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印军队在中印边界的尼法和拉达克地区，同时发生了大规模的冲突。印度报纸的斗大标题兴高采烈地宣布这个消息。那时，我正在马德拉斯旅行。旅馆的服务生三三两两聚集在走廊上或楼梯口，争相阅读报纸上的新闻。在山岳路，一群失业男子平日总是纠集在克瓦里地餐馆门外，替吃完饭的客人叫车子，赚取小费。这会儿，他们却都围聚在一位男士身旁，竖起耳朵聆听他高声朗读泰米尔语①报纸上刊载的消息。人行道上，一群妇人把煮好的食物舀到工人们的盘子里，每人收取几安钠。街旁的街巷里，打赤膊的车夫双手握着车把子，使劲推着笨重的手推车，哼哼嘿嘿，踩着碎步，穿梭在满巷川流不息的车阵中。这样的一个场景跟报纸上的标题摆在一起，显得很不搭调。印度这个国家，并未具备打一场现代战争的资格和条件。“以往足以和神圣罗马帝国抗衡的印度，也许，将来只能与危地马拉和比利时并列。”四十年前，小说家福斯特就曾借笔下人物菲尔丁②之口，作出这样的一个充满嘲谑意味的预言。独立十五年后，印度在很多方面仍旧是一个殖民地。它的主要产品，依然是政客和空谈。它的“工业家”其实只是一群贸易商、机械进口商和政府特许的制造商。它的行政体系仍旧是消极的、被动的，只负责稽征税捐和维持秩序，而今，面对战争，它也只能以言词回应激愤的民情。印度政府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这是史无前例的。它实施“国土防卫法案”，要求民众准备防毒面具、燃烧弹和消防用的手摇灭火泵。对印度人来说，“紧急状态”意味着：某些公民权利的中止或撤销、使谣言和恐慌加速蔓延的新闻检查制度、充斥报纸的口号式大字标题。“紧急状态”变成了言词——变成了一连串英文字。“这是一场全面战争！”孟买市一家周刊在封面上宣称。公务员考试委员会询问一位考生：“何谓全面战争？”他回答：“全面战争就是全世界都参与的一场战争。”前线传回来的消息越来越糟。据说，一支廓尔喀③佣兵只带着短刀就奉命到前线作战。一支印度军队只穿汗衫和球鞋，就被赶上飞机，从阿萨姆平原飞到中印边界的尼法特区。这个国家司空见惯的街头暴力，骤然间凝聚起来，形成一股沛然的、莫之能御的力量。民众们都感受到空气中弥漫着一种解放的、革命的气氛。任何事情都可能发生。如果光靠意志就能打败敌人，只消一个礼拜，中国军队就会收兵。然而，政客们只顾喋喋不休，夸夸而谈，行政官员只会按照法令规章办事。赫赫有名的印度陆军第四师，一交手就被中国军队打得溃不成军，落荒而逃。印度人引以为荣的印度陆军雄师，遭受前所未有的奇耻大辱。独立的印度共和国，如今却让人觉得它只是言词的产物：“我们为什么不应为我们的自由奋斗呢？”结果，它真的就在言词中崩塌了。领袖的魔力再也发挥不了效用。没多久，印度人的激情就渐渐转化成了宿命论。

中印边境战争已经一个星期了。一天晚上，我的朋友在家里举行宴会，客人包括一位制片人、一位编剧家、一位新闻记者和一位医生。进入餐厅之前，大伙儿先在回廊上小坐片刻。我坐在一旁聆听宾客们高谈阔论，心想，如果我把他们的谈话据实报道出来，读者肯定不会相信。这帮人的谈话时而琐碎轻浮，时而充满嘲谑意味，时而绝望，时而慷慨陈词。大伙儿情绪都很低落，气氛沉闷极了。制片人说，中国军队一路挺进，到达雅鲁藏布江畔就会停下来。他的口气还算平和，态度显得相当冷静。没有人质疑他的看法：印度面对这场危机，只能消极地因应。大伙儿忽然改变话题，讨论起佛家所说的“业”和人类生存的意义。我还没弄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话题又转回到边界局势上。印度政府仓促应变的窘态，被狠狠嘲弄一番。大伙儿没有责怪任何人，也没有提出任何因应方案，只是把当前局势的荒谬性指出来而已。接下来呢？“有一个事实很多人都不知道，”医生说，“那就是，在霍乱流行的当儿，注射霍乱预防针是很危险的。”这个医学上的模拟，我们一听就懂：面对入侵者，印度毫无准备，现在才开始准备不但愚蠢，而且危险。大伙儿都接受这个看法。制片人重复他的预测：中国军队推进到雅鲁藏布江，就会停下来。有人提起圣雄甘地。话锋一转，医生却谈起他对超自然现象的研究心得。他仿佛准备展开一场辩论似的声称，“伟大的治疗家通常会使用自身的力量，挽救自己的生命。”于是，大伙儿兴致勃勃地谈论起神迹来。我仔细观察大伙儿脸上的表情。看起来，他们是很认真的。但他们真的相信他们讲的这一套吗？说不定，他们的谈话只是一种中古世纪式的清谈——南印度婆罗门阶级的餐前闲聊。主人终于宣布开饭了。大伙儿终于达成一个结论：印度人也遗忘了他们的咒语，如今面对战争，只好坐以待毙。于是，边界危机就在这场清谈中消弭于无形。我们心平气和、若无其事地走进餐厅，坐下来吃晚饭，谈了谈别的事情。

生活依旧，印度人的日子还要过下去。

征婚启事：一位月入二百卢比的年轻大学生，征求一位具有泰卢固族血统、出身婆罗门阶级、非高西格族、年纪在二十二岁以下的新娘。

旅馆门外路边草地上，一群妇人和水牛成天在垃圾堆中钻进钻出，搜寻旅馆抛弃的剩饭剩菜和用来包装食物的香蕉叶。一条褐色小狗奄奄一息，躺在垃圾堆旁，就像一个待决的死囚。它被拘禁在这个小小的空间内，等待死神的降临。一天早晨，它静静趴在地上，看起来好像已经死了。一只乌鸦飞临，小狗忽然竖起尾巴，然后又垂下来。

容貌秀丽、气质高雅的婆罗多④舞者，一流大学毕业，出身贵族家庭，心胸开阔，性情温柔，皮肤白皙，身材高挑，具有现代淑女气质，二十一岁，愿意嫁给工厂老板、商业巨子、家道殷实的地主、医生、工程师或高级企业主管。种姓阶级、宗教信仰、国籍均不限。

从新德里传来的前线消息，并没有任何改变，但印度教的屠妖节即将来临了，成群乞丐从四面八方涌进马德拉斯市山岳路。乍看之下，这个男孩可一点儿都不像乞丐。他长得挺俊俏，一身咖啡色皮肤十分柔嫩细致。他腰间系着一条红短裤，肩膀上披着一块白布巾。一看见我走出邮局，他就迎上来，朝我笑了笑，伸出左手，掀开肩上的白布巾，露出他那只畸形的、模样十分丑怪吓人的右臂。他这只手怎么看都不像人的胳臂：它的形状极像女人的乳房，唯一不同的是，末端并不是一颗乳头，而是一根细小的手指头上的一小片指甲。

除了秘书和那个头上顶着一束发髻的警卫，总共有八个人参加在“三重神智学会”举行的演讲会。今天的讲题是“我们的宗师安妮·贝赞特⑤”。主讲人是一位中年加拿大妇女。她说，她来自温哥华，但这一点都不奇怪，因为根据安妮·贝赞特的说法，很早以前，温哥华曾经是神秘学研究重镇。安妮·贝赞特的爱尔兰血统，使她具有异于常人的通灵能力——这点毋庸置疑，而她的个性则是由她的前生经历所决定的。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安妮·贝赞特是一位伟大的导师。每一位神智学家，都必须立志成为一位导师，让她的讯息继续传播人间，让她的著作继续流传在世界各地。“神智学会”目前遭遇的困境是民众的冷漠（针对这个问题，学会秘书刚才已经谈得很多）。很多人心中肯定有一个疑问：如果安妮·贝赞特今世今生跟我们在一起，为什么她一直没在“神智学会”露面呢？这个问题不合逻辑。为什么安妮·贝赞特非在“学会”露面不可呢？她为“学会”所做的工作，在前生前世已经完成了。如今，她肯定是以另一个名字，在另一个领域从事同样重要的工作。听众中的两位男士开始打瞌睡。

本地治里⑥位于马德拉斯南方一百英里处。城中的奥罗宾多静修院⑦四面围绕着洁白的高墙，显得十分清幽宁谧。一九五○年，奥罗宾多临终时，曾警告印度总理尼赫鲁，“黄种人”必将扩张势力，试图染指印度。他预测中印之间一定有一场战争。这项预言记录在奥罗宾多静修院的一本刊物中，白纸黑字，作为历史的见证。最近几天，这本刊物一再被翻阅。接待员引导我参观静修院时，随手一翻，就翻到了记录奥罗宾多预言的那一页。

大师的打坐坛十分高耸，布满鲜花，坐落在静修院中的一方阴凉的庭院里，现在已经成为信徒们集体打坐参禅的地方。“圣母”还活着，但很少露面。只有在重要的周年纪念日，诸如奥罗宾多的诞辰和圣母抵达印度的日子，圣母才会“现身”。我对奥罗宾多的生平事迹略知一二：他几乎完全在英国受的教育，回国后成了革命者，躲过了逮捕，逃到当时是法国属地的本地治里，定居在那儿，从此不再搞政治。他在本地治里建立一座静修院，广收徒众，变成一位德高望重的圣人。至于那位“圣母”，我几乎一无所知，只知她来自法国，是奥罗宾多生前的伙伴，在静修院中享有特殊的地位。我花三个半卢比，在静修院附设的书店买了一本《奥罗宾多论圣母书信集》。

问：我认为，作为一个“个体”，她一身具现全部“神力”。她把“神恩”导引到物质的层面，让整个物质世界有机会改变和转型。请问，我的看法正确吗？

答：正确。她一身具现神力，是为了让世俗意识产生蜕变，以便吸纳上天赐予的超心灵力量。之后，在超心灵力量的主导下，世俗意识将会进一步转变，但整个意识仍不会超心灵化——首先，地球上将出现一个新种族，代表“超心灵”，而人类则代表“心灵”。

布列松（Henri Cartier Bresson）拍摄的“圣母”照片，也陈列在静修院书店中，让游客选购。照片中的人是一位年龄不详的法国妇人：一张瘦骨嶙嶙、有棱有角的脸庞，笑嘻嘻的，绽露出两排巨大的、稍微凸出的牙齿，但她的脸颊却显得相当丰满，露出两只阴暗深沉的眼睛，跟她那一脸灿烂的笑容很不搭调。她把围巾束起来，用绳子或别针系在脑勺后，两端垂落在脖子两旁。

问：为什么“圣母”要穿戴这么华丽的服饰呢？

答：你赞同“神性”是象征贫穷和丑恶的观念吗？⑧

奥罗宾多和“圣母”身上都散发出“神光”。奥罗宾多的光是淡蓝色的，据说，死后好几天，他身上依旧散发出灿烂的光芒。“圣母”的光则是白色的，有时会转变成金黄。

我们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和意义描述圣母或我本人的光时，我们探索的是一种特殊的、玄秘的现象——从“超心灵”发射出来的某种光芒。圣母身上散发的是“白光”，它能够净化心灵，启迪心智，把“真理”的精髓和力量导引到物质世界，使它产生蜕变……

圣母当然不会刻意向人们展示她身上散发的光。人们自动自发，接二连三跑来观看——据我所知，静修院中已经有二三十人看过圣母身上的光。它显然是一种征象，显示高层力量（我们不妨称之为“超心灵力量”）已经开始影响物质世界。

静修院的组织和运作也是由“圣母”一手主导的。奥罗宾多答复信徒的质问时，偶尔显得很不耐烦。由此可见，静修院成立初期，内部曾经出现一些纷争。

静修院的组织和运作，以往曾经出现一些问题，造成人力的浪费。这种现象之所以发生，主要原因是员工们一意孤行，想怎么做就怎么做，完全不尊重圣母的意愿。经过一番整顿后，这种情况已经有所改善。

你们以为，圣母脸上没有笑容，是因为她对员工们的工作感到不满或不赞同。这样的想法是不对的。通常，那只是显示圣母正在全神贯注思索某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是向你的灵魂提出的。

那时，圣母并不知道你跟T谈过话。你以为那就是她对你感到不满的缘由。这是毫无根据的臆测。你觉得圣母的笑容神秘兮兮的，这也只是你个人的想象。圣母说，她的笑容可是最真诚、最和善的。

你千万莫以为，因为你的法文太糟，圣母才不愿改正它。真正的原因是我担心她太过劳累，不让她接下额外的工作。现在她已经够忙的了，每天晚上都得核查一大堆账本，批阅一大沓报告，回复一大堆来函，根本没有时间好好睡一觉。事情总是做不完。如果她答应每一个刚开始使用法文写信的人，帮他们修改他们写的东西，那么，每天晚上她就得多花一两个小时在工作上。这一来，她就得一直工作到早晨九点钟，小睡片刻，十点半才下楼来。因此，我才劝她不要帮你们改法文。

对圣母的诽谤和一切不洁的念头，都会伤害她的身心，因为她已经把静修院的人，全都接纳进她的心灵意识里。她不愿把这些不洁的东西送回给他们，以免伤害到他们的身心。

今天，尽管“圣母”已经退隐了，但在静修院的日常运作中，我们还是可以察觉到她的影响力。布告栏上张贴着告示，提醒居住在院内的信徒，切莫跟来自马德拉斯的人接触，因为那座城市发生了霍乱。另一张告示则警告闲杂人等，莫聚集在静修院门口喧哗。这些布告都是圣母签名的——一个龙飞凤舞气象万千的M。静修院只是奥罗宾多学会辖下的一个机构。它所在的本地治里城，如今已经完全融入南印度社会中，连当年风靡一时的法语，也早已消失无踪。但奥罗宾多学会辖下的那一幢幢栉比鳞次、维修得十分良好的建筑物，依旧充满法国情调——乍看之下会误以为，本地治里是一个坐落在热带海岸的法国小镇。面对门外那一片白花花闪烁在海浪上的阳光，围墙上的窗户全都关得紧紧的，而这些围墙全都漆上代表奥罗宾多学会的颜色。如今在本地治里，唯一欣欣向荣的组织和机构似乎就是奥罗宾多学会。在城外，它拥有好几座庄园。在城内，它开设工厂、图书馆和印刷厂。这是一个自给自足的组织，在全体成员通力合作下运作得非常有效率。日益增加的成员，都是从世界各国和印度各地招募来的，据说“圣母”生平最讨厌三样东西：政治、烟草和性爱。跟随父母亲住进静修院的儿童，在成长的过程中必须学会一技之长，以便将来谋生。这些儿童中的“班长”穿着特殊的制服，一种非常短的充满法国风味的短裤。工作跟打坐参禅一样重要，在静修院中，体力活动是日常生活的部分。（后来，在马德拉斯，有一个英国人告诉我：有一天，他在本地治里遇到一群身上穿着奇装异服、脚下踩着溜冰鞋、年纪相当老迈的欧洲人。一时好奇，他就一路尾随他们，结果发现他们走进静修院的大门。这个故事可能是捏造出来的，因为在静修院中，我只看见过一个欧洲人。他打赤脚，一身粉红色皮肤非常醒目，身上缠着一条腰布，外加一件印度式外套。他那一头雪白的长发和满脸胡须，乍看之下，跟已逝的大师奥罗宾多颇有几分神似。）就这样，奥罗宾多学会从世界各地招募会员，避免了近亲交配、同种繁殖的问题，而会员们也都拥有一技之长，齐心协力，使他们的组织越来越兴旺。

譬如说，现任秘书长原本在孟买经商，后来退隐到静修院中，改名“纳华贾达”，意即“新生儿”。如今，他的外表看起来依旧像一个生意人。他手里拎着公文包，行色匆匆，一副大忙人的模样。但他告诉我，他一辈子从没这么快乐过。

“现在我得走了，”他说，“我得上楼去探望圣母她老人家。”

“您能不能告诉我，关于中印战争的事，圣母有什么开示？”

“一九六二年是个坏年头，”他匆匆背诵圣母的开示，“一九六三年也肯定是个坏年头。一九六四年，情况会开始好转。一九六七年，印度会打赢这场战争，取得最后的胜利。现在我真的该走了。”

一连好几个礼拜，我常常看到这个年轻人。我原以为他是出身法国或意大利的见习企业干部。这个身材高瘦的小伙子戴着墨镜，拎着公文包，走起路来步伐歪歪斜斜，显得有点轻浮。但他那张脸总是流露出自信满满、坚毅果决的神情。让我感到纳闷的是，这个人怎么会有这么多空闲的时间四处晃荡呢？别人在上班，他却站在公车站牌下，好像在等公车。下午，我总会在博物馆内碰到他。晚上到表演场所看印度传统舞蹈时，我也会跟他不期而遇。我们两人隔三岔五就在街上擦肩而过。一天早晨，在旅馆顶楼走廊，我们迎面相逢，彼此都吓了一大跳。一个谜团终于解开：这个小伙子竟然是我的邻居——他的房间就在我隔壁。

这人让我感到惶惑不安，我也给他造成一些困扰，而我却不晓得。在马德拉斯，一般人都不喜欢邀请陌生人到家中做客。不管地位有多崇高，他们宁可纡尊降贵，亲自登门拜访你。这一来，我就得成天待在旅馆房间，接待房客。“仆欧”进进出出，给新到的访客端送咖啡。我猜，就是因为我房里常常传出一群人喝咖啡聊天、谈笑风生的声音，住在隔壁的这个小伙子才会精神崩溃。一天早晨，我们同时走出房间，正眼也不看对方一眼，各自把房门锁上。我们同时转身，刹那间，两个人站在走廊上面对面碰上了。僵持了一会，突然，有如连珠炮一般，他嘴里冒出一长串美式英语，滔滔不绝，我根本没有插嘴打招呼的余地。

“你好，你在这里待了多久了？我的情况糟透了，我在这儿待了六个月，体重减轻了十六磅。当初，我内心听到东方的召唤，哈哈，于是我就千里迢迢跑到印度来，学习印度古代哲学和文化。我到处乱转，就像一只没头苍蝇，我就快被这儿整疯了。你觉得这家旅馆怎样？住在这儿，让我感到心里发毛，”他耸耸肩膀，“印度的食物让我受不了，”他撇撇嘴，伸出手掌拍拍他脸上戴着的墨镜，“我的眼睛都快瞎掉了。印度人很诡异。他们排斥外人。请你帮个忙。你的房间一天到晚都有人进进出出，热闹得跟什么似的。你认识住在这儿的英国人，把我的情况告诉他们吧，把我介绍给他们吧，他们也许会接纳我。你一定要帮我这个忙。”

我答应试试看。

我把这个美国小伙子的情况告诉一位朋友。他说：“好吧，我帮不上这个忙。经验告诉我，当一个人在内心深处听到东方的召唤，千里迢迢跑来印度时，你最好敬而远之，千万别招惹这种人。”

我没再试。此后，我就尽量避免跟这个美国小伙子见面。幸好我再没遇到过他。这一阵子一连串水灾，加上部队的移防，造成马德拉斯和加尔各答之间的铁路交通全面停摆。经过抢修，火车终于恢复行驶了。

“妇女专车”——斗大的黄色标志，赫然展现在一些车厢上。更多的车厢身上用粉笔写着“运兵专列”。乍然看到这一车一车士兵朝北方移动，穿越贫瘠破落的印度田野，前往烽火连天的边界，我一时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这些相貌俊秀、谈吐斯文、身穿草绿军装的士兵，在他们那嘴唇上蓄着八字须、手里挥舞着短杖的长官带领下，出现在火车站。刹那间，原本乱糟糟、闹哄哄的月台一下子安静了下来，变得井然有序。我猜，这些小伙子心里一定很怀念他们那脏乱不堪的家乡。一位身材矮小圆胖的少校跟我坐在同一个包厢。上车前，他跟送行的妻子和女儿肩并肩，静静坐在马德拉斯中央车站月台上，谁也没吭声，上车后，他就一直静静坐着，手里握住一只香槟酒瓶，里面装着开水。火车开行了好一会儿，他才打破沉默跟我攀谈。一开口，他就问我一个一般印度人最喜欢问陌生人的问题：您是打哪儿来的？从事什么工作？士兵们也变得活泼起来。途中，火车在蔗田旁边停下。一个士兵跳下车厢，拔出刀砍甘蔗。其他士兵纷纷跟进。霎时间，整座蔗田到处都是挥刀砍甘蔗的士兵。农夫气咻咻跑出来。士兵们掏出钞票，塞到农夫手里。农夫眉开眼笑。火车开行时，他还笑嘻嘻向我们挥手道别呢。

晌午时分，火车的影子拖得长长的，跟随我们一路奔驰。日落、黄昏、黑夜——火车穿过一座又一座灯光朦胧的车站。这是一趟典型的印度铁路之旅。以往，一路所见的景物对我来说毫无意义，而今，在战争威胁下，却突然变得值得珍惜爱护。冬天早晨，火车迎着和煦的阳光，驶向我向往已久的孟加拉平原时，我对印度和她的百姓的感觉改变了——变得充满柔情，充满关爱。以往，我总是带着不屑的眼光看待这个国家。车厢中有一群孟加拉乘客。我看到一位男士脖子上环绕着一条长长的羊毛围巾，上身穿着一件褐色的苏格兰粗呢夹克，腰间系着一条孟加拉式缠腰布。这一身装扮显得非常优雅自然，跟他那端正的五官和轻松自在的姿态配合在一起，相得益彰。脏乱腐朽、视人命如草芥的印度，竟也能产生出这么多相貌堂堂、温文儒雅的人物。印度制造出太多人口，结果却弃绝了生命的价值和尊严。然而，它却允许一部分人茁壮成长，成为一个顶天立地的大丈夫。没有一个国家的人民比这些印度人更有教养、更有个性、更有自信心的了。你若想了解印度人，就必须把他们当作“人”来看待，把每一场邂逅看成一桩有趣的冒险和奇遇。我不想看到印度沦陷，我会受不了。

就在这种心情中，我漫步在加尔各答街头。这座城市，是尼赫鲁心目中的“梦魇”，是美国某一家杂志评选的“全世界最悲惨的城市”，是某一位美国作家笔下的“瘟疫怪兽”，是最让世界卫生组织头疼的“亚洲霍乱最后的根据地”。这座城市当初兴建时，只计划容纳两百万人口，而今在它的人行道上和贫民窟中，却住着六百万人。

“老鼠！”豪拉车站餐厅的服务生伸出胳臂，兴冲冲地指给我看：“瞧！一只老鼠。”这只浑身毛发脱光的粉红色小动物，慢吞吞地穿过铺着瓷砖的地板，爬上一根水管。餐厅中坐着的那个阿萨姆军人及其妻子，只顾低头吮吸盘中的米饭和咖喱鱼，连眼皮也懒得抬起来一下。这幅景象确实令人怵目惊心，但我心里早有准备。真正让我惊讶的，却是豪拉桥对岸那座红砖砌成的市镇。如果你能够忽视那满街的摊贩、人力车和那一群群身着白衣、行色匆匆的印度人，你肯定会误以为，此刻你正置身在英国的伯明翰市。然后，薄暮时分走进市中心，你会以为你闯进了伦敦城。瞧，那座烟雾弥漫、草木葱茏的梅登公园，不就是海德公园的翻版吗？雾中漫街霓虹迷蒙闪烁，酒吧和咖啡馆四处林立的乔林希区，不就像是伦敦牛津街、公园巷和贝斯沃特路的综合体吗？不远处的胡格利河，不就是一条更宽阔、更浑浊的泰晤士河吗？聚光灯照射下，前任印度陆军总司令身穿黑西装，挺着腰杆子，伫立在一座高台上，带着美国桑德赫斯特军校口音，说着印度斯坦语，向一小群懒洋洋的听众发表演说，主题是如何因应战争。一辆辆有如战舰一般浑身漆成灰色的加尔各答电车，慢吞吞地以每小时不到十英里的速度，行驶在大街小巷中。电车出入口，挤满身穿白衣的印度男人。在印度旅行的这段日子，第一次，我发现自己置身在一座大城市中。这是一座看起来挺眼熟的大都会：街道的名称几乎全都是英国式的，诸如埃尔金、林赛和艾伦比，这和街上熙往攘来的印度人相比，显得格格不入。驱车出城，进入郊区，在茫茫烟雾中看见一根根烟囱矗立在棕榈树丛间，这种格格不入的感觉，越发加深了。

据说，印度的玛瓦尔⑨商人已经向有关单位查询，在中国管理下经商前景如何。同一个消息来源指出，印度南部的马德拉斯人，尽管一直反对将印地语颁定为印度国语，现在却已经开始学习中文。士气低落，人心惶惶。面对势如破竹的中国军队，阿萨姆省的行政系统一夕之间全面崩溃，官员和老百姓纷纷逃亡。但加尔各答面对的不仅仅是战争，即使没有战争，这座城市也已经死定了。当年的印巴分治，使加尔各答丧失了大半的腹地，而成群难民的涌入，更加重了它的负担。连大自然都跟这座城市作对：流经市区的胡格利河开始淤塞。但加尔各答的死亡不仅是形体的，也是心灵的。这座霓虹闪烁、脏乱不堪、人口过剩、黑金充斥、奄奄一息的大都会，一肩承担起印度近代史的悲剧和英国殖民统治的失败。在这儿，人们对印度和英国的接触一度充满期望。在这儿，印度文艺复兴运动轰轰烈烈展开，印度改革运动领导人，有很多出身孟加拉省。然而，也就是在这座城市，英国人和印度人反目成仇。当初人们期望的文化交流并未实现，印度人元气大伤。孟加拉一度在思想观念和改革热忱上领导印度全国各邦，而今，只不过四十年后，连印度人一听到加尔各答这个名字，都会不寒而栗，因为今天它代表的是贫民窟、霍乱和腐败。加尔各答人的美学意识和艺术创造力并未消退——坊间贩卖的每一件孟加拉纪念品和市场上展示的每一种出自难民之手、备受剥削的“手工艺”，都具有一种高雅迷人的艺术品位——然而让人感到悲哀的是，这样的艺术才华只会更加凸显出这座城市的衰微堕落。今天的加尔各答，再也看不到杰出的领导人物，除了电影导演萨蒂亚吉特·雷伊和摄影家贾纳，这座城市再也不曾产生过伟大的艺术家。加尔各答人不再从事文化探索和艺术实验，如今，全印度的知识分子都纷纷从这场“印度大实验”中撤退。建立加尔各答城的英国人，早已经卷铺盖走人，但他们的影响力依旧残留在这座印度城市：英国人开设的公司行号遍布城中的乔林希区，生意好得不得了。而对城里的印度人来说（这些是已经夭折的印度复兴运动的产物，其中有很多如今坐在冷气大楼里办公），印度的“独立”只给他们带来一个好处：从此他们就能够像英国人那样撤出印度。这帮人撤退后，剩下来的印度——让我们那么惦念那么关怀的印度，究竟会变成怎样的一个国家呢？难道它只是一个名词，一个观念吗？

从火车上眺望，新兴的钢铁城杜尔加布尔看起来就像一幅绵延不绝、灯光闪烁的图画。我走到车厢走道上，观看这一城灯火，直到灯光一盏一盏消失在我眼前。多么微小的一个希望，多么容易破灭啊！邦迪拉今晚沦陷了。整个阿萨姆平原暴露在中国军队的炮火下。尼赫鲁总理向全国人民发表演说，试图鼓舞民心士气，但他那套说辞听起来却像是哀悼国家的沦亡。成群藏族人在圣城巴纳拉斯火车站下车。他们那一张张宽阔的、红润的脸庞绽露出迷惘的笑容，没有人听得懂他们讲的语言。他们只管呆呆地站在行李旁，茫然不知所措。这些人披头散发，身上穿着臃肿的、脏兮兮的茶褐色衣裳，头戴毡帽，足蹬皮靴，模样一看就知道是外乡人。旅馆空荡荡的，国内航线的班机全都取消了。身穿黑西装的年轻经理和身穿“仆欧”制服的侍应生无所事事，三三两两站在走廊上，闷声不响。不知怎的，我心中忽然兴起一个念头：我何不趁这个机会狠狠跟他们杀价，花点小钱，在这家豪华旅馆住几天。于是我走上旅馆门前的台阶，开始讨价还价，锱铢必较，我对经理说：“房租包括早晨的咖啡哦。”经理无可奈何地说：“好，好，包括早晨的咖啡。”

旅馆坐落在巴纳拉斯城的军营区，周遭杳无人踪，宛如一座死城。住在这儿，你会产生一个错觉：你是一个游民，擅自闯入别人的房子赖着不走。但在市区，你却嗅不到一丝战火气息。河边石阶上堆积着一捆捆木柴。一具具穿着华丽寿衣的尸体，躺在撒满鲜花、布满垃圾的河岸，卑微地等待火葬。偶尔从柴堆冒出的火焰，闪烁在恒河反射出的强烈阳光中，摇曳不定。家属们围聚在火堆旁，谈笑风生。河边那一排排用巨大的字体镌刻着各种名号的陡峭石阶，挤满游客，热闹得就像假日的海滩。虔诚的印度教徒三五成群，或伫立水中，或躺在遮阳伞下，或围聚在一位师尊身边，聆听他老人家的开示。年轻人站在一旁舒展四肢，自顾自做健身操。高耸的白色河堤后面，迂回曲折的街巷中，小贩们穿梭在阴暗但幽雅的（可惜地上四处散布着一堆堆牛粪）石造楼房之间，贩卖巴纳拉斯城的名产：玩具、丝织品和铜器。寺庙中身兼祭司和向导两职的小伙子，穿扮得整整齐齐，一身光鲜。他们一面嚼槟榔，一面口出秽言，诅咒拒绝捐献香火钱的观光客。

我到一座尼泊尔庙宇参观。根据《默里旅游手册》的说法，这座寺庙“被色情雕刻品弄得面目全非。这些玩意儿并不值得观赏，你可别受到接待员的诱惑”。接待员是一个小伙子，肩膀上披着一头长长的女用假发。我央求他带我去参观这些雕像。“瞧，这是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他淡淡地说，“瞧，这是另一个男人。这家伙是个急性子，因为他老是催促那对男女：‘快啊，快啊！’”向导总爱捏造这类故事，讲给游客听。我可不喜欢这样的评注。色情艺术提供给人们的愉悦是非常短暂、非常虚幻的。我后悔没遵循《默里旅游手册》的指示。

吃午饭时，我请那位忧心忡忡的年轻经理打开收音机，让我听听新闻，前线传来的依旧是坏消息。旅馆经理站在我身旁，背着手，低头瞅着收音机——即使心情不好，他依旧不忘礼节。突然，我听见播报员提到“中国边防部队”，心中一动。

“经理先生，我们现在收听的是北京电台的广播！”

“这是‘全印电台’呀！我常收听它的广播。”

“只有中国电台和巴基斯坦电台的新闻，才会提到中国边防部队。”

“可是，这是英语新闻啊。你听，他的口音……奇怪，这个广播听起来很清晰。”

他说得没错。播报员的声音听起来既清晰，又响亮。我们试图转到新德里电台，但听到的却是嘎嘎声和电波干扰。接着，我们听到一个十分微弱、飘飘忽忽的声音。

第二天，战争结束了。有如变魔术一般，刹那间，旅馆又住满了客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