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天早晨散步回来，我总会读几页《薄伽梵歌》。”老先生告诉我们。
读完圣诗，他就在屋子里闲晃。他找不到事情做。想不理他，还真办不到。他总会找机会跟你攀谈，喋喋不休，没完没了。我开始怀疑这老头在监视我们。
下午，出外回来，我们撞见我们真的不想看到的一幕：又一个应征者上门来，打算租下这栋屋子楼下的房间。那位准房客看起来怯生生的，忸怩不安。跟他面谈的是马辛德太太的公公。老头子态度还算和善，但口气却咄咄逼人。我看得出来，他责备的对象是他的媳妇。可怜的马辛德拉太太，她羞得无地自容，只好把脸孔埋藏在她那身莎丽装里。
此后，她再也没有多余工夫照顾我们了。公公前脚才跨进她家门槛，她整个人就萎缩成一团，变成一个典型的印度小媳妇，可怜兮兮。如今，我们难得有机会听她提起她对进口物的热爱。我们变成了她的包袱。每次静静坐在一旁，聆听我们跟她公公的谈话，她偶尔会看我们一眼，脸上绽露出疲倦的笑容。我们知道，她也很无奈，毕竟她是人家的媳妇。跟她相处一段时日，我们只有在头一天，看到她那神采飞扬，浑身充满活力的模样。
那个周末，我们计划到乡下走一趟。我们几乎是抱着愧疚的心情告诉马辛德拉太太，我们必须抛下她，让她在屋里跟她公公单独相处几天。不料，听到这个消息，她眼睛登时一亮，仿佛听到天大的喜讯似的，整个人又活跃了起来。她说，放心去吧，好好玩一玩，把行李留在房间里，她会帮我们看着。她喜滋滋地帮我们打点行装，还特地做了一桌好菜，让我们饱餐一顿，然后才送我们出门。她站在屋前那一座石头砌成的花哨的篱门下，挥着手，目送她家那位比哈尔司机（记得马辛德拉太太管他叫“笨蛋”）载着我们离去。身材丰腴，脸容哀伤，眼睛睁得又圆又大的马辛德拉太太！
到乡下度周末！我们心中浮现起沁凉幽静的乡野风光：一丛丛浓荫密布的树木、一畦畦苍翠的农田、一条条流水潺潺的小溪。离开德里，我们心里唯一想望的东西就是水，但一路上却没看见一条溪流，没遇到一处浓荫。这儿的道路只是一条窄窄的碎石路，两旁的路面铺着泥巴，尘土飞扬。路边的树木和田地都沾满了沙尘。途中，我们驱车穿越一片褐色的旷野，极目荒凉，好几英里不见人烟。旅途尽头出现一座小镇。不巧，我们抵达时，镇中正发生一桩凶杀案。杀人的穆斯林逃掉了。被杀的印度教徒的尸体，得赶在天亮前秘密火化。然后，警方得严密监控两边人马，防止发生骚动。整个周末，我们的主人忙着处理这个案子，没工夫招待我们。我们只好待在警局，享受那高高悬吊在天花板上的电扇吹出的凉风。墙上挂着一个框子，里面镶着一张纸，纸上罗列着几十条用打字机打出的简化法令规章。对面墙上装设着一个壁炉。它让我们联想起冬天，但这会儿冬天离我们可远得很哪！我这一辈子，不论到哪里，时机总是不对，感觉上就像在标志不清楚或不实在的火车站盲目摸索，一路上遇到的总是月台上那架已经故障多年的餐点贩卖机、产品早已停止销售的广告、过时的火车时刻表。这个警局里，壁炉架上方挂着一张照片：在一片荒芜风蚀的土地上，一棵树孤零零矗立在一条干涸的小溪旁。这张照片流露出来的那种憔悴和坚忍是印度这个国家特有的。我们一眼就能看出来。
天空渐渐阴暗下来。我们搭火车回到德里。一路上，我们等待暴风雨来临。后来我们才发觉，天上那一团团看起来像雨云的东西，其实是沙尘。火车上的茶房欺骗我们（几个月后，在这列火车上，这个小伙子又会再欺骗我们一次）。一位乘客谈起政府官员的贪渎，其他乘客纷纷发言，大骂政府腐败。起风了，沙尘四处飞扬——工程师告诉我们，水不能渗入的地方，印度的沙尘都钻得进去。我们渴望回到城中，渴望洗个热水澡，然后把自己关在门窗紧闭冷气开放的房间里。
回到马辛德拉家，只见楼下一片漆黑。大门上了锁。我们没钥匙，只好拼命按门铃。过了好几分钟，一个仆人蹑手蹑脚打开大门，悄声叫我们进去，把我们当成他自己的朋友似的。我们的房间可一点都没变，和我们离开时一模一样：床铺凌乱不堪，行李原封不动，信件、各种传单和好几只装满烟蒂的烟灰缸，依旧散置在床头茶几上。整个房间乱成一团，静悄悄的，四处布满灰尘。我们仿佛听见楼上的房间（就是马辛德拉太太摆放印度式黄铜制温热器的房间）有人压低嗓门吵架。
仆人告诉我们，老爷从森林回来了，正在跟夫人拌嘴呢。“老爷对夫人说：‘你让临时房客住进我们家？你拿他们的钱？’”
我们明白了。原来，我们是马辛德拉太太的第一批（肯定也是最后一批）临时房客。她平日待在家里，闲极无聊，想找几个房客来陪她解解闷——前些天上门来谈租约的几位男士，大概也跟我们一样，变成了马辛德拉太太解闷的工具。也许，妇女联盟秘书梅塔太太也把她家楼下房间租出去。也许，梅塔太太家住过一连串显赫的外国临时房客。
可爱的马辛德拉太太！每个月三千卢比的家用费，她还嫌不够呢，竟然瞒着她老公把楼下房间租出去，弄点私房钱。但她对我们的照顾和关怀却是真诚的，洋溢着一股印度式的温情。这一辈子，我们再没见过她，也再没见过她的儿子。我们从没看见过她丈夫。至于她公公，我们只听见他在屋里屋外走动的声音。我们躲藏在自己的房间里，竖起耳朵，等待他就寝。隔天早晨，我们听见他起床，接着听见他出门散步。我们又等了好几分钟，然后才悄悄爬下床，拎起行囊，蹑手蹑脚钻出大门，叫醒在附近排班候客的出租车司机，扬长而去。过了几天，我们通过一位朋友，把我们应该付的房租寄给马辛德拉太太。
酷暑中的德里，如今回想起来，朦朦胧胧有如一团迷雾。留存在我们记忆中的是远离尘嚣、退隐到阴凉处的那些时刻：阴暗的卧房，午餐，门禁森严、与世隔绝的俱乐部，大清早开车出城探访图古鲁克禁城遗迹的旅程，“森林大焰”的奇观。在印度，观光旅游是挺累人的一件事。很多景点，你必须打赤脚才能进入。印度教庙宇的入口处总是泥泞不堪，而清真寺的庭院却又热烘烘的，比晌午的热带沙滩还要烫脚。每一座庙宇和清真寺门口，从早到晚聚集着一群闲人，一看到观光客穿着鞋子进来，他们就蜂拥上前，把他给团团包围住。每次看到这帮人嬉皮笑脸、游手好闲的德行，我就忍不住冒火。同样让我觉得刺眼的是墙上张贴的告示：“如果您觉得脱掉鞋子有损您的尊严，本寺愿提供拖鞋，供您暂时穿用。”在德里城中的河阶浴场，游客必须打赤脚，在滚烫的沙地上步行很长一段路程，才能抵达甘地火葬的地点。我不想忍受这种不必要的折磨，拒绝跟随观光局向导走上去，一个人在树荫中坐下来——脚上穿着鞋子，活像一个异教徒。身穿蓝色衬衫的印度学童，四处逡巡徘徊，寻找美国观光客。这些男孩子看来都很健康，一副营养充足的模样，脚上穿着整齐的鞋子，手里抱着课本，神态显得非常骄傲。一看见美国老太太出现，他们就纷纷拔起腿来，蜂拥上前。这些老太太早就听说印度是很穷的国家，一看见学童们跑过来，立刻停下脚步，打开荷包，掏出硬币和钞票，笑眯眯分发给孩子们。这会儿，那群被阻隔在大门外的职业乞丐纷纷伸出脖子，满脸艳羡，垂涎三尺，探头探脑地只管向门内张望。我已经被太阳晒得头昏。心头火起，我跳起身来，冲向那帮小毛头，恨不得狠狠揍他们一顿。孩子们吓得一哄而散。那群美国老太太瞪着我，上下打量不停。她们还以为我是年轻而骄傲的印度民族主义者呢。管他的，她们爱怎么想就怎么想吧。我气咻咻跑回游览车上，浑身疲累不堪，心里觉得很羞耻。
这就是我对德里的感受。如今，每次走进印度政府的衙门，我就忍不住扯着嗓门大叫。看到那一排排坐在长长的办公桌前、埋首在一沓沓文件堆里、核查各种各样的纸条或数着钞票（一百卢比扎成一捆）的年轻人，我心里就有气。天晓得，这些印度人每天在穷忙什么！“别向我抱怨。你可以通过适当的渠道提出申诉。”“通过适当的渠道！适当的渠道！”碰到这帮人，你只好自认倒霉。冷嘲热讽对印度人是不会发生效用的。“别向我抱怨。要抱怨就去找我的上司。”“妈的！到底谁是你的上司呀？”我存心挑衅，希望能激怒这帮小官僚，但我得到的响应往往只是冷冷的一瞪。面对这样的反应，我还能怎样呢？就像一个泄了气的皮球，我只感到疲累和羞耻。
在路提彦市③，我要求隐私和保护。这样我才能设法让自己冷静下来，免得一时失控，又让自己变成一只暴怒的猛兽。参观这座新城，在那一排排隐藏在商店的招牌和稻草编成的百叶窗后面的柱廊，在那无比恢弘的景观中，我可以感受到一种优雅的格调和气派：新建的塔楼矗立在林荫大道尽头，古老的圆顶寺院坐落在另一端，遥遥相对。这儿，我可以感受到在孟买常听人们谈起的那种“精心设计”的气氛。我可以感受到它作为一个新首都的骄傲和兴奋。这份骄傲，显现在星期天早晨“运动俱乐部”的聚会中：一群前任联合国官员聚集在这儿，以地方总督的口吻，谈论刚果的战乱。这份骄傲也显现在报纸刊登的消息中：设立在德里的外国大使馆，争相为德里市民提供“文化”休闲活动。这座城市终于获得它应有的崇高国际地位，随之而来的，是各式各样的“外交”新玩具。然而，在这座城市中，我却被迫从一个阴暗的房间躲进另一个阴暗的房间，以逃避户外的现实——逃避那满街的灰尘和毒辣的阳光，逃避那成群身穿花哨莎丽、在建筑工地上干活的低贱妇女。（在印度，只有出身卑贱的妇女，才会穿花哨的莎丽。）在我眼中，这是一座虚幻不实的城市，骤然间从平原上冒出来：十七和十八世纪废墟中，矗立着一幢幢超现代建筑物。乍看之下，这座壮观的城市显示着它拥有一块富饶、繁荣的腹地，但事实上，我们搭了二十四个小时的火车，前来德里时，一路所见尽是烈日下一片荒凉贫瘠的土地。
而今，傍晚时分，钻进斯利那加特快车的铝制车厢，躺在卧铺上，等待开车的当儿，回想这些天在德里的经历，我对印度那纷纷扰扰的乱象竟然开始感受到一种莫名的、近乎邪恶的愉悦。我喜滋滋地回味当初花费二十四个小时、搭乘火车前来德里的旅程；我喜滋滋地期待那即将展开、一路北行、穿越旁遮普平原把我带到全世界最高的山脉的长达三十六个钟头的旅程。我感到庆幸，这会儿我能够躲藏在豪华车厢里，跟外面的丑恶现实隔绝开来，虽然，透过那悬挂着橡胶珠帘、随时可以打开的车厢，我还是看得见月台上的景物：头缠红布巾的脚夫、贩卖书报的印度手推车、四处叫卖的小贩。车厢中的电扇悬挂得那么低，以至于从我的铺位望出去，整个月台仿佛覆盖着一支支旋转不停的电扇叶片。这些景物，我原本恨得要死，而今我却对它产生一份依恋之情（我也知道这种感觉很虚妄），因为一旦火车开行，进入克什米尔后，气温陡然下降二十度，这些景物都会消失，一切又会恢复正常。
从车厢中望出去，夜晚的旁遮普平原一片漆黑，悄无声息，只看得见火车投射出去的一圈圈不断移动的灯光。一间寂静无声的小茅屋，黑的，蹲伏在暗沉沉的田野上，等待黎明。此外，我还能期望看到什么呢？早晨，我们抵达帕坦科特，克什米尔铁路线的“终点”。这个词的英文具有强烈的科技、工业和戏剧色彩，一路上我却常常在那些讲印地语的乘客口中听到，心里不免觉得怪怪的。清晨时分，车站凉飕飕的。晨曦中，我们隐约可以看到周遭的丛林，感觉上，山脉仿佛就在附近，后来我们才知道山脉距离这儿远得很哪。下车时乘客们纷纷穿上羊毛衫、夹克、羊毛背心和套头毛衣，戴上花哨的帽子，甚至戴上手套。这些毛织品全都是适合在小阳春假期穿着的衣物，严格说，这会儿还不需要，但人们把它们都穿在身上，心中期待着即将展开的克什米尔假期。
在邻近巴基斯坦边界的这一片平坦的灌木丛生的原野，最初我们只察觉到印度陆军的存在：树立着一个个路标的军营、用石灰水粉刷的营房、成排的军用卡车和吉普、两三辆操练中的轻型坦克。士兵们身穿橄榄绿战斗服，头戴丛林帽，走起路来昂首挺胸，雄赳赳的，看起来挺帅气的，跟一般印度男子很不一样。中午，我们在查谟市停歇一会儿。吃完午餐，我们沿着印度军队在一九四七年巴基斯坦入侵时兴建的山路，进入克什米尔。天气越来越凉爽，沿途尽是山丘和峡谷，从车窗内望出去，只见层峦叠嶂一路绵延到天边，渐渐隐没。我们搭乘的巴士行驶在奇纳布河畔。车子一路往上攀爬。我们回头一看，只见河水注入一座四处漂荡着木头的峡谷中，汹涌澎湃。
“您打哪儿来啊？”
印度人最爱问陌生人这个问题。每一天，我都得回答五次。现在我又得再解释一次了。
他坐在走道对面那个座位，身上穿着西装，看起来还满体面的。他头顶光光，鼻子尖尖（古吉拉特人特有的那种鹰钩鼻），脸上流露出愤世嫉俗的神情。
“对我们这个伟大的国家，您有什么看法啊？”
这又是印度人喜欢问陌生人的问题。我装作没听出里头蕴含的讥讽。
“别客气，把你心里的想法坦白说出来吧。”
“还不错，印度很有趣。”
“有趣。你命好，不必住在这个国家。我们全都被困在这儿。知道吗，这就是我们的处境：被困在一个地方，动弹不得。”
坐在他身旁的是他那个身材丰腴、一副心满意足模样的太太。显然，她对我和她丈夫之间的谈话没有兴趣，却老是趁着我望向窗外，偷偷打量我。
“举国上下贪污腐败，结党营私，”他告诉我，“人人都想离开印度，进入联合国工作。医生全都出国去了。科学家到美国发展。这个国家的前途一片黑暗。能不能请问你，你在你的国家一个月赚多少钱？”
“一个月，大概五千卢比吧。”
我这拳打得太重了点，但他咬紧牙关承受了。
“你赚那么多钱，从事什么工作啊？”
“教书。”
“教什么啊？”
“历史。”
他显然不以为教历史值得骄傲。
我赶忙补充：“另外还教一点化学。”
“很奇怪的结合。我自己就是一位化学老师。”
每一位浪漫文人都会遇到这种事情。
我说：“我在综合制中学教书，什么东西都得教一点。”
“原来如此，”他脸上的迷惑忽然转变成恼怒，鼻子开始抽搐起来，“奇怪的结合。化学和历史。”
我开始感到不耐烦了。在这趟旅程中，我还得和这个家伙相处好几个钟头。我不想再跟他闲扯，就转身去哄一个哭闹不休的小孩。但这样下去也不是办法呀。幸好，没多久车子就在路旁一个能俯瞰翠绿山谷的休息区停驶下来，让乘客们出去透口气，活动活动筋骨。山中松林密布，空气十分清凉。这会儿在我们的感觉中，印度的平原就像一场疾病，病愈后你再也记不起生病时的感受。我们带来的毛衣终于派上用场。克什米尔假期真正开始了。回到巴士上，我发现那位化学老师已经跟他太太换座位。看来，他也不想跟我闲扯。
抵达巴尼哈尔镇时，天已经黑了。夜凉如水，客栈暗沉沉的，四处看不见一盏电灯。服务生点起蜡烛，为我们准备晚餐。月光下，山腰上那层层叠叠的梯田看起来就像镶着铅条的老旧的格窗玻璃。隔天早晨，一觉醒来我们却发现，原来，山中的梯田竟是那么苍翠润湿，绿油油的一片。车子穿过巴尼哈尔隧道，一路往下行驶，经过一座座宛如童话般绿草如茵、坐落在杨柳丛中依偎着潺潺流水的村庄，最后进入了克什米尔河谷。
克什米尔天气凉爽，色彩缤纷：满田金黄的芥菜、白雪皑皑绵延天际的群峰、顶头那一片蔚蓝的苍穹——在克什米尔的天空中，我们又看到了那一团团变幻莫测、仿佛在演戏的云朵。男人们身上裹着褐色毛毯，伫立在迷蒙晨雾中，头上戴着毡帽、遮住耳朵、打着赤脚的牧童出没在那一座座陡峭湿滑、乱石满布的山坡上。中途我们在卡齐宫镇停车，打尖歇息。阳光下满镇尘土飞扬，市场乱糟糟闹哄哄的，沁凉的空气中四处弥漫着木炭、烟草、菜油、陈年垃圾和粪便的气味。铺着泥巴的屋顶上，野草丛生。我记得在我小时候阅读的《西印度读本》中，有一则故事提到，一个愚蠢的寡妇把她家的母牛牵到屋顶上去。现在我终于明了，她为什么会这么做。一辆辆巴士载着一群群胡须染成红色的男子，朝南边开去。刚才我们就是从那个方向进入这座城镇。又有一辆巴士驶进城中，停下来。守候的群众纷纷拔起腿来，蜂拥上前，推推挤挤聚集在车窗前。车中一个满脸倦容、两眼布满血丝的男子伸出枯瘦的一只手，向大伙挥别。他和车中其他乘客一样，要去麦加朝圣。在这个群山环绕的山谷，吉达港，显得多么遥远啊。这个阿拉伯进香客港口礁岩密布，处处险滩，把湛蓝的海水转变成翠绿色。城中那一间间炊烟缭绕的茅舍里，胡须浓密、眼睛淡灰色的锡克人（不久前他们还是克什米尔的战士和统治者），坐在地板上煮东西。每一家小吃摊上都挂着花哨而醒目的招牌。笨重的白色杯子布满裂缝，桌子摆放在露天的地方，上面铺着格子花纹油布，桌下的地面早已经被吃客踩踏成烂泥巴了。
山脉一座接一座不断向后退却，河谷渐渐扩展，变成一畦畦土质松软、水源充足的田野。车子沿着河畔那一排白杨和垂柳行驶。抵达艾旺提普尔时，在一座散布着一间间小木屋的、宛如童话的村庄外，我们骤然看到一堆灰色石头，矗立在平野上。这座废墟在建筑学上属于所谓的“楣式结构”④。门廊上矗立着一根根坚实的方形柱子，陡峭的石砌山形墙雄踞在廊柱顶端，神龛四周环绕着一排石柱，规模宏伟，气象万千，但却也显得有点笨拙，这让人的思绪不禁飞回到了数个世纪之前充满虔敬的古代。后来我们听说，这座废墟原本是一间印度教庙宇，兴建于公元八世纪。车子经过这座古迹时，没有一位乘客失声惊叹，没有一只手伸出车窗指指点点。印度人生活在废墟中，对什么都早已习以为常。印度这块大地上处处散布着古迹和雕像，没什么了不起。在斯利那加城外的潘德雷桑镇，军营旁边就有一座风格相似、规模较小的庙宇。士兵们正在操练。一辆辆军车和一栋栋营房，排列得整整齐齐。马路旁边树立着军部的告示牌，飘扬着师部的军旗。
我们的车子在“入市税征收处”停下来。这是一幢洋溢着中世纪风情、模样十分古雅可爱的建筑物，门口停放着成排“达达－奔驰”货车。这些车子的尾板装饰得十分花哨，上面印着几个花体字“请按喇叭”，底色不是赭红就是粉红。店铺中聚集着一群浑身裹在毛毯里的男子，他们坐在高耸的地板上，抽着水烟。我们绕过市中心，走进一条两旁矗立着一排高大的法国梧桐的林荫大道——克什米尔人相信，这种树木的阴影十分清凉芬芳，具有医疗作用。我们来到一栋簇新的红砖建筑物的庭院。“游客接待中心”就坐落在这儿。对街树立着一块巨大的告示牌，上面张贴着尼赫鲁总理的照片和训词；他老人家呼吁民众，把外国游客当成朋友看待。告示牌下聚集着一群克什米尔人，大呼小叫，态度十分嚣张，连那些头上缠着布巾、手里握着警棍、昂首挺胸高视阔步的印度警察，也不太敢招惹他们。
这群大呼小叫的男子中，有一些是船屋的主人或是他们的仆从。乍看之下，我们真不敢相信这帮人拥有一栋像样的房屋，能够提供游客膳宿服务。但船屋确实存在。这些漆成白色的水上住宅坐落在湖中，依偎着苍翠的岛屿，白白的、长长的一排，跟湖畔群山上的积雪相互辉映。湖岸上，每隔一段距离就有一道水泥阶梯，从湖滨大道通往水晶般湛蓝的湖水。或蹲或坐，一群男子聚集在阶梯上抽着水烟。他们的游船，克什米尔人管它叫“施客啦”，挨挤成一团停泊在岸边，船上撑着遮阳篷，船舱中铺着坐垫，红黄两色，煞是好看。我们搭乘游船前往湖中的船屋。踩着岸边一座小巧可爱的阶梯，我们走进船屋中。一看到里面的陈设，我们整个人都呆住了：地毯、黄铜器皿、镶在镜框里的照片、瓷器、墙上的精工镶板、擦洗得亮闪闪的家具——全都是属于另一个时代的古董。刹那间，闹哄哄的艾旺提普尔城和整个印度，全都消失了。进入这间船屋，我们仿佛置身在“英国人的印度”。主人拿出过去好几十年来房客留下的早已经泛黄的便函和各种推荐信让我们观看。其中有好几张请帖——船屋的主人受邀参加英国军官的婚礼（这些军官现在都已经当上祖父了吧）。在镇上的游客接待中心，这位船屋主人显得那么的卑微，他低声下气，踩着脚踏车，一路跟随我们乘坐的出租双轮马车，哀求我们造访他的船屋。这会儿，前脚才踏入屋门，他整个人就完全变了个样。他脱掉鞋子，在地毯上跪下来，向我们奉茶。霎时间，他的举止言谈变得有如瓷器般精致高雅。在今天的印度，你难得遇到对传统礼节这么娴熟的人。他拿出更多照片（他父亲的照片、他父亲的房客的照片）和更多的推荐函，让我们观赏。他最爱讲英国人在船屋举行盛宴的故事。
屋外，积雪覆盖的群山环绕着湖泊。阿克巴大帝⑤建造的哈里·帕尔巴特堡矗立湖心。远处，白杨丛生的地方，我们看得见湖滨小镇雷纳瓦里。隔着一片空旷的水域，湖对岸苍翠的山坡上有一座花园。看起来，经过千百年的冲刷，山顶流失的土壤已经把山腰上的石缝全都填塞了。这座莫卧儿皇家花园，规模十分宏伟，气象万千：高耸的平台、笔直的线条、矗立在花园中央的亭台楼阁、宛如阶梯般一级一级往下流淌的水道。在克什米尔，我们可以接受莫卧儿人和印度教徒。但英国人在这儿出现——他们遗留下难以磨灭的痕迹：歌谣、书籍和那些遗留在全世界最壮丽的花园“夏丽玛”的手印，却让我们觉得难以接受。英国人竟然闯入这个四面环山的幽谷，盘踞这座处处可见水烟袋和俄式茶壶的城市。今天，在城中那条名为“官邸路”的街道，我们可以看见一间专供藏族商旅住宿的客栈，坐落在尘沙弥漫的广场上。那些藏族人穿着长统靴，戴着毡帽，把头发编成辫子，身上的衣裳灰扑扑、脏兮兮的，一如他们那饱经风霜的脸庞。男人和女人装扮一模一样，分不出性别。
我们没租下船屋。里面藏放的各种遗物和纪念品，到今天依旧显得那么的个人化，那么的感人。它们所代表的浪漫传奇跟我毫无关系，而我也不可能把这些遗物跟它们的传奇分隔开来。住进这间船屋，我会觉得自己是一个闯入者，就像我在当地俱乐部所感受到的那样。这些俱乐部的撞球场的墙上依旧悬挂着三十年前的漫画（镶在镜框里），但图书室乏人照料，早就荒废了，一整个世代的品位被冻结封存起来，而吸烟室墙上依旧悬挂着几幅污痕斑斑的铜版画，画中的彪悍骑士据说是“亚菲迪人”或“俾路支人”⑥，但透过灰尘满布的玻璃，我们实在看不清楚他们的马上英姿。印度人大可以悠游自在、无拘无束地穿梭在这些遗物间，它们所代表的浪漫传奇，其中有一部分一直属于他们，而今，他们把这段传奇整个地继承下来。我既非英国人也不是印度人——他们的光荣历史，我无从分享。
<u>①</u>比哈尔，印度东北部的一个邦。
<u>②</u>胡马云（Humayun，1508－1556），印度莫卧儿王朝第二任皇帝。父亲为16世纪征服印度、建立莫卧儿帝国的蒙古大将巴伯尔（Baber，1483－1530）。
<u>③</u>路提彦（Sir Edwin Landseer Lutyen，1869－1944），英国著名建筑师，新德里的市区规划与建设大都出自其手。“路提彦市”特指由他负责设计的德里新市区。
<u>④</u>楣式结构，建筑中使用“横楣”而不用“拱”的构造方式。
<u>⑤</u>阿克巴大帝（Akbar，1542－1605），莫卧儿王朝皇帝，1556年至1605 年间在位。
<u>⑥</u>亚菲迪人，骁勇善战的民族，现居住于印度与巴基斯坦的开伯尔山口一带。俾路支人，俾路支斯坦的贵族和统治阶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