玛丽·罗杰疑案[1](第10/14 页)

“再来想想我们发现尸体时，它外衣的情况，‘外套上从底边向上一直到腰部被撕开大约一尺来长，它围着腰部绕了三圈，并被背后搭钩状的东西固定住。’这种做法的明显目的就是提供一个可以拎动尸体的把手。可是如果有几个人在，他们会想到采取这样的权宜之计吗？要是有三四个人，尸体的四肢不仅提供了充分的，而且是最好的把持部位。前种方法是单个人才会用的；这就使我们了解了一个事实，即‘在灌木丛和河流之间的栅栏被拆倒了，地面上有某种重物被拖过的明显痕迹！’可是，在一伙人完全可以把尸体一下子就抬过栅栏的情况下，他们会有必要为了把一具尸体拖过去而多此一举地去把栅栏拆倒？难道这些人会这样拖着尸体，然后留下明显的痕迹吗？

“说到这里我们必须得提到《商报》的一个观点；多多少少地，我早就评论过这个观点。那份报纸说，‘从这个不幸女子的一条衬裙上，被撕下一条长两尺宽一尺的布，它被系在她的下巴下面，缠绕在大脑背后，也许是为了防止她喊叫。这是那些没带手帕的家伙们干的。’

“我曾提起过，一个地道的流氓是从不会不带手帕的。但我着重要谈的不是这个事实。用到布条的原因并不是《商报》所想象的因为缺少一块手帕，那块被遗留在灌木丛中的手帕已经清楚地证明了这一点；其中的目的也不是‘为了防止她喊叫’，这也能从布条早于那个比它的作用好很多的手帕被使用上得到证实。但是在描述布条时，报纸的措辞为‘被缠绕在脖子上，缠得松松的，并被打了个结实的结。’这些词语都非常含混，但是与《商报》对此的描述有本质上的不同。那布条有十八英寸宽，因此，尽管它是一种薄棉布，也能通过折叠或是纵向的褶皱形成一条坚实的带子。因此，它在被发现时就是褶皱着的。我的推理是这样的：这个孤独的凶手用这条绷带拴住尸体的中部，将尸体抬出了一段距离或是从树林或是从其他地方后，发现用这种方式前进，他的力气不够。他努力地拖着那具重物——留下的迹象也证明了他确实有拖曳过重物的行为。既然改为拖，他就觉得很有必要在尸体顶端附加一个类似于绳子一样的东西，它最好是被套在脖子上，这样头部就会防止它滑脱。于是凶手无疑就想起了尸体腰上的绷带。要不是它缠绕在尸体上，要不是那个结一时解不开，要不是他记起来，这条布还没有从外衣上被‘撕下来’，他也许用的就是那根长带了。从衬裙上撕一条新的会更简单些，于是他就撕下了一条，把它系在脖子上，就这样拖着受害者到达了岸边。所以，这条‘布条’非得要费点周折和时间才能用，但是却多少表明了它存在的目的——即这条布条确实是被用过的，这说明使用它的需要是产生于已经拿不到手帕的时候——也就是说，照我们推测的，该需要产生于凶手离开树林如果那里真是作案现场之后，而且是在从树林通向河边的路上。

“你会说，但是德吕克夫人的证词！特地指出，在谋杀发生的重大时间前后，在树林附近有一伙人。这一点我同意。如果在鲁尔门一带，在这场悲剧发生的前后，没有一打像德吕克夫人所描述的团伙的话，我倒要怀疑了。虽然德吕克夫人提供的证据多少有些滞后，也确实令人怀疑，但是为自己招来责难的无赖却只有一伙，即那个老实而谨小慎微的老妇人所说的吃了她的糕饼、喝了她的白兰地，却懒得付钱的那伙人。Et hinc ill？ ir？？[25]

“那么德吕克夫人的确切证词又是什么样的呢 ？‘一帮歹徒出现了，他们吵吵嚷嚷的，又吃又喝还不给钱，并跟着上了那对青年男女走的路。在黄昏时，他们返回了旅馆，似乎非常急匆匆地过了河。’

“那么这个‘非常急匆匆’很可能在德吕克夫人眼里会显得更严重些，因为她还久久地、哀怨地牵挂着她那些倒霉的糕点和酒水——对于那些糕点酒水，她还怀着一丝希望想得到补偿。否则，既然天都暗下来了，她还要强调急匆匆干吗？这肯定是没什么好奇怪的，哪怕是一伙歹徒也该急匆匆地赶回家，因为得要靠小船渡河，而且暴风雨将至，夜晚又快降临了。

“我说的是快降临；因为夜晚还没有到来。当这伙‘歹徒’使德吕克夫人对其急匆匆的样子悻悻然时，只不过才黄昏时分。但是我们得知，就是当天夜里德吕克夫人，还有她的大儿子，‘听到了旅馆附近有女人的尖叫声。’那么，德吕克夫人又是怎么来确定在夜里听到这些尖叫声的时间段的呢？她说是‘天黑后不久’。但是‘天黑后不久’至少说明了是天黑了；而‘在黄昏时’就肯定是白天。因此我们可以非常明确的是，那伙人是在德吕克夫人无意中听到？尖叫声之前离开鲁尔门的。尽管，在所有相关的案情报道中，有关的论述正如我在与你交谈中所表现出来的，都是清晰而有差别的，各家报纸或各位盲目执行命令的警察都还没有注意到这里面有任何总体上的矛盾。

“我只要在关于不是一伙人作案的论点上仅仅添加一点；但是这一点，至少在我看来，具有完全无法抵抗的力量。在那个大笔酬金的前提下，而且有提供重大证据就能被完全赦免的条件，在短时间里，若在一伙粗俗的流氓中，有某一个人，或者说是任何一个人在不久前背叛了他的同谋，这并非是假想。这伙人中的任何一人，在这样的情况下，倒并非完全是贪婪那笔酬金或是渴望赦免，而是担心被同伙出卖。那么，秘密至今未被解开就恰好证明了，事实上，它确实是秘密。这可怕的黑暗勾当只有一个人知道，或两个人知道，其中一个是凡人，一个是上帝。

“让我们来总结一下在长时间的分析后，我们所有的那点虽不充分却是确凿的成果。我们已经有了一个肯定的观点，无论是德吕克夫人屋檐下发生的亡命事件，还是鲁尔门附近树林里的谋杀案，都是由死者的一位情人，或至少是她的秘密相好所为。这个伙伴脸色黝黑。这种脸色、长带上的‘结’，还有女帽缎带上的那个‘水手结’，都说明那人很可能是一名海员。他和死者，一位风流但不卑贱的年轻女子的交情，表明了他的地位高于一般的海员。那些报纸上行文流畅而急切的报道都能很好地证明这一点。《信使报》所述的第一次私奔的情况，有助于使我们将这个海员与那个‘海军军官’，即大家最初知道的那个将这不幸姑娘勾引的人联系起来。

“现在，我们最好来探讨一下这个脸色黝黑之人一直不见踪影的事。我们先得注意，他的脸色是非常黑的；肯定不是一般的黑才会让瓦伦斯和德吕克夫人惟此特点而记忆深刻。但是为什么这个人会不见踪影呢？难道他被那伙人杀了？如果是那样的话，为什么那里只有被谋杀的女子的痕迹？两场谋杀的地点自然会被人推测是同一个地方。那么他的尸体在哪里呢？很有可能凶手用同样的方式把两具尸体都处理了。但是也有可能这个男人还活着，他是拖延着不露面，因为害怕被人指控杀了人。他的这种担心现在可被视为理所当然——只是在事后的现在——因为已经有人证明曾看见他和玛丽在一起——但是在凶杀刚发生后这种担心却不合情理。一个无罪的人的第一反应应该会去报案，并会协助辨认歹徒。这一点，也是出于策略。他已经被人看见过是和那个姑娘在一起的，他们两人坐着一条敞篷的渡船过了河。哪怕是对一个白痴来说，公开指控凶手明显就是最必然也是最唯一的让自己洗脱嫌疑的办法。我们没法认为，在那个不幸的星期天晚上，他会既不知情也没有察觉到发生了一件惨案。可是只有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才可能想象他既然活着又为何没去报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