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丽华大饭店

一流设备·抽水系统·业主巴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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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旅程快结束时，这块招牌才出现。“我是诚实的人。”C级船屋的主人对我们说。那时，我们正站在他那腐朽的船屋中一个长满霉菌污痕斑斑的舱房里，面对一个白色的水桶。“我如果告诉你们，这间房子有抽水马桶设备，那就是不诚实。”然而，在丽华饭店大厅中，业主巴特先生却一边向我们出示一沓薄薄的推荐函，一边指着翠绿墙壁上悬挂的好几幅照片，对我们说：“装置抽水系统之前拍的。”显然，他强调的重点不同。我们望着照片中那一张张笑眯眯的脸孔。至少，我们不会被这样出卖。为了驱除游客的疑虑和猜测，那块招牌树立在铺着沥青的屋顶上。在三盏电灯照射下，从湖畔的商羯罗查尔雅山远远眺望，你肯定可以看到它。

我们真不敢想望，这家旅馆会有这么先进的设施。它坐落在湖中一个岛屿（长约八十英尺、宽三十英尺）的一端，是一栋粗糙的双层建筑物：赭红色的混凝土墙、绿色和巧克力色的梁木和窗棂、未上漆的波状铁皮屋顶。整个旅馆总共有七个房间，其中一间是餐厅。实际上，这家旅馆是由两栋房屋构成的。一栋坐落在岛屿一角，两面墙壁不断被湖水冲刷。楼上楼下，各有两个房间。一条窄窄的木造回廊环绕着顶楼。另一条回廊搭建在湖面上，环绕着底楼的两边。第二栋屋子楼下有一个房间，楼上有两个，其中第二个房间是一个半圆形、多边的木造楼阁，从主屋凸伸出来，地板用好几根木竿子支撑着。一座木梯通到连接两栋屋子的走廊。整幢建筑物屋顶铺着涂上沥青、有棱有角、设计极为繁复的波状铁皮。

整个旅馆给人的感觉是粗糙、草率、急就章，就像它的主人留给游客的第一眼印象。巴特先生小心翼翼走到栈桥上，迎接我们。他头上戴着一顶缩小的、俄国式的克什米尔毡帽。他身上那件下摆长长的印度式衬衫，从他腰下那条宽宽松松的长裤中，探伸出来，飘荡在他上身披着的棕色夹克下面。这副装扮显示，这个人并不十分可靠。他脸上那副宽边眼镜让人联想起心不在焉的学者，可是，他手中却握着一把铁锤。陪伴在他身旁的是一个瘦小的男子。他打赤脚，上身穿着一件脏兮兮、紧绷绷的灰色套头毛衣，下身系着一条宽大的白色棉裤，腰间扎着一根绳子。这个男子头上戴着一顶松垮垮的、羊毛编织的睡帽。这使他整个人看起来非常古雅，让人想到莎翁剧中的工匠。第一印象往往是不可靠的。这家伙叫亚齐兹。抽水系统犹未竣工。水管和马桶已经装设好，贮水槽虽然已经运到，但到现在还没开箱呢。

“一天，”亚齐兹用英语告诉我们，“两天。”

“我喜欢抽水马桶。”巴特先生说。

我们翻阅以前的房客留下的推荐函。两位美国客人非常热情，洋洋洒洒，把丽华大饭店着实夸赞一番。一位印度太太的留言说特别赞赏这家旅馆为度蜜月的新婚夫妇提供的“私密”。

“装设抽水马桶之前哦。”巴特先生说。

他的英语水平实在有限，说来说去就是这几句话。因此，我们只好通过亚齐兹跟他打交道。

我们开始讨价还价。为了避免受骗上当，我据理力争，态度咄咄逼人。后来我发现这一招还挺管用，虽然有点过分。一言不合，我就转身掉头而去，旅馆主人说好说歹，把我给拉回来。这倒很容易办到，因为船夫拒绝把我载送回湖滨的马路。想想自己奔波了一天，也够累了，我就在半推半就的情况下，跟巴特先生达成协议。最后，我订下半圆形客厅隔壁那个房间，客厅也归我使用。我需要一盏台灯。

“十到十二卢比，怎样？”亚齐兹说。

另外，我还需要一张书桌。

亚齐兹搬出一个矮板凳。

我伸出双手，比了比，告诉他我需要大些的桌子。

他指着草坪上摆着的一张老旧的、饱经风吹日晒的桌子，要我瞧瞧。

“我们会给它上漆。”

我伸出一根手指，敲了敲桌面。

亚齐兹比了个手势。巴特先生看出他比的是两根支柱，微微一笑，举起手里握着的铁锤。

“我们会修理。”亚齐兹说。

这时我才领悟，原来他们两个在玩某种游戏，而我莫名其妙变成了游戏的一部分。这会儿，我们置身在湖中一个岛屿上。放眼望去，周遭只见在湖面上捕捉鱼儿的成群翠鸟和一只只五彩缤纷、聚集在花园中啄食的戴胜鸟。岛上，芦苇、杨柳和白杨丛生。一排排船屋背后，我们眺望得到白雪皑皑矗立在天际的群山。此刻，站在我面前的却是一个头戴睡帽、蹦蹦跳跳的男子。花园尽头有一间新建的、还没上漆的小木屋，木屋坐落在柳荫深处，显得十分温馨可爱。那是亚齐兹的家。这个家伙耍起铁锤和其他工具来，真有一手。他很会巴结客人。他是一流的即兴演员，能够满足客人的任何需求。莎翁剧中的工匠是不戴睡帽的。这家伙看起来反倒比较像童话中的人物——伦伯尔士迪特斯金①或白雪公主手下的一个矮人。

“你先付定金，签三个月租约。”

亚齐兹嘴里冒出的这句英文，并不能消除他浑身散发出的童话般的魅力。巴特先生不会写英文。亚齐兹是个文盲。我只好自己写一张收据，然后在一本账册背后写下租约，签下名字。这本巨大的、看起来挺气派的账册摆在餐厅灰尘满布的架上，里面登录的账目乱七八糟，简直就像涂鸦一般。

“你写三个月？”亚齐兹问道。

我想给自己留一条后路，所以我没写三个月。奇怪，这个文盲怎么看得出来呢？

“你写三个月。”

搬进去的前一天，我们出其不意地突然造访丽华饭店。这家旅馆还是上次我们看到的那个老样子，什么都没改变。一如上次，巴特先生站在栈桥上迎接我们，身上还是那副装束，脸上依旧带着心不在焉的神情。那张应该上漆钉牢的桌子现在还摆在草坪上，摇摇欲坠，没上漆也没钉牢。我要求的那盏台灯，连影子都没有。上次我们来看房子时，亚齐兹伸出一只手，摸了摸隔开浴室和卧房的那面墙，向我们保证：“我会给它再涂一层油漆。”他食言了。墙上那块布满节瘤的簇新木板凹凹凸凸，依旧涂着薄薄的一层蓝漆，十分鲜艳刺眼。巴特先生一声不吭，一路跟随我们参观房子，态度颇为恭谨：我们停下脚步，他也跟着停下脚步；我们查看某一件摆设，他也挤在一旁查看。看来，身为这家旅馆的主人，他也不敢确定我们会找出什么见不得人的东西。浴室还是老样子：马桶装好了，但依旧贴着胶带；水管接上了，水箱却连影子都没有。

“不住了，”我说，“不住了，把定金还给我吧。我们走，不住这种地方了。”

巴特先生还是闷声不响。我们掉头走下阶梯。就在这当口，亚齐兹出现了。他依旧戴着睡帽，穿着套头毛衣，钻出他那间隐藏在柳荫中的小木屋，一路跌跌撞撞、踉踉跄跄地穿过花园，朝我们跑过来。他身上那件毛衣斑斑点点，沾着蓝色油漆——原来，这家伙还是个油漆匠呢。仔细一瞧，我们发现他鼻尖上沾着一大块油漆，怪模怪样的。他手里捧着一只马桶水箱，献宝似的，直送到我们面前来。

“两分钟！”他说，“三分钟！马上就装好。”

头上戴着羊毛睡帽、模样酷似白雪公主手下一个矮人的亚齐兹，我们怎么舍得抛弃他呢？

三天后，我们搬进这家旅馆。一切都准备停当。为了赶工，住在花园另一端的人全都拿着扫帚、刷子、锯子和铁锤前来帮忙。桌子已经整修好，用铁钉钉得牢牢的，桌面涂着一层已经开始剥落的蓝漆。一只巨大的电灯泡，顶端覆盖着一个半球形金属灯罩，用一根弯曲的、伸缩自如的支架托着，固定在一块镀铬圆盘上，一团乱麻似的纠缠在一起的电线，把灯泡和插头连接起来。（上回我交代过他们，我需要长度适宜的电线。）这就是我的台灯。我们走进浴室一瞧：马桶的水箱终于装好了。就像一位魔术师，亚齐兹伸手拉了拉马桶的链子——哇塞，水冲出来了。

一箱水冲完后，亚齐兹喜滋滋地告诉我们：“巴特先生说，这家旅馆不是他的，是‘你们’的。”

除了亚齐兹和巴特先生，丽华大饭店还有好几位员工，其中一位是清洁工。这个小伙子成天穿着一身脏兮兮、松垮垮的衣裳。另一位是负责拉客的外务员，叫阿里·穆罕默德。这家伙个头矮小，年纪约莫四十，一张脸苍白得就像死尸，加上他那口凹凸不平的假牙，保证你半夜碰见他会吓一大跳。每天出门拉客，他准会穿上一套印度式蓝条纹礼服（宽大的长裤配上一件没有翻领的外套），穿上鞋子，戴上克什米尔毡帽，随身携带一只装有表链的银表。一天两回，他钻出他那间坐落在花园尽头的小茅屋，把脚踏车扛到“施客啦”游船上，让船夫载着他穿过湖面，经过那一家矗立在水面上的西服店（一间小小的、歪歪斜斜的小木屋），经过一丛丛白杨和垂柳，经过一排排船屋，经过尼赫鲁公园，一路把他送到湖滨的石阶，让他在那儿登岸。然后他骑上脚踏车，沿着湖滨大道，前往游客接待中心。在那儿，阿里·穆罕默德站在门口的树荫里，跟那群聚集在尼赫鲁肖像下的马车夫、船屋主人或他们的员工一块儿拉客。此外，丽华大饭店还有一位厨子，克什米尔人管厨子叫“砍杀妈”。他的年纪比亚齐兹和阿里·穆罕默德大些，身材却挺拔得多。个头虽然矮小，比例却非常匀称，配上他日常穿着的那件长下摆衬衫和那条顶端宽松、底部尖细的长裤，使他整个人看起来满高挑的，简直就是玉树临风。（他那双脚长得挺秀气。）这家伙成天闷声不响，仿佛在想心事。可惜，他脸上原本十分端正的五官，全都被他那满肚子的火气扭曲得不成人样。他隔三岔五从厨房里钻出来，站在走廊上，一连好几分钟，只顾呆呆眺望着湖水。他那双赤脚有一下没一下只管敲击着地板。

我们在丽华饭店的第一餐，简直就像一场宗教仪式。餐厅水泥地板铺上老旧的草席，桌上摆着两只小小的塑料桶子，里面插着一束塑料做的长梗雏菊，红、蓝、绿、黄，色彩缤纷煞是好看。“巴特先生买的！”亚齐兹说，“六卢比哦。”他走出去拿汤。过了一会，我们就看见他和阿里·穆罕默德两人，各端着一盘羹汤，钻出小茅屋，蹑手蹑脚，小心翼翼沿着花园小径走回餐厅来。

“保温箱下个礼拜送来。”亚齐兹说。

“保温箱？”

“下个礼拜哦。”他压低嗓门，悄声说。他的口气听起来就像一位脾气很好的护士，正在哄一个被宠坏的、动不动就哭闹的小娃儿。他从肩膀上拿下一条餐巾，四处拍打，把那成群小苍蝇驱赶出餐厅。“没什么。天气有点热，小苍蝇都死了。大苍蝇飞进来，赶走小苍蝇。然后蚊子飞进来，叮咬大苍蝇。然后它们就飞走了。”

我们竟然相信他这套鬼话。他走出餐厅，站在外面那间从楼上凸伸出来的起居室下面。不一会儿，我们就听见他扯起嗓门，凶巴巴地向厨房或路过的人（看来是湖中的居民）大呼小叫，口气跟刚才哄我们时截然不同。透过我们身后的窗子，我们可以看见芦苇、群山、积雪和天空。在我们眼前，亚齐兹头上戴着的那顶睡帽不停晃动——他时不时把头伸进还没装上玻璃的窗框，窥伺我们。此刻，我们置身在一个陌生的异乡，但在湖中这座小小的岛屿上，我们受到妥善的照顾，没人敢伤害我们。一盘一盘佳肴美食，不断从花园尽头那间小茅屋中端送出来。大快朵颐之际，我们哪有工夫去想自身的安全。

看见我们吃得挺开心，亚齐兹也感到很高兴。他扯开嗓门，向厨子呼叫，口气颇为傲慢无礼。厨房里传出抱怨声，紧接着是一阵静默——显然，厨子被亚齐兹的大呼小叫给惹恼了。拖延了老半天，厨子才慢吞吞钻出小茅屋，走进餐厅跟我们见面，身上并没系着围裙，一脸腼腆，羞答答的。他做的菜还能吃吗？晚餐我们想吃什么呢？“喜欢什么样的茶点？小圆面包？喜欢什么样的布丁？浸过葡萄酒的杏仁布丁？乳脂松糕？苹果馅饼？”

白雪公主早已经离开人间，但是，她的烹饪技巧却一直留传在克什米尔湖中的一座岛屿上。

初春时节，早晨一觉醒来，有时你会看到山峰上覆盖着夜里飘落的雪花。湖水清澈冰冷。你看得见成群鱼儿聚集在芦苇丛中或湖床上觅食，就像一群陆地动物，太阳出来时，每一条鱼儿身旁都拖着一条黑影子。随着日出，气温陡然上升，这时穿上毛衣就会觉得很不舒服。淫雨总是跟随热浪而来。每逢下雨，湖中的天气就会突然变得寒冷起来。云层笼罩着群山，有时直逼湖岸，有时飘散进山谷中，一团团，一絮絮。坐落在商羯罗查尔雅山顶、矗立在我们头顶上一千英尺处的寺庙，这会儿隐没在云雾中。我们可以想象，一个婆罗门僧侣头上戴着毡帽，身上披着红褐色毯子，怀里揣着一只小炭盆，孤零零坐在山顶的寺庙里。风吹过湖面时，苍翠的芦苇摇曳不停。水波粼粼的湖面，再也看不到群山的倒影。湖中一朵朵宛如紫红色碟子的莲花，随风翻卷，旋舞不停。湖上的船只全都躲进避风港。好几艘船驶到旅馆栈桥下，躲避风雨。偶尔，船夫和乘客会上岸来，走进旅馆厨房，讨取一些木炭，装进水烟袋或取暖用的炭盆中（他们把这种柳条编成、涂上泥巴的小火盆，安置在毯子底下）。雨过天晴，湖面又变得一平如镜。

旅馆坐落在“施客啦”游船主要航道上——纵横交错的航道是湖中的公路网，但却十分宁静，听不见汽车喧嚣。旅游季节还没正式开始。旅馆周遭，湖中的生活一如往常进行着。每天早晨，我们总会看到一艘艘“施客啦”戴着满船草料，如同小型船队一般，鱼贯驶过旅馆门前。划船的妇女盘腿坐在船尾，乍看起来，整个人仿佛漂荡在水面上。根据本地习俗，湖中的市集每天都必须更换地点。昨天，它在旅馆正前方的莲花塘外举行。今天，它转移到航道另一端——那儿停泊着的一艘旧船，是湖上最小巧的店铺。市集中，买卖双方总是争吵不休，仿佛随时都会干上一架，但那些动作——挥舞拳头、抬高嗓门、气咻咻把船划走、回头破口大骂、在人们劝说下又把船划回来、继续讨价还价——全都只是湖中市集的交易方法，不值得大惊小怪。一整天，湖上船只穿梭不停。贩卖奶酪的男子穿着一身白衣，活像一位祭司，端坐在船上那一堆堆圆锥形的白奶酪前，不停摇着手上的铃。他坐在遮阳篷下，划船的伙计坐在船尾，忍受风吹日晒。卖牛奶的妇人浑身戴着首饰，珠光宝气：好几枚银耳环从她那两只肥大的耳垂悬吊下来，乍看就像一长串钥匙。卖糖果糕饼的男子，把货物全都装在一个红色箱子里。这位“小圆面包和奶油”贩子，每天都会跑来旅馆叫卖。他那艘“施客啦”船板上写着一个大大的N。“美——丽的花儿！奇——妙的花儿！可——爱的花儿！”这是花贩布尔布尔的叫卖声。他的玫瑰使我们的房间一整个礼拜弥漫着香气。他的香豌豆花，买回来那天就枯萎了。他建议我们在花上撒一些盐巴。我们照做，但香豌豆花依旧熬不过一天就凋谢了。我们为了这件事吵起来。尽管如此，我每天清晨还是期盼看到他那艘“施客啦”载着满船五彩缤纷的花卉，驶过我们旅馆门前。可惜，旅游季节正式展开后，他就离开这个湖泊，转移阵地，到聚集着A级船屋的纳金湖卖花去了。警察局的“施客啦”在湖上日夜穿梭巡逻——警官端坐舱中，划船的小警察蹲在船尾。漆成红色的邮局“施客啦”船舱中，职员盘着腿，坐在一张低矮的办公桌前，卖邮票，盖邮戳，不时摇一摇铃，忙得不亦乐乎。在湖上做生意的每一位商人，手下都有一个负责划船的伙计，而这个伙计往往只是一个七八岁大的小孩。但我们并不会觉得这样做很残忍。这儿的孩子，就像不久前世界其他地区的孩子，在穿着、外表和谋生能力上，都像一个成年人——具体而微的成年人。每天深夜我们总会听见这些小孩唱着歌，抖擞精神，一路把船划回家。

我们很快就发现，这个湖区表面看起来只是一片苍翠的荒野，加上几栋摇摇欲坠的房屋和一些得过且过、依靠本能生存的居民，但事实上，这整个湖沼地区早就经过详尽的规划，具有严密的组织。一如陆地的百姓，湖中居民也实行劳力分工。水域的划分早已确立，虽然分界线只是一根弯弯曲曲、晃晃荡荡的铁丝，但居民们不会擅自闯入别人的地盘。好几位老大坐镇湖中，各有各的势力范围，互不侵扰。每一区都设置一所由居民选出的地方法院。这种管制是必要的，因为这个湖泊资源非常丰富，人口相当稠密。一个湖养活很多人。它为种菜的农夫提供肥沃的淤泥和丰茂的水草。瞧，一个男孩把一根弯曲的竹竿插入湖中，只消翻搅一下，就能捞起一大束肥美的、湿漉漉的水草。这个湖泊也为牲畜提供饲料。湖中丛生的芦苇，是盖房子铺屋顶的上好材料。满湖的鱼儿，四处出没——站在热闹的河滨浴场上，你可以看到成群鱼儿悠游在河阶下清澈的湖水中。在晴朗的日子里，你会看见渔夫们三三两两，散布在湖中，仿佛行走在水面上似的：他们伫立在那一艘艘静静荡漾的“施客啦”船舷上，举起手中的三尖鱼叉，凝视着湖水，眼神锐利得就像栖停在杨柳树上的一群翠鸟。

亚齐兹答应帮我们装置的保温箱，终于送到了。这是一个巨大的板条箱，由于年代久远，整个箱子看起来烟熏熏、灰扑扑的。亚齐兹把它搬到餐厅一个角落，让它斜斜地立在凹凸不平的水泥地板上。箱子的内壁粘贴着洋铁皮，其中一边装设着门键，可以开关。一排架子把保温箱分隔成好几层。吃饭的时候，亚齐兹就端来一只炭盆，安放在保温箱底部。此后，他就不必再端着热腾腾的浓汤，老远从厨房走到餐厅。每天早晨，我们总会看见阿里·穆罕默德蹲在炭盆旁，背对着我们，伸出手指头，聚精会神地翻烤着土司。那股专注劲儿真让我们感动。后来我们才发觉，事实上他是在聆听克什米尔电台播出的十五分钟宗教歌曲节目（在英语新闻之后）。他弓起背脊，一副焦虑不安的模样。我猜，他担心我们会提前吃早餐，或把收音机转到别的电台，或支使他去做别的事情。这一来，他就没工夫听完他的宗教歌曲了。一大早，他就穿得很体面，准备出门替旅馆拉客。我怀疑，如果不是穿着这身拉客服装，他会在有一天早晨烘烤面包时，突然回过头来问我：“您想认识克什米尔舞女吗？”说着，他会龇起上排假牙，笑得很诡异。“我可以把她带到这儿来。”

我原本以为这家旅馆是最安全的地方，没想到这家伙竟然设局，想从我手里敲诈一笔钱。“不，阿里。你先带我去看看她。如果我喜欢，我自己会把她带到这儿来。”

阿里·默罕默德回过头去，面向保温箱，又自顾自翻烤起土司来。他一时冲动，向我推荐克什米尔舞娘。此后他绝口不提这档子事。

保温箱送来后，旅馆的设施改进得更加快速。两条破旧的长草席交叉铺在两旁长满三色堇、从厨房通向餐厅的狭窄小径上。每逢下雨天，这两条草席沾满雨水，看起来就像两根黑带子，横铺在绿油油的草坪上。再过几天，他们从湖中挖出一些残破的木板，铺在这两条草席上。接着，负责擦拭家具的工人（一个成天闷声不响的男孩）来上班了。他擦拭客厅中的“沙发套”和那张老旧的书桌（抽屉里塞满苏联宣传品，都是阿里向他在“游客接待中心”结识的俄罗斯人讨来的）。他擦拭椅子、床铺和餐桌。他一声不吭，从早擦到晚，天天擦，饿了就跑进厨房吃几碗米饭。后来他走了，旅馆的家具还是跟往常一样脏兮兮。铺草皮的工人紧跟着来了。他挥动工具，这里挖挖，那里掘掘，把光秃秃的湖岸弄得满目疮痍，惨不忍睹。

大伙儿忙得团团转，但每到下午旅馆的员工就会停下手边的工作，歇息一会儿。这时，亚齐兹准会蹲在厨房走廊上，呼噜呼噜抽着水烟。他脱掉平日惯常戴的睡帽，换上一顶毡帽，变成一个普通的克什米尔人（一合上眼睛就能睡着）。成群访客（船夫和小贩）纷纷上门来。厨房所在的那间小茅屋不时传出嬉闹声。有一回，大伙儿玩疯了，我们瞥见亚齐兹冲出厨房，跑到走廊上，头上没戴帽子。这一刹那我们看到了他的真面目：原来这家伙是个秃子。天气晴朗、阳光普照的下午，巴特先生和厨子两个人，身上从头到脚裹着毯子，躺在草坪上睡午觉。

两个油漆匠来到旅馆，给墙壁上第二层漆。其中一个活像中古世纪的人：一张宽阔憨厚的脸，脑瓜子上戴着一顶脏兮兮的棉布小帽，模样一看就知道是个劳工。另一个没戴帽子，身上穿的是时下流行的西式绿色工作服。装扮虽然不同，这两个家伙的油漆功夫倒是旗鼓相当，难分高下。什么都不必准备，拿起刷子，哥儿俩就开始干活。他们不会画直线。他们的眼睛根本看不见水泥和木板、天花板和墙壁、玻璃和窗框之间的界线。我站在一旁观看，一时技痒，忍不住拿起刷子在还没上漆的墙壁上涂鸦，画几只鸟儿和动物，再加上几张鬼脸。咯咯一笑，哥儿俩也在墙上画出几只不知名堂的怪物。身穿工作服的油漆匠用克什米尔语询问头戴瓜皮小帽的油漆匠：“我能不能向他要‘爸客施舍’呢？”瓜皮小帽望着我，连声说：“不能不能。”但瓜皮小帽前脚才跨出门槛，工作服就用英语对我说：“我们帮你把房间油漆得这么漂亮，赏点小费吧？”

油漆匠刚离开，玻璃工就接踵而来，给餐厅的窗子装上玻璃。只见他气定神闲，只瞅了窗格子两眼，伸出手来比画一下，二话不说就开始切割玻璃，切啊切，割啊割，然后往窗格子上一装，钉几根小铁钉，拍拍屁股走人。紧接着，他们在楼梯、走道和顶楼的回廊上都铺了簇新的、用椰子壳的纤维编织成的席垫。铺在回廊的席子显得太宽（一根排水管阻挡在中间），他们就干脆让席子的一边翻卷起来。楼梯铺上席子，却没装上栏杆，让人走在上面提心吊胆的，一不留神难保不会摔落下来。每次下过一场暴雨，走道上铺着的席子全都被打湿。席子才铺上两天，他们又弄来一块绿色印花塑料桌布，铺在餐桌上。事情还没完呢。穿工作服的那个油漆匠又冒出来。他拿着一把刷子，从一扇绿色房门走到另一扇绿色门，蘸着棕色油漆，在门上画个号码，用抹布擦一擦，修饰修饰，结果，他画出来的号码乍看之下就像一团团黏糊糊的巧克力。干完活儿，他就走进厨房，享用一大盘米饭。

丽华大饭店的整修终于完成。一天早晨，亚齐兹把咖啡端送到我面前时，忽然对我说：“老爷，小人想请您帮个忙。能否请您写封信给‘光光局’，邀请马丹先生来饭店喝杯茶。”

马丹先生是克什米尔观光局局长。我跟他有过一面之缘。那时，我央求他帮我们找一家旅馆。他说：“二十四小时内给你回音。”我们痴痴等待了几天，并没接到任何回音。我把这段过节向亚齐兹解释。

“请你写封信给‘光光局’，邀请马丹先生来喝茶。不是你请他喝茶，是我请喝茶——巴特先生请喝茶。”

他锲而不舍，每次伺候我们用餐，他就使出牛皮糖功夫，死缠烂打，央求我写信给观光局。丽华大饭店新近开张。它既不是船屋，严格说也不是旅馆，因此它需要获得观光局某种形式的认可。我很乐意帮他们写一封推荐函。只是一想到邀请观光局长来喝茶，我就不免踌躇起来。亚齐兹和巴特先生（他总是躲藏在他那副眼镜背后，羞答答，笑吟吟的）却不了解我的苦衷，一个劲儿坚持要我写一封邀请函。于是，一天早晨，在巴特先生和“全克什米尔游船工人联合会”那位看得懂英文的秘书监视下，我写了一封信给马丹先生，邀请他来喝茶。

巴特先生亲自到城里走一趟，把信送到观光局。吃午餐时，亚齐兹向我们报告说，马丹先生读了我的邀请函，但没有答复。这家伙生怕我的自尊心受到伤害，赶忙补上一句：“说不定他已经把回信写好，只等打字员打字，打好后就会派信差送过来。”

亚齐兹显然了解程序。我们等了好几天，仍然不见马丹先生的信差上门来。我有一部打字机，我也曾收到克什米尔大公手下一位军官送来的邀请函，但现在我却发觉，我连这么简单的事情（邀请观光局长来喝茶）都帮不上忙。巴特先生没说什么，他的沉默，恐怕并不完全是因为语言不通的关系吧。过了几天，我又碰到一件更糗的事情。“全克什米尔游船工人联合会”秘书打算向交通局长陈请，要求增加公交车班次。陈情书就是我草拟、打字、签名的，但送出去后却石沉大海，杳无回音。亚齐兹了解程序。几天后，我发现房里的灯泡昏暗不明，便要求亚齐兹帮我换一个。他说：“二到三卢比。你付，我付，还不是一样？”当然由我付钱。在这种情况下我怎么敢提出异议呢？

旅游季节开始了。丽华大饭店虽然未获观光局认可，但由于斯利那加城内的住宿设施相当有限，而我们的房租也还算合理，因此，很快，我们就开始招揽到客人。我挖空心思，想出一大堆计划，打算好好替丽华大饭店宣传促销一番。我挑出几套比较可行的营销策略，向亚齐兹提出，然后通过他向巴特先生呈报。他们俩只管笑眯眯聆听，感谢我的好意和热忱，但只要求我帮他们做一件事：阿里·穆罕默德把那些穿西装、打领带的老外从“游客接待中心”带到我们饭店时，我就出面跟他们攀谈，设法说服他们留下来住几天。执行这种任务，失败固不足喜，但成功也会让我感到不悦。说穿了，我只想霸占这家饭店，一个人住在这儿，不受其他游客侵扰。亚齐兹看透我的心思。就像溺爱子女的父母，他一径哄慰我：“开饭时，你先吃，一个人吃。我们给你准备私房菜，别的房客可都吃不到的哦。这家饭店是您的，不是巴特先生的。”每次新房客搬进来，他就会跑来对我说：“老爷，这对大伙都好。对饭店，对巴特先生，对大家都好嘛。”有时他会伸出一条胳臂，指着天空喃喃自语：“感谢上苍给我们送来客人。”

我还是感到不快乐。这是一家另类旅馆，招揽来的却是传统房客。首先，搬进来的是出身婆罗门阶级的一个家庭（随后还会有好几家搬进来），他们不吃旅馆的食物，自个儿烧饭做菜。一家人聚集在房门口，剥豌豆，筛米，切胡萝卜。他们蹲在楼梯底下放置扫帚的橱柜旁生火煮饭。他们打开花园的水龙头，在那儿冲洗碗碟锅盘，把新铺的草皮践踏成一团团烂泥。其他房客有样学样，纷纷把垃圾扔到草坪上，把衣服晾在花园里。我在这儿度过的几天宁谧的田园生活，终于结束了。一天，亚齐兹向大伙宣布（这家伙还真会表演，脸上带着一副既兴奋又哀伤的神情）：一群信仰正统印度教的印度游客，约莫二十人，即将住进丽华大饭店，停留四天。房间不够住，部分客人只好在餐厅打地铺，而我们也只好委屈一些，将就在客厅用餐。我听到这个消息，心直往下沉，谁都安慰不了我。亚齐兹看在眼中，连一句安慰的话也没有。我们痴痴等待那帮印度游客上门。在我们面前，亚齐兹脸色阴沉，仿佛有人得罪他似的。盼望了好几天，那二十位房客终究没有露面。这下，亚齐兹脸色更加难看了，仿佛全天下的人都对不起他似的。

这阵子，不顺心的事情多得很哪。刚搬进来时，我就跟他们讲好，每天早晨快到八点时就把餐厅的收音机打开。一听到嘟嘟声，我们就走下楼来，一面吃早点，一面收听英语新闻。一天早晨，收音机传出的不是嘟嘟声，而是印地语电影主题曲和推销食品饮料的印地语广告，诸如“阿斯匹林”和“好立克”。仔细一听，我们发现那是斯里兰卡电台播出的节目。我扯着嗓门，朝着窗口大喊，叫亚齐兹立刻来见我。他走上楼来说，八点钟听德里播出的英语新闻的规定，他已经告知那个来自孟买的小伙子，但这家伙硬是不睬他。

第一眼看到这个孟买小子，我就打心里讨厌他。他总是穿着一条紧身裤和一件黑色人造皮夹克，一头浓密的发丝梳得油光水亮，肩膀老是一耸一耸，带着左撇子特有的矫揉造作、自以为高雅迷人的邪气。这小子走起路来，脚步轻盈得就像一个拳击手，动作干净利落。在我心目中，这小子简直就是孟买贫民窟的马龙·白兰度。我们从没交谈过。是可忍孰不可忍，管他穿不穿皮夹克，如今我也只好跟他拼了。

我冲下楼去。收音机开得震天价响。马龙·白兰度端坐在草坪上一把破旧的藤椅里。二话不说，我伸出手来就把音量调低，仓促间几乎把收音机关掉，然后定下心神，把频道转到克什米尔电台。阿里正在烘烤土司面包。从他的背影我可以看出，他不打算介入这档子事。我坐在餐厅里听完英语新闻。一等新闻播完，孟买白兰度就霍地站起身，掀开门帘闯进餐厅，伸出手来把收音机转到斯里兰卡电台，二话不说，一转身，撩开门帘冲出餐厅。

冷战就这么持续下去，每天早晨和傍晚都得交手一次。亚齐兹保持中立。阿里显然站在我这一边。一如以往，他默默蹲伏在保温箱前，烘烤他的土司，但再也听不到他最爱听的克什米尔语宗教歌唱节目了。双方僵持不下。我试图打开僵局。一天早晨，我告诉阿里，比起斯里兰卡电台播放的广告，克什米尔歌曲好听多了。阿里猛然抬起头来，一脸惊惶。后来我发现，旅游季节才开始几个星期，阿里就受到游客影响，他们的晶体管收音机总是转到斯里兰卡电台，阿里的口味开始改变了。他迷上了广告歌，爱死了电影主题曲。这些歌曲代表的是现代的、山外的世界——那些穿扮入时、荷包饱满的印度游客就是打那儿来的。克什米尔音乐属于湖泊和山谷，跟山外的音乐相比，未免显得过于粗糙土气。原来，我们的童话国度竟是这般脆弱，简直不堪一击。

过了几天，我因为肚子疼，病倒在床上。隔天早晨我听见有人敲门，进来的人竟然是孟买白兰度。

“昨天我没看到你，”他说，“听说你病了。今天你觉得好一点了吗？”

我说，今天我觉得好多了，谢谢他来看我。接着就没话讲了。我搜索枯肠，想找出一些话来说。他只管静静站在床边，一副从容不迫、气定神闲的模样。

“你从什么地方来？”我问。

“我从孟买来。”

“孟买。孟买的哪一区啊？”

“达达尔。你知道这个地方吗？”

正如我想象的。“你从事什么工作？在医学院念书吗？”

他抬抬左脚，耸起肩膀，又摆出一副桀骜不驯、邪里邪气的架势。“我是这家旅馆的客人。”

“这我知道。”

“你是这家旅馆的客人。”

“我是这家旅馆的一位房客。”

“那么，你为什么说我是医学院学生呢？为什么？你是这家旅馆的客人。我是这家旅馆的客人。你生病，我来看你。你为什么说我是医学院学生呢？”

“对不起。我知道，因为我们都住在这家旅馆，你才来看我。我不是存心冒犯你。我只是想知道你从事什么工作。”

“我在保险公司工作。”

“谢谢你来看我。”

“不客气，先生。”

他耸起左肩，伸手掀开门帘，走出房间。

从此，我们两人以礼相待。我帮他把收音机转到斯里兰卡电台，他帮我把频道调到克什米尔电台。

“老爷！”一天下午厨子突然扯着嗓门呼唤我。他一边敲门，一边钻进房间来。“我今天休假，现在要回家了，老爷。”他讲起话来就像连珠炮似的，一副行色匆匆的模样。通常，总是亚齐兹陪着厨子走进我的房间，但今天下午，厨子刻意避开亚齐兹，悄悄溜进来。从窗口望出去，我看见亚齐兹侧着身子，躺在厨房走廊摆着的一张绳床上。

“老爷，我儿子病了。”他瞅着我，脸上绽露出羞涩诡秘的笑容。他那双精致小巧的脚，不停地摩擦着地板，一副忸怩不安的模样。

他大可不必耍这一招。我的手早就伸进裤袋，从一沓用订书机钉在一起的钞票（总共一百张）中抽出几张来。那个星期，本地的印度国家银行只有这么多现金。我不敢把整沓钞票掏出来，只能把手伸进裤袋里，慢吞吞地偷偷摸摸抽出几张：我知道克什米尔人一看到花花绿绿的钞票，就会立刻亢奋起来，目露凶光，令人不寒而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