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明了、直截了当,但却蕴含着无穷遐想空间的印度电影片名,一直很吸引我。就拿《私人秘书》(Private Secretary)来说吧,在印度,连亲吻镜头都不准出现在银幕上,一般男人想在现实生活中体验电影所描写的那种艳遇,连门儿都没有,但他们可以透过片名遐想一番:“作风开放”的女孩、时髦的办公室(里面一定有打字机和白色的电话)、男女共处、不伦之恋、婚外情、悲剧。我一直没去看这部电影。我只看过海报:一具胴体(如果我没记错)横陈在办公室地板上。《豪放女》(Junglee)是另一个令人难忘的片名:一个女郎伫立在海报中,背景是喜马拉雅山的皑皑白雪。《人生一场空》(Maya)的海报上,一个伤心欲绝的女人在流泪。《摇摆》(Jhoola)显然是一部欢乐的歌舞片,但这样的片名却难免引人遐思,想入非非,如同《私人秘书》和《临时房客》(Paying Guest)。
我们是临时房客,地点是德里——一个充满象征的城市,最初属于英国殖民政府,现在则是印度共和国首都。整座城市的四处宛如雨后春笋般冒出一簇簇黑白两色的告示牌,展现了各种狂热的行政活动:××咨询委员会、××研究院、中央政府××部、××局。全城大兴土木,街头巷尾矗立着一座座用竹竿搭成的鹰架,乍看之下活像一窝窝巨大、怪异的鸟巢。德里是一座永远在成长中的城市——我们抵达之前,它已经成长了四十年。这是一座由公务员和承包商组成的城市。在德里,我们是临时房客,而我们的房东马辛德拉太太的丈夫就是一个承包商。
她派遣她家的司机开车到火车站接我们。这样的接待让我们感到非常开心。钻出三等冷气车厢,踏上那光溜溜热烘烘的月台,你感觉到身上的衬衫骤然间变得滚烫,热得让你透不过气来。你对这个城市的兴趣,霎时间消失了。头昏脑涨,活受罪。在那闷热得像烤箱般的月台上,人们依旧穷忙着。成群脚夫身穿红上衣,头缠红布巾,推推挤挤,吆吆喝喝,争相招徕客人。招揽到顾客的脚夫背起金属打造的箱子——一个衣箱、两个衣箱、三个衣箱,全都沾着从孟买市一路带到德里的灰尘——踉踉跄跄,跌跌撞撞,朝向车站门口走去。电风扇在我们头顶上狂乱地旋转着。乞丐哀号不停。巴基拉斯旅馆派来的那位男士站在人堆中,使劲挥舞着脏兮兮的宣传折页。不知怎的,我忽然想起,对南极探险家来说,中途放弃比咬紧牙关坚持走下去可要容易得多。于是,我伸出手来,从这位仁兄手里接过宣传折页,站在那一拨拨熙来攘往、宛如潮水般从我身边流过的人群中(我对他们的活动已经丧失兴趣),开始集中心神,阅读宣传折页中的法文信函。在德里城的溽暑中,一切都变得扭曲、模糊:
经历一趟艰辛的旅程来到德里,在巴基达斯旅馆好好休息一番,我满心喜悦,彻底消除了疲劳。我特别感谢服务人员的殷勤友善的招待。我没期望什么,但请相信我,住在这家旅馆绝不仅仅是坐在那令人愉悦的庭院中,畅饮美酒而已。
费尔·贝斯·乔治,法国葛雷米(塞恩)
1961年7月28日
畅饮美酒:渴望渐渐转变成了精神错乱。先生,你到底期望什么?我没期望什么,只想好好休息一番。亮晶晶的水泥地上,并排躺着许许多多伸开四肢的躯体——成群无家可归的印度人,睡在印度火车站。找不到工作的脚夫四处蹲着。一个女乞丐也蹲在地上,扯开嗓门哀号。我只想好好休息一番。但这座城市并没有可以让人好好休息一番的喷泉。德里的街道十分宽阔壮观,一个又一个环岛,不计其数。这是一座为巨人打造的城市:视野辽阔深远,格局方正恢弘。这是一座仍然在规划中的城市,犹未完成,犹未人性化。它是为那些试图躲避它的空旷和它那白花花的灯光的人而建造。在这些人眼里,德里城中的树木看起来就像建筑图样上的树木,只是装饰品,并不能让人乘凉。总而言之,这是一座以纪念碑为模式打造的城市。城里每一栋建筑物都被贴上标签,就像建筑师的图画。街道上移动的每一样东西,都变得格外渺小——骑脚踏车的男人身后拖着黑的影子。一个幅员辽阔、不断向外扩张的城市,是不容许人们停下脚步来歇息的。它鬼赶似的驱使人们,成群蜂拥向城中纵横交错的林荫大道和四处林立的购物中心;它驱使千百辆机动黄包车,轰隆轰隆,穿梭在大马路中央的车阵中,钻进钻出。在这座纪念碑一般的大城市面前,人类的躯体仿佛都缩小了。
我们寄宿的房子坐落在新德里的一个“新殖民区”,说穿了,就是新近开发的住宅区。我们离开空旷辽阔、恢弘典雅的市中心,驱车进入这个小区,骤然间看到一堆标新立异、杂乱无章的现代建筑物,心里感到有点突兀。乍看之下,就像一座印度村庄突然被转化成一座水泥和玻璃打造的市镇,一夕之间,扩大好几倍。小区内的房屋还没编上统一连贯的门牌号码。狭窄的无名巷弄中,挨挨挤挤,穿梭着一群群锡克人。他们满脸迷惑,挨家逐户寻寻觅觅,门牌号码既然不可靠,他们只好根据土地编号寻找他们的房子,土地编号是依据购买日期,按照年代顺序排列的。极目所见尽是漫天尘沙、一排排白色和灰色的水泥房屋、光秃秃的寸草不生的庭院。每一个锡克人身后都拖着一条黑的影子,鬼影般飘忽在烈日下。
我们坐在簇新但空空洞洞的壁炉前,一面享受头顶那台电扇吹出的阵阵凉风,一面啜饮着可口可乐。
“那个比哈尔①男孩是个笨蛋。”房东马辛德拉太太一开口,就为她家司机的驾驶技术向我们致歉。
这个印度女人身材丰腴,看起来相当年轻,两只眼睛睁得又大又圆。她懂得的英文不多。每次找不到恰当的字眼,她就会咯咯一笑,然后把视线从你身上转移到别处去。她会说一声“嗯”,伸出右手托住下巴,眼神一下子变得空茫起来。
房子是新的。楼下弥漫着混凝土和油漆的味道。房间还没装潢好,家具不多,显得空荡荡冷清清的。整个屋子四处摆着电风扇。浴室的设备全都是从德国进口的,非常罕见,非常昂贵。“我喜欢外国货,”马辛德拉太太说,“简直爱死了。”
她对我们带来的那几只皮箱以及里面装着的东西格外感兴趣。她忍不住伸出手来,摩搓着我们的皮箱,脸上流露出无比虔敬和喜悦的神情。
“哎,我爱死外国货了。”
她眼睛睁大,带着三分畏惧七分仰慕的神情告诉我们,她老公可是一位承包商哦。他可是白手起家,辛辛苦苦打拼才有今天。他长年在外,白天在丛林中奔波干活,晚上睡在帐篷里。她留在城里,帮他照顾家庭,让他无后顾之忧。
“一个月三千卢比家用钱。这年头的物价!三千卢比怎够用啊,简直是开玩笑。”
她并不是向我们炫耀。她出身一个纯朴家庭。她接纳她的新财富,一如她接受以往的贫穷。她虚心学习,求好心切。她渴望获得我们这两个外国人的赞许。她家窗帘的颜色,我们还喜欢吗?墙壁的颜色呢?瞧,那边的灯座可是进口的,从日本进口的。屋子里每一样东西都是进口的东西,除了(走进饭厅吃午餐时,她悄悄告诉我们)那台黄铜制的温热器。
她陪我们坐在餐桌旁,伸手托住下巴。她不吃午饭,只管睁着眼睛怔怔地瞅着我们的盘子。每次目光接触时,她就咧开嘴巴微微一笑。这可是她第一次经营民宿呢。说着,她咯咯笑起来。以前她从不曾接待临时房客,因此,如果她把我们当自己的小孩看待,我们千万不要责怪她。
她的几个儿子回家了。十几岁的小伙子,个头长得挺高,但神态却很冷漠,不像他们的母亲那么热诚。一走进饭厅,兄弟们就在餐桌旁坐下来。马辛德拉太太拿过一把汤匙,把菜肴舀到儿子们的盘子里,接着也帮我们舀一些。
她扑哧一笑,瞅了瞅大儿子,对我们说:
“我希望他讨个外国老婆。”
儿子没有回应。
我们谈起德里的天气和最近这一波热浪。
“我们才不怕热浪呢,”男孩说,“我们的卧室都装有空调。”
马辛德拉太太望了我们一眼,促狭地笑了笑。
那天下午,她坚持带我们出门走一趟,到城里买点东西。她想给楼下那个房间买几幅窗帘。我们说,她刚才带我们看的那个房间,里头的窗帘可都是簇新的,看起来挺高雅挺精致的。她说,不,不,我们太客气了。今天下午她一定要买几幅新窗帘,她希望我们充当她的外国顾问。
于是,我们开车回到市中心。一路上,马辛德拉太太不时伸出手来,指着车窗外那一座座矗立在德里城中的纪念碑,叫我们观看:胡马云②陵寝、印度门和拉什特拉帕提·巴凡纪念碑。
“新德里,新德里!”马辛德拉太太幽幽叹息起来,“印度的首都。”
我们从一家商店逛到另一家,也不知逛了多久。越走越疲累,我还得打起精神,有一句没一句跟马辛德拉太太闲扯。“瞧!”我伸出手臂,指着店里摆着的那一堆花哨的、鞋尖高高翘起的东方式绣花拖鞋,对马辛德拉太太的儿子说:“瞧,这些鞋子多可爱。”
“太俗了!我们不穿这种鞋子。”
这几家铺子的店员都认得马辛德拉太太。一走进店门她就向大伙打招呼,亲切得不得了。店员们赶紧搬来椅子。她坐下来,一边伸手摩挲着布料,一边跟店里的人寒暄闲谈。一卷又一卷窗帘布摊开来,展现在马辛德拉太太眼前。她不动声色,只管笑眯眯看着,然后笑眯眯站起身来,走出店门。她的举止非常优雅自信。她光看不买,店员们也不会生气。她心里早就有个谱,知道自己需要哪一种窗帘。逛了半天,她终于找到她想要的布料。
那天傍晚,马辛德拉太太带我们参观她家的壁炉。那是她老公亲手设计的,形状不规则,挺花哨的。石栏上的凹洞(用来装置电灯)模样也很花哨,同样出自她丈夫的手笔。
“瞧!多么现代啊!我们家的装潢和摆设全都是现代的风格。”
第二天早晨,油漆匠来到马辛德拉太太家,重新粉刷那间没人使用的、才刚粉刷不久的房间,以搭配昨天下午买回来的窗帘。
马辛德拉太太闯进我们的房间。吃过早餐,我们脱掉外衣,正躺在床上吹风扇。她一屁股在床边坐下来,一边跟我们聊天,一边把玩着我那位女伴的丝袜、鞋子和胸罩。她对这些东西的价钱很感兴趣。在她怂恿下,我们爬下床来,跟随她到隔壁房间看油漆匠干活。她拿出窗帘布料,站在刚油漆过的墙壁旁边,问我们颜色到底配不配。
平日在家,马辛德拉太太闲着没事,成天只管盘算如何花掉那笔每个月三千卢比的家用钱。她有个要好的朋友,“梅塔太太。秘书。妇女联盟。梅塔夫人。空调和其他家电最有名的品牌也叫梅塔。”这个名字经常出现在广告上,我们早就耳熟能详。马辛德拉太太定期探访梅塔太太。马辛德拉太太定期咨询她的占星师。马辛德拉太太定期上街购物,到庙宇烧香。她的日子过得既充实又甜蜜。
那天下午,一个身材高大、年纪约莫五十岁的男子来到马辛德拉太太家。他说,他在报上看到广告,知道这儿楼下有个房间(我们现在住的那间)要出租。这位男士穿着双排扣灰色西装,一口英语带着浓重的、硬邦邦的军人腔调。
“嗯。”马辛德拉太太把眼睛瞄向别处。
西装革履的男士继续讲他的英语。他告诉马辛德拉太太,他是一家大公司的业务代表——跟外国有关系的公司。
“嗯。”马辛德拉太太的眼神一下子变得空茫起来。她伸出一只手,托住下巴。
“晚上不会有人在这儿睡觉,”男士仿佛有点心虚,舌头开始打结。也许他忽然想到,和报纸上的招租广告所招徕的那些“外交人员”相比,他那家公司根本不算什么。“我们可以预付一年租金。租约一签就是三年,怎么样?”
“嗯!”马辛德拉太太用印度斯坦语回答这位男士的英语。她说她必须征求她丈夫的意见,况且,还有好多人对房子感兴趣。
“我们打算把这间房子当作办公室使用,没有其他用途,”男士似乎有点恼怒了,也许,他觉得他的尊严受到了冒犯。“晚上我们只留下一个人,在这儿守夜。您住在这儿,绝对不会受到任何干扰。我们现在就可以预付一万两千卢比租金。”
马辛德拉太太只顾睁着眼睛,茫茫然,不知瞪着什么东西,仿佛在嗅着墙上的新油漆,或者盘算着什么时候才把新窗帘挂上去。
“笨蛋!”男士前脚才跨出门坎,她就哧的一声笑起来,“这家伙跟我讲英语呢!假洋鬼子。笨蛋。”
隔天早晨,她绷着脸,闷闷不乐。
“信。我公公写信告诉我们,这两天他就要来我们家住一住,”原来是这件事让她不开心。“老人家一天到晚唠叨,碎碎念,叫人受不了。”
那天下午我们外出回来,一进门,就看见她一脸哀伤,跟一位身穿印度服装的白发老者坐在一块儿,态度颇为恭谨。霎时间,她整个人仿佛缩小了,怯生生的,一副如坐针毡的模样。向白发老者介绍我们时,她特地强调我们的外国背景和来历,然后她就把眼睛瞄向别处,自顾自发起呆,不再吭声。
白发老者一脸狐疑,上下只管打量我们。一如马辛德拉太太向我们暗示的,这位老先生果然很健谈。他对自己,尤其是他的年龄(约莫六十出头)感到颇为自豪。他跟我们谈起他的一生——他谈的并不是他的经历,而是他在六十年岁月中所养成的习惯。他告诉我们,每天早晨他四点起床,出门散步四到五英里,然后回家阅读《薄伽梵歌》的若干篇章。这个生活习惯他已经保持了四十年,值得向年轻人推荐。
马辛德拉太太忽然幽幽叹息一声。我看得出来,她早已经受够了公公的唠叨。为了让她喘口气,我只好硬着头皮跟老先生攀谈,央求他告诉我们他的经历。但他这一生并没有什么可歌可泣的事迹值得向我们报告。他所能提供的只是他居住过和工作过的一连串地点。我向他提出具体而明确的问题,要求他描述他待过的那些地方,譬如山川景色、人文地理等等。但马辛德拉太太似乎不明了我的用心。她并不接受(也许,基于为人媳妇的职责,她不能接受)我的帮忙。她一径坐在那儿,默默受苦。到头来,被我赶走的并不是马辛德拉太太,而是她的公公。他终于走出屋子,独个儿坐在屋前那座小花园里。
“你好调皮啊。”马辛德拉太太瞅了我一眼,笑了笑。她的神情看来很疲累。
“夏天到了,”晚饭后,老头子忽然说,“我在屋外旷野上睡觉已经两个礼拜了。每一年,我总是比别人早几个礼拜,跑到户外睡觉。”
“今晚,您就睡在屋外吗?”我问道。
“当然。”
他就在大门外打地铺。我们看得到他,毫无疑问他也看得见我们。凌晨四点——看看天色,准没错,我们听见他起床,出门散步之前先上厕所,漱口,噼里啪啦,不知搞些什么名堂,然后关上房门。再过一会儿我们听见他回来。起床后,我们看见他正在阅读《薄伽梵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