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棋人》（TheChessPlayers）是萨蒂亚吉特·雷伊少数几部以非孟加拉为背景的电影之一。这是一出历史剧，讲述了十九世纪五十年代英国兼并奥德①王国的经过。奥德原是莫卧儿帝国的一省，十八世纪中叶，它成为该帝国的后继国之一。勒克瑙是奥德的首都，雷伊的电影即以此地为背景：一部刻画细致的作品，以当时人们可能会采取的角度来看十九世纪五十年代的事件。这部电影不仅对十九世纪的英国帝国主义提出了批评，它还检视了——带着理解和悲伤和幽默——一个气势将尽的十九世纪印度穆斯林文化的颓废或迷失或无助：在这个文化里，统治者下棋为乐，拈花惹草，而他们的领土（及人民）则落入外人之手。
英国吞并奥德是一八五七年印度民族大起义的导火索之一。在殖民时代以及过后一段时间，有些人将大起义称为第一次印度独立战争。不过，这是二十世纪的看法，二十世纪的用词，也是一种模仿，想借此赋予旧印度一点俄国人在他们自己历史中找到的那种社会主义活力。大起义是穆斯林活力在印度的最后一次爆发——最后一次，除了在大约八十年之后再次兴起的穆斯林巴基斯坦建国运动。
勒克瑙是穆斯林印度的势力终端。这座城市是印度联邦中最大的北方邦②的首府。其历史中心有如从奥德省督时代起就存在的墓园，到处都是战后的废墟。大起义时期，双方对峙之间，它曾遭受重炮轰炸，过后，英国人把废墟保留下来作为纪念，又把它们移交给了独立印度。
省督们狩猎时所住的行馆——“Dilkusha”，意为“怡情悦性”——没有屋顶。它墙上的灰泥大多已经脱落，构成墙体的一层层薄砖裸露了出来。这是本地的建筑方式；不过，加上还残存的马厩，这座——算得上宏伟的——行馆却有源自欧洲的建筑风格：奥德省督雇用了各行各业的欧洲人。纵使已成废墟，这座狩猎行馆仍然很适于本地气候。甚至在晴朗温暖的日子，只要站在其厚墙的阴影里，就会感到清凉舒服。气候——在勒克瑙别处的钢筋水泥和玻璃建筑之中似乎令人完全受不了的气候——在只相隔短短距离的这里变得相当温和，几近完美。几乎可以肯定，行馆的设计者也有同感。身处这些损毁的旧墙之间，你甚至会觉得勒克瑙的气候也可算是省督时代奢华生活的一部分。
另一个建筑风格类似的较大的废墟是常驻官邸。英国常驻官原本是大使或代办，最后成为了奥德的实际统治者。历经数十年，前后几任省督为这位有权势的人建造了这座常驻官邸。这不只是一栋单独的建筑，而是一个聚落，一个小镇。大起义开始时，该地区的英国人就是被集合在这里的，同来的还有忠于他们（或害怕起义者）的印度仆佣及军人。当时常驻官邸总共有三千人，他们被起义军围困了三个月。围困解除时，三千人之中已经死了两千人。其中的英国人被葬在官邸的一个角落，后来，为了纪念这些人，在同一地点还竖立了很好的墓碑。
就像保留省督狩猎行馆是为了提醒人们奥德省督权力的终结，同样，受过围困的常驻官邸的破损建筑也被保留下来纪念英国人的英勇。英国救兵（主要是苏格兰人和锡克教徒）获胜后将其炸毁的狩猎行馆是比较完整的废墟。常驻官邸的建筑上有许多来复枪子弹留下的小凹痕，偶尔还能见到无炸药炮弹造成的较大片破损。或许，围困未能成功是因为起义军缺乏必要的武器。在灰泥下面，狩猎行馆和常驻官邸的建筑都看得到构成其主体的扁而薄的勒克瑙砖块。
常驻官邸是英国统治的著名纪念物之一。如今，退出印度并且经历了本世纪的战争之后，英国人几乎已经不记得它了。但它在印度历史中仍然具有重要地位。独立印度继承了这座纪念物，将它保存下来，进行维护。常驻官邸目前是一座公园，弹痕累累、饱经风霜的建筑物之间有树木花草和步道。
拉希德出生于一个古老的勒克瑙穆斯林家族；我在勒克瑙的最后一天，他陪我在常驻官邸里走了一遭。起先，他没什么特别反应，只是谈着历史，乐于向我介绍这个著名城市的著名景观，也乐得让我知道勒克瑙（不像其他城市）还有地方可以散步。但到了博物馆里，身处起义军的劣质炮弹、其他被妥善照料的帝国遗物、没有光泽而且说明文字已经褪色的相片和版画之间，拉希德的心情就变了。他的穆斯林感受被一下子激起了。对一百三十年前的往事，他按捺不住心头的激动。英国常驻官的大权及省督的屈辱令他愤怒不已，围攻未能奏捷，穆斯林的胜利近在咫尺却终究功败垂成，这更令他既愤怒又悲痛。他说：“混蛋！混蛋！”他骂的可不是围攻者，而是受困者，博物馆的展示主题正是后者的英勇及整体的逆境，他们的侥幸逃脱及悲惨死亡。
从常驻官邸废墟可以看到不远之处的白色大理石纪念柱，其柱顶是象征自由圣火的螺旋造型。这是独立印度建造的纪念物，用来跟纪念英国统治的官府相抗衡。它是个无力的宣示，只不过以大理石呈现了拉希德的愤怒。跟真实的、弹痕累累的常驻官邸建筑物比起来，这个只具象征意义的纪念物设计相当草率，而且也有违史实：印度独立运动并非源自大起义。
独立印度的任何纪念物都无法让拉希德得到慰藉，因为在他看来，围攻常驻官邸九十年之后的独立代表了穆斯林的另一种挫败。在独立的同时，次大陆也划分成印度和东西巴基斯坦，以致原先未分割的印度的穆斯林变成——如拉希德所说——住在三个屋顶下。
许多勒克瑙的中产阶级穆斯林已经迁移到西巴基斯坦，过去勒克瑙借以闻名的穆斯林文化——语言、习俗、音乐、食物——已经消失。经过了穆斯林气势可说是一蹶不振的三百年之后，往昔的穆斯林盛况如今沦落得仅剩旧城穆斯林贫民窟里那幅穷困、闭塞、窒闷的景象。当然，还有其他穆斯林，包括像拉希德的中产阶级，以及不乏王公贵族后代的上层阶级。不过，最足以代表穆斯林勒克瑙的，莫过于那个贫民窟的景况——在那边，人们生存条件低劣，自卫能力薄弱，他们郁郁寡欢而又神经紧绷。
一九六二年我初次造访时，勒克瑙还让人感受得到几分昔日穆斯林的荣誉和光彩。一些琐碎小事似乎还保存着昔日的风味。有人放风筝；有人制造独特的玩具；有人制造特殊香水（包括一种黏土香水，可以散发出季风雨打在焦土上所冒出的那种气味），而为了不违背穆斯林教规，香水所用的溶剂是檀香油。虽然已经见不到歌女，“市集”一带建筑物二楼的精工帘帐（跟一幅画着一位露出半边丰满胸部的省督的十九世纪油画一样）却似乎让你亲睹了昔日勒克瑙的恣情纵欲。
如今已无功勋荣耀。过去大体上造就的那些荣耀的上层阶级穆斯林社群已经萎缩，而这城市的总人口却增加了一两倍。独立后建造的丑陋的钢筋水泥建筑已经蔓延到每个角落；一些大街已经寸步难行。拉希德说，省督之城变成了行政城市，一个区域城市——一个印度的偏僻小城。
我住的旅馆位于钢筋水泥组成的新市区，像五星级宾馆的拙劣翻版。它有“识别标志”。客房里放了各式各样的卡片，向你推销这个那个，为你列出种种服务，或是请你提供宝贵意见。门把上挂着早餐点菜单，那东西却真叫人不知如何填写才对。这里应有尽有。顶级宾馆的模样一一学到，唯独不知服务在哪里。显示“请勿打扰”的灯坏了。红色电话大概只是摆着好看，它偶尔会传出微弱的、仿佛在洞穴中袅袅缭绕、几乎无法辨识的声音。可能因为用了什么强效漂白剂，毛巾已经变成发亮的淡蓝色，起了细细但尖锐的绒毛。灯罩破了，灯光黯淡，看东西很吃力。朝西的墙整整一半是玻璃。甚至现在，都还只是春天，可到了下午就叫人吃不消，你只好去拉开那脆弱金属做的搭扣（脆弱金属做的：在你的拇指和食指之间，搭扣似乎就要弯了），把窗子打开，但放进来的却是一大团更热的空气，还有人与车、喇叭与警笛的轰隆巨响。
但万万没想到那么幸运，窗外竟是一幅看了让人仿佛回到过去的美景，让人误以为在观赏一幅托马斯与威廉·丹尼尔十八世纪末在印度所绘、后来在伦敦制成蚀刻版画的大型风景画的原图。这片风景是流经黄褐色及灰绿色两岸的戈默蒂河③——或是它较低的河槽，水流充盈平静，水道不宽。
丹尼尔兄弟的风景画常常是利用暗箱画成的，观看者会觉得画中的远近距离很长。近看，丹尼尔兄弟的印度风景蚀刻版画则有许多栩栩如生的细部描绘，可以分辨出许多人物，其中有些甚小。从旅馆房间看到的戈默蒂河景观就有那种距离感，那种细微的充实感。
右边河岸上有一条人行道，整条道上都有人走动。从我所在的远处看去，这些只是细小、分离的人影，他们衣服的颜色不易辨别。道后的树木挡住了河岸那一侧的住宅街道。较前面的部分，在满水的低河槽之上但比有人走动的右岸走道低了许多的地方，有一片宽阔、形状不规则、无树的滩涂。往左边颇有一段距离的地方，像小黑点般移动着的黑水牛使这片河滩有点非洲或美洲荒野的样子。早上，在较近的右边，男洗衣工把洗好的床单和衣服摊开来晒。在河滩中央部分，就在流着水的河槽边缘，有一些相隔甚远的小屋，其墙壁用泥颜料刷成粉红或白色，有些墙上贴着印地语广告：单房的斜顶小屋倒映在平滑的水面上。这些小屋属于游泳俱乐部。周末，男孩们在河里游泳，但不会离开河岸和小屋太远。
就在旅馆下方的河左岸有几所印度教寺庙。在同一岸上的远处是勒克瑙旧城的几个宣礼塔，让我想起我在一九六二年前往探索旧勒克瑙辉煌历史的清真寺和斋期集会所。往下被树遮住的地方是市场巷道，那里在一九六二年仍有《一千零一夜》的气氛，但拉希德说，现在内行人看到的是这个穆斯林城市的最后的悲剧。
有一天早上，我跟他去看一看。巷道里人太挤，空间太小，东西太单调，访客可能会以为这地方只有一种文化，也可能看不出拉希德所看到的差异。
跟一般印度市场的情况一样，店铺与摊位只有窄小的空间，面临巷道的一侧完全敞开，一家连着一家，几乎没有间隔。地板比巷道高了几英尺。摊位中间或下面的水沟把水和废物排到巷道两侧的水沟里。拉希德说，这些废水并不会流入较大的排水沟，而只是积留在无盖的水沟里，慢慢蒸发。
所有店铺和摊位都装了铁门，为了防范暴动，每一间店铺及相连的房子都盖得像堡垒。有些原本应该是店铺的地方如今只见一堆瓦砾，仿佛由于年岁、脆弱或腐蚀，店铺及相连的房子终于向内崩塌——从这个小例子出发，你可以设想城市的地面高度会如何一层一层增高。
这里一直有市场吗？这个地点有没有可能曾经只是一块空地？拉希德和我走过一个纪念性的大门，一个以莫卧儿皇帝阿克巴为名的拱门。他于一五五六年至一六○五年在位。这座拱门可能是十六世纪晚期为了纪念皇帝驾临而建的，因此，市场的轮廓在当时（莎士比亚在世的年代）应该就是目前的样子。龟裂的灰泥底下看得到扁而小的勒克瑙砖块，这些是较近——十八世纪或十九世纪——的历史遗迹。砖块的排列方式跟建筑结构一致——譬如，在拱门上排列成同心的弧形——因此，它们看起来像是磁铁四周依照磁力方向排列的铁屑。
市场靠外部分的店铺不是纯属一类的，卖货的是印度教徒，工匠则是穆斯林。两者有各自的历史和特殊传统。工匠做简单的活儿。他们把细银条打成薄到几乎要碎裂的银箔。他们制作廉价鞋子；他们做一种本地特有、叫作“齐坎”的刺绣；他们做缀珠刺绣。印度教徒店老板或者是北方邦的商人种姓，或者是两三百年前来到此地、留下来以放利或买卖为业的旁遮普刹帝利种姓。
五家店之中有一家卖的是同地较大店铺所需的东西：齐坎刺绣所用的线、浮花织锦所用的金银箔片、齐坎刺绣打图案所用的木版、印度单式簿记所用的宽页账簿。有些店卖风筝：勒克瑙还保留了放风筝的旧俗。有些店卖金匠的器具；有些店卖印度教徒拿到寺庙供神的鲜花。拉希德说，大致上，市场靠外一部分的店铺卖的是跟印度教徒及穆斯林传统生活有关的基本日常用品。
年纪很小的男孩盘腿坐在他们窄小铺子的前面、就在水沟上方的地板上，用锉刀磨着针——这是大店要用来做浮花织锦的针。这些针看来像是圆珠笔的塑料笔芯，它们有那么大，也有类似的尖头。每支卖一卢比。要赚到任何钱，一个男孩可得磨不少针。
清真寺为数不少，其中有些可能就建在昔日店铺和房子的废墟之上：这里的清真寺就像是一种民俗艺术，装饰过于华丽，结构不够坚固，漆工相当用心。拉希德跟我走着的时候，在市场的噪音之中，扩声器里传来一位毛拉尖锐的声音。那拖长的声音中充满激情：他可能在念诵古兰经的某些段落。拉希德说，事实上，那个用扩声器喊话的人只是在说：“捐钱给清真寺，进天堂黄金殿。”
最单纯的信仰：虽然市场靠外那部分的店家不全是穆斯林，整个市场的活动却像是伊斯兰信仰的表达，这里的一切也让人觉得都是为了信仰。卖《古兰经》的店铺最亮丽，店里吊着轻细得像羽毛的金银色纸穗。在市场单调货品的衬托下，这些用来绑女孩或妇女头发的穗子特别抢眼。这些店摊不只卖《古兰经》，也卖装《古兰经》的盒子、念经时摆《古兰经》的书台、念经时点燃的香、念经时戴的小帽——因为头上没有遮掩是不准念经的。念经帽分别有鲜艳的橙色、红色、绿色。另外也有钩针编织的小帽。
拉希德说，十一点店才开门。理由是，虽然店主住的地方离店铺不远，他们中午却不回家用餐。一旦到店内在地板上坐了下来——坐在布块或麻布或毛毯或棉毯上——他们就整天待在那里。一如为他们工作的工匠，他们也是市场的囚犯。店主的住屋从市场主要巷道两侧的窄弄进入，那些隐蔽空间的居家情况跟巷道里所见的工作情况没有太大差别。
从市场某处开始，之前印度教徒及穆斯林混在一起开店的情况变成了只有穆斯林开店。这个转变对拉希德是够清楚了，我却不太看得出来。拉希德说，过了那里，人群更加拥挤，人们的身材变得更瘦小，他们营养不良，发育不全。我眼睛适应（或觉得已经适应）之后，确实看到市场这一带的许多孩子细瘦干瘪，眼神茫然，其中不少还有皮肤病。
这片地区到处有小型私立学校，但市场的穆斯林儿童大多没有接受过现代式教育。父母不认为那种教育对他们的孩子会有什么好处，他们也深深觉得那种教育是为其他人而设的。当然，教育和知识是好事，但对于身为穆斯林的他们来说，纯正而未受污染的实用知识只能在《古兰经》学校与神学院得到。这些拥挤巷道和店铺里的信徒不需要信仰之外的任何东西。空间的窄小反而令人更加感受到空间内部的舒适和安全，更加感受到外面的败坏。
不少儿童——男孩——就读于市场内的神学院（一栋新的大建筑）或《古兰经》学校，但大多数在八岁或七岁或六岁甚至五岁的时候就由父母送到市场内各种简单行业的店里当学徒。拉希德说，如果有些照顾摊子或在店内工作的小孩看来心存畏惧，那是因为他们知道，在父母送他们来当学徒的这些店里，主人或雇主的监工会“痛打他们”。
拉希德说：“这是一个没有东西吃的世界，还有什么比饿肚子更悲惨？”
但是，虽然在纯属穆斯林的这一区，拉希德只向我指出悲惨之状，我却觉得，跟市场外侧混合区那些单调乏味的店摊比起来，这里更有节日和欢乐购物的气氛。这里有人修手表，有人卖风筝（印度教徒和穆斯林的店都卖风筝），有人给相片裱框，有人卖烤肉串，还有卖烟火的摊子。
在店摊附近总是有几个来自贫民窟的异装癖和阉人；他们模样放肆挑逗，仿佛是勒克瑙往昔的腐败遗迹；他们穿女性服装，戴廉价珠宝，讲着淫秽笑话，向人乞讨：色欲的阴猥找到了这种仪式化、半荒诞、安全公开的表达方式——这个巷子里妇女行迹罕至，纵使来到这里的妇女也都从头到脚裹着黑衣，你看到的只是瘦小的人形。这些阉人和异装癖出卖他们的肉体，他们有市场。
“他们是性玩物，”拉希德说，“你想得到吗？”
这些在勒克瑙充当祭品的阴阳人蹲坐在巷子两侧靠近水沟、店铺地板下面的地方。他们半男半女的脸孔憔悴，多皱纹，涂了俗丽的胭脂，不过，他们有男人的牙齿，粗大、污黑、有缝隙。
低沉、此起彼伏的锤声从几家店里传出；每家店各有四五个到六个男孩或年轻男子或蹲或坐，把细银条打成非常细薄的银箔。这些银箔是用来摆在甜点或其他美食上头，借以显示奢华的，除此之外别无其他用途。银条先放在羊皮中间，再用大锤子捶打。他们把大约十二条银条一一夹在羊皮中间叠起，然后一起捶打——我后来读到，由于比较柔韧，羊肠最适合这种活儿。要把银条捶成箔片得花两三个钟头。一片银箔按大小可卖半个卢比或一卢比。照这样一天工作下来，一个年轻男子可以打出市价十八到三十六卢比的银箔。扣除银条和店铺的成本，一个年轻男子每天在窄小空间里跟着其他人不断敲打——说是你我相随也好，互相竞争也行——能赚到的也极其有限。如此打出的银箔容易碎裂，用手指一碰就会断成碎片。这些银箔几乎不具有商品的功能，人们将它们夹在不用的书籍里存放起来。
拉希德说：“这里的所有工作都有这种摧毁灵魂的效果。他们做这些工作只是因为他们父亲先前也做过。他们恐怕从未走出这个地带。无论是打银箔或是做刺绣或浮花织锦，为了让这种无聊工作有点生气，他们听电影歌曲及宗教歌曲的录音带，把音量调得很大。他们用玻璃杯喝不少茶。喝茶是有理由的，喝了茶就没有胃口。需要小便的时候，他们就走到路上解决。
“一切水平都这么低。教育水平这么低，需求和技术也是这么低。除了晶体管收音机和偶尔有的电风扇之外，他们仿佛活在另一个时代。他们的休闲活动是下面这样的：花一百卢比去租一台电视和三卷录像带。那一百卢比是好几个人凑的。他们四五十个人整个晚上就坐在那里看那三部影片。这个地区大约有六十家电视和放映机出租店，生意都很好。这当中也有一点剥削。手上有点钱的人会在晚上某个时段租用电视——做这种事的人每天都会这样做——然后再以多二十卢比左右的价钱把那时段（以及电视机）转租给别人。
“儿童所受的教育顶多只是读了《古兰经》，女人完全没受过教育。他们近亲结婚的情况很普遍。堂表也可结婚。这是某些生理畸形的原因。男孩早婚，年龄不过是十五六或十七岁。到了四十岁，男人已经做了祖父，垂垂老矣。他们吃得很不讲究，都是肉和面包，没有蔬菜。他们卫生状况很差。大多数人一辈子没碰到过半个印度教徒或非穆斯林。到波斯湾区赚了钱的人回来后还是住在贫民窟里。他们在那边盖大房子，让左邻右舍夸赞。
“他们大多是什叶派教徒，一年中最重要的节日是新年。”这是纪念什叶派创教者阿里④的儿子侯赛因殉难的日子。“在别的地方，新年为期十二天到四十天，在勒克瑙它却长达两个月零八天。曾经有一位奥德的王后许下诺言，说如果她的某个愿望实现了，那么奥德王国的新年将有两个月零八天之久。新年节日让这里的什叶派有了共同的认同。在那些日子里，他们号哭，他们捶胸，他们用刀子割自己，他们哀叹。这让他们得以忍受悲苦，也让他们走出屋外。这些新年期间的活动使他们跟属于多数的逊尼派关系紧张。结果是，勒克瑙从未发生印度教徒跟穆斯林的冲突，只有逊尼派跟什叶派的冲突。
“这一带清真寺不少，按时从四面八方透过麦克风及扬声器传来的声音。逊尼派和什叶派说的是一样的语言，但时间稍有不同。因此，一天有十次宣礼，而不是五次。
“还有为期一个月的斋月，白天必须禁食。在那个月之间，餐厅白天不营业，晚上才开门。这让人觉得有一种真正穆斯林旧城堡的气氛。”
在纯粹的穆斯林国家，人们对其宗教信仰可能会看得比较轻松，他们也可能相对不容易神经过敏。但在这里，大家都知道，出了市场的巷弄就到了另一种信仰的世界，而来自这个外部世界的是威胁和挑衅。
我即将离开勒克瑙时，拉希德告诉我一些最近令人担心的威胁。有一个班加罗尔人向法院提出请愿，以《古兰经》鼓吹叛乱为由，主张印度全国查禁所有版本的《古兰经》。这项请愿是挑衅的举动，照理不应该认真看待。但，拉希德说，一名法官——女法官——却过分拘泥于法律条文而同意受理。这引起了暴动。后来另一位法官否决了提案，认定《古兰经》跟《圣经》一样是“基本文献”，因此超乎那种法庭请愿的范围。
还有三百英里外的小镇阿逾陀的一座清真寺引发的问题。这座清真寺已被印度教徒改建成寺庙。对印度教徒来说，阿逾陀是个重要甚至神圣的地点。它是《罗摩衍那》主角罗摩大神的出生地。有些印度教徒说，穆斯林入侵之后，在罗摩的出生地盖了一座清真寺。独立之后，印度教徒希望收回该地。拉希德说，为了避免暴动，清真寺在一九四九年关闭了。然后，大约在四年前，事态有了变化。一名印度教徒向地方法院提出请愿，要求法官允许印度教徒在清真寺祈祷。这项请愿通过了，清真寺的门锁被打开；清真寺落入印度教徒手中，至今未变。过去发生过几次暴动，有人丧命，激烈的争端犹未停息。
第三项威胁跟穆斯林的私法有关。一个有钱的穆斯林律师和第一任妻子离婚，然后再娶。他按照他们的穆斯林婚约，付给第一任妻子一笔钱。被抛弃的妻子后来向印度法院提出告诉，要求前夫也必须按月付她赡养费（这是拉希德的说法）。经过二十年，这案子终于上诉到印度最高法院。审理法官指出穆斯林私法的缺失，判定女方可以获得赡养费。穆斯林认为这干预了属于他们信仰一部分的私法，因而群起抗议。在抗议的压力之下，印度政府通过法案，使最高法院的判决失去效力。
帕尔宾住在勒克瑙旧市区一栋老式、宽敞、有围墙的穆斯林房子里。前头是客厅，私人房间则在后头。两年前，帕尔宾决定涉足政治。其他妇女——无论是不是穆斯林——忌妒她，但帕尔宾在政界已经有些成就，不久前还率领一团穆斯林妇女晋见了总理。帕尔宾客厅的赭色墙上就挂着几张那个场合的照片。
帕尔宾是个面貌姣好、仪态端庄的女人。她的家族出过律师、地主及政府高官；她所属的阶级曾是此地的统治阶级，她就洋溢着该阶级的自信。她跟市场中的穆斯林以及偶尔在那里的巷道匆匆来去、戴黑面罩的娇小女子可说有天壤之别。她不戴面罩，言谈清晰有力，但有时也会出人意料地露出女性自制的一面，让你想起她来自一个特殊文化，想起这栋有女性隔离空间的穆斯林房屋代表了她人格特质的一个重要部分。
她要从事的是“世俗”政治，她的意思是说，要以穆斯林妇女的身份参与国家政治。这个抱负完全没有冲淡她的宗教信仰。她说，穆斯林信仰有某些方面属于“律法”：它们没有讨论的余地。妇女权利便是其中之一。
在伊斯兰社会里，妇女享有许多权利。她们的权利——这些原本就是“律法”——无须再由国家来修订，譬如，她们享有继承双亲财产的权利，印度教妇女没有这种权利。穆斯林妻子在婚姻期间收受的东西都属于自己所有，西方妇女则得不到这种待遇。议定婚约时，男人必须允诺，如果他跟妻子离婚就得付给她一笔金钱。那就够了，穆斯林妇女无法接受付赡养费的做法。妇女为人妻之后并不表示她就会变成用人。离婚之后，前夫只会变成一个陌生人而已，此后妇女就不应该从他那里拿钱。其他国家或社会可能会想根据时代需要改变人们的权利，但《古兰经》已经为穆斯林立下了永世不移的律法。
这些是强烈的言辞，但帕尔宾在我旅馆房间谈她的政治活动时——拉希德在一旁帮她用英语解释——却说得平平淡淡。她是信仰的护卫者。但她对待信仰——完整、充分陈述的信仰——却能够轻松自如。以她所属的社会阶层而言，这种态度甚至是她的自信和能力的一部分，也似乎让她适于从事她想要从事的公众活动。
她有组织才能。有人为她弟弟选了新娘，那天她就要去见——非正式地——那位年轻女子。她会前往一个远方的小镇拜访朋友。在朋友家里，她会碰上——表面上只是不期而遇——她弟弟要她去见的年轻女子。
帕尔宾过着顺遂的日子，她不像拉希德那样悲观。拉希德是单身汉，喜欢读书，乐于独处。他常默默沉思，心情容易变化。他很喜欢他的公寓，喜欢静静待在家里。
至于市场里的穆斯林——当然，帕尔宾说，他们陷于无知，很难跟他们沟通。不过，虽然大家把这种无知和闭塞看作穆斯林特有的问题，其实印度许多其他群体，譬如乡村居民和表列种姓也是半斤八两。
可能是这样的比较让拉希德感到沮丧。穆斯林曾经统治过这里，是发号施令者。如今，中产阶级迁移到巴基斯坦之后，他们已经人寡势弱，虽然个别人士仍受到敬重，作为一个群体，他们的地位却很低。
拉希德出生于一个古老的什叶派穆斯林家族。他的一位十八世纪中叶的祖先是商人，拥有七艘船只进出孟买。拉希德说，或许严格说那些并不是大船，可能只是小帆船。那位祖先事业倒是很成功。他甚至还盖了一处斋期集会所，其式样系以什叶派在伊朗及伊拉克为穆罕默德后代所建的陵寝之一为蓝本。在当年，事业成功的什叶派教徒通常会修建斋期集会所，希望借其促进宗教问题的探讨。
十九世纪另一位祖先曾在末代奥德省督的宫里做过官。当英国人把这位统治者放逐到加尔各答时，拉希德的祖先随行前往，并在加尔各答住下，直到八十年代去世。拉希德的外祖父是一个较大的王邦的行政官。他照顾家族中每一个人；他写诗；他一副爱德华七世时代绅士的打扮。拉希德觉得——只凭照片——这位祖父看来有点像罗素。
拉希德的祖父是家族中第一个学英语的人。他在铁路局上班，任职于当时的勒克瑙新火车站——至今仍是勒克瑙令人难忘的建筑物之一。拉希德的父亲在刚成年时觉得可以当警察。当时，身为地主的上层阶级穆斯林大多从事专门职业，他们以律师及医生为业。像拉希德父亲这一类人则进入警界或政府。拉希德认为他父亲长得很英俊。他身高五英尺八英寸，比拉希德高了一两英寸。他脸上有少许天花痘疤痕，不过，当年几乎每个人都有麻点。
那年头，像拉希德父亲那样的人很容易进入警界。有人带你去见英国警官，把你引荐给警方。警官会说：“叫他后天开始来。”这正是发生在拉希德父亲身上的情况。他就这样进入了警界，从巡警做起，这是警察的初级职务。但他只做了三天。他讨厌那些操练，受不了教官的恶言谩骂。他没办法把这看成只是必要的过程，只是锻炼的一部分，他要马上离开。
然后，他决定从商。他跟一位兄弟在勒克瑙开了一家店，贩卖照相机和摄影器材。这是一九一一年，即国王皇帝乔治五世登基的那一年：大英帝国及英国统治印度的巅峰时期。拉希德父亲那年开的照相机店在帝国时代的印度经营得很顺利。它适得其所，随着摄影技术一起发展，成为了这一类店铺中最好的一家。他后来在印度其他城市开了分店，这些店大多开设在人们避暑的山区旅游地。勒克瑙本店位于一条叫作哈兹拉特衮吉的商店大街。在帝国时代的日子，哈兹拉特衮吉——如今拥挤不堪，一团脏乱——每天傍晚都会有市政府的水车来洒水。
哈兹拉特衮吉街上的其他店是英国人、犹太人和祆教徒开的。拉希德特别记得一位名叫蓝道的犹太人所开的店。蓝道在街角有一家很大的店，卖的是手表。他店外有骑楼走道。一楼有锻铁柱子，建筑的二楼是住家部分，前面有一个阳台，设有由较细柱子顶起的拱门，跟楼下较粗的柱子相呼应。安德森兄弟是一家裁缝店，他们在一九四七年独立后结束营业。麦格雷戈也是裁缝，他并未在一九四七年离开，继续留在勒克瑙，在那里过世。麦格雷戈的顾客包括印度王族和英国人，以及印度政府官员。“‘麦克’做的外套你一眼就看得出，”拉希德说，“可以穿上三十年。”
出生于一九四四年的拉希德记得他父亲的店里有缅甸柚木做的陈列柜。这些柜子是由勒克瑙的穆斯林木匠根据他父亲的设计做成的。店铺就像俱乐部，外地人和游手好闲的人都不敢贸然进入。“金钱不是主要的问题。人们到店里是来见我父亲和他们的其他朋友的。”
拉希德的老家位于勒克瑙旧市区，里面有妇女专用的空间。客人不能进入主屋，他们只能待在屋子最前面、另有入口的客厅。客厅里摆设的是勒克瑙制造的英国式样的家具：极其笨重，非常不舒服。客厅后面有几个其他的房间，再进去是主屋的院子。夏天一家人在院子里睡觉。首先在院子里洒水，让温度降低。然后仆人把绳编床排成几列，用竹竿架上蚊帐。院子里还有一个台架，上面放着几个装了饮用水的水壶，让水过夜后变凉。院子一角摆了一张大方桌，桌上铺白布，中央再铺有色的桌布。食物摆在那张方桌上。拉希德父亲九点从店里回来，晚餐在此时开始。
几乎就在拉希德熟悉了这种井然有序的中产阶级家庭生活时，他家的运道开始转变。一九四七年独立时，拉希德父亲想迁往巴基斯坦。他有一个侄子在山城木苏里⑤照料分店，他要这个侄子把木苏里的存货运到如今已属于巴基斯坦的卡拉奇的分店。侄子照办了，不过，在那些日子的混乱当中，侄子却把卡拉奇分店转移到他自己名下。
“我父亲一筹莫展，他打消了搬到巴基斯坦的念头。”
“你堂兄后来呢？”
“他在一场摩托车车祸中受伤，截了一条腿。可以说他罪有应得，但我们也没什么好高兴的。”
从巴基斯坦逃难的印度教徒和锡克教徒开始来到勒克瑙。
“我们对他们很陌生。住在我们屋后的那家人虽然不是很有钱，却是有教养的穆斯林。他们在一九四七年搬到巴基斯坦，房子后来被分给了一户难民。我一直记得，新搬来那家人的母亲叫小孩在纸上大便，然后把粪便丢到隔墙这边我们的院子里。我们提出了抗议，他们也听了进去，就不再那样做了。他们大概是从旁遮普搬来的，不过我不确定。
“城里慢慢地可以看到新招牌了。老店本来是穆斯林开的，现在新招牌写着不同的名称。原先不搞噱头、英国作风的店铺变得花花绿绿、灯光耀眼，还播放音乐。在勒克瑙旧城阿明那巴德，信德省来的人开了一排又一排的布店。他们一来开店就大喊大叫，要你到店里看看。‘大姐，进来吧，进来瞧瞧。’我们以前从没见过这种事。他们店里没有玻璃柜，只有摇摇晃晃的小箱子。不过，当时搬过来的人之中现在已经有不少开了非常大的店，店里的装潢都是镀铬金属和玻璃做的。
“他们比我们会做生意，比较会推销。他们会卖走私货——我们从来不碰这种东西。他们采取薄利多销的策略。我们的货品开始滞销，在店里变旧，也更加没人要了。”
一九五一年，印度废止柴明达尔土地所有制。“地主所拥有的土地被削减，遗产的大部分不能继承。英国人在一八二八年建立了柴明达尔制度，取代莫卧儿帝国的曼萨达尔制度。在曼萨达尔制度下，地主得到土地拥有权，然后在必要时向政府缴纳一定数量的马匹——在这制度下，你必须缴纳的马匹越多，地位就越高。到了一九五一年，许多在勒克瑙拥有大房子的柴明达尔或大地主——这些是在外地主——必须适应时代的变化。他们之中许多人搬到了巴基斯坦。柴明达尔制度废止之后，我们的顾客一下子流失了。整个经济突然之间改变了。英国顾客也走了。我家的店是前后几任省长的‘特约店’——它有那样的地位。
“哈兹拉特衮吉的店铺不再粉刷，街道变得比较脏。人行道上摆了许多摊子，走道上无法通行。整个气氛都变了。”
在这生意上的灾难同时，还发生了一桩家庭悲剧。拉希德家在木苏里有一栋避暑别墅；有一年夏天，他哥哥在那里溺水身亡。总之，独立前后那几年，拉希德父亲遭受了一次又一次的打击：一九四六年发生在加尔各答的印度教徒与穆斯林之间的惨重冲突暴动，一九四七年的国土分割以及卡拉奇分店的丧失，柴明达尔制度的废止，最后是长子的死亡。
孩子倒不像大人那么苦。当时，拉希德正在勒克瑙一家著名的旅印英侨学校——马丹学堂——就读，日子过得很惬意。马丹学堂是十八世纪法国冒险家克劳德·马丹创办的。来到印度之后，马丹曾在几任奥德省督手下效劳。他娶了一位或数位印度妻子，把巨额遗产的一部分捐出来设立学校供欧亚混血儿童就读。一百五十年之后，勒克瑙的马丹学堂仍然具有多样性和世界性，虽然家里碰上不少麻烦，拉希德多少还能够安安稳稳长大，而且几乎不受政治变动的干扰。
“学校里有来自每一个社群的男孩，他们全都有同样的中产阶级背景，他们的家人都互相认识。对于周围的世界，我觉得一切都理所当然。我生活在那个世界里；我有我的家人、大家族、堂表亲。宗教只是生活的一部分，不是什么包袱。我从许多方面得到帮助——学校啦，还有到家里来找我父亲的朋友那里：各种宗教的人都有。我们先后跟随好几位先生读《古兰经》，但从未读完第一章。
“我父亲从未强迫我们去清真寺，我自己从来没有被迫去过清真寺。我生性就是这样，倒不是有什么神已经死亡的看法。我们会到斋期集会所或朋友家里参加会议，表面上是去听关于卡尔巴拉战役以及阿里之子侯赛因殉难的宗教讨论，实际上只是社交。这是我们成长过程中在纯粹的伊斯兰教养之外属于什叶派做法的一部分。我父亲会绝对坚持的只有一件事，那就是新年第十天我们必须赤脚走到塔尔卡托拉卡拉巴拉，一个附设于斋期集会所的什叶派墓地。我们也同时借这个机会给祖先上坟。”
在他成长期间，拉希德难免意识到独立和国土分裂的种种后果。
“我姐姐得嫁给巴基斯坦人，这是必然的事，因为印度的穆斯林境况并不怎么好，而巴基斯坦人也想娶老家的女孩。印度的穆斯林境况不好，因为分裂之后他们找不到工作，而且总的来说也没有什么工作机会。占多数的社群对他们心怀怨恨。这是其来有自的。你先是吵着要建立自己的国家，然后却又赖着不走。
“这里也涉及适者生存的问题。分割之后，每个穆斯林家庭都被拆散了。所有家庭都受到影响。父母留下来，儿子离开。留下来的人没能力应付激烈的竞争局势。他们中有许多是地主，缺乏求胜意志。我哥哥先后在印度和美国读书，成绩都很好，但回到印度之后却整整半年找不到工作。他前往巴基斯坦，马上就有工作了。
“接着语言开始改变。这里的小孩学印地语，穆斯林父母也不教小孩乌尔都语。我们真可说是把乌尔都语谋杀了。不像亚美尼亚人对他们的语言或犹太人对希伯来语那样，我们没有做任何保存的努力。除了宗教之外，语言是穆斯林最宝贵的东西，因为那是他认同的要素。乌尔都语比较接近西北部上层社会通用的印度斯坦语，但印度斯坦语开始改变，开始受到梵语影响，变成印地语。”
一九七一年，拉希德父母前往巴基斯坦参加数年前搬到那边的哥哥的婚礼。他们在那边的时候，爆发了为孟加拉而起的第二次印巴战争。拉希德已经上了岁数的父亲这期间在巴基斯坦过世，他母亲则留下来，跟已婚的儿子住在一起。
“我生活中的另一条线也断了。在这之前，我一直在父亲店里当学徒。他在巴基斯坦过世之后——反正生意也一蹶不振——我就把店关了。”
那家店是在六十年前、国王乔治五世登基那年开设的，它在巴基斯坦分裂成两部分那年关闭。虽然拉希德没有提到，但店的整个历史正好落在这两个历史事件之间。
拉希德开始过着飘忽不定的日子。他前往英国，在那边打零工。他曾经挨家挨户推销两英镑与五英镑的半年期意外保险。他得去敲人家的门，然后说：“早安，请问您是主人吗？敝姓拉希德，想必您会对这个有兴趣。”他很讨厌敲人家的门。有一天——这让拉希德想起在勒克瑙那家街角大店卖手表的蓝道——一个从法国来的犹太古董商跟他坦诚地谈起来，有点关心地说，他在伦敦做保险推销是做不来的，应该回印度去。拉希德转去煎饼店打工，又到一家肯德基炸鸡店工作。他学会了怎样用电锯把一只鸡切成大小相同的九块，怎样把鸡块油炸十一分钟。他一天要切上一百二十只鸡。
两年之后，他离开英国，前往巴基斯坦。他发现那里的人们没有“身份认同危机”，宗教并不是辨别人的特点。但他不喜欢巴基斯坦的拜金文化，不喜欢人们在商场上的厮杀之态——这些人还在勒克瑙的时候比较悠闲自在。他看不惯人们拿金钱财富来夸耀。在勒克瑙，这种事根本不会发生。他离开巴基斯坦，回到印度，在孟买一家出口公司做了三年。
他等着一笔遗产，希望用它来做房地产买卖。但是，他碰上一个对宗教族群问题颇有成见的官员，从此就问题重重。他在那时提出的诉讼一直悬而未决。现在，这件案子已近尾声，他应该可以拿到该得的遗产，不过他已经浪费了好几年宝贵时光。
“先前我从未遇到过宗教族群问题。宗教族群暴动只有在低层阶级之间才会发生，就像我们听到的巴基斯坦族群问题一样。读或听到这种事的时候，我知道我哥哥不会介入其中，他的房子会安全无虞。因此，在这边，我跟印度教徒朋友来往，从来没有多想——直到我必须面对一个对宗教族群问题很在意的官员的怒气。这确实让我受到震撼——有人拿笔一挥，我的一生就变了那么多。
“一九七一年的印巴战争不但改变了穆斯林的生活，也改变了印度教徒与穆斯林的关系。穆斯林再也不能声称他们比别人优越了。印度在这个次大陆扮演着决定性角色。每个穆斯林对巴基斯坦都有一份特别的情感，每个人都因为那个国家的实验不到二十五年就失败而感到悲伤。美梦已经破灭。巴基斯坦战俘被关押了两年。这件事让人一直忘不了。
“我也发现了私人交往方面的变化。我的印度教徒朋友开始说教起来。‘穆斯林到底要把自己搞成什么样？’他们开始认为穆斯林的信仰以及他们眼中的穆斯林陈规陋习应该进行改革。‘你们穆斯林还要这样持续多久？还要依赖你们的毛拉、你们的小群体多久？’可悲的是，他们说的大部分是事实。我虽然觉得不是滋味，却必须接受。”
奥德末代省督的主宫——勒克瑙的凯泽巴宫——在一八五七年印度大起义期间几乎完全被英国人摧毁。一八六七年，当英国势力大致已经再度巩固、不受挑战时，英国人把凯泽巴宫尚存的部分赠与穆罕默达巴德郡的大公，作为他在城里的住所。
将近七十年之后，大公的一个后裔担任了穆斯林联盟的财务主管，同时鼓吹建立另一个穆斯林国家巴基斯坦。巴基斯坦在十年后诞生。但这时——仿佛他没有完全设想到巴基斯坦建国后的种种情况：勒克瑙位于印度境内，离巴基斯坦好几百英里——大公却发现自己变成了流浪者。一直到了一九五七年，他才回归他所鼓吹建立的国家。那年，他入籍巴基斯坦，其结果是，在一九六五年印巴战争期间，大公在勒克瑙的所有财产，包括宫殿和土地，都被印度政府当作外敌财产没收。
现在，这些家族财产仍然是外国人（不再是外敌）的财产。他们向印度政府申诉过，大公的儿子阿米尔如今住在一百二十年前英国人赠予他祖先的凯泽巴宫里。
我先前在帕尔宾的客厅里见过阿米尔。他穿着印度式晚礼服，长外套和窄裤。他身材矮小，容貌优雅，体格结实，举止有王子模样。在英国读了寄宿中学和几年剑桥大学，他的言行举止带有英国味。但是，下一回我在他宫里的图书馆见到他时，他告诉我，当他说另一种语言——譬如乌尔都语，或是跟可能把他尊为王子或信仰护卫者的人——穆斯林，什叶派教徒——在一起时，他就变得很不一样。较近的历史让他有许多种作风和个性，也让他承受他祖先从未面对过的种种压力。
阿米尔目前参与北方邦的政治大概有三年之久，他是邦议会的国大党议员。他父亲曾经参与穆斯林联盟——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这个组织是反对国大党的。不过在当前的印度，国大党却是对穆斯林最有利的政党。而且作为政治人物，阿米尔还使了一个花招，为了确立家系传承以及让地方上的什叶派和穆斯林社群有“身份焦点”，他自称是穆罕默达巴德的大公。
按理说，他父亲跟巴基斯坦的牵扯应该会造成政治上的不良后果，但阿米尔说，虽然穆罕默达巴德的人民有百分之八十是印度教徒，他们却从未对他或他的家族有过敌意。阿米尔以他父亲为荣。他父亲笃信宗教，还有几分神秘主义倾向。阿米尔说，他痛恨所属的阶级。
“我父亲从来不想当统治者，他没有做大公的意愿。他一点都不认为应该因为这种身份受益。他认为从地产中得到的收入是不正当的，因为那是不劳而获的东西。”
阿米尔父亲童年时就受他母亲影响得到了那种想法。她——阿米尔的祖母——出身于一个把学问看得比财富重要的贫穷穆斯林学者家族。
“我祖父是一位人品优秀的大公，但不是社会主义者。他结了两次婚，因此跟我父亲关系不好。我父亲无疑就是在那时形成了他对所属阶级的态度。这是我最早听父亲讲的话之一——后来我才知道这是阿里的训诫：‘巨富之得，必先践踏他人权利。’还有：‘每一口美食的代价都是劳动者的饥饿。’”
我说，这种说法适用于贫穷或封建国家，但不适用于所有国家。
阿米尔说，“住在英国的人可能无法了解存在于印度的贫穷和悲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