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拉蒂端了茶出来。迪潘赞为开车载我来的司机倒了一杯，拿到外面给他。他的车子停在隔壁的院子里。

亚拉蒂说：“你夏天会待在这里吗？”她几乎不等我回答。“气温热得令人受不了，现在树木那么少。”

我说：“为什么把树砍掉？”

“因为人，人太多了。人和树不能共存。他们砍掉这么多树，气候都变了。冬天变得更冷，夏天变得更热。”

对面一位女人隔着窄巷若无其事叫道：“亚拉蒂？”然后马上就走了进来。同一时刻，一辆三轮车从巷子里经过，红色小车顶下相对的两排椅子上坐了许多孩子——坐着玩具车似的东西从学校回家的孩子，这令我想起小时候在西班牙港常见到的面包店脚踏送货车。

亚拉蒂跟邻居在前房后面的那块厨房空间交谈。通过开着的门，她们的话非常清楚。

送茶给司机回来之后，迪潘赞坐回床上。在报纸堆中，他再度谈了起来。

“在总督学院读书的时候，我在政治上并不活跃。由于出身，我站在左派一边，但那时学院里的政治活动处于低潮。第二学年快结束，当我在功课上忙得就要受不了的时候，我开始想所为何来。我也胡乱写了一些诗。我父亲从未看过我的诗——我没拿给他看，我母亲则没有兴趣。他们认为那大概是一种有害的娱乐。他们从未鼓励我。我开始怀疑我为什么要写诗。我们学院里有不少人，男女都有，也碰到了同样的问题和疑惑。

“从那时起，我突然意识到周围的贫穷和悲惨。先前我一直没有发觉。我看到了种种，却认为那是正常情况。我告诉你一个小故事。有一天——我还记得清清楚楚——一个朋友跟我去看一部萧伯纳戏剧改编的电影。我正要前往，刚刚出了门，这时我看到了这个人——我不能说他是乞丐，他连乞讨的力气都没有。

“他躺在人行道上。他就要死了，意识却完全清醒，没有发出一点声音。他躺在一家病理检验所前面。我请检验所的人打电话叫救护车。救护车来了，却没有人愿意陪那个人前往医院。我只好跟着他去。我并不是很情愿，但还是陪他去了。他完全不在乎，根本不在乎。他半句话都没说。

“救护车开到一家医院。医生为他做了检查，在他的表格上注明他必须住院。他们在表格上盖了一个章：‘本院已无病床，改转他院。’司机得再开救护车把他送回来。司机问我是否认识这个人。我回答说不认识，司机说：‘我们可以把他送到另一家医院，但结果还是一样的。’”

我问迪潘赞：“那个人样子怎么样？你还没提到这一点。”

“他衣衫褴褛，一身肮脏。最引人注目的是他有水囊肿，也就是阴囊发炎，通常是血丝虫引起的热带寄生虫疾病。他走路的时候必须用双手捧住阴囊，你可以设想那有多重。

“我问救护车司机这种事发生得频繁吗，司机说常常发生。他说，当他们被派来载这种人时，他们会乖乖照做。但这种人没人陪，因此他们的做法是把他丢在另一条路上，因为他们知道没有医院会收容这种人。

“司机见到我对那个人有些责任感，于是说：‘我知道有个地方可能会收容他。我不敢确定，不过我们去试试看吧。’他开到时母庙附近的一个地方，那里有一个小场所——只是长长的黑暗走廊，可能只有一片瓦顶，两侧都是躺在床上奄奄一息的穷人。我们把他留在那里，把他的病历表格放在他的头旁边，然后就走了。

“那个地方是特蕾莎修女替那些人建造的场所的雏形，那时她还不为人所知。我可要说明白，我对特蕾莎修女的立场并无正面或负面的看法。我必须说的是，甚至到了今天，整个加尔各答只有这里会收容奄奄一息的穷人。”

就在这时停电了，这是加尔各答常发生的事。迪潘赞最先想到的是那个必须用电加热的日本制驱蚊器。他说，没有那个驱蚊器，我们根本没办法坐着交谈。他起身去弄来一盏油灯，点了灯，然后把那个蓝色玩意儿放在玻璃灯管上。几乎在同时电又来了，他把油灯熄灭。我们也换了坐的地方。我坐在床上，他坐在藤编的长椅上。

他说：“那是一个星期天早上。天气不错，但下午我们把那人安置到时母河阶之后下了一场雨。我错过了电影。我花了三四个钟头陪着那个人来来去去。

“这只是一个例子。不要认为这件事让我完全改变了。它对我影响很大，但没有大到让我改变信仰的地步。这只是我开始注意到的发生在身旁的许多事情之一。我开始在加尔各答街道上走动，有时候独自一人，有时候跟朋友。”

坐在藤编的长椅上，回想着往事，眼神失焦，他举起裸露的修长双臂，搭在蓝色的墙壁上。

“从一九六四年到一九六五年开始，我过的日子开始变得空洞、没有意义。我对物理和诗还很有兴趣，但花在上头的时间减少了。”

一九六四年，迪潘赞从总督学院拿到学士学位，然后到加尔各答大学理学院读研究生。同时，他的私人生活也有了变化。他遇到了亚拉蒂，并向她求婚，但亚拉蒂家人反对这桩婚事。亚拉蒂出身显赫的婆罗门家族，迪潘赞则属于卡雅斯塔种姓。关于这个种姓，迪潘赞说：“卡雅斯塔种姓严格讲是首陀罗，不过在西孟加拉及其他地方，因为他们拥有土地，他们实际上过着高级种姓的日子。他们是从事文书工作的种姓，从莫卧儿时代甚至更早以来就担任书记。”

在这桩挫折的同时还发生了他早上一开始就谈到的经济危机。

“从一九六五年之后，米和其他食物的价格就涨到空前的程度。煤油买不到，工厂关门，被裁员的工人自杀。甚至有执照的工程师和医生都找不到工作。西孟加拉发生了大暴动。这场一九六五年到一九六六年的人民运动彻底改变了我们这一代的世界观。

“人们开始找市场的零售商理论，一定要店家降价。有时候，他们到违法囤积谷物的仓库抢劫。政府动用警力对付时，示威者加以反抗。从丢石头到放火烧公共建筑和车辆——从英国时代以来，这就是抗议的神圣手段。如果有人放火烧公共汽车，你就知道他是玩真的。”

“物价上涨对你家有没有影响？”

“我们自己——我家人——应付得过去。大家谈的都是那些事——价格、危机、食物暴动、政府束手无策、警方开枪等等。那次运动一直被称作食物运动。”

带领运动的是共产党一个派系的普通党员，而不是党的任何大人物。然后在一九六六年，迪潘赞母校总督学院的学生首次发起了一场支持共产党的运动。运动领袖被学校开除，往后学生为此事抗争了六个月。

有天晚上，迪潘赞正搭公车从南加尔各答回家。他看到总督学院校园里聚集了一群人。他下车去看个究竟。他没有碰到认识的人，倒是第二天再度前往时，他发现学生运动的领袖和其他人是他的朋友。他越来越常和这些朋友在一起，有时在总督学院校园里，有时在学校对面的咖啡厅，有时在学生宿舍。

他开始在尚未投入运动的学生当中进行宣传工作。“少数几个聒噪的人认为他们是来求学、准备就业的。我们必须说服他们。”有人认为那些煽动学生及食物运动的活跃分子是替外国政府做事的。为了应付这些指控，迪潘赞必须阅读大量数据。他开始阅读马克思主义文献。

“这时候中国正在进行文化大革命，它在加尔各答的影响力很大——中国学生所做的事，他们为何要那样做，在已经完成的革命之后为何还需要一场文化革命。

“这些让我很激动。我觉得可以开始让生活过得有意义。对我父亲过去在党里的政治经历，或者他舅舅的民族主义及甘地主义往昔，我并没有多少认识。那时候我父亲只是平常老百姓，他跟党没有联系。我母亲也已经不是共产党员。我父亲那位民族主义舅舅对整个印度政局只有不满。他一辈子都没投过票，宣称说他才不会在一群恶棍之中挑选最无害的人。

“虽然我全部时间都花在政治上，我还是缺乏一套意识形态或哲学。有时我没回家过夜。亚拉蒂相当担心。我父母几乎对我没指望了。”

“你晚上在外面做什么？”

“我们在宿舍里跟那些男生谈到十一点，然后我们自己再谈到十二点或一点。我们就睡在总督学院的草地上。”

一九六七年他拿到了理学硕士，找到了工作，也在求婚四年、经过跟她家人的种种争执之后和亚拉蒂结婚了，这时他过的就是这种生活。

“那是一段内容充实、令人兴奋的日子，无论是在情感上还是在知识上。那时候我开始认识这个世界。过去我的生活受到层层保护，我把心思放在功课上。我母亲对我太照顾——你知道我有气喘。我母亲老是哭。她因为对我的期望而受了很大的苦。我父亲自己有过教训，因此对我们运动的方向有点担心。

“我们在总督学院慢慢形成一个基本概念。我们认为，印度共产运动失败，是因为由中产阶级知识分子构成的领导阶层已经变成一个官僚组织，群众的自发性从未受到培养。然后在一九六七年四月发生了纳萨尔巴里事件。”

这是发生在西孟加拉的事件，后来的纳萨尔派⑦运动即以之为名。

“那天早上我正在读报纸，在头版读到了这条新闻。在企图夺回被地主独占——大部分是非法取得——的土地时，一群农民拿弓箭包围了一队警察，射杀了一名巡官。

“这是了不得的事件。我简直无法相信——我们在书本、马克思主义文献、历史书籍中读到的这种事果真发生了：劳苦群众果真会拿起武器，为他们的权利而战。我当时就下了决心，我们在总督学院的大多数朋友也下了决心：这是我们要为之献身的斗争。加尔各答第一张支持纳萨尔巴里抗暴的海报是由我们张贴的，就贴在总督学院对面墙上。”

“你的朋友是些什么人？”

“有些人背景跟我类似。他们有许多是西孟加拉这边的贫穷乡绅的儿子。我们都是中产阶级。

“我们马上决定走入劳动人民之中。我们之中有些人回到故乡村庄，有些人前往工业区的贫民窟。我们接触较多的是南豪拉的盖斯特·金·威廉斯工厂的工人，那边一位工会领袖把我们找了过去。不多久，村庄和工厂里就传起话来，说加尔各答的学生会来跟大家谈如何改变生活状况。”

“你如何把这件事跟你的工作调和在一起？”

“我在晨间学院上班，因此下午和晚上都有空。”

“你上门找人不会觉得不自在吗？”

“跟工人在一起不会不自在，我可以了解他们。不过，后来我离职——我换了许多工作——到村庄去的时候，遭遇却很不顺利。但那是一九六九年，很久以后的事了。

“一九六七年我们还在推动学生运动。我必须到处跑，上政治课，跟学生做集体讨论，向他们灌输，要他们反对党内反对纳萨尔派运动的官方立场。党认为那次运动对其组织造成的只有威胁。

“接下来的一两年里，我经常到盖斯特·金·威廉斯去。亚拉蒂有时也陪我去。那期间我的日子大概是这样过的。凌晨两点我步行回家，因为已经过了最后一班公车或电车的时间。我也可能就在总督学院的草地上睡觉，如果下雨的话，就到学校建筑或学生宿舍内过夜。六点十五分或六点半我又要开始工作，那时候课程就要开始了。十点钟我回到总督学院。我们开始跟学院同学以及从加尔各答和西孟加拉各地学校前来学习运动的学生讨论。

“警察监视着我们的活动，他们派人在学院里卧底。我们抓到一个，狠狠揍了他一顿。我们常在街上跟警察打起来。”

“那是什么样子的？”

“每次打起来，不管是私下还是跟警察打，刚开始都会很紧张，然后紧张气氛就慢慢消散，变成兴奋刺激，最后甚至赔掉老命都无所谓。在加尔各答，攻击警察时一向用的是砖块。那是平常的攻击。如果严重的话，就会动用私造炸弹和土制枪支。不过这些攻击并不常见，只有在重要政治运动达到高潮时才会发生。”

我觉得这有点奇怪：他能够用这种学院式的、亚里士多德式的口吻谈动乱和攻击。

我说：“听你这么谈到跟警察打架的事，似乎你受到某种保护。”

迪潘赞说：“那时共产党分享了政权。我们了解他们的困境，我们知道警察不会跨过某些界线。这是共产党首度在西孟加拉联合执政，他们不敢跟学生和工人对立。警察在纳萨尔巴里对农民开枪那件事在党里造成了分裂，使一些资深共产党员转到纳萨尔派的阵营。

“到了晚上，学生那边的工作结束之后，我们会前往工厂和贫民窟，或者上政治课，进行集体讨论。我们开始慢慢学习古典马克思主义的政治概念——马克思、列宁、毛泽东，统统都有。

“然后在一九六九年，我们转往乡村。共产党在西孟加拉历史很久，甚至在许多乡村地区也是如此，想要推动斗争的基层领导也开始帮助来到他们地区的学生。

“我们有一条规矩。你身上只能有一条‘伦吉’（即长布），一件背心及一条毛巾。你到村庄里去，找出农工或贫农的小屋，直接告诉他们你前来的目的。你一开始就谈到政治目标——劳动人民夺取政权。这种工作我们称为红卫兵行动。

“先锋人员很难将他们的理念传达给对方。不过，等到我前往村庄的时候，农民对这一事实已经很有概念了。我们只带着返回所属的城市据点的车资，没有其他钱。我们另外准备了一条腰布、一件衬衫、一双拖鞋，以便在来往城乡之间时穿用。

“农民尽他们所能供应我们食物。在有些地方，刚开始他们有时不愿提供食物。不过整体上看，无论在哪里他们都会耐心听我们的话。我们在他们的小屋里过夜。通常，如果他们只有一个房间，而村庄住的是穷人因而无安全之虞，我们就睡在走廊上。不过这是难得的享受，通常我们必须躲在谷仓的夹层里睡觉。政府加强镇压时，我们整天都得藏起来。我们有一两个人曾经用水壶大小解。”

“镇压”，这字眼也有点奇怪：在经历了那一切之后，他还用这个抽象字眼，让人觉得他谈的是政治学教科书里的内容。

他继续说下去：“我们逐渐碰到两个问题。首先是阿米巴病，因为饮水一概很差。还有疥疮，因为我们只能草草洗澡，有时一连好几天没洗。我们不懂得如何在印度村庄里保持身体干净。所有村民都知道用一点油、一点碱灰、一点水清洗身体——这是我们不知道的。不过，这些并未真的难倒我们。我们政治工作中最刺激、最有趣、最有成就感的部分是我们跟村民共处的时候。

“开始的主要问题是，我觉得我们跟村民之间有一道看不见的隔阂，我们跟他们说的是不同的语言。对印度乡下人的沉默以及转弯抹角的说话方式，你可要花一大段时间才会适应。”

“说具体一点。”

“假设我来到一个村庄，而村里的人不敢收留我，他们不会坦白告诉我。当我在晚上前往一个这样的村庄时，人家建议我跟男孩一起到附近看‘甲特拉’——一种通宵的戏剧，是村庄岁时活动的高潮。他们是在暗示，那天晚上我不能住在他们的任何屋子里。”

“你还没告诉我村里的情况是什么样的。”

“生活质量比城市贫民窟好。只有一个例外，那是收容麻风病人的村庄，在那边，收割之前他们会有一些小麦，但少得连做薄煎饼都不够。他们做面团，一点一点吃。小孩消化不了那种面团。那时候，每年有五个月，饥饿——一天只吃一顿正餐——是村庄生活质量的主要决定因素。”

就像听他谈到在加尔各答街道上救助那个奄奄一息的人一样，我再度对他提及印度之悲苦的方式感到惊讶：仿佛那只是他个人的想法和观察，仿佛他所属的团体比别人观察得更清楚、更有体会，仿佛这些悲苦是他们可以用来解释他们的行动的理由。

现在已经过了中午一段时间，过了正常午餐一段时间。他觉得累了。他说他想冲个澡。亚拉蒂已经做好了午餐，迪潘赞到后面冲澡时，她把食物端出来，为我摆在一个小凳子上：食物很简单，包括两块炸鱼、豆子和普里面包。鱼肉中刺多，不容易挑除，不过亚拉蒂说，如果我用手指吃会更容易摸到鱼刺，把它们去掉。

我吃的时候，她站在小房间里，再一次谈到了加尔各答夏天的高温，她也再一次问我是否要待到夏天。她再一次谈到了被砍掉的树。我问她印度人是否讨厌树木，是否认为树木会藏匿或助长恶灵。她说不，印度人喜爱树木，不过，现在就是人太多了，不得不把树砍掉。

她说，她第一次怀孕时，迪潘赞不在她身边——那时候他住在村庄里。她到迪潘赞父母家里住。那是印度人的做法，这里的习俗：妻子跟夫家的人住在一起。她说，如果要撰写关于印度的东西，你必须在印度待很久。印度有那么多不一样的事物。

她说，刚开始时，她对运动是支持的，但她不赞成下乡直接向人民宣扬革命。她认为那是愚蠢的做法。印度这里的穷人听天由命。下乡的做法使革命倒退了四十年。谋杀开始发生时，她也觉得不应该，她一点都不赞成那样做。

迪潘赞尚未跟我谈到那一点：他答应改天再谈，或许就在明天。

我对亚拉蒂说，或许毛病就出在革命那个想法本身，那个认为到了某个时刻什么事情都会改变，世界会变好，人类会获得改造的想法。

她没有搭腔。

屠格涅夫针对那个问题写过一本小说，我说。他写了一本小说，内容是十九世纪六十年代晚期俄国中产阶级到工人中间宣扬革命的情节。如果大家不带偏见地读了那本书，那么或许就不会犯下书中人物所做的错误判断。她没读过屠格涅夫，她没读过《处女地》。她没读过那么早期的俄国著作，她读的俄罗斯著作最早的似乎只是些经典政治文献。

她侧身站在门口，看着外面的走廊以及巷子里午后两三点的白色阳光——那还只是春天的阳光——这时她若有所思地说，其他国家的人似乎都在远离马克思主义了。

她身材并不高，但她体格结实，风韵犹存。

她说，她在英国住过一阵，那时那些革命活动都结束了，迪潘赞前往英国进修物理。她在英国所看到的，特别是她所注意到的英国妇女的地位，让她进一步觉醒。这令我感动：在这杂乱的小房间里，在炎夏即将来临之时，还有这股激情。

那天晚上在加尔各答市中心一套大公寓吃晚餐时，我碰到迪潘赞的一位总督学院的同学。我听他说，迪潘赞原本是个资质不错甚至才气焕发的学生。后来他扯上纳萨尔派的活动，有那么一段可怕的日子，娶了加尔各答望族之女的迪潘赞似乎随时都会被判绞刑。自从迪潘赞加入纳萨尔派之后，他们——迪潘赞及跟我谈话的那个人——没有再见过面。

那个人说：“他的功课比我好。现在，他在教物理，我在搞物理——这是我们之间的不同。他教书的学院是个烂地方，他也应该知道这点。他在那边无用武之地，他应该回到主流来。”

不过，如果他们见面的话，他不觉得那是他能够向迪潘赞提起的话题。那件事太令人尴尬了。那一段参与纳萨尔派和共产党的日子——根据迪潘赞自己的说法，他在受到保护的生命中似乎从这次参与里首次找到了归属的团体、舞台和目标——如今，这段往事像是挥不掉的窘事一样隔在迪潘赞跟他原先所处的另一世界之间。

那个人说，或许迪潘赞觉得无颜见过去认识的人。因此，他就住在他所住的地方，在那家不入流的学院教书。他在英国时的情况也是如此：他住最简朴的套房。

晚宴中另一个人说，这种消失和躲藏是孟加拉人非常典型的做法。

我想起那天一大早迪潘赞从巷子里走出来见我的样子——他的腰布和衬衫——他随着所有其他人，那些住在贫穷聚落里却维持着体面外表、提着公文包及公文箱的人。从我们第一次见面时他所谈的话来看，我以为他是因为跟那些“败兵”学生站在同一阵线而到那所学院教书的。至于他所住的地方，我最先想到的是某种社会责任感让他住到那里去的。我错了，实情并非如此。他住在那里只是因为他住不起较好的地方。他在乡村受过苦，如今在城市里他因为灰尘和蚊子而受的苦几乎一样大，他妻子则因为高温而受苦。他选择了艰苦的生活，而他跟妻子都不能适应恶劣的条件。

第二天早上我到学院去见他，也再次详细看了那栋双层建筑，包括加尔各答式的古典装饰、三角墙以及成对嵌入两层墙面的柱子。绿色窗板上沾了一层废气和灰尘形成的黑色粒状污垢——你可以在污垢上写字。小校园里的小树因为灰尘而脏兮兮，只有春天的新芽才呈现绿色和清亮的样子。放置已久、被挤压过的一堆堆庭院垃圾慢慢燃烧，在空气中散发刺鼻的烟雾，闻起来并不难受，在加尔各答的春天里倒像是较温和的秋天的气味。在加尔各答，他们都是这样把庭院废物烧掉的，甚至在市中心也是如此；这使得褐色的烟雾更加浓厚。那天早上，没有整理的校园小草地上杂乱地放了一堆破损的褐色课桌椅，杂草则从校园的小土堆上长了出来。

楼上，破裂的门窗已经换上了网孔大小不同的铁丝网。用金属字母钉成的已经生锈的“物理系”几个词显得不大协调。红色地板上那些东一堆西一堆的灰尘——迪潘赞和我在两天前谈到的灰尘——仍然在那里。在一侧那间拥挤的小室里，两天前汽水瓶和小碟子留下来的圆形印痕还未擦掉。

迪潘赞对桌上的印痕挥了半个手，对摆着实验台的那个房间里的灰尘点了半个头，然后说：“绝不会清理的。”

我们在小室里坐下来；他坐在原先的椅子上，我坐在我坐过的椅子上，两个人隔着小桌相对。桌子上的污迹真是五花八门。橄榄色或卡其色铁柜后面及中间露出狭长的白色瓷砖墙面，不知从何处滴落下来的褐色物质在磁砖上凝结了。

我对他说，在他告诉过我的话之中，我还不明白某些事情。他曾经谈过前往加尔各答的盖斯特·金·威廉斯工厂组织工人的事。他是怎么进行的？他接触的第一个工人是谁？从他的叙述里，我拼不出许多画面。他下乡到村庄里——他是怎么做的？他是否就乘公车或火车前往某个村庄？他的谈话是否能超乎某些抽象概念——“工人”、“村庄”、“农民”、“压制”？

他接受了我的疑问。他准备告诉我细节。他首先谈起一九六七年组织加尔各答盖斯特·金·威廉斯工人的事。

“我一位朋友已经在盖斯特·金·威廉斯的贫民窟住了一段日子，他也认识了某位第二阶的共产党领袖。我朋友要我过去看看那个人是不是真正的革命分子。我从总督学院乘公车前往，经过豪拉桥。我在豪拉站换车，这第二辆车穿过豪拉的拥挤街道开到盖斯特·金·威廉斯的门口。”（大约一个礼拜之后，我跟盖斯特·金·威廉斯公司的一位员工走了同一趟路程。为期一年的资方关厂行动才刚结束，从厂区里的热带杂草和季风过后的铁锈看得出停工一年的迹象。这家公司是先前英国人经营的、在经过近乎垄断市场的时日之后已变得无效率的大公司之一，它无法轻易适应新环境。公司在一九六六年至一九六七年碰上麻烦之后，开始一路衰落。一九六六年印度经济不景气时，盖斯特·金·威廉斯向来或多或少依靠的印度铁路局削减了一半以上的订货量。一九六七年有六七个月之久，转辙器与分叉轨生产部门以及平交道枕木生产部门都停了工，螺钉螺帽部门也受到影响。工人领到了薪资，但只是最低工资。这是公司告诉我的当年的情况：这也是迪潘赞故事的背景。）

迪潘赞说：“我朋友跟我在门口等了很久。我们到工会的小屋去看了一下，跟那边的人谈了一阵。工人从大门走了出来，我看到各种人：穆斯林、印度教徒、比哈尔人、孟加拉人。我兴奋极了，但可惜我朋友要我来见的那个人却没出现。

“我记得的第二次造访是这样的。公司要使用一些新机器，因此将以半额遣散费解雇一些工人。一个共产党小派系工会的组织者为我们设想了下面的任务：我们要到工会尚未吸收的非孟加拉工人聚居的贫民窟去。这些工人是反共的。

“有一天傍晚时刻，我们不少人进入了贫民窟。我自己身在一间小屋的房间里，看到这么一个比哈尔人坐在他小屋外头的绳编床上。”

“多大年纪？”

“中年。起先他不怎么想搭理。后来他笑了，于是我开始谈起公司要使用的机器。我用印地语谈，当时我说得还不是很好。他态度友善，但没有明确的响应。

“我还记得另一个景象——那是过了一阵之后的事。我开始在晚上到这个贫民窟去。他们交代我跟工人谈谈马克思主义。在那时，那个小派系工会已经有了不少支持者。这是一间穆斯林的小屋，我正跟一个工人在里面等着。我对他们的生活状况还不熟悉，今天，二十年之后，我记得最清楚的是房间里有一条公用排水沟通过。后来我就去上课了，去讲马克思主义。我想我并没有让他们听懂。他们都累了，我也讲得太抽象——这是我现在才知道的。

“当时我处在这种情绪高涨的状态。我年纪很轻，有些穆斯林工人——我现在谈的是后来接触的船坞工人——他们还叫我们回到为我们哭泣的父母身边，回到学校念书。我记得问过这些工人之一：‘我为什么要回去？你为什么不站出来帮我的忙？’”

“他年纪多大？”

“这位老兄是中年人。我还记得他用他的印地语所说的话：‘我们是来挣钱的。’我这才发觉我太纸上谈兵了。不过党方面说过，跟农民比起来，城市工人比较‘落后’，而这是我可以用来合理化的说辞。”

我说：“亚拉蒂不赞成你到农村去。”

“在一九六八年年中，我告诉她我要走了。我实际走的时候，她怀了身孕。她哭了。她不认为我做的是很值得去做的事，但在当时她也不认为那是一件蠢事。她觉得我背叛了她，我自己多少也觉得是那样。”

“你怎么去的？”

“刚开始，那是另一件乏善可陈的事。我们在加尔各答外围有几个运作得很好的城区党部。我坐火车到了其中之一，车程要花两个半钟头。我前往一个工厂工人的家里。我知道那间房子，先前曾经因事去过。他是从东孟加拉来的难民，为自己在城里一个残破肮脏的地点盖了一间小屋。

“那天，我跟一位村里的同志会合。他正等着我。我们隔天坐客车离开。我带了一个帆布袋，但里面除了一条腰布之外没有别的东西。我们在将近傍晚的时刻下车。我的衣服跟别人没有不同，倒是我的眼镜和加尔各答式的显得不一样。我们走了半个钟头，来到村中心，那里的人都支持我们。那晚上开了一场会议，以便决定行动方向。我没有参加那场会议。

“晚上我们去某个人的小屋用餐。村民一起安排了食物。米饭带着汤水，完全没有把水滤掉，因为米汤也是食物。这种带汤的米饭还真多。可是我吃不下。这可苦了我，因为我又不能把它倒掉。我这城里人的胃就是太小了，容不下那种东西。没有别的东西可吃，而且在隔天晚上之前，没有人会再好好吃一餐。”

“你们用什么装食物？盘子？叶子？”

“金属盘子。那是一间茅草顶的小屋，我们在外面的空地吃饭。除了天上的亮光之外，没有别的光线。蚊子非常多。我心有点乱。”

“为什么？”

之前他用现在式叙述，现在换成过去式。“当时我担心着隔天必须面对的问题——沟通方面的问题。我们睡在屋外的绳编床上——两个人一张床，那可真难受，因为绳编床的中央会往下陷。我觉得寂寞、不安。村里没有厕所，有几块靠近水池的地方是用来办那事的。

“第二天早上，一个条件较好的农民（他有一台收音机）请我们喝茶——这在村里并不是常有的事：村民在当时没有热饮可喝。下午我们又吃了一顿，也是米饭，因为我们马上就要步行去另一个地方了。三四个小时的路程。

“我很难跟得上农民向导的脚步。我们在傍晚抵达了目的地。我整个人都为政治而烧了起来，他们却慢条斯理地做着日常工作。我注意到了这点，觉得自己像是个笨蛋。在城里，每个人都很激昂，而这里这些被看作革命主力的农民却相当无动于衷。我觉得失望，开始想回加尔各答。

“第二天下午，我开始走回距离最近的党部，地点是在一个非常小的镇子里。我不记得当时的任何肉体痛苦，也不认为那对我有任何影响。我记得的是必须走六个钟头左右，因为身上没钱——照规定我们不能带半毛钱。我走着走着，汽车就从身边开过。

“我就这样加入了红卫兵行动，觉得终于在做事了。”

我说：“你不用向我提任何名字。不过，你谈到的人都没有面孔，我看不到他们的样子。”

迪潘赞说：“面孔是有的。但是，开始组织盖斯特·金·威廉斯的工人时，我们沿袭了共产党的看法，认为人是客体，不是自求生存、进而创造历史的生命主体。我们在人际关系上的互动对象大多是自己政治组织里面的人。因此，当那位穆斯林船坞工人问我为什么不回家时，我才会印象那么深刻。甚至到了今天，我还认为那番话属于完全不同的层次。

“我想再加一点。我朋友的面孔还留在我心中。不过，他们大多还在政界活跃，我不想对他们加以评论。”

后来，一九六九年五月一日发生的一件事让迪潘赞从乡下回到加尔各答。那天，在加尔各答广场——加尔各答那座广大的中央公园——举行的一次群众集会中，一直在鼓动纳萨尔主义农民运动的共产党派系宣布，他们将另外成立印度马列主义共产党。

迪潘赞说：“我父母反对新党。亚拉蒂很不高兴，在这阶段她希望我远离政治。我们的女儿将在十月出生。我在加尔各答待下来，在船坞进行政治工作，一直到一九六九年年底。然后我又回到了农村。

“早期的同志一直鼓励农民建立自己的组织，夺取政权，同时先没收地主的土地，再没收他们的枪械——也就是说，要农民强行收割他们土地上的产物，取得地主土地上的产物，也要在村庄里建立与地主权力相对立的农民权力据点。

“事实上，那片地区在收割期间发生了一场农民大起义。我到得太晚，没有赶上。就在这场起义当中，党下达了除掉特定人士的行动路线。这些行动将由秘密成立的小组来执行。这正是我开始进行红卫兵行动的时候，我必须要求农民成立所谓的歼灭小组。

“对我来说，原先因为乡村情况以及无法沟通而遭受的痛苦现在都消失了。我学到了一些东西。我进行红卫兵行动时更有信心，不那么紧张了。这是一段漫长的路程，前后好几个月，六个月到一年之间。我从一个村庄到另一个村庄，从一个小区到另一个小区，有部落也有非部落，包括贱民也包括农民种姓。我确实认识了印度。”

“你对党的新指令有什么看法？”

“许多先前的同志已经成立小组，并且执行了歼灭任务，主要是在发生过收割期起义的地区——以土地和收割为目标的起义，即占领土地，强行收割。”

“新指令有没有让你感到震惊？”

“没有，没有。印度人基本上是很凶暴的民族。我在新地方进行红卫兵行动，尽管花了最大的力量，还是无法说服农民去执行任何歼灭行动——这令我很懊恼，甚至觉得无能。”

“你记不记得是如何跟农民说的？”

“噢，记得。我在一个农民的小屋借住，就跟他谈了起来。那间小屋我记得很清楚。他们有一个刚出生的婴儿，他们不喂她奶，而是用米汤装在瓶子里喂她。这在我看来相当不可思议。这些人跟我们接触过的其他人没有两样。他们土地很少，收成大概只够吃三个月。党要我们把重点放在这些人身上。

“我问这个人，‘这里大家最痛恨的地主是谁？’他说出地主的名字。我告诉他，‘为什么不干掉他？’那天晚上他带来另一位农民，要我跟他谈谈那个话题。他们两人都认为那个地主应该被干掉，但拒绝亲自下手。”

“那念头有没有让他们吃惊？”

“他们没吃惊。我一再告诉你，我们是很凶暴的民族。我想说服他们，来来去去大约花了两个月。

“我偷偷住在那小屋里。如果地主知道了，他会杀了我，或者把我交给警方。我知道情况危险，我知道我逾越了法律，但没有人认为杀人违反了任何道德规范。你必须了解，就像《古兰经》之于穆斯林一样，《罗摩衍那》和《摩诃婆罗多》支配了印度教徒的日常宗教规范，而在这些书里，基于大义而杀人是被称颂的。我必须承认，像任何印度人一样，我对于为了正当理由而杀人的行为没有道德上的反感。”

“甘地呢？”

“印度人不同意甘地的许多理想，其中最明显的就是非暴力。”

“耆那教徒呢？”

“他们是个奇怪的教派。不过，当你提到这些宗教——佛教、耆那教、甘地——时，你并不是从正确的角度看印度的。我提醒你，看看柬埔寨、斯里兰卡、缅甸发生了什么事——这些国家表面上都深受佛陀和孔子的影响。但这些民族都很凶暴。”

“我们回头谈村庄的事吧。”

“像我说的，我开始觉得自己无法胜任。一九七○年与一九七一年之交，整个运动遭遇到挫折，我的许多朋友开始重新思考。

“在被捕之前的最后几个月，我深入接触了部落民族。我很喜欢他们，在他们当中觉得很自在。我了解他们的政治目标。我这才第一次碰到在政治上有所思考、有所行动的农民。我跟他们当中的一位校长谈了很多。这几个月过得非常充实，是我在农村最充实的日子，特别是因为运动里的朋友对杀害特定人士的做法所产生的怀疑——这些怀疑让我能够甩掉党那些我开始觉得不切实际的束缚而自由自在地发言。”

“你那个地区歼灭了多少人？”

“那地区因为党的这条路线被杀的有一百多人，大多是地主。”

但这时警方已逐渐将他们包围了起来。

“我们的朋友不得不跟党断绝关系，许多人必须在比哈尔和孟加拉不断奔逃。一天晚上八九点左右，我们正在北比哈尔一个火车站旁的食品店，那边有几个穿衬衫长裤的便衣警察。他们是孟加拉的警察，正在搜捕其他一些纳萨尔派分子。他们到火车站食品店买些肉类的食物吃。他们认出了我的一个朋友，我们都被捕了。

“那时警方已经开始全面扑杀纳萨尔派分子，被捕后我的第一个反应是他们会杀了我们。那时恐怖镇压已经有六个月之久，我已经接受了这种命运——这样我才能撑下去。

“食品店那几个警察比我们年纪大，态度并不恶劣。他们把我们带到警察局。一到那边，我们就设法影响看管我们的比哈尔警察，希望他能阻止孟加拉警察把我们杀掉。

“那个比哈尔警察是个教养不错的人，他说：‘我的确尊重你们，你们做的事是为了国家。不过，身为警察，我不得不跟你们对立。’我们嘲笑他。‘你们为什么要嘲弄我们？这些孟加拉警察几分钟之内就会把我们杀掉。’

“他们用绳子把我们绑起来，警察边绑边揍，口中一再念叨说我们是孟加拉人。那个比哈尔警察感到愤慨，立刻用无线电向整个比哈尔发出我们被捕的消息，以免孟加拉警察把我们杀掉——要是他们想那样做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