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阿米尔没有直接这样说，他父亲可能是出于宗教情怀而鼓吹建立另一个伊斯兰国家巴基斯坦的——不只是穆斯林的国度，也是宗教国家。阿米尔父亲很年轻时就开始穿土产手织衣物。他于一九三六年以二十一岁之龄加入穆斯林联盟时，放弃了自己及家人所喜爱的音乐——印度古典音乐、西方古典音乐和伊朗古典音乐。
阿米尔出生于一九四三年。两岁大时，他穿了耳洞。奴隶穿耳洞是穆斯林国家的习俗，阿米尔穿耳洞即表示他已被卖给伊玛目：家人把这个孩子奉献出来为什叶派信仰效劳。效劳很快就开始了。一九四七年印度与巴基斯坦独立时，时年四岁的阿米尔开始随着父母游荡。
“分裂之后，我父亲离开了印度。他很看重使命，但他不是政治人物。独立之前不久，我们正在俾路支省的圭达，它在后来的巴基斯坦境内。独立当天，我们越过国界到了伊朗。我们先到扎赫丹，从那边搭乘两辆车前往麦什德，再转往德黑兰。接着，我们搭飞机到伊拉克，随从则走陆路。那是在一九四八年。”
虽然他们过着这种漂泊的日子，阿米尔父亲之前却未从印度汇出任何钱。他只带走了书籍和地毯。
“他们邀请我父亲回印度，但有一些条件：他不得从政，他必须谴责海得拉巴的王邦君主，他必须公开反对宰牛。他说他可以承诺自己不吃牛肉，但无法公开反对宰牛，因为牛肉是穆斯林最便宜的食物。”
仍然持着印度护照，他们在伊拉克前往卡尔巴拉。这是阿里之子侯赛因战死的地点，什叶派视之为圣地。在这块圣地上，阿米尔父亲兴起了一个念头——或许他早就有了这个念头——想要儿子成为阿亚图拉，即什叶派宗教领袖。一九五○年，阿米尔七岁时被送到卡尔巴拉一所宗教学校就读。他在那所学校待了两年。这时他父亲——他以进口印度茶叶及黄麻为业——改变了心意，决定阿米尔终究要接受世俗教育。阿米尔说，这并不表示在宗教层面就从此弃而不顾。阿里曾说：“敬神之最佳方式在于内省及思考，敬神之最佳方式莫过于内省、思考及求知。”在阿里之前，先知穆罕默德则说：“就算必须跋涉到中国，知识仍值得求取。”
我问阿米尔：“他们所谓的知识是什么？”
他说：“有人问过阿里，‘何谓知识？’他说，‘知识分两类，一类为诸宗教之知识。’有趣的是，他说的是诸宗教，而不是单一的某种宗教。‘另一类为物质世界之知识。’”
他们起初想把阿米尔送到一家印度境外的耶稣会学校，后来则决定让阿米尔和他母亲回勒克瑙，在那边，九岁大的阿米尔到那家英侨学校马丹学堂就读。这时候阿米尔——他在帕尔宾的客厅里看起来那么有英国味——开始说英语，先前他说的是乌尔都语和波斯语。
他接触一种又一种文化：这个就读于马丹学堂的男孩觉得，经过伊拉克那段时日之后，他已经有一部分是阿拉伯人或伊朗人了。每天从马丹学堂放学之后，晚上在家里还有特别的宗教课程，上课地点就是我们现在所坐的宫殿房间——房间里一片清凉，坚实的砖工属于老勒克瑙的建筑传统，地板是水磨石子，书架嵌入带着湿痕的石灰墙内。
穆斯林及什叶派的节日也时时让他不忘宗教信仰。新年期间阿米尔休假十二天——“马丹学堂校长很不赞成”——然后为了纪念侯赛因殉难后的第四十天，又休假四天。新年结束时有八天假期，斋月——斋戒涤罪的月份，也是阿里殉难及真主开始启示《古兰经》的月份——另有四天。
就读马丹学堂时，阿米尔跟母亲、两位姑妈、叔叔和婶婶住在宫殿里。为了防范不良影响，家人不允许他去找别的男孩或跟他们家庭扯上关系。他有专人照看，那是一个自己没有孩子、日夜全待在宫里的男人。这个人——让阿米尔惊讶的是，他也懂乌尔都语和波斯语——“如影随形”地跟着阿米尔，甚至在他看电影或去餐馆时也不例外。到了马丹学堂，阿米尔上课时，这个人就在车里或在车外地上铺张地毯坐下来等待。
“因为这样，我变得沉默寡言，非常内向。我很不善言辞。如果有外人在场，我就沉默无言。
“那时候我在衬衫里面戴着护身符，同学总会去摸那些东西来戏弄我。我还戴耳环，扣在耳洞里。我在右耳戴翡翠耳环，左耳戴红宝石耳环。那看起来很奇怪。我只好扭扭两只耳朵，把宝石藏到耳垂后面。在这里读完书前往英国时，我把耳环摘掉了——这是经过允许的。”
这段时间，阿米尔的大公父亲一直住在伊拉克。但到了巴基斯坦建国十年后的一九五七年，他做了一件让他家人吃了不少苦的事：前往巴基斯坦，把印度护照换成了巴基斯坦护照。
阿米尔说：“我母亲就在这里，听到消息之后她病得很严重。我母亲本身是公主，是很骄傲的女人，她从未想从我父亲那边获得任何东西。她也虔诚信教。她九岁时父母就已双亡。听到我父亲在巴基斯坦的消息之后她就生了病，因为她认为一九四七年的大危机早已过去——穆罕默达巴德并没有任何反对我父亲的声音。尼赫鲁见了我父亲，要他再考虑考虑，保留印度护照。尼赫鲁说：‘你一向冲动行事。如果你回国，取回你的护照，我们都会很高兴的。’我父亲说：‘一个人无法像换衣服那样换国籍。’”
大公在巴基斯坦并不顺利。他原想从政，但发现那不是他能做的事。他是什叶派教徒，身处逊尼派占多数的国家。他不会说巴基斯坦的任何方言；他还是个“莫哈吉尔”，即外国人。他的政治看法也变了。在三四十年代，他还很年轻时，他希望巴基斯坦成为宗教国家；现在，他认为巴基斯坦应该是世俗国家。他不相信巴基斯坦军队会支持那种政治体制。于是他离开巴基斯坦，再度到处漂泊。他在旧帝国首都伦敦待了很长一段时间。
这样说来，大公年轻时鼓吹巴基斯坦建国似乎是不负责任的举动；他似乎没有预见到政治的动乱或估算出苍生的遭遇；别人似乎必须为他虔诚的穆斯林及什叶派信仰付出代价，而他自己却尽量拖延时间，迟迟不做最后决定。伊拉克、巴基斯坦、英国、印度：以他的身份地位，这些都是他可以前往的国家。
不过，人们对他们的困境有自己的看法。关于他父亲那段漂泊的日子，阿米尔说：“你知道吗，我觉得那几乎是在忏悔赎罪。我觉得就像别人离开印度前往巴基斯坦时所经历的一样，他也必须经历无家可归的处境。
“我每年都会去见他。他要我读的书之一是皮雷拉尔⑥的《甘地：最后阶段》。独立时大家见不到甘地的踪影，我父亲对这件事很感动。甘地不在德里。他在加尔各答，为那个城市的悲剧伤痛不已。”一九四六年的宗教暴动，这些悲剧标示了加尔各答死亡之始。“对什叶派来说，如果同时有伤痛和欢乐，他们会偏向于伤痛。”
阿米尔从马丹学堂毕业之后，他父母不知道该如何替他安排，他因此浪费了一些时日。最后，在一九六一年他十八岁时，他被父亲带到英国进入一所公学。就在这时，他获准摘掉了耳环。赴英途中，他们在黎巴嫩短暂停留，大公在当地有许多朋友。后来，他们到欧洲各地旅行了一趟。在巴黎时，他们去了赌场和夜总会：大公要他儿子见识一下这些场所，他要儿子初访这些地方时由做父亲的来陪伴。
以十八岁的年纪就读公学，阿米尔有点超龄。不过他在那边读了三年后进了剑桥大学修数学。
“在学校里别人没有对我太差。我还是很内向害羞。我跟几个同学处得不错。我很看重我的宗教信仰，那对我像是一套盔甲。对我来说，那种信仰是秘密、私人的，而且深植在心中，这使得它具有了一个新的层面和额外的力量。由于不能用言行把那种信仰表达出来，不能表达内心的感受，宗教经验因此更加强烈，更加有力。”
阿米尔预计在一九六五年进入剑桥彭布鲁克学院。入学前，父亲带他游了一趟巴基斯坦和中东。他们见了什叶派宗教领袖。在黎巴嫩时，他们住在扎伊尔德·穆萨－萨德尔⑦家里。
“我听父亲跟他讨论世界局势，他们的用词就是后来伊朗革命人士和黎巴嫩动乱分子使用的那一套。他们谈到存在于黎巴嫩的西方势力，也谈到了统治伊拉克的政权——暴虐、反宗教。他们谈到伊朗国王。他们谈到应该根据阿里的训示推动一场革命——我认为那是非常不切实际的想法，也这样告诉了我父亲。”
在这一番对什叶派的赞扬、这一番关于革命及阿里胜利的讨论后，接踵而来的是灾难。至此之前，大公的政治行动及姿态对他个人并未造成重大的后果；现在，一夕之间，一切都变了。一九六五年九月，就在阿米尔进入剑桥彭布鲁克学院之前几个礼拜，印度和巴基斯坦交战了，穆罕默达巴德大公在印度的所有财产都被宣布为外敌财产。大公于一九五七年入籍巴基斯坦时——或者，三十年前，当他开始鼓吹建立另一个穆斯林国家时——是否预见到这一后果？
阿米尔说：“穆罕默达巴德那座我们称为城堡的宫殿被整个查封了，那是我、我父亲、他的祖先长大的地方。我的家人中没有一个人可以进入。所有收入都经由外敌财产监管官之手被印度政府没收。剑桥就要开学了。我接到家里来信，说到武装警察怎样包围城堡，把每一扇门都封住了。虽然打击如此惨重，我家人却从未想要搬去巴基斯坦。
“城堡被查封了一年半，其间发生了两次大规模抢劫，许多贵重物品被抢走了。这段时间，我叔叔和母亲向政府请愿，希望能在城堡度过新年——这是我们家族的传统。政府最后允许了，但条件是他们只能进入两个房间和一间浴室。他们接受了这个条件，进入宫里，住在走廊上。斋期集会所倒是开着——那是实际举行新年庆祝仪式的地方。
“那些日子里我都在剑桥。我相当苦恼，功课大受影响。很多人不清楚整个来龙去脉。我去找导师谈话。为了解愁，我会读读阿里的传记，还有《古兰经》的一些段落。”
我问他是哪些段落。
阿米尔凭记忆说出一个段落：“‘心志坚强而受苦虚弱的人有福了。’我来查查原文。这一节我很熟，不难找到。”
他从我们所坐的铺着白色桌布的桌边站起来，走进隔壁房间，然后拿着一本蓝皮小书出来。但他在那本书里找不到那一节。他再走到对面墙的书架上，拿下一本较大的书，回到桌前坐下。他一边翻书一边说：“伊朗革命时，这段经文被一再引用。”他有时候用“Irani”一字，而不用“Iranian”。最后他找到了。他先自己读了一遍，我看得出他深受感动。然后，他出声念给我听。
“‘我要使他们在大地上得势，我要昭示法老、哈曼和他们俩的军队，对于这些被欺负者所提防的事。’⑧”他停顿一下，接着说，“这是为了让你了解自阿里伊玛目以来的什叶派教徒的感受。这里所指的‘被欺负者’并不是原本脆弱的人，而是由于环境而变得脆弱，但仍然有信仰及潜在行动力量的人。
“我在剑桥时常读这一段。你可知道，这是一项承诺，真主的承诺。这段文字讲的其实是以色列子民，但在什叶派的整个历史中，它都被看作是拯救的承诺。”
阿米尔拿着那本大书继续读下去，他读着小字的注解，然后说：“这是先知在麦加得到的启示之一，那时他还没有逃到麦地那。麦加的启示很有诗意。”
我说：“那时先知还只是一个预言家？”
阿米尔说：“这样说可能意味着他不是先知，可能有亵渎之虞。”
“他还没有成为统治者？还没有世俗权力？”
“这样说比较好。”他又说，“麦加的启示以富有诗意著称。”
当阿米尔在剑桥试图用这方式让自己甘心承受家族财产的损失时，他父亲又到了巴基斯坦。翌年，大公前往英国，到位于摄政公园的伊斯兰协会工作。阿米尔在剑桥读书时，他就待在那边。这时，由于在英国工作，大公可以再度成为英国子民。如果他这样做了，他便不再是“敌人”或“外国人”，印度政府也会把他在勒克瑙及穆罕默达巴德的财产归还给他。但大公宁愿背负巴基斯坦国籍的十字架，虽然这还使他的家人继续遭受苦难。
阿米尔的学业进展顺利。取得剑桥学位之后，他到伦敦的帝国学院进修。后来，他又回剑桥就读于天文研究所。
“事态平静了下来。我对家里的处境只能接受，我决心要设法解决一些问题。但问题依然存在。穆罕默达巴德的城堡现在已经解禁，由我使用、维护，但还不是我家的财产。如果不是因为我母亲的投入和别的因素，根本没办法在那地方住下去。”
一九七一年，印度与巴基斯坦再次为了孟加拉开战。
“这对我父亲打击很大，让他一蹶不振。两年后他过世了，去世时他非常难过：因为巴基斯坦军队在孟加拉的空前大屠杀，以及巴基斯坦本身追逐物利的粗俗做法。他对新崛起的统治者和阶级很不满。”
阿米尔把他父亲的遗体运到伊朗东部的麦什德圣地。阿米尔童年时，大公曾希望阿米尔长大后成为一位伊朗式的著名的阿亚图拉。这并未成真，但阿米尔护送父亲遗体到麦什德的那趟旅程让他极为感动。
“一些认识我父亲的乌里玛——宗教学者——发布宣告，说有一位阿林——什叶派宗教领袖，信仰的忠仆——的遗体从伦敦运到了。我父亲就葬在圣地旁边那块葬了许多著名宗教领袖的墓地。这只是暂厝，之后将被安葬在伊拉克的卡尔巴拉。一九六七年，我听伊朗人说，他们国王已经下令将那块墓地改建成公园，我父亲的坟墓可能已经无影无踪了。不过，我到麦什德时才知道，由于布托⑨先生”——巴基斯坦总理，大公死亡时是巴基斯坦国民——“的介入，我父亲的遗体已经被移葬到内侧的圣地。”
因此，信仰虔诚的大公在死后多少达成了心愿。他的政治及宗教热忱在他儿子身上留下许多种语言，许多种文化，许多种思考与情感模式。他要儿子穿耳洞，把儿子奉献给信仰，阿米尔确实也多少承袭了父亲的热忱。不过另一方面——他在剑桥及伦敦修读的是天文学——阿米尔也对宗教产生了一些怀疑。
“我在中学时代开始便产生了这些怀疑，进入大学后它们还继续存在，某些时期更加强烈。不过，我的整体经验——那是历史或文化性的经验——深深烙在我心中，如今已消除不去。这是一种辩证过程，其中宗教及世俗关怀以辩证的方式为我展开一条路。我转向宗教，去寻找尘世事务的支撑，但这使我重新产生怀疑，然后又回归宗教。我在两个世界之间来回移动。”
（在这里他似乎触及了印度教关于对立事物的看法：世俗生活，精神生活，“鲁基卡”，“瓦迪卡”。但他对那种看法没有兴趣。）在剑桥时，他受到马克思主义某些层面的吸引，特别是马克思主义论者借科学方法分析历史的尝试。不过，他会接受较一般性的马克思主义看法，乃是由于他的什叶派信仰。
“我的思考方式中有许多成分和矛盾。马克思主义的一个目标是要建立符合正义、更加公正的社会，特别是为了受压迫、受侮辱、受伤害的人，这是马克思主义吸引我的一面。我的直觉反应是去追随托洛茨基和切·格瓦拉，他们两人虽然都未成功，但他们的信息却流传了下来。你知道，就像卡尔巴拉。”卡尔巴拉，阿里之子侯赛因丧命的地方。“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跟我自己的宗教观吻合了。”
历史与宗教观点如此结合在一起，使得他可以接受穆斯林势力在勒克瑙长期以来不断衰退的事实。
“我从两种思考途径中都得到了慰藉。历史的思考途径让我明白人类命运可以超越这一切——我们的苦难，我们的小问题。人类命运这个观念让我明白，尽管有那么多麻烦和灾难，我们确实正在往一个更美好的世界迈进。宗教思考途径则教我采取容忍态度，把这看作是神意的一部分加以接受，但仍然对美好未来存有信心。我刚念给你听的《古兰经》段落支撑了世界各地许许多多的人。
“以我自己来说，我觉得，作为什叶派教徒使我得到了不少帮助，因为自从童年起，我就听说为了理想而牺牲生命的人表面上是被世俗力量摧毁了，却在历史上留下了深远的影响。我的祖先大多把信仰看得比世俗成就重要，这让我感到骄傲。我非常以父亲的一生为荣。”他父亲钦佩甘地。“他的身外之物只有眼镜、拖鞋、拐杖、几套衣服、书籍，这使他更接近什叶派领袖的理想模范，就像阿里那样。我父亲跟甘地相同之处在于他认识到宗教可以大大扭转人们的意识——关于世界及人类在其中之位置的意识，也可以引发人们的行动。”
我问他凯泽巴宫对他有什么意义。
“我跟它有一种联结在一起的关系——所有的变化，所有发生过的事情，所有的祖先。那座房子几乎就像是有生命的有机物。”
他所住的厢房长四百英尺，宽一百英尺，上下两层。整个侧厢都住了人。我问他总共有几个仆人。
他说：“老天，我可没算过。仆役加上他们的家人一定有三位数吧。在楼上我母亲的厨房里，平均每天都要为大约四十个人做饭。开销很大。有时候我会怀疑是不是值得，但我知道我不得不那样做。我在伦敦汉普斯特区有一间落脚的房子。那是远离尘嚣的好地方，没有仆人。”
他于一九七八年离开了天文学研究所，回到勒克瑙，然后就差不多一直住在这里。三年前，他开始参与邦政。一九八五年选举过后，他写信给拉吉夫·甘地⑩，向他提起他们两家的关联，并表示愿意效劳。有人建议他出来竞选邦议员。他不觉得会获得提名。他认为，由于他父亲的往事，别人可能对他怀有敌意，但他还是获得了提名，对他有敌意的倒是那位被他取而代之的人。
“他在宫里长大。他三代家人服侍过我家，我对他很熟悉。这件事就像一出电影，像小说里的情节。选举之前，他每天都会来这里。现在，他想尽办法、用尽手段想把我毁掉。他现在非常有钱。”
阿米尔笑着。
我说：“看来你应付得不错。”
他笑出声。“经过了我们所谈的种种事情之后——结局竟是这个！”这个！政治对手的愤怒。
我们已经坐在铺了白色桌巾的大桌前谈了很久。他后面是嵌入墙壁的书架，摆放着他的一部分藏书。谈话当中，阿米尔的小儿子阿里不时出现，悠闲地在各扇门里进进出出。我们吃过了三明治加炸鱼的午餐；东西不是楼上厨房做的，而是从勒克瑙的珍味餐厅买来的。（这是后来拉希德告诉我的。他认识宫里的仆人，在珍味餐厅看到他们去拿外带的午餐。）
宫里的这间书房兼客厅很凉爽。据说，奥德末代省督瓦基德·阿里·沙想把这座宫殿建得像凡尔赛宫的样子。不过，这样说可能只表示他想大兴土木。墙壁很厚，是用勒克瑙薄砖和一种特殊的石灰加碎石的砂浆砌成的。温度宜人，我甚至忘了热的感觉。但外面一直温度很高、烈日耀眼，我们一走出书房置身在车道的灰尘里，就觉得热得头昏眼花。
屋外也有几位阿米尔谈到的宫殿仆役，这些瘦小的男人站着，不管主人是否看得到，他们一直鞠躬。这些人很不像餐厅侍者或旅馆服务生，甚至也不像勒克瑙最主要的俱乐部的员工：他们是被宫里安稳闲逸的生活和古老礼仪塑造出来的人。
我们将前往邦议会，阿米尔要带我去看看。不过，我们被耽搁了一阵子。一辆车沿着车道开过来，里面坐着一位选民。他跳出车，阿米尔也下了他的车。两个人握手，阿米尔告诉选民，说他三四十分钟之后会回来。
他说他每天大约见二十个人。至少会有二十个人来见他。这是他不喜欢的政治生活的一面。来找他的人常提出办不到的请求，要他替他们求职或复职，或是要他操纵调查委员会。有时候，他们甚至要阿米尔以他们选出的民意代表的身份替他们出面行贿。阿米尔不像班加罗尔那位部长卜拉卡希。和他不一样，阿米尔对人性可笑的这一面并不觉得有趣，他不乐于见到每天早上门口那群请托者以及如假包换的乞丐所演出的戏码。阿米尔反感别人来烦他。他说，他发现他们从不会感恩，他们总是认为你还做得不够。
邦议会正在休会。我们透过玻璃门看了议事厅。阿米尔喜欢开会时的繁文缛节，但政治活动本质上的猥琐却令他感到厌烦。不管他表面上多么不在意，选举中被他击败的对手的仇恨让他情绪低落，那种纠缠和骚扰是他不想惹上身的。
“搞政治要花不少钱，把钱浪费——如果可以用这字眼的话——在政治上让我有罪恶感。我有时候觉得不应该再继续下去。”但是，对于像他这种出身名门的人来说，政治活动却有特殊吸引力。“我的政治活动让我的家族跟穆罕默达巴德人民的关系再度亲近起来。从一九三六年开始，那份关系即逐渐淡薄。那一年，我父亲成为了穆斯林联盟执行委员会的成员。”他在穆罕默德巴德竞选获胜这件事也不是他可以轻易忘掉的。“那是令人感动的经验，因为尽管他们不赞成我父亲的政治立场，穆罕默德巴德人民——百分之八十是印度教徒——中的绝大多数还是投票支持我。我的得票率是勒克瑙选区前所未见的。我母亲很感动。投票日晚上在城堡里，她说自童年以来，她从未见过城堡挤了这么多人。”
由于正值印度教的春季节日洒红节⑪，邦议会正在休会，马丹学堂也停课了。学堂的建筑很有名：移植到遥远印度的十八世纪晚期的法国或欧洲式的奢华。校园占地极广，就像置身这种环境时常会有的反应，你对大约两百年前有远见或运气买下这么大片土地的人不禁会产生几分忌妒。这所学校对于在勒克瑙长大的人具有重大意义。它在拉希德和他朋友的记忆中占有一席之地；它在阿米尔的记忆以及他父亲刊印成书的回忆录中也占有一席之地。
它仍是一所私立学校，它能得到的经费不足以把它修缮完全。从后方布满灰尘的灌木丛中走进学校，看到杂草从砖石间长出，在壁架上生根：这就如同置身即将变成废墟的地方。前面的情况比较好，比较像样。这里有浇水充足、绿意盎然的庭园。
在这个安静的日子里，看着烈日照射的广阔校园以及其中枯焦的草木，就像从旅馆窗子看着戈默蒂河那样，我仿佛又置身在一幅丹尼尔兄弟十八世纪末的版画原图之中。丹尼尔兄弟应当属于那个自称马丹将军者的时代，他们应当属于一个欧洲冒险军人可以向亚洲统治者出售欧洲之技而大赚一笔的时代。
拉希德一定也转着类似的念头。他记忆中的马丹学堂完全只有欢乐，出于校友以母校为荣的心理，他带我来这里看看。但是，看到马丹将军为奥德王铸造的大炮，上面以凸起的大写字母雕着将军的名字，浮雕字母已被无数只手抚摸得闪闪发亮——在学校前方的宽阔平台上看到这东西却勾起了穆斯林及印度之无助和失败的旧念；突然间，拉希德想到当今在贫穷的国家像帝王般来来去去的欧美专家——马丹将军的后继者——而愤怒起来。
他整个人陷入了这种情绪。他停留在前侧柱廊的阴凉处，要我自己到阳光下去看刻在平台前方宽石阶上的校友的名字。
除了想起十八世纪以来的所有落寞之外，还有其他失落感影响着他的心情。
后来他说：“过去，除了印地语老师之外，这里的老师都是侨居印度的英国人。大家很尊敬他们。他们和家人已经在勒克瑙住了好几代。侨居印度的英国人大多在铁路局、学校、警察局任职。铁路局可以说是他们一手包办的。他们居住的社区在城外，漂亮干净的地方。一九四七年之后，他们收拾细软搬走了。”
哈兹拉特衮吉也让他心生几分同样的哀伤：那是昔日勒克瑙的主要商店街，拉希德家在那里开了相机店，表匠在蓝道街角开了一家大店。蓝道的街角店铺现在已变成卖布料和莎丽的拉姆拉尔商行，其招徕顾客的口号是“贵客所需，本店知悉”。不远之处是替王族、印度行政官员、英国殖民官员做衣服的哈兹拉特衮吉老裁缝麦格雷戈一直住到寿终的房子。
那是过去不久的历史引起的哀伤。在别处，常驻官邸及省督宫殿和狩猎行馆的废墟让他想起一百三十年前败北的往事。更往前追溯，如今同样令他感到悲痛的，则是对较早期省督的丰功伟业，特别是那座被称为大斋期集会所的纪念建筑物所呈现者的回想。这座建筑是在十八世纪晚期由饥民以工代赈筑成的：装饰过度，结构脆弱，但其规模大得惊人。这个古老的王邦之城没有什么雄伟的建筑，但其中有许多公园，许多可以散步的地方：印度没几个城市有这种格局。但是在这些地方散步令拉希德感到悲伤，就像那天下午散步也令他感到悲伤，引出他个性中悲剧性的什叶派教徒的一面，必须应付挫败、悲痛、不义的一面。
他说：“勒克瑙就是我，它不是河流或建筑或任何东西。你不会因为你父亲有六英尺二英寸高、长得英俊而喜欢他，他就是你父亲。同样，勒克瑙就是我。我父母两边的家族都在这里住了好几代。”
身为勒克瑙的穆斯林意味着什么？
“就像佛教徒所说的‘是亦非是’。我是印度人，但寺庙不是为我而建的。我是穆斯林，但就细节而言，我的宗教必然不同于阿富汗、伊朗或巴基斯坦的宗教。我说乌尔都语，我以勒克瑙穆斯林的方式跟人打招呼。我会说‘向你致敬’，而不是‘祝你平安’。我从勒克瑙得到滋养，它让我有认同感——它的建筑、纪念物、文化、人际关系。”
从市内许多地方都看得到一座高度超过树顶的白色新宫殿。它叫巴特勒宫，据说是阿米尔的父亲为英国官员哈尔寇特·巴特勒爵士建造的欢乐宫。它是阿米尔被没收财产的一部分，目前还在外敌财产监管官手中，以每年三万八千卢比的租金租给印度哲学研究会。就宫殿的某些式样而言，它有勒克瑙建筑风格。它倒不是什么出色的建筑：它看起来有宫殿模样，只是因为矗立在四角的多边形塔楼。
这些塔楼之一装设了电梯。楼上是一间很大的哲学图书馆；馆中藏书有许多是新书，看来还没有人读过。这是使用这栋建筑最佳、最具敬意的方式。但是，根据拉希德的话，这并没有减轻阿米尔的悲痛。拉希德说，自从失去巴特勒宫之后，阿米尔再也没有进去过。
后来，当我们结束对旧勒克瑙这个学校与宫殿之城的参观时，我问起拉希德的巴基斯坦之行。我希望他多告诉我一点，我想知道更多具体的细节。
他说：“在印度，乞丐只讨小铜板，在巴基斯坦，他们却要整整一个卢比。巴基斯坦的海关人员比印度这边的高大魁梧，我也是第一次见到旁遮普穆斯林。后来我想——不知道你能不能了解这点——‘如果他们说的是这种粗硬的旁遮普语，而不是纯正的乌尔都语，那么身为穆斯林又有何用？’你可要知道，我把穆斯林同乌尔都语与文化教养联系在一起。
“到了拉合尔时，我觉得它是另一个较好的勒克瑙：一个被清洗过的勒克瑙，那里人们都洗过澡，换过衣服，看起来让人觉得舒服。但有一件好笑的事：你看着影片广告，因为他们只会抄袭印度电影——巴基斯坦人打死也拍不出电影——你看到的是你已经知道的片名，只是明星换了人，面孔不同了。在拉合尔，一开始你会觉得像是首度造访印度的另一个城市。但慢慢地，差异就显现了出来。譬如说，你碰到某某人，跟他谈了起来。你认为他是旁遮普人，高大结实，说着带有粗硬旁遮普腔调的乌尔都语。你问他父亲是哪里人，他回答说是勒克瑙人——这下子你可惊讶了，因为过了四十年，你们两人已经变得这么不一样了。
“我待了两个月，但是我知道，虽然那边生活富裕，却不是我的归属。我见到的亲戚也变了。他们变得比较老于世故；他们变得更具攻击性；他们变得像从旁遮普和信德来到勒克瑙的难民。我有一个做买卖的表亲。他什么事都要管；他什么官员都可以贿赂；他知道首要之务是见机行动赚钱。他这辈子已有两次无家可归的经历，第一次是一九四七年独立时，第二次是一九七一年，在孟加拉国的吉大港。他知道只有金钱可以依靠，其他价值标准都不算数。这跟我记忆中的他已经大不相同。
“我在那边发现的另一件事，是他们不像我们这边的人那样活在过去里。跟印度的穆斯林比起来，他们对国土分裂这件事抱持着较健康的态度。往事已矣。他们开始过新日子——他们忘掉了没有跟他们一起离开的人，甚至那些还惦记着他们、托我带口信的人。
“过了两个月，我已经巴不得离开。在经历过伊斯兰社会的幽闭封锁之后回到印度，我松了一口气。我很高兴又能在街上看到妇女。印度的肮脏丑陋似乎可以不在意了。巴基斯坦人对他们的宗教倒不会紧张兮兮的，问题出在那些可恶的教规上，它们像乌云般罩在大家头顶：宣礼塔传来催你祈祷的叫声，宗教师长到我朋友家来问为什么我们最近都没上清真寺。思想警察，极端的伊斯兰教。
“回到这里时，我觉得松了一口气。我知道无法在别处找到在印度所有的那种归属感，但我也知道我永远不会成为一个完整的人。我无法忘却国土分裂的事实，那是我生命的一部分。我觉得像是没有舵的船。如果国土未曾分裂，我可能已经成婚，过着十足的中产阶级穆斯林的生活。但我这辈子一直单身，现在要改变也太迟了。巴基斯坦的建国和存在伤害了我灵魂的一部分，我根本无法假装它不存在。我无法假装生活还是老样子，假装我可以过着正常充足的情感生活，仿佛过去存在的东西还在我身边。”
<u>①</u>奥德（Oude 或 Oudh），即阿逾陀（Ayodhya），印度北方邦法扎巴德县市镇，傍卡克拉河，为印度七大圣地之一。学界认为该城在古代为注辇国都城，佛陀曾在此居住。奥德地区于1856年被英国并吞，1877 年与阿格拉地区合并为西北省，后称为阿格拉与奥德联合省，现属北方邦。
<u>②</u>印度中北部一邦。1833年称孟加拉管区，不久分为阿格拉和奥德二省。1877年处于统一治理之下。1902年称阿格拉与奥德联合省。1935年改名联合省，1950年改现名。官方语言为印地语。
<u>③</u>恒河支流，起源于北方邦北部的皮里比特东边，长约850公里，灌溉的盆地面积约为18750平方公里。
<u>④</u>阿里（Ali，？－661），阿布·塔里布（穆罕默德的伯父）的儿子，第一个信奉伊斯兰教的人，第四任哈里发（656－661）。
<u>⑤</u>印度北方邦台拉登县城镇，位于喜马拉雅山山麓一山脊上，为避暑胜地及酿造中心。
<u>⑥</u>甘地晚年的私人秘书。
<u>⑦</u>扎伊尔德·穆萨－萨德尔（Sayed Musaal-Sadr，1928－?），伊朗什叶派教长。1960年到黎巴嫩南方城市泰尔接任什叶派领袖后，除宗教领域外也开始关心什叶派教徒的社会与生活状况。1978年8月前往利比亚访问时神秘失踪。
<u>⑧</u>出自《古兰经》第二十八章“故事”第六节。中译系采用中国伊斯兰教协会之《古兰经中文译解》。
<u>⑨</u>布托（Zulfikar Ali Bhutto，1928－1979），巴基斯坦政治家。于1967年创建巴基斯坦人民党（PPP）。1971年出任巴基斯坦总统，1973年任总理。1977年大选后，齐亚·哈克将军夺取政权，布托被逮捕，以贪污谋杀罪受审，1979年被处以死刑。
<u>⑩</u>拉吉夫·甘地（Rajiv Gandhi，1994－1991），甘地长子，在甘地夫人被暗杀后继承总理职务，于1991年也遭暗杀。
<u>⑪</u>印度教供奉黑天的节日，在公历二月或三月（颇勒娄拿月十五日）举行。特点是尽情狂欢，包括向人们身上泼洒带颜色的水。锡克教徒也过此节，举行体育竞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