玛丽·罗杰疑案[1](第4/14 页)

“就老在鲁尔门一带搜寻凶手的痕迹而论，我们相信，到目前为止，案情侦察是误入歧途了。一个像这一年轻女子一样被公众熟知的人，在走过了三个街区而不被人看见是不可能的；而且，任何见到她的人都应该会记住这事的，因为所有知道她的人都对她颇有兴趣。她是在街道充满了人群时离开的……她在经过了鲁尔门或是德罗梅街后，肯定会被一打以上的人认出来；可是没有人站出来说他曾在她母亲住所之外见过她，而且，除了证词中提及她所表述过的意图外，也没有迹象表明她确实是出来了。她的外衣破了，包裹在她身上，而且被打结系住了；并且，因为这样，尸体像一捆东西似的被抬走了。如果凶手是在鲁尔门附近行凶的，那么就没有必要对尸体做出如此的处理。尸体被发现漂浮在鲁尔门附近的事实并不能证实它是在哪里被扔进水中的……从这个不幸女子的一条衬裙上，被撕下一条长两尺宽一尺的布，它被系在她的下巴下面，缠绕在大脑背后，也许是为了防止她喊叫。这是一帮没带手帕的家伙们干的。”

然而，在警察局长拜访我们的一两天前，警察们得到了某个重要的信息，至少，这消息似乎推翻了《商报》所论述的主要观点。两个小男孩，他们是德吕克夫人的儿子，在鲁尔门附近的树林里漫步时，碰巧走进了一个茂密的灌木丛，里面有三四块大石头，形成了一种有靠背和脚凳的椅子。在上面的石头上铺着一条白色的衬裙；在第二块石头上的是一条丝绸围巾。那里还有一把女用阳伞、一副手套和一块手帕。手帕上绣着的名字是“玛丽·罗杰”。在四周的灌木上还有一些衣服的碎片。地面是被踩踏过的，树丛被折断过，到处都有搏斗过的迹象。他们发现，在灌木丛和河流之间的栅栏被拆倒了，地面上有某种重物被拖过的痕迹。

一份名为《太阳报》[12]的周刊对此发现作了以下的评述——这些评述不过是对整个巴黎报界的观点作出了呼应：

“所有这些物品在那里显然已至少有三四周时间；由于下雨，一切都严重发霉，并粘在一起了。有一些物品四周和上面还长了草。阳伞的绸面很坚实，但是里面织线已经全部分解腐烂了。上面的部分是双层和折叠的，也都发霉破烂，并在伞被打开的情况下开裂了……那外衣的几条碎片被灌木丛撕破，有六英寸长、三英寸宽。其中一块是外衣的底边，它被修补过；另一块是裙摆上的，不是底边。它们看上去就像被撕下来的布条，被放在荆棘丛上，离地面大概有一英尺距离……因此，毫无疑问，这令人瞠目的行凶现场已经被发现。”

紧接着这个发现，新的证据出现了。德吕克夫人作证说她在河岸不远处，正对着鲁尔门的地方开着一家路边旅馆。那附近很偏僻——异常僻静。那里通常是城市来的流氓们的星期日度假地，他们是坐船过河的。那个星期天下午，大约在三点钟，一个年轻的姑娘来到了旅馆，有一个脸色黝黑的年轻男子陪着她。他们两人在那里停留了一段时间。在他们离开时，他们走了一条通往附近某个茂密树林的路。德吕克夫人被那姑娘的衣服吸引，因为它很像她一个已故亲戚穿过的衣服。她尤其注意到了那条围巾。在这对人离开后，一帮歹徒出现了，他们吵吵嚷嚷的，又吃又喝还不给钱，并跟着上了那对青年男女走的路。在黄昏时，他们返回了旅馆，似乎非常急匆匆地过了河。

当天晚上天黑后不久，德吕克夫人和她的大儿子听到了旅馆附近有一个女人的尖叫声。那喊声很凄厉，不过很短暂。德吕克夫人不仅辨认出了在灌木丛中发现的围巾，而且还认出了在尸体身上被发现的衣服。一个名叫瓦伦斯[13]的马车夫也作证说，在那个星期天，他看见过玛丽·罗杰和一个脸色黝黑的年轻男子一同乘渡轮到了塞纳河对岸。瓦伦斯认识玛丽，他不可能认错的。那些在灌木丛里被发现的东西已经全部被玛丽的亲友们辨认出来了。

在杜潘的建议下，我就这样亲自从报纸上搜集了这些证据和信息，它们还包含了一点——但是这一点似乎至关重要。就在上述这些衣物被发现后不久，好像有人看见那个丧失了生命力或几乎像行尸走肉般的圣厄斯塔什，玛丽的未婚夫，出现在了被大家所认为的行凶现场的附近。在他身边有一个标有“鸦片酊”[14]的瓶子，瓶子已被倒空。他的呼吸证实了那是种毒药。他无声地死去了，在他身上有一封信，信中主要表明了他对玛丽的爱，以及他要自毁的打算。

当杜潘仔细看完了我的笔记，说道：“我无需告诉你，即这案件比摩格街谋杀更加错综复杂。它与后者有一个重要的不同。这是一个虽然残忍，却是普通的犯罪案例。它没有什么特别超常之处。你会注意到，就因为这个原因，人们一直认为这个案子很容易解开。就因为它平常，它本该被认为难以解开。于是，最初，人们认为没必要设酬金。G先生的众多下属们很快就能明白这样的惨案很可能是怎样、为什么会犯下的，他们能从很多的杀人方式中想象出其中一种，从许多的动机中找寻出一种来；因为不无可能的是，在这些无数的方式或动机中，或许就真有一种符合实情，他们想当然地认为那其中必有其一。但是，对此案的各种奇想所包含的共同容易性，以及这些奇想各自似乎带有的可能性，应该被人们理解为是预示了阐明此案是困难而非容易的。我曾经说过，正是凭着那些超乎寻常的现象，理性才能谨慎地摸索到真实，假如发现真相的途径真的存在的话，对于目前这样的案件，应当探询的问题不是‘发生了什么？’，而是‘发生了什么前所未有的事？’在对莱斯巴拉叶[15]夫人的住所进行调查时，G先生的那些侦探们都对那些不同寻常的现象感到沮丧和迷惑，而这些现象对于一个理性而有条理的才智之人来说，却是确定地预示了成功；可是这同一位才智之人，在面对这个香料店姑娘的案件所呈现的寻常特征时，却有可能陷入绝望，而且除了警察人员也能轻易取得的进展外，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来。

“在莱斯巴拉叶夫人和她女儿的案子中，甚至在调查伊始，我们就确信这是一起谋杀，自杀的嫌疑是被立刻排除的。现在，我们也从一开始就排除了自杀的各种可能。在鲁尔门被发现的尸体呈现的是这样一种情形，这很难让我们有推想出自杀的可能。但是也有人认为这具被发现的尸体并不是悬赏酬金缉拿凶手或凶手团伙案件中的、那位我们刚刚就她与警察局长达成协议的玛丽·罗杰。我们都熟识提出此观点的局长先生，但也不能太信任他。如果我们从被发现的这具尸体开始调查，并由此追查出凶手，发现这具尸体并不是玛丽；或者，如果我们从活着的玛丽着手调查，并找到了她，发现她未被杀害——这两种情况都是徒劳无益的；因为我们要承兑的人是G先生。因此，出于我们自身的目的，即使不是为了公道，绝对有必要的是，我们的第一步应该是确定尸体的身份就是失踪的玛丽·罗杰。

“《星报》的那些观点对公众影响很大；而且报刊自身也确信这些观点的重要性，这从它着手写的关于此话题的其中一篇文章的开篇态度中可以看出来——‘在一天的几份早报中’，它这样写道，‘都谈及了星期一《星报》上的那篇结论性的文章。’对我而言，这篇文章除了作者的热情之外，似乎并没有什么结论性。我们应该记住，总的来说，报纸的目的更多的是煽动情绪——是提出论点——而不是推演事实的起因。只有当前者与后者似乎是巧合时，后者的目的才被顾及。仅仅发表普通观点的报纸尽管这观点或许很站得住脚，并不能从公众中赢得声誉。民众只有在报纸对某个普遍观点提出尖锐的反驳时才认为它是深刻的。无论在推理中还是在文学中，最快而且最广泛地被人赏识的就是惊世之言。但是惊世之言在两者中却是价值最低的。