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三部曲1：幽暗国度(V·S·奈保尔)_第八章废墟狂想曲（2 / 2）_印度三部曲1：幽暗国度最新章节免费阅读无弹窗

苏库尔，人口七万七千，以前是有名的珍珠贸易和黄金织品生产中心。最近这儿开始兴建一间规模庞大的饼干厂。

伊斯兰清真寺建立在印度教神庙遗址上：层层叠叠的废墟。这是在印度北方。在南方，我们看到的是一座伟大的古城维查耶纳伽尔。十六世纪初期，它可是一座方圆二十四英里的大城市，后来被敌军劫掠一空，变成一座死城。四百年了。今天我们造访维查耶纳伽尔，远远看到的只是一些遗迹，零零落落散布在废墟中，和周遭那一堆堆褐色的、充满超现实气氛的岩层融合在一起，难以辨认。附近的村庄残破不堪，尘土四处飞扬，村民的体格都非常孱弱瘦小。进入古城，眼睛一亮，我们看到一幅无比壮丽的景观：从根布利村通往古城的道路，笔直地穿过几栋古老的建筑物，来到城中那条长长的、十分宽阔的大街。大街一端有一道石阶，另一端矗立着一座精工雕琢、金碧辉煌的印度教寺庙。石造建筑物的底层，在四方形的石柱支撑下，依旧屹立。门上雕刻的图形中，我们看到一群翘起双腿的舞女。走进这壮阔大门内，我们看到的却是一群骨瘦如柴、有如蜥蜴一般生活在石头堆中的男人、女人和儿童。他们是这栋伟大建筑物的继承人。

一个小孩蹲在泥泞的街道上，一只浑身毛发脱光、露出粉红皮肤的狗守在一旁，伺机而动。小孩挺着大肚腩站起身来，狗立刻扑上前去饱餐一顿。寺庙门外有两尊札格纳特⑥木雕像。这两座神像浑身雕刻着各种色情图案：一对对男女缱绻在一起，正在性交或口交——冷冰冰的，面无表情。这是我生平第一次观赏印度色情雕刻艺术，总算实现了多年的心愿。然而，最初的兴奋消失后，随之而来的却是无比的沮丧。性是痛苦，创造即是毁灭。阳物之神湿婆，同时表演生命之舞和死亡之舞——一位多么诡异的神，但又多么的印度！废墟中有人居住。城中大街栉比鳞次的建筑物中，矗立着一座用石灰水粉刷的簇新寺庙，门口树立着一幅幅三角旗，随风飘扬。大街尽头的古庙依旧香火鼎盛，墙上依旧装饰着白色和红褐色相间的直条纹。一块高达六英尺的告示牌树立在门口，上面罗列着各种服务的费用。另一块大小相同的牌子，记载维查耶纳伽尔城的历史：很早以前，有一回，君王祈祷后，天上降下“金雨”。印度人把这则传说看成真实的历史。

骤然间，一阵大雨（可不是金雨哦）横扫过敦格巴特拉河，降落在维查耶纳伽尔城中。我们爬上大街后面的一座石坡，钻进一个石窟中避雨。仔细一瞧，原来这是一座用粗石砌成、犹未竣工的山门。一个身材非常瘦削的男子一路尾随我们到这儿。他身上包裹着一条薄薄的白色棉布被单，被单上斑斑点点，沾着雨珠。他掀开被单，让我们瞧瞧他那骨瘦如柴的胸膛，然后比了个手势，表示他已经好几天没吃饭了。我们没睬他。他不再看我们，自顾自咳嗽起来——病人的咳嗽。当啷一声，他的手杖忽然挥落在地板上。石头铺成的地板流淌着雨水。他撑起身子，爬上一座石台，任由他的手杖浸泡在雨水中。他蜷缩着身子躲藏在角落里，不声不响，一动不动。从阴暗的山门眺望出去，只见漫天雨丝灰蒙蒙的，笼罩着这座四处矗立着石塔的城市。闪烁着雨珠的灰色山坡上亮晶晶的，到处散布着当年开探石矿遗留下的痕迹。雨停了，那人爬下石台，捡起湿漉漉的手杖，把被单缠绕在身上，准备离开。我心中的恐惧和厌恶转化成了愤怒和轻蔑。这种感觉就像伤口一样纠缠着我，让我感到十分苦恼。我走到他面前，掏出几张钞票递给他。在印度这个国家，你很容易就能够尝到权力的滋味。他收下小费，带领我们走出石窟，引导我们爬上湿漉漉的石坡，一路走一路指指点点：这儿是一座石山，这儿是山上的建筑物，这儿是五百年前遗留下的凿痕。这是一项未完成的、突然被遗弃的建筑工程，就像埃洛拉⑦的石窟——据说，有一天工人们突然放下工具逃跑了，留下未完成的建筑物，供后人凭吊。

在印度，所有的创造活动都带着一种迫切感：它随时都会中断，随时都会被摧毁。建设是人类的本能，就像穷人饿着肚子也要做爱。为盖房子而盖房子，为创造而创造，每一项创造都是独立的存在——它本身就是一个开始和终结。伍德拉夫说，印度历史就像“建造在荒凉沙滩上的城堡”。这个意象虽然不十分精确，但在马德拉斯附近的玛哈巴利布勒姆，我们确实看到，在海边荒凉的沙滩上，矗立着一座荒废的“海岸庙”。经过一千两百年的风吹雨打，它的雕刻装饰早已经被盐分侵蚀得荡然无存。

玛哈巴利布勒姆和印度南部其他地区的废墟，具有一种统一性。这些古迹反映出的是印度教文化的持续和连贯，尽管日愈萎缩。在印度北方，古迹所显现的却是文化的缺失和挫败——连壮丽无比的莫卧儿建筑，也会让人产生一种窒息感。欧洲也有纪念碑，纪念他们的“太阳王”——伟大的君主。法国有罗浮宫和凡尔赛宫。但在欧洲，这些建筑物却是国家精神发展过程中留下的见证，它们反映出一个民族的情操。它们使一个民族共同的、增长中的文化资产更加丰美。在印度，这一座又一座壮丽的清真寺和奢华的陵寝，这一栋又一栋宏伟的宫殿，反映的却只是征服者的贪婪、暴虐，以及印度的无助与任人宰割。莫卧儿皇帝拥有帝国疆域内的一切财富——这就是莫卧儿建筑传达出的讯息。据我所知，英国只有一处建筑物具有这种麻木不仁、穷奢极侈的特质，那就是布伦海姆宫。读者不妨把英国想象成这样的国家：四处矗立着布伦海姆宫，五百年间不断被摧毁、重建，每一栋都是国家赏赐给老百姓的礼物，但加起来却毫无作用，并不能为这个国家创造出一个活力充沛、生生不息的文化，到头来，只留下一些陈迹，供人凭吊而已。泰姬陵诚然十分精致、典丽，一砖一瓦，将它整个搬运到美国重建，肯定会受世人赞赏。但在印度，它却是一栋虚有其表、毫无用途的建筑物——它只是一个暴君为他的妻子（这个外国女人嫁给他十五年，每年为他生一个孩子）兴建的陵寝。这玩意儿花了二十二年才完工，而导游会津津乐道告诉你，它究竟花了多少银子才盖起来。你可以从阿格拉市中心，搭乘三轮车前往泰姬陵。一路上，你可以尽情观赏三轮车夫那绷得紧紧的、闪烁着汗珠的细瘦四肢。务实的英国人说，英国征服印度，并没给印度老百姓带来任何好处。但话得说回来：在印度历史上，征服者从没造福过老百姓。这就是印度北部的古迹和废墟传达出的讯息。

以往，英国人曾经在泰姬陵门前搭建一座高台，举办舞会，在伍德拉夫看来，这简直就是粗俗不堪的行为，令人不齿。然而，这种粗俗却是印度的传统。对欧洲人来说，“尊重过去”是一种新的观念。把印度的历史揭露在印度人眼前，让“尊重过去”变成印度民族主义一个要素的，也是欧洲人。直到今天，印度人依旧通过欧洲人的眼睛，观看他们自己的古迹和艺术。研究印度艺术的印度学者，撰写论文时，都觉得有必要引述欧洲学者的著作。印度艺术还不能跟欧洲艺术相提并论，而英国学者的看法——印度人没有能力设计和建造像泰姬陵这样的建筑物，到现在也还没有印度学者对此提出辩驳。不被欧洲人欣赏的印度古迹只好沦为废墟，没人照顾。勒克瑙和法扎巴德的建筑物，就是因为当初英国人对这两城的统治者感到不满而遭到漠视。勒克瑙城的大皇陵日渐倾颓，终于化为一片废墟。法扎巴德城的陵墓群，被市政府工务局涂上一层又一层厚厚的、看起来像石灰水的涂料，以致陵墓上的石雕装饰品全都被遮盖起来，几乎看不见了。其他建筑物的金属装饰品，则被涂上一层厚厚的、湖蓝色的油漆。一根白色的阿育王柱矗立在一座古老的花园中央，显得非常突兀，破坏了整体景观和谐匀称之美，挡住了拱形入口处的视野，而这根柱子竟然是一位印度行政官员树立的，以纪念佃农制度的废除。相形之下，欧洲人发现的古迹和废墟却受到无微不至的照顾和维修。这些古迹就变成了官方认可的“印度古代文化”。这个文化展现在今天印度全国各地的建筑物中：新德里阿育王旅馆那几座小巧玲珑、看起来挺滑稽的圆顶阁，加尔各答电台那几座同样小巧玲珑、看起来同样滑稽的圆顶阁，散布在勒克瑙动物园的一根根装饰着轮子、大象和其他印度图案的小柱子，马德拉斯“甘地纪念堂”模仿维查耶纳伽尔古迹的石斗拱。

独立后厉行民族主义的印度，它的建筑物，在精神上，却非常接近英国殖民政府的建筑物：两者都试图表现兴建者的自我意识。这些建筑物看起来很滑稽，但也让人感到悲哀。它们不属于印度。它们只反映出现代印度人对历史和传统文化的一种虚夸的、假惺惺的虔敬。这些建筑物欠缺活力。就像印度各地的古迹和废墟，这些建筑物流露出的是一种虚脱感，它们代表的是一个迷失方向的民族。它们给我们的感觉是：历经无数世纪的创造，印度人的元气终于枯竭了。自从康格拉和巴索里这两个画派创立以来，印度艺术就陷入混乱中。印度艺术家面对新世界，一时不知所措。那座矗立在印度北部的阿姆利则市纪念大屠杀死难者的石碑，设计非常蹩脚：一块笨重的红色石头，雕刻着一些看起来像火焰的图形。在勒克瑙，纪念当年兵变事件的英国纪念堂，就是那座已经荒废的总督官邸（印度人以一种虔敬的、让游客感到诧异的爱心保存这栋建筑物），而就在对街，却矗立着一间新建的印度纪念堂：一根比例不太对劲儿的大理石柱，顶端装设着一个小小的、看起来很滑稽的圆顶（这玩意儿也许代表火炬）。看到这些建筑物，感觉上就像看到印度人在舞池中大跳西方交际舞，说多造作就有多造作，说多别扭就有多别扭。我造访过的佛教遗迹，每一处都弄得面目全非——当局试图在原址上重建印度古代文化。譬如，在印度北部哥拉克浦市附近一座古老禅寺遗留下来的废墟中，如今竟然矗立着一座新建的、仿古的庙宇。平坦辽阔的俱卢之野，是《薄伽梵歌》中阿朱那和替他驾驶战车的克利须那神进行对话的地方。而今，这个古战场上却建立起一座新寺庙，花园中树立着一块大理石碑，上面雕刻着印度史诗中的这一个有名的场景。在艺术水平上，这块大理石碑比市场上售卖的印度艺术品差多了。那辆战车静止不动，那些马死气沉沉，显得十分笨拙。这件作品竟然出自印度艺术家之手，而印度雕刻曾经是世界艺术的瑰宝——在印度南部的维查耶纳伽尔古城，印度雕刻家曾经创造出“万马奔腾”的世界奇观。

印度艺术家的创造力突然枯竭了。到底什么地方出了差错？让我们看看建立在俱卢之野的那间寺庙。庙中有一块铜牌，上面镌刻着这样的铭文：

此庙由赛斯·巴尔迪奥·达斯·毕尔拉君侯殿下出资兴建，并为新德里的圣达摩西华·桑格主持开光大典。凡是印度教徒，不分教派，诸如萨纳丹教徒、圣萨玛吉教徒、耆那教徒、锡克教徒和佛教徒，只要身心纯洁，本寺皆竭诚欢迎光临参拜进香。

注意：罹患传染性疾病的人，不得进入本寺。

粗糙的语言配合虚夸的自我评价，这篇铭文传达出的讯息不外乎是：印度也许很贫穷，但在精神上她却是富足的，而她的老百姓在身心上是纯洁的。虚夸的自我评价、粗糙的石雕工艺、对外国语言的滥用——这些现象串联在一起，正好反映出印度的现状。

有些印度人否认印度造型艺术已经衰微。其他印度人则持相反的见解，但他们认为莫卧儿人不应该为这个现象负责——有些西方人指责，莫卧儿皇帝阿克巴好大喜功，穷奢极侈，大兴土木，将建筑和装饰艺术推展到极致，因而枯竭了印度造形艺术家的创作源泉。许多印度人认为，应该为印度造型艺术的衰微负责的是英国人。入侵的英国人把整个印度搜括一空，在他们统治下，印度的制造业和手工艺日渐式微。我们必须承认这是事实，但是，我们也莫忘了，英国在印度也有一些建设，一如伍德拉夫在他的著作中列举的。不过话说回来，用一家饼干工厂交换印度的金线刺绣艺术，英国人的做法也未免太绝了。印度这个国家，以往曾经被征服者掠劫过，但民族生机和传统文化一直延续下来，但是到了英国人手里，它却突然中断了。也许，英国人确实应该为印度艺术的衰微负责（艺术衰微，只是现代印度人整体迷失感的一部分），就像西班牙人应该为墨西哥人与秘鲁人的迷失与困惑负责。追根究底，这是两种价值观（积极的和消极的）之间的一场冲突，而世界上最消极的价值观，莫过于十八世纪两大宗教（停滞不前的伊斯兰教和疲弱不堪的印度教）的结合。后文艺复兴时代的欧洲，一旦跟印度发生冲突，输家肯定是印度。＊

民族的迷失，是人类历史上的一大谜团。在特立尼达上学时，老师告诉我们，当年西班牙人入侵时，西印度群岛的原住民纷纷“生病死掉”。出产香料的格林纳达岛有一座悬崖，当地人给它取个可怕的名字：跳崖。据说西班牙人抵达时，成群美洲印第安人在这座悬崖跳海，集体自杀。西印度群岛还有其他迷失、困惑的族群，但都存活了下来：居住在马提尼克岛和牙买加岛上的贫贱印度教徒，几乎全都被来自非洲的黑人小区吞没了。居留在南美洲苏里南的爪哇人，饱受当地人欺凌嘲笑，成天垂头丧气——你实在很难把这些印度尼西亚人跟那群纠集在雅加达街头、放火焚烧外国大使馆的印度尼西亚暴徒联系在一起。与秘鲁和墨西哥不同的是，和欧洲接触后，印度并没有因此枯萎凋零。如果印度是一个纯粹的伊斯兰教国家，它大概早就完了。但作为印度教国家，它与征服者打交道的经验非常丰富：它总是有办法迎合入侵的外人，最后，总是能够将他们吸纳进印度社会中，把他们全都同化。今天的印度人（尤其是居住在孟加拉的）对待英国人，就像他们的祖先对待别的征服者，不论是印度土产的征服者，还是来自亚洲其他地区的。看到这一幕，你会觉得很有趣，但也会感到很悲哀。

这种试图迎合欧洲人的心态，表现在拉姆·莫恩·罗伊（Ram Mohun Roy）的生平事迹中。这位深受英国影响的早期改革者，如今长眠在英国西南部的布里斯托尔市。好几个世代后，这种心态又显现在奥罗宾多（Sri Aurobindo）的成长过程中。这位由革命志士转变成玄学家的印度人，七岁就被父亲送往英国就读。他父亲要求他的英国监护人严密看管这个小孩，不准他跟任何印度人接触。稍后，这种迎合心理也反映在加尔各答的穆里克宫，但却让人觉得有点哀怜。这栋早已残破的豪华宅第——仆人们在大理石回廊上烧饭做菜，看起来就像电影布景。从高耸的大门口走进去，感觉上，我们好像在拍摄一部电影：摄影机跟随我们前进，在这座坍塌的石墙边停驻片刻，然后，在那件早已褪色的装饰品前停留一会儿。开始时，整个场景一片死寂，悄无人声，接着，充满回音的内殿传出各种声响，大门外，新月形的车道上同时响起马车声——当年，穆里克宫的主人交游广阔，经常款待来自各方的客人。一排高大的加尔各答科林斯式石柱，矗立在建筑物的正面。从欧洲进口的喷泉，如今依旧在庭园中表演水舞。代表世界四大洲的四尊雕像，仍然伫立于大理石铺成的中庭，各自占据一个角落——如今，这儿已经成为养鸟的场所，放眼望去只见四处悬挂着鸟笼。底楼有一个大房间，里头供奉着一尊庞大无比的维多利亚女王雕像。另一个房间的天花板上悬吊着一盏光彩夺目的水晶灯，但底下的家具上却积满灰尘——这处宅邸搜罗的英国家具，足以开设一百家古董店。穆里克宫的主人——一位孟加拉地主，向神态倨傲的欧洲访客展示他对欧洲文化的热爱。偌大的一间房子，里面除了屋主的肖像，却没有一样东西是印度的。然而，我们在穆里克宫已经可以察觉到，英国人和孟加拉人的接触并不顺畅，让双方都留下一肚子怨气。

上文提到的“英国民族性”，和印度其他征服者带来的宗教不同。它并不需要皈依者。最能接受“英国民族性”的是孟加拉人，但居留在印度的英国人根本不把他们看在眼里。延宕多年、即将实现的大英帝国理想，却毁于帝国建造者的帝国主义神话——毁于英国人对“英国民族性”的幻想。诚如一位英国官员在一八八三年出版的一本书中指出的：这个幻想是“居留在印度的每一个英国人——从最高到最低阶层，从居住在简陋平房里的农场职员……到高坐宝座上的总督——共同遵守的信念……这些英国人相信，他们是上帝的选民，上帝指派他们管理和统治其他种族”。尼拉德·乔杜里所著《一个印度小老百姓的自传》一书的卷首题词，刻意模仿帝国修辞风格。这段文字简直就是一篇墓志铭，纪念英国和印度之间的这桩未完成的帝国情缘。翻译成拉丁文，我们可以用“图拉真⑧字体”将它镌刻在新德里的“印度门”上：“纪念在印度的大英帝国。它把我们视为子民，但我们并不满足，要求它赋予我们完整的英国公民权，因为我们心灵中最美好的、充满生机的一面，是在大英帝国统治下形成和发展的。”

全世界没有一个国家，像印度这样适合接纳征服者。人类历史上也没有一个征服者，像英国那样受到欢迎。这桩美好的情缘，到底什么地方出了差错呢？有人归咎于当年的兵变事件。有人说，白种女人来到印度后，英印关系就变质了。这可能都是原因。但是法国人，不管有没有白种女人陪伴在身边，对亲法的孟加拉人，肯定会采取不同于英国人的态度。我认为，问题的根源不在印度，而是在英国：在某一个时期（确切的时间很难判定），英国人的情操和价值观忽然产生急遽的转变。那个吸引印度人的英国文明，被另一个英国文明所取代。情况非常混乱——伦敦市斯特兰德街辛普森餐馆为大英帝国培育的官员，从外貌上看来，跟亚当斯牧师和汤姆·琼斯竟然颇为神似——这个时候许多印度人，从奥罗宾多到泰戈尔，从尼赫鲁和乔杜里，都把心中的迷惑记录在他们的著作中。

也许，直到现在我们才看清楚，英国殖民政府背离过去的英国价值观，究竟有多彻底。英国殖民者拒绝融入印度社会。他们从不曾像莫卧儿人那样宣称：如果地球上有乐园，它肯定就在这儿——就在印度。英国人统治印度，同时却又对印度表示轻蔑和不屑。他们把英国投射到印度这个国家；印度人被迫退缩到民族主义中，而这种民族主义，最初看起来还是模仿英国人的。为了看清自己的面貌，为了以征服者带来的新的价值标准衡量自己，印度人必须从自己的文化中跳脱出来。这是一种非常痛苦的自渎。事实上，刚开始的时候，只有在麦克斯·马勒⑨之流的欧洲人和其他外国学者（他们的著作被印度民族主义作家大量引述）帮助下，印度人才能够获得比较正面、令他们感到欣慰的自我评价。

于是，印度人开始有意识地、自觉地回归他们的精神文化传统，就像“俱卢之野”寺庙的那块碑铭所宣称的。普拉萨德呼吁，将科学精神化。这是一家报纸报道已故印度总统普拉萨德的一篇讲词（他退休后，几乎每天都要演讲）所拟的标题。影响所及，《印度时报》出现了这么一则报道：

精神文化的“零售商”

（桑提尼克坦1月16日讯）阿查里雅·维诺巴·巴韦昨天宣称，为了促销我国的精神财富，他愿意充当一名“零售商”。

在本市举行的一场招待会中，他告诉宾客们：佛陀、耶稣、克利须那神、泰戈尔、罗摩克利须那和维韦卡南达是“精神文化的批发商，本人则是一个零售商，从我们那座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仓库中提取货品，供应乡亲”。

——PTI通讯社

于是，印度人开始有意识地回归印度古代文化。在一场为前任省长举行的招待会上，大伙儿静悄悄地围坐在墙边一排椅子里，谁也没吭声。忽然，对面有一位宾客扯着嗓门，大声问我：“在你居住的那个国家，印度文化走势如何？”当年参加过印度独立运动的前省长，这会儿穿着厚厚的印度式裤袜，坐在主位里。听见这位仁兄的询问，立刻倾身向前，聆听我的回答。据说，他老人家热爱印度文化——后来我在报纸上读到几则报道，才知道他经常演讲，畅谈他对印度文化的看法。为了向他老人家表示我认真看待这个问题，愿意跟大家一起讨论切磋，我也扯着嗓门，隔着偌大的一个房间大声回答那位仁兄：“您说的印度文化，到底是什么东西？”陪同我前来的印度行政官员，吓得立刻闭上眼睛，露出一脸痛苦的表情。前省长坐回椅子里。满堂宾客噤若寒蝉。

于是，印度人有意识地、自觉地回归了精神生活和古代文化，一如英国人回归到斯特兰德街辛普森餐馆的汤姆·琼斯和亚当斯牧师的阶段。然而，无可避免地，这种不自然的自觉总会伤人们的真性情和真感觉。旧世界，充满一再创造、一再毁灭、千百年来绵延不绝的废墟的旧世界，如今再也存活不下去了。印度人骤然投身进一个新世界中，苦苦挣扎，四顾茫然，只看到新世界的形式，却捉摸不到它的精神。他们试图在自己的土地上求取新身份，却变成了失根的兰花。

他们建立起双重标准。加尔各答发生霍乱，五百人死亡。这则新闻只出现在一家印度报纸的“简讯”中。二十名儿童的死亡，也只是轻描淡写一笔带过：

费洛札巴德市天花蔓延

《印度时报》新闻供应中心专电

（阿格拉6月1日讯）据悉，费洛札巴德市近日爆发了天花疫情，目前正在迅速蔓延中。

据悉，贾洛里·卡兰村已有二十人死于天花，大部分是儿童。

在同一家印度报纸上，比利时十六名矿工的死亡，却是大新闻。因土地纠纷打官司的农民一脸茫然，坐在法庭里，张开嘴巴，呆呆聆听双方律师使用他们听不懂的语言进行辩论。法院大门外灰尘满天，闹哄哄的，有如市场一般，成群无所事事的农民在闲荡，打字员坐在稀疏的树荫下，操作他们身前那架老爷打字机，律师们穿着刺眼的暗灰色法袍，晃来晃去，等待顾客上门。这间市场式的法院，是已经改变的、但却依旧停留在法律层次上的价值观中运作的。它只是一种假装，一种繁复的仪式，帮助印度人渡过这个尘世。另一种法律——种姓阶级制度，虽然把数以百万计的印度人贬为贱民，但也必须受到珍惜和尊重，模仿西方制度，只能掩饰印度人的精神分裂。印度这个国家必须进步，必须扫除贪污腐败，必须追赶上西方国家，但这些真的很重要吗？一点点贪污会危害整个社会吗？物质生活真的那么值得追求吗？以前，印度人不是已经享受过这一切吗？古代印度不是早就有了原子弹、飞机和电话吗？跟印度人谈论这些问题，听他们强词夺理，你真会被他们活活气死。然而，我只需回想我外祖母在特立尼达岛上的那栋房子，回想他们对内在和外在世界的朦胧知觉，我就能够理解他们的逻辑，体会他们心中热烈积极的情感和冷静消极的绝望。但我已经学会观察，我无法否认自己亲眼看到的现象。他们居住在另一个世界。他们没看见那些一早起床就成排蹲在铁路旁大便的印度人。更重要的是，他们根本不承认这些印度人的存在。我为什么要刻意观看蹲在铁路旁的这些人呢？在开罗，我不是遇到过成群乞丐吗？在里约热内卢，我不是参观过黑人贫民窟吗？

今天的印度，语言也乱成一团。除了英国人，印度历史上的每一个征服者，都曾把一种语言赠予印度人。然而，直到今天，英语在印度依旧是外国语言。这是英国统治印度遗留下的最大缺憾。语言就像一种感官。印度独立后，官方继续使用英语（它永远只是印度的第二语言），但这肯定会在印度人心理上造成莫大伤害。这就像强迫英国城镇巴恩斯利的议会，以法语或乌尔都语议事一样。这一来，效率肯定会降低。更严重的是，它会在行政官员和老百姓之间树立起一道藩篱，而且，它会妨碍印度人寻求自觉。在政府机关被迫使用英语的印度公务员，常会显露出一脸惊慌、手足无措的表情。对他来说，英语就好像一种难以理解的符咒，勉强使用这样的语言与人们沟通，只会使他的反应变得非常死板僵硬。于是，他的上班时间就在迷迷糊糊的状态中度过去了，而下班后，使用自己的语言，他又变成一个思想敏捷、谈笑风生的人。印地语已经被政府指定为印度的国语。全国一半人口通晓这种语言。使用印地语，你从北部的斯利那加到南部的果亚，从西部的孟买到东部的加尔各答，一路通行无阻。然而，印度北部却有很多人不屑使用他们的国语，假装听不懂。在南方，当年甘地推动的学习国语热潮，如今早已退烧了。有些人说，把印地语这种北部方言明定为国语，只会让北方人占尽便宜，不如依旧使用英语，让南部和北部保持平等，即使牺牲行政效率，即使让大部分老百姓保持文盲的身份也值得。有些印度人甚至指出，印度这个国家永远需要一个征服者充当仲裁人。拥护印地语的人以一种新的自我意识，拒绝简化这种复杂的语言，让更多人能够理解，反而挖空心思，让它变得更复杂更难懂。Radio（收音机）是一个举世通用的英文单词，但推行印地语的人却不屑使用它，硬要把它转化成怪里怪气的voice from the sky（来自天空的声音）。

印度作家开始写作西式的长篇小说。印度人在这方面的尝试，进一步显露出印度这个国家目前的乱象。长篇小说是西方特有的文学形式。它反映出西方人对人类处境的关怀，描写的是此时此地的现实生活。在印度，有思想的人是不屑探讨现实生活的。他们认为，作家的责任是满足拉达克里希南总统⑩所说的“人类对精神世界的基本需求”。从西方观点来看，以这种心态写作或阅读小说，都是不恰当的。出于对精神世界的基本需求，许多印度人迷上《剃刀边缘》（The Razor’s Edge）和《魔鬼代言人》（The Devil’s Advocate）这类小说——光看书名，我们就知道那是一部宗教寓言小说。除了精神价值，小说还应该具备哪些条件呢？故事、“人物塑造”、“艺术”、写实手法、主题、感人的情节、优美的文字？到现在印度作家和学者还在争论不休。于是，我们看到大学男生手里捧着女生文库的平装书，读得津津有味；于是，我们看见新德里名校圣史蒂芬学校的学生宿舍摆满美国儿童漫画书；于是我们看到，在一位学者的书房里，英国言情小说家丹妮丝·罗宾斯的一整套作品，和一卷卷占星学著作并列在一块儿；于是，我们发现，印度出版社印行的一套平装本简·奥斯汀作品，把她当作一位善于使用“明喻”的小说家来促销。

这只是印度人模仿西方的一部分。这是一种自渎的行为。同样的现象处处可见：在昌迪加尔市，一座新剧院落成了，却找不到剧作家撰写剧本；作家们一年到头忙着开会，讨论如何“融合民族感情”和如何协助政府推动五年经建计划，以及如何解决作家们面临的问题。这些问题似乎无关写作，反而跟翻译扯上关系——作家们觉得，英文这种语言，用来翻译俄罗斯作家托尔斯泰的作品，也许不成问题，但它无法精确而传神地呈现出使用印度“语言”写作的小说的风味。这可能是事实。我读过的英译印度小说不多，但读过几本后，我就不想再读了。我发觉，连备受读者爱戴的伟大小说家普林昌德（Premchand），其实只是一个二流的寓言家。他的作品探讨的总是那几个社会问题：寡妇的地位啦，媳妇的处境啦。其他作家很快就让我感到厌烦，因为他们的作品讲来讲去都是那一套：贫穷很悲哀，生离死别最是令人伤怀。印度小说中充斥着贫穷的渔夫、贫穷的佃农、贫穷的人力车夫这类人物。在这些作品中，你常会遇到年轻貌美的姑娘，她们总是莫名其妙地突然死亡，再不然，就是陪伴地主睡觉，以偿付家人的医药费，然后自杀。许多“现代”短篇小说，其实只是新瓶装旧酒的民间故事。我参加在安得拉邦举办的泰卢固⑪作家会议，领到一本小册子。首先，它讲述泰卢固民族如何奋斗，试图建立一个独立的泰卢固邦（坦白说，我对这种事情不感兴趣）。接着，它告诉我们，有多少烈士死于这场斗争，最后才提供我们一段简短的泰卢固小说发展史。从这份数据看来，泰卢固小说刚开始时，全都是模仿《威克菲尔德牧师传》和《东林传》这类英国小说。再往南走，我遇到一位印度作家，据说，他的作品深受海明威影响。

《威克菲尔德牧师传》和《老人与海》这两部西方小说，说什么也跟印度风土人情扯不上半点关系。刚开始时，日本小说也师法西方。谷崎润一郎坦承，他的早期作品受欧洲小说影响太深。然而，尽管在形式上模仿西方作品，日本小说依旧能够呈现出日本人特有的世界观。这使得谷崎润一郎的早期作品，以及三岛由纪夫的近作，都具有一种独特而迷人的风味：那种奇特的白描手法，创造出一种无与伦比的、超然的、客观的效果，使整部作品乍看之下似乎毫无主题。尽管在西方人眼中，这种叙事方法有点奇怪，但它反映出的却是日本作家对现实人生的探索，以及他们对人类命运的关怀。充斥印度文学和电影的温情与感伤，所反映出的却是逃避现实的心态——印度作家把冷酷的现实简化成温馨美好的情感。印度式的滥情和西方作家对人类命运的关怀，完全是两码事。

纳拉扬（R.K.Narayan）作品最大的特色和成就，是以神奇而迷人的手法转化印度社会和文化的缺失。我这么说，并没有不敬的意思。事实上，纳拉扬是我非常敬仰和欣赏的印度作家。他的每一部作品都反映出印度小说特有的茫然感——印度作家对小说的功能和价值，总是感到怀疑，因而产生出这种特殊的茫然感，但他的坦诚、幽默和（最重要的）认命，却赋予他的作品一种高超的力量，使它不至于沦为通俗小说。他的作品深入印度社会的底层。若干年前，他在伦敦告诉我，不管发生什么事，印度永远会存活下去。他似是随口说说，但我听得出来，这句话对他来说可是一种非常深沉的信念——深沉到不需要特别强调。这是一种消极的人生观，属于比较古老而缺乏自省能力的印度。这种人生观在文学中造成一个奇特的效果：出现在纳拉扬小说中的印度，并不是游客看到的那个印度。纳拉扬是从印度的角度呈现人生的真相。冷酷的现实生活，大部分被剔除出他的作品，很多人生现象被视为当然，无需加以探讨。纳拉扬作品中存在着这样一个矛盾：他的小说形式蕴含对人类命运的关怀，而他的人生观却排斥这种关怀。纳拉扬小说的神奇魅力——有些评论家说那是契诃夫式的——就是产生自这种冷静内敛的矛盾。他的风格独树一帜，别的作家无从模仿，而我也认为，他的作品代表的不是印度文学终将达到的那种综合性。使用英文写作的年轻一辈的印度作家，早已跟纳拉扬分道扬镳。在那些描写从欧洲返国的留学生所遭遇的困境的小说中，这些作家所表现的，仍然只是个人的困惑和不安。他们的作品，可以视为记录印度乱象的文件。深入印度社会底层，同时却又能够以宏观的角度观察、批判它的唯一作家是R.普罗尔·贾布瓦拉（R.Prawer Jhabvala），而她是欧洲人。＊

印度和英国之间的这场邂逅，终归破灭，它在双重的幻想中落幕。新的觉悟使印度人不可能回到从前，他们对“印度民族性”的坚持，却又让他们无法迈开大步向前走。在这个国家，你也许找得到一个自从莫卧儿时代以来就不曾改变过的印度，但事实上，它已经改变了，而且改变得非常彻底。你也许会认为，印度模仿西方所取得的成果是积极正面的，直到你发觉（有时感到很焦躁，有时感到很不安）：东西方之间的全面沟通和交流，是不可能的；西方的世界观是无法转移到印度的；印度文化中依旧存在着一些西方人无法进入的层面，可以让印度人退守其中。在今天的印度，消极的东方世界观和积极的西方世界观都已经被稀释、冲淡了，两者互相制衡。西方文化对印度的渗透不够彻底，英国人试图改变印度人的信仰和文化，结果却知难而退。印度的力量和印度的生存能力，来自消极的世界观，来自印度人特有的近乎本能的生命延续感。这种人生观一旦被稀释，就会丧失它的力量。在“印度民族性”的概念中，生命延续感注定会丧失。创造的欲望和动力消退了，印度人得到的不是生命的延续，而是生命的停滞。这种现象，反映在“古代文化”建筑物中，反映在许多印度人感叹的生命元气的丧失（其实，这主要是心理上的，而不是政治和经济上的），反映在邦迪和他那群朋友的政治闲谈⑫中，反映在“俱卢之野”寺庙的石雕里——一群死气沉沉的马和一辆静止不动的战车。湿婆神早已不再跳舞。

＊撰写本章之前，如果我有机会阅读加缪的《反抗者》，我也许会采用他的术语。加缪所说的“具有反抗的能力”，正是我所说的“积极进取”和“具有自省的能力”。值得注意的是，加缪举印度教徒和南美洲的印加人作为例子，证明世界上有些民族缺乏反抗的能力。“反抗的问题……只对生活在西方社会的人有意义……由于政治自由理论的兴起，在我们社会中，人们越来越察觉到人的价值，而政治自由理论的实践，也使得人们对现存体制越来越感到不满……这个问题牵涉到人类在追求理想的过程中日益增长的自觉。事实上，对印加人和印度教贱民而言，这个问题根本就不存在，因为他们的传统文化早就替他们解决了这个问题—他们相信，传统是神圣的。在一个把某些事物奉为神圣的社会中，反抗的问题根本无从产生，因为这样的社会不可能出现真正的问题，一切问题都已经有了答案。玄学被神话取代。人世间不再有任何问题，只有永恒的答案和评论，而这些也许是属于玄学的范畴。”—作者原注

＊“我们可以将‘服从文学’（大致上跟古代历史和古典时期同属一个时期）与崛起于现代世界的‘反抗文学’区别开来。我们发现，在‘服从文学’中，小说并不多见。少数称得上是小说的作品，描写的多半是幻想，而不是真正的人生经历……这些作品只能说是童话，不配称为小说。在后来兴起的‘反抗文学’中，小说形式才获得真正的发展，直到今天，依然充满旺盛的生机和无穷的潜力……现代长篇小说的诞生，恰逢反抗精神的兴起。它在美学的层次上表达相同的理想和追求。”（加缪《反抗者》）—作者原注

①克莱夫将军（Robert Clive，1725－1774），英国将军，为英国独占印度奠定基础。

②寇松勋爵（George Nathaniel Curzon，1859－1925），英国政治家，1899 年至 1905 年担任英国驻印度总督。

③喜马偕尔，印度北部的一个邦，首府即西姆拉。

④沃伦·黑斯廷斯（Warren Hastings，1732－1818），英国政治家，1773年至1785年担任英国驻印度第一任总督。

⑤汤姆·琼斯是18世纪英国小说家亨利·菲尔丁（Henry Fielding，1707－1754）代表作《汤姆·琼斯》的主人公。亚当斯牧师则是其另一部作品《约瑟夫·安德鲁斯》中的人物。

⑥札格纳特，印度教保护之神毗湿奴的第八化身牧牛神克利须那的神像。印度教徒相信，在祭典中被运载这尊神像的车子辗死，即可升天。

⑦埃洛拉，印度南部村庄，以印度教遗迹闻名于世。

⑧图拉真（Trajan，52－117），罗马皇帝，公元98年至117年在位。

⑨麦克斯·马勒（Max Muller，1823－1900），出生于德国的英裔梵文学者与语言学家。

⑩拉达克里希南（1888－1975），哲学家和教育家，1962年至1967年任印度总统。

⑪泰卢固，一个聚居在印度东南部安得拉邦的种族。

⑫参阅本书第二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