泥墙只有七八英尺高,形成一道白色的背景。这地方从来不像真正的监狱。在丛林中的一片空地上,在新定居地之中,冒出这么个监狱,粗糙不堪,像是临时建筑,这其中有种不自然的甚至是离奇有趣的东西。你会觉得建监狱的人——都是第一次到城里定居的村民——是在玩社区和法律的游戏。他们筑了这么一道只比人高一点儿的墙,然后把人关到墙后;因为他们是村民,所以他们会觉得这样的监狱就很不错了。换个地方,监狱可能是很复杂的东西。这里的监狱很简单:你觉得在那矮墙后发生的一切和墙前面那渺小的集市生活很匹配。
现在,经过了窝棚、破屋、货摊、酒铺的灯光和收音机的声音,终于到了小巷尽头。监狱敞开大门,把我收了进去。只比人高一点儿的墙也是高墙。在灯光下,新刷的外墙泛着白光。我又一次看到“纪律高于一切”这几个字,只不过这次是约有两英尺高的黑色大字。我感觉这些字母在诅咒我,嘲笑我。不过这正是他们希望我感受到的。这些词语现在成了多么复杂的谎言!从这个谎言回溯,经过所有累积的谎言,需要多久才能回到简单和真实?
在里面,在监狱的大门后面,有安静,也有空间:院子很大,地上光秃秃的,积满灰尘,里面的建筑全都低矮粗糙,水泥墙,波纹铁皮屋顶,搭建成方块状。
我所在牢房的铁条窗对着光秃秃的院子,电灯高高地挂在柱子上,灯光洒在院子里。牢房上面没有吊天花板,只有铁皮屋顶。一切都是这么粗糙,但一切都很牢固。现在是星期五晚上。当然,星期五是关人的时候:这样周末就不会出什么乱子。我不得不学会等待,在这样一个监狱等待。这监狱因其简陋让人突然感到它的真实和可怕。
在这样一间牢房,你很快就会意识到自己的身体。你会渐渐开始恨你的身体。而你的身体是你所拥有的一切:这种奇怪的想法不时从我的愤怒中冒出头来。
监狱关满了人。我是早晨才发现的。前不久,我从扎贝思等人口里听说村里经常有人遭到绑架。但我从来没有想过会有这么多年轻小伙子和小男孩被抓。更糟糕的是,我没有想到他们就关在我经常开车经过的这个监狱里。报上很少刊登暴动和解放军的消息。不过这监狱——或者我所处的这部分监狱——全是为暴动和解放军而设的。而且,这里很可怕。
清早,光线明亮,监狱里的情形有点儿像上课:有很多教员在教诗歌。这些教员也是看守,脚上蹬着皮靴,手里拿着棍子。这些诗歌不是赞美总统就是赞美非洲圣母,从村里抓来的小伙子和小男孩被迫重复这些诗句。他们中还有很多人被五花大绑丢在院子里,遭受种种非人的折磨,具体情形我不想细说。
清晨,耳朵里听到的就是这些可怕的声音。那些可怜的人也落入圈套,被监狱白墙上那些字眼诅咒了。不过从他们的脸上你能看出,他们的思想、心灵、灵魂都退隐到了某个遥远的地方。这些狂热的看守——也是非洲人——似乎也知道这些受害者遥不可及。
这些非洲面孔!这些孩子般沉静的面具,它们曾经挫败世界的打击,以及其他非洲人的打击,正如此刻监狱里正在发生的情形。我觉得我以前从来没有这么清晰地看过这些面孔。在别人的注视下,在同情或轻蔑面前,它们一律无动于衷。但这些面孔上的表情并不茫然,不消极,也不显得听天由命。无论是犯人,还是想方设法折磨他们的看守,身上都有一种狂热。不过犯人的狂热藏在内心,这狂热让他们远远超越了自己的事业,甚至对自己事业的认知,远远超越了他们的思想。他们能坦然赴死,这并不是因为他们是烈士,而是因为除了自己的身份,以及对自己身份的认知,他们一无所有。他们是为自己的身份而疯狂的人。我从来没有觉得离他们这么近,同时又这么远。
一整天,从太阳出来到落下,这些声音都在继续。白色的围墙外就是集市,是外部世界。周围发生的一切,败坏了我对外面的所有回忆。监狱里显得如此离奇。我原以为监狱里的情形应该和外面的市场很相配。记得某个下午耶苇特和我把车停在外面的一个小摊前,准备买点甘薯。隔壁摊位上在卖毛乎乎的橙色毛虫,用一个白色大瓷盆装了满满一盆。耶苇特做了个惊恐的鬼脸。那摊主笑了起来,把一盆毛虫举起来,塞进我们的车窗,说要全部白送给我们。他后来还把一条蠕动的毛虫拿到嘴边,装作要咬下去的样子。
这样的生活正在外面继续。而在这里,年轻人和孩子却要学习纪律,学习赞美总统的诗歌。这些看守或者这些教员的狂热是有原因的。听说不久会有一场重大的行刑,总统来访的时候也会参加,届时他会听到自己的敌人唱出赞美自己的诗歌。小镇正是为了这次访问变得五颜六色。
我觉得我和院子里的那些人几乎没有什么分别,他们没有理由对我区别对待。我决定保持与众不同的姿态,让他们知道我和其他犯人不是一类,我正等着被赎救出去。我想到我不能让看守碰我的身体。只要被他们碰过一次,指不定会有多少可怕的事跟着发生。我决定不挑起任何身体的接触,不管多么轻微。我的态度很合作。我遵守所有命令,甚至在命令还没有下达的时候我就开始遵守了。就这样,带着愤怒和恭顺,看着院子里的惨象,听着那些可怕的声音,我终于熬到了周末结束,此时我已经变成了监狱里的老鸟一只。
星期一上午,普罗斯普来了。我一直在等人来看我。可我没指望他,而且他看起来不大高兴。他眼中的贪婪不见了。我上了他的车,坐在他旁边,在开往监狱大门的时候,他用一种算得上友善的口吻说:“这事本来星期五就可以了结,可你自找麻烦,弄到不可收拾。专员决定亲自过问你的案子。我只能祝愿你万事大吉了。”
我不知道这是好消息还是坏消息。专员有可能是费迪南。他的任命前一段时间已经宣布了,但是他一直没有在镇上露面,可能这任命后来被取消了。但是,如果真是费迪南,我这样子去见他可不太体面。
我记得,费迪南在这世界上成长的过程中,接受并亲身实践过所有这些角色:公立中学的学生、理工学院的学生、非洲新人、汽船上的一等舱乘客。在总统一手遮天的首都当了四年实习官员,现在的他是什么样子?他学到了什么?作为总统手下的一名官员,他对自己有什么看法?在他眼中,自己肯定是发达了,而我却落魄了。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远。一想到这个我心里就有些不安。我常常在想,这个世界对这个从一无所有开始的乡村男孩而言是多么现成,多么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