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拉贾斯坦邦沙漠地带的斋沙默尔，邦政府刚刚建起一座引以为豪的游客大院。小屋向中央走廊敞开，窗户没加罩篷，外面就是沙漠。但那些屋里未必闷热。每天多付上十卢比，你就可以关上百叶窗，拧亮电灯，用上制冷设备：架在窗户上的一个巨大的工厂风扇，它能让小屋子咆哮不已。然而斋沙默尔正以其古建筑、宫殿和一些威尼斯式的壮美街道而闻名。在市集区有一些传统的庭院式房屋，是适应沙漠地区的精美的石屋：外室高大，通风顺畅，房子的某些部分始终荫翳避日。

但历史就是历史。建筑在印度是一门需要学习的现代课程，所以建筑是另一门外来的手艺，是别人传统的一部分。建筑和艺术一样，没有一个活着的传统做保障，印度总处于劣势。现代性（或印度性）常常只是一种假象，内部则是错误运用技术和误解现代设计的梦魇，如今逐渐连偏远地区也是如此。屋子简直是为西伯利亚建造的，总有人工照明，耗电的空调噪音巨大，而没有那个顺着墙壁滴水、毁坏了适配地毯的空调，人就没法居住，贵上加贵，伴随着浪费的无知加重了贫穷。

一度曾有从国外获得一些简单学历和技术的印度人说，他们成了无所适从的人，既不是东方的，也不是西方的。他们这种说法是荒谬的，是自我表演。他们带着印度，带着印度的认知方式。现在随着移民大潮的兴起，很少再听到所谓的无所适从了。取而代之的是，印度人说，对印度而言他们受教育太多。实际恰恰相反，他们受教育不够，只想重复他们的课程。外来技术无根可依，是脱离了原则的技术。

一个雨夜，在返回孟买的火车上，我听到一个面无表情、体态臃肿的年轻人在抱怨。他说，自己受的教育在印度来看太高了，他说着这些陈词滥调的时候毫无讥讽与窘迫。他在美国完成了一门计算机课程，（有钱了）想建个工厂，生产他学到的这种美国设备。但印度对这种先进的玩意儿尚无准备，他在考虑也许该回美国定居。

我希望听到更多他在美国的情况。不过他对那个国家或是印度都没有更多可说的，雨天中，孟买郊区冒烟的工厂的红褐色、黑色和绿色从我们窗外飞驰而过。他说，美国和他期望的一样。他没有提供具体的细节。而对印度—即使他从美国回来，即使透过我们的窗户便可看到—他也只是像企业家那样评判。

他属于北方的商人种姓，他的言谈举止里流露出种姓特质。他属于旧印度，发生任何事情也动摇不了他的这个保障，他不质疑任何事。他从外部世界得到的只有计算机技术，如同在单纯的时代里，他可能会在家里学习织布和种谷物。他说对印度而言他受教育程度太高，但用在孟买认识的那位工程师给我举的例子来说，他就像贫民区里的管子工——一个背景简单的人想要干一门技术含量高的活计，而且盲目地干；水是管子工的工作，但水对他是奢侈的，他妻子为了水要在早上排长队；他也不明白为什么必须在瓦管中央笔直地安上个水龙头。所以这个学计算机的家伙只掌握他的专业，不顾他自己的简单背景，不顾这里是印度，认定他的工作就是在随便什么地方安置计算机。

要找到一个贫困国家所需的科技，得具备最高的技术、最清晰的洞见。旧印度一味鼓励本能的、无智识的生命，它限制着洞见。而使外来技术不那么“排外”（借用马哈拉施特拉邦教育部长那个含混的、也许正是被她暖昧化的词）的必要尝试，则结束于牛车学校、结束于一个模仿与幻想的混合体中。不过印度已经感到确实在某些方面（或许还很多）需要做出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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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老了，印度在继续。现在印度所有需要实践的规范和技术都来自国外。即使印度人具有自己文明成就的观念，也基本上是十九世纪的欧洲学者教给他们的。印度自身没有能力重新发现并评估自己的过去。它的过去与它联系太多，仍然生存在仪式、律法和巫术之中—那种蒙蔽了反应，甚至埋葬了探索观念的复杂的本能性生活。现在印度绘画有印度学者在做研究，但即使在受过教育的人那里，绘画之道仍然大致是图解之术，是认识神祇和主题的方法。一个是新近死亡的传统，一个是不变的信仰。创造性就这样丢失了，无人注意。

印度盲目地生吞了它的过去。要理解那个过去，印度不得不借用外国的学术规范，于是就同科技一样，其外国根源显露无遗。印度做了大量的历史研究工作，但欧洲历史研究方法源于特定的文明，有着自己的人类状况与发展观念，不适用于研究印度文明，被遗漏的东西太多了。政治或王朝事件，经济生活，文化趋势——欧洲方法很少对此加以说明，它将印度等同于欧洲，结果这种尝试是不成功的，对于印度文明的起源和终止、短期繁荣、长期停滞、人永远被本能生活所左右、持续转向野蛮主义的倾向，它说了一堆废话。

带着民族主义情绪的历史学，带着数学统计和图表的社会学，这些借来的规范仍然是借来的。它们没有给予印度任何一点自我的观念。印度不再拥有其艺术，同样不再拥有其历史。人们能具有一点历史观，也可以从外国资料上引证一些事情（这是个所有印度人都诟病不已，却又都与其同流合污的习惯）。但要了解印度，大多数人则反观内视。他们求教于自身：他们自己的过去，他们种姓及宗族生活的本质，他们的家庭传统。他们从中发现了他们认为正确的印度观，并且依此行事。

印度的报纸反映出了这种视野的狭隘，反映出了探索和所谓人文关怀的缺失。审查时期之前，印度报纸的活跃景象（外国观察家如此称呼）仅限于社论版面。其他版面上则主要是公告、传单、对讲话和集会的报道。印度新闻没有发展出报道的传统，它报道印度就像是在报道外国。一九七五年九月十七日的《政治家》里，一则非头条新闻是这样说的：

女人投井自杀：据警方消息，最近在距离孟加拉六十公里的辰纳普特纳，一位妇女把她的两个孩子扔进井里后投井自杀。

“最近”！可这就是全部，警方公报就是这些，没有派出记者采访报道。以下摘自一九七五年十月四日的《印度时报》：

警方昨日在穆扎法纳伽表示逮捕了一名“眼科大夫”，此人在二月做了七十例眼科手术，导致二十人丧失视力，多人重伤。此人系一个毫无外科手术知识的印度传统疗法医生，他向贾尔干地方的病人许诺说可以给他们手术折扣。

就是这些，文章结束；明天也不会有更多报道。

种姓视角这种远离我的东西仍距我很遥远。印度报纸则以一种印度的方式诠释着它的作用。报纸不是努力让印度触及自身，它不知该如何做到，也不觉得有必要这样做。在新闻自由的年代里，报纸毫无监督作用。远离社论版的政治火海，它再无关心的事情。印度只是其背景，印度在持续。揭露比哈尔邦德罕巴德区煤矿工人被高利贷主及其打手恐吓这件丑闻的是在孟买发行量很小的左翼报纸《经济与政治周报》。“紧急状态”后不久，政府就宣布逮捕了两三百名放高利贷者。这在印度的日报上同样只是一条简单的机关消息。没有报纸报道此前发生了什么，没有报纸觉得这件事重要，没有人去调查政府的这项宣告。只是在后来，加尔各答的《政治家》才发表了一篇报道，其中似乎能感到记者下了德罕巴德的一个矿坑。一段“华彩”篇章，以个人历险的语气吸引人，一段印度式记述，矿工只是背景。

“紧急状态”之后，出于显而易见的原因，政府命令报纸的视线远离政治，集中于社会问题上。要求报纸深入进行“调查报道”—这里用的是借来的词汇，应该说，印度报界有关印度的新闻从未像现在这么糟糕过。最近几期的《印度画报周刊》（在“紧急状态”前的编辑方针就很大胆）发表了一些关于契约劳工、童工、童婚的特别报道。报界终于开始向印度展示印度自身了，但它却是在强迫之下这样做的。这是“紧急状态”下印度的悖论之一，这种悖论令人们难以对“紧急状态”进行评判。危险是显而易见的，但结果却可能是积极的。报纸失去了政治自由，却扩展了其解释功能。

报纸最终同技术一样，可以被塑造成印度需要的样子。但法律呢？这是个被尊崇其他价值的其他文明遗留在此的制度，它怎么能带给印度公正，又如何在印度起到法律那种不断再评价、不断改革的作用？摘自《印度时报》一九七五年十月五日：

总理英迪拉·甘地夫人今天表示，印度立法系统应在社会转型的过程中承担“主动的角色”，摆脱“过去殖民时代的约束性遗产”……她说：“法律应该成为维护社会正义的工具。”甘地夫人在解释立法系统的“主动角色”时说，它应该帮助人类精神和人类风俗从过时习惯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她说人民对法律的尊敬取决于他们在多大程度上相信法律能提供给他们真实而公平的保护。她补充说：“我们的祖先在宣称社会应遵守‘教义’、‘教义’才维护社会时，就已经明白这一点了。”

但怎么让这个外来的系统承担主动的角色呢？其困难和矛盾正在于“教义”的概念。甘地夫人所说的“教义”是个复杂的词：它可以指信、敬，以及所有感觉上是正确的、宗教性的和受认可的东西。法律必须服务于“教义”，或至少不与它背道而驰，这看起来很公平。然而印度社会制度所表达的“教义”却充满了不公与残忍，它基于对人的极度狭隘的观念而产生。它可以适用于契约劳工，如同以前它用于寡妇自焚一样。“教义”能坚持公平的观念。法律在印度有时看起来像法庭游戏，以它应纠正的弊端来回避冲突，当印度的社会制度稳固不动，“教义”的荣光笼罩于基本人权之上时，很难看到任何一种法律制度做出些别的事情来。

A.S.R.查理是印度一位著名的刑法律师。他根据自己处理的几件案子写了本书。一九七五年十月，孟买的左翼周刊《突袭》从查理的书中转述了下面的故事。五十年代的马哈拉施特拉邦，一位布商的女儿与一位律师的儿子正在筹办婚事。律师与一百五十名客人一同出席婚礼，所有人的食宿费用都由布商来支付。布商表示反对。律师被这种失礼和小气激怒了，以侮辱性的姿态在布商脚下甩下两千卢比的票据。然而婚礼还是进行下去了，律师之子娶了布商之女。只不过律师禁止儿子与岳父母家有任何瓜葛，也禁止儿媳回家探望双亲。姑娘很痛苦。（查理写道：“她似乎本来就是一位高度敏感的姑娘。”）特别是当无法去探望住院的妹妹时，她感到尤其痛苦。丈夫在她请求准许时表现得很固执。他说：“你知道情况，我不能允许你这样做。别为此太郁闷。”年轻人晚上醒来的时候，发现妻子死在他身边。

死去姑娘的内脏中查出了氰化物，年轻人被控谋杀。控方称，姑娘不可能自己在孟买获得氰化物，一定是她丈夫所为。丈夫是个摄影师，实验室中有各种化学制剂。但警方没有在实验室里找到氰化钾和氰化钠，他们只发现了铁氰化钾，那并不是毒药。为年轻人的谋杀罪名辩护的查理从中得到了线索。“尽管铁氰化钾通常不是毒药，但如果被胃酸过多的人服下，也就是说，被悄悄在胃中聚积大量酸的人服下，会起到毒药的作用。”所以姑娘是自杀。她丈夫被判无罪。

公正得以维护。但对死去姑娘的不公却没有评述。高等法院听证时，提到了“门第的错误观念”；但查理在《突袭》上发表的法律陈述中全都是关于可被采纳为证据的技术问题的内容，布商因女儿自杀而受到的惩罚只被当作其中之一。“噢，是的，”一位上诉法官说，“你必须彻底安排妥当，以满足新郎方面任何一位成员提出的每一项要求。”这表示了对于家庭声望的传统要求，而姑娘的悲剧也就迷失在其中。她写信给无法回去探望的娘家（“神意会实现的”），早已认定自己年轻的生命已遭毁坏，必须结束。

法律回避着与“教义”的冲突。但如果法律要承担“主动角色”，就必须同这个“教义”一争高下。困难的是，为了适应新的压力，印度已在某些方面破坏了自身，失去了它古老的安全感。借来的机制不再起到借来的机制的作用，不再是对现代性的一种贡献。印度人说他们的才能在于综合。也许这样说更合适：印度人被征服得太久了，他们在智识上已经寄生于其他文明。为了在依赖中生存，他们保存着本能的、非创造性生命的避难所，并将其转化为一种宗教思想；从更世俗的层面上说，他们仰仗着他人的理念和机制来让国家运转。独立后不久即到来的“紧急状态”更是突显了印度创造力的无能、智识的薄弱、防卫能力的匮乏，以及每个印度人脑中印度观念的不足。

<u>①</u>保罗·克利（Paul Klee，1879－1940），瑞士表现主义画家，作品风格抽象单纯，突出线条和色块的关系。

<u>②</u>康斯特布尔（John Constable，1776－1837），英国风景画家，追求真实再现英国农村的自然景色，影响了法国风景画的革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