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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德里的一次晚宴上，一位在印度度假的外国年轻学者谈到孟买的人群，傻笑着说，最吸引他注意的一点是“他们当街撒尿”。他这是在补充印度妻子说的那句神秘而沉重的话：她看见人们只是活着。她是位中产阶级人士，社会关系通达。他则浅薄、轻浮而平庸，在学术的丛林中欢快地蹿上跳下，欣赏着采摘的果实。不过这对夫妇在一点上真是珠联璧合——妻子对于印度的印度式盲目根植于种姓与宗教，很像她丈夫那种外国人的轻佻蔑视。这种结合并不新鲜。在印度前一千年的历史上，它屡屡出现，理解基于对印度的误解，而印度则永远是受害者。

这对夫妇住在国外。他们时不时回来访问，印度每次都在不同的方面重建着自尊。但聚会中的其他人生活在印度，感受着数百万人造成的威胁以及随独立和建设而来的所有不确定性，对他们来说，印度再也不是想当然的了。贫穷已不再是背景。需要另外一种能够对街上的那些人产生更深刻理解的观察方式。

这正是另一个年轻女人尝试去做的，她是那对定居国外的夫妇的朋友。“孟买的妇女，”她说，指的是孟买低种姓的妇女们，“穿特定样式的莎丽，选择特定的颜色；男人则裹一种特别的头巾。”她曾在孟买居住，不过她已经出了错，妇女的确穿着传统的服装，但孟买绝大多数男子穿裤子和衬衫。这是一个明显的错误，她虽然同情穷人，却仍然只接受种姓标志，像她的朋友一样盲目。

“我说的是孟买的穷人，”她坚持说，“他们很漂亮，比这间屋里的人漂亮得多。”不过现在她开始说谎了。她语带激情，但其实并不相信自己所说。孟买的穷人并不漂亮，即使穿着他们低种姓颜色的亮丽服饰。穷人在肤色、容貌、体格方面都难称健康，他们像是别的种族，一群发育不全、思维迟缓的矮人族，而且因为世代的营养不良而面容难看，需要花上好几代时间才能恢复。穷人漂亮不过是这个姑娘借来的概念。她把它转换成了一种政治态度，时刻准备捍卫。不过她的认知能力并未因此而变得敏锐。

印度的新姿态，那种暗示了新的观察方式的态度，往往会变成一纸空话。印度人试图超越关于印度贫困的旧式而伤感的抽象概念，试图与穷人和谐共处，他们不得不走到自己的文明以外，于是就会受各种外来观念的摆布。现在所面临的知识困惑大于英国统治时期的，那时候世界似乎是静止的，问题更简单，印度人足以宣扬自己的印度性。那时候穷人只是背景。而现在穷人们呼声高涨，不得被不列入考虑。

摘自《印度快报》，一九七五年十月三十一日：

教育部长普拉巴·拉奥敦促科学家和技术工作者们简化技术革新，使其免除排外性。拉奥夫人是以首席嘉宾身份出席“科学与和谐的乡村发展”研讨会时发表这一讲话的……她就年轻人对科技失去兴趣的现实表示遗憾，因为“它不但昂贵而且只为少数人而存在”，她希望能让“大多数的民众更积极地参与”。

这番讲话并不容易理解，记者显然对自己所听到的也感到困惑，但这段话似乎包含了许多不同的观念。有穷人也要受教育的观念（印度学生在讲话中被假设为中产阶级，他们其实对科学很感兴趣）；有发展要照顾到大多数的观念；还有未说出的关于“中层技术”的新观念，即印度技术应适应印度资源、考虑印度社会性质的观念。前两个观念无可指责，第三个则复杂一些，但不论简单还是复杂，这个观念恰好说明词语被曲解篡改（不论是被部长还是记者）成了一种政治宣言，一种关心穷人的表达。

穷人几乎是时髦的身份。这种中层技术的观念就成了时尚的一个方面。风靡印度的是牛车。牛车不可清除，在经历了三千年甚至更长时间的落后后，印度的中层技术如今要改良牛车了。“知道吗，”有人在德里对我说，“在牛车上的投资总量与在铁路上的相等？”我对牛车总是心存怀疑，不过直到那时我才知道它们很贵，比英格兰的许多二手汽车都要贵得多，只有富裕的农人才置办得起。这对我来说真是一大浪费，是让贫穷长存的一种浪费。但我庆幸自己没说出口，因为告诉我那个统计数据的人接着说：“现在，如果我们可以把牛车的性能提高百分之十……”

性能提高百分之十是什么意思？更快的速度，更大的承载量？有更大的东西需要运吗？尽管这些都是无法问的问题。中层技术已经决定改良牛车。金属轮轴、轴承、橡胶轮胎？可不是让牛车更昂贵了吗？难道不需要耗费几代人的努力以及大量的金钱才能推广这项技术改进吗？再说既然已经到这一步了，那再进一步，引进一些无害的小发动机不是更好吗？难道中层技术不该集中研究让无害的小发动机去承担通常由牛车所做的短途运输工作？

但是，不，这些都是外行的痴心妄想。顾名思义，牛车的关键始终是阉牛的问题。对科学来说，困难的是这种牲口不轻便的形体。阉牛不同于马，它无法适当上套。牛颈套轭，自古而然，而时代则要求变化。套轭的方法不但没有效率，而且会造成牛颈疼痛和皮肤癌，缩短牲口的工作寿命。德里那个热心牛车的人告诉我，一头阉牛只能活三年。但这是热心的夸张，其他人告诉我阉牛可活十到十一年。为改良牛轭，很多研究工作致力于阉牛在提拽时的拉力问题。最现代化的监控技术都派上了用场，在南方某地有一头阉牛，它干的显然不过是一些安逸的小活儿，却被装备得像个苏联太空人。

印度是一个充满了新闻炒作的地方，我去南方的时候，希望能够看看这头牲口，见见那个已成为牛车之王的科学家。但那人正在国外讲学，他在国外很受欢迎。一些特定的话题，比如贫困以及中层技术，令这里的专家们很忙碌。他们疲于应付国际研讨会、座谈会和基金会。富国出钱，他们口授指导性的观念，这些观念是富人对穷人的观念，有时是关于什么对穷人有好处的，有时不过是表达警告。他们，那些富裕国家，现在甚至忙着输出他们对工业文明的浪漫怀疑。这些怀疑伴随着每一种巨大的成功而到来。说他们浪漫是因为他们并不希望破坏成功，或是丢弃这种成功的成果。但印度以自身虚弱无力的方式诠释着这种怀疑，以此调和自身与自身的失败。

复杂的外来观念被印度的敏感性强行蒸馏之后，通常只剩下被洗净的、无害的内容，它们总是通过宗教和现今的科学回溯到过去和无效状态，回到纺轮和牛车中去。中层技术本应是向前的一次跳跃，跃过已被接受的解决方式，成为新的契合需求和资源的认知方式。而在印度它转了一圈，又很像是回到了旧式的感伤主义，感伤贫穷和旧有的方式，中层技术被困在了牛车上。对关心牛车的人而言，它是一种奇妙的知识历险，但实际乏善可陈，脱离现实和需要。

科学在南方寻求机会改良牛车，同时也在古吉拉特邦艾哈迈达巴德的新式、现代、装备豪华的国家设计学院（依照同样的“中层”原则，并作为穷人时尚的一部分）为农民设计或重新设计工具。在楼下玻璃墙展室内展出的已完成成果中，有一个背携式农用喷洒器，亮丽的黄色塑料外壳看上去足够时髦。但让人猜不透的是，为什么他们认为在艾哈迈达巴德有必要重新设计这个装备（除了急于把这个枯燥的东西变成亮丽、时髦的塑料外）？这种东西在茶园或者其他任何地方都很普通，而且可以说已足够精简了。他们添了什么东西？在黄色的塑料壳里的确加了点东西。一个沉甸甸的马达，那玩意儿足以让农民因为长时间背负而残废。在印度一些地方，农民已不得不以农具的重量来判断好坏，因为有时要扛着犁走上很长一段路去田里，他更愿意选择木犁而不是铁犁。我的导游知道这件喷洒器很重，不过没有做更进一步的解释。

尽管如此，喷洒器还是现代产品。楼上则有个四年级学生，显然是学院明星之一，他就是为古代世界设计工具的。他展示了一件磨刀机。不过我说不出这东西和其他笨重的磨刀机究竟有什么不同。他主要的兴趣是在收割工具方面。出于某些原因他不赞成用镰刀，他也反对用长柄大镰刀，因为被割下的茎秆落在地上太沉。取代长柄大镰刀和小镰刀的是看似锋利的大剪刀般的长柄工具，制作粗糙，无疑是为农民做的，所以必须粗糙而简单。放在地上时，厚金属刀锋呈小V字形，但只有一边的刀锋可以活动，农民必须把这片刀锋与固定的刀锋分开，然后（用设计者目前尚未想出的方法）收拢剪下一刀。

作为一项发明，它给我的感觉比古罗马时代的收割机（一种用牛推动的、边缘带锯齿的圆盘）还落后几个世纪。不过生长在城市里的设计者说，他在乡下待了一个星期，农民们对此很感兴趣。我说这件工具需要使用者站立操作，而印度人在干某些活的时候喜欢蹲着。他说必须对人们进行再教育。

他的另一项设计绝对需要站立。这是一双收割鞋。左鞋前端是窄窄的刀锋，右鞋的右侧是一个长一些的弯曲的刀锋。于是农民在成熟的谷田里穿行，左脚踢着切割，同时右脚画一个宽弧来切割——丰收舞蹈。我觉得这解释了为什么在楼下展室中的设计品（黄色的农用喷洒器，有着各类公司商标的标牌，底座过分时髦、窄得立不稳的茶杯）中间会神秘地摆上一个轮椅。轮椅一定是为农民设计的，如果我的实验有效，手动的内轮会导致病人的关节被外轮擦破，而轮椅停下时，椅子本身会把病人往前推一下。我的导游不偏不倚地说，是的，椅子是会如此，病人必须记住要靠后坐好。

而椅子仍然摆在橱窗里，作为设计品来进行展示；也许没有其他原因，只不过因为它看上去很现代，像是进口货，证明了印度在前进。前进到楼下，再虔诚地退回楼上，印度在所有领域里同时发展，要同时对所有观念作出回应。国家设计学院只是其中之一，它设备绝佳，入校竞争是残酷的，水准应该很高。但那是一个外来观念，一个外来的学院，所有都是外来的，如是而已。在印度，它很容易抛弃活跃的原则，仅剩下设备，最终（不可否认地经过一段时间的争议之后，一个新管理者刚刚上任）成为一所非学术青年的精修学校，一个围栏，工匠们被叫来干粗重的活儿，像我在楼上看到的那些无精打采的人一样蹲在地上打造着什么人的椅子。印度永恒的分工，挫败了学院宣称的社会目标。

模仿中的模仿，一知半解观念中的一知半解观念：一位印刷系二年级的女孩并不理解她被要求进行的排印练习，把排印工作做得如同小孩在玩打字机，以设计的名义逃避任何对称、清晰和逻辑；一个三年级女生在绘画和语言上都毫无天分，她无知地阐释克利①，说那是“一根线条的冒险”；而那位四年级的男生则摆弄着为农民制作的工具。许多时候，印度的智识混乱似乎很彻底，似乎不可能回头澄清最初的原则。一个设计学院的必然目标之一应是让人每天都耳目一新。

只要有对技术史的基本的知识，甚至只要对印度农村有基本的了解和洞察，那个学生（以及无疑鼓励他如此做的老师）都不会干出设计此类工具的荒唐事来。设计出这类工具的学院显然对印度农村的困苦毫无概念：无地劳工或契约劳工，童工，太多廉价的双手，分割细碎的土地，任务之无效。整个项目所契合的是关于农民生活的幻想，农民这样的人，因为需要聚拢他丰收的作物而不堪重负。这是种浪漫的观念，是对历史和前工业化生活的简化的观念，这种观念在许多思考的背后都存在，不论是在政治还是在其他领域，在印度，洞见正基于毫无洞见。

牛车要通过高科技改进。车队将如在田园诗中一般缓步走向市场，而农民蜷曲在他诚实的收获之上睡上一夜，这是一个自己的节奏与自然节奏相调和的人，是一个与他的牲口为伙伴的人。但同一个农民醒来时，则会用古代的方式赶牛，在牛肛门上插木棍。这是田园诗中不受注意却必不可少的部分，印度道路上龌龊的景象之一。前工业化生活中丑陋的残酷，持续而任意的残酷很容易从牲畜扩展到人身上。

简单生活之美，穷人之美：种种观念在印度合而为一，但这些观念又是互相分离、无法妥协的，因为它们表现着两种相反的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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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人说，他们的才能在于文化综合。谈到这一点时，他们指的是英国统治前的穆斯林主导时代。尽管在这种观念中，智慧的被动接受程度太高，代替了思想和探寻，不过在印度绘画中可以找到这种综合能力的证明。在（大约）一千八百年之前二百多年的辉煌时代里，这门敞开的艺术接受各种影响，甚至包括欧洲的。它从一个中心转向另一个中心，不断改变和发展着，并且充满了地方的奇异色彩。其创造力的确是惊人的，当代学者们也一直在不断地发现。

十九世纪，随着英国人的到来，这一伟大传统终结。绘画只能以赞助人要求的好恶为好恶。英国人之前的印度绘画是印度教或穆斯林贵族宫廷的艺术，反映了那些宫廷的文化。如今它有了新的赞助人，他们的兴趣十分狭窄。在印度近代历史中，再也没有比看到印度绘画从流派纷呈堕落到东印度公司艺术、旅游艺术更让人感到悲哀的了。一种新的观察方式被引入，印度艺术家们变得平庸，他们用尽技法，以欧洲式风格去描绘本土“风物”，或者有时压抑自己作为手艺人的本能想法，压抑他们对设计和结构的感受，去奋力获得本来对他们毫无意义的康斯特布尔②式的“眼光”。生气勃勃的艺术于是成了模仿的、二流的、不安的（总伴随一些区域性的例外），它知道自己无法竞争，它消退了，最终被照相机消灭。就好像在被征服的欧洲，所有欧洲艺术突然备受藐视，艺术家被要求画类型画，比如日本风格的。这能够办到，但味道丧失了。

印度已发掘出一度灭绝的古典舞蹈与编织艺术的传统。但绘画传统仍然是断裂的，绘画无法简单地回到被中断的地方，介入之物太多了。印度的过去已经不能为印度的现在提供灵感。在艺术的景观里，西方太占主导，太多样化；印度仍然在模仿和不安，这点只要瞥一眼任何一本印度杂志中的广告和插图就能看出。失去活着的传统，印度就失去了整合与适应的能力，借鉴别人也是囫囵吞枣。表面上文化延续，舞蹈、音乐和电影一片生机，实际上印度却并不完整，整体创造性已死。这是印度为英治时代所必须付出的代价。这种丧失被这一时期的知识恢复、政治自觉（在印度历史上前所未有）以及政治重组所弥补。

印度绘画的这种真实状况同样是印度建筑的真实状况。它也是一种断裂的传统，介入之物过多。而现代性，或者人们以为是现代性的东西，如今被囫囵吞下。后果是灾难性的。年复一年，无用的现代建筑在印度不断积压。旧有的通风观念消失了，现代的空调被搬了进来，这些空调为建筑师解决了恶劣气候的问题，使他能够随意复制自己的设计。艾哈迈达巴德不只有一家国家设计学院，作为一座走在前列的城市，它还有一座小型的现代机场楼。屋顶不是平或斜的，而是波浪形的，而且屋顶很低。炎热的空气无法升高，而挂着网状装饰性织物的玻璃墙令印度午后的阳光长驱直入。还是和出租车司机一起待在外面比较好，那里气温不过才一百度。里面则火上架火，现代性伴随着现代性，玻璃烤箱随着一台昂贵而耗电的“古尔玛格”冷气机一起哼哼，周围是一群被庇护的尊贵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