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
费伯靠在一棵树上，颤抖着，并且呕吐起来。
随后他开始思索：要不要埋掉这五具尸体。
他估计，这件事要花半小时到一小时，时间长短取决于把尸体掩埋到什么程度。在这段时间里，他可能被捕。
他掂量着为埋尸而被发现的风险，与延迟发现尸体所赢得的宝贵时间之间的利弊得失。人们很快就会发现这五个人失踪了，大约在九点左右他们就会进行搜索。假定这五个国民军是按规定的线路巡逻，那他们走的路线别人就会知道。搜索队的第一步行动是派个人沿路迅速寻找一遍。如果这些尸体停在原处，那搜索就会很快发现并发出警报。如果把尸体掩埋了，搜索队就得回去报告，然后开始全面搜索，出动警犬和警察搜遍各个角落。他们可能要花费上一整天，才能发现尸体。到那时候，费伯可能已经在伦敦了。对他来说，最重要的是，这样可以在他们知道要寻找一个杀人犯之前就离开这一带。他决定为争取这额外的时间冒一番险。
他游到运河对岸，扛着那个上岁数的上尉的尸体又游回来。他把尸体往一棵灌木丛后面随便一扔，从船舱里拉出那两具尸体，往上尉的尸体上抛去，随后又把沃森和下士的尸体堆到上面。
他在树丛中几码远的地方找到一片松土。那地方稍稍向下洼，给了他一点方便。他没有铁铲。他从船的小厨房里拿了一只长柄的深平底锅，动手挖了起来。
最上面两三英尺是断枝腐叶，挖着很容易。再往下就是泥土了，挖起来十分吃力。花了半个小时，他才又挖深了十八英尺。只能凑合了。
他把尸体一具一具地拖过来，抛进坑里，然后脱下浑身污泥、沾满血迹的衣服，盖在尸堆的上面。他用松土埋上，又盖了一层从附近的树木和灌木丛折来的枝叶。这样足以蒙混过第一次的草草搜索了。
他把土踢在沃森躺过的地方，把血迹掩盖起来。船上也有血，是那个扑上来的士兵流的。费伯找了块抹布，把甲板洗刷干净。
随后他穿上一身干净衣服，扬起帆，把船开走。
他扬足了帆，全速前进，尽量拉大他和坟墓间的距离。他一边航行，一边琢磨乘火车和偷一辆汽车各有什么利弊。要是能找到一辆可偷的汽车，速度要快得多，但检查偷车贼的行动很快就会展开，不管人们有没有把失车和国民军巡逻队失踪两件事联系起来。寻找一个火车站可能要花很长的时间，但看来更安全——只要他多加小心，就能在差不多一天的时间里不受怀疑。
他不知道该拿这艘船怎么办。理想的办法是把它击沉，但在凿的时候可能会被人发现。如果他把船停在某处港口，或者干脆泊在这河边上，警察就会很快把船和谋杀联系起来，这就会透露了自己的去向。他一时拿不定主意。
糟糕的是，他不清楚自己身在何方。他那张英国水路地图上绘出了每一座桥梁、每一个港口和每一道船闸，但是没有标出铁路线。他估计，每走上一两个小时，他可以经过六七个村庄，问题是有村庄的地方不一定就有火车站。
最后，运气一下子解决了两个问题——这河从一座铁路桥下穿过了。
他带好他的指南针、从相机中取出的底片、皮夹和锥形匕首，其余物品则和小船一起沉掉。
河两边岸上的小路都有树木遮蔽，附近又没有公路。他卷起船帆，拆到桅杆基座，把桅杆放倒在甲板上。然后他把龙骨上的鱼舱塞拔掉，拽着缆绳，跳到岸上。
小船渐渐灌满了水，在桥下漂着。费伯拉着缆绳，控制着船，让它在下沉的时候正好在桥拱的下方。后甲板先沉下去，随后是船头，最后，河水把船舱顶淹没了。水面上冒出几个气泡，之后就什么都没有了。桥的阴影遮住了船的轮廓，随便看上一眼是发现不了的。费伯把缆绳抛进水里。
铁路线由东北伸向西南。费伯爬到路基上，向西南方向走去，那是伦敦所在的位置。铁路是单轨的，大概是乡间支线。列车班次不会很多，但每站必停。
他沿线走着，太阳光越来越强了，他走得很快，感到燥热。他卖掉那身沾血的黑衣裤时，换上了双挂扣的运动上衣和厚厚的法兰绒裤子。现在他把外衣脱下，搭在肩上。
走了四十分钟以后，他听到远处的火车声，便躲到了铁路边上的树丛里。一列运煤车向东北驶去，是一辆慢吞吞的老式蒸汽机车，头上喷着大团大团的白气。如果有相反方向的火车，他就可以跳上去。要跳吗？跳上车可以不必长途跋涉。但另一方面，他会弄得全身污黑，惹人生疑，下车时要想不让人发现也很麻烦。算啦，还是走路保险。
铁路笔直地穿越平坦的原野。费伯经过一片农田，一个农民正在用拖拉机耕地，要想不让人看见是不行的。那农民只向他挥了挥手，并没有停下手中的工作。他们相距很远，他看不清费伯的脸。
他大约走了十英里之后，看到前方有个车站，他能看清的只是隆起的月台和一组信号标志。他离开了铁路，穿越野地，尽量靠着树林的边缘走着，直到遇上一条公路。
没走几步他就进了村子。那儿没有任何标志告诉他村名。由于德国人入侵英伦三岛的威胁已经解除，以前被拆掉的路牌和地标如今又一一被重新竖立了起来，但这个村子还没心思去办这个。
村里有一所邮局、一座谷仓和一家叫公牛的酒馆，他经过战争纪念碑时，一个推婴儿车的妇女友好地向他打招呼：“早安！”小车站懒洋洋地晒着春天的太阳。费伯走了进去。
布告栏上贴着一张列车时刻表。费伯走上前去察看。他身后的售票小窗口传出一个声音说：“我要是你，就不去理会那玩意儿了。那可是《浮华世家》<small>[20]</small>以来最大的杜撰之作。”
费伯其实早就知道那张时刻表是过时的了，但他需要确定火车是通往伦敦的。的确是。他说：“下一班到利物浦街车站的列车是什么时间？”
铁路职员讽刺地哈哈大笑：“你要是运气好，说不定今天什么时候会碰上一班。”
“我反正得买一张票。请给一张单程票。”
“五先令四便士。听说，在意大利，火车倒还是准时的。”那职员说。
“现在也不行啦。”费伯发表着言论，“不过，不管怎么说，我都宁可选咱们糟糕的列车和政治制度。”
那人神经质地盯了他一眼：“当然，你说得对。你愿意在‘公牛’酒馆等车吗？车来了你听得见——万一听不见，我会打发人去叫你。”
费伯不想让更多的人看见他的脸。“不必啦，谢谢，我不想多花钱。”他接过车票，向月台走去。
那职员过了一会儿跟了上来，和他并肩坐在长凳上晒太阳。他问：“你在赶时间吗？”
费伯摇摇头：“我已经把今天报销了。我起床就晚了，又和老板吵了一架，开的那辆卡车又抛了锚。”
“不顺心的日子总有的。”那职员看了看他的表。“列车今天早上准时从这开走。人们都说，准时开走就会准点开回来。你可能运气不坏。”他回办公室了。
费伯果然运气不坏。列车在二十分钟后就到了。车上挤满了农民、携家带眷的人、商人和士兵。费伯找到了一处靠近窗口的地面坐着。列车摇摇晃晃地开出去以后，他捡起了一张别人扔下的两天前的报纸，借了一支铅笔，开始做填字游戏。他很为他用英语填字的能力而得意：这是对外语流利程度的严格测试。过了不久，在列车的摇晃中，他打起瞌睡、做起了梦来。
那是一个熟悉的梦，梦中他到达了伦敦。
他携带着一本比利时护照，从法国越海进入英国。护照上用的名字是让・范・格尔德，飞利浦公司的代表（万一海关打开了他的手提箱，看见里面的无线电电台，这个身份可以解释）。他的英语很流利，只是不够口语化，但海关的人没有找他麻烦，因为他是盟国的自己人。他乘上火车来到伦敦。那些日子车厢里空座很多，而且还可以吃上一顿饭。费伯吃了烤牛肉和约克郡布丁。食物很可口。他同一个来自加的夫的历史系学生议论欧洲的政治形势。整个梦境都和当年的实际情况一模一样。不过，当列车在滑铁卢车站停下来之后，噩梦就开始了。
事情是从验票口开始的。像一切梦一样，他的这个梦也有其莫名其妙、不合逻辑的地方。他们盘查的竟然不是他的伪造护照，而是他那张完全合法的火车票。验票员说：“这是一张德国情报机构的车票。”
“不是的。”费伯说，突然变得一口浓重的德国腔。他的英语辅音出什么毛病了？就是发不出来。“我在多佛‘买的’<small>[21]</small>。”妈的，怎么溜出德语来了。
这时那个验票员已经变成了头戴钢盔的伦敦警察，他似乎没注意到这句突然溜出口的德语。他客气地笑着，说：“我最好还是查查你的‘箱子’<small>[22]</small>，先生。”
火车站上挤满了人。费伯心想，如果他能混进人群，说不定还能溜掉。他放下手提箱就跑，在人群中挤出一条路。他突然意识到他把裤子忘在火车上了，而他的短袜上有卐字徽记。他得趁着人们还没注意到这个穿着卐字徽记的袜子但没穿裤子狂跑的人之前，在遇到的第一家商店里就买条裤子。这时人群里有人说：“我以前看见过你的脸。”接着他脚下一绊，“砰”的一声摔倒在地上——原来是他倒在了打瞌睡的车厢地板上。
他眨了眨眼，打了个哈欠，四面张望了一下。刚醒来的一刹那，他有一种松了一口气的感觉（因为他发现刚才的事情原来不过是场梦），但随后他又为出现在梦中的象征物觉得好笑——一只带卐字的袜子，老天爷！
他身边一个穿工作裤的人说：“你睡得真香。”
费伯警觉地看了对方一眼（他总害怕自己会说梦话暴露了身份），接着说：“我做了个不愉快的梦。”那人未加评论。
天黑下来了。他睡的时间可不短。车厢里的灯突然亮了，那是一只蓝色的灯泡，有人把百叶窗拉上。人们的面孔都变成了苍白、不见五官的椭圆形。那个工人又饶舌了。“你错过了刚才那激动人心的一幕。”他对费伯说。
费伯皱起了眉头：“发生了什么了？”他不可能睡得连有警察检查之类的情况都没有醒。
“有一列美国军车开过了我们。车速大概每小时十英里，一个黑鬼开车，不停地响着铃，车头前面还装了一个大型的排障器！”
费伯微微一笑，又去回想他刚抵达英国时的情形。事实上，当日他并没有在滑铁卢车站遇上盘问，而是一路平安无事地抵达伦敦。他住进事先订好的一家旅馆，用的还是那本比利时护照，他曾花了一星期的时间走访了好几处乡村墓地，从墓碑上记下和他年龄相仿的男人的姓名，申请了三个出生证的副本。随后他利用并不存在的一家曼彻斯特公司的伪造证明文件，找到了住所，并取得了一份卑微的工作。他甚至在战前海格特的选民登记册上注册并投了保守党的票。按照定量配给制度，配给证是透过房东发给在某一晚上在该处过夜的每个人的。费伯当晚设法在三处住所都各待了一段时间，所以就以三种身份弄到了三份配给证。他把那本比利时护照烧掉了——假如他需要护照的话，他可以弄得到三本英国护照。
火车停了下来，从外面的嘈杂声中，旅客们猜到他们已经到站了。费伯下了车，才意识到他有多饿。他的上一顿饭还是前一天吃的香肠和饼干。他穿过收票口，看到了车站的快餐店。里面挤满了人，大多数是大兵，他们在餐桌旁，不是睡着，就是想打个瞌睡。费伯要了一份起司三明治和一杯红茶。
“这儿的食品是为军人准备的。”柜台后面的女人说。
“那就只要红茶好了。”
“有杯子吗？”
费伯有点出乎意料：“我没有。”
“我们也没有，朋友。”
费伯满心厌恶地走开了。他想去东方大旅馆吃饭，但那样太浪费时间。他找到一家小酒店，喝了两杯淡啤酒，又到一家“炸鱼加马铃薯条”店买了一袋马铃薯条，站到行人道上，吃了起来。这些东西居然让他出乎意料之外地饱。
现在他要找一家药店，然后破门而入。
他想把他的底片拿去冲，看看照片能不能洗出来。他不打算冒带上一卷报废的底片返回德国的风险。如果照片不好，他只好再偷些底片，回去重拍一次。想到这个就让他受不了。
这家药店必须是一家独立的小店，不能是那种专门冲洗底片的连锁店。它还要位于当地居民买得起相机（或战前买得起相机）的地区。利物浦街车站所在的伦敦东区不太理想。他决定到布卢姆伯里去。
月光下的街道十分恬静。这天夜里到目前为止一直没有警报。在法官街，两名宪兵拦住了他，要求看看他的身份证。费伯装出带几分醉意，那两名宪兵也没有问他在街上做什么。
他在南安普敦街的北端找到了他要找的药店。橱窗里有柯达的招牌。没想到，店还开着。他走了进去。
柜台后面站着一个弓腰驼背的人，已经开始秃顶了，戴着眼镜，穿着白外套，脾气不算好。他说：“我们只接受医生的处方。”
“这没什么。我只想打听一下你们冲不冲洗底片。”
“冲，不过你得明天再来——”
“你们冲印照片有规定吗？”费伯问，“你知道，我很急。”
“你得明天再来——”
“我能当天取吗？我弟弟正在休假，他想带一些照片走——”
“我们最快也得二十四小时。明天再来吧。”
“谢谢，我明天再来。”费伯说了假话。他出门的时候，注意到药店再过十分钟就关门了。他横过马路，站在暗处等候着。
九点一到，那个药剂师走出店门，在身后锁上门，沿路走了。费伯向相反方向走去，过了两个街区之后，转了弯。
看来没有通向店后的路，这让他失望。费伯并没打算从前门破门而入，以防他在店内时万一有巡警注意到前门没锁上。他沿与药店平行的另一条街道边走边看，寻找一条通路。显然没有。不过，店后总该有个天井之类的地方，因为如果两条街的建筑背靠背紧挨着的话，两条街不应该隔这么远的。
最后他来到一所旧的大宅子前面，门前钉着一个牌子，说它是附近一座大学的宿舍。前门没有上锁。费伯走了进去，快步穿过一个食堂。一张餐桌旁坐着一个姑娘，边喝咖啡边看书。费伯咕哝了一句：“我是学校派来查灯火管制的。”她点了点头，继续看她的书。费伯从后门走了出去。
他穿过一座院子，绊到了挡路的一堆垃圾桶上，找着了一扇通后巷的门。门一打开，迎面就是药店的后门。这个后门显然从来没用过。他踩过一座废弃的轮胎和一张旧弹簧床，用肩膀撞门。腐朽的木门很轻易就垮了，费伯到了店里。
他找到了暗房，把自己锁在里面。开关一打开，天花板上一盏昏暗的红灯就亮了起来。暗房设备齐全，贴了标签的冲洗液整齐地摆放着，还有一部放大机，甚至还有一架烘干机。
费伯迅速而仔细地工作起来，把温箱的温度调得准确无误，把冲洗液调匀，照墙上一座大电钟的指针掌握着进度。
底片完美无瑕。
他把底片烘干，然后放进放大机里，洗了一整套10×8英寸的照片。他看到冲洗盆中的照片逐渐显影，感到一阵欣喜——上帝，他干得多棒！
现在需要作出一项重大决定。
这个问题已经在他的头脑中纠缠了一天了，如今照片既已冲洗出来，他被迫要去面对它了——
万一他送不回去照片怎么办？
他前面的行程是未卜的。尽管有旅行限制和海岸安全规定，他自信还是有能力到达会合地点，但他没把握潜艇是否一定会等在那里，即使他登上船，能不能穿过北海返回德国也是未知数。
他发现了重大的战争秘密，但他有可能会活不成，届时秘密也会跟他一起完蛋——想到这种可能性，他就不寒而栗。
他得想一条后路。这意味着他得写一封给汉堡的信。
当然，在英国和德国之间没有通邮。邮件得通过一个中立国，所有这样的邮件肯定都会受到检查。他可以用密码书写，但这毫无意义：他必须附上照片，那才是能说明问题的证据。
有一条邮路，不过已经很陈旧了。伦敦的葡萄牙大使馆中有一位出于政治原因同情德国的官员，由于接受了大量的贿赂，他会把情报透过外交信袋送到里斯本的德国大使馆。这条邮路早在一九三九年就开辟了，不过费伯除了卡纳里斯所要求的常规通讯测试之外，从来没有用过。
这次是非用不可了。
费伯觉得十分气恼。他痛恨信任他人。这条邮路可能不通了，或许已经不安全了；如果是这样，英国人会发现他已知道了他们的机密。
间谍工作有一条基本规则，那就是不能让对方了解到你发现了什么秘密，否则，你的发现将是一场空。然后，目前的情况却不同，英国人即使知道了，又能如何？他们仍然非在法国登陆不可。费伯的头脑清晰了。权衡的结果无可置疑地倾向于把他的情报送交葡萄牙大使馆的管道。
尽管本能反对，他还是坐下来写了一封信。
14
弗雷德里克・布劳格斯在乡间度过了一个不愉快的下午。
当五位忧心忡忡的太太向当地警察局报告，她们的丈夫没有回家时，一名乡村警察绞尽他那有限的推理脑汁，得出了结论：这支国民军巡逻队已然全体失踪。他相当肯定地认为，他们只不过是迷了路：这些人非聋即蠢，要不就是年纪老迈，不然他们早就在军中服役了——不过，那位乡村警察还是照样上报给总局，只是为了开脱自己。收到消息的值班室中士马上意识到，这伙失踪的人是在一个非常敏感的军事区巡逻的。
他向他的警长报告，警长上报到苏格兰场，苏格兰场一面派出一名特警队员到现场，一面通报给军情五处，军情五处立即派出布劳格斯。
特警队派的那名队员正是哈里斯，他曾经办过斯托克威尔的谋杀案。他和布劳格斯在火车上会了面。哈里斯再一次邀请布劳格斯星期天到他家用餐，而布劳格斯也再一次告诉他：自己大多数星期天都要照常工作。
他俩下了火车之后，借了两辆自行车，沿运河的纤路骑行。哈里斯比布劳格斯年长十岁，体重也多了五十六磅，对这一路奔波倍感疲累。
他们在一座铁路桥下遇到了搜索队的一支小分队。哈里斯巴不得有这样一个机会下自行车喘口气。“你们发现什么了？”他说，“尸体吗？”
“不是，是一艘小船。”一个警察回答，“你们是什么人？”
他俩作了自我介绍。一个脱得只剩内衣裤的警察正钻下水去检查那艘船。他露出水面时，手里拿着一个塞子。
布劳格斯看着哈里斯：“是有意弄沉的船？”
“像是这么回事。”哈里斯转向那个下水的人，“还注意到别的情况没有？”
“船沉的时间不长，而且完好无损，船桅是卸下来的，不是折断的。”
哈里斯说：“你在水下只待了一分钟，发现的情况倒不少。”
“我周末会做做水手。”那个下水的人说。
哈里斯和布劳格斯跨上自行车，继续骑行。
他们遇到搜索队的大队时，那些尸体已经找到了。
“五个人全是被杀死的。”带队的警长说，“兰厄姆上尉、李下士和士兵沃森、戴顿和福布斯。戴顿的脖子被扭断了，其余的都是用一种刀子杀的。兰厄姆的尸体曾经落在河里。全是在一座浅坟里找到的。血腥的谋杀。”他显得深受震惊。
哈里斯靠拢去仔细看那摆成一排的五具尸体。“我以前见过这样的刀伤。”他说。
布劳格斯凑过去观察：“天啊，是他。”
哈里斯点点头：“锥形匕首。”
那位警长惊讶地说：“你们知道谁干的？”
“我们能猜到。”哈里斯说，“我们认为他以前曾两次杀人。果真是同一个人的话，我们知道他是谁，可是不清楚他在哪儿。”
警长眯起眼睛：“这地方离禁地这么近，你们特警队和军情五处又这么快就来到现场，对这件案子我还需要了解些别的情况吗？”
哈里斯回答说：“你只要合上嘴什么也别说就行，等你们的局长和我们的人谈就是了。”
“我不会再说什么了。”
布劳格斯问：“还发现别的情况吗，警长？”
“我们还在这一地区搜索，圈子更扩大了，不过到目前为止还没发现什么。那座坟墓里有些衣服。”他指着说。
布劳格斯小心地翻了翻那堆衣服：黑裤子、黑毛衣、一件皇家空军式样的黑夹克。
哈里斯说：“夜行服。”
“适合一个大个子穿。”布劳格斯补充说。
“你们那个人有多高？”
“超过六英尺。”
警长说：“你们来时遇上发现沉船的人了吗？”
“遇上了。”布劳格斯皱起眉，“最近的船闸在哪儿？”
“沿运河向上游四英里的地方。”
“如果我们说的那个人在船上，看闸的人一定见过他，对吧？”
“对。”警长附和着。
布劳格斯说：“我们最好和他谈谈。”
他返身回到他的自行车前面。
“又是四英里，我骑不动啦。”哈里斯抱怨说。
布劳格斯说：“借这个机会把那些星期日的美食消化消化吧。”
四英里的路程，他们骑了快一小时，因为线路是为马蹄而不是为车轮修的，崎岖不平，泥泞不堪，暗布着松动的石头和四下伸张的树根。他们抵达闸门时，哈里斯已经气喘如牛、汗流浃背了。
看闸的人坐在他的小屋外面，吸着烟斗，享受午后的户外空气。他是个中年人，说话慢条斯理，动作更是慢吞吞的。他略显开心地打量着这两个骑车人。
布劳格斯开口了，因为哈里斯还喘不过气来。
“我们是警察。”他说。
“是吗？”看闸的问，“有什么激动人心的事情吗？”他兴奋的样子如同炉火前面的猫。
布劳格斯从皮夹里取出“针”的相片，递给了他：“你见过这个人吗？”
看闸人把相片放到大腿上，划着一根火柴点烟斗。随后端详了一会儿相片，又递了回来。
“怎样？”哈里斯说。
“嗯。”看闸人慢悠悠地点了点头。“昨天差不多这个时候，他来到这儿，进屋要杯茶喝。蛮不错的家伙。他犯什么事了，在灯火管制之后点灯吗？”
布劳格斯沉重地坐下。“差不多。”他说。
哈里斯自言自语：“他从这里顺流而下，天黑以后进入了禁区。”他说得很轻，不让看闸人听见。“他回来之后，遇上了监视他的船的国民军。他料理了他们，向铁路方向又航行了一段路，沉掉他的船然后……跳上一列火车？”
布劳格斯对看闸人说：“下游几英里处有一条铁路线与运河相交——铁路通哪儿？”
“伦敦。”
布劳格斯：“噢，该死。”
布劳格斯于午夜时分返回白厅内的陆军部，高德里曼和帕金正在那等候他。布劳格斯说：“是他，没错。”接着把情况讲给他们听。
帕金十分激动，高德里曼神情紧张。布劳格斯讲完之后，高德里曼说：“这样看来，他如今已返回伦敦，我们又要在大海里捞针了。”他摆弄着火柴，在办公桌上组成了一个图案。“你知道吗，每当我看着那张相片时，总有一种感觉：我遇见过那个狗娘养的。”
“是吗，想想看，”布劳格斯说，“在哪儿？”
高德里曼沮丧地摇了摇头：“应该只有一次，是在什么不寻常的地方。像是我在一次讲座的听众中见过的面孔，要不就是在一次鸡尾酒会的人堆里。一闪而过，一次偶然的相遇——等我想起来，可能已对我们没什么帮助了。”
帕金说：“在那片禁区里有什么？”
“我不清楚，就是说，大概十分重要吧。”高德里曼说。
一阵沉默。帕金用高德里曼的火柴点燃一支香烟。布劳格斯抬起眼睛：“我们可以把他的相片印上百万张——让每个警察、空袭民防队员、国民军成员、现役军人、火车搬运工人手一张；再贴在布告栏上，刊登在报纸上……”
高德里曼摇摇头：“太冒险了。要是他已经向汉堡报告了他所看见的情况该怎么办？如果我们大张旗鼓地通缉这个人，他们就会知道他的情报是有价值的。我们只会为他提供凭证。”
“我们得采取点行动。”
“当然。我们要把他的相片分发给警官们。我们要向报界披露，只说他是杀人犯。我们可以提供海格特和斯托克威尔谋杀案的详情，但不涉及安全问题。”
帕金说：“照你这样说，我们得把一只手绑在背后来作战了。”
“目前只能如此。”
“我就让苏格兰场开球吧。”布劳格斯说着，拿起了电话。
高德里曼看了看他的手表：“今天夜里我们无法再采取进一步的行动了，不过我不想回家。我睡不着觉。”
帕金站起身：“既然这样，我就去找个茶壶来沏点茶。”
他走了出去。
高德里曼用火柴在桌子上摆了一幅马和车的图案。他取下一根充当马腿的火柴，点燃了烟斗：“你有女朋友了吗？弗雷德？”他用聊天的口气问。
“没有。”
“自从——”
“没有。”
高德里曼吸了一口烟斗：“哀伤总该有个结束，你知道吗？”
布劳格斯没有作答。
高德里曼说：“唉，也许我不该像个爱唠叨的荷兰大叔似的和你谈话。不过我了解你的心情——我自己是过来人。唯一的区别是我没别人可怨。”
“你没有再婚。”布劳格斯眼睛不看高德里曼，这么说了一句。
“是没有再婚。所以我不愿意你犯同样的错误。等你到了中年，独自过活会很郁闷的。”
“我跟你说过吧，人们都叫她无所畏惧的克里斯琴。”
“不错，你跟我说过。”
布劳格斯终于眼睛看着高德里曼了：“告诉我，在这个世界上我到哪里去找一个她那样的女孩？”
“一定非是个女英雄不可吗？”
“经过克里斯琴之后——是的。”
“英格兰遍地都是英雄呢，弗雷德。”
这时候特里上校走了进来。
高德里曼说：“啊，安德鲁舅舅——”
特里打断他：“不必起立。这很重要。好好听着，因为我要很快地给你们讲清楚。布劳格斯，你也需要了解这些。不管杀死五个国民军的人是谁，他已经了解到我们最重大的机密。
“第一，我们进入欧洲大陆的部队将在诺曼底登陆；第二，德国人相信登陆将在加来；第三，这次欺敌最关键的一招是一支被称作美国第一集团军、非常庞大的伪装军队，所在的位置就在那些人巡逻的禁区，那里有伪装的营房、三夹板飞机、橡皮坦克——一支巨型玩具军队，但在我们放进来的侦察机看来都是逼真无疑的。”
布劳格斯说：“你怎么这么肯定间谍已经发现了实情呢？”
特里走到门口：“进来，罗德里格兹。”
一个头发漆黑、鼻子长长的高个子走进房间，彬彬有礼地向高德里曼和布劳格斯点头致意。特里说：“罗德里格兹先生是我们在葡萄牙大使馆里的人。告诉他们发生了什么事情吧，罗德里格兹。”
来人站在门边，手里拿着帽子：“大约十一点的时候，来了一辆计程车。乘客并没有下车，而是由司机拿着一封写明给弗朗西斯科的信来到门口。看门人按照他事先得到的指示，把我叫去，我就接过了信封。我刚好来得及记下计程车的车牌号码。”
“我已经派人去追踪那辆车了。”特里说，“好吧，罗格里格兹，你赶紧回去吧。谢谢你。”
高个子的葡萄牙人离开了房间。
特里递给高德里曼一个黄色大信封，收信人是曼纽尔・弗朗西斯科。高德里曼打开信封（实际上已经拆开了），抽出了另一个信封，上面有一串没有意思的字母：可能是个密码。
里面那层信封装的是写满字迹的好几张纸和一套10×8英寸的照片。高德里曼检查了那封信。“看来像是很基本的密码。”他说。
“用不着看信了，”特里不耐烦地说，“看看照片吧。”
高德里曼看起照片。总共有三十张左右，他默不作声地一张张看着。他把照片递给布劳格斯，说：“这是一场大灾难。”
布劳格斯把照片翻看了一遍，放到桌上。
高德里曼说：“这只是他的备用招数。他还拿着底片，而且他要带着底片到某个地方去。”
三个人在小小的办公室里愣愣地坐着。屋里唯一的光源来自高德里曼办公桌上的一盏带罩台灯。那奶白色的四壁，遮黑了的窗户，少得可怜的家具和磨光了的地毯，全都毫无特色，和世界上任何一处地方没什么两样。
特里说：“我不得不报告丘吉尔了。”
电话铃响了，上校拿起听筒：“是我。好的。请把他径直带到这里来——但先问问他乘客在哪儿下的车。什么？真的？谢谢，赶快来吧。”他挂断了电话。“我们要找的那家伙是在大学医院下的车。”
布劳格斯说：“也许他在和国民军的格斗中受了伤。”
特里说：“那家医院在哪儿？”
“从尤斯顿车站大概要走五分钟。”高德里曼说，“从尤斯顿发出的列车去往霍利黑德、利物浦、格拉斯哥……所有那些地方你都可以搭乘渡轮到爱尔兰。”
“先从利物浦到贝尔法斯特，”布劳格斯说，“然后驾车到达边境，越境进入中立国爱尔兰，在大西洋沿岸会有一艘U型潜艇等着。他不会冒险走霍利黑德至都柏林那条线，因为护照检查很严，而越过利物浦到格拉斯哥没有意义。”
高德里曼说：“弗雷德，你最好到车站去，把费伯的照片出示给那里的人，看看有没有人注意到他上了火车。我来给车站打电话，告诉他们你要去，同时弄清楚十点半以后都有哪些车次。”
布劳格斯拿起他的帽子和外衣：“我这就走。”
高德里曼拿起电话。“好，我们也开始行动。”
尤斯顿车站仍然有不少人。尽管平日里车站在午夜时分就关闭了，战时的误点常使最后一班列车直到最早的运奶车进站还没发出。车站大厅里乱糟糟地挤满了军用背包和睡觉的人。
布劳格斯给三名铁路警察看了相片，没有一个人认得出那张面孔。他又问了十位女搬运工，依然一无所获。他到每个验票口去询问。一个验票员说：“我们只看票，不看脸。”他还问了六七个旅客，仍是毫无结果。最后他走进售票处，向每个售票员出示了相片。
一个秃头的胖售票员认出了那张脸。“我爱做一个游戏，”他告诉布劳格斯，“我会设法抓住一个旅客身上的某种特征，用来猜测他为什么要赶火车。比方说，一个人打着黑领带，就表示他去参加葬礼；满靴污泥就说明他是农民，要回家；也许佩戴一条大学围巾，或者一位妇女摘下了结婚戒指，在手指上留下了白印……明白我的意思了吧？售票员的差事很枯燥——我可不是在抱怨……”
“你在这家伙身上注意到什么了？”布劳格斯打断他的话。
“什么也没有。我根本什么都看不出来。就像是他故意不引人注目，你明白我的意思吧？”
“明白。”布劳格斯停顿了一下，“现在我要你好好想一想。他到哪儿去——你还想得起来吗？”
“我记得，”胖售票员说，“因弗内斯。”
“这并不表示他真的要去因弗内斯，”高德里曼说，“他是个职业间谍——他深知我们会在火车站打听他的下落。我猜想他是有意买一张并非他的目的地的票。”他看了看表。“他准是上了十一点四十五分那班车。现在正驶往斯塔福德。我向车站查验过，他们又向信号员查证过，“他又补充了一句作为解释。”火车会经过克鲁站。我已经准备下一架飞机，把你们俩送到特伦特河上的斯托克。
“帕金，我要你在列车暂停在克鲁站外时上车。你装扮成查票员，你要查看列车上的每一张票——和每一张面孔。一发现费伯，就待在他近旁。
“布劳格斯，你先守在克鲁站的验票口，以防费伯从那儿开溜。不过我猜他不会的。等火车要开的时候，你再上车，到达利物浦之后抢先下去，到验票口等帕金和费伯下来。当地的警察会有一半在那儿做你的后援。”
“如果他认出我来怎么办？”帕金说。
高德里曼拉开办公桌的一个抽屉，取出一支手枪，递给了帕金。“那你就把那恶棍给毙了。”
帕金一语不发便把枪塞进衣袋。
高德里曼说：“我要你们俩搞清楚这次行动的意义。如果我们抓不到这个人，登陆欧洲的行动就可能不得不延迟——可能要延迟一年。一年的拖延将会使战争的情势转为对我方不利。机会是不会永远等人的。”
布劳格斯说：“我们可不可以知道离进攻之日还有多久？”
“我只知道就在几周之内。”
帕金若有所思地说：“那就是在六月份了。”
布劳格斯说：“该死。”
高德里曼说：“不予置评。”
电话铃响了，高德里曼拿起听筒。过了一会儿他抬起眼睛：“你们的车到了。”
布劳格斯和帕金站起身。
高德里曼说：“等一等。”
他俩站在门旁，看着教授。他说着：“是的，先生。当然。我一定办到。再见，先生。”
布劳格斯看不出有什么人能让高德里曼尊敬地称呼先生。他问：“电话是谁打来的？”
高德里曼说：“丘吉尔。”
“他说了些什么？”帕金敬畏地问。
高德里曼说：“他祝你们俩好运和平安。”
15
车厢里一片漆黑。费伯想起了人们开的那个玩笑：“把你的手从我膝头拿开。不，不是叫你，是叫他。”英国人随便什么事都能开玩笑。他们的铁路如今比以往更糟，但没有人再抱怨，因为现在有充分的理由。费伯喜欢这么黑，因为这样谁也不晓得谁是谁。
早已开始的歌唱声，一直不断。最初是由通道里的三名水手唱起来的，随后整个车厢的人都加入了。
出现过一个空袭警报，列车速度放慢到一小时三十英里。按理说他们都应该卧倒在地板上，但车厢里当然没那么多地方。一个女人喊道：“噢，老天爷，吓死我啦！”还有一个男人的声音，带着伦敦土腔说：“你那地方最保险了，妞儿——他们够不着活动的目标。”随后一阵哄堂大笑，谁也不那么害怕了。有个人打开了手提箱，拿出一包鸡蛋三明治，递给大家吃。
有一个水手想玩牌。
“这儿黑洞洞的，我们怎么玩牌呢？”
“摸牌边。哈里把所有的牌都做了记号。”
下午四点左右，列车无缘无故地停了下来。一个声音说：“我猜我们是在克鲁的郊外。”费伯揣测就是给大家鸡蛋三明治吃的那个人。
“这条铁路线我清楚，我们可能是在波尔顿到伯恩茅斯之间的地方。”那个操伦敦土话的人说。
列车抖动了一下，又行进了，大家欢呼起来。费伯纳闷，漫画中那种冷漠无言、上唇僵硬的英国人都到哪儿去了？
几分钟之后，通道里响起一个声音：“请把车票拿出来。”费伯听出那是约克郡口音——他们现在到了北方。他在衣袋里摸索着他的车票。
他坐的是角落的位子，靠近隔间的门，能够看到通道。查票员手电筒照着车票。费伯在反光中看到了那人的侧影，模糊地似曾相识。
他靠到座位上等候着。他记起了那个噩梦：“这是一张德国情报机构的票。”不禁在黑暗中露出了微笑。
随后他皱起了眉头。列车停得莫名其妙，不久又开始查票，而且查票员又有点面熟……这可能没什么，但费伯之所以活到今天，靠的就是对可能没什么的事情百倍警惕。
费伯又看了一下查票员的面孔，这下他记起来了。海格特的出租公寓！是那个约克郡来的、一心想参军的小伙子！
费伯仔细地盯视着他。那个小伙子的手电筒扫过每个乘客的脸：他不仅是查票。
费伯叮嘱自己：不要着急得出结论。他们怎么可能盯上他呢？他们不可能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就弄清他乘的是哪一列车，找到一个在这世界上为数不多的认识他模样的人，还让他扮成查票员派到车上来。这太不可思议了。
帕金，这是他的姓氏。比利・帕金。现在他显得成熟多了。他正在走近。
帕金进了费伯隔壁的那个隔间。没时间可耽搁了。
费伯作了最坏的打算，准备应付。
他站起身，离开隔间，沿着通道，跨过手提箱、背囊和人体，来到洗手间。里面没人占用。他进去，锁上门。
他只是拖延时间——查票员是不会放过上厕所的人的。他坐到马桶上，琢磨着怎么脱逃。火车已经加速，快得他无法跳车。再说，会有人看到他离开的。假如他们当真是在搜捕他，就会把车停下来。
“请把票都拿出来。”
帕金又接近了。
费伯有了主意。两节车厢的联结处有个风箱似的小地方，前后都有门，为车厢隔绝着噪音和气流，他出了洗手间，挤到车厢尽头，打开门，坐到两节车厢的联结处，然后把门关好。
这地方冰冷、吵闹。费伯坐到地板上，蜷起身子，假装睡觉。只有死人才会在这种地方睡觉，但是这年头在火车上，人们什么怪事都做得出来。他尽量不让身体打颤。
他身后的门打开了：“请拿出票来。”
他不理睬。他听到门关上了。
“醒醒，睡美人。”是他的声音，没错。
费伯装作惊动了一下，然后背对着帕金站了起来。他转过身来时，那把匕首已经握在手里了。他一把把帕金顶到门上，用匕首抵住他喉咙，说：“别动，动一下就干掉你。”
他用左手拿过帕金的电筒，照着小伙子的脸。帕金并没有像预料中那样害怕。
费伯说：“啊，好极了。比利・帕金，一心想参军，反倒跑到火车上来当查票员了。不过反正都是穿上制服的差事嘛，对不对？”
帕金说：“是你！”
“你他妈的明知道是我，小比利・帕金。你在找我。为什么？”他竭力用最恶毒的口气说着。
“我不明白，我何必要找你呢——我又不是警察。”
费伯夸张地一抖匕首：“少跟我装蒜了。”
“我说的是实话，费伯先生。放我走吧——我保证不告诉任何人我看到你了。”
费伯开始怀疑了。要么帕金讲的是真话，要么他和费伯本人一样在装模作样。
帕金的身体颤抖起来，他的右手在暗中移动。费伯铁钳似的攥紧了他的右手腕。帕金挣扎了一下，但费伯把刀尖向他的喉咙处逼近了一分，他就不动了。费伯找到了他正在去摸的衣袋，抽出了一支手枪。
“查票员是不随身携带武器的。”他说，“谁派你来的，帕金？”
“如今我们查票员都带枪了——因为车上黑，有不少犯罪活动呢。”
费伯看出来，他的威胁手段还不足以让帕金吐实。
他的动作突猛、迅疾并且准确。锥形匕首在他手中一抖，刀尖便一丝不差地插进帕金的左眼，然后又拔了出来。
费伯的一只手捂住帕金的嘴。帕金用双手去捂他的左眼。
费伯进一步施加压力：“保住你的另一只眼吧，帕金。谁派你来的？”
“军事情报局，噢，上帝，请你别再伤害我了。”
“谁？蒙基斯？马斯特曼？<small>[23]</small>
“是高德里曼，珀西瓦尔・高德里曼。”
“高德里曼！”费伯听过这个姓名，但现在不是搜寻记忆去回想细节的时候，“他们掌握了什么？”
“一张相片——是我从档案中把你挑出来的。”
“什么相片？什么相片？”
“一个赛跑队——长跑——有一只奖杯——军队——”
费伯记起来了。天啊，他们从哪儿弄到的那个？这是他的梦魇：他们掌握了一张相片。人们晓得他的长相了。他的面孔。
他把刀移近帕金的右眼：“你怎么知道我在哪儿的？”
“别扎瞎我，求你了——葡萄牙大使馆的特工截获了你的信件——记下了计程车的号码——在尤斯顿车站询问——请你留下我一只眼——”他用双手蒙住了他的两只眼。
“计划是什么？陷阱设在哪里？”
“格拉斯哥。他们在格拉斯哥等着你。列车到那儿之后所有人都要下去。”
费伯手上的匕首此时垂在帕金腹部上下的位置。为了分散对方的注意力，他问：“一共多少人？”话没说完，匕首便向上一捅，扎进了帕金的心脏。
帕金那只好眼瞪得大大的。他没有立刻断气。费伯最中意的杀人方法也有小缺点。通常用匕首捅上这一刀就能让心脏停止跳动。但如果心脏很强，就不能一下奏效了。如果心脏继续跳动，这一捅会在锋刃周围形成个洞，血会从那里溢出。这当然也会致命，但是要慢一些。
帕金的身体终于瘫了下去。费伯扶住他顶在壁上待了一会儿，心中转着念头。在小伙子死前表现出一些什么——闪现一些勇气，露出一种狞笑。这有某种含义。这种情况是经常有的。
他让尸体落到地板上，然后把尸体摆成睡觉的姿势，让人一眼看不到伤口。他把铁路制帽踢到一个角落里。他在帕金的裤子上抹净匕首，擦掉手上的眼泪。这是件肮脏事。
他坐下去，那个伦敦佬问道：“你去的时间不短——厕所是不是排长队？”
费伯说：“大概是我吃的什么东西作怪。”
“大概是一份鸡蛋三明治。”伦敦佬笑了。
费伯在想着高德里曼。他知道这姓名——他甚至还能模模糊糊地记起那人的模样：中等年纪，戴副眼镜，叼着烟斗，一副心不在焉的学者风度。对——他是个教授。
想起来了。费伯刚到伦敦的那两年里，无所事事。当时战争还没爆发，而且大多数人都相信打不起来（费伯可不在那帮乐观主义者之列）。他只能做一点有用的工作，主要是修订德国情报机构那些过时的地图，再加上在他自己观察和读报的基础上打些报告；但不算很多。为了消磨时光，为了改进他的英语，也为了伪装得像样，他就去旅游观光了。
他去参观坎特伯雷大教堂的确纯粹是为了观光，尽管他也买了这市镇和大教堂的鸟瞰图，并且寄回去给德国空军（不过没起什么作用：他们在一九四二年多次轰炸那里，都没有命中）。费伯那天花了一整天看那座建筑，辨读墙上刻的只用姓名首字母的古人签字，区分不同的建筑风格，一边闲逛，一边逐行阅读着导游手册。
他在唱诗班的南回廊看晦暗的连拱时，留意到身边还有一位聚精会神的中年人。“真奇怪，对不对？”那人问。费伯问他是什么意思。
“在一道圆形拱构成的回廊中竟出现一个尖形拱，真是令人百思不得其解。那个尖形拱显然不是后来才加上去的。一定是出于某种原因，人们才会在这里弄个尖形拱。是什么原因？我感到纳闷。”
费伯看出了他所指的地方。唱诗班的回廊是罗马式的，中殿是哥特式的；而这段罗马式的回廊中，却偏偏有独一无二的哥特式尖形拱。“或许是因为修道士想看看尖形拱会是什么样子，于是建筑师就建了这个给他们看。”费伯说道。
那位中年人诧异地瞪着他：“多么精彩的推断啊！你是位历史学家吗？”
费伯哈哈大笑：“不是，我是个职员，只不过偶尔读读历史书。”
“能作出这种有启发性的猜测的人可以得到博士学位呢！”
“你是吗？我是说，是不是历史学家？”
“是的，这是自讨苦吃。”他伸出一只手，“我叫珀西瓦尔・高德里曼。”
这可能吗？列车隆隆驶进兰开夏郡，费伯自忖着，那个身穿花格呢西装的不起眼的人会是发现他身份的人吗？特工通常会告诉别人自己是职员或其他类似的含糊其词的职业，但从未有间谍会说自己是历史学家——那样的谎言太容易被戳穿了。不过有谣传说，英国的军事情报局得力于一批学者的支撑。费伯曾经设想他们都是年轻力壮、逞强斗胜的聪明人。高德里曼当然是聪明人，但其他方面就谈不上了。除非他已经变了个人。
费伯后来又碰见过他一次，不过那次没有和他搭话。在大教堂的简短邂逅后，费伯看到了一则通告，宣布高德里曼教授将在他的大学就亨利二世的评价作学术报告。他出于好奇而前往。那次报告显示了教授渊博的学识，生动又富说服力。高德里曼仍然稍显滑稽，在讲台上十分投入，激动得手舞足蹈；不过，显然他的头脑是极其犀利的。
正是他发现了“针”的外貌。
老天，一个外行。
也好，外行有外行会犯的错误，派出比利・帕金就是一个例子。高德里曼应该派一个费伯不认识的人的。帕金固然便于识别费伯，却很难指望在碰头时不会遭到毒手。一个专业特工就会了解到这一点。
列车震动了一下便停住了，外面一个闷声闷气的声音宣布，利物浦到了。费伯心里咒骂着自己：他应该用这段时间想出下一步的行动，而不该去回想珀西瓦尔・高德里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