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伦说：“皮通是走了。我童年时代的重要人物。”
这是作家艾伦，一个有童年的人，敏感的人。我理解作家的这种想法，因为我初到英国时便是如此。放在那时我会羡慕艾伦所拥有的写作素材：我的房东、庄园、生活环境以及对此的深刻了解，还有那些我偶尔会碰上他的伦敦聚会。但是艾伦对作家这一概念的理解和写作素材方面的困扰却一如我当年。
一开始他常暗示自己在写一本书，暗示人们见到的他，他在庄园或者伦敦聚会上的表现，都只是他性格的一面，或者甚至是种伪装。他真实的个性会在他写的书中得以展现。他的电台评论和讨论，他发表的一些短文也都暗示，他在别处奔忙，他投身于更大的冒险。
但艾伦没有写出任何书。没有小说或者自传体小说（真实讲述，展示华服和小丑般举止背后的真相）；没有当代文学评论（他有时会说起）；没有伊舍伍德①那样的关于战后德国的书（他一度谈到）。最终，他不再向我暗示他在写作。但他的言行举止仍是作家的派头。
艾伦的作家性情也颇有几分真实，不比我一九五○年设想自己是作家时的性情更具欺骗性。在那段日子里，我在写作中对自己隐藏经历，对经历隐藏自己，某种程度上歪曲事实，同时向任何读出言外之意的人袒露心声。所以艾伦表现出的所有文学方面的性情，他提及的他在写的书，他难以面对而将之隐藏的事，这些我都深有体会。
据他说，那本伊舍伍德风格的书暗示他情感生活的失意与痛苦。他和一个年轻的德国男人有感情纠葛，为此他在德国住了一段时间。最初他对我含糊其词，好像是要试探我对他（半像个小丑）坦白一段感情的反应，试探我对同性恋的态度。也许是我的反应不符合他的预期，也许他改变了主意，又或者当他和我这个异乡人谈起这段不幸的恋情时他对恋情的态度发生了改变，总之他不及细说便放弃了这个话题，之后再提起德国，无非是谈政治或文化。
而他的自传体小说讲述的则是他的童年和感性的发展过程。这本书简直是此类书的纲要。他的愿望（我再清楚不过）是告诉世界：“我也见到了这些事情，体验过这些情绪。”他做了他想做的事情，经历过大家在同类书上描述的背景，除此之外还有他的童年、成长或者家庭生活对他深深的伤害，致使他过着孤独、动荡、有缺陷的生活。
他的文学态度近似他的生活经验，一种伴随“坦率”而来的自我关注（坦率地谈论一些受认可的话题——同性恋、自慰和在社会上往上爬），这也许向他自己隐瞒了他本身不完整的原因。在伦敦的聚会上，他过分紧张，着装惊人又自嘲，对人谄媚，他这副样子让我恍惚看到了几年前的自己。我也隐隐体会到艾伦在那些欢乐的时光之后回到他孤寂的房间，会自我厌恶、愤怒和自卑。我也能理解庄园的孤独、在破败的花园里的散步对他来说（除了文学需要上的投合）何以也是一种治疗。拥有“富有的朋友”（因为据西里尔·康诺利②的说法，作家应该结交富有的朋友）是种治愈。他对我说“我给菲利普斯打电话，让他来车站接我”（因为这是老派的、“大洪水之前”的风格）这样的话时内心愉悦（而不说“菲利普斯先生”或者“斯坦利”或者“斯坦”）。
宅子本身也是一大原因。它有一帮服务人员，还多少像座大宅那样运转。它有一个房间和改过管道的浴室。从后窗看出去（这只是我的猜测）是赏心悦目的花园、河流、河两岸的草地、辽阔的旷野：一派自然风光，视野中没有其他房子或者人，令人平静。对艾伦而言，这应该是一座不让人紧张的宅子，不需要他去迎合什么，伪装什么。
还有我的房东。对我来说，和他同处一室会有压迫感，会不由得去注意他的怪癖和做作；于是魅力顿时削减。但他对艾伦而言有文学“素材”的价值，因为他来自一个先前的时代，此外他几乎是个高高在上的人物。房东刚康复，而他告别的那个世界正是艾伦现在投身其中寻求刺激的世界。在这一点上，我的房东是“过来人”，然而他们的会面不多，时间也不久。我听菲利普斯先生说过，房东没有多少耐心听人说话、和人打交道，他的情绪会突然变得烦躁，甚至当即赶走老朋友。我听说（据说也是菲利普斯先生所言），艾伦在庄园常一个人吃饭。我脑海中出现的画面不是一个托盘被送到艾伦的房间，而是天花板上昏暗的灯泡照着一块类似桌布的旧布，房间散发着旧雪松的霉味和木头防腐剂的味道。
所以我见到的孤独是真的孤独。我住在这里很久却不认识房东，如果艾伦觉得这怪异，那我会觉得他愿意拜访房东很奇怪，直到我了解了这地方带给他的慰藉。他给出的理由是：待在对他的童年意义重大的地方，为了他正创作或者构思的小说，也为了亲见房东（好写另一本书）而学习他的语言和举止，一个优雅时代的举止，大洪水之前的时代（不是终结于一九一四年的那个时代，根据艾伦的说法，是终结于一九四○年的那个时代），房东这样的宅子，不仅在社会地位，而且在文学和艺术上都声名显赫。
艾伦旁敲侧击地说，他虽然看似闲散，在果园和花园里闲逛，会随时拜访我，但他造访庄园实则是工作，是他获取大量“笔记”的方式。有时他会透露“笔记”内容。有一次房东说：“你吃不吃面包？我让菲利普斯用加热碟给你拿一点来？”艾伦笑得上气不接下气，就和笑皮通喝粉色香槟一样。“加热碟！”他说，“你还听谁说过加热碟吗？”
于是我觉得，艾伦作为作家（像二十五年前寄宿在伯爵府的我）清楚自己要什么；甚至房东，其个人世界已与往日不可相提并论的人，在昏暗的病痛中依旧明了旁人对他的期待。
但还有艾伦的孤独，他的孤独在庄园显而易见，他疙疙瘩瘩的脸上不经意间明明白白浮现愁容。孤独足够真实，一如他童年的痛苦，一如房东的病及其造成的庄园的日渐败落。当艾伦在花园和庭院散步，那孤独像是在证明他曾遭受的心理创伤；他的内心有一种永远无法触及的伤痛，无法与人分担。他所受教育的性质，他对待自我经验的过于文学的态度，他对本世纪某些作家和艺术家的仰慕，以及他想重复他们的所作所为的愿望，这一切使他盲目。庄园的孤独是一种安慰，踏出庄园，他会面对威胁和他自己的缺陷。
他通过奉承仰慕的人、钦佩充满力量的人来弥补自己的缺陷。像一个孩子分糖果给同伴示好。艾伦告诉很多人，他记录他们的生活片段是为当代文学巨著搜集素材。他关注很多人，记录他们的对话，保留他们的信件，他要写很多人。而且一旦艾伦告诉你他在记录你的言行，你就很难忽略他。你自会开始伪装（连房东都是如此），万一这个聪明友善的人真的在记录你的言行呢。
他又会靠鄙夷那些与自己同类的作家获得平衡。那是些模仿者，重复别人的做法以期告诉大家他们也能做。他看透了这些作家的缺点，说起他们来毫不留情。有一个这样的作家，他比艾伦个头高一些，但也喜欢穿得很浮夸，我在伦敦碰见他，他说：“这只恶毒的小虫子在克拉丽莎家洋洋得意地穿过房间，对我说，‘亲爱的，这个周六你一定要留下来听《批判者》。我彻底打败了你。’哈哈。”
但是会让艾伦如此公开表示敌意的人并不多。他不喜欢的公共对象主要是某些类型的建筑、绘画、花园和花卉。这一点上连我的房东都没能幸免。房东喜欢剑兰，皮通就在花园里种了一些。艾伦厌恶它们的华而不实。他闭着眼睛，浑身抖了起来，“它们该这么高”，弓身把手掌比到小腿处。他说到类似东西的时候会厌恶地颤抖起来，仿佛他美学反应中的暴力可以补偿别人强加给他的各种忸怩，所有要记录下来和准备使用这些“笔记”的说法（他会说“这些都会写进日记”或者“这是给日记的”“日记会及时记下来的”），是他送给世界以求和平相处的糖果。这种美学暴力其实很真实，反映了一种真切的感受，一种对精神世界的真正担忧。这给他的电台谈话和讨论提供了工具，暗示它们只是完整生活的片段，也暗示了说话者了不起的性情。
有时候我们几个月都不会碰面，他也许是没来，或者来的时候我不在。有一天，他破天荒从伦敦给我打来电话，我才意识到当时大概一年多没有见到他了。背景有音乐的声音。音乐很响，于是我问他人在哪里。他在自己的公寓里。他说：“你说起话来像我的邻居。当然我是把音乐开得震耳欲聋。”接着他又笑得上气不接下气。
这似乎还是那个艾伦，但其实不然。他醉了，他一说话我就明显感觉到了。酒精和音乐，是孤独的支撑物。不过我看到了新鲜的东西：不是孤独，而是滥饮。我从没想到艾伦是酗酒的人。但即使醉酒也没有改变艾伦的性格，或者让他展示出另一面。醉酒没有解放他，而是夸大了他迎合公众的性格，让他显得滑稽。他几乎控制不住嘴，满口奉承，和我谈我的工作。
并且他不求回报。因为你不知道以什么回报奉承你的人。希望与世界和平相处的人却超出了世界可以理解的范畴，乃至超越了艾伦本人能理解的范畴。无所谓要还以多少奉承，无所谓要投以多少爱，而是你根本看不到他真实的一面。
几个月后，他再次出现在庄园，已判若两人。曾经那双狡黠的眼睛变得死气沉沉，眼神中潜伏着深深的悲哀。疙疙瘩瘩的小脸变得苍白松弛，像个老妇。又似乎这转变展示了他性格不坚定的一面，而这也许是折磨艾伦的不确定之一。
我特别注意到他面颊上的皮肤。惨白，薄，每当艾伦说话或者紧紧闭上嘴，这块的皮肤仿佛在肌肉上摆动（仿佛皮肤和肌肉间有空隙）。这么薄的皮肤让我想起玫瑰外层花瓣的质感，以及车道上小屋形状的草堆外覆盖着的褪色的黑塑料薄膜。塑料膜经受风吹雨打，失去了光泽，也变得薄脆，还出现了小小的气泡和鼓起的包。
这个人变了。他在我小屋中，坐在高背椅上身子向后靠，软垫靠背在他上方，他双膝并拢，显得很拘谨。我产生了这样的想法：大家都认识的这个人仿佛受到了他身上不为人知的人格的袭击。他被内在人格拖倒，如今这人格像警惕的守护神一样坐在他肩上，是现在艾伦唯一可以真正进行对话的对象。甚于旧的人格，只剩让软垫椅背相形见绌的衣服。这身衣服同以往一样精心挑选，但是里面的人如此安静、克制，行为举止如此缓慢、谨慎，以至于这扮相丝毫未显露旧日的人格。
我后来听菲利普斯夫妇说醉酒的艾伦也打电话到庄园来了。大概就是给我打电话那阵子，也许更早些。起初三四次接了。但是后来，也许是艾伦太不知好歹，开始不分时间地打电话，也许没说什么中听的话，房东吓到了。艾伦的搅扰让房东又要犯病，踏进自己倦怠的地狱。害怕那种病态其实是复发的开始。过了一段时间，房东果然旧疾复发。
没人接艾伦的电话，菲利普斯先生命令艾伦不要再打来，也禁止他来庄园。菲利普斯先生对雇主、对病人加以保护的使命感觉醒。除非他确信艾伦不再酗酒，否则艾伦将永生不得进入庄园。
但这个久违的人受到了摧残。老妇般的脸是一个无药可救的人的脸。虽然他拒绝了我奉上的一杯酒（我的无意之举，我完全不知道他的近况），但坚持我该喝一杯，他谦谦有礼，反客为主。他过于明显的痊愈和其他凶险的疾病一样，只是暂时的缓解，让他再看一看他将离开的世界，让他道别。这也许是残酷的，也许有一种和解的精神。
他道了别，再也没有回来。有一两次我在广播里听到他，他的语调一如既往地轻快。要是他能活在那里，活在那种声调中，活在气氛类似电台直播室的这种人为的社会环境中，而不是不得不回到家里形影相吊，那该多好。几天后我听说，他晚上喝得烂醉后吞药死了。这是戏剧性的死亡。那晚的剧本不会离艾伦的想法太远。其实这个结果并非必然。那晚，只要有人给他打电话，或者他给别人打电话，他身着华服去了聚会，言语机智、奉承有道，也许便帮他度过了戏剧化的自杀时刻。但是他的孤独又会把他拖回去。
没人通知房东。菲利普斯先生觉得还是不让他知道为好。但房东还是知道了。对他而言，这是他缩小的世界里少去的一个人，又一个他不再提起的人。
当然，艾伦的书和“笔记”里什么都没有。出于对生命的热爱，加之艺术家的眼和手，他奉承了很多人。是这奉承带来了对他一个多星期的奇特的纪念仪式。艾伦死后，很多人写文章缅怀他，都是以艾伦生前对他们的奉承所反映的人格来写他。他们的悼文都匪夷所思地在自夸，至于艾伦则成了不合潮流、“大洪水之前”时代（有篇悼文竟然用了这样的措辞）的怪人。这些人赞颂自己了解艾伦并成为他的朋友，自诩发现了他的才能和品位，因为他信任他们，对他们坦言自己的忧愁。没有人提起他的奉承。看来，绝望的艾伦在死前几天给不止一个人打过电话。
菲利普斯先生提到艾伦的死，容许自己流露出悲伤和惋惜的神色。但他转而又一脸烦躁，我觉得这是他在人前常用的表情。这种烦躁就像布雷的鸭舌帽，帮助菲利普斯先生表达。有时直截了当地表明怒意，有时是嘲弄与自嘲。也能用它表达权威，或者让自己变成一个委屈的工作者。一个人的烦躁也是一种自我保护，掩饰自己的好运，不希望喜形于色。
如今他的烦躁在对艾伦之死的人性反应和他作为庄园保护者的职业自豪感之间架起了一座桥。他说他一眼看穿了艾伦，发现了他性格抑郁。他不让艾伦来庄园是正确之举。仅是醉酒造成不了多大损害。这对我房东的影响会是灾难性的，而且艾伦在庄园也会做在家里做的事情。想想看，这麻烦、困惑会对房东造成多大影响，他本身思想和健康就都堪忧。
这就是艾伦在这里，在被他视为特别的避难所的地方留下的印象。“我给菲利普斯打电话，让他来车站接我。”这是艾伦对自己在庄园的地位的认知。一半是社交上的，一半是文学的：“来车站接我”，让人联想到在老式乡村宅子度周末；称呼菲利普斯时略去“先生”，虽然艾伦叫菲利普斯先生斯坦利或者斯坦，而菲利普斯先生称他艾伦。
<u>①</u>克里斯托弗·伊舍伍德（1904－1986），英国小说家，作品多以同性恋为主题。代表作有《柏林故事》及《单身男人》。
<u>②</u>西里尔·康诺利（1903－1974），英国文学评论家、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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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利普斯先生的老父亲对我说：“你的朋友艾伦就这么死了。他是个好人。我不太认识他，见过几次。他招人喜欢。”
老菲利普斯先生瘦小、整洁，拄着长长的手柄分叉的手杖走着（这表明他在散步而不是在工作）。他衣着精心，一身素淡。领带、外套和衬衫上都没有图案。宽大的翻领、领子和领带让衣服显得苍白，让人联想到色彩下的白垩地质，白垩使嫩草或玉米变色，干燥的天气让耕地变白。
老人说：“不管什么时候听到这样的事情，我都会想起我的表兄弟。他八岁那年死的。在一九一一年，登基日那天。”
我们站在我屋外的山毛榉树下。老人微微扬起脸，微笑着，眼里满含泪水。我明白这表情。这笑容不是笑容，泪水也不是泪水。这只是他一提起童年或者早年生活就有的表情。
但是，他没来得及告诉我他表兄弟的故事。我们都被一阵巨大的噪声分了神。一群乌鸦在头顶盘旋。巨大的黑色的嘴，巨大的黑色翅膀扑腾着。我之前从未在这里见过它们。我习惯了一群八哥突然尖叫着飞来，落在树上像黑色树叶。但这样数目的乌鸦我从未见过。它们在四周缓缓飞翔，粗厉地叫着，像是在审阅我们。我来这儿的头一年，一天早晨探索性地散步途中，我看见远处，在杰克的农舍对面的山丘上，两三只乌鸦翅膀展开被钉在篱笆上。这是杰克那驼背老迈的岳父干的。
老菲利普斯说：“它们山谷里的窝没了。榆树死了，它们就没窝了。它们勘察，找高的树。它们会挑山毛榉。你知道大家怎么说乌鸦的吗？它们添财运。钱会进到庄园某个人的口袋里。你觉得会是谁呢？当然这是明智的老话。”“明智的老话”是他的原话。他说的时候带着讽刺和容忍，听起来像是他原创的。“要是你觉得它们是死亡之鸟，就受不了这噪音。要是你觉得这是钱，就不介意了。”
于是在乌鸦嘎嘎的噪音中，老人告诉我他忘怀不了的死亡。他用来衡量其他死亡的他所遭遇的第一场死亡，最悲哀痛苦，时隔六十五年仍挥之不去。
当时他和那个表兄弟在嬉闹。他们跟着一辆马拉的货车跑，然后跳上挂在后车轴的马粮袋。车夫没有发现。他们骑在马粮袋上，啃着苹果走了一两英里，终于觉得无聊，便跳下车。一辆当时不常见的汽车开过来，尘土飞扬，一两英尺厚的尘土落在没有铺筑的乡间土路上。两个男孩都淹没在尘土中。不料这时另一辆车开过，他看着表兄弟被撞倒。他懵了，跑到湖边，藏在柳条中直到下午。他在那儿看到尘埃落定，他看见姨妈，表兄弟的母亲来了。他看着那个男孩被救护车带走。“去了军队医院——那时候军队还在这里。”
男孩死了。没人想到惩罚老菲利普斯先生——他自己一直提心吊胆。当晚在姨妈家，他看到表兄弟的尸体陈在那里，早晨他们还一起跳上车来着。
“这些事情后来让你痛苦万分。”老人说。葬礼在第二天举行。“他的小棺材。”老菲利普斯先生边说边流眼泪，他为六十五年前的那场死亡真心地哭了。
然后他不哭了，改变了语调。“不，不小。是正常大小的棺材。姨妈叫我和其他男孩去捡苔藓。我就是这么度过葬礼那一天的。捡苔藓。放在坟上，用来模糊日光下白垩的白印子。现在办殡葬的人还这么做。他们挂一块看上去像草皮的绿垫子在坟边，当然，等送葬的人离开后，他们会来把垫子拿走。”
潮湿的河岸和丘陵：每个人看到的事物不尽相同。老菲利普斯先生，脑中追忆的是白垩和苔藓；喜爱常春藤的房东；庄园花园的建造者；艾伦；杰克；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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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鸦太喧闹，我不知该怎么忍受。这里原本有很多在一定时间出现的噪音：飞机的轰鸣，某些晚上炮兵场的发射声（这声响让人觉得空气是一种有伸展性的物质，到一定状态后会被刺穿），傍晚的交通逐年繁忙，这些噪声穿过稀疏的山毛榉和紫杉传进我的屋子。
然而鸟叫声不寻常。这些大鸟缓缓地四处盘旋，粗厉地叫着像是在讨论什么。后来终于四散而去。第一批定居者到来，只建了一个巢。仿佛它们在试探树、地址和人。山毛榉下多石的小路被堆满了柔韧的树枝。这些筑巢材料从高处落下就变得没用，看数量，每四五根树枝只有一根成功筑巢用了。终于，山毛榉上面出现了一个乌鸦巢。
筑巢活动停了一段时间，让人以为冬天光秃秃的山毛榉树上不会再有乌鸦巢。但很快出现了第二个，第三个，越来越多。巨大的黑色的巢高高在上，天敌够不着。春去夏来，巢就藏在了枝叶中。从去往伦敦的火车上，经过威尔特郡和汉普郡时我看到同样的殖民活动在进行，乌鸦巢头一次出现在那些地方。
山谷里的榆树最终纷纷死了。很多在死之前就被伐倒、切割。其余的则立着死亡，依旧光秃秃的，在夏日的绿意中愈发显得枯灰。山谷里的路突然变得开阔。曾经绿意盎然的弯道神秘而深邃，现在变得平坦而平淡。山坡上的耕地没有了榆树和榆树间野生植被的遮蔽，直接接上了柏油路。房子旁的土地光秃秃的，房屋和附属小棚子一览无遗。浅浅的河流和潮湿的堤岸依旧迷人，但两岸的土地变得平淡无奇。
我感觉时间在变。最初来到这里，时间是如童年时期那样被拉长的。第一个春天包含了太多清晰的东西：苔藓玫瑰、孤零零的蓝色鸢尾和我窗下的牡丹。我期待季节更迭，新的一年到来。接着记忆开始混杂，时光开始飞驰，岁月开始交叠，使我难以分辨回忆中的时间。
租车人布雷曾是园丁皮通（他的房子卖出了让布雷咂舌的高价，买主是在索尔兹伯里工作的年轻勘测员）的邻居。布雷开始与我谈论宗教。这是在乌鸦来之前吗？是在发现年轻的流浪汉在庄园露营之前吗？
这个流浪汉在茂密的果园里的儿童屋住着，在皮通的花园“庇护所”旁边。每年夏天都有流浪汉，但此人与他们非同类，他不是吉卜赛人，而是年轻的城里人。他们这样的人中不乏罪犯，开着旧轿车和货车在威尔特郡和萨默塞特一带游荡，寻找节庆、社区和露营地。这个人的出现引起了警惕。他很快会吸引其他人过来。于是最终，在儿童屋建起六七十年后，这个鲜少有孩子光顾的地方关上了。尽管它的屋顶倾斜，但基本上是完好的。它的门窗都被钉上，用木条封住。菲利普斯先生还用铁丝网把屋子圈起来，以免有人靠近。
皮通离开后，草坪那头的大白门关死了，门口还堆上枯树枝。儿童屋的废弃同样是件大事。但我记不清日期了。皮通遵循的秩序不仅适用于土地，也适用于我的时节感，如今这秩序不复存在。我失去了用来衡量时间的秩序，随着时光飞逝，脑海中的一桩桩事情打乱了，我甚至说不清乌鸦到来和布雷讲宗教时的光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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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埃及或印度类似的地方一样，这地区（曾经是大规模的埋葬地）遍布神圣的宗教建筑遗址：围成圈的木头或巨石阵，巨大的土坟，中世纪大教堂和修道院，以及同样宏伟的教堂。信仰没有在这里止步。这些古迹周围散落着时代更近一点的崇拜遗址，有的甚至紧挨着。
在索尔兹伯里市中心一条狭窄的人行道上，有一家著名的蛋糕店，对面是一座窗子华丽的哥特式教堂。圣坛后的墙壁上，就在屋顶下方，有一幅古老的画，主题为末日审判：紫红色和绿色的颜料都暗淡了。画中很多赤裸的中世纪人物，左边的上天堂，右边的下地狱，画作和人体构造的知识似乎合乎中世纪的思想和灵魂的品质。在一个超出他们掌控的世界里赤裸着，给予慰藉的天使的翅膀可怕而不自然，就像正在吞噬被诅咒者的鸟和爬虫。在这中世纪虔诚的纪念碑对面是繁忙的蛋糕店，里面的房间曾是维多利亚时代的主日学校。一块盾形石板上记录着学校的创建日期和一些史料，以维多利亚时代的哥特体书写。不久前这里还有孩子们学圣经故事、赞美诗，如今上了漆的松木桌上摆着蛋糕、乳蛋饼和咖啡。
索尔兹伯里郊外的河谷里，一条从河边延伸出来的小路尽头，还有一个单间房的“传道小屋”，它以木材和瓦楞铁皮搭就，也许是在一战前建的，但它的朴素中一度仍透着骄傲和宗教感，一如中世纪的宏伟中呈现的敬畏。现在小屋已丧失原有的用途。沿着河流这边的路继续下走，会看到一栋红砖房，镶着维多利亚时代哥特式的窗户。房子上部还写着“卫斯理公会教教堂”。它早就不是教堂了，现在成了带有哥特式拱门和刻字的私宅，成了居住的地方。
位于庄园和我小屋附近的那座翻新的教堂很不同，不仅仅因为它仍是一座教堂。索尔兹伯里的圣托马斯教堂中的末日审判画，表现了某种宗教焦虑：这是一个专制的可怕世界，人们赤身裸体，孤立无助，能提供保护的只有上帝。而庄园这儿的教堂翻新正值维多利亚时代的房屋和庄园在建之时，与圣托马斯教堂的建造时期差很远，它来自那个自信的时代：和信仰一样，它颂扬了一种文化、家国的荣耀和权力，是人能掌握自己命运的自信。
教堂仍保留着那种气氛，虽然它现在吸引的人在财富上无法与维多利亚时代的富豪相提并论，对财富也不再有那么多支配权，这些人的房子也像是维多利亚时代豪宅的零头。教堂会众少，人数只够每月举行一次礼拜仪式，体现了这儿的文化庆祝封闭排外：做礼拜前后车门开关声、交谈声不绝于耳，唱赞美诗以管风琴伴奏（管风琴仍在小教堂使用），这些声音在厚厚的石墙和方格图案的燧石的包围中仍听不真切。
那里没有杰克的位置，他活着的时候赞颂的是生活。菲利普斯先生或在庄园花园干几个小时活的陌生的镇上人，也没有位置。我觉得也没有老布雷的位置，他总是有让人费解的想法，兼具极度保守派和狂热共和党人的特点，崇拜有钱人（雇他车的人）但又憎恨继承财富和头衔的人。老卫斯理公会小教堂（一栋经过拆建的私人住所，配有哥特式窗户）、空荡荡的传教小屋、现成为蛋糕店的维多利亚时代主日学校——这是十九世纪流行的宗教苟延到了二十世纪，这种宗教是束缚和戒律而不是赞颂，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布雷。布雷，以及千千万万同样在这种束缚中长大的人，使得这一带有那么多近代的基督教建筑遗址。这里有那么多种宗教，那么多遗迹。
但是现在，布雷谈起了宗教。我慢慢回想起他的说辞。我没意识到他说起“那本好书”的时候有多严肃。我当时没怎么听进去，只当是他每天喋喋不休的讽刺。我坐在他车里的副驾驶座上，瞥见他的鸭舌帽，他凹陷的眼睛眯缝着盯着马路。他眼周的起伏、脸部的表情加之我对他脾性的了解，使我以为他在开玩笑。
很久以来，我都把他的容貌和举止同那个油嘴滑舌、愤世嫉俗地谈论事情的人联系起来。他以那种态度谈论政客、某些皇室成员、工会、新闻或者上法庭的商人以及各种时兴的话题。比如他抵制工党政府发行的新的一英镑纸币，因为：“我认为那是米老鼠用的钱。”这说法他也许是听来的。布雷的谈论中融合了一些独到的观点，我多次发现这些观点源自电台电视节目和报纸。
一认识到他这次是认真的，我就对他改观了。虽说神态和说话方式没变，但我看到的不再是愤世嫉俗的人云亦云，而是他个人的感受，并且很快变得有激情。
后来我才想到，我为什么没有马上发现布雷谈起宗教时态度是严肃的。这是因为他在学习，他懵里懵懂地接受了某些教义，必须继续深入学习。说这是新的宗教，是因为布雷信奉的不是他和千万人一起抛弃的维多利亚时代遗迹的宗教。他谈话中所指的宗教，他一周一周投入的宗教关乎治疗，更准确地说是一个治疗术士。一名智者（布雷隐藏了此人的性别）；在做“礼拜”时随意翻到圣经的某一页；对上面的字句进行解释；每一个跪着的信徒都收到一条私人讯息和指导。一名治疗术士；把圣经当作圣物，召集人围在它旁边“集会”；分享食物；虔诚中暗示着相互陪伴甚至快乐。
这次有关集会的谈论让我想起十二年前在伦敦北郊的一次“灵魂术”召集会。当时红砖楼外贴着的一则轻描淡写的不起眼的告示勾起了我的兴趣，此外我也是希望找一些材料，为英国某广播电台海外杂志节目撰写一段五分钟的稿子。
集会设在楼上的一个房间，从人行道旁的台阶直接走上去。入口处的灯箱上就只标着“大厅”。里面等待的人多数是常客。其中有几个孩子，健康活泼，有点不安分。他们坐在前排。灵媒是个身材臃肿、其貌不扬的中年妇女。她为自己的迟到道歉，说是从河南边赶来。她很快进入正题。我们每个人都收获了讯息。连我也有一份，是远方的祖父的消息，灵媒说他的声音微弱地传到她耳边。
但最可怕的是给孩子们的讯息。三四个漂亮的孩子，脚不停地动着。灵媒抓住自己的脖子来获取讯息，她说她要窒息了。带孩子来的那个女人，明显是母亲，身子严肃平静地向前倾（她坐在孩子后面一排），点着头，仿佛是确认送信的灵魂的身份。她的丈夫，孩子们的父亲吊死了。我不知道（我从未询问告诉我这事的人）这位父亲是被政府吊死的——在英国或国外——还是上吊自尽。这家人每两周来和他交流一次。他们的沉着无疑可以解释：他们是信徒。每个孩子收到一条讯息，无非是帮妈妈干活或者在学校听话。每个孩子等着自己的讯息，接收时神情严肃。这些拜访会留下怎样的记忆！他们获得了新的性格、新的激情，同时和其他人有所不同。此后二三十年间，那些性格（在成人的身体中，有着成人的需要）会表现出那些激情。
当布雷和我谈起他的集会，我仿佛感受到了二十年前的那种寒意。他和二十年前那一家母子一样冷静。他们是受一种可怕的需求驱使着，所有人都明白那是什么。那么是什么驱使了布雷？
他固执己见，滔滔不绝，我没有静下来想想他是否满意他的生活。他有个女儿住在德文郡，是找了“一块地”（布雷的原话）随丈夫搬过去的。她从来不回家探望布雷。布雷第一次提到这事时还替她找了很多理由。回来干什么呢？从女儿选择远离布雷生活这一点来看，我想到他有多让人无法忍受，住在他的房子里该有多么压抑。再以此看布雷的种种特点：他记得收获时节田里满是劳工的日子，喝啤酒有限额，孩子们给父亲和祖父送饭；他不愿披露自己孩童时趁假期在庄园打短工的事实；他想独立却不知不觉地被束缚，干了被训练取悦他人的行当，有三四重性格。
我多少体会到了他的反复无常。但现在他出什么事了？据说他在那些集会上（在南方海岸的某个镇子上）、在分享食物的交流中，加入到他原本鄙夷的激进保守派的群体当中：工人、正找工作的人，那种布雷——他终于不需要像父亲和祖父那样一辈子服侍人了，他是个体户，他庆祝自己的自由——看不起的人。他一度嘲笑皮通，幸灾乐祸，如今倒对皮通那样的人表现出同情，那些人在英国，甚至在这种富饶的地区都难以谋生。他们从中部来，发现自己一无所有，没有住所和社会保障，他们（和圣托马斯教堂的末日审判画中赤裸的人不同）知道是谁掌控着他们的命运，但又觉得自己失去了掌控。
听布雷讲集会，越往后我越发想到二十年前伦敦的那场集会。当时的场景纷纷浮现，一个细节接着一个细节，一直到印着“大厅”字样的灯箱，在安静的街头照出微弱的光亮。那个伦敦的住宅区夜间安静无声，只有几个人几辆车往来。街上如此沉闷，台阶那端房间中的人如此绝望。
“这和其他事情一样。”布雷说。“你投入多少就能收获多少。你投入越多，得到的越多。那本好书一直对你敞开。”
我从布雷太太那里听到了更多。我不太认识她，主要从电话中熟悉她。布雷出门的时候由她接电话处理客户的预约，布雷也不时打电话回家。她接电话时言简意赅（经布雷指导，以便为顾客节省电话费），有效率。没有多余的话。电话那头一个轻快的声音，见不到人。她住在那个没有花园的房子里，因为布雷的水泥院子没有给花园留下空间。她坐布雷的车去索尔兹伯里或者安多弗买东西，她很少搭公交车。有时候在索尔兹伯里，布雷会开着车碰上她，和她打招呼。于是我看到了她，一个非常娇小瘦弱的女人，几乎可以忽略。仿佛和布雷生活，和这个司机，机修师，固执而努力工作、忽视山谷里的美人的男人生活，让她憔悴。现在，我从她那里听到更多布雷的宗教和“集会”的情况。
“这些日子我不能帮他接电话。我觉得他在参加一种集会。他清空了冰箱，我才想到的。你不会这么用冰箱。我不理解。要是你有冰箱，你得塞满它才是，不该一直清理它。”
我听布雷说起过冰箱。他很看重它。我没有冰箱，他很乐意告诉我怎么使用它。大规模采购（明显是促销货），烹饪，储藏大批食物。冰箱让食物成了一种新型仪式的中心，提供了一种新的购物模式，新的短途旅行，重构了充裕、丰收和庆祝的概念。
布雷太太有自己的想法。对待冰箱，她更像是喜欢贮存食物的松鼠，希望谷仓满满的。有天不知怎的，我在公交车站遇见了她。她对冰箱的事愤懑不已。她那么矮，那么瘦，那么生气。
乌鸦在我们头上扑腾聒噪。她说：“如果你有了冰箱，你得存东西，别一直清理它。”她说话的神情仿佛她身在一个理想的世界，会把冰箱里的东西永远存下去，永远不去碰。仿佛言下之意是，尽管布雷不在，也没有车，她就是要去索尔兹伯里给冰箱补货。她重复着：“你得存东西。”
路的尽头出现了红色公交车，因为没有榆树等植物遮蔽了。
她等到公交车差不多停稳，说了句：“都是他的那个骚娘儿们惹的。”
这话脱口而出。仿佛公交车进站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契机：前面的区域突然暗下去，折叠车门打开，引擎轰响，这些都为这一揭露提供了戏剧性的时刻，正好适合她不顾斯文谈论她不确定的事情。这也让她火冒三丈。她踏上车，把硬币塞进投币箱，脾气大得想让全车的人都注意她。
她在前排坐下——这样的焦躁和喧闹都来自一个个子小小的女人——就不再理我了。我想，一九五○年十八岁的我初到英国，涉世未深，那时见到一个这样年龄的女人在公交车上的这副表现，恐怕就会想这样一个娇小的白头发老女人怒气冲冲，是不是和她丈夫的“骚娘儿们”有关。
这个小个子女人的话让我震惊。长久以来我都是通过她在电话中友善轻快的声音了解她，她也认得我的声音，会在我报上名字之前说出我是谁。“能的”，“我会弄好的”，“谢谢先生”——这几句话总会让我想到她，她接电话时语速快，为的是不让我多投硬币。“骚娘儿们”很可怕——有辱她，有辱她所指的那个女人（如果她当真存在），有辱她丈夫，有辱我们所有人，这不雅的用词本身就是侮辱性的。
如今，我从布雷太太那里听到的都是那个女人的事，在电话里、在车站（她开始更频繁地出现在车站）和索尔兹伯里的购物街上。布雷怎么遇见那个女人的？谁会被布雷吸引？我以前没觉得布雷会是任何人的情人，但这是男人的看法。在情感上，男人和女人生活在两个世界。
一开始，我怀疑这个女人并不存在。但布雷太太说的故事太具体，我很快相信确有其事。而且从布雷太太的讲述中，我发觉布雷会直接或无意地提起这个女人，提起和她见面的事，一如他平日里谈到他出租车的相关工作。
她某晚乘一列南边开来的慢车到了索尔兹伯里火车站。（布雷太太只提到了这个女人年龄和外貌的一些细节，我无从知道这些细节是否出自布雷本人的讲述。）她告诉检票员她没有票，没有地方过夜。检票员或另一个同事打电话报警，这个女人被安排在（这是英国政府和官员奇特的、认为理所应当的人道）一个提供早餐的寄宿处过夜。具体的处理要等到第二天由一个更高级的官员来定夺。寄宿处是一个男人为补贴生活而开的，他经营一家集绘画、装裱、旧货和古董于一体的店，生意冷清。
应警方（或一个警察）的要求，布雷（这个公正可靠，不分日夜随时准备好工作的人）开车去火车站，把这个女人送去寄宿处。车站明亮的灯，几乎空荡荡的状态，这个女人的孤独，一定让他留下了印象。
但是第二天，当他去接这个女人上警察局的时候，他对她产生了好感。当她从前门短短的路走出来，他看见（正如他对太太所说）这个女人面色很差，穿一件宽大的粗花呢外套（明显是别人的），这是他讨厌的流浪者或者附近“旅人”的样子（他是这么告诉布雷太太的）。但是突然（他是这么告诉布雷太太的），当她走出大门上了人行道，她对他满是怒意、讽刺和嘲弄。据他所说，她那细小的眼睛几乎对他叫嚷起来：“你知道我没钱。”
布雷太太以她自己的方式表达了那个女人的讽刺。但即便如此，还是能想见布雷如何望而却步，想见在这女人极具攻击性的时刻他受到了吸引，爱上她的弱点、她的需要、她在那一刻对他的依赖。然后她继续用敌意和骄傲（明显包含了她犹豫的请求）对他说：“你知道他们会把我送回哪儿吧？”不是监狱，否则布雷不会答应这差使。是去精神疗养院。这个女人有一点孩子气，指望她的请求能打动大人，打动别人。
这是布雷告诉布雷太太的内容。他早期的直接的故事就此打住。因为这个女人身体里那个受了伤又吸引人的孩子，因为那双眼睛后面被囚禁的灵魂，布雷感到了无限的激情和他天性中的保护欲。无论我何时想到这个女人和布雷，都不禁想到那些话。布雷太太经常提起她唯一承认的那对男女说过的亲密话。“你知道我没钱。”“你知道他们要把我送回哪儿吧？”
他没有把她送到警察局，没让她在那儿留底案。他付钱让她继续待在寄宿处。他认识那个老板，那个旧货店老板以卖画框起家，称自己的店为画廊。
这个人和很多其他店主或未来的店主很像，他受索尔兹伯里当地的文明、富足和乡村的吸引，但是没有充分了解交通、停车场、单行道或者人流分布。
一家店哪怕离市场、广场只有两三分钟的步行距离，也可能偏离了购物中心。很多小生意很快关门了。尤其可悲的是那些赶时髦的店，不明白人们真要买要紧东西就去伦敦了。那些精品店和女装店如何迅速冷清下来，店主的歇斯底里在橱窗中尽现。不是说摆设杂乱或无序，恰恰相反，是表现在一种惆怅的不自信中，不是对高雅品位或者怀旧风格缺乏自信，而是像精神紧张，仿佛橱窗本身不希望被看到。橱窗的这种缺乏自信显示店主想要抛下这项生意。
渔网上不再带着塑料海星、上色的木鱼、真贝壳或者小块浮木，或者秋叶。现在没这些东西了，倒像甩卖一堆无人认领的物品：只有女式衣服、裙子和上衣，不讨人喜爱，甚至都不招店主本人喜爱。当灯光适宜，窗户不再反射街景，有时候能瞥见店主在她日益缩小的库存中一副空虚、阴郁、让人生厌的样子。一开始，她尽力展示自己的魅力，招揽顾客（也许是奉上咖啡或者播放古典音乐），营造一种氛围。现在看来却焦躁地想赶走所有顾客，免得有人再来鼓励她坚持下去。这一切离繁华与成功仅几码之遥。
就在一家这样的画框店，一家“画廊”楼上，布雷的女人住了下来。索尔兹伯里暂时没有对这家店装裱的画框的需求，店里也没有足够的画框吸引人进去。十来个画框样品细致地切成斜角挂在钉子上，就像小小的装饰性的绞刑架。这些样品很快消失在二手家具和家居用品中，因为老板开始经营二手货生意，最后为了维持下去，他把楼上辟成了寄宿所。
就是在这里，通过这个女人或者女孩，或者通过此店老板，布雷开始了解那个治疗术士和集会。他觉得学到了什么知识，就立即来告诉我。一开始他没有掌握多少东西，因而我花了些时间才厘清他说的话。
渐渐地，我听他讲述他新的宗教生活：治疗课程，为每个人轮流随意翻开“那本好书”，然后诠释上面的字句。渐渐地，他也谈到了他所发现并服从的新的团体观念：心智或心灵受伤的人的发现，他们无法适应这个物质世界，失去了控制。不是圣托马斯教堂末日审判画中主观的中世纪世界：那是一个人们从未理解或者从未想过他们能掌控的世界。在那个世界，人只能通过安抚、献祭和举行仪式活下去。而布雷的治疗世界不同，它像是基督教兴起时的古罗马，悲戚和情感的交流源自一种感觉：世界曾在人的控制之中，但现在失控了。
这种温情和怜悯的中心，是他在火车站遇见的那个女人。她在第二天就将自己托付给他，彻底依赖他。关于她的外貌，我所知的不过是听来的那些：肥大的粗花呢外套、平直的头发、一双靠得很近且忧伤的眼睛和差劲的皮肤。这是布雷向布雷太太报告的头两天的情况，也是布雷太太可以从中揣测和夸张的所有信息。
我觉得那个女人对布雷的吸引，在于她缺乏明显的魅力。女人的魅力可能让布雷感到不安，会让他觉得受利用，觉得背后曾有或者会有其他男人的存在。而在这个女人身上，他只看到一个孩子在残酷世界中的需要。布雷也许觉得他是唯一伸出援手的人。她那咄咄逼人的忧伤眼神中，也许不时流露出对布雷保护能力的肯定。
布雷太太说起布雷：“要是我向出租车工会或政府委员会举报他从哪儿弄来这个骚娘儿们，我肯定他要被吊销执照。”
我不觉得她会有这魄力，也不觉得她真这么想过，而且我不相信她希望布雷受到任何伤害。令她愤怒的是他新的平静。至于布雷，他表现得好像家里没有起过任何争执。也许真没有争执，也许布雷太太的怒气是装给我这样的人看的，因为我们多少了解布雷的另一种生活。但我只从布雷太太那里听说过那个女人。布雷绝口不提。他的集会占去他大部分时间，他跟我也只谈这些。现在，个别下午和晚上他会有事，其余时间他的租车生意像以往一样继续。
有天在他车里，仿佛是为了给他要说的话制造效果，他有意沉默片刻后说：“我缴纳什一税了。”
他说这话时带着骄傲、夸耀和快乐。感觉就像他之前说到皮通离开的消息，然后神秘地从仪表盘下面的格子中取出房东一九二○年出版的书给我时那样，像是对我的恩赐。
什一税！这么古老的词。个人收入的十分之一捐给教会。这是一个引起激进抗议的主题，也许甚至在中世纪，人们活在圣托马斯教堂末日审判画中的世界里时便已受到抗拒。但是如今，布雷这个厌恶特权和课税的人，竟炫耀起他向他的治疗术士缴纳什一税，说话的口气仿佛他历尽艰辛攀上山顶，见到了美丽的风景。
他说：“你知道，是要在税前的。我把自己全部收入的十分之一给了教会。这让我心痛。当然心痛。它就是要让人心痛的。你一定要做出牺牲。”接着他开始跟我讲那个人，显然不知道我已经从他妻子那里听说了，他说：“我认识一个人。起初做二手店，生意不好。后来开始接待外国学生。法国和德国的。我们这里有不少那样的人。但是仍不见起色。政府部门要学生住在居民家里。他都绝望了。这时他开始缴什一税。这让人心痛，像是压垮他的最后一根稻草。但是他坚持做。结果怎么着？前两个月社保部门的人开始给他介绍客户，几年来他第一回开始有固定收入。正如丘吉尔在战时说的，人生总有潮涨潮落。有付出，就会有回报。你投入多少就得到多少。你必须心痛过，才有加倍的补偿。”
于是，在乌鸦的聒噪声中，布雷感受到了内心的平静。正如老菲利普斯先生所言，据传，乌鸦的到来预示着死亡或财富。他依旧在杂乱的院子里修理引擎（但是对勘测员邻居比对皮通要谨慎）；他依旧穿着他正式的非正式制服和羊毛衫，头戴鸭舌帽；他仍旧在车里唠唠叨叨，但不那么喜欢谩骂、吹毛求疵或咆哮了，或者说它们已并入他的宗教讨论中。他心态平和，内心藏着秘密和追求。
他对太太的愤怒漠不关心。但是我怀疑，那愤怒是给外人看的，那不过是一种表演，一种性格，让她出门后能更好地融入人群（她长久以来闭门不出）。因为布雷太太在外人前的性格没有变化，因为我总能猜到她的言下之意，所以我不想见到她（她曾经不过是电话中一个温柔熟悉的声音），就像以前有段时间我不想碰见皮通，尽管他早期的园艺工作曾吸引我去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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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天在公交车站，一辆大轿车停在我面前。这是继勘测员之后又一个新邻居。他提议载我去索尔兹伯里，这是他自我介绍的方式。一辆大轿车，一个中年男人，也许六十上下，一座大房子（我听说了那座房子挂牌出售，但是不知道是否有人买下，直到现在才知道已经售出）。这个邻居依旧是乡村口音，他想让我知道他是本地人，早就了解这山谷，并且已经熟悉了邻里（虽然他才搬进来）。
他说：“我上周载了布雷太太一程。她最近脾气暴躁。你认识约翰·布雷吗？为什么他收费这么少？他会干活干到死。他服务周到，人也可靠，有很多常客，很受欢迎。我经常告诉他，作为一个租车的，他应该按市场最高价收费。但他不听。”
我们经过一座旧农场，墙壁破败，院子泥泞。
我的新邻居说：“我母亲就是在那座房子里长大的。当然现在里面住了别人。”
以这种方式宣扬他和山谷以及当地人的关系，其实不招人喜欢。我想起老菲利普斯先生，每每想到早年的生活，在世纪初的山谷中当学徒时期以及汽车撞倒他表兄弟的事，他就眼泛泪光。从这个邻居的话中能听出来，他希望和过去相联系。这一过去也同样让布雷念念不忘，比如丰收时节孩子们送饭给田间的父亲。但是同时我这个开着大轿车在河边不紧不慢前行的邻居也让我感受到了有钱人的任性。
“菲利普斯太太怎么样了？”
我不知道她有什么不对劲的。我只知道，她近来的情况像我房东在那两个绚烂丰富的夏天后的状态，一天到晚见不着人。但是我没有问原因。
我邻居说：“我觉得她的神经质又犯了。”
布雷太太的恼火、布雷的收费标准和菲利普斯太太日益严重的神经质——我见识了这个邻居的消息面，我觉得他的用意也是要让我佩服。在我印象中——随着时间流逝，随着我对山谷季节更迭的循环体验（新的知识逐年递减），以及近来一些事导致的记忆错位（比如皮通的离开）——在我印象中，他，我的邻居，刚到山谷定居。
我们来到有一座桥的村庄。我邻居驶离山谷主路，小心地驾车经过狭窄的带铁栏杆的桥。
他说：“我经常走这条路，会看到不少漂亮的小景。”他变得头头是道，那兴致同我来这儿头几年对山谷与河流的情感差不多。但是对我来说，几年后这儿的时节便是循环往复的了，对他来说却不是。他年纪比我大，与此地又有很深的渊源。也许是对这个地区深厚的了解，加上对宅子的所有权，他产生了一种独特的几乎是虔诚的观感。
山谷河上只有这一座桥。桥和村子都历史悠久。虽然这里没有坟头，村里的房舍多建于本世纪，但还是给人一种古老的感觉，不是庙宇的神秘感，而是人类的定居、耕种、田野或湿草甸范围内的牧草地，已经存在了好几个世纪。
这种感觉在我们驶过大片田地时尤其强烈。我从未看见有人在这块地里耕作。路边有高大的橡树，树干粗壮直立，间隔宽且均匀。这些橡树像一百年前种下的（当年种下树篱和橡树的人大概确信这个角落会一直维持原貌）。
我来山谷后的第二三年，冬天河水泛滥，淹掉了很多河岸，在湿草甸上辟出湍急的水道。这边长着大橡树的田野也被淹没，在一定光线下像一片湖面。天鹅、黑水鸡、黑鸭、小野鸭等水禽离开了原先的河道，在这片田野上扑腾，好像不光是为找到了一块新的觅食地而兴奋，更是在庆祝陆地上新生了水面。水几日后退去，田地湿漉漉的，到处是一堆堆夹杂着草叶的黑泥，仿佛水流把草推向了错误的方向。自此以后每个冬天，只要看到黄底黑字“小心洪水”的市政告示牌挂在路边，我就等着好戏重演。
路沿着山丘的岩脊起伏延伸。河在右手边，时而近，时而远，时而与路面齐平，时而比路面低。一条狭窄的河流在宽阔的山谷蜿蜒穿行，提供了很多景致。这条河的两岸给人截然不同的感受，仿佛是两条河。
路开始急转弯，河水逐渐从视野中退去，田野将它和路分开。然后出现了一条长满野草的小径，斜穿过田野直通河流。
我的邻居说：“我小时候常在这里骑自行车。我喜欢骑到山顶，再顺着那条小路冲下来。小路尽头是通向河对岸的一座小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