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二年，我对英国人留下的建筑大多未加特别留意。由于我在特立尼达已经和英国有过接触，印度的英国建筑在我看来似曾相识，不足为奇。或许也因为一九六二年印度刚刚独立了十五年，在那个年代，我只顾把英国建筑当作陪衬的背景看待。我向往的是印度过去的成就。甚至连新德里那几座鲁琴斯①的著名建筑我也不认为有什么特别可观之处，我觉得其规模过于炫技，我也在他的纪念性建筑中寻找他从莫卧儿建筑师承袭的主题，我在他的模仿修改里看到了更多夸耀的成分。
我甚至也用这种偏颇的眼光看待较不重要的英国建筑，包括在乡下为官员所盖的平房和别墅。这些屋舍住起来舒适，它们有柱廊和阳台、厚墙和高顶，有时窗户上方还有额外的窗子或开口，因此颇适合当地气候。但在印度贫穷乡间的衬托之下，它们显得太豪华。它们似乎还夸大了印度气候的恶劣程度。因此，虽然这些英国建筑完全属于印度，它们却仿佛把印度远远隔离在外。
但是，岁月飞逝，我们的感觉和观看方式也会随着变化。印度人已经在独立后的自由印度建设了四十年，他们在这段时间所建的东西令人更想看看之前的建筑。在自由印度，印度人像没有传统的民族那样建造，他们基本上是在呆板、肤浅地模仿国际风格。难以理解的是，印度人不像英国人那样，实际上不以印度气候为考虑。他们太执迷于模仿现代风格，大多数这样盖出来的房子——孟买那些单调乏味、方方正正又靠得太近的高楼，勒克瑙及马德拉斯的钢筋水泥怪物，新德里的住宅群落——只会使艰苦的热带生活更加艰苦，更加炎热难受。
自由印度的大多数建筑非但未能激发人们对美丽、雄伟和希望的欣赏——比起有钱人，陷于极度穷苦的人可能更需要这种振奋精神的情怀——它们反而助长了印度的丑陋、拥挤以及日渐严重的肉体煎熬。一个热带贫穷城市的恶劣建筑不仅涉及美感问题。它们糟蹋了人们的日常生活，磨耗人们的精神，引发了可能会四处流窜的怨怒。
比起任何殖民时代的英国建筑，这样的印度建筑都更加无视使用者的需要；因此，英治时代公共工程部所建的最简单实用的平房现在看起来像是考虑周全的建筑。如果从这里开始，再考虑印度境内英国建筑的诸多种类，其历时之长久，那两个世纪之中所呈现的不同风格，随时代完善的功能（火车站、加尔各答的维多利亚纪念堂、孟买的印度门、勒克瑙及新德里的议会大厦），那么我们就不能否认英治印度的建筑——那么容易被视而不见的建筑——乃是这个次大陆上最好的非宗教建筑。
比起新德里，加尔各答更算得上是英国人建造的印度城市。它是英治印度的早期中心之一；它随着英国势力而发展，不断整修增建；直到一九三○年，它一直是英治印度的首府。加尔各答首先以宫殿之都著称，后来又成为大英帝国的第二大城市。建设加尔各答时，英国人信心满满，不以印度统治者所好的风格为本，而是把欧洲的古典风格移用到印度，借以标志外来文明的胜利。但是，经过两百年的发展，这个帝国城市也成为了一座印度城市，同时，作为一个港口，作为行政与商业、教育与文化、英国与印度时尚之中心，它也跟印度其他城市截然不同。一九六二年末，在经历了数月印度小镇及乡间生活之后，我一到加尔各答就立刻感觉到了大都会的气息：它有大都会的种种视觉刺激，在这里种种奇遇、利益和加强的体验都可能获得。
二十六年之后，这座英国人建造的城市的壮丽——宽阔的大道、广场、善加利用的河流和开放空间、妥善配置的宫殿和公共建筑——仍然可以在夜间像幽灵般被瞥见。此时，白天的人群已经回到他们的小窝休息，准备应付加尔各答另一个团团转、空茫茫、惨兮兮的日子：破损的马路和小径；汽油及煤油散发的褐色烟雾使得炽热的阳光更加凶猛，在皮肤上留下一层尘垢；世界上最破旧的大巴及汽车整日不停、此起彼伏、像蝉般尖叫的喇叭声。纵使只像幽灵，英国人建造的这个城市仍然看得见，因为自从独立以来几乎没有新的建筑。
精力和投资用到了别的地方。加尔各答没有得到眷顾，靠消耗自己的脏腑而生存，展示着一幅生命的假象。加尔各答市中心的某些建筑似乎从一九六二年以来就未曾粉刷油漆过。在一些墙壁和柱子，例如待拆的建筑的墙柱上，旧海报和糨糊粘在一起，像干硬破碎的纸板。你设想着，如果要刮除那层东西，恐怕连水泥都会一起掉下来。著名的殖民时代俱乐部如孟加拉俱乐部、加尔各答俱乐部等正在衰败，印度人出入于过去不能涉足的场所。里里外外尽是衰败：加尔各答有几分像六十年代比利时人撤离后本地人擅自占领的非洲殖民聚落。擅自占领，情况就是如此。独立时，由于孟加拉被分割为属于印度的西孟加拉和属于巴基斯坦的东孟加拉，大批难民从东部涌入。他们哪里有地方就占据哪里居住下来，把城市内及周边好几大块地区都挤满了。从那时到现在，这座城市的人口已经增加了一倍。
白天，街道上或草木干枯的大公园里根本没有空间，没有可以散步的地方。你可以开车，非常缓慢地经过东挖西挖的马路和水泄不通的人群，前往托里衮吉俱乐部，在那里的高尔夫球场上散步。但是，这条路开得你筋疲力竭，然后，回程还得忍受的煤油汽油烟雾也会叫你败兴而归。别人会告诉你，直到十五年前，加尔各答市中心的街道每天都还会清洗。可是，我在一九六二年也听过同样的话。甚至在那时候，独立十五年之后，以及那几场会令许多人难忘的印度教徒与穆斯林大暴动发生十六年之后，人们已开始怀念加尔各答的黄金时代。
英国人建造了加尔各答，留下了他们的标记。当英国人不再是统治者时，这城市也开始死亡，虽然这并非历史的必然。
齐达南达·达斯·古帕塔是一九六二年我在加尔各答见到的人之一。当时他在帝国烟草公司上班——这家公司后来改用不那么刺眼的简称ITC。因为他在这么一家显赫的英国公司工作，齐达南达是为数不多的人人称羡的被称为“提箱仔”的印度人之一。
这些提箱仔认为自己融合了印度和欧洲的文化。提箱仔的工作一方面跟英国人来往较多，乃是教养的象征，同时又稳定无虞，因此其他印度人对他们既钦佩又嫉妒。他们薪水很高，属于印度待遇最好的工薪阶层，另外——提箱仔在待遇上的锦上添花——公司还为他们提供汽车和备有家具的公寓。他们的职务并不繁重。提箱仔上班的每一家公司都或多或少独占了印度的某个领域。提箱仔必备的条件只是教养不错，关系良好，举止优雅。
齐达南达还有另一件事情做。他热爱电影，是加尔各答电影学会的创办人之一。有天晚上，我在加尔各答电影学会碰到了他。二十六年之后，有人——就是在孟买告诉我生平故事的那位秘书拉赞——提起这件事，说是当晚活动结束后齐达南达要他把我安全送回我住宿的制药公司招待所。我对拉赞毫无记忆，至于他，能够跟影坛人士及孟加拉上流社会在电影学会度过这样轻松的一夜可真是太棒了，让他稍微见识了远比他所知道的更加美好的加尔各答。我对学会的办公室只有很模糊的印象：塞满旧办公家具的小房间，天花板上一盏昏暗的灯。我记得齐达南达的提箱仔模样：四十岁，身材修长，蓄小胡子，穿灰色西装。
齐达南达没有在ITC待下去。他改行去拍电影和写作，这成了他的职业，也使他离开了加尔各答。大约二十年之后，他在半退休的状态下回到加尔各答。他半个礼拜的时间在《电讯报》主编文艺版，其他时间则住在圣蒂尼克坦——孟加拉诗人与守护圣人泰戈尔所创立的大学。
圣蒂尼克坦离加尔各答有两个半小时的火车车程。齐达南达正在那边盖一栋房子，先住在已经盖好的部分中，四周还在施工之中。我在一个星期天到那边见了他。
我设想这是由一个诗人兼教育家建立的类似甘地在南非所设立的凤凰村的机构：与独立运动有关联，同时又是反对过分制度化的产物。我知道这所学校有音乐课程、户外教学、茅屋教室：它有淳朴的田园风味，基础却很脆弱，靠着大家还抱着与人为善的态度才得以存在，而且因为我很久未曾听人提过圣蒂尼克坦，我还以为它已经消失了。
我搭乘圣蒂尼克坦线快车前往，坐的是有冷气的休息车厢。车厢摆设得像起居室，有沙发和扶手椅。装潢的基调是佛教风味，车厢内一块围起来的地方过去可能还设有神坛：这令人想起，往北是佛教地区。我是这节休息车厢里唯一的乘客，加尔各答旅馆的领班为我付出的可怕票价终于有了解释。不过，我却一点都没有得到高级享受：铁路局的低层职员把休息车厢当作睡觉场所，眼前就有三个在沙发上打鼾大睡。
车外是三角洲上平坦无树、适合种水稻的土地，分别呈现绿褐两种颜色。绿色田里都是水，一畦一畦长着不同时期插种的稻子。在一些田里，尚未插种的成列的一捆捆秧苗立在水中，像小小的禾堆。已经收割的田地呈黄褐色，干涸无水，有些田留着稻梗，有些已经清理、犁过，有些田里隔着一段距离就有较黑的新土堆，等着犁进旧土以恢复地力。在许多地方，水从一畦田被引去另一畦，有时使用电力帮浦，有时用手将一种可移动的长筒降到有水的田里，再升起来把水倒入另一畦里。在这片宽敞的三角洲上可以看到每一种跟种稻有关的活动：沿途好几英里情况都是如此，实在很难理解这里会发生饥荒。但是，到了圣蒂尼克坦附近，土地开始变干，开始像是平坦的沙漠，有点令人生畏。
齐达南达在火车站接我。过了二十六年，我们像是在一出戏剧的第三幕再度上台的演员。先前在第二幕结束时我们是年轻的，现在重新露脸时头发和眉毛上撒了化妆粉或面粉。他穿着印度式便装（不是我记忆中提箱仔穿的灰色西装），开的是一辆旧的大使牌汽车。他说，在这里开这种车比在德里便宜多了，这是他决定搬来圣蒂尼克坦的原因之一。
从火车站出来的短街里挤满了摩托三轮车。齐达南达说，汽车在这里是入侵者。其实，圣蒂尼克坦有自己的火车站，但是前一站波普尔的居民却要求所有前往圣蒂尼克坦的乘客都在波普尔下车，以增加当地市集的生意。
过了不久我们就来到野外。周围有树木。齐达南达说，许多树是由大学种植的，它们有助于增加雨量。有了树荫也不错，不过，灰尘还是很多。现在大学里已经没有土砌茅屋，只有粉刷成赭色的水泥房子。我们经过圣蒂尼克坦寺。这是一栋大小合适的建筑，刻意淡化了宗教场所的色彩。但它脱不了其时代特色。它的墙壁有洞孔并装饰着彩色玻璃，从路上看去，它有爱德华七世时代的建筑风格，而且有点俗丽。
齐达南达向我指出几栋泰戈尔在圣蒂尼克坦时住过的房子。齐达南达说，泰戈尔很快就会在一间屋子住腻，因此喜欢搬来搬去：这是诗人的特权，创办者的特权，或许也是孟加拉贵族的自我放纵。我也看出这位伟人在圣蒂尼克坦恣情任性的一面：有些大学建筑是泰戈尔自己设计的，试图融合印度教、印度、中国等各种亚洲建筑风格。这种视觉设计理念背后所涉及的浪漫和自欺现在显得有点不可思议，但在当年，恣情之中想必也有迫切的追求——想要让亚洲在大英帝国及欧洲古老而又看似永恒的荣耀之前挺立起来。
齐达南达尚未完工的房子位于大学区的边缘。这栋砖造房屋会有两层。一楼几乎已经建好，二楼部分大约还要三个月才能完工。房子三面有空地。齐达南达选上这地点是图它的隐秘性、安静和新鲜空气——这些在印度城市里都已经找不到了。不过，齐达南达前来圣蒂尼克坦的主要原因在于这所大学——虽然经过种种转变之后它跟任何印度大学已无两样——跟他成长时所接触的独特孟加拉文化有关系。对他而言，这块土地是神圣的，就像前来参观的单纯的印度观光客也以另一种方式将之视为神圣一样。这些观光客来这里并不是因为他们对泰戈尔的诗作或事迹有所了解，而是因为他们听说他是圣人，而探访这类人的纪念地是值得一做的事。
齐达南达的父亲做了一辈子梵社的传道者。梵社信仰的是泰戈尔父亲在十九世纪宣扬的一种净化或改革的印度教，其目的在于结合英国、欧陆的新知识与《吠陀经》《奥义书》所传述的古老冥想性印度教理念。它是从现代印度第一位改革者及教育家、孟加拉人罗姆莫罕·罗易大公的想法直接发展而来。今天，当欧美的产品和发明已经改变了世界，各地单纯的人都必须针对周围吸引他们的文明做出调适时，像罗易和老泰戈尔这类人的想法和做法已经不容易被赏识了。在十八世纪末和十九世纪初的印度，来自欧洲的产品还不是那么多。处于当时印度文明的停滞状态之下——一切以老习俗、旧规范为尊——必须具备非凡的智力，才看得出欧洲新事物的优点。
齐达南达说，“梵社的信条结合了《奥义书》教义的要素和一些基督教的形式，譬如做礼拜——星期天早上和晚上各一次礼拜。在较大的教堂里，大家坐在长椅座位上，前头还有一个布道坛。礼拜项目由口述仪式及祈祷、圣歌轮流交替，圣歌之中有许多是泰戈尔写的，有一些是他父亲写的。泰戈尔的父亲设计了这套礼拜的方式。梵社做了如下区分：一方面是《奥义书》的一神论及认为有一种无形而无所不在之神灵的看法，另一方面是往世书所描述的印度教——偶像崇拜、众多神祇，又跟万物有灵论、种姓思想混杂在一起。梵社主张妇女接受教育，认同民主的理想，鼓吹废除种姓制度。”
这是齐达南达父亲毕生为之奉献的信念。他在年轻时就做了这个决定。
“从我父亲十岁开始，我祖父就常带他去参加梵社的礼拜天聚会。聚会在现今属于孟加拉国的吉大港。”吉大港，如今让人联想到孟加拉国的贫穷和天灾，但四百年前在葡萄牙诗人卡蒙斯眼中却是肥沃富庶的孟加拉最美丽的城市之一：吉大港，孟加拉国繁华之都。
“十四岁时，我父亲决定要加入梵社。我祖父从未料到这个结局，对此非常生气。我父亲一天晚上离家出走了。他真的就靠步行和——用现代话来说——搭便车，就是坐牛车和船，前往五百英里外山上的西隆。在当年，大家对过路客还会尽地主之谊。我父亲告诉我，他整天步行或坐牛车，晚上就到最近的人家要求过夜，人们总是会答应。
“他到西隆去是因为他认识那边的一些梵社会员。他们帮他安排入学，他跟不少名人一起上大学，包括萨蒂亚吉特·雷伊②的父亲苏库玛尔·雷伊，一位杰出的幽默作家和出版家。
“我父亲并未毕业。他读的是当年所谓的‘初级文科’，即大学的前两年，然后他就成了梵社的传教士，有一小笔津贴。没过多久，他认识了我母亲，坠入情网——这发生在比哈尔的恒伽，我母亲的父亲在那边是很有声望的医生。当我父亲向他提亲时，医生答应了。我父亲一辈子都是个穷传教士。”
对于有这种背景的人来说——或许对所有梵社的信徒都是如此，圣蒂尼克坦因为一个特殊原因而成为圣地。
“泰戈尔的父亲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旅行时经过了这个地区。这里像是一片沙漠，他很喜欢这个地方。他看到一棵树，就坐在树下。那天他决定在那个地点设立一间静修处，并且以古代的婆罗门教禁欲静修处为模板——你在那边求道时可以过着独身的日子，在宗师的跟前学习。他果然设立了一间，然后过了颇长的一段时间，泰戈尔设立了大学，叫毗湿瓦婆罗提，即印度世界大学。在泰戈尔父亲坐过的树下的那块地方现在有一个凸起的平台，那被看作是圣蒂尼克坦最神圣的地点。
“德文德拉那特·泰戈尔把罗姆莫罕·罗易大公在十九世纪早期发起的改革运动转变成一种宗教，它改变了孟加拉的中产阶级。泰戈尔又把这种宗教扩展成一种文化，这种文化最后成了尼赫鲁的政治。由于泰戈尔把它引导入一种文化而不局限于宗教，因此它很快就被广大的中产阶级吸收。严格说，梵社今天还存在，不过原来的活力已经脱离这个组织，渗入了更大的社会。”
齐达南达在一九四○年十九岁时首次到了圣蒂尼克坦。当时他跟家人住在隔邻的比哈尔，他父亲建议他到那边度假。他投宿在招待所里，跟一位在大学教蜡染的印度尼西亚人同住一房。跟外国人在一起让齐达南达很兴奋，他对印度尼西亚人的名字——帕拉哈斯托——也非常感兴趣。这是直接出自印度教史诗《摩诃婆罗多》的名字。齐达南达立刻对印度和亚洲有了一个较大的视野，他又觉得——这是泰戈尔希望他大学里的学生所感受的——他到圣蒂尼克坦是来到了一个属于全世界而非仅属于印度的地方。
几天之后，泰戈尔在寺庙里做了一场演讲。
“那是一个十二月的清晨，天气很冷——那时候圣蒂尼克坦房子还没几间，大部分是空地——我们就坐在玻璃寺庙冰冷的大理石地板上，那些玻璃有好几种颜色。太阳出来之后，光线在大家脸上和衣服上投下五颜六色。我们都坐在那边等候泰戈尔。
“他坐在轮椅上被推进来，然后从轮椅上站起来。他很高，但因为年纪大而驼背。他自己走了过来。他系白色腰布，穿白色长衫，披白色披肩。那样子让我印象深刻，像是回到了古代印度，有一种碰到昔日智者的浪漫感觉。他坐在一个很矮的凳子上，其他人则都坐在没有铺任何东西的大理石上。
“然后开始唱歌。没有现代乐器，全都是传统乐器。但也没有管风琴——泰戈尔不喜欢这种乐器，因为它的音阶是固定的、西方式的，而且它也弹不出印度古典音乐中很重要的半音或微分音。他们接着唱了一首圣歌，那是泰戈尔所写的圣歌之一。
“他看着一份稿子用孟加拉语演讲，夹杂着梵文的引句。他身材很高大，有六英尺二英寸高，而且看起来很强壮，我对他尖细声音和硕大身躯的对比很感奇怪。我原本以为他会有深沉洪亮的声音。过了几分钟我才觉得自然。不过，我很快就转而被他演讲的内容吸引了。那是在一九四○年十二月，战争离我们很近。他演讲的主题是文明的危机——他很担心人类走向自我毁灭的趋势。”
就这样，泰戈尔向齐达南达介绍了一种看待世界的方法。印度独立运动的好运气之一在于它的许多领袖具有宏大的视野，眼光不仅限于跟印度有关的使命。
齐达南达那次初访圣蒂尼克坦历时两个星期。泰戈尔不到一年之后过世。跟许多孟加拉人一样，齐达南达觉得泰戈尔不在之后圣蒂尼克坦就失去了意义，直到四十六年后，他才重回旧地。事实上，他只在决定要到那边定居之后才回去的。他重回圣蒂尼克坦的方式跟我刚做过的一样：他在加尔各答的豪拉车站上火车，两个半钟头之后在波普尔下车。
“那车站让你见识到最差劲的孟加拉小城的情况——丑陋、嘈杂、拥挤，到处是我在我们国家都市化过程中所看到的贫乏，也就是心灵的贫乏、基本用品的贫乏。那车站的转变比圣蒂尼克坦的转变大得多了。
“我从波普尔的混乱之中走过。我知道我要前往圣蒂尼克坦，那边会有开阔的空地、安静的环境和树木。那种混乱没有让我太心烦——因为反正你也无法一厢情愿使你国家的真实情况消失。现在我做瑜伽已经做了十五年，它大大地帮助我达到这种心境——有了这种心境我就可以在短时间内忍受周围的一大团混乱，而不会丧失我自己心灵的平静。
“所以说，甚至在第一次造访时我就喜欢上这地方了。几个月之后，我买了一些地，尽我财力许可尽量买，而且立刻就开始盖房子。我有一位老朋友是退休建筑师，孟加拉人，他帮我画了设计图。他熟悉这片地区，这里的气候和风向。
“这地方已经改变了。我没期望它还和过去一样，你无法回到这里人们还住在着砌房屋、宁愿赤脚走动的老日子。我倒是觉得，回到这里之后，我也回复到更自由的思考、生活和行动方式中。这里不会让我觉得受到禁锢。我又在重读《奥义书》了，这是重新燃起的兴趣。在名义上，我是无神论者，不过，我已经达到一种境界，把灵性追求跟有神论、宗教看作两回事。对我来说，《奥义书》的内涵涉及人类从灵性的最高层次了解宇宙和本身的意图。
“从加尔各答到这里只要两个半钟头，但我觉得已经离我的前一个人生阶段非常远了。你在一九六二年看到的那个提箱仔已离我的文化和成长的根基相当远了。”
年轻时，齐达南达曾想要当老师。有段时期，他甚至想跟他父亲一样当梵社的传教士。但是，他想在社会上留名的欲望使他走上广告业，然后又进入烟草公司。
他得到那个职位的消息传来之后，大家都向他道喜。他太太却说，“你为什么要做这种工作？你不知道我们会变成不一样的人吗？”
齐达南达说：“一九六二年你碰到我的时候，我正在负责公司的广告，那是国内最大的广告案之一。那家公司本身从英治时代以来就有烟草专卖权，生产的东西几乎不管质量如何都卖得出去。我来告诉你那个提箱仔的世界是多么地散漫。有一位薪水很高的人事经理，他不少时间就花在量某一类主管该得到的地毯尺寸以及跟他们的太太讨论窗帘的颜色上。
“提箱仔被制造成一种非常奇特的动物。整个体系是为英国人的需要而建立的，为了他们的生活方式，他们吃坐睡拉的方式。到这边工作的英国人把他们待在印度的时期看作像是住在旅馆一样，什么东西都有人提供，包括每一条毛巾，每一把汤匙。这段日子只不过是前奏，过后他们就可以回老家，买一栋房子，有自己的洗衣设备。他们在这里时甚至还配有用人。
“加入公司只有六个星期时，我写了一份报告说公司应该改用简称ITC。当时大家对这建议只觉得好笑。
“就像大英帝国本身的行政体系一样，作为其延伸的商业帝国也把一小群印度人跟其他人区分开来，将他们变成支配系统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这样做的目的在于使他们对英国利益比对印度利益更加上心。而且，这是通过非常微妙的方式达成的。不管是在行政还是商业系统，英国人会毫不迟疑地在印度主管手下工作。我想别的帝国里没有这种现象，目前在印度开设的外国公司里也仍然看不到这种事。在法国或美国或日本的公司里，几乎没有半个他们的国人在印度人手下工作。
“我的公司阶级很分明，有两类不同的人员：主管和雇员。我们这些主管有车，还配了司机，我们的太太外出购物时——譬如去挑选地毯和窗帘——另外有车。我有些同事接到董事长电话时都会把领带拉直，或者如果他们要外出午餐的话，会派车回家拿一件干净的外套来换。不用说，在公司里主管有他们自己的洗手间。
“我太太很快就习惯了这些享受，爱上了它们。我喜欢这种舒服的日子——不这样说的话就是虚伪了。我还必须说，那种生活方式对我们后来的需求有深远的影响。
“我的问题是这样的：我出于对文学和电影的兴趣，下班后总是跟一些完全不同的人来往。一天工作结束之后，我会前往加尔各答电影学会的办公室。我在印度独立的一九四七年跟萨蒂亚吉特·雷伊一起创办了那个学会。我们的主要工作是贴信封和写地址。我们头顶上有一台电扇，那可算是幸运了——这地点是一个片商的肮脏的办公室。我们在那里讨论世界电影的伟大成就。
“雷伊对我们的工作很投入。他身材很高，肩膀很宽，常让我想起泰戈尔，我现在把他看作泰戈尔那个时代的最后一位伟大的代表人物。不过，跟泰戈尔不同的是，他的声音很洪亮。他皮肤黑，泰戈尔的皮肤则是白皙柔细。以他的文化教养，印度性，全面关怀（不能跟流行的世界主义同日而语）和真诚而言，我在雷伊身上看到了梵社成员的一些典型的美德。
“于是，我过着化身博士那种两面生活。白天穿的是很正式的西方服装，晚上则去电影学会。有些时候，某位同事会对我的休闲活动感到好奇。他会到电影学会来看一场法国或德国电影，但他会受不了我那些亲密伙伴身上的汗臭——他们坐了一大段汽车或电车，或是走了一大段路，然后在没有冷气的办公室工作了一整天，又没办法回家换衣服。
“这种两面生活所造成的心灵不安的强烈症状终于以非常具体的方式呈现出来。我记得跟同事去参加我们公司一位英国主管和一位印度女子的婚礼，这件婚事在高层管理人员之间引起了一片哗然。
“跟我的同事一样，那天我当然穿着上班的西装。或者，可能是我自己没骨气。那是个非常闷热的晚上，结果我发现婚礼中尽是穿着舒服的薄毛葛布长衫和腰布的孟加拉人。在完全不合宜的衣服底下，我浑身是汗。这时，我突然明白了我属于哪一边，嫌恶地对自己说：‘你把自己搞成了什么样子！’这件事使我内心的许多东西具体化，我开始考虑离职，放弃作为公司经理人员必须过的那种生活方式。
“我可要说，做那些工作真是大材小用。我们销售部门有许多人会到加尔各答和全国各地的市集去，就我所知，他们的主要工作就是抽查烟盒背后的批号，看看香烟是否过期。
“就这样，大家吃完早餐去上班，然后吃午餐，再到市集走一圈，接着上俱乐部，每天都混到很晚。办公室、家里、俱乐部都有冷气，因此一天下来没吹到冷气的时间不超过半小时或一个钟头。
“这种生活方式的主要优点就是你可以不用思考。只要你开始思考，就会觉得不对劲。这种日子毁了一些印度人，使他们的独立能力永远受到影响，使他们变得虚伪自大。我见过不少这样的人，他们如果没有这个保护伞就无法独立自主。我也看过一些人在组织里受尽了屈辱。
“这些职位基本上是闲差。因此，他们会去掉你职位的一些权力象征，让你无事可做，借此来羞辱你。我见过一些人每天来上班，就在办公室里坐一整天，然后下班回家——这些人是牛津和剑桥毕业的，如果做别的工作，应该更能发挥才干。公司上下都知道那种屈辱，那种情况毫无遮掩。但许多人根本不敢辞职，因为那就像是在瑞典北方的严冬被撵出温暖、灯火通明的屋子。
“那时候，印度人的企业还没有扩展得那么大，机会很有限。反正，印度公司也没办法让提箱仔过他们已经习惯的那种生活。如今，印度企业可以提供你某些福利，让你过很豪华的生活——要是你有成绩的话。他们可是看得紧：印度企业里没有闲差事。
“到了六十年代中期，商场上开始了一场变革。处于困境的提箱仔团队必须面对现实。烟草公司改变了，它在短短十年间做了转变——就文化的变迁而言，十年是相当短的时间。这转变是由印度人造成的。英国人训练他们的人手，但他们不想亲自主导商务。今天ITC已经多元化，面对香烟业发展的减速还应付得相当不错。”
那项转变证实提箱仔文化也有可取的一面，我们必须记住这一面。
“他们有很强的工作责任感。他们充满冲劲，严守纪律，虽然并不都明白为什么而冲。内心里他们是善良的印度人，爱国的印度人。我记得一九六二年中印战争时，也大约是我们碰面的时候，我们公司举行了一次财务委员会的会议。财务部经理说：‘各位先生，你们认为委员会下次会在北京开会吗？’我回答说：‘经理，不会的，除非我们总经理喜欢在腋下夹着一把雨伞。’对英国人我倒要这么说：他们喜欢听这种机智的应答，也会因此而尊敬你。”
阿修克比齐达南达年轻二十五岁，在一家老牌的英国提箱仔公司上班。这家公司现在已经被属于超级富有的印度金融、企业新生代的一员所收购，而公司的商业活动大部分都在国外。
阿修克并不是为了齐达南达所描述的优待和地位才进入商界的，他感到比较来劲的是“营销”，这个行业有现代味和主动性，走在潮流前端。（我认为营销跟推销是同一回事，因此没有向阿修克问个明白。好几个礼拜之后在德里，一位曾经做过广告的人给了我这个明确的定义：“营销的工作在于找出并满足尚未获得解决的需求。”不是创造需求——在贫穷国家里那会被看作邪恶之举；只是找出未获解决的需求。）
阿修克的第一则故事——他一共告诉了我三则故事——谈到他如何想办法进入营销业。
“我有几次失败的开端。第一次是在大学主修商科，那是我父母要我做的。我知道商科不适合我，但还是咬着牙硬读下去。我勉强通过了毕业考试，那使我的自信颇受打击。然后，我向一个管理研究所申请入学。我那样做是因为每个人都如此。正如意料的那样，我并未被接受。
“在那个关头，我父亲替我在德里的一个商会里弄到了一个位置。我在那边待了一年半。我碰上那个商会所服务的一些工业巨子，也见过一些土气的人。那段日子让我大体上了解，在印度什么事情都是半调子。我只拿一点薪水，每个月三百卢比，十五英镑，不过我住在一位叔叔家里，没有很多开销。
“有一天，在德里国防部宿舍区的一个中产阶级派对里，我碰到了这位马霍特拉博士。他身高中等，体型肥胖，穿着一套深褐色西装。我问他在哪里高就，他脱口说他是印姆巴的所长。我再问他印姆巴是什么机构，他说那就是经营暨企业管理研究所。名称听起来有点熟，不过那是因为许多这种机构都有类似的名称。总之，我对他印象非常深刻。他年纪有四十五六，我则是二十出头。他看起来很有钱，言谈也是有钱人的模样。刚开始他对我不怎么搭理，显然只是把我看作在什么地方工作的另一个年轻人。
“后来，谈到我父亲是加尔各答一位颇有分量的商人时，马霍特拉博士对我的态度就起了变化。这下子，他很想知道我在做什么，赚多少钱，然后告诉我说，他认为我应该还大有发展。他那边愿意说，我这头也乐得恭听。他对我只有好话。
“在他看来，像我这样拥有显著才华的人原本可以予取予求，却甘愿在没什么名堂的商会中浪费时间，赚取一个月三百卢比的薪水，这令他相当不解。我说：‘你有什么较好的建议？’他说：‘天啊，还用说！’他描述了印姆巴研究所的情况。从他的话听来，印姆巴的目的是要在印度让尽可能多的人接受营销的概念。而他现在计划从德里扩展到其他大都会中心。
“照他的说法，印度的大公司都想借用他的营销长才，好几个著名品牌的成功跟他都有些关系。单单听他说这些就令我感到兴奋，让我见识到过去已经听过不少的营销行业的精彩之处。
“我觉得我有进入营销这一行的必要。有部分原因是我的许多朋友和同事都向这些以营销为主要科目之一的管理研究所提出了申请，或者加入了大公司，在其中的营销部门任职受训。我可不了解营销是怎么一回事，但我觉得它似乎是可以做的工作。它有某种魅力，几分神秘。
“我同意马霍特拉博士的看法，认为我当时的工作是在浪费时间。他请我隔天到他办公室去，并暗示我可以在那边学到一些有用的东西。第二天早上，我匆匆前往。就那么一下子，马霍特拉博士给了我一份工作，薪水是我在商会的两倍。更诱人的是，我还可能回到加尔各答工作。
“我问他，为什么像他这样明显很成功的营销专家会对一个像我这样毫无经验的初学者、一个进不了管理研究所的人产生兴趣。他回答说，在他看来，所谓专业学位，什么理学学士、理学硕士和博士不过就是理学学屎、理学硕屎和博屎。他这些话又让我印象深刻。以前我的成绩单上甚至常有这样的评语：‘其成绩并未真实显示其能力。’因此，马霍特拉博士的话让我很有共鸣。
“‘工作经验才有用。’他说。他又说，因为有那种看法，他宁愿录用像我这种新人，让他们学习发展。
“他要我管理加尔各答的分部，或者如他所称，印姆巴的‘加尔各答业务处’——我想他喜欢‘业务处’这个字眼的现代味。照他的描述，我的工作是安排课程，以相当高的学费招收公司及个人学员。
“我还没昏了头，因此问他，这将如何帮助我学习营销。我看得出来，我的工作是在推销印姆巴，而不是在学习显然是印姆巴引以成名的营销技巧。他说，那只是我工作的一个层面。印姆巴本身会深度介入客户的营销和咨询。这打动了我，我觉得自己会变成营销天才。
“我不顾父亲的疑虑，接受了马霍特拉博士的安排。我加入印姆巴那天，他给了我一盒名片，名片上有我的名字跟一个堂皇的职称：业务主任。我从未用过名片，这让我很得意。
“我有意在德里待一两个礼拜，熟悉一下印姆巴的状况，但马霍特拉博士显然有点急着把我送往加尔各答。他要我去那边开始招收大公司到印姆巴来。他说我可以找我父亲帮忙。这令我有点犹豫：我开始觉得他对我父亲有兴趣，而且其中有点蹊跷。
“他把我派到加尔各答。火车票是他买的。他说他在加尔各答有一间办公室，由他的一位朋友管理。我抵达后不久，这位朋友打电话来请我过去。办公室位于北加尔各答一个拥挤地段，我到达时发现那是一栋破旧大楼里的脏乱小房间。
“我问这位先生，即马霍特拉博士的朋友，问他我的印姆巴办公室在哪里。他指着房间一个角落里的一张小破桌，说那就是我工作的地方。他继续说，如果碰上绝对紧急的情况，他会考虑替我打点字，但他希望我能利用复写纸自己用手写书信和报告。他说我也可以使用电话——办公室里唯一没有坏掉的那台。不过，我每次打电话都要记录，费用将由印姆巴支付。
“实际上，我就在那张桌子上安排了我的第一个营销训练课程。马霍特拉博士要我向一家旅馆接洽会议厅和与会者的午晚餐等事宜。我必须争取到好价格——他对这点很看重——我也做到了。
“他不止一次告诉我，他会找一位著名的美国教授到加尔各答来主持训练课程。我必须催他实现这一点。找个美国人是很重要的事。印度的管理界深受美国当时管理业的繁荣所影响，对此马霍特拉博士应该很了解。
“我照他的指示办事，他想要的大约二十五名学员我基本招齐了。我能够做到，主要是因为碰到了几位家里认识的公司高级主管。这让我有了开始，其余的就相当顺利了。我去见他们，他们也乐于以一个人两千卢比的费用派公司的人来上课。我可得说，这些高级主管之中有不少人对我跟这样一个他们未曾听过的机构有关系感到惊讶和不安。
“课程本身顺利进行了，除了一件事。那位美国教授跟他太太确实来了。他并不是真的有名，而是来自一所没名气的大学，事实上他在北美那片的某处也开着一家大致相同的机构。他像漫画中常见的那种美国观光客，啤酒肚，年近五十。
“这对教授夫妇就住在马霍特拉博士要我洽谈会议厅等事宜的那家旅馆里。那不是城里最好的旅馆，比最好的差了两三级。教授夫妇看了之后很不满意，但马霍特拉博士告诉他们，这里是印度，一个很穷的国家，水平比较低，这些较无门面的旅馆常常比五星级旅馆能提供更好的服务，而五星级旅馆有时徒具表象而已。
“当那两个美国人似乎已经不在意住房时，有一只老鼠从他们房间中央跑了过去。那女士尖叫着说：‘我受不了这些滑溜溜的东西。’这下子，马霍特拉博士可伤脑筋了，美国人坚持要搬到加尔各答最好的旅馆。那是皇家大饭店，价格贵了不知多少倍。我得自己安排整件事。
“他们觉得我把课程办得有声有色。但课程一结束，马霍特拉博士就说我该开始准备另一期课程——同样的事再做一次。我自己对刚安排的课程并不满意，因为回头想想，它并未让我在营销方面学到任何东西。
“我在替印姆巴招收会员方面也并不顺利。马霍特拉博士对这件事很在意，因为每个公司会员要交七八千卢比，个人会员则交一千卢比左右。大多数人根本对印姆巴一无所知。马霍特拉博士认为，因为我家有影响力，我就有办法招收到人。但我不觉得我有什么可以提供给那些大公司的。不用压力能把好产品推销出去就够难了，要推销无用的产品对那时候既年轻又害羞的我几乎是难如登天。对于我要求他们付八千卢比成为印姆巴的公司会员这件事，我父亲的朋友也越发怨声载道。
“我每周呈递给马霍特拉博士、用圆珠笔和复写纸誊写出来的印姆巴业务报告越来越乏善可陈。马霍特拉博士越来越没耐心，他也开始担心我会离开印姆巴。
“他搭机来加尔各答，想知道我为什么没什么业绩。我告诉他，我加入印姆巴是为了扩展一般所了解的营销这一学科的知识和技能。过去几个月来，我所做的只是推销印姆巴本身，这既未增加我的知识，也无助于我的名声。我向他建议说，印姆巴在加尔各答所需要的是一位有组织才能的贫穷的退役军官，而不是一位充满理想、才刚开始职业生涯的二十三岁年轻人。在那当儿，我就那么告诉他，我希望我们可以好聚好散。
“我们并未好好分手。他生了气，说他在我身上投下了不少金钱和时间。我没理他的话：我想他会要我退还他一些钱。他变得很恼火，说他会把我的名字从印姆巴的终身会员名单中除掉。我从不知道我是印姆巴的终身会员，大概分部主任或‘业务主任’都自动成为终身会员吧。”
我在马德拉斯所见到的已无气势的左派分子属于一个大了许多的农民运动的边缘。这个运动的中心在比哈尔和孟加拉，几乎在马德拉斯东北一千英里之外，它最活跃的时候是六十年代晚期和七十年代早期。共产主义在孟加拉有长久的历史，它是殖民时代引进的另一样东西，是在十九世纪的西方新学以及混合文化之后来到印度的东西之一。甚至到了今天，在英国人所建造的已无生机的城市里，仍然常有共产党员在垃圾、瓦砾和无望之中举行庄严的游行，这些游行几乎像是城市之死亡的象征。甚至到了今天，当一个共产党在邦里执政时，人们仍然会被红旗和革命的壮美感动。
共产党以诗和激情作为呼吁手段，从未真正受到迫害，甚至曾经反对印度独立，独自发动着有时只属于偏远角落的战争——这个共产党已经分裂了又再次分裂。最先有印度共产党，然后有印度马克思主义共产党，然后又有印度马列主义共产党。发动农民运动的这个属于毛泽东主义派系。这场叛乱已被敉平，但运动还未平息时，孟加拉及印度其他地区有好几千名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士曾经为它奔走而丧命。
有些人逃过一死。迪潘赞是其中之一，他现在是加尔各答中区一所学院的科学教授，这是一所真正运作的学院，但其硬件设施却一副破败，加尔各答式的破败。
招牌的油漆在剥落，双层建筑的窗子已经破损。不过倒有一名门房看守着双扇大门。经他指点，我从主建筑另一头一道狭窄有矮墙的水泥梯上楼，来到一间桌子上摆着一些简单设备的破旧房间找迪潘赞。不整齐的地板没有打扫，或者说，打扫到某一条不明确的界线为止，然后扫起来的灰尘和打扫用的扫帚就不管三七二十一地留在那边。暗褐色高大门板上的所有嵌饰或凸出物都沾着灰尘，墙壁上许多地方灰泥已经脱落。这整个房间看不出有什么装饰的颜色，表面都不齐，线条都不直。
迪潘赞身材矮瘦，戴着眼镜。他穿了一件灰褐色短袖衬衫和一条长裤。我们前往就在一个主要门口旁边的房间，这是个挑高的有点像衣橱的房间。一张桌子、两把椅子、几个高铁柜就占去了大部分空间。柜子之间看得到的小小墙面沾了污垢：有某些褐色、油质的东西从窗上滴下来。
谈了一阵之后我问迪潘赞：“你在这里看到的是否跟我看到的一样？”
他用轻细、稳定、严谨的音调说：“跟其他学院没两样，这里是印度。”
他并未看到我所看到的全部。他说，他能看到实验台上的仪器：仪器四周的东西他可以视而不见。地板上没有清扫的灰尘倒是他怎么都无法忽略的，这让他不舒服，令他心神不宁的程度也比我大得多。
这所学院专门招收辍学生。他说，他们是“败兵”（虽然他们在小校园里看起来还很有精力，很健康）。他们进不了其他学院，他们找到工作的机会不大——理学学士学位并不能保证饭碗——进取心也不强。女生的企图心比较强。她们不像男生那么需要表现，她们没有那种压力，因此她们反倒是比较好的学生。学院希望招收更多女生。学费是每个月三十卢比，相当于一英镑二十便士，这甚至在印度也不是一大笔钱。
那天下午，就在教室旁边的狭小空间里，我们谈起他的背景。就体格和声调、容貌和仪态而言，他是一位温和、文静的男人。在加尔各答的任何人群之中，他都不会显得突出。从表面上很难看出他曾经是个革命分子，曾经在大约二十年前（他目前四十五岁）到乡下跟农民住在一起，宣扬革命理念，并遵照党的指示呼吁将某些人——阶级敌人——消灭。
他母亲出身于富裕人家。她的父亲做过政府高官，是印度教育委员会的成员。在那之前，迪潘赞说，他是“一名小科学家”。他曾经设计出一种早期测量放射性粒子的仪器，并以此知名。
我说：“我不懂你为什么说他只是小人物。”
迪潘赞以一向平稳的口气说：“加尔各答多的是小科学家。这个城市有萨哈③、玻色④、博斯⑤和雷伊⑥等科学家。前三位是皇家学会的院士。直到最近加尔各答才变得落后。甚至在六十年代，加尔各答总督学院所拥有的物理学教授是当时全世界任何其他地方都无法相比的。因此，你该明白我为什么只能把我外祖父看作小科学家。”
在南部，两三个时代以来，科学已经从婆罗门的抽象知识传统中发展了出来。在孟加拉，在英国人建造的加尔各答这个城市里，科学随着西方新学而来，由于殖民地之间的竞争以及印度人的表现欲，科学成就因而产生。
迪潘赞的父方家族属于孟加拉乡绅。在这次旅途之中，我才在印度听到了这个字眼。我一直以为“乡绅”（gentry）是英国专用词汇，指的是植根于一块祖传土地之上并守护着那块土地的人。在孟加拉，这字眼确实是英国人自十九世纪早期以来的用语。迪潘赞说：“英国人把乡绅变成了世袭身份。从他们的观点来看，他们创造了一个世袭的纳税农民阶级。”
迪潘赞的父方家族居住于法利德普尔地区。一九四七年，该地区成为了东巴基斯坦的一部分。法利德普尔的乡绅大多是高级种姓的印度教徒。他们把土地租出去，耕作的佃农是穆斯林及属于表列种姓的印度教徒。一九四六年至一九四七年孟加拉发生印度教徒与穆斯林的互相屠杀期间，法利德普尔的印度教徒被迫逃难：不仅是高级种姓的地主，也包括其他种姓的佃农。不过早在那次逃离法利德普尔之前，迪潘赞父亲家族就已经家道中落。他们的祖产已经一分再分，因此迪潘赞祖父（及其家眷）所继承到的只是大祖宅里的一个房间。
这位祖父在二十岁的时候进入政府服务，任职于孟加拉国总会计师办公室。他从大家庭制度中得到了一些帮助。他的儿子——迪潘赞的父亲——住进了一位加尔各答亲戚所有的公寓里。迪潘赞就是在这间公寓里出生的。
一九四○年前后，当他十七八岁就读大学的时候，迪潘赞的父亲加入了共产党。后来迪潘赞从未想过问他父亲为何加入共产党：他认为这是很正常的事。党员的身份可不是闹着玩的。一九四三年，迪潘赞父亲想结婚时，因为准新娘的家人在政府任职，他必须先获得党的许可。党批准了，但先决条件是迪潘赞父亲的未来岳父（即那位小科学家、印度教育委员会的成员）必须签发一张抬头是印度共产党的支票——数额多少都可以。
战后的一九四六年，迪潘赞两岁半的时候，上级派迪潘赞父母前往匈牙利深造。迪潘赞父母于一九五○年归国——在分割及独立所引起的那些动乱之后。迪潘赞母亲在匈牙利接受了师范教育；回到加尔各答之后，她很快就找到了工作。但迪潘赞父亲拿到了生物化学博士学位，却找不到适当的职位。他换了好几个不如意的工作，直到一九五五年才找到本行的职位，然后他就离开了共产党。正如迪潘赞从未问过他父亲为何加入共产党，他后来也从未想到问他父亲为何退党：依照印度教或印度人的传统，年轻人是不会质问长辈的。他父母的匈牙利之旅却有一项有趣的后果：他们都学会了匈牙利语，在加尔各答，当他们有什么事不想让迪潘赞知道时，这就成为他们私下的语言。
一九五一年七岁时，迪潘赞得了气喘病。他母亲因此对他特别呵护，这个男孩过着幽静的日子，从阅读中得到滋养。他们的公寓中有很多书，包括他父亲的共产主义书籍，还有他父亲舅舅——公寓主人——的藏书。这位舅舅是民族主义者，他收藏了支持民族主义的书籍。不过，当时迪潘赞对政治不太有兴趣。
他倒是对世事开始有了一些认识。一九五二年，他曾经跟母亲前往一个贫民窟——党指派他母亲到那里教儿童识字课程。他有时候也会去看望他祖父的一些从东孟加拉法利德普尔逃难出来的亲戚。这些亲戚住在加尔各答四周的其中一个难民营里。迪潘赞当时并没有什么感受，但后来在读到关于一九四七年事件的描述时，他会回想起小时候去过的难民营，那些事件也对他较有冲击。不过，他不认为印度的分割对他的时代有什么政治上的影响。
他的功课很好。“我母亲慢慢对我寄予厚望。事后回顾，我想这在当时一定占据了我的大半心思。一九六○年十六岁即将毕业时，我投注精力最大的是课业成绩以及写诗。我那时已经对文学产生了兴趣，用孟加拉语和英语写诗。”
他有浪漫情怀，不过在那种环境里，他没有接触女孩子的机会。他可以随时接触到的倒是加尔各答这个城市。“甚至那个时候我也喜欢这个城市，甚至今天我还喜欢它。我的根都在加尔各答。没有一个孟加拉村庄是我的故乡。在我看来，加尔各答是一个有活力的城市，因为经过泰戈尔以及对他的反叛之后，孟加拉语诗歌在加尔各答已经变成真正现代的东西。”
加尔各答的人群和污秽又如何？他看见这些了吗？有反应吗？
“加尔各答向来就是这样的。英国人统治的时代甚至还更糟。对加尔各答人来说，这是永无止境的挑战——如何这头忙那头忙地把自己弄干净，这件事就够花时间耗精力了。挑战之处在于做到这一点，然后还有时间做其他更重要的事。这是象牙塔知识分子和三轮车夫同样面对的挑战。
“在博斯的时代，加尔各答的印度人住宅区并没有那么多地下排水道。排水系统大多是地上的沟。
“我们的公众生活一直很堕落。清扫街道是一项公众活动，而那些街道永远不会是干净的。在这里，堕落是固有的生活方式，从东印度公司的时代以来就一直如此。”
现在是下班时分。外面街道上，汽车喇叭声有点更加喧嚣和急促了。先前送来茶和汽水——这些东西在我们面前肮脏的小桌上添了圆形的湿印——的学院门房这时前来关门、上锁。
迪潘赞带我到楼下的教员办公室去。里面没有人。这房间有一股窒闷、潮湿、发霉的气味，连天花板上的电扇都吹不散。房间一角有一个歪挂着的被粉笔磨得褪色的粗糙小黑板。房间和家具的木工全都相当粗糙。这对教师有什么影响？对那些身为败兵的学生有什么影响？
墙面高处就在天花板下方挂着一幅加框的大照片。照片里的人是博斯，迪潘赞崇敬有加的那位科学家。挂那张照片是出于敬意，但在这环境里，那位伟人的任何成就似乎都化为乌有了。
翌日迪潘赞不用去学院上班，他觉得我应该到他住的地方看看。他住在南加尔各答一条很难找的巷子里，因此他画了一张详细地图，要我交给司机看。我向他打听的一个人说，如果交通拥挤，这趟路程可能要花上一个钟头，因此我提早出发了。
那天早上交通顺畅，但过了一段时间，市区大马路似乎缩小了，似乎被越来越多的人潮挤垮了。路面变窄，路旁的小屋和棚子并无显著的颜色，只是一团团褐色、黑色、灰色混在一起，似乎要侵占车辆使用的空间，它们掩住了后面较坚固的混凝土建筑，让人觉得仿佛走在一条很长的乡村道路上，早晨该有的新鲜空气在这里已经被褐色的车辆废气和日光照射的马路灰尘挤掉了。在中加尔各答许多地方可能发生的事显然在这里都发生了：你好像目睹着一座废墟的形成：一个有人居住的大城市正在化为尘土。
尽管遵照了迪潘赞的所有指示，我们还是走过了头，没有在他指定的会合地点停下，必须沿着乱哄哄的小路往回寻找。由于迪潘赞的地图画得很详细，司机和我都把实际的距离设想得过大了。迪潘赞说过，我们要会合的那个巷口一侧是一个运动俱乐部的球场。我心想这应该是足球场那么大的球场：结果它只有一小块建筑用地那么大，三分之一英亩左右，四周都是泥土的水泥地面。他还说，巷口另一侧是一家家具行。我以为这应该是家不小的商场，但这间新家具行只不过是单层的水泥小屋。在加尔各答这一地带，需求和活动缩小，但名称却相对地膨胀起来。在装设了几个篮板的“球场”里，一个广告牌上写着“绿林公园．阳光绿色育婴室”。新家具行自称“经销泡沫材料、高级泡沫材料、枕头”。泡沫材料，这还有点说得通。
我有足够的时间想这些——也注意到过了一段时间才发现的沾满灰尘的棕榈树——因为我早到了大约半个钟头。从家具行和球场中间的弯曲小巷（迪潘赞认为如果我自己走进巷子可能会迷路），穿得不错的人开始走了出来，他们步履轻快，有些还拿着公文包，应该是正要开始一天工作的加尔各答人。接着，迪潘赞出现了，跟巷子里其他人一样步伐稳定。不过，这时候他穿着拖鞋，缠了腰布，这是他不上班时的居家服装。
他说，四十年前这整块地方都是稻田。这里是一九四七年之后位于加尔各答外围的几个东巴基斯坦难民聚居点之一，这里的一切都是四十年来企图重建生活的人所打造的。事实上，离开大路之后，小巷里的气氛（或许是对照的结果）就变得宜人了。这里有排水沟，也有电力供应。不过，这里的人也一再增加，就在过去十年内，迪潘赞曾看过的空地也大多被房屋填满了。
迪潘赞的公寓在一栋双层小屋的楼下。房东住在楼上。迪潘赞请我把鞋子脱在只离巷子几英尺的小走廊上。前头的房间是卧室兼客厅，长宽各十英尺。“更糟的是，”迪潘赞说，“还有一边也是十英尺。”他的意思是说这房间的高度也是十英尺，一个彻彻底底的小立方体。
房间一角有一张大床。另外还有一张藤编的长椅，杂乱地摆满了书本和文件的书架，另一个角落里有几个红色的档案箱。公寓另有一间孩子用的房间，此外，还有一块空间——这是迪潘赞的用语，他并未说“房间”——其一头是厨房，另一头是浴室和厕所。
两个孩子已在等着见他们父亲的客人。年纪较大的是十九岁的女孩，正在不远之外的甲达夫普尔大学修读工程。她笑着，神情开朗，容貌端庄，戴着眼镜。她有一种直率的气质，是我至今未在她父亲身上看到的。她的胖弟弟十三岁，看来块头会长得比他父亲大。她调侃着弟弟说：“他想去美国。”这应该既是实话，也是揶揄，弟弟倒毫不在意。然后两个人就一起离开，穿过走廊再下几个台阶走到巷子里。
迪潘赞在一九八○年搬进了这套公寓。现在一家人住在这里很拥挤，但一九八○年时他们倒不这么觉得。两个孩子却觉得这地方太小。小公寓月租六百卢比，相当于二十四英镑。四周有一些整理得不错的房子。隔壁是一栋漂亮的小屋，沿着赭色墙壁种植了扶桑，花丛其实跟我们所在房间的窗子离得很近。那房屋的主人是一位阿育吠陀——即传统印度教医术——医生。
巷子里住的是好邻居，对这点他们没什么可抱怨的，他们的屋子四周却布满灰尘。这是迪潘赞一定要我脱掉鞋子的原因：免得我的鞋子把灰尘带进屋内。小巷里常有卡车开过，这时候，灰尘就直接吹入屋里。屋里有蚊子。
迪潘赞说：“我这才想起该点蚊香了。”
他走进里面的“空间”——他的长腰布是褐色或淡棕色的，上面有格子图案——不久后他出来时拿的并不是我设想的绿色蚊香，而是一个插电的日本制蓝色塑料“玩意儿”——迪潘赞的用语。塑料容器内的化学物质受热后会散发出来。
一个清洁妇从前房的这一头打扫到另一头，她什么话都没说，任何人都不看，只是上半身深深弯着，两腿相当笔直，用小扫帚清扫磨石子地板尚未被家具或红色档案箱占去的小空间。
迪潘赞的妻子走了进来。她名字叫亚拉蒂，年纪跟迪潘赞相仿。她穿着一袭有小花图案的深色莎丽，以及一件黑色紧身上衣。她也是一位教师。她的课排在大清早，十点就结束了。
她想知道午餐要如何安排。她说迪潘赞不吃小麦做的东西。“饭，饭，饭——他只吃这东西，一天三餐，我做了他就吃。小麦做的东西他没办法消化。”这是迪潘赞“后政治”生涯的一部分，是他在乡村从事地下活动时得病以及三角洲地带水质恶劣造成的结果。
“阿米巴病，”亚拉蒂说，“一种慢性病。你们那边有这种病吗？第三世界大部分地方都有。”
这是我跟迪潘赞交谈以来，他的游击队经历第一次在话中出现。而且我没料到这话题来得这么直接，一点都没有壮烈的气氛，却强调了他个人的脆弱——在受到这巷子的灰尘和蚊子折磨之前他所经历的痛苦。
迪潘赞坐在床上。阳光透过房间三个加装铁条和绿色窗板的小窗户，从不同角度照射在他身上。蓝色墙壁上挂着三幅旧照片以及一张彩色小肖像。照片中是迪潘赞的父母、祖父、他父亲的舅舅。在他父亲舅舅的租金管制公寓里，迪潘赞父亲以及后来的迪潘赞一直住到一九六九年。这位亲属是民族主义者，做过新闻记者，编过一本被禁的甘地主义杂志，一九四二年入过狱。他是有文化教养的人士，梵社社员，孟加拉文艺复兴运动的一员。不过，迪潘赞最崇拜的是他祖父，一位正统的印度教徒。这位祖父因为没钱读大学而进入总会计师办公室工作，他整个职业生涯几乎都花在照顾弟妹上——这并不是容易的事，特别是在一九四七年的灾难之后。
这位祖父的照片很大，它是迪潘赞请人用受损的原版照片翻拍出来的。还有其他几张气氛较柔和的翻拍照片，不过他最喜爱挂在墙上的这一张。
“他的眼神很犀利、慑人。我喜欢这张是因为他的眼神。我们都受他影响而对伦理问题很关注。他是有节操的人，别人说他一辈子没做过错事。”
另一张很小的彩色照片是年轻时的毛泽东。
迪潘赞说：“你认不出是他。这是一位博斯博士送我的。尼赫鲁在一九三九年派他去见蒋介石，结果他却找上了毛泽东。我挂这张照片是因为它是别人送的礼物。你可别做太多文章，不过我对这个人仍然尊敬有加。”
放在床上的报纸当中有一份财经报纸。迪潘赞对经济新闻有兴趣。印度的经济情况很脆弱，他说可能会再发生像一九六五年那样的不景气，当年曾因此造成哄抢食物的案件并助长了农民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