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有可靠的产业，但图尔斯家族并不认为他们已经在阿佤克斯和特立尼达安家立业了。她们认为这只不过是梵学家图尔斯离开印度之后的旅行中的一个阶段，只因为梵学家图尔斯的去世，她们才没有返回印度。从那以后，她们就时常谈论着要回到印度，回到德麦拉拉和苏里南去，虽然不如那些每天晚上聚集在拱廊下的老人们议论的次数多。毕司沃斯先生没有在意这样的谈论。老人们再也不会回到印度去，他也想象不出，除了阿佤克斯，图尔斯家族还会去哪里。她们远离自己的土地和房子，也同劳工、佃户和朋友们隔离，他们因为她们对梵学家图尔斯的孝行和怀念而尊敬她们。她们的印度地位将变得毫无价值，在她们屈尊住在西班牙港的房子里时就已然是这样。她们只是一些外地人。
但是当莎玛赶回哈奴曼大宅去汇报赛斯的辱骂的时候，她发现大宅里一片骚乱。图尔斯家族决定继续前进，她们将要放弃这座陶砖制成的房子，每个人都在谈论着在北部山脉中，西班牙港北部矮山的新地产。
高街像往常的圣诞节一样生气勃勃、熙熙攘攘，虽然因为战争，店铺里已经很少有进口的商品。在图尔斯商店里，除了古老的黑色玩偶之外没有其他的圣诞商品，店里只有毕司沃斯先生原来画的褪色剥落的广告。很多架子都空了，所有可能在矮山那里用得着的东西都被装进行李。
莎玛的消息并不新鲜。赛斯和家里其他人的不和已经变成公开的对抗。他和他的妻儿们已经离开哈奴曼大宅，住在不远的后街上，他们不在搬迁到矮山的人群之列。争吵的起因不明，双方都指责对方忘恩负义和背信弃义，赛斯尤其痛骂沙克哈。图尔斯太太和沙克哈都没有什么表示。而且，沙克哈很少到阿佤克斯来，和赛斯继续争吵的只有图尔斯家的姐妹们。她们禁止自己的孩子和赛斯的孩子说话，赛斯也禁止自己的孩子和图尔斯家的孩子说话。只有赛斯的妻子派德玛仍然作为图尔斯家的一员在哈奴曼大宅受到欢迎，她不应该因为自己的婚姻受到指责，而且因为她的年纪始终受到尊重。在两家决裂之后，她曾偷偷地到哈奴曼大宅来了一次。姐妹们都认为她的忠诚证明了她们的正确，而她之所以不敢公开拜访，则是因为赛斯的残忍。
现在是收获玉米的季节，甘蔗地没有人管理，成为那些怀恨在心的人公开发泄不满的地方。接连发生了两起纵火事件，而且谣传赛斯在挑拨新的骚乱，声称图尔斯家的土地是他的。姐妹们的丈夫们也说自己受到了恐吓。
但是对赛斯的议论比不上对新地产的议论。莎玛一遍又一遍地听说了新地产的好处。在新房子那里，有一个板球场和一个游泳池，车道两旁栽种着橙子树和长着细长白树干的格里格里棕榈树，树上还有红色浆果和深绿色的叶子。土地本身就是一个奇迹。雨树上的藤蔓如此坚韧柔软，可以让人在上面荡秋千。蜡菊树随时都落下红色黄色的鸟形花朵，用花朵可以吹出鸟鸣一样的哨音。蜡菊树荫里长着可可树，咖啡树种在可可树下。所有的山都种满了豆类植物。满山遍野都是果树：芒果、橙子、鳄梨。除此之外，还有肉豆蔻树、雪松、钟花树和伯埃斯坎耐特树。伯埃斯坎耐特树木质很轻，但是非常坚韧而有弹性，用来做板球棒比柳树做的还要好。姐妹们兴高采烈地谈论着那里的山峦、甘泉和隐蔽的瀑布，在此之前，她们只知道平坦的甘蔗地和泥泞的稻田。即使那些和她们一样不会干地里农活的人，即使她们什么也不做，在矮山也可以发家致富。她们谈论着要办一个牛奶场，还要种植西柚树。谈论得最多的是饲养绵羊，还有给每一个孩子分一只绵羊来养的田园计划，这一切都基于令人难以置信的财富。土地上还有马，孩子们可以学骑马。
虽然图尔斯家族突然做出这样重大决定的原因始终不明，而且图尔斯家族最后一次齐心协力举家迁徙也让人迷惑不解，莎玛却激动万分地回到了西班牙港。她想要重新回到自己的家庭里，想要分享这一奇遇。
“马？”毕司沃斯先生说，“我打赌等你到了那里，只有一只老猴子在雨树的藤蔓上荡秋千。我无法理解你们家的这种疯狂举动。”
莎玛又说了绵羊的事情。
“绵羊？”毕司沃斯先生说，“用来骑吗？”
她说赛斯已经不是家庭的一员了，两个和赛斯有过纠葛的丈夫又重新回到了家里，准备一起去矮山。
毕司沃斯先生根本不听。“关于那些绵羊。给赛薇一只，给阿南德一只，给米娜一只，再给坎姆拉一只。我们要四只绵羊干什么？用来繁殖更多的羊？屠宰买卖？印度人，嗯？饲养得壮壮的，只是为了最后屠宰。或者是我们六个人坐在那里用我们羊身上的毛织毛料？你知道怎么织毛料吗？你家里有谁知道怎样织毛料吗？”
孩子们不想搬到一个他们不熟悉的地方去，他们也有点害怕重新和图尔斯家的人住在一起。最主要的是，他们不想在学校里被称为“乡下学生”。十五分钟之前莎玛宣布的冒险计划，无法弥补孩子们所感受的羞耻。毕司沃斯先生根本没有把莎玛搬家的宣传当真。他高声朗读《贝尔的杰出演说家》里的《皇帝的新装》，他装模作样地在客厅里赶着羊群，模仿羊叫的声音。放假期间，毕司沃斯先生总是在路上就按响自行车铃，宣布自己的到来，孩子们便一个接一个地出来迎接他，装出拿着很多东西的样子。“小心，赛薇！”他会说，“那些豆子可重得要死，你知道。”有一次，当阿南德来到客厅时，正好有人拉了抽水马桶，毕司沃斯先生说：“往回走吗？怎么回事？忘了你在瀑布边的马吗？”
莎玛愠怒不已。
“去给你买那个金胸针去，姑娘！阿南德，赛薇，米娜！过来给你们的妈妈唱一首圣诞节的赞美诗。”
他们就唱“在夜里，当牧羊人看护他们的羊群的时候”。
但是莎玛持续的阴郁打败了他们所有人。那个他们第一次单独度过的圣诞节，因为莎玛的阴郁而留下了深刻印象。她没有冷冻机，因此不能做冰激凌，但是她尽可能地把这个节日变成哈奴曼大宅里圣诞节的微缩版。她很早就起床，像图尔斯太太那样等着孩子们亲吻她。她在桌子上铺上白桌布，摆上坚果、枣椰子和红苹果，做了一顿极为丰盛的饭菜。她一丝不苟地做着每件事情，却带着一种殉教式的悲壮神情。“人家都会以为你又要生孩子了呢。”毕司沃斯先生说。阿南德在他的日记里，一本《特立尼达卫报》的采访簿上写道：“这是我度过的最糟糕的圣诞节。”日记是在毕司沃斯先生的建议下作为英语作文的额外练习开始写的，同时也是为了训练他的自然写作能力。阿南德没有忘记这一日记的文学意图，在日记上补充道：“我觉得自己好像是济贫院里的奥利弗·退斯特。”
但是莎玛的愠怒始终没有缓和。
很快她就受到来自图尔斯家族的援助。房子里挤满了去矮山的姐妹们和她们的丈夫。她们身着漂亮的衣裙，戴着面纱和首饰，这些和她们的心态形成强烈的反差。这种心态似乎是她们从莎玛身上感染来的。她们对毕司沃斯先生摆出一副受伤的、无助的、谴责的表情，这使得毕司沃斯先生无法视而不见。他不再开绵羊和瀑布以及豆子的玩笑，他把自己锁在自己的房间里。有时候，莎玛在姐妹们的哄劝下，打扮一番和她们一起去矮山。她回来的时候往往更加阴郁，当毕司沃斯先生说“呃，跟我说说，姑娘，跟我说说”的时候，她什么也不说，只是默默地流眼泪。图尔斯太太来的时候，莎玛的眼泪就一直没有干过。
自从和赛斯吵架之后，图尔斯太太又开始掌权。她离开了玫瑰房间，指挥大伙儿从阿佤克斯搬家，而且实际上是她激发了大家的狂热。她试图劝说毕司沃斯先生和她们一起搬迁，毕司沃斯先生因为自己受到如此重视而受宠若惊，做出同情的样子倾听着。赛斯不会在那里了，图尔斯太太说；在矮山，即使什么都不做也照样能生存；毕司沃斯先生可以积攒他的薪水；况且那里有很多地方适于建房子，毕司沃斯先生还可以用地里的木材建造一座属于自己的小房子。
“别理他，别理他，”莎玛说，“这些关于房子的话只能让我难堪。”
“但如果说我继续干在西班牙港的工作，就不可能同时在地里干活。”毕司沃斯先生说。
“算了。”图尔斯太太说。
他不能肯定，她是因为莎玛的缘故想要他和她们一起搬迁，还是因为没有赛斯——她需要更多的男人在身边，抑或是她不希望有人像他一样对此无动于衷，质疑她搬迁的狂热。于是，他同意哪天早晨和她一起去矮山看看那里的地。
他让阿南德给《特立尼达卫报》打了电话，然后和图尔斯太太一起去了巴士站。他在那里颇为紧张，图尔斯太太穿着白色的长裙子，戴着面纱，手臂上从手腕到肘部都戴着镯子，脖子上戴着金项圈，在西班牙港的街上十分引人注目，毕司沃斯先生害怕自己可能会被报社的人看见。他靠在一个街灯柱上，把自己的脸遮起来。
“固定的巴士班车路线。”过了一会儿他说。
“在矮山，车总是准时出发。”
“我看还是不要给每个孩子一头山羊，应该给他们每人一匹马。骑着去上学，骑着回家。”
最后，车终于来了，车上除了司机和售票员之外空无一人。车身是在本地制造的，用锡、木头、油毡和裸露在外面的大螺钉制造的粗劣车厢发出刺耳的声音。毕司沃斯先生夸张地在粗糙的木头座位上颠来颠去。“只是练习一下。”他说。
在马里乌终点站的时候，城市突然消失了。道路变得蜿蜒倾斜，山野时不时转入眼帘。大约半个小时之后，毕司沃斯先生指着一丛生长在环形岛上的灌木说：“土地？”他们经过三间挤在一起的莫名其妙的棚屋。两个黑色的水桶立在黄色的院子里。“板球场？”毕司沃斯先生说，“游泳池？”
经过许多曲折和攀援之后，道路笔直地朝一个宽阔的峡谷延伸下去。山看上去荒无人烟，树冠一个压着另一个：一团凝结的绿意。但是，随处可见的褪色的单坡茅草屋顶给宁静的暗绿带来一丝暖意，昭示着人迹。道路的两边都有房子和小屋，遍布各处，而且被绿色的树木遮挡着，从车里看出去，矮山好像缝缀着五颜六色的补丁：锈迹斑斑的屋顶，粉红色或者是赭石色的墙壁。
“下一辆去西班牙港的车十分钟后开。”售票员搭话说。毕司沃斯先生上了车，图尔斯太太把他拉了下来。“他们先要倒车。”车在一个肮脏的小路上倒了车，然后停在路边一棵鳄梨树下。
司机和售票员蹲在树下抽烟。在路对面，汽车倒车的小路旁边，毕司沃斯先生看见一处敞开的场院，隆起的土堆和褪色的花圈表明那是一个坟场。
毕司沃斯先生朝那荒弃的小墓地和肮脏的小巷挥挥手，小路经过几座摇摇欲坠的房子，消失在后面的灌木丛里，很显然通向更多的灌木和后面耸立的山。“土地？”他问道。
图尔斯太太微笑了。“在这边。”她朝路的另一边挥动着手臂。
从一个两侧陡峭的布满大小石块的水沟看过去，毕司沃斯先生看见更多的山和灌木。“有很多竹子，”他说，“你可以开家造纸厂了。”
从这里可以很容易地看出巴士最远开到哪里。那条肮脏小路尽头的道路光滑平整，路中间呈黑色，闪着幽光。经过那条路之后，道路变得狭窄，布满碎石而且肮脏不堪，路的两边因无人照看而参差不齐。
“我猜我们要沿着那个地方走。”毕司沃斯先生说。
他们开始行走。
图尔斯太太弯腰在路边拔下一棵植物。“兔子草，”她说，“这是兔子最好的食物。在阿佤克斯你得花钱买。”
拱形的树冠在道路上投下柔和的阴影。阳光在碎石上斑斑驳驳，白色的光圈点染着道路两边的绿色和深色的树干。天气凉爽。这时候，毕司沃斯先生发现了果树。鳄梨树和其他灌木一样随意地长在道路两边，它们刚刚结出果实，果实虽小但是已经发育得极好，果皮闪着光泽，这种光泽很快就会消失。路和水沟之间的土地开阔起来，水沟变得狭窄。在水沟以外，毕司沃斯先生看见蜡菊树和它们红色、黄色的花朵。花朵在这罕无人迹的道路上开得流光溢彩。毕司沃斯先生捡起一朵花，放在嘴唇中间，品尝着花蜜，然后轻轻一吹，鸟形的花朵发出哨音。即使是站在这里，花朵也不断地掉落在他们身上。在蜡菊树下，他看见了可可树，树身矮小，长着黑而干涩的枝条，可可豆荚闪烁着黄色、红色、深红和紫红色的光芒，看上去不像是生长在树上的，而是上光的蜡制模型粘到死去的树枝上的。还有橙子树，果实累累、枝叶茂密。他们一直在两山之间走着。道路变得狭窄，他们只听见踩在松散的沙砾上的声音。然后，在远处，他们听见巴士开始返回熙熙攘攘的、贫瘠的、充满水泥和木材建筑的西班牙港。两地之间只有一个小时的路程，简直令人难以置信。
水沟越来越窄，最后只变成一处铺满了柔软的淡绿色藤蔓的凹地。图尔斯太太弯腰在里面搜索着。她的手指上挂着一小根藤蔓，散发出一股淡淡的薄荷味。
“这叫老头胡子，”她说，“在阿佤克斯人们把它种在篮子里。”
房子被一棵巨大的、布满枝条的塔状雨树遮蔽了一半。纠结的寄生藤蔓延伸着它的枝条和结实的枝干，野生的松树在每个分叉的地方发着嫩芽，看上去好像是粗糙的毛发，树上悬挂着藤蔓。在树下，水沟旁边，有一段不长的小路，两侧生长着橙子树，围绕着橙子树树干丛生着野生的芋类植物，淡淡的绿色，大约四英尺高，长着茎和巨大的心形叶子，凝着露珠，看上去十分凉爽。
一个旧指路牌稍稍倾斜地立在水沟里。上面的字已经模糊不清：克里斯托弗·哥伦布路。路牌和土地很相配，因为这块土地——虽然因为从前的种植而硕果累累——感觉就像是一块处女地。
“这里原来是老路。”图尔斯太太说。
毕司沃斯先生想象着在这条路上走动着另一个种族的印度人，那时候他们还没有遭到残害。
莎玛从来没有对毕司沃斯先生描述过从水沟看过去，在林荫路尽头的房子是怎样的景象。那是一座两层楼房，底层有长长的走廊。房子坐落在离路很远的峭壁上，房子连着一段水泥宽台阶，在四周绿色的掩映下一片洁白。
其他的一切都和莎玛描述的一样。在车道的一边是板球场，上面的沥青已经发红而且开裂，很显然，村子里的板球队没有用席子。在车道的另一边，在距离雨树、藤蔓和野生芋类植物较远的地方，有一个游泳池。里面没有水，而且裂了缝，池底都是沙子，水泥缝里长着植物，但是游泳池很容易就可以修葺好，装满清澈的池水。在更远处，一个人工堆成的土堆上长着一棵樱桃树，它底部粗壮的枝条被修剪过，掩映着一个铸铁做的椅子。在车道上，还有克里克里棕榈树，白色的树干、红色的浆果和深绿色的叶子。可能它们已经在这里生长了很多年。它们长得很高，以致不能完全看见整棵树，甚至很容易被遗漏。
在板球场的远处，毕司沃斯先生看见一头骡子，看上去衰老而疲弱。骡子没有拴起来，站在那里一动不动，背后是一片可可树丛。
“哈！”毕司沃斯先生说，这一声打破了寂静，“马。”
“那不是马。”图尔斯太太说。
他们离开车道，站在雨树下的野生芋类植物丛中。图尔斯太太拿起一根藤蔓递给毕司沃斯先生。就在他触摸藤蔓的时候，她又拉下一根更细的藤蔓。“就像绳子那样结实，”她说，“孩子们可以用来跳绳。”
他们沿着长满野草的车道走着。车道一边的小沟里淤塞着呈波纹状的细沙。“你甚至就可以卖这里的沙子。”图尔斯太太说。他们走在浅浅的水泥阶梯的宽阔台阶上，毕司沃斯先生缓缓地走着，没法不感觉到走在这台阶上的堂皇。
房子的两侧各有一个荒废的花园，里面没有花朵，只有一些零散的金盏草，但是通过灌木丛还是可以看见花圃的形状，花圃砌着水泥边，边缘长着矮小的叫作“绿茶”和“红茶”的灌木。在一个花园的尽头，在一个大约三英尺高的水泥砌成的圆形苗圃上，长着一棵朱利芒果树。
“这是盖礼拜堂的好地方。”图尔斯太太悄声说。
房子是木制的，但是木头被油漆成巨大的花岗岩的样子：灰色的，掺杂着黑色、红色、白色和蓝色的细纹，标着白色的细线。一个折叠屏风分开豪华的客厅和餐厅。还有各种各样不知是什么用途的房间。房子有自己的电线设备，现在坏了，图尔斯太太说，但是可以被修好。房子里有车库、仆人的房间，还有一个带着深深的水泥浴盆的室外浴室。厨房和房子之间通过一条有顶的小路连接，异常宽阔，还有一个砖炉。山就直接屹立在厨房后面，从后窗看到的绿色山坡只有几步之遥。满山遍野都长着豆类植物。
“这房子以前是谁的？”毕司沃斯先生问。
“一些法国人。”
这个回答，加上他在和雅利安教徒交往时所读过的罗曼·罗兰的作品，使得毕司沃斯先生对法国人由衷地敬佩。
他们边走边看。寂静，荒凉，一幅破碎的风景画中果实累累的灌木丛：多么迷人。
他们听见远处传来巴士的声音。
“嗯，”他说，“我看现在该是回家的时候了。”
“家？”图尔斯太太说，“难道这里现在不是你的家吗？”
就这样，图尔斯家族离开了阿佤克斯。那里的土地按照赛斯的要求出租给了佃户。图尔斯商店租给西班牙港的一个商业公司。在西班牙港出租的一座房子被卖掉，莎玛收取租金的任务结束了。就在那个时候，尽管胜利了却仍然郁闷不乐的莎玛透露说，图尔斯太太要上涨西班牙港房子的租金。毕司沃斯先生震惊了，更让他震惊的是，莎玛拿下她的账本给他看，他的薪水几乎在副食上用光了，她的债务也跟着增长。
矮山的荒凉和寂静被打破了。村民们对于图尔斯家族的迁入没有表示任何抗议，几乎是无动于衷。他们是一群颇具魅力的法国人、西班牙人和黑人的混合体，虽然他们住的地方距离西班牙港很近，但是这儿却形成了一个封闭的、独特的社区。他们具有乡村式的闲散，但是又很礼貌斯文，他们彼此用法语交谈，这使得他们说英语的时候带一点口音。他们有时候也占据房子的场地。他们几乎每个下午都在板球场玩板球，每个星期天都有一场比赛，那时候场地上几乎都是村民。图尔斯家族到来之后，下午的时候，恋人们在长满橙子树的小路和车道上散步，有时候就躲进隐秘的可可树丛里去。但是这一习惯很快就停止了。那些恋人们每次都遇到大惊小怪的图尔斯家的人，因此不得不躲到水沟的上游去。
毕司沃斯先生迁徙到矮山的第一个印象，是图尔斯家族的人口又增加了。赛斯和他的家人已经不算在里面，但是那些以前因为种种理由没有住在哈奴曼大宅的姐妹们现在带着家人加入进来，还有图尔斯太太很多结了婚的外孙和外孙女们，以及他们的家人也一起搬到矮山来了。
毕司沃斯先生被分配到一个楼上的房间，那是中央走廊附近六个同样大小的房间中的一间。这种安排是旅馆式的，每对夫妇一间房，寡妇们和孩子们在楼下的公共区域起居。毕司沃斯先生的房间成为他的家庭总部，阿南德在这个房间里做家庭作业，孩子们到这个房间里找他告状，毕司沃斯先生在这个房间里悄悄给他的孩子好吃的食物。四柱大床、莎玛的梳妆台、书架、书桌和餐桌都放在这个房间里；其他家具，摇椅、帽架、橱柜，像夜里他的孩子们一样，分散在房子各处。
哈奴曼大宅客厅里的家具也同样被分散在各处。在这个房子里，无法区分哪些家具是用过的，哪些是没有用过的，那王座一般的椅子、雕像和铜瓶被留在客厅里，看上去和哈奴曼大宅的客厅并无二致。
让毕司沃斯先生颇为不快的，是一个他从来没有在哈奴曼大宅见过的连襟就住在对面走廊的房间里，他是一个高大、傲慢的人，一见面就对毕司沃斯先生没有好感，并用抽动鼻孔来表示他的不满。
阿南德说：“普拉喀什说他爸爸的书比你的多。”
毕司沃斯先生让阿南德去看看普拉喀什的爸爸有什么书。
阿南德汇报说：“所有的书都一样大小。封皮上有一个标着‘靴子’字样的绿色封套。所有的书都是一个叫W.C.塔特尔的人写的。”
“垃圾。”毕司沃斯先生说。
“垃圾。”阿南德告诉普拉喀什。
“你说我的书是垃圾？”几天之后的一个早晨，普拉喀什的爸爸问毕司沃斯先生，他们恰好同时打开房门。
“我没说你的书是垃圾。”
那鼻孔抽动着。“那你的爱比克泰德、《孟克斯人》和塞缪尔·斯迈尔斯呢？”
“你懂什么我的爱比克泰德？”
“你懂什么我的书？”
从那以后，每当毕司沃斯先生离开房间时，他就锁上房门。消息传开去，人们议论纷纷。
“你真是唯恐天下不乱，嗯？”莎玛说。
到了矮山之后，每个人都在等待着，等待着曾允诺的绵羊、马，等着游泳池的修复，车道的杂草被清除，花园被整理出来，电力设备修好，房子被重新油漆。
孩子们一边等待着，一边剥除着雨树上的藤蔓。但是这些寄生的可爱植物一无用处，它们无法用来跳绳，正如图尔斯太太所说的那样：细的藤蔓很容易磨损，粗的又太笨重。哈瑞把花园尽头那块隆起的花圃上的朱利芒果树砍了，用木板搭了一个狗窝似的小棚子，这就是所谓的礼拜堂。那个W.C.塔特尔的读者在客厅里竖起一幅巨大的镶框的拉克什米女神像，每天傍晚在神像面前做祈祷，普拉喀什说他爸爸在这方面远比哈瑞懂得多。厨房的砖炉被铲平了，房子到厨房的那条带屋顶的小路被拆毁了，用旧的瓦楞铁和后面山坡上弄来的树枝代替屋顶。
阿南德失去了耐心。他开始在孩子们中间散布，如果要重新油漆房子，必须先把原来的油漆刮掉。很快，他就召集了十几个孩子当帮手刮除房子上的油漆。在被发现之前，他们已经在阳台上刮出了许多粉红色和奶油色的痕迹。最后他们每个人都被饱揍了一顿。
毕司沃斯先生也在等着房子的改善。但他并不是特别关心这个。对他来说，矮山只是一个冒险，一次小憩。他的工作使得他不用依靠图尔斯家族。同时矮山还给了他一个攒钱的机会。私下里他偷些水果去卖：每次弄半打橙子、半打鳄梨或者西柚或者柠檬，他把这些水果卖给圣文森特街的一家咖啡馆，声称这些水果是他在自家后院的果树上结的。钱很少，但是定期有，偷卖水果的胆战心惊让他觉得其乐无穷。“偷卖”这个字眼听起来就让毕司沃斯先生兴奋。在清凉的早晨骑车上班的时候，他吹着口哨，然后他会突然跳下自行车，左看看，右看看，揪下橙子或者是鳄梨，把水果扔进他的车后座的挂包中，然后跳上车子，不紧不慢地骑走了，一路走一路吹着口哨。
一天下午他下班回来，发现樱桃树被砍掉了，那个人工形成的土垛有一半被挖掘开了，游泳池有一半被填平了。一周之后，土垛已经变成一小片黑色的平地，游泳池不复存在。游泳池原来的地方搭起了一个帐篷，姐妹们和丈夫们喋喋不休地谈论着附近长着这么多竹子而且不用付钱是多么好的事情，在阿佤克斯他们是要花钱买的。
帐篷是给那些来参加婚礼的客人住的。莎玛有一批外甥女要出嫁。其中一桩婚事在搬家前就说定了，在矮山无所事事的日子里，婚事又被重新提及。婚礼筹办得迅速而突然，细节问题——新郎和嫁妆——很容易就安排妥当，现在这片奇妙的土地已经被置之脑后，人们把所有的精力都投入到婚礼中去。在举办婚礼的好几天之前，参加婚礼的宾客、扈从、舞女、歌手们和乐师们就从阿佤克斯赶来了，他们睡在帐篷里、阳台上、车库里、厨房和房子之间有遮顶的小路上，白天的时候就在地里和丛林里摸索着偷掠。
更多的竹子被砍下来当装饰。车道和小路上放置着水平的竹竿和垂直的竹竿，每个垂直的部分都被注满油，放上灯芯。在举办婚礼的夜晚，黑暗中仿佛飘浮着无数小小的火焰，树木被灯火勾勒出来，但是没有用灯火点缀，看上去坚固结实。地面好像被保护起来似的，在夜晚形成一个温暖的洞穴。七个新郎带着七支队伍来了，还跟着七队鼓手，目瞪口呆的村民们尾随着他们。在水泥台阶脚下，有七个婚礼的欢迎仪式，一个结婚帐篷搭在花园里被特别铲平的地面上，七个婚礼在里面通宵达旦地举行着，而在游泳池上搭的帐篷里，人们唱歌跳舞，宾主尽欢。
婚礼结束之后，房子里少了七口人，宾客们都离去了，被破坏的花园里的和游泳池上的帐篷被拆散了，所有的人又开始等待，等着板球场上小小的看台被修复，车道被清理干净，车道的下水道被修好，排水沟里的淤泥被清除，山脚下的常绿植物被修剪，没有被破坏的花园被重新种上花草。孩子们没有被吩咐就尽自己最大的努力试图改善一切，但是他们分散的努力没有起到什么作用。他们从山坡上采来豆子，但是又不知道怎么处理，只好把它们留在车库里腐烂发臭。
然后，突然出现了绵羊。六只瘦骨嶙峋、光秃秃、茫然的绵羊。孩子们原先允诺得到绵羊，但他们期望的是那种毛茸茸的绵羊，因此也没有兴趣认养。绵羊们被留在那里啃啮板球场上的青草，让玩板球的人和孩子们都懊恼不已。
可可树和橙子树没有什么改变。人们接连不断地探索着丛林，那块地刚开始还只是缺少照料，后来就完全被弃置不顾了。仍然没有人策划或者指挥。就像当时突然从病房里出来指挥变迁一样，图尔斯太太现在突然退隐了。她在楼下有一间小屋子，从那里可以俯瞰被破坏的花园和哈瑞用木板搭的礼拜堂。但是她的窗户紧闭着，屋子被密封起来，隔绝着阳光和空气，她大部分时间都待在散发着氨水味的黑房间里，苏诗拉和布莱吉小姐照顾着她。似乎她只有在和赛斯争吵时才能激发出一点活力，现在这种活力消退了，使得她更加抑郁，以致筋疲力尽、终日悲伤。
格温德有一天拆毁了板球看台，在那里建了一个粗糙的牛圈，毕司沃斯先生惊讶地听说他的牛将要饲养在那里。
“母牛？我的母牛？”
这头牛的名字叫姆忒，和莎玛的缝纫机一样，是她的私密物品。姆忒曾经和图尔斯家其他牛一样，养在阿佤克斯的地里。她是一头黑色的老母牛，疲弱不堪，长着磨损了的短角。
“牛奶呢？”毕司沃斯先生问，“还有小牛？”
“草料又怎么说？”莎玛回答道，“还有水？还有饲料？”
格温德照看着母牛，因为这个原因，毕司沃斯先生才没有再说什么。格温德变得益发乖戾。他几乎不和任何人说话，把他的怒气都发泄在牛身上。他用粗木棍抽打它们，挤奶时，极其细微的不满意也会导致他暴跳如雷。母牛们既不呻吟，也不退缩和发怒。它们只是试图躲到一边去。没有人抗议，也没有人可以去抗议。
毕司沃斯先生说：“可怜的姆忒。”
在母牛和绵羊面前，玩板球的人退却了。板球场上到处是泥泞和粪便，于是有人在球场边上种了一株南瓜秧。
随后砍伐开始了。不到一个早晨的光景，那个W.C.塔特尔的读者就砍掉了车道两旁的克里克里棕榈树。他满头大汗地回到房子里，因为所有的水龙头都是坏的，只好用水桶冲了个澡。图尔斯太太按照她在阿佤克斯的朋友的建议吃了树心，孩子们因为有红色的浆果也就不再难过。格温德坚持自己也有权利，砍掉了橙子树，声称这些树已经枯萎了，容易引蛇，也容易隐藏小偷。
“要是小偷觉得能在这个地方偷盗什么东西的话，那才是愚蠢至极呢，”毕司沃斯先生说，“他们之所以砍掉树，不过是为了摘橙子方便罢了。”
格温德、琴塔和他们的孩子们收集了所有的橙子，放进口袋里，然后用巴士运到西班牙港去。没有人知道卖橙子的钱最后归谁所有。树干被砍成木桩，用来在厨房生火做饭，长满苔藓的树皮正好做引火柴。
孩子们灰心了。他们现在不得不按照吩咐去采集豆子，采摘运到西班牙港的橙子和鳄梨。有些星期六他们要拔除车道上的野草，大人们催促他们进行没有意义的比赛，看谁收集的野草最高。
水管一直没有修好。一些地位没有那么重要的丈夫们在山坡上修了一个厕所。房子里的厕所没有人用，被当作裁缝室。
沿着车道原来生长橙子树和棕榈树的地方种上了树苗，并打着竹桩。母牛们冲破了板球场上的围栏。绵羊们四散逃窜，冲破了竹桩，把树苗啃得精光。排水沟里的淤泥堆积在车道的一边。野草从下水道的水泥裂缝中长出来，一直延伸到浅浅的宽台阶上。
每天早晨，哈瑞在被破坏的花园里的木头狗窝里祈祷、摇铃、敲锣。每天晚上，那个现在被毕司沃斯先生称为W.C.塔特尔的人在客厅里那张镶框的神像前祈祷。图尔斯家族扔在山脚下的垃圾越积越多。无人看管的绵羊们没有生小羊，但是存活了下来。母牛也挤出了牛奶。粪肥和泥泞中的南瓜藤长得枝繁叶茂，开出娇弱的黄色花朵。第一个南瓜，图尔斯家的第一个果实受到热烈的欢迎，然后按照一个无人能解释的印度人的忌讳，女人是不能切南瓜的，于是她们请了一个男人来切南瓜，那个男人就是W.C.塔特尔。
W.C.塔特尔拆除了电力设备，熔化了铅做成哑铃。W.C.塔特尔还宣称要开一个家具工厂。好几十棵雪松被砍倒，雪松被锯断堆在车库里，然后W.C.塔特尔派人到他自己的村子里去找一个叫赛尔菲尔的黑人。赛尔菲尔是一个铁匠，随着汽车时代的到来，他的生意越来越不好做。他被安置在客厅下的一个小屋子里，每天给三顿饭吃，他在雪松木板中间闲散地工作着。他做了许多板凳。有了一些信心之后，他拼凑了一张巨大、不规则的椭圆形桌子，然后又做了许多像岗亭一样的衣柜。没有一处家具的接缝是吻合的，没有一扇门合乎规格，雪松松软的木头上留下许多锤子的凹痕。W.C.塔特尔，他的妻子和孩子，以及赛尔菲尔自己都声称油漆和上光就能掩盖这些缺点。随着图尔斯家人的热情高涨，赛尔菲尔开始制作莫里斯椅子。W.C.塔特尔定制了一个书架。毕司沃斯先生也定制了一个书架。毕司沃斯先生书架上的门在顶部倾斜着，如果两扇门能合在一起的话，中间就会突出一块。赛尔菲尔说这是一种风格。这时候，椭圆形桌子的木板已经收缩，接缝处已经松弛，上面的蜡已经掉落出来，衣柜的门也无法关上。赛尔菲尔用锯子和锤子修理了椭圆形桌子和衣柜，然后椅子和书架需要修理，随后衣柜又出了麻烦。赛尔菲尔被打发走了。家具工厂再也没有被提及。莫里斯椅子已经散了架，被用来当柴烧。有一些胆子比较大的孩子晚上在桌子上睡觉。W.C.塔特尔担任了图尔斯太太的经纪人，在车库里卖雪松木板。之后不久，他买了一辆卡车，把卡车出租给美国人。
于是美国人就来到了村子里，他们打算在山的某个地方建一个营地。军用卡车不分昼夜地在村子里驶过。公墓旁边的小路被扩展了，在绿色的山峦上有一条细窄的肮脏的红线呈之字形蜿蜒在山上，图尔斯的寡妇们凑到一起，在小路的一角搭了一个小棚子，在棚子里储藏了可口可乐、蛋糕、橙子和鳄梨。但是美国卡车没有停下来。寡妇们为了卖酒的执照反而花了很多钱，她们战战兢兢地花了更多钱买了一箱箱的朗姆酒。卡车还是没有停下来。有一天晚上，一辆卡车撞塌了棚子，于是寡妇们撤退了。
虽然周围一片混乱，毕司沃斯先生却超然物外。他不需要付租金，他也不需要为三餐花钱，他积攒了大部分薪水。生平第一次，他有了钱，而且每两个星期钱都有所增长。他既不难过，对他无法阻止的疏忽管理也不生气。他激动地意识到现在每个人都要靠自己——这个道理给他无上的喜悦。他继续偷卖水果，享受着在一片混乱之中平静地进行自己邪恶的计划的乐趣。
不久，关于W.C.塔特尔和格温德的掠夺的消息就悄悄传遍了整个房子。W.C.塔特尔卖了整棵整棵的雪松。格温德卖了一卡车又一卡车的橙子、番木瓜，鳄梨、酸橙、西柚、可可豆和香豆。毕司沃斯先生第二天往自己的袋子装半打橙子的时候觉得自己真是愚蠢至极。他奇怪一个人怎么能不被察觉地偷盗雪松树？莎玛和其他大部分怒火中烧的姐妹一样，解释说树是被就地贱价卖掉的。买主的卡车从北部来到这个地方，绕弯子走山上危险的、事实上没有人走的路。如果不是山上的空地显著地扩大，引起了看守人的注意的话，不会有人知道发生了什么事。看守人是一个忧郁的人，跟着地产一块过来的，像那头骡子一样，他并不清楚自己的职责是什么，但是为了保住这份工作，不得不应付差事。
格温德和琴塔根本不理会人们的悄声议论和沉默。W.C.塔特尔则怒目而视，不停地练习哑铃。他的妻子看上去好像受了冒犯。塔特尔家的九个小孩拒绝同别的孩子说话。
村民们最后终于开始对付图尔斯家族。许多图尔斯家的孩子们去西班牙港上学，他们在公墓附近的终点站搭乘七点钟的巴士。村民们发现每小时一班的巴士十分准时，便开始在巴士还没有到达公墓的时候就上车，宁可多花一分钱也要保证自己可以坐着去西班牙港。然后，孩子们就发现七点钟的巴士来的时候已经挤满了人，而且没有人下车，也就无从谈起剩余空位的争夺战，大部分孩子好几天没有去上学，直到W.C.塔特尔皱着眉头表示他的谅解，主动要求用他的卡车送孩子们上学，价钱和巴士价一样。
卡车必须早晨六点钟到达美国人的营地，因此孩子们只能五点半在学校下车。他们为此不得不在五点差一刻时就离开矮山。这样，他们必须在四点钟起床。天还黑，他们挤坐在卡车的后木板上，在寒冷中穿过群山，经过树枝低垂的树丛，因为寒冷而牙齿打战。他们到达西班牙港时，路灯还亮着。他们被放在学校外面，那时候报童还没有送报纸，仆人也都还没有起床，学校的大门都没有开。他们借着黎明前的曙光，在人行道上玩跳房子的游戏。女子学校的看守员六点钟起床，慌忙穿上衣服放他们进去，请他们不要发出太大的声响，以免吵醒他还在熟睡的妻子。看守员家的房子很小，只有两间屋子和一个狭窄的半露天的厨房，而看守员家里有很多口人。他们已经习惯了早晨穿着随意的衣服在学校的院子里走来走去，他们在院子的沙地上刷牙漱口，他们争吵，他们赤裸着身子从屋子里溜到屋子外面的浴室里，然后在露天里用毛巾擦身子，他们在酸豆树下做饭吃饭，他们公开晾晒内衣。但是现在，从黎明时分起，一切都不同了。就在看守员和他的家人默不作声地吃早饭的时候，孩子们也开始觉得饥饿，于是开始吃三个小时前给他们准备的午饭。这是吃午饭的最好时机，因为到了中午的时候，咖喱饭就会发红变馊。那些一直把午饭留到中午的孩子们往往用饭菜来换面包和奶酪，就这样，即使是图尔斯家的饭菜也为印度菜赢得了名声，双方都觉得自己占了便宜。
返回矮山还有别的麻烦。孩子们三点钟离开学校，而卡车六点离开美国的营地，因此孩子们不可能在八点钟之前到家。而且西班牙港的巴士服务越来越糟糕。因为战争时期的物资短缺和禁令，城市里的巴士很少，矮山的巴士往往是给那些并不走完全程的旅客服务的。为了搭乘巴士，孩子们往往要走将近三英里的路到火车站的巴士终点站。最后一班不拥挤的巴士是在两点半，要搭乘这辆巴士，就意味着要在刚吃完午饭时就离开学校。希望搭乘三点半的巴士的孩子们往往两点半的时候离开学校，步行到终点站，加入等候在那里的人群。等车的人并不排队，因此一辆巴士开来时会立刻引发一场混战。人们从敞开的窗户爬进去，爬上轮胎和油箱盖，挤开后车厢的紧急出口；这样，即使一个孩子设法先从车门挤上巴士，所有的座位也都被占据了。于是孩子们就步行，直到一辆没有客满的巴士或者从美国人营地回来的卡车捎上他们。图尔斯太太从她的房间里递出话来，说孩子们如果在下午回家的路上齐声唱歌就会减轻疲倦；如果女孩子们被调戏了，她们就脱下鞋子（她们穿着有波纹鞋底的鞋），用鞋子敲打调戏者的头。
最后，图尔斯家终于买了一辆汽车，其中的一个女婿开车载着橙子和孩子们到西班牙港去。那是一辆三十年代早期的福特V8，外表还算雅观，而且如果负载没有那么重的话，汽车开起来不会摇摇晃晃。在孩子们和橙子的重负下，汽车的后轮压得很低，汽车前盖轻微地向上倾斜，遇到陡峭的斜坡时，孩子们必须下车。汽车常常抛锚，那个对汽车一窍不通的司机就让孩子们下来推车。孩子们像一群蚂蚁围着一只死蟑螂那样围在汽车周围（女孩子们穿着深蓝色的制服）推着拉着。有时候他们不得不推一英里多的路。有时候他们把车推到山坡上，在汽车滑下来时跳到一边，听见汽车发动之后，跟在车后面追撵，司机催促他们快点上车，一次蹦上三个孩子。然后引擎停止了，他们坐着，蹲伏着或者半站在车上，像窒息了一般沉默不响，等着发动机无用的、刺耳的哀号。有时候汽车到达西班牙港时，一边的汽车前盖掀起来，一个孩子坐在车翼上，起到类似于泵的作用。这使孩子们远比司机高兴，因为他没有带午饭。有时候汽车好几天都被搁置在那里。孩子们就搭乘卡车到西班牙港去；或者他们搭乘七点钟的巴士，这是放松了警惕的村民们意想不到的。
福特V8最后还是被废弃不用了。有一个地位不重要的女婿，不了解孩子们的遭遇，有一天晚上开车去西班牙港看电影。房子里整个晚上灯火通明，姐妹们忧心忡忡，拿着防止调戏者的木棍，沿着西班牙港的路来回走了好几趟。男人们在黎明前回来了，推着汽车。孩子们坐卡车去上学。汽车被从路上推到水沟里，一直到雨树下丛生的野生芋类植物那里。在那里，不知谁卸走了汽车上所有值钱的部分，汽车最后成为孩子们的玩具。
另一辆汽车被买了回来，另一辆福特V8，但是是那种带有汽车尾座的越野车。令人不可思议的是，所有的孩子都挤进了这辆车，他们站在汽车尾座上，就像花瓶里的花枝一样。为了送橙子，汽车还要跑第二趟。在乡村的时候，孩子们还可以假装是在公共马车上，但是到了西班牙港之后，招来人们嘲讽的目光，这使得他们想念从前那辆轿车。
就这样，矮山成了孩子们的噩梦。他们回家时天色已晚，而且回家也没有什么值得向往的。饭菜越来越糟糕，吃饭也变得越来越随便，就在厨房里吃，因此厨房的砖地不得不抹上泥，或者是在厨房和房子之间有顶的地方吃饭。没有一个孩子知道他晚上会在什么地方睡觉，通常是随时随地铺个床睡觉。星期六孩子们要拔除野草，星期天他们要采橙子或者其他水果。
周末，孩子们要遵守房子里的规矩。但是在一周里的其他日子，他们大部分时间都不在房子里，于是他们在房子的规矩之外组成了自己的团体。没有哪个孩子占主导地位，他们之间只有强弱之分。兄弟姐妹之间的感情受到鄙视。任何同盟都不是长久稳定的。孩子们之间只有永远的仇视。他们在炎热的下午徒步回家，图尔斯太太认为唱歌能减轻他们的疲惫，但是他们常常会因为单纯的仇恨引发激烈的打斗。
毕司沃斯先生几乎很少看见自己的孩子，他们彼此之间也生分起来。阿南德为自己的姐妹感到耻辱，因为她们全都是弱者。米娜时常尿急，每次和她同行都会让阿南德陷入耻辱之中。有时候汽车停下来，有时候汽车根本不停。坎姆拉睡觉梦游，但这是件新奇的事情，而且在她这样小的年龄多少让人怜爱。赛薇并不引人注意，直到她被选中在学校的音乐会上唱歌。音乐会是由一家叫兰玛克尔的面霜发行商组织的。赛薇从来没有用过兰玛克尔面霜，但是她同意组织音乐会的老师的说法，认为面霜的标语“瓶子里是清新的风”是正确的。她带着颤音尖声唱“在某个周日的早晨”，然后被发给一小瓶兰玛克尔面霜。图尔斯家的姐妹们吃惊不小。她们几乎把赛薇当作公开表演的演艺人员，并以此教训她们的孩子。从那以后，赛薇就遭到嘲弄和奚落。在海滩上她根据自己的观察，利用一小片交错的海岸线画地图。她试图宣传这一方法，还有了几个追随者，但是后来格温德的一个女儿说那些交错的线条就像赛薇唱“某个周日的早晨”时发出的颤音一样愚蠢且自以为是。于是赛薇的追随者放弃了。一天傍晚，赛薇丢了买车票的钱，被赶下巴士，她只好一直步行回到矮山，当她到达时已经是黄昏，因为惊吓和疲惫病倒了，莎玛不得不给她按摩，这样大家才觉得出了一口气。楼上房间里的按摩、赛薇的眼泪和毕司沃斯先生到家之后的大发雷霆很快就在房子里传遍了。受人宠爱的梦游者坎姆拉被追问事情的细节，她详细地说明一切，并为自己能激发如此的兴趣和愉快而满足。
虽然没有人认可，阿南德还是属于孩子们中的强者之列。他的冷嘲热讽让别的孩子对他敬而远之。起初，他只是模仿父亲，摆摆谱。但是很快讽刺变成了轻蔑，因此在矮山的时候，他对任何事情都有一种迅疾的、深刻的轻蔑态度，这成为他天性的一部分。这带来了缺陷，带来了充分的自觉和长久的孤独，但是也让他所向无敌。
一天早晨，孩子们准备去上学。他们的午饭裹在褐色的纸包里，塞在书包里，汽车等在路上。孩子们一股脑儿拥进车子。他们挤进去。他们强塞进去。他们挤成一团。门被猛地关上。坐在汽车尾座上的阿南德听见赛薇发出一声尖叫和呻吟。孩子们在车没有启动的时候总是气喘吁吁而且脾气暴躁，嚷嚷着叫汽车启动。但是有人说：“快！打开门。她的手被夹住了。”
阿南德幸灾乐祸地大笑起来，但是没有人和他一起笑。孩子们下了车，他看见赛薇蹲坐在路边湿润的兔子草旁边。他几乎不忍心看她的手。
莎玛、毕司沃斯先生和一些姐妹们跑到路上来。
米娜说：“阿南德幸灾乐祸，爸爸。”
毕司沃斯先生狠狠地揍了阿南德一顿。
毕司沃斯先生觉得现在应该是他从矮山撤退的时候了。回到西班牙港已经不可能。当他散步的时候，他开始搜索合适的地皮。
很快，一连串的死亡接踵而至。
一个叫沙门的采橙子并送孩子们上学的女婿在一个下雨的早晨，从长着苔藓的橙子树枝上滑下来，摔断了脖子。他几乎立刻就毙命了。那天孩子们没有去上学。沙门的寡妇试图把这个假日变成一个丧日。她哭泣着哀号着，拥抱着每一个走近她的人，要求把死讯传递出去。死讯送出去了，沙门的亲属那天下午来到矮山。他们是一群再普通不过的人，即使在悲伤中也腼腆羞涩，他们把沙门放进一口普通的棺材里，然后把他抬到墓地。村民们聚集在墓地围观印度的葬礼。哈瑞身穿白衣戴着念珠，在坟上哀号，用一片芒果树叶在坟上洒了水。
“他也是这样祝福我的房子的。”毕司沃斯先生对阿南德说。
沙门的寡妇尖叫着，晕倒了，她苏醒过来之后试图扑进坟墓去。村民们饶有兴趣地注视着。其中一些知道印度风俗的人悄声说着什么。
W.C.塔特尔接替了送孩子们上学的工作。他把自己的孩子们都安排在他身边的前座，让其他的孩子们挤坐在后座上。他抱怨汽车难开，并把一切过错都归咎于沙门。很快就传说，W.C.塔特尔用汽车贩运私货。他威胁说如果不停止议论，他就不开车。除了乖戾的格温德之外，没有其他人会开车。议论就这样平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