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美国姑娘对纳特·狄克斯坦颇感兴趣。

阵阵徐风从加利利海刮来，吹得葡萄园里尘土飞扬。他俩并肩工作着：除草和松土。狄克斯坦已经脱掉了衬衣，只穿着短裤和凉鞋干着活，他对烈日毫不在乎，只有生长在城里的人才会这样。

他是个小骨架的瘦子，窄肩膀，塌胸脯，肘部和膝部的关节突出。凯伦歇下来喘口气的时候，就瞅着他，她时时这样，可是他似乎从来都不需要休息。在他那疤痕累累的褐色皮肤下，虬筋的肌肉如同绳结般拉动着。她是个有肉欲的女人，很想用她的手指去触摸一下他的疮疤，问问他是怎么受的伤。

有时候，他会抬起目光，看到她的凝视，就报以尴尬的一笑，然后就继续干活了。他的面容一如既往的宁静，判断不出内心的活动。他的眼睛是黑黑的，上面戴着一副廉价的圆眼镜，是凯伦那一代人所喜欢的，因为约翰·列侬戴的就是这种款式。他的头发也是黑色的，留得很短，凯伦倒是喜欢他的头发长得长一些。在他咧嘴一笑的时候，样子要显得年轻，不过，在任何时候都难以说清他的年龄。他有年轻人的力气和精神，但是她注意到了他手表下面的集中营文身，所以嘛，她认为他不会小于四十岁的。

他是在1967年夏天，在凯伦到来不久之后来到这座农庄的。她来时带着除臭剂和避孕药，是想寻找一处地方，过上一段嬉皮士的生活，而不至于一天二十四小时被人横加指责。而他是用急救车拉来的。她猜想他是六日战争中受的伤，而其他的庄员也含糊地默认，差不多就是那么回事。

他受欢迎程度与她大不相同。凯伦得到的接待虽然友好，却也被太过谨慎地对待。因为他们隐约觉得海伦似乎很懂他们的“秘密”。而纳特·狄克斯坦的归来却如同失散已久的儿子。他们簇拥在他的周围，喂他汤水，心疼他的伤口，然后眼含热泪地离去。

如果说狄克斯坦是他们的儿子，那么埃斯特就是他们的母亲。她是农庄里最年长的成员。凯伦曾经说过;“她看上去像是戈尔达·迈尔的妈妈。”而另一个人则说：“我倒觉得她是戈尔达的父亲。”引得大家一片亲昵的大笑。她拄着一根拐杖，步履沉重地在村里走来走去，不请自来地说东道西。不过，她的大多数的指点都满含智慧。她站在狄克斯坦的病房门外守候着，挥舞着拐杖驱赶那些吵吵闹闹的孩子，吓唬他们说要打他们，其实连孩子们都心中有数，她是不会真动手的。

狄克斯坦恢复得很快。没过几天就在外面晒太阳，为厨房择菜，还给大孩子们讲下流故事。过了两个星期，他已能下地干活，不久，他就卖力气胜过最年轻的小伙子之外的任何人了。

他的过去模糊不清，不过埃斯特给凯伦讲了他在1948年独立战争中来到以色列的故事。

1948年是埃斯特近期经历的一部分。在20世纪的头二十年里，她是伦敦的一名青年女子，在移民到巴勒斯坦之前，是从妇女参政主义到和平主义等六七种激进的左派事业的活动分子。然而她的记忆却要追溯到更早的先前，帝俄时代对犹太人的大屠杀，她模糊地记着些可怕的梦魇般的印象。在白昼的炽热之中，她坐在一棵无花果树下，一边给她曾用自己关节粗大的双手亲制的椅子涂着清漆，一边讲述着狄克斯坦的故事，活像个聪明又淘气的小学生。

“他们总共有八九个人，有些来自大学，有些来自伦敦东区。就算他们有过什么钱，也在到达法国之前花光了。他们拦下一辆过路的卡车，搭乘到巴黎，随后又跳上一列火车抵达马赛。从那里，他们好像是步行了大部分路程到了意大利。后来，他们偷了一辆大型的奔驰牌德国军车，一路驶到意大利的南端尖角。”埃斯特的五官笑得皱在了一起，而凯伦心想，她倒宁愿与他们为伍呢。

“狄克斯坦在战争中到过西西里，看来他似乎与那里的黑手党相识。他们手里有打仗遗留下来的各种枪支。狄克斯坦想给以色列弄些枪，可是他手里没钱。他说服那些西西里人把一船冲锋枪卖给一个阿拉伯买主，然后告诉犹太人交货地点。他们知道他的目的，正求之不得呢。交易做成了，西西里人拿到了钱，狄克斯坦和他的朋友们偷了那条船和船上的货物，一直驶向了以色列！”

凯伦放声大笑，在那棵无花果树下，一只吃草的羊抬头恶狠狠地看着她。

“别忙。”埃斯特说道，“你还没听到结尾呢。一些大学生划过船，还有一个人当过码头工，这就是他们全部的海上经历了，可是他们此时却要凭自己的本领驾驶一艘五千吨的货船。他们从基本原理中大致弄通了航行的办法，船上有海图和罗盘。狄克斯坦曾经在一本书里查阅过如何启动船只，可他说书上没有怎样停船的说明。他们就这样驶进了海法，挥臂欢呼，抛起帽子，就像大学运动队随风招展的旗子，一直驶进了码头。

“他们当场就得到了宽恕，当然啦，枪支比黄金更珍贵，一点不假。也就是在这时候，他们开始把狄克斯坦叫作‘海盗’。”

凯伦心想，他在葡萄园里穿着肥短裤，还戴着眼镜，一点都不像海盗。尽管如此，他依旧魅力十足。她想勾引他，可想不出该如何下手。他显然是喜欢她的，而她也精心地让他明白，她是可以上手的。但是他始终不采取行动。或许他觉得她太年轻，天真而单纯。要不就是他对女人不感兴趣。

他的话打断了她的思绪：“我看我们已经完事了。”

她看了看太阳，该走了。

“你干了我两倍的活。”

“我干惯了这种活。我在这里来来去去有二十年了。身体已经习惯了。”

他们往回走朝村子，这时天空变成了紫色和黄色。凯伦问：“你不在这里的时候都干些什么？”

“噢……往井里投毒，绑架基督徒儿童。”

凯伦哈哈大笑。

狄克斯坦问：“这儿的日子比加利福尼亚怎么样？”

“这地方棒极了。”她告诉他，“我认为要真正男女平等，还有许多事情要做呢。”

“这在当前可是个大题目。”

“你对这件事从来没说过什么。”

“是啊，我认为你说得不错，但是人们最好是争取自由而不是得到恩赐的自由。”

凯伦说：“这话听起来倒像是为无所作为而找好借口。”

狄克斯坦笑了。

他们进村的时候，遇到了一个骑马扛枪的小伙子，正要到定居点的边界去巡逻。狄克斯坦招呼他：“当心点，伊斯莱尔。”来自戈兰高地的炮击已经停止，当然，孩子们再也不用钻到地下去睡觉了，但是基布兹农庄依旧坚持巡逻。狄克斯坦是力主保持警惕的一派人。

“我要去给莫蒂读书了。”狄克斯坦说。

“我能去吗？”

“干吗不呢？”狄克斯坦看了看手表，“我们还来得及洗洗。五分钟后到我的房间来。”

他们分开了，凯伦准备淋浴。她边脱衣服边想，农庄是孤儿的福地。莫蒂的父母双亡，他父亲在最近的一场战争中攻取戈兰高地时被炸捐躯，母亲早他一年前死于阿拉伯突击队的射杀。他俩都是狄克斯坦的挚友。这对那孩子来说无疑是一场惨剧。但他还睡在原先的床上，在同一个房间里就餐，而且几乎有上百个大人疼爱和呵护他。他没有被塞给不情愿的姨妈或者上年纪的祖父母那里去抚养，也没有被送进更糟糕的孤儿院去。他有狄克斯坦。

凯伦冲掉身上的灰土，穿上一身干净的衣服，就到狄克斯坦的房间去了。莫蒂已经在那儿，坐在狄克斯坦的膝头，嘬着大拇指，听着希伯来语的《金银岛》。狄克斯坦是凯伦所遇到的唯一讲希伯来语带伦敦东区土音的人。他的腔调此时愈发怪里怪气，因为他对故事中的人物使用着不同的声腔：给吉姆配高调门的男童声，给高个子的约翰·西尔瓦用低沉的喉音，而给疯子本·干则用悄声低语。凯伦坐在一旁盯着黄色灯光下的这两个人，心想狄克斯坦看着多么孩子气，那孩子反倒像个大人。

那一章读完之后，他们把莫蒂送回他自己的宿舍，吻着他道了晚安，便来到了餐厅。凯伦自忖，若是我们继续这样出双入对，谁都会认为我们已经是相爱的一对了。

他们与埃斯特坐在一起。饭后，她给他俩讲了一个故事，她的眼中闪起了少妇的光亮：“我初到耶路撒冷的时候，人们常说，要是你拥有一个羽毛枕头，你就买得起一栋房子。”

狄克斯坦心甘情愿地上了钩：“那是怎么回事呢？”

“你可以把一只优质的枕头卖出一镑的价钱。用那一镑，你就能加入一个借贷会，于是就有资格借到十镑。然后你就可以去找上一块地。那块地的主人收下这十镑的保证金，其余的作为期票。这时你就成为地主了。你就去找一个建筑师，对他说：‘在这块地上为你自己盖一所房子。我只想要一个小单元，够我和家里人住就可以了。’”

他们全都开怀大笑。狄克斯坦朝门口望去。凯伦随着他的目光，看到了一个陌生人，他有四十岁的样子，身材壮实，脸庞肥厚而皮肤粗糙。狄克斯坦站起身，迎着来人走去。

埃斯特对凯伦说：“别伤心，孩子。这小子不适合给你做丈夫。”

凯伦看着埃斯特，然后扭回头又盯着门口。狄克斯坦已经走了。几分钟之后，她听到了汽车发动和开走的声音。

埃斯特把她的老手放到凯伦的嫩手上，紧紧地攥着。

凯伦从此再也没见到狄克斯坦。

纳特·狄克斯坦和皮埃尔·波尔格坐在一辆黑色的大型雪铁龙轿车的后座上。开车的是波尔格的保镖，他的连发手枪放在他身旁的前座上。他们在黑暗中行驶，除去汽车头灯射出的光束，前面什么都没有。纳特·狄克斯坦心怀恐惧。

在别人的心目中，他是一名称职的称得上是十分机敏的特工，事实证明他能在任何情况下逃生，可他自己从来没这样看。后来，在行动过程中，他总能够凭自己的机智活下来。由于面对不同战略、问题和不同人物做着近距离的搏斗，他脑子里自然也就没有担惊受怕的余地了。可是眼下，波尔格即将给他下达指示，他却没法制订计划，没法完善预先设想，没法估量未知对手。他只晓得他不得不告别平静、单纯又艰苦的生活，告别阳光、土地和对作物生长的操心，转而要去面对可怕的冒险和巨大的危机，面对谎言、痛苦和流血，说不定还有死亡。因此，他就坐在车座的角落里，紧紧地抱着胳膊，叠着双腿，瞅着昏暗光线中波尔格的脸，心中的无名恐惧纠结着，扭动着，引起阵阵恶心。

在不停变幻的昏暗光线中，波尔格看着就像是童话里的巨人。他是个粗眉大眼的人：厚嘴唇、宽颧骨，浓眉遮着金鱼眼。小时候，他听人说他长得丑，后来也就长成了一个丑陋的男人。他在不安的时候——现在就是如此——他的一双手就不停地伸向面孔，捂着嘴巴、搓着鼻子、揉着前额，下意识地想要掩盖自己不雅的五官。一次，在没事的时刻，狄克斯坦问他：“你干吗冲着每个人大喊大叫？”他干脆地回答：“因为他们全都长得英俊。”

他们交谈的时候，从来不知道该用什么语言。波尔格生在加拿大的法语区，讲希伯来语感觉不顺。狄克斯坦的希伯来语很好，可是法语只能凑合。通常他们都最终选定使用英语。

狄克斯坦已经在波尔格的手下工作了十年，可他还是不喜欢这个人。他觉得他了解波尔格的纠结、不悦的本性；佩服他的敬业精神和他对以色列情报工作着迷似的献身；但是在狄克斯坦的观念里，这还不足以让他喜欢上一个人。波尔格对他说谎时，总是听起来振振有词，然而狄克斯坦无法减少对他的反感。

他用“还治其人之身”的办法对付波尔格的诡计。他会拒不说出自己到哪里去，或者以谎言搪塞。他在实地工作时，从来不按时报告：他只是打电话或者传口信，提出断然的要求。有时候他还会将自己的工作计划，部分或者全部对波尔格秘而不宣。这样就防止了波尔格以他自己的安排对此加以干扰。而且还会更加安全——因为波尔格不管知道什么，都必须如实告诉那些政客，而政客们了解情况以后，很可能通过渠道将消息输送给对手。狄克斯坦深知自己作为特工，战绩斐然——波尔格业绩中的许多胜利都取决于他的贡献——而他只要认定这些事情值得一拼，就会一显身手。

雪铁龙轰响着驶过阿拉伯人的纳扎里思镇，这里如今已是一片荒漠，可能还在宵禁。汽车一路驶进黑夜，开往特拉维夫。波尔格点燃一支细雪茄，开口说话了。

“六日战争之后，国防部里一个聪明的小伙子写了一篇题为《以色列不可避免的毁灭》的报告。他的论据是这样的：在独立战争中，我们从捷克斯洛伐克购买军火，而当苏联阵营开始站在阿拉伯一方之后，我们就转向法国，后来又是西德。一旦阿拉伯人发现这一切以后，德国当即叫停了一切交易。法国在六日战争之后，强行禁运令。英国和美国都坚持拒绝出售武器给我们。就这样，我们一个接一个地失去了货源。

“或许我们可以通过不断地寻找新的供应商和建立我们自己的军火工业来弥补这些损失；但即使如此，事实仍将是以色列成为中东军备竞赛的失败者。在可预见的未来，石油国家会比我们富有。我们的国防预算已经成为我们国家经济的可怕负担。尽管我们的敌人也要花费几十亿的战争开支，虽然比起我们好不到哪儿去，但是他们拥有一万辆坦克的时候，我们就得有六千辆；他们要是有两万辆，我们就得拥有一万两千辆，以此类推。他们只消把每年的军费开支翻一番，就可以不开一枪地搞垮我们国家的经济。

“最后，中东近代史表明，大约十年左右就要有一次局部战争。这一模式的逻辑是不利于我们的。阿拉伯人可以输得起一次又一次的战争，但是我们却不可以：我们的首次失败将是最终的失败。

“结论是：以色列的继续生存取决于我们是否能够冲破敌人为我们设下的恶性螺旋上升的陷阱。”

狄克斯坦点了点头：“这并不是什么新思路。这是‘不惜代价换取和平’的陈词滥调。我估摸那个聪明的小伙子因这篇报告招来了国防部的攻击。”

“两次都错了。他继续说着，‘我们必须承受，或者说有能力承受时时出现的损耗，直到阿拉伯人的军队下一次跨越我们的边界。那时，我们得手握核武器。’”

有一段时间狄克斯坦一动不动地坐着，后来才长舒了一口气。这是那种话一出口就昭然若揭的毁灭性的观点。一切都会改变的。他沉默了好一会儿，琢磨着其中的含义。他的头脑里充满了疑问。技术上行得通吗？美国人会施以援手吗？以色列的内阁会赞成吗？阿拉伯人会用他们的炸弹以牙还牙吗？但他说出口的却是：“部里的聪明的小伙子，见鬼。那是摩西·戴严的报告嘛。”

“不要评论。”波尔格说。

“内阁采纳了？”

“一直在争论呢。某些资深的政客力争说，他们迄今尚未看到中东在一场核屠杀中遭到毁灭性的打击。但反对派的主要论据是，如果我们拥有一颗原子弹，阿拉伯人也就会有一颗，我们依旧会扯个平手。事实证明，他们犯下了大错。”波尔格把手伸进衣兜，取出一只塑料小瓶，交给了狄克斯坦。

狄克斯坦开亮了车内灯，察看着那只瓶子。瓶子大约一英寸半见方，薄薄的，呈蓝色。打开后，里面是一个由厚厚的防光纸做的信封。“这是什么？”他问。

波尔格道：“一位名叫弗莱德里希·舒尔茨的物理学家于二月份访问了开罗。他是奥地利人，但是在美国工作。他表面上在欧洲度假，但他飞往埃及的机票却是由埃及政府付的款。

“我让人跟踪他，但他甩掉了我们的人，消失在西部沙漠中已达四十八小时了。我们从中情局的卫星照片中得知，在沙漠中的秘密地区有人正在建设一项庞大的工程。舒尔茨回来的时候，这玩意就在他的衣兜里了。这是一个工作人员用的放射性剂量仪。这个信封是防光的，里面包的是一段原始底片。你把这盒子放在衣兜里或者别到翻领或裤带上。如果你暴露在核辐射之下，底片冲洗出来就会显示雾蒙蒙的。按照规矩，每一个访问核能站的人都必须携带这种放射性剂量仪。”

狄克斯坦关掉了车内灯，把那盒子交还给波尔格：“你是在告诉我，阿拉伯人已经在制造原子弹了。”他轻声说。

“就是。”波尔格说，声音故意被提得响亮。

“于是内阁就给达扬开了绿灯，让他制造自己的核弹。”

“是的，原则上就是这样。”

“怎么样呢？”

“有一些实际困难。这种事的机理——也可以说是实际的运行步骤吧——倒是很简单。只要是能够制造常规炸弹的人都可以制造核弹。问题在于得弄到爆炸物质钚。你得从原子反应堆中提炼钚。那是一种副产品。现在，我们有了一个反应堆，设在涅杰夫沙漠里的迪摩纳地区。你知道吧？”

“知道。”

“那是我们保守得最糟糕的秘密。然而，我们没有把钚从消耗的燃料中提取出来的设备。我们可以建立一座再加工的工厂，可问题是我们自己手头没有用以引发反应堆的铀。”

“等一下。”狄克斯坦皱起了眉头，“我们应该有铀啊，就算常规反应堆也需要这种燃料嘛。”

“不错。我们从法国得到了铀，供应的条件是我们要把用过的燃料返还给他们，以便再加工，所以他们得到了钚。”

“其他来源呢？”

“都提出了相同的条件——这是防止核扩散条约的一部分。”

狄克斯坦说：“可是迪摩纳的人员可以截取一些用过的燃料啊，没人会知道的。”

“不成。原先提供的铀的数量是已知的，可以精确地计算出另一端出来多少钚。而且他们要仔细称重——那东西贵得很哪。”

“这么说，问题就是要弄到铀了。”

“正确。”

“解决办法呢？”

“办法就是要你去偷。”

狄克斯坦眺望着车窗外。月亮升起来了，照亮了在一片地的角落里挤作一团的羊群，它们由一个手中握着牧羊杖的阿拉伯牧人看管着：完全是一幅《圣经》中的景象。就是这样一场游戏：为了这块土地的和平和富足，去盗取铀吧。上一次是在大马士革谋杀了一名恐怖主义头目，再上一次是在蒙特卡洛敲诈一个阿拉伯富人，制止他资助敌对的武装分子。

在波尔格大谈政治、舒尔茨和核反应堆的时候，狄克斯坦的思绪已经推到了远处。此时，他想到这次又把他卷了进去，恐惧也就又回来了，随之便是一段记忆。他的父亲去世以后，家境贫困潦倒，债主们上门讨债的时候，纳特被打发去开门说，妈妈不在家。在他十三岁的时候，他感到了难堪的屈辱，因为债主明知道他在撒谎，他也知道他们明白真相，他们会以既轻蔑又怜悯的目光盯着他，刺得他直打战。他一辈子都不会忘掉那种感觉。而此刻，像波尔格这样的人说出“小纳撒尼尔，为了你的祖国去偷些铀吧”的时候，当年的感觉便不自觉地升腾起来。

对他的母亲，他总是这么说：“我非得这样吗？”然而现在，他对皮埃尔·波尔格说的是：“既然我们无论如何都要偷，何必不买下铀，为了再加工干脆拒不退还呢？”

“那样一来，人人都会知道我们要干什么了。”

“是吗？”

“再加工需要花些时间的，要好几个月呢。在这段时间里，可能发生两种情况：第一，埃及人会加速他们的项目；第二，美国人会向我们施压，不让我们制造核弹。”

“噢！”那样就更糟糕了，“所以你就想让我去盗取那东西，而没人知道是我们干的。”

“不仅如此呢。”波尔格用粗嗄的喉音说着，“甚至没人知道遇窃。要让人看着就像是丢了。我要让拥有者和国际间谍们对那玩意的消失感到尴尬，只好装聋作哑。之后，当他们发现被盗时，也只有吃哑巴亏，不了了之。”

“可终归还是会真相大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